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论者撒切尔
（原载于《商业周刊/中文版》2013年4月26日刊）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抵制欧元问题上做对了。但是，她对欧洲的轻视却给她的国家帮了倒忙。
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赞扬4月8日刚刚去世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是英国和平时期最伟大的领导人。享年87岁的撒切尔配得上这一赞誉。她在1979年上任之时，英国经济因好斗的工会而陷于瘫痪，公共部门也死气沉沉，她扭转了这一切。她对劳工组织和国有企业宣战，并最终赢得了胜利。后来的工党政府基本沿用了她的经济政策遗产，这也佐证了她的成功。在国内政策方面，撒切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诸多重大争议。
不过，她在欧洲政策方面的表现则是另一番景象。她再次宣战，这次的对手是一批梦想家以及她所在的保守党内部她认为被蒙蔽的同仁——这些人希望将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从一个免税自由贸易区转变为由欧洲各国组成的“合众国”。遗憾的是，这场战斗断送了她的政治生命，而有关英国在欧洲地位的争议之后并未平息，至今仍是一个动辄引起各方激愤的话题。
迫使撒切尔1990年黯然离开唐宁街10号的不是选民，而是她的党内同仁，而导致其昔日盟友转而反对她的正是欧洲问题。撒切尔勉强同意了经济大臣们提出的英国应加入欧洲汇率体系的要求，但她拒绝做更多让步。欧洲汇率体系正是欧元诞生的前奏。
在罗马出席完某次欧共体会议回国后，她在议会发表讲话，抨击欧洲委员会（欧共体的执行机构）提出的欧洲政治一体化计划。她对该计划的表态是：“不，不，不。”副首相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对撒切尔的立场大为不满，遂决定辞职。豪在那之前一直是撒切尔的忠实副手，同时，他也是议会下院见过的最乏味的演讲者之一（曾有一位工党大臣说，听他发表批评讲话就像“被一只死羊袭击”），但这次豪在议会发表的辞职声明却让人血脉喷张。它驱散了人们对撒切尔政权的幻想，它所激发的反叛浪潮最终导致撒切尔翻船。
将近二十五年之后，英国人仍在绞尽脑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撒切尔当年在欧洲问题上的立场到底是对是错？总地来说，与断送她的那些人相比，她对欧洲一体化计划的评价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英国人如今即使对自己的国家不加入欧元区的决定感到遗憾，也不愿说出来。欧盟在面对经济危机时的一连串笨拙举动——比如最近的塞浦路斯危机——似乎证明了撒切尔大多数严厉驳斥的正确性，而且远不止此。
但是，她对欧洲的轻视对她自己的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结果没有那么好。在欧洲问题上，撒切尔有态度问题，这种态度在其他欧洲国家的人看来属于英国特色。她在实质性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她对欧洲一体化计划表达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蔑视，并激化了这种情绪，这对她的国家是一种帮倒忙行为。
英国人对欧洲的怀疑主义有两种风格，而撒切尔是兼而有之。理性的一派持实用和自由主义的立场（从欧洲角度而言）。这一派惧怕大政府，希望能阻止官僚主义循环往复的自我复制倾向。他们希望将民主责任主要定位在国家层面上，直到一个真正的欧洲政治身份靠自身确立起来，而且他们还认为，这个过程不应仓促行事。他们认同英国对欧洲经济繁荣的严重依赖，对从欧洲单一市场收获的贸易成果满心欢喜，并欢迎为此目的而进一步推进一体化，但是，他们拒绝政治一体化自身单独成为一个目标。
同时，还有非理性的、思想狭隘的一派。其核心是沙文主义，而且，它不仅与英国的历史有关（想想诸如丘吉尔当年那句“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在登陆点战斗……”），还与对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曾下降的幻觉有关。按照他们的想法，大不列颠不需要欧洲。是啊，欧洲曾经为我们做过什么呀？
1988年，撒切尔在位于比利时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发表演讲，后来成为自由主义派有关欧洲怀疑论的有力声明。撒切尔在演讲中说，“英国人不会梦想成为附在欧共体边缘的惬意而孤立的存在。我们的命运在欧洲，作为欧共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欧共体不应就此止步。它不是一个按照一些抽象的思维概念不停修改的机构性组织……（它是）一个欧洲可以赖以确保未来繁荣和人民安定的切实手段。”
