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袁中郎小品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人。万历十六年中举人，万历二十年中进士。授吴县令，官至吏部郎中。

中郎是公安派的首领，他的思想十分杂驳。他在《答陶石篑》一书中说：

近代之禅，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则阳明以儒而滥禅，继则豁渠诸人以禅而滥儒。禅者见诸儒汩没世情之中，以为不碍，而禅遂为拨因果之禅；儒者借禅家一切圆融之见，以为发前贤所未发，而儒遂为无忌惮之儒。不惟禅不成禅，而儒亦不成儒矣。275

中郎指出，明代存在阳明心学“以儒滥禅”和佛家“以禅滥儒”两种现象。中郎的立场是反对援佛以说儒，而混搅儒佛两家的学说。他本人思想也是三教杂糅的。他在与袁无涯信中，自称“嗜杨之髓，而窃佛之肤；腐庄之唇，而凿儒之目”276。他在《人日自笑》诗中自我调侃：“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莱。是贵着荷芰，是贱宛冠佩。是静非杜门，是讲非教诲。是释长鬓须，是仙拥眉黛。”277无论他的思想、他的个性，还是他的生活态度，都十分复杂与独特。中郎的思想得益庄禅最多，庄禅给中郎在个性和精神自由方面以极大启示。他鄙视礼法，放浪不羁。但是，在封建社会环境里的文人，几乎无法摆脱儒学的影响。中郎也如此。他曾用功于科举之业，也有过建功立业的理想，将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付诸实践。他虽然放浪形骸，但仍然关心世道，就是在闲居之时，也并非完全忘却世事。他在《与黄平倩》一信中，说自己“莳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似乎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但每日一见邸报，必令人愤发裂眦，时事如此，将何底止？因念山中殊乐，不见此光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许。万一世界扰扰，山中人岂得高枕？此亦静退者之忧也”。278此信颇为真实地反映了中郎性格的复杂性。

中郎小品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晚明文人的心态。他在给徐汉明一封信中说，世间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他最欣赏的是“适世”：

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279

中郎一生所追求的，也就是“适世”二字。所谓“适世”，既不是玩世不恭，也不是远离尘寰；既非儒，也非释；既不想兼济天下，也不谈独善其身；既无济世精神，也非隐逸之风；不谈什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不管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更不用说什么安贫乐道、自强不息了。总之，“适世”就是与世无忤，顺乎自然，让身心得到最舒适的发展。所谓“适世”，也就是“享世”。所以，他在给龚惟长的信中，描写了他心目中人生的真正幸福：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280

陆云龙在翠娱阁选本中评此文说：“穷欢极乐，可比《七发》。”281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之中，我们很少见到有人如此直率，如此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鼓吹这种“恬不知耻”的生活理想。然而在晚明，这种放纵声色的生活，绝不是“耻”，而是一种雅兴和荣耀。穷奢极欲、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恬不知耻等，这些传统的贬义词，到了中郎笔下，却成了不可多得的褒义词。词义褒贬的转换意味着价值观的历史转换。中郎此牍，尽管加以艺术化与夸张，却相当准确地表达出许多晚明文人的心声：人生就是充分地、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乐趣，尽可能地满足人的心灵与感官的所有欲望。在这里，中郎为晚明文人描绘了一幅生活理想蓝图，它不但是对名教礼法的反叛，不但是对中国传统文人那种重道义、重操持、自强不息的人格理想的一种背离，也是对陶潜式清高淡泊的隐逸之风的嘲弄。中郎式“穷欢极乐”的生活方式，与晚明人欲横流的社会潮流是一致的。晚明小品中有大量表现文人这种“穷欢极乐”的作品，当我们看到晚明作家大胆地暴露自己种种“劣迹”时，千万不要误会他们是在真诚忏悔。他们的自我暴露，大多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夸耀。就像当今一些文人，自称“流氓”“痞子”时，心里是非常得意的。

