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前中期散文
洪武至天顺年间，是明王朝由开国走向稳定的阶段，也是一个百废俱兴的建设时期。由于明王朝是从少数民族手中夺得政权，在此之前，汉民族传统的思想、道德、文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和破坏，所以，从明初开始，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思想，就显示出向传统和正统复归的倾向；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也相应地体现出浓烈的复古主义色彩。总之，正统和复古，是明代文学发展初期的特点。把握了明代文学这个起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正统和“异端”、复古与反复古之间的纷争，贯穿于整个明代文化思想和文学创作之中。
明初大部分作家是由元入明的。这些作家亲身经历过社会动乱，对于社会现实与人生，有比较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他们的作品往往能切近现实，富有社会意义，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比较健康、充实、严肃、尖锐的风格，对元末文坛上弥漫的纤弱缛丽而乏风骨的风气，起了扫荡作用。明初散文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表现手法，其基调是比较传统的。正统文学批评对明初散文评价甚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它们较容易为传统所接受。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宋濂、王袆、刘基、高启、方孝孺等。
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臣之首，其文雄峙一代，在明代享有崇高声誉，如刘基就曾推许他为“当今文章第一”。宋濂主张文以载道，宗经师古。这些都是老话题，无甚新意。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宋濂主张“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6，学习古文要取径欧阳修、韩愈、孟子，而上窥六经。其理论对后来归有光、唐顺之诸人大力提倡唐宋文和文从字顺的风格，有一种潜在影响。黄宗羲说：“欧、苏之后，非无文章，然得其正统者虞伯生、宋景濂而已……景濂无意为文，随地涌出波澜，自然浩渺。”7宋濂文章颇得唐宋古文之风致韵味，《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8其风格从容简洁，善于变化；立意高远，字里行间颇见笔致。宋濂的传记和记叙性散文成就最高。他的《秦士录》《王冕传》《杜环小传》《记李歌》等传记，刻画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深得古代史传文学传统的精髓。《送东阳马生序》乃是劝学励志之作，却下笔平易，如道家常，颇有生活气息。这种文章真正继承了唐宋人赠序的风神，令人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9之感。他的一些讽刺性小品，于风趣幽默之中，蕴含着对于世态人情的冷峻针砭。如《尊卢沙》，讽刺了一个无真才实学而好说大话的人，因说大话贻误军国大事，受到劓刑惩罚。于是，此人“终身不言，欲言，扪鼻即止”10。虽寥寥十字，而幽默、深刻和传神写照之功令人拍案叫绝。宋濂一些题跋，往往于较短篇幅中挥洒自如，或叙事，或品评，每每见出作者艺术功力。王袆11（1322—1374），初名伟，又名，字子充，与宋濂同门，其为文有宋人轨范，淳朴而切实，体制明洁，一变元人冗沓之病。而文气较弱，且文集中多模拟古人之作。虽当时文名与宋濂相颉颃，但实非宋濂之匹。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人。他是明朝开国元勋之一，也是明初文学大家。《明史·刘基传》说刘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12。他曾在太祖前论当世之文，亦推宋濂为第一，而自拟次之。刘基散文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写景之文优美幽秀，有唐宋文之风致。而其寓言体小品文集《郁离子》，最负盛名。《郁离子》以犀利的笔调和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风格古朴闳深，余味曲包，颇有先秦诸子散文遗风。除了《郁离子》之外，刘基还写了其他一些小品文。