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什么是诗言志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说：“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其次论‘辞’，是在春秋及战国时代。论诗是论外交‘赋诗’，‘赋诗’是歌唱入乐的诗。论辞是论外交辞命或行政法令。两者的作用都在政教。从论‘辞’到论‘文’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这里姑且不谈。只谈诗论。‘诗言志’是开山纲领。”[116]

关于诗言志，人们首先会想到《尚书·舜典》中的一段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有人怀疑当时不会出现如此深刻的思想，应当说这一怀疑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在春秋战国时代，有关诗言志的论述却屡见不鲜。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前546），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也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复云：“《诗》言是其志也。”《乐记·乐言》篇亦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可见“诗言志”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相当流行，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郑玄《诗谱序》云：“《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清人刘毓崧亦云：“千古诗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117]看来朱自清将诗言志看作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还是恰当的。

“诗言志”的观点也为文艺理论研究者所普遍接受。如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再如左思《三都赋序》云：“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对此观点也做了充分的肯定：“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还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萧统《文选序》亦云：“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志”的观点在唐代十分流行，诗文中经常出现“诗言志”这一术语，如骆宾王说：“载言载笑，赏风月于离前；一咏一吟，寄心期于别后。诗言志也，可不云乎！”[118]宋人又明显地朝前迈进一步，注意用“诗言志”的观点来分析诗歌，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

明清谈诗者自然也坚持了诗言志的观点，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明人谢晋《兰庭集》原序云：“《书》云‘诗言志’，心之所之之谓志，诗者言其心之所之者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有诸内而形诸外也。心之所之不同，而其诗亦有忧抑伤感，愤怨悲戚，喜乐和悦之异，观其诗则知其所志矣。”作者强调了各人的志是各不相同的，而且也从各人的诗中得到不同的反映，读各人之诗就能够知道各人之志，而且他所说的“志”中“情”的成分已经比较多了。清人对“诗言志”的讨论更加广泛而深入。叶燮《原诗》外篇强调了“志”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虞书》称“诗言志”，志也者，在释氏所谓种子也。志之发端，虽有高卑大小远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识胆力四语充之，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旁见侧出，才气心思，溢于笔墨之外。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如是者其诗必传，正不必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119]

袁枚在《再答李少鹤书》中，还强调要对“志”作全面、具体的分析，指出：

来札所讲“诗言志”三字，历举李、杜、放翁之志，是矣。然亦不可太拘。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谢傅之游山，韩熙载之纵伎，此其本志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夫子余语及之，而夫子之志岂在是哉？[120]

可见“诗言志”在我国诗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出现最早，且一直受到肯定的诗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