在中郎的作品中，尤其是前期作品，一个颇为集中的话题，便是谈论当官之苦。这类作品占了很大比例。他的诗歌《为官苦》道：“男儿生世间，行乐苦不早。如何囚一官，万里枯怀抱。出门逢故人，共说朱颜老。眼蒿如帚长，闲愁堆不扫。”282而其尺牍更是常谈到做官之苦：

人至苦莫令若矣，当其奔走尘沙，不异牛马，何苦如之。283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284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285

在这里，中郎把当官夸张为天下最痛苦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其实，他并非讨厌当官，只是其性格潇洒疏懒，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然、自由、浪漫、舒适、任情适性的生活方式。具体地说，就是游山玩水、品花赏木、论道谈禅、作文赋诗、品茗饮酒的名士生活。他说做官之苦，主要是因为当官妨碍了他的玩乐。在其未出仕之前，当官曾是他所追求的生活目标。但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他又觉得毫无意味：

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无限光景，一朝到手，滋味乃反俭于书生……辟如婴儿见蜡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唯恐唾之不尽，作官之味，亦若此耳。286

不过，袁中郎不是一个真正耐得住寂寞的人。当官，则嫌喧嚣忙碌；不当官，则又太清静寂寞。他在《兰泽、云泽两叔》一信中说：

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树下，则思量树头果；及在树头，则又思量树下饭；往往复复，略无停刻，良亦苦矣。287

其实，中郎自己正是“往往复复，略无停刻”的。他万历二十年中进士，不做官，却与兄弟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选为吴县令，但不久又辞官离职，游览江南佳山水。后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解官回乡，著书游览。万历三十四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但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后又迁稽勋郎中。最终还是请假归乡定居。历史上，像他这样屡官屡辞，屡辞屡官，屡辞屡迁的实在少见！辞官时截铁斩钉，似乎做官是天下最为痛苦的事，一刻也难以呆下去；但事过情迁，不久又还是照当不误。他的一生，也就是他自己所希冀的“适世”生活方式的注脚。中郎那些大叹当官苦的作品，偶尔读之，妙不可言；但他这类作品数量很多，又不免过于渲染和夸张。如他在吴县所作尺牍说：“画船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异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288这些都是诗人的夸张。事实上，他任吴县令时，并非完全与山水、诗酒、歌舞等绝缘；且又经历了辞官与任官的多次反复，作品中的情感，有时便不免显得有些轻浮，有些造作。这也是晚明文人的通病。

公安派当时的名声，首先是诗。其实，他们在散文上成就更大。正如周作人在《重刊<袁中郎集>序》中所说：“在散文方面中郎的成绩要好得多，我想他的游记最有新意，传序次之，《瓶史》与《觞政》二篇大约是顶被人骂为山林恶习之作，我却以为这很有中郎特色，最足以看出他的性情风趣。尺牍虽多妙语，但视苏黄终有间，比孙仲益自然要强。”289评价大致准确。

中郎小品最显著的美学特征就是他所推崇的“趣”。他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290所谓“趣”，就是自然与真率。陆云龙《叙袁中郎先生小品》把“趣”与“率真”结合起来，推崇中郎的小品文：

中郎叙《会心集》，大有取于“趣”。小修称中郎诗文云“率真”。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即其不受一官束缚，正不蔽其趣，不抑其性灵处……然趣近于谐，谐则韵欲其远，致欲其逸，意欲其妍，语不欲其沓拖，故予更有取于小品。291

陆云龙对袁中郎小品富于性灵与率真特点的把握，十分准确。《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中郎作品时说：“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所以，文坛“靡然而从之”。292撇开四库馆臣对公安派的否定态度，这种所谓“轻巧”和“本色”的评价，说到点子上了。

中郎的山水游记，每每以游踪与心迹合二为一，情、景、意、趣俱佳，更是独步一时。中郎性好山水，他曾幽默地说：“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293他还正经地说道：“借山水之奇观，发耳目之昏聩；假河海之渺论，驱肠胃之尘土。”294自然山水不但有益于身体健康，也有益于精神高洁。他对现实失去热情，失去希望，转而在大自然中，找到精神慰藉和寄托。每到一处，必游山玩水。其游踪，几遍半个中国。