他的小品文善于以小见大，以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或一些历史传说，揭露社会现实和人情世态。如《工之侨为琴》，写同样一张琴由于以新旧两种不同外貌出现，而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这个故事不但讽刺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崇古抑今心理，而且暗示了真才实学之士受到社会不平等的对待。《卖柑者言》则以卖柑这一生活常事，委蛇而来，自然而然地揭露了贵族社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13的腐朽本质。此文不但成为明代讽刺小品的经典之作，也是历代传诵名篇。
高启（1336—1374）天才纵逸，以诗盛名。然其文受唐宋古文家影响，峻洁雄健，尤长于叙事，成就颇高。如《书博鸡者事》，以下层市民为主角，记载他与当地土豪斗争的义举。其情节曲折生动、叙事畅达，而博鸡者的古道侠肠亦跃然纸上。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宁海人。他曾从宋濂学习，其学问文章为一时之冠。方孝孺的文学思想相当传统，他继承宋濂思想，而在轻文艺而重教化方面，又变本加厉。他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古文。黄宗羲评价方孝孺道：“正学不欲以文人自命，然其经术之文，固文之至者也！尤妙者在书，得子瞻之神髓，叙事亦登史迁之堂。”14《四库全书总目》评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15。其文变宋濂的淳雅为高扬，风格豪放清雄，畅达不羁，而言正词严，有一股浩然之气充乎其间。方孝孺小品文亦寄托深远，写得隽永有味。如《蚊对》一文，通过作者与童子之间的对话，将蚊子与人类的吸血者作比较，指出后者比起蚊子，更为残酷，更为卑鄙，因此，也更令人痛恨。《指喻》则写一位健康的友人，手指上生了一小疹，一直认为是小毛病而不重视，因不加治疗，终于导致大病。通过这一生活中的寻常事，娓娓而谈，说明“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16的道理，并以之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
这个时期，较有成就的作家还有苏伯衡、贝琼、王格、陶安、宋讷、张以宁、林弼、释妙声、胡翰、徐一夔、王行、解缙、乌斯道等。这些作家也有一些出色小品之作。如贝琼（1314—1379）的《土偶对》是一篇对问式的政治讽刺小品，讽刺当时的官吏是一些尸位素餐、“衣冠而土木”之类的政治土偶，比古祠中“土木而衣冠”的土偶更为无用。文章言近旨远，笔锋犀利，是明代前期不可多得的小品文。17
明初几位主要作家和晚明作家的差别，首先是身份不同。严格说来，他们并非“作家”，而是经国大臣。他们的志向和兴趣是治国、平天下，而绝不在于舞文弄墨。他们往往耻于当“文人”，或被称为“文人”。这里可以宋濂和他的弟子方孝孺为例。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喜欢作文，却不愿被称为文人。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中，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宋濂在自题画像《白牛生传》中说：“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称之，则又艴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18在他看来，称他为“文人”是对他的污辱，至少是轻蔑。方孝孺也不愿当文人。别人赞赏他的文章，他反要“惭愧弥日，不能自解”19。他们之所以要写文章，是为了“载道”，不得已而为之的。可以说，这种文学观非常传统，甚至比较陈旧。
明初文人创作，大都讲究“养气”，追求义理、事功和文章三者合一，故其文章大都有浩然正气和廊庙之风。即使是小品文，与晚明小品相较，也有天渊之别。他们绝不信笔涂抹，偶然寄怀或吟风弄月，亦只是聊抒逸气。他们的小品，篇幅短小，却要表现重要道理；事物浅近，仍要寄托深远意蕴；讲究寄托和含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总之，小品不小，亦要载道。其美学风味，绝不在于潇散自如的诗情，而在于凝重深邃的哲理。其文章结构和用笔技巧，仍是古文写作传统。称之古文短制，恐怕更合乎实际。若视之为“小品”，宋濂、方孝孺诸人泉下有知，恐怕要“艴然”，或者“惭愧弥日”。
