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北朝和隋唐均田制

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十六国混乱时期，社会经济又一次受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大减，“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北魏建国后，注重农业生产，以解决军食，安集招抚流散的汉族人民，缓和社会矛盾。北魏初年，将大量俘获的各族人民、牲畜，集中至京畿地区，“计口受田”，督课开垦。这种法令曾先后于396年、398年、413年颁行。有时还由政府发给耕牛和农具。以后北魏逐步统一北方，而当时北方“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为了与当时筑坞堡、聚三五十家为一户的大地主豪强争夺剥削对象，同时也为了解决众多无主荒地的地权整理，北魏于485年颁布了均田令。

北魏均田制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发布的均田令，总结了魏晋以来封建土地立法经验，又杂以北魏鲜卑族拓跋氏部落旧有的一些农村公社习惯。此法令共有15条，其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土地的分类归属。确认凡无主荒地属于公田。此外远流配谪的罪犯，无子孙户绝者的田宅桑榆“尽为公田”。公田由政府授予百姓、官吏各色人等。因此公田又分为六类：

1．露田。专种谷物，不得栽种树木，凡年满15岁以上男女受露田二十亩。奴婢与平民同额受露田，耕牛每头受露田三十亩，一户限牛四头。地质较差地区，给一倍的休耕地，称之为“倍田”。如更差，可以再给一倍。

2．桑田。可种桑树，也可种榆树、枣树、栗树。男子每人受二十亩，奴婢同额。桑田“皆为世业，终身不还”，即由政府授予后可以私有，可继承，“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3．麻田。凡不适合种桑的地区改授麻田，男子每人十亩，女子每人五亩，奴婢同额。麻田不属于私有。

4．宅地。每良民三口给宅地一亩，奴婢五口给宅地一亩。男女15岁以上，每人给莱田五分之一亩。宅地也是世业，属于人民私有，可以继承。

5．官员公田。这是授予各级官府作为办公费用的田产，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县令、郡丞六顷。每任官员传递，“卖者论如律”。

6．官员职分公田。作为官员薪俸一部分，不问贵贱每人一顷，“以供刍秣”。

二、关于土地的还受。

1．凡百姓到达成丁年龄即可授田，至年老（70岁）免役或身死，就必须归还授予的露田、麻田。奴婢、牛只死亡、卖出也要归还田地。

2．如全户人口皆为老小、残疾免役者，年11岁及残疾者各授“半夫田”,70岁以上也不必归还。寡妇守志不嫁者也给予一般女子同额的“妇田”。

3．授田时间为每年正月。

4．犯罪者、户绝者的田产为公田，但如有亲属，则优先授予其亲属。如尚未到给受期限也可先借给亲属耕种。

5.“诸给口分田，务从便近，不得隔越”。一户新增加人口，要在已受田的附近授予。

6．授田的次序以先贫后富、先无后少为原则。

三、关于土地的利用。初受桑田者，必须在三年之内耕种，至少植五十株桑、五株枣和三株榆。如三年内没有耕种，土地还官。

四、关于人户迁徙及其他。

1．土地足够分配的地方为宽乡，不够分配的地方为狭乡。狭乡人户愿意迁往宽乡居住，“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但不可“避劳就逸”，迁往徭役负担轻的地方。狭乡人户若不愿迁徙，露田不足则以桑田充数，再不够，不分倍田。宽乡的人户“不得无故而移”。

2．地广人稀地区允许“随力所及”开垦荒地，以后来者，再依法授受。

北魏均田令并不是“平均天下所有田土”的意思，而是由国家“均给天下民田”的意思，并不触及原有的大土地私有制，并没有明文规定土地的限额。相反，北魏的法律对土地私有权还加以各种保护。北魏法令规定：凡所有权有争议的田土，一律归现在的占有者所有。均田令中的桑田，也泛指原来人户私有的土地，同样不在“还受之限”，即使超过露田的限额，甚至倍田的份额，仍不作为露田还受。均田令在诸如宽乡可以“随力所及”，狭乡可以减分；原则上禁止土地买卖，但又规定在定额内可以买卖；倍田、再倍田等方面的规定都可以含糊解释，以利于大土地所有者。规定奴婢与良民同额受田，更是有利于广泛蓄奴的世族豪强地主。