中郎与山水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人对自然的品赏，而是彼此之间有一种感情的交流。中郎曾说，真正嗜山水的人，“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295。游历过程是作家胸中之浩气与山水精神相往来的过程，是物我合一、情景相契的过程。中郎对于山水，有一种独特而新鲜的感受。他能把握山水的灵气和个性，把山水人格化，山水与他那种闲适拔俗的情怀和放浪不羁的胸襟，十分合拍。任访秋《袁中郎研究》幽默地说，中郎对于山水，“似乎是他在同大自然恋爱”296：他总喜欢用形容女性的语言，来描绘秀丽的山水景象，特别是从山水的色、态、情三方面来着眼。以女色来比喻山容，可以说是晚明文人的同好。如黄汝亨就说过：“我辈看名山，如看美人。颦笑不同情，修约不同体，坐卧徙倚不同境，其状千变。”297但中郎对此比喻特感兴趣，也写得特别生动。如《西湖一》：“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298又如《满井游记》：“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与吴敦之》：“东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时花，婉弱可爱。”299此外如《上方》说：“虎丘如冶女艳妆，掩映帘箔。”300在《灵岩》一则中，写登琴台，听到松声如飞涛，有一段描写：

余笑谓僧曰：“此美人环佩钗钏声，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谓。石上有西施履迹，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动。碧繶缃钩，宛然石中，虽复铁石作肝，能不魂销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301

这里，更是把山水说成即使是铁石心肝之人也愿意为之销魂，甚至足以令人破戒的女色。这些比喻，都寄托了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

中郎在《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一文中写道，他要那些向他请教作文方法的人，去向涧泉山水学习。当听者以为中郎在开玩笑时，他郑重其事地解释说，涧泉山水与文章之道相通，游览山水可悟文理。他说：

夫文以蓄入，以气出者也。今夫泉，渊然黛，泓然静者，其蓄也；及其触石而行，则虹飞龙矫，曳而为练，汇而为轮，络而为绅，激而为霆，故夫水之变，至于幻怪翕忽，无所不有者，气为之也。

今吾与子历含嶓，涉三峡，濯涧听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则为《六经》；郁激曼衍者，则骚赋；幽奇怪伟，变幻诘曲者，则为子史百家。凡水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鸣，卒然与水俱发，而不能自止。302

文章以气为主，泉水也以气为之。山水的风貌气象，各不相同，其中有如《六经》者，有如楚骚、汉赋者，有如子史百家者。游览之道，与读书、品赏乃至创作，是相通的。可见，中郎对于游道，确有一番自己独到的理论和见解，他把艺术品赏的方法，运用到山水游览之中。中郎山水游记写得高妙绝伦，与他对于山水那种独到的艺术品赏方式，是很有关系的。

描山摹水，固然是中郎之所长。但其游记不仅写出佳山水，往往还借山水来寄托个性、情致与感慨。如《鉴湖》：

鉴湖昔闻八百里，今无所谓湖者。土人云：旧时湖在田上，今作海闸，湖尽为田矣。贺监池去陶家堰二三里，阔可百十顷，荒草绵茫如烟，蛙吹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觉凄凉。醉中谓石篑：“尔狂不如季真，饮酒不如季真，独两眼差同耳。”石篑问故。余曰：“季真识谪仙人，尔识袁中郎，眼讵不高欤？”四坐嘿然，心诽其颠。303

此处自比李白，是醉语，也是醒语。这种癫狂，在世事沧桑、如烟如哭的凄凉背景下，多了几分人生的感喟，几分知音难求的痛苦。袁宏道这种山水游记中，诗人的自我形象相当突出，最能显出其本色。又如《雨后游六桥记》：

