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李石曾译《夜未央》和许啸天的“波兰情剧”

据现已掌握的材料可知，东欧文学作品最早在中国的翻译，当开始于20世纪初叶，也是以波兰开始的。1906年，近代翻译家吴梼（字丹初，号亶中，生卒年不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从日文版（田山花袋译，1902年版）转译了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小说《灯台卒》（今译《灯塔看守人》，原署“星科伊梯撰、[日]田山花袋译、钱塘吴梼重演”），发表在当年的《绣像小说》第68-69期上。尽管吴梼的翻译选择同样也与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处境及其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思潮有关，但如果从当时的社会影响而言，这个波兰小说的中译本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倒不如相关的改编或者翻译戏剧。前者是指汪笑侬的《瓜种兰因》，后者就是波兰剧作家廖亢夫（Leopold Kampf，1881—？）的话剧《夜未央》（“Am Vorabend”）的翻译。它不仅是最早的外国戏剧中译，也是中外文学关系史上有明确目的的外国文学中译的开端。

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李鸿藻之子，1902年冬以驻法公使随员身份赴法国，先后在法国巴斯德研究院和巴黎大学学习生物，但热心于“普及学术改革社会的宣传”，并与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创办中华印字局，组织成立“世界社”，宣扬无政府主义，出版各种中文期刊，在上海设立发行所面向各省发售，先后编辑出版《世界》画报、《新世纪》杂志和大型画传《近世界六十名人》等，而由于他们与巴黎演剧界的关系，翻译出版戏剧作品也是他们活动的重要内容。

1908年李石曾从法文翻译了廖亢夫的三幕话剧《夜未央》（同时译出的另一部戏剧为莫里哀的《鸣不平》）。《夜未央》译自法文，原名为Le Grand Soir。该剧从1907年12月23日开始在巴黎美术剧院演出，在巴黎引起轰动。法文版剧本由Robert d’Humiere自德文（廖亢夫以德文写此剧）翻译，刊登在1908年2月8日出版的L’Illustration Théâtrale（《戏剧画报》第81号）上。该剧以1905年的俄国某大城市为背景，表现俄国虚无党的著名女英雄苏菲亚暗杀沙皇的故事。主人公桦西里在秘密印刷所工作期间，与联络员安娥相爱，被情感与义务的矛盾、现实压迫与行动乏力的焦虑所困，于是决定寻找别一种使命。面对印刷所被破坏和镇压升级，革命者筹划刺杀巡抚，桦西里承担了刺杀任务，最终在安娥的配合下，牺牲个人完成使命。

在翻译过程中，李石曾通过出演《夜未央》的法国演员德·珊诺（De Sanoit），得以结识了原作者廖亢夫，并请求廖亢夫为中译本作序。廖亢夫是波兰进步戏剧家，从他1908年夏为李石曾的中译本所写序言看，他很可能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

吾甚喜吾之《夜未央》新剧，已译为支那文，俾支那同胞，亦足以窥吾之微旨。夫现今时世之黑暗，沉沉更漏，夜正未央，岂独俄罗斯为然？吾辈所肩之义，正皆在未易对付之时代。然总而言之，地球上必无无代价之自由。欲得之者，惟纳重价而已。自由之代价，言之可惨，不过为无量之腥血也。此之腥血，又为最贤者之腥血。我支那同胞，亦曾留连慷慨，雪涕念之否乎？吾属此草，虽仅为极短时代一历史，然俄罗斯同胞数十年之勇斗精神皆在文字外矣。支那同志，其哀之乎？抑更有狐兔之悲耶？[37]

李石曾当时信奉无政府主义，他之所以翻译这个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剧本，也与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的暗杀风潮有关。李石曾与廖抗夫一样，都觉得戏剧可以激发民众反抗黑暗专制的热情和战斗精神。

