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破解西方经济理论的一大谜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

◆“两只手都要硬”，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两只手都要活”，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

◆受访专家（排名不分先后，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 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韩保江，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王 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研究部部长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最重大的思想和理论创新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论断。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重要判断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之一，廓清了数百年来经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未解之谜。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围绕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我国政学商界发生过不少的激辩。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学者认为，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经验基础上，不仅从中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还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前所未有地进一步廓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创新提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论断，形成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理论共识和社会共识。

“盲目批评中国市场扭曲，幻想只凭与‘国际接轨’就能解决中国全部发展问题，或者抽象地强调加强政府作用，都是不可取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是认清了市场和政府的辩证关系，正本清源，找到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建设路径。”近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就此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基于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论断，有力地解答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西方经济理论至今没能阐述清楚的重大谜题。

里程碑式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论断

《瞭望》：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来，如何看待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政商学界的影响？

韩保江：这一经典论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结合中国实践经验以及国际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无论是对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还是对政府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把市场的作用由基础性提高到决定性，这一论断是前所未有的，甚至连信奉市场的西方学者都未有过这样的判断。这也说明中国不仅要坚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而且明确政府要从过去的一些领域退出来，资源配置、价格决定等要不折不扣地交给市场。这对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效率，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从具体实践看，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努力。比如，我们对增长速度的调控，对结构性改革着力点的确立，都充分体现了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这一基本要求。通过减税、减少审批等举措，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同时，政府又根据新的形势主动作为。正是因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较好的处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经济整体平庸的情况下保持6.5%以上的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论断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政策意义都是空前的。可以说，既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史规律性的总结，更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发展经验的总结。

胡鞍钢：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政府和市场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两大推手，二者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发挥着不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这本身也是对经济与政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重大关系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前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因而必须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针对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激烈辩论，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中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还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提出了“两手合力论”。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创新之一。

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王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的提法在我们党的文件中，以及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中，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表述和论断，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看到，这一论断对于帮助大家认识这一理论问题和指导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论断也给市场传递出明确信息，中国向市场经济深入迈进的步伐不会停滞，这给市场主体、给企业家的鼓舞是非常巨大的。同时，对政府的职责边界也作出了界定。

《瞭望》：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相对统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却是一个不断实践与探索的过程。如何理解其内涵？

韩保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际上就是强调，在中国的市场体制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肯定政府作用的同时，要针对新的形势，针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要求，针对新时期资源配置环境的变化（如虚拟经济），就政府如何把该放的放下去，该管的管起来，为市场主体做好服务，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改革和发展目标。

说到底，还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改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时由于旧有的计划经济思维残余和一些部门与地方官员的功利性政绩意识，也会异化为“闲不住的手”，政府越位、缺位、错位问题都会时不时地发生。

因此，一方面，政府要厘清在开放市场经济下所扮演的角色，将激发老百姓的能动性，以及维护好、保护好老百姓发展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另一方面，政府要找准在市场当中该发挥作用的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政府作用基本的功能就是弥补市场失灵。

王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实践中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国市场经济存在转轨特征，以及计划经济系统遗留下来的影响，使得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还有一段路要走。1994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改革方向就已明确。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不该政府发挥的作用被强化了，而本该市场发挥作用的市场角色被弱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政府的职责定位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府的边界在哪里。

完全自由的市场并不存在

《瞭望》：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很大影响。如今看来，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的理解与真实世界存在哪些矛盾？

陈平：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大学教的西方经济学只是一个流派，也即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给出的是自稳定的市场机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只有一个交点，即市场的均衡态。前提条件要求需求方是“理性人”，能做独立的优化判断，规避风险，不受他人影响；供给方需满足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只求利润最大化，不追逐市场份额。

但这个供给曲线在现实中画不出来，因为根本不知道交点在哪里。炫耀消费的非理性行为，金融寡头垄断和内部交易，股市投机“追涨杀跌”的羊群行为等，都可能导致价格信号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的质量和资产的优劣，也不一定能引导消费者做出合理的买卖决定。