寒食后雨，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304

暮春时节，风雨送春，落花无数，文人多感触伤怀。宋人如晦的词：“风急桃花也似愁，点点飞红雨。”305金代段克己《渔家傲·送春》也说：“一片花飞春已暮，那堪万点飘红雨。”306中郎此文的主题，也是“送春”，但情调则全然与上述作品不同。一看到下雨，即急着与一帮朋友来到湖边与桃花送别，可见他与桃花之情之深。中郎性豪放潇洒，其与春天之别，自然不是凄别，不是惜别，而是快别、趣别，一种只有像中郎这种名士、达士才想得出来的别出心裁、充满着欢乐的送春方式。“落花积地寸余”，一片深红。对此情景，朋友们干脆脱去外衣，露出白内衣。满地皆红而缀上白色数点，红白相间，岂不更为鲜艳？一会儿，大家玩累了，就仰卧在地上饮酒。此时，桃花乱落，纷如红雨，洒在这帮雅狂之士脸上。于是想到另一个作乐方式，脸上落花多者，须浮一大白；少者，则要吟唱歌曲。当兴阑时，寺院里的和尚派人开着小艇送茶来了，于是大家划着小船归去。一路上高声唱歌，旁若无人。文中所表现的是一种任情适性，与自然和谐的乐趣。

中郎游记既表现文人雅趣，也反映了当时世俗的生活情调，尤其是那些写江南景观的作品：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307

荷花荡在葑门外，每年六月廿四日，游人最盛。画舫云集，渔刀小艇，雇觅一空。远方游客，至有持数万钱，无所得舟，蚁旋岸上者。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苏人游冶之盛，至是日极矣。308

在这里，城市与山林，高雅与妖冶，清幽与喧杂，香风与臭汗，文人雅士的风度与世俗生活情趣交织在一道，如同一幅《清明上河图》，这是当时江南名胜特有的情调。中郎对此是抱着一种观赏的态度的，而不是以雅人的身份和心态去排斥世俗的生活气息，这也反映出在雅文化与俗文化相兼相容特定时期的文人心态。

中郎的游记小品，自然清新而技巧高明，只是不落迹象。如《初至天目双清庄记》：

数日阴雨，苦甚。至双清庄，天稍霁。庄在山脚，诸僧留宿庄中，僧房甚精。溪流激石作声，彻夜到枕上。石篑梦中误以为雨，愁极，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邀石篑起。石篑叹曰：“暴雨如此，将安归乎？”僧曰：“天已晴，风日甚美。响者乃溪声，非雨声也。”石篑大笑，急披衣起，啜茗数碗，即同行。309

全文百来字，而情趣盎然，波涛起伏。文中写天目山的溪流泉石，作者不正面描写，偏从陶望龄梦中误以溪流激石声为暴雨来写。这是一种以虚写实，先声夺人之法。陶望龄这一“误”，“误”出情趣来。然而，这种“误”却不造作，因为有“数日阴雨”背景作为铺垫。

《瓶史》和《觞政》二书，颇能反映中郎的生活态度和情趣。《瓶史引》说：“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中郎说他有志于玩赏山水，但“又为卑官所绊，仅有栽花莳竹一事，可以自乐”310。《瓶史》就是观赏插花的生活艺术小品。全文分为“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祟”“洗沐”“使令”“好事”“清赏”“监戒”十二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晚明文人对生活艺术的讲究。如插花，中郎认为：“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311他认为，插花艺术应如东坡之文，随意断续；如李白之诗，不拘对偶，应该有一种天然之趣。如果插花时枝叶相当，红白相配，过于整齐，则失去天然的意态了。中郎真正把插花艺术化了，并把诗文创作的标准运用到插花艺术之中。而“清赏”一节，专论观赏各种花卉的时间和环境：

夫赏花有地有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霁，宜新月，宜煖房；温花宜晴日，宜轻寒，宜华堂；暑花宜雨后，宜快风，宜佳木荫，宜竹下，宜水阁；凉花宜爽月，宜夕阳，宜空阶，宜苔径，宜古藤巉石边。若不论风日，不择佳地，神气散缓，了不相属，此与妓舍酒馆中花何异哉？312

