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波兰“亡国史鉴”与汪笑侬的新京剧《瓜种兰因》[26]

正是在这一“亡国史鉴”的话语思潮中，作为曾经和正在遭遇外国侵略和亡国命运的东欧诸国的历史，作为这一“史鉴”材料的一部分，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其中，与中国文学最早发生直接关联，也最早为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所介绍的是波兰。

波兰亡国史是晚清爱国史学中外国亡国史的一种，它包括由国人编译或著写的关于波兰亡国历史的书籍、文章以及关于波兰亡国的报道。根据邹振环在《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27]一文的统计，20世纪初亡国史译本单行本中，以朝鲜亡国史数目最多（7种），印度、埃及亡国史其次（各为4种），波兰亡国史有3种，之外还有波斯、安南、土耳其等国亡国史数目较少。相比于朝鲜、印度、安南等国，波兰有着独特的历史与特征。

维新派在这场救亡图存的改良运动中，非常重视利用史书这一载体。早在1896年8月29日的《时务报》就刊载了梁启超编写的《波兰灭亡记》，着力描述波兰沦为俄罗斯之亡国奴后的惨状：1830年，“俄王谕波人，自七岁以上，凡穷困及无父母者，徙置边地，初则夜拘幼孩，继则白昼劫夺”。1830年5月17日把波兰无数小孩解往西伯利亚时，“父母号哭攀援，愿与偕行，军士怒，殴伤路地，血肉狼藉，阂衙溢轨”[28]。1898年7月24日，康有为也著有《波兰分灭记》七卷（三册），作为递呈光绪皇帝的奏折，其中叙述波兰因政治腐败，从一个欧洲大国终被强国瓜分灭亡的历史，据康有为自己记述，光绪帝读后“为之啼嘘感动”[29]。

20世纪初的几年里，日本历史学者涩江保（Shibue Tamotsu）[30]的《波兰衰亡战史》就有多个汉语译述本。包括：（1）1901年译书汇编社的编译本《波兰衰亡战史》；（2）1902年开明书店译本《波兰衰亡史》；（3）1902年江西官报社译本《波兰遗史》，陈澹然译；（4）1904年上海镜今书局译本《波兰衰亡史》，薛蛰龙译述，署名“江苏薛公侠”。另外可能还有广智书局版译本（未见书）。可见波兰亡国史在当时的政治和知识话语中被关注的程度。

在译书汇编社译述本的序言中，作者分析了波兰灭亡的原因，认为国王公选制导致各党分裂、相互倾轧、人心不思统一，强国的干涉，人民不得与政等是导致波兰亡国的三个主要原因，由此给当时的中国提供警鉴。薛蛰龙译述的《波兰衰亡史》，前面刊有南社成员柳亚子（署名“中国少年之少年柳人权”）的“序”文。当时才18岁的革命青年柳亚子，读了《波兰衰亡史》译文后不胜慷慨激昂，更激发其反清革命的热情。在“序”文中以波兰亡国历史激励民众反对清廷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认为中国人当学习波兰“拒俄志士前援后继，项背相望，临之弹雨枪林而不惧，投之冰天雪窖而不悔”的坚强意志，学习波兰“爱国党之团结，哥修士孤（今译科希秋什科，波兰民族英雄）之运动”，敢于“扬旗击鼓，问罪于圣彼得堡”的斗争精神；学习波兰籍人士参加俄国虚无党，进行反对沙俄专制统治的革命气概。他认为，只要中国人民“能如波兰不忘祖国之精神”，“则彼异种称王者”“即断不能久践我土而久食我毛”。柳亚子肯定“吾友蜇龙译《波兰衰亡史》，于保种敌忾之旨三致意焉。十年血战，九世复仇，波兰之成功不远矣”。希望国人读《波兰衰亡史》，能使“我民族其猛醒，我民族其借鉴，我民族其毋自馁”，勇敢地进行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斗争。薛译本全书六章，并有附录：波兰灭亡后之状况。该书于“甲辰四月十五日印刷，同年五月初十日发行”。

除上述维新派人士的引述和涩江保著作的多个译本之外，当时还有许多讲述波兰亡国史的报刊文章。如1901年《杭州白话报》发表的《波兰国的故事》[31]，1902年《经济丛编》的《波兰灭亡始末记》[32]，1903年《外交报》的《波兰亡国之由》[33]，1904年《俄事警闻》刊发的《讲俄国和普奥两国瓜分波兰的事》[34]，等等。后者还特别提醒读者，当时“俄国对中国的情形，是同对波兰一样的，从前既能共普奥瓜分波兰，现在就能共各国瓜分中国”。

这种兴盛一时的亡国史鉴论述，在民众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包括东欧文学在内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准备了相应的思想与文化的接受条件。据周作人1902年3月9日的日记记载，《波兰衰亡战史》书出不久，青年鲁迅当即购阅此书，这也是引发周氏兄弟大力倡导和实践东欧等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最初、最重要的触发点，具体容后详述。另外，当时在章太炎致柳亚子书信中，也提到此书的译者“蛰龙”，事后40年，柳亚子在题为《五十七年》[35]的自传里所作的说明中，还记得有薛蛰龙所译的《波兰衰亡史》等书，说明此书当时确曾引起学界广泛注意。不仅如此，这种影响还深入到话语方式的内部，并包涵了对波兰的历史评价的变化，也即对波兰的所指从“亡国”之鉴逐步转变为体现当代波兰人民争取斗争的所在地，以至于在有关世界格局和中国问题的论述中，“波兰”一词已经从名词变为动词，是“波兰我”？还是“美利坚我”“德意志我”？这是被压迫的中国人的命运选择。[36]

20世纪初叶的这一亡国史鉴思潮，包括对东欧历史的叙述，不仅体现为历史、政论和思想领域，也反映在文学领域中。波兰亡国史在当时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直接反映，就是1904年问世的新京剧《瓜种兰因》，在这一剧作中，波兰历史作为题材得以直接呈现。

作为中国近代京剧的积极的改革者，汪笑侬（1858—1918）以波兰亡国史为题材，创作了新京剧《瓜种兰因》，一名《波兰亡国惨》《亡国惨史》，1904年8月7日，于上海春仙茶园首演。主要演员有汪笑侬、沈韵秋、刘廷玉、何家声等。该剧主要依据上述涩江保的《波兰衰亡史》内容改编而成，是京剧舞台上第一个“洋装新戏”，剧本叙述波兰与土耳其开战，由于内奸的破坏和统治者的妥协，最后兵败乞和，丧权辱国，从而揭示“不爱国之恶果”。这是中国戏剧（京剧）史上首次将外国题材搬上京剧舞台，实为海派京剧之嚆矢。在该剧登台上演的同时，剧本也公开发表。8月20—30日，《瓜种兰因》剧本在《普钟日报》连载，署名“笑侬”，包括《庆典》《祝寿》《下旗》《惊变》《挑衅》《奉诏》《遇险》《卖国》《通敌》《廷哄》《求和》《见景》《开议》，共13场。随后不久，《警钟日报》有复印单行小本刊行，陈独秀主编的《安徽白话报》也据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