虽然明初散文与晚明小品差异极大，但在艺术精神上，仍然有某些关联。明初散文家大都比较推崇唐宋古文大家。他们的散文大都也受到唐宋古文的影响，而颇有其风致。这种现象表明，从明初开始，唐宋古文就对明代散文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后来的唐宋派古文和晚明作家小品文创作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永乐至天顺年间，明朝统治相对稳定，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较为繁荣，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正强烈地吸引着广大读书人埋头儒家经典。这个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暂时被掩盖起来，故文学上亦渐趋平易雍容。台阁体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其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人称“三杨”。
从政治史角度看，成化至隆庆年间，是明王朝兴盛时期，也是由盛转衰时期。明代中期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经济仍然发达，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百姓生活情况日渐恶化，边境多次告急，种种内忧外患，无时不在困扰着明王朝的君臣们。
成化以后，台阁体流弊益甚，引起文坛的强烈不满和创作上的反拨，于是文学创作走上复古道路。李东阳力图以典雅流丽之风，去纠正台阁体冗沓平弱的弊病。他在当时威望甚高，正如《明史》本传中所说：“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20但总的来说，李东阳尚未完全摆脱台阁体影响。而后起由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组成的前七子和由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人组成的后七子，给台阁体以致命打击。前后七子的作品内容比较充实，与现实关系较为密切。他们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也，愈下矣。元无文。”21他们持文学退化论观点，又有复兴古文的宏愿。
平心而论，明代前后七子所标举的文学理想无可非议，汉唐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些时代的文人，心灵自由、活泼和健康。其文学艺术，则宏大、雄壮、崇高。前后七子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独拈出秦汉文、盛唐诗，他们的审美判断相当高超，审美理想十分古雅。他们的复古思想，代表了一种对于汉唐气象的向往。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他们的追求带有悲剧色彩。他们创作的时代，早已不是隆汉盛唐，而是封建社会逐渐衰败的时代。汉唐气象已难以再现了，而一旦过于执着地追求这种汉唐气象，就容易走上模拟之路。
前后七子在艺术上致力于寻求古文写作规范与准绳，有些文章不免受到古文格套束缚，而写得佶屈聱牙，缺乏性灵。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批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22所以，当公安派兴起之时，前后七子就难以抗衡。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子复古，恰是公安性灵派的先导。明代七子高唱汉唐，标榜一种文学上的崇高和理想，终于叫人感到隔膜。于是，就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走向世俗，走向轻灵。前后七子的失利和公安派的风靡天下，主要不是因为创作成就之高下有别，而是由当时的文化情势所决定的。他们的创作倾向，是在明初复古思想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我们还要注意到，后七子的一些思想观念，也包含了晚明与之相对的性灵派思想的某些元素。前后七子文学思想亦有差异，创作成就也有高下，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王廷相、宗臣、王世贞，都有一些自出手眼、畅达明快之作。宗臣《报刘一丈书》以漫画式手法，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奔走权门者的卑鄙无耻，抨击了当时官场的腐败丑恶。文章写得痛快淋漓，至今似犹闻其嬉笑怒骂之声。作为后七子首领的王世贞，其小品文也不无可观。他作传统古文之余，亦即兴写了不少散文小品，尤其是题跋，清远闲逸，即便置之晚明小品中，也不逊色。与前后七子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有“四十子”，其中皇甫汸、莫如忠、刘凤、张凤翼、王稚登、王叔成、邹迪光、张鸣凤、邢侗、邹观光等，虽非大家，然亦颇有佳作。