另一方面，北魏均田令承认了农民有获得土地的权利，有迁徙、开垦荒地占为己有的权利，也保护了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权，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北魏政权用均田令较为成功地调整了土地关系，在与大土地所有制妥协的前提下，以国有土地的名义扶植、保护自耕农经济，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且，实施均田令后，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稳定了统治秩序，北方的社会经济逐步恢复。

北齐、北周和隋朝均田制

北魏政权在534年发生分裂，形成了东魏、西魏，而相继建立的北齐、北周政权出现对峙的局面。后来北周灭北齐，隋朝代周，北方再次统一。在这一分裂时期，各政权仍按北魏均田令原则，进一步推行均田制。

北齐在河清三年（564年）发布均田令。规定：京城周围三十里以内土地划为公田，分授给各级职事官的为职分田。百里以内土地允许私有，“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百里以外全国各地区的土地仍按北魏制度划分为桑田、露田。明确规定桑田为“永业”，不宜种桑地区授予麻田，与桑田同样为永业。18—66岁男子受露田八十亩，桑田二十亩；女子受露田四十亩。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头。奴婢与良民同额受田，但对奴婢数目有限制：亲王三百人、嗣王二百人、二品以上一百五十人、三品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及庶人六十人。规定除了桑田之外，“悉入还受之分”。每年土地授受时间改在十月。

北齐均田令的特点是：

1．进一步确认土地私有权。如麻田与桑田同为永业，并公开允许权贵之家在京城百里之内霸占兼并土地等规定，对世族豪强让步。

2．关于土地买卖的禁令空泛。虽然规定凡告发土地买卖、告发土地超额者有赏（即以土地赏给告发者），然而“露田虽复不听卖买，买卖亦无重责”，徒然增加社会矛盾。另外，允许官员买卖职分田。

3．土地的授予、退还等规定粗糙。被当时人称为“授受无法”，造成“争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的现象。

4．北齐政权划出京畿地区作为权贵任意兼并地区，主观上企图将土地兼并控制在一个地区之内不致蔓延全国。然而实际上由于北齐皇帝经常将京畿地区土地“横赐”“永赐”给权贵之家，权贵得以“请”“借”名义扩张土地，“肥饶之处，悉是豪势”。“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北周均田制度基本仿照北魏，“人民自十八岁起受田，至六十五还田”，凡成家者一户一百四十亩，单丁一百亩。宅地规定十人以上五亩，七人以上四亩，五人以下三亩。其特点是否认了妇女的受田权利。

隋朝建立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之上，在土地立法上基本采纳的是北齐的制度，颁布新的均田令。其特点是：

1．确认贵族官僚按等级拥有土地私有权。从诸王至都督以下，各给永业田为私有，多者一百顷，少者四十亩。此外，官员在任职内可占有职分田，一品五顷，每品五十亩为差，至九品官为一顷。职分田是官俸的一部分，去任后须移交下任。各官府又有“公廨田”，收入作为官府办公费用。

2．园宅地，每三人给一亩，奴婢每五人给一亩。

3．关于土地的授受、买卖等方面同于北齐制度。

由于隋朝沿袭北齐赐田弊病，大量将公田赐给权贵功臣，造成狭乡日益增多。592年，隋文帝派出使臣至各地“均天下田”，狭乡每丁才二十亩，老人、少年更少，受田普遍不足。

唐朝均田制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发布《田令》，推行均田制。以后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李隆基）又一次发布《田令》，其内容比之北魏、北齐的制度更为详细。

一、对人民授田、还田的规定。

1．明确数量。丁男（21岁以上）、中男（18岁以上），每人给田一顷。年老及残疾者给田四十亩。寡妻妾给田三十亩，如寡妻妾为户主，则给田六十亩。道士、僧侣每人三十亩。女冠（女道士）、尼姑每人二十亩。

2．确定种类。所受田中的20%为永业田（即北魏桑田），允许私有， 80%为口分田（即北魏露田）。

3．明确宽乡、狭乡概念。受田已足者为宽乡、不足为狭乡。狭乡受田额可比标准减少一半。工商业者在宽乡可给半额口分田（四十亩），狭乡不授。需要休耕的荒薄土地，需休耕一年的加倍授予口分田。狭乡可遥授予别处宽乡的休耕地。

4．确定亩制。全国一律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田、一百亩为顷。

5．确定授受时间。每年十月至十二月授受田亩，同时对一年中人口及其他变动加以土地调整。

6．确定授田次序。规定按“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次序授田。即承担租调户、贫穷户、无地户有授田优先权。