该译本最早于1908年由法国万国美术研究社刊（一说巴黎中国印字局）出版，在国内通过设在上海的世界社发行，广州革新书局于同年10月出版单行本。译本的问世，不仅为演剧界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推动了中国新剧的变革，而且在整个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都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译本出版当时，上海的青年许啸天（1886—1948，啸天生）就在章太炎的推荐下读到此剧，读后十分兴奋，随后也促使他开始戏剧创作和演剧的改良。许啸天是我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开创者和促进者之一。他在40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

那时，我只有十九岁，一方面在章太炎（炳麟）、邹蔚丹（容）所办的《苏报》上投稿，一方面由章介绍给我几本翻译的剧本读。第一本，是《黑暗时代之一线光明》，第二本，是《夜未央》，第三本，是《鸣不平》。除《鸣不平》是讽刺剧外，其他两本，都是描写帝俄时代虚无党地下工作时的艰苦情形。那时，我正加入光复会，更觉深切味……待到我参加秋瑾先烈革命工作失败潜逃来上海以后，第一个见到于佑任；于氏正办《民呼报》，向我要稿件，我便大胆的开始写第一部剧本《多情的皇帝》……用意是在发扬民主精神。[38]

文中所说的《多情的皇帝》即《多情之英雄》。此剧是否在《民呼报》刊出待查，但可以看到，他写作此剧的动机来自于《夜未央》等译剧。从1911年第2卷第1期起，《小说月报》连续发表许啸天编译的八幕剧《多情之英雄》，并标注为“波兰情剧”，也被戏剧史称为“改良新剧”。它是根据波兰历史故事编译，描写女主人公儿依萨为哥修士孤殉情，儿依萨因与陆军上将哥修士孤恋爱受阻，绝望之际，举枪自杀。虽说表现因爱与嫉妒的悲剧，但作者将爱情与亡国之背景联系起来，体现了民族悲剧与个人爱情悲剧的紧密关联。许啸天在剧本附言中，借波兰喻中国的现实境遇道：“此波兰故事也。国之将亡，必有其所以亡之原因。国民不爱国而逞私欲为之，大前提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山河暗淡，狐鼠纵横。吾观是剧而有不能已于怀者。”他的另一个剧本《残疾结婚》[39]同样是一出革命与恋爱悲剧，也同样讲述了波兰历史故事，波兰少将笛克生与爱人格兰茜力抗俄军压迫失败，两人带着伤残结婚后又双双自尽。

这种直接取材于波兰故事的编剧方式，也是早期中外文学关系中的一个特有现象，虽说上述许啸天的两个剧本情节不是直接取自于《夜未央》，却是在后者的启发与激励下展开的。这种从外国历史或直接从外国文本中取材改编的做法，在当时和之后的中国文学史上，也不限于许啸天一人。例如，1915年4月在成都出版的《娱闲录》半月刊第十八册中，还出现了根据李石曾《夜未央》译本改写的“虚无党小说”《铁血》，署名“觉奴”。

李译《夜未央》在当时的影响以及在中外文学关系史上的意义，也可以从另外两个史料，即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胡适和郑振铎的评价得以印证。

青年时期的胡适，也记录了对《夜未央》译本的阅读感受：“1911年读西剧《夜未央》一过。是书叙俄国虚无党逸事，中有党人爱一同志女子，其后此人将以炸弹毙一酷吏，临行时与所欢别，二人相视而笑。其人忽变色曰‘吾今生又多此一笑’，此等语大似吾国明代理学家临难时语，非有大学问不能道也。”[40]

又十年之后，郑振铎对李石曾当时翻译的《夜未央》和《鸣不平》两个剧本回忆道：“那个时候正是中国革命潮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所以他们鼓吹革命的人，把这两篇东西介绍来，不惟是戏剧翻译的元祖，恐怕也是有目的的文学作品介绍的第一次呢。”[41]

这种影响，也体现在译本的出版印行的数量上：到1928年5月，《夜未央》的李石曾译本已经是第4版；至1933年为止，先后至少有三个版本行世，重印不少于八次。而青年巴金不仅热切地共鸣于李译，在看到法文原本后，不满于李石曾的处理方式，忍不住又将此剧重译一遍，译名改为《前夜》，由上海启智书店1930年出版，其在读者中的影响也更大，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