明代前中期，有些不甚知名作家，虽很少为文学史家们所注意，却创作出相当精彩的小品文。其中大量作品，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嘉靖时期雷礼《黠鼠对》，写家中童子捕捉了一只老鼠，对之进行“酷刑”，老鼠不服，并作了一番自我辩解。老鼠说，它之所以窃物而食，乃是造物者所赋予的自然天性，责任不在自己。而且它“昼伏不动，畏主法之惕惕，伺夕窃之，亦太仓一粒耳”，并非不可赦的重罪。文章末尾以老鼠口气说：“况公知鼠行矣，不知世有甚焉者！决性命之情，公行掊窃，其浮于鼠多矣。”说完，触木而毙。23此文写作类似于方孝孺《蚊对》，也是把贪官与鼠辈相比，使他们显得比老鼠还可恶，还猖狂。
嘉靖时期，陈鹤《乞市者传》写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原来是名逃兵。有人责备他，“尔何不义若此矣！”因为当时海寇延祸，民业凋零，农蚕不时，百姓“延颈而望战，倾耳而待捷，日夜皆是也”。在人们的责备下：
自古以来，为逃兵开脱责任的文章，恐不多见。此文以一老兵口吻，揭露当时统治者用兵无能、屡战屡败，而又互相推诿的现实，表现了百姓宁为乞丐、不为士兵的绝望心境。
也有一些小品表现了对于世态和人生的感受。如正德、嘉靖期间潘埙的《蜂蝶喻客》，是一篇巧妙而深刻的翻案文章，表现了他对于人情世态的独特思考。人们总是感叹世态炎凉，指责趋炎附势者，而潘埙则以游蜂舞蝶比喻趋炎附势的世人，认为如蜂蝶之为花之色香而趋赴，因花之开落而聚散，世人之趋炎附势，是“时之所驱，气之所使，情之所动，性之所为”，总之，是“天也”。也就是说，趋炎附势是大自然普遍之规律，无可厚非。所以：
潘埙这篇作品深层意蕴，绝不是为那些趋炎附势之世人翻案。他只不过是运用逆向思维，提出一个问题，香艳的百花可使蜂蝶趋赴，而高节的松梅本与蜂蝶无缘：或不为蜂蝶所知，或不为蜂蝶所能近，所以根本无须讥讽蜂蝶。使人趋炎附势者，因自身有炎可趋，有势可附耳；如果像陶渊明、林逋这类高士，则不必为世态炎凉而激愤。文章重点在于使人反躬自问：自己是像招蜂引蝶的百花，还是如清气逼人的松竹梅菊？这篇文章表面翻案，其实是另立一新案。虽属标新立异之论，却无哗众取宠之弊。确是一篇优秀小品。
雷礼《名园对》所写含春园，是京师最著名的园林。作者三十八年前曾游此园，而今旧地重游，含春园已为空畦，惟苍松数株，一片凄凉。园中有一白发老叟说，此园已湮废近二十年，“初，主人操熟柄，力可抗此园，贵客慕而游之，以故毂交蹄剧不绝；及主人失势，子复骄侈不自殖，转盼间已为他人所据。今又三易主矣！”当其盛时，人们趋之若鹜；及至衰败，人们又避之犹恐不及，甚至落井投石。作者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的酷烈，写出沧桑变化、世态炎凉，而且也写出权贵们盛而速衰完全是自取的。文中以《阿房宫赋》结尾感慨的写法，借白发老叟之口说：“见名园不下数百区，今皆鞠为蓁芜。然前人失之，后人又从而效之，不能祛却尘缠，非举世皆愚而无一人省悟者乎？”26这是一篇幅短而意长的优秀小品，它所揭露的社会现象，在封建社会中很有普遍性。《桃花扇》“余韵”有曲子云：“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27这是许多封建社会权贵们升沉际遇的形象写照。雷礼《名园记》通过含春园在短短三十多年间数易其主的故事，表现出深深的人生感慨。
翁万达虽不以文学名世，然而他的一些小品却颇有意味。如《东灵公传》写西邱有一个文士，以“孝”闻名。一次，其父母生病，为了行其“孝”道，便有了下面一段有趣的故事：
这是明人小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它的特点，并非单纯是出色的语言功夫，主要在于对人情世态的深刻揭露。世上确有像西邱之士者，要割别人大腿上的肉来治自己父母的病，以博取孝子之名。如此荒唐至极的事，西邱之士却能振振有词，有理有据。明明损害别人利益，却要求别人要慷慨大方。他炉火纯青地运用儒家伦理道德去要求别人，上纲上线，强人所难。其巧言如簧，强词夺理，占尽了便宜，还责备他人自私自利、不仁不义。最终，这位西邱之士竟稳操胜券，而真正有理的“邻之子”和其朋友却被西邱之士的诡辩进攻得有口难辩，落荒而逃。现实中，此事未必有，但此类小人极多。他们令人讨厌，但君子与之较量又往往处于下风。翁万达感叹“今之士多类此也”。这篇小品是作者在宦海浮沉之中，根据自己亲身体验而创作出来的。此文写得颇为幽默，行文十分冷静，读后令人扼腕而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