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人东方观念之形成

古代希腊罗马人之世界

过去认为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渊薮，所以希腊当然是西方的。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从地理上说，古代希腊不只是现在的希腊半岛，而是以爱琴海为中心、横跨欧亚两洲的一片区域，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说的是现在西亚沿岸的强盛城邦特洛伊，其王子帕里斯诱拐了斯巴达王之妻海伦，所以迈锡尼之王阿伽门农率领半岛上的联军攻打特洛伊，经数十年之久特洛伊终被攻下。这被认为是希腊人自己的故事，也证明希腊地理上不是属于西方的。从特洛伊往东，还有当时强大的王国吕底亚和波斯。希腊人使用过欧罗巴和亚细亚这两个地理名词，但和现在的亚洲、欧洲意义完全不同。它是以达达尼尔海峡为界的两部分土地，东部称亚细亚，西部称欧罗巴，这两个名词的来历不十分清楚，可能是来自亚述人对日出和日落的称谓。[3]亚细亚在罗马时代是罗马的一个行省。

古代希腊人根本没有现在东西方文明的概念，也没有东西方的地理概念。他们有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概念，称自己是希腊人（Hellas）而称非希腊人是barbarians。我们把barbarians译作蛮人，但是这一名词起初并没有我国“蛮夷”那样的贬义，只是把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区别开来。古代希腊人对后来被称为东方代表的波斯，并没有什么恶意和贬义，反而十分称赞。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说，波斯王居鲁士（558—529）征服吕底亚后，善待其王，后来希腊许多城邦都想归顺居鲁士。[4]大流士（522—486）起义成功后，波斯人讨论国家的组织形式，有的人主张废除独裁统治，由全体波斯人参加管理国家；有的人主张选择一批优秀人物，实行寡头统治，最后还是采取了大流士的意见，实行个人独裁统治，他认为这样可以给大家以自由。最后的表决是7人中4人赞成个人独裁统治，所以大流士才成为国王。[5]这一故事反映的也许是希腊人的想象，但不能否认也反映出波斯仍然保留着原始民主传统。另一个史学家色诺芬，也对波斯的居鲁士大为称赞。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讨论了希腊城邦的组织形式。他区分了6种政体，以一人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全城邦人民利益的，称为王制或君主政体。如果照顾的是个人的利益，则是僭主政体；少数人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全城邦人的利益的，是为贵族政体。如果照顾的是少数人的利益，则是寡头政体；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全城邦人的利益的，是共和政体。如果照顾的是穷人的利益，则是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好坏政体的区别，在于统治者的品质和意愿，归结为伦理道德方面。他认为，几乎所有的城邦都是穷人多而富人少，所以城邦中寡头政体以自由为标志，而平民政体以财富为依据，但这两派所持的正义观念都不完全，都忽略了另外一些人。而城邦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6]在这些论述中，并没有涉及东、西方的问题。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表示了对亚细亚君主制的看法。他说，“与前一类相比，还有另一类君主制就是一些蛮族中的王，他们全都有类似于僭主的权力。他们既是按照法律产生又是世袭的。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蛮人在习俗方面天生比希腊人富于奴性，而亚细亚的蛮人又较之于欧罗巴的蛮人为甚”。[7]他还从地理环境的不同探讨两种人性格的不同，欧罗巴各族居住在寒冷地方，富于勇敢精神，能保持长久自由，但无力统治其他民族，亚细亚民族精神卑弱，常常受人统治，甚至处于被奴役状态；唯有处于亚细亚和欧罗巴之间的希腊人，兼具二者的优点，所以能保持自由并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8]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说法，反映了经过长期和波斯的战争，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中产生了相对于东方（以波斯为代表）的优越感。他的这一说法也就成为以后西方产生“东方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重要源泉。

罗马人使用oriens一词，其意思是日出，后来引申为指方位中的东方。又逐渐形成了用oriental和occidental指东、西方的说法。罗马帝国后期的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期，东、西罗马的分界日益明显，occidental用来指说拉丁语的西部帝国，而oriental用来指说希腊语的东部帝国，和现在的东西方概念不同。至于亚细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主要指现在土耳其的西部，还没有亚洲的概念。罗马帝国虽然雄跨地中海两岸，可是对于希腊人的宿敌波斯（起初是安息[帕提亚]，后来为伊朗萨珊王朝），却没有多少优势。公元前1世纪，前三头之一的罗马大将克拉苏以7个军团的重兵，被安息人打得大败，本人也被杀。以后双方战争不断，互有胜负，罗马人再也没有能占领两河流域。罗马人对希腊人还是尊重的，流传着向希腊人学习法律，才建立十二铜表法的故事。但他们也一样自视为文明，而把周围其他民族视为野蛮人。他们对野蛮人的看法，当以恺撒写的《高卢战记》、塔西陀写的《日耳曼尼亚志》和阿密阿那斯·马西里那斯写的《历史》中的描写为代表。特别是阿密阿那斯在其书中对匈奴人的描写，说匈奴人面貌丑陋，吃野生植物的根和半生的肉，没有房屋，住在车中，毫无信义，富于欺骗性，像没有理智的野兽一样等。[9]这毫无疑问掺杂了大量对非罗马人的偏见。