供给机制方面，市场分割与垄断、规模报酬递增、断裂式的技术替代等引发的内生不稳定性，国际市场投机热钱的冲击，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等因素，都会造成市场稳定机制的破坏。

显然，西方经济学最大的误导就是只讲市场平衡，不讲政府干预。

《瞭望》：是不是正因为这种纯粹理论的自由市场不存在，才特别强调规范市场的现实意义？

陈平：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实践，实际上是不断完善规范市场的过程。规范市场表现在价格稳定、竞争有序。但成立条件远比教科书经济学的完美自由市场复杂，包括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的监管机制、多种竞争的产权体制、严惩欺诈行为以及应对危机的系统办法。

比如，巴黎农贸市场管理非常规范。谁有资格到市中心摆一个摊位呢？如果按照自由市场竞争原则，那就可能是天价摊位，不但由此抬高城区生活水平，甚至加剧贫富差距。但巴黎农贸市场游戏规则体现了良好的规范性，货车规格、摊位大小等标准化，进行模块化管理，度量衡全部都要检查。在摊位有限情况下，如果有摊位空出，在前期达标的基础上，竞争者比拼自己的创新能力。所以，巴黎农贸市场的店铺各有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

这其实也反映出规范市场的实质，市场和政府“两只手”须臾不可分离。

韩保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很早就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比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商品房改革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市场本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市场只相信货币的力量。它对购买力背后的社会平等、社会正义是不关注的。从老百姓利益角度来看，市场就是嫌贫爱富的。过去，我们对市场灵验的规律认识比较多，比如优胜劣汰、推动社会技术进步、提高效率等。但我们对市场失灵的规律认识不够。市场的失灵规律表现为垄断、信息不充分、机会主义、经济波动等，这就需要政府来校正市场的失灵。

《瞭望》：这是否可以归纳为规范市场是通过一系列规则来实现的？对于这样的市场环境，政府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

王军：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首先得是一个规范的市场，而在规范市场的建设过程中，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首先就要建立和完善法制，让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在这方面，政府除推进简政放权等工作外，还需要依靠法律来明晰各自的责权利，这是政府当仁不让的一个职责。

除此之外，好的市场的建立，需要政府的培育、扶持、监管、维护乃至引导。尤其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需要政府着力打破利益分割，破除各种障碍与地方保护。在当前的转型期，市场规则并不是很完备，法制建设更需努力，尤需政府及时补位。

陈平：目前，中国有几个领域管理尤其需要加强规划。

首先是金融。当前，中国非法集资案件多发，就是对什么人有资格来办金融机构监管不力的表现。在市场规范方面，成立金融公司与成立航空公司一样，要查资质，要看管理团队的金融业务经历和能力，特别是其高管层有过什么资历，过去在做金融时有没有投机犯罪前科，其资本金来源渠道是哪里。事实上，中外合资经营领域，西方投资监管部门对中国企业的尽责调查深度，远远超乎我们想象。

其次是教育和医疗。现在，国内市场上不少教育培训机构和医护服务机构，都尚缺乏完善健全的资质认定和经营监管机制，不但规范不到位而且规范力度和精度都有较大不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就此讲过一段话：“你别照美国人说的做，你得看美国人怎么做。”这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治理，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码事。尤其是在规范市场的建设方面，可以说美国下了两百多年的功夫，才形成了目前较为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就是说，表面上的自由买卖背后有“看得见的手”，有巨大而复杂的制度成本支撑。

坚定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论自信

《瞭望》：下一阶段，如何将这个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论突破变成我们下一步社会主义实践的自觉行动？

胡鞍钢：当前，我们发展的总依据，就是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手合力论”帮我们拨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迷雾，成为指导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可靠理论工具。而具体到行动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事实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还只有比较短的历史，不是一个长期演进、高度成熟、法治完备、充分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在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时，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清醒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我们既不能因为存在这些缺陷而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不能对此自由放任，而是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东方巨人，中国的确需要“两只手”形成合力，即“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劲往一处使。“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政府和市场“两只手”要协调配合，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要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展所长。“两只手都要硬”，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

（刊于《瞭望》2017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