撒切尔所言极是。但问题是，在实际行动中，她的确表现出梦想成为欧共体边缘的一个惬意但孤立的存在。豪曾谴责她认为“欧洲大陆正在积极联合怀有恶意的人们——用她的话来说——图谋‘摧毁民主’、‘消解我们的国家身份’，并引导我们‘悄悄从后门加入一个联邦化的欧洲’。”豪是对的：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许多英国选民当年也这么认为，而且现在依然如故。
与撒切尔不同，卡梅伦首相是亲欧派。他一直试图宣扬英国人的欧洲怀疑论中的理性部分，并压制其非理性的部分——持这部分观点的人用豪的话来说，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对过往多愁善感的小天地里。但这一努力并未奏效。欧洲计划的失利加剧了英国国内持怀疑论者的决心。而在欧洲其他地区，人们眼见得英国人因为未加入欧元区而得以躲过灾难，对他们的嫉恨丝毫不减，并且对他们的一再推三躲四几乎再无耐心。
卡梅伦最近宣布，要对在一系列条约修改过程中移交（撒切尔以前喜欢用“屈让”）给布鲁塞尔的权力重新进行审核，以便评估其中部分权力是否应归还给成员国政府。基于这一点，他表示将就英国在欧盟的成员身份问题重新谈判，并在2017年年底前，将决定去留的新决议提交全民公投。
鉴于英国经济因受危机影响步履维艰，卡梅伦为振兴经济而采取的紧缩政策反而加剧了经济困境，卡梅伦及保守党或将输掉下次大选。他所承诺的全民公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给保守党增加机会，其目标是安抚保守党内的欧洲怀疑论者，掩盖党内分歧。这一策略也有可能受到选民的欢迎，即便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家认为它将是可能导致英国人与他们不和的又一险招。法国和德国已表示，将不参与卡梅伦的审核。
无论卡梅伦打的是什么算盘，演练一下他提议的行动都很有必要。欧盟自身有双重模式并存。在财政方面，它仍是一个由受民主政治左右的国家组成的松散的联合组织，而在货币政策方面，由1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元区是一个拥有一家央行、一种政策的统一组织。
经济危机使这两种模式发生了剧烈冲突。在稳定金融系统时，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财政一体化行动，将对欧元区内的脆弱经济体带来巨大压力。但这方面已没有退路：如果取消欧元体系将造成更大的混乱。唯一的选择是实行更紧密的财政协调行动、更多地分担压力——而这一点很自然地要求重新考虑英国这类国家的相关义务：它们是欧盟成员，但不在欧元区内。
如果人们抱有良好意愿，则这场迟到的讨论或许不仅能满足卡梅伦及其盟友，也将取悦其他仍希望实现“更紧密联盟”的人们，这是镌刻在欧盟创立文件上的一个神圣目标。理想的答案是建设一个正式的、多种速度并存的欧盟，它可以同时容纳寻求政治全面一体化的国家、以及希望在未来加入一体化之前仍作为单一民族政体存在的国家。可惜，这种良好意愿并不存在，所以，这种对话也不会发生。欧洲为实现目标及共同福祉的期望在最需要的时候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这一点而言，撒切尔和尊崇她的保守党人在一定程度上难辞其咎。在与欧洲打交道时的怀疑和怨恨已成为她政治遗产的一部分——这种做派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她坚持要求对英国给欧盟的预算拨款给予特殊返款，这一成果在英国政界已被奉为神圣功绩。她加剧了英国的沙文主义倾向，并迫使欧洲大陆对来自这个无忠诚可言的英格兰伙伴的不满和阴谋时刻保持警觉。
她的支持者无疑认为她是无辜的。从某种角度来说，的确如此。撒切尔对欧洲所求甚少，欧洲对此正中下怀。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多年来，德国一直是“更紧密联盟”的头号拥护者，如今却持一种典型的撒切尔主义立场，声称救助是有害的做法，德国纳税人不会再掏一分钱来帮助那些贫弱无用的人，这些人落到如此境地只能怪自己。
问题的重点在于，撒切尔的沙文主义错在当时，而铁石心肠的德国错在眼下。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私利的问题。如果欧洲沦陷，英国将无法独善其身，德国也是如此。欧洲的整体胜利取决于重新唤醒人们的合作、慷慨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撒切尔或许会嘲笑这种想法，但在这件事情上，一向懒散拖沓的英国人比其他大多数当事者都负有更大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