中世纪时期的东西方

中世纪时期西欧是基督教统治的世界，教会势力强大，而整个社会生产、文化比罗马时相对要落后。基督教用宗教统一其管领的地域，还沿用以基督教指西方、东正教指东方的用法，西方具有了宗教、文化上的意义。[10]但是在中世纪，西欧并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创造，它政治学上的一些看法，不过是对后来发现了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抄袭而已。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暴君政治，即君主政治的腐化变质是最坏的政体[11]，就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阿奎那在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做注释时，把拉丁文despotica说成是主人对奴隶关系的称谓。其实这也是来自罗马，因为罗马人称皇帝为dominus，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主人对奴隶的统治。

这时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形成了繁荣昌盛，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西欧远远落后于东方的阿拉伯，但是宗教的差别却使它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伊斯兰教，11世纪教会发动了著名的十字军运动，西欧的封建主、骑士、商人、农民，大批参加了对东方的战争。基督教西欧把阿拉伯人视为异教徒、异族，号召予以消灭。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动员十字军时的发言即可证明。他称阿拉伯人为“卑贱的、退化的、给魔鬼做奴隶的种族”，要将这个邪恶的种族从东方正教的土地上消灭干净。[12]以后绵延了二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许多苦难，也种下了西欧视伊斯兰为敌人的根源。甚至但丁的《神曲》也把穆罕默德放在了地狱中。但另一方面，当时先进的阿拉伯却给西欧带去许多科学文化知识，西欧被阿拉伯帝国三面包围，阿拉伯帝国占领西班牙，建立后伍麦叶王朝（756—1031），首都科尔多瓦，有居民50万，公共澡堂300所，还有许多图书馆、书店，产生了诸多著名的学者。如伊本·鲁世德（1126—1198），即是西班牙人，他是哲学家，以注释亚里士多德而闻名。另一个地方是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曾经被阿拉伯人占领，形成了基督教和伊斯兰的混合文化，1224年创立那不勒斯大学，成为西欧学习阿拉伯文化的重要阵地，前述著名经院哲学家阿奎那即在这里学习过。哲学家兼医学家伊本·西那（拉丁名阿维森纳，980—1037）、医学家拉齐（865—925）等人的著作，都曾翻译成拉丁文，长期作为西欧通用的教科书。可是，西欧对阿拉伯人却恩将仇报，1312年的天主教大公会议认为，穆斯林坚持《古兰经》的谎言，不能通过说服或武力使其改变信仰，因此应该从学术上对其进行攻击。[13]

16、17世纪的东方主义

16世纪以后，西欧的生产、文化都有了进步，有所谓文艺复兴运动，西欧开始狂热地学习古典文化，这在意大利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欧在了解古典文化的同时，也继承了过去对东方、对阿拉伯文化的不正确看法，并且随着西欧文化的提高，这一认识也日益发展。

东方主义在西欧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首先，16—18世纪，也就是伊斯兰大扩张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崛起于小亚细亚，取代阿拉伯帝国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不断西向进攻，数次兵临维也纳城下，教皇甚至号召组织新的十字军，来和奥斯曼对抗。奥斯曼帝国的东面，是伊朗萨非王朝，再东面，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这样伊斯兰国家由东到西连成一片，对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形成很大威胁。和伊斯兰国家对抗，和伊斯兰国家作战，成为促使东方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伊斯兰教的讨伐思想鲜明地反映在这时西欧进行的远洋航行中。最早的航行者葡萄牙，就从教皇得到命令：“教皇授权葡萄牙国王攻击、镇压和征服撒拉森人……掳其财产，占其领土，将其子民永世贬为奴隶，把其土地和财产献给葡萄牙国王。”[14]而哥伦布、达·伽马以及西班牙王室，其航行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收复圣地，哥伦布在日记中写道，“希望找到大量金子，让西班牙国王能够在三年内做好准备，实现对圣地的征服”。[15]由于西欧人到达时非洲、美洲的居民比较原始，还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国家，更加强了西欧人的种族主义观念，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随着印第安人被灭绝，非洲黑人大批奴隶化，西欧白人更强化了自己的优越观念，助长了东方主义的形成。