7．确定不耕改授。凡受田者在两年内没有耕种，即借给“有力者”耕种。如不自己耕种而转佃他人，在六年内仍未耕种的，追田改授。

8．明确还田规定，口分田在受田人死后需退还官府改授他人。但军人出征失踪，其口分田经六年之后才收回改授，若六年后其人还乡，优先再授。出征战死者口分田不再收回。战伤或其他因公致残疾者也不追减口分田。

二、对官僚的授田规定。田令取消了北魏以来旨在照顾权贵的“丁牛限四”“奴婢依良”等内容，明确规定：

1．贵族官员按品级授予“永业田”，亲王至骑都尉，按品级授田一百顷至四十顷。有军功者给“勋田”。官爵与勋俱当给者，从其大数，不二者并给。官勋田可以隔乡遥授，未请受而官员身亡，子孙不合追请。但袭受爵位者可以减半请受父祖未请受田地。

2．职分田：作为官员俸禄的一部分，从一品至九品，十二顷至两顷不等。

3．公廨田：收入供官府办公费用，自大都督府至关戍，四十顷至一顷不等；州三十顷至十五顷，县十顷至六顷（视州县大小而定）；京城各官府二十六顷至两顷不等。

三、关于土地买卖及其他。

1．官僚的赐田和五品以上官员的官勋田均可以买卖。

2．百姓的永业田虽属私有，可以继承，但不可随便买卖，必须在诸如庶人身死、家贫无以供葬之类的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出卖。

3．口分田原则上禁止买卖。唐律规定：“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然而，唐田令又规定，有一些特殊原因时可以灵活处分，如：欲从狭乡迁往宽乡，允许出卖其口分田；欲出卖口分田充作住宅、邸店、碾磴之类情况下也允许出卖。

4．买卖土地必须经官府批准。田令规定：“田无文牒辄卖买者，财没不追，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

5．禁止占田过限。唐律规定，凡占有土地超过品级应有之数及一夫一百亩之制的，为占田过限之罪，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每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即过限一百五十一亩）。然而又规定“若于宽闲之处者，不坐”。

唐代均田制的实际执行情况与法令规定相差很大。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看来，受田不足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敦煌高昌县，据已发现的一些文书分析，平均每户仅受田十亩左右，然而制度还是执行的。从这些文书看来，每年十月开始进行土地的授受调整，并且都做成详细文书，分为：死退——受田者死亡，退还口分田；剩退——受田者年满60岁，作为年老者必须退还受田的一半；逃走除退——逃亡者的土地退还；出嫁退——寡妇出嫁时，退还田土；等等。尽管田土并不足额，但基本上仍是按照制度授受除退的。

均田制的瓦解

唐代均田制的法令，比之北魏，规定更为详尽。然而实际上，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唐代已处于均田制的末期。这些条条框框恰好反映了均田制已在逐渐瓦解，立法者已充分看到了均田制各种难以克服的弊病，竭力企图用法条加以弥补。

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它以封建土地国有面貌出现，是一种保护自耕农小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制度，它是以承认土地私有权为前提的，并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唐代均田制有关买卖土地、占田限额等规定，比之北魏均田令，向土地私有制做了更大的让步，尤其是对于贵族官僚的限制更为放松。同时，对于发展工商业（邸店、碾磴等）也予以方便。表明社会经济正在发展，原来北魏实行均田制时那种地广人稀、社会经济凋敝、生产力低下、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均田制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唐朝初年，土地兼并已很剧烈。就在颁行《唐律疏议》的同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仅洛州一地，查出还民的良田有三千余顷。唐玄宗时，工部尚书卢从愿占良田数百顷，皇帝称之为“多田翁”。唐玄宗曾下诏书，承认“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肆行吞并，莫惧章程”。当时有人说，“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据说唐朝宰相中不置庄田仅崔群等三人而已。失去土地的农民逃亡至外地，佃种地主土地，成为“客户”。而封建政府为了财政收入需要，将逃亡者的赋役摊于未逃户头上，激起更多的农民逃亡。武则天时期，已是“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安史之乱后，“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封建王朝原来凭借均田制而对土地、劳动力实行的直接控制，被不断突破，依靠均田制实行的租庸调剥削也无从实现。780年，两税法实行后，虽然没有明令宣布废除均田制，但实际上已是形同具文，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