三、产能过剩的衡量标准

（一）相关经验数据国际比较

从美国经验看，自1960年以来，产能利用率的中值、高点、低点均出现系统性下降。1960—1970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中值为83.8%，最高点为88.4%，最低点为74.4%；1980—1990年，中值为81%，最高点为85%，最低点为73%；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值为77%，最高点为80.6%，最低点为67.2%。可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产能利用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相应的过剩标准也随之变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产能利用率低于83%就算过剩，但到了八九十年代，低于81%就算过剩，进入本世纪，低于78%才算过剩。

从欧洲经验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1991—2008年），产能利用率中值为82.3%，最高点为85%，最低点为77.4%。危机爆发后，产能利用率急剧下降，即便在经济V形反弹的高点，产能利用率也不超过80.7%。

从新兴经济体看，2005—2012年期间，巴西产能利用率中值为81.6%，最高点为83.7%，最低点为78.4%。中国台湾1981—2007年期间产能利用率中值为78.8%，最高点为83.4%，最低点为72.5%。

总括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经验，不同国家产能利用率中值水平有所差异，但基本上落在81%～82%的区间，高点在83%～85%的区间，低点一般低于75%。据此，虽然判断产能过剩没有一个通行标准，但81%～82%表明产能利用率基本正常，如果高于85%可视为产能严重不足，低于75%则表示产能严重过剩。

观察不同时期中国与美欧、部分新兴经济体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中国与巴西在不同阶段的产能利用率波动幅度较小；而美欧、中国台湾的产能利用率波动幅度较大。如中国在2008—2013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最大波幅（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差额）为5.2个百分点；巴西在2005—2012年的最大波幅为5.3个百分点。美国在2000—2012年期间产能利用率最大波幅为13.4个百分点；欧盟在2009—2012年期间的最大波幅为11.2个百分点；中国台湾在1981—2007年期间的最大波幅为10.9个百分点。美欧和中国台湾的产能利用率波幅较大，可能与其经济发达、市场竞争较充分有关，即政府对产能的行政干预较少，产能扩张和去产能由市场需求引导，因而产能调整较充分，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较大。我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深，在经济上行阶段具有较强的产能扩张动力，使得产能利用率上升较快，而在经济下行期，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当地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去产能进程较为缓慢，产能利用率下降速度通常赶不上经济扩张期时的上升速度。如经济上升的1999—2007年期间，产能利用率波动幅度为13.5%，而危机后的2008—2013年期间，产能利用率波动幅度为5.2%，不到经济上升期间以及美欧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波动幅度的一半。

表1-1　中国与美欧、部分新兴经济体产能利用率比较　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

关于我国产能过剩判断的经验标准，国家发展改革委曾表示，近十几年来，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波动较大，中值在80%左右，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较接近，据此也认为我国产能利用率处于80%～85%之间比较正常。

与上述标准类似，卢锋（2009）⁽²⁾对不同区段产能利用率进行了初步分类（见图1）。产能利用率以左端为0、右端为100%，共有8个性质不同的区间，其中30%以下为极度过剩，30%～60%为严重过剩，60%～75%为显著过剩，75%～80%为轻度过剩，80%～85%为基本适度，85%～90%为显著不足，90%～95%为严重不足，95%以上为产能瓶颈。

图1-1　产能利用状态分类

（二）经验数据比较的局限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经验数据的参考价值不能绝对化，需要结合多种因素综合判断。一是不同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差异较大。如平板玻璃行业属于连续生产性行业，其产能利用率一般都较高，简单做行业对比并不科学。二是产能利用率与产业组织结构相关。如有的企业组织控制能力较强，虽然产能利用率不高，但库存不一定过剩。三是产能利用率与产能先进性以及竞争方式有关。以中、美钢铁产能利用率为例，我国一般为70%～80%，高点能达到85%，美国通常为60%～70%，有时甚至为50%～60%。如果简单比较，我国比美国好。但实际上，我国产能的先进性落后于美国，甚至越是成本低、污染大的落后产能，如“地条钢”等，产能利用率和竞争力反而越高，简单对比容易误导。四是产能利用率与产业发展层次相关。产业发展层次越高，经济越能承受较低的产能利用率，个中差异在于产业层次决定的附加值不同，即产业利用率并非决定投资回报率的唯一因素，高产能利用率并不一定意味着高资本回报率。比如我国出口制造业近几年来产能利用率虽然下降，但由于结构优化和产业层次提升，增加值率反而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