但是，欧洲人在16、17世纪时的经济、军事实力仍然十分脆弱，当他们遇到强大的亚洲国家时，就碰了不少钉子。明朝时，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不断寻求和中国政府接触，但除了葡萄牙有一次不成功的北京出使外，其他国家都是和中国地方官员往来。[16]1557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明地方官员，得以在澳门停留贸易，澳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据点。荷兰人这一时期曾经一度侵略台湾，但被郑成功驱逐。所以中国仍然维持着以我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至于另一个大国印度，虽然因为分裂割据让西方人占领了一些地方，但只是沿海的边缘地区，没有受到大的威胁。

欧洲人这时自我意识增强，视东方（以奥斯曼土耳其为代表）为落后，但并不认为专制主义是不好的，相反，这时西方的思想家许多都赞扬专制主义。我们知道，希腊、罗马作家并不大赞扬民主，认为它会导致社会分裂动乱，柏拉图说民主制度是通过党争得来的，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行动自由，这种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好的理想，“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17]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君主统治是一人统治，但能照顾全城邦人的利益。他们大都倾向于一种混合政体，即贵族共和制。[18]

16世纪西欧各国开始摆脱封建分裂，加强王权，相应地就出现了鼓吹专制主义的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写《君主论》，建议美第奇应该成为不择手段，进行统治的君主，才能长治久安。他比较了土耳其和法国，说土耳其是由一位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而法国国王却自古以来就处在一大群贵族当中，这些诸侯都拥有各种特权。[19]他对于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并无恶感。博丹高倡主权论，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而君主是主权的拥有者。他把君主分为专制君主和王制君主，根据那个时代的习惯，认为土耳其君主是专制（seigneuriale）君主，他说王制君主尊重臣民的自由和财产，而专制君主则是其臣民人身和财产的主人。[20]这就表示了西欧对东方的歧视。英国学者霍布斯在其《利维坦》中，使用了despot一词指称专制，他说，由征服或战争胜利所取得的管辖权称之为专制的管辖权，这字本来的意义是领主或主人，这便是主人对臣仆的管辖权。他认为，臣仆的财产、劳动、他本人的臣仆，他的子女等都是主人的，可以随时索用。[21]但霍布斯并不认为专制主义是东方特有的，而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17世纪的历史哲学家维柯认为，人类政体的循环最后又归到君主独裁制，而当时的世界被几个伟大的独裁君主统治，包括莫斯科沙皇、鞑靼皇帝、日本天皇、中国皇帝，还有瑞典、丹麦、波兰、英格兰等国的国王，而只有五个贵族专政政体。[22]

18世纪以来东方主义的形成

18世纪西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工业革命开创了大机器生产的时代，封建东方的手工业生产再也不能与之竞争；以大工业生产出的坚船利炮为先导，欧洲殖民主义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市场，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以启蒙运动为标志，欧洲人完成了自我认识的最后目标，给出了自造的谱系，即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政治民主制的进步过程，[23]而其他民族都是落后、愚昧、在历史进程之外、没有历史的民族。只有依靠西欧人的教化和训练，才能有希望实现历史的进步，进入历史的发展阶段。

18世纪初，西欧人对东方的认识中曾经发生了一段插曲。通过传教士半真半假的介绍，西欧人了解到东方有一个伟大的中华帝国，物质进步、文化昌明，哲学家兼政治家的皇帝统治着广大的地区和有教养的人民，这是当时主张开明专制的启蒙思想家所艳羡的理想国家形态，因而对之大加赞扬。不过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不久，西欧人就放弃了利用中国“经验”劝说本国君主实行开明统治的办法，而把中国归于没有历史的国家序列了。

对于东方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形成，可以确定这么几个代表作。一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归纳出东方主义的内容。他说专制政体是亚洲各国的特点，包括土耳其、波斯、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在这种政体下，法律只是君主个人的意志，君主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和臣民财产的继承者，这里的原则是恐怖，[24]孟德斯鸠还从地理环境等因素分析亚洲形成专制主义的原因，指出亚洲北方寒冷，南部炎热，所以适宜北方的好战者征服南方而形成大帝国，地域广大有利于君主维持统治。亚洲是奴隶的，而欧洲是自由的。[25]然后就是黑格尔从哲学上对亚洲的奴役和欧洲的自由做了总结，他说，世界历史是一种绝对精神的运动，起初是在东方开始，在那里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那就是专制君主；希腊、罗马部分人是自由的（因为那里有奴隶制），而只有日耳曼才是全体自由的，因为这个时期实现了“精神的自由”。[26]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斯图亚特·密尔（亦译穆勒）、理查德·琼斯等，更从经济学方面指出东方主义的特点，如土地国有制、个人财产权利的缺乏、政府掌握着巨大的灌溉工程、社会处于停滞状态等，例如，密尔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写道，亚洲的君主们，常常把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都拿走，以致政府还得再借给他们一些生活必需品，才能使他们维持生命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在这种制度下，绝大部分人都在受苦，只有官员、宠臣等过着富裕的生活。“在大多数的亚洲国家，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只要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直到今天（1848年），其经济状况的一般特点依然如此。”[27]理查德·琼斯在其书中写道：“君主的所有权以及他在产品方面庞大的和实际上无限的权益，使人们不可能组成任何真正独立自主的关于土地的团体。通过分配他的领土所提供的地租，国王用文武官员的身份保持其余人口中最有势力的部分。”城市大多数“依靠君主或者他的臣仆的支出维持生活”。“国民是人人知道最无能的和最屈服的亚洲奴隶。”[28]穆勒在写到中国的情况时更说，中国人的房屋都由土坯、泥或涂上泥的竹片造成，甚至还有纸糊的墙，农具全是木头的，大量土地未被开垦，口粮经常不足。还说中国人没有远见，不大关心未来，长期劳累，目光短浅，得过且过等等。[29]经过这些人的鼓吹宣传，东方主义就取得了最后的完成形态。而东方专制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就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该书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他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源，是水利灌溉，东方国家的农业是灌溉农业，为了修筑巨大的灌溉工程，需要有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他用中心、边缘、次边缘三个领域，把世界上的所有非西欧国家，都包括在这一范畴中，不但有古代国家，而且连苏联也包括进来了。这一著作看上去虽然似乎是学术研究，但实际上是一本政治书籍，用来攻击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冷战时期的产物。[30]

形成了的东方专制主义大致有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东方国家没有个人私有财产，流行土地国有制；二、没有自治城市，大量的农民生活在农村公社中，社会停滞、落后，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进步；三、国王或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官吏和臣民充满了奴性，缺乏个人自由等。

正如布劳特所指出的，东方主义和欧洲中心论是一种信仰体系，它并没有多少实证的、科学的证明，不过是一些简单的经验和道听途说的事实。而作为这一信仰体系的建立者的知识分子，大都和殖民主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有些人直接就是殖民地官员，所以这个体系是和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31]例如，写有《英属印度史》，主张印度土地国有的詹姆士·密尔就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上述的斯图亚特·密尔就是他的儿子，也是半生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哲学家黑格尔，在论述黑人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哲学家的风度，描写了许多可怕的奇闻逸事，如说黑人常常以人肉为食，每逢国王去世，动辄有数百人被宰杀充食，新鲜的人肉在市场上出售等等，更赤裸裸地漫骂黑人“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什么文化”，“黑人和欧洲人中间以往存在着并且继续着的唯一重要的联系，只有奴隶制度了。在黑人看来，这种奴隶制度并没有什么不妥当，而向来对于废除奴隶买卖最出力的英国人，却被黑人自己看作是寇仇”。[32]

布劳特把东方主义和欧洲中心论（东方和西方）称为文化传播主义。他指出文化传播主义的两点，即欧洲不断出现发明、创造，不断发展、进步，而欧洲以外则停滞不前，保持传统和落后。所以如此，是因为欧洲人有一种精神，有创新能力，而非欧洲人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种智力，缺乏创新能力。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理论变化成为平衡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就转化成为现代化理论，即承认第三世界也是可以现代化的，但是要按照欧美的模式。[33]

顾明栋对汉学主义的形成给出了自己的谱系，和前述东方主义不同。他认为汉学主义的起源在18世纪，经过利马窦、莱布尼兹、伏尔泰，到孟德斯鸠可谓形成。孟德斯鸠已经完全抛弃了先前欧洲人对中国的好感，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停滞、耗竭、拒绝任何改变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没有荣誉和美德之感。中国所以是专制国家，原因是孟德斯鸠主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他说小国宜于搞共和政体，中等国家宜于君主治理，而大帝国宜于专制君主治理。西方的君主如果统治得不好，就会认为自己来世的幸福会少，而中国的皇帝认为如果统治得不好，就会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34]顾明栋指出，这后一种看法，说明孟德斯鸠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皇帝是天命皇权的道理，即皇帝是受天命统治的，如果统治得不好，上天就会要你下台。[35]

汉学主义的成熟则以德国哲学家赫尔德（1744—1803）为代表。此人对中国毫无知识，在他的《人类哲学史导论》中，根据道听途说，对中国尽情漫骂，说中国是一个裹着丝绸、涂以象形文字的木乃伊，说中国人天生一对小眼睛，塌鼻子，额头扁平，很少胡须，大耳朵，凸起的肚子等，从形象上加以嘲讽。说中国由半野蛮的专制者统治，其文化十分幼稚，没有科学和发明，也没有对艺术和美的感受。他们自负、贪婪、伪善，他们的道德就是幼稚的服从，而其文字就是原始的象形文字，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正在下沉的废墟。顾明栋认为赫尔德代表了汉学主义的人种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36]而汉学主义的现代形态则以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为代表，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