又有“监戒”一节：

花快意凡十四条：明窗净几，古鼎，宋砚，松涛，溪声，主人好事能诗，门僧解烹茶，蓟州人送酒，座客工画，花卉盛开，快心友临门，手抄艺花书，夜深炉鸣，妻妾校花故实。

花折辱凡二十三条：主人频拜客，俗子阑入，蟠枝，庸僧谈禅，窗下狗斗，莲子胡同，歌童弋阳腔，丑女折戴，论升迁，强作怜爱，应酬诗债未了，盛开家人催算帐，检韵府押字，破书狼籍、福建牙人，吴中赝画，鼠矢，蜗涎，僮仆偃蹇，令初行酒尽，与酒馆为邻，案上有“黄金白雪”“中原紫气”等诗。313

这里以杂纂形式，列举了使花“快意”与辱花的各种情况，为我们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气氛：前者是幽静与古雅，后者是喧嚣与俗气。314一花一世界，中郎对插花环境的讲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他的文化品格与人生态度。中郎性不饮酒，然喜欢酒趣与酒人，作有《觞政》一书。所谓觞政，也就是酒令。此书借用法律形式，规定饮酒的一些准则：“今采古科之简正者，附以新条，名曰《觞政》。凡为饮客者，各收一帙，亦醉乡之甲令也。”全书分为“吏”“徒”“容”“宜”“遇”“候”“战”“祭”“典刑”“掌故”“刑书”“品第”“杯杓”“饮储”“饮饰”“欢具”十六部分。如论醉酒之宜：“醉月宜楼，醉暑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酡，醉文人宜妙令无苛酌，醉豪客宜挥觥发浩歌，醉知音宜吴儿清喉檀板。”315此书主要表现当时文人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倾向与情趣。书末还附有“酒评”，评论当时的酒友：

刘元定如雨后鸣泉，一往可观，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鹰猎兔，击搏有时；方子公如游鱼狎浪，喁喁终日；丘长孺如吴牛啮草，不大利快，容受颇多；胡仲修如徐娘风情，追念其盛时。刘元质如蜀后主思乡，非其本情；袁平子如武陵少年说剑，未识战场；龙君超如德山未遇龙潭时，自著胜地；袁小修如狄青破昆仑关，以奇服众。316

这些评语都是仿照六朝人物品评方式来品评酒友的，语言形象幽默，意趣高远。

中郎除了喜欢文人日常生活艺术化，对当时民间的实用工艺品也相当欣赏，其审美情趣，很有时代色彩。他在《时尚》一文中说：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巨卿，炫耀一时者，不知湮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317

他还提到当时的工匠，如龚春、时大彬等人，认为千百年后，这些工匠的名声还可以流传下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那些原先被视为是贱工的实用性职业身价倍增，实用性工艺品的价值则“与诗画并重”，而这些工匠的名声竟比文人墨士、名公巨卿传得更为久远。中郎的思想，与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价值观念是合拍的，而与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相背离。他的观念相当有代表性，反映了晚明文人价值观的变化。

中郎尺牍得苏东坡、黄庭坚尺牍的飘逸隽永之美，而又益以流利畅快。他说自己写文章，“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318，这确是自知之论。尤其尺牍，为了表达一种真切和自然，往往选取俗语俗言与清言雅语杂糅成章，相映而更有一种特殊趣味：

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319

他有一些语言，与口语或白话小说已相去不远了。如他说自己“不惟悔当初无端出宰，且悔当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觅甚么鸟举人进士也”320。这种语言，像是黑旋风李逵的口吻。白话要写得吸引人，也不容易：

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321

在中郎手里，这种俗语俗句，却也安排得非常艺术。“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这几句，便是以白话来写骈句了。其语言，于是便具有一种雅俗相兼、谐谑风趣的味道。

中郎文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瀑布直下，不可阻挡。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将挂冠而去时说：“不佞去志已如离弓之箭，入海之水，出岭之云，落地之雪矣。”322连用四个比喻，说明去意已决。“离弓之箭，入海之水，出岭之云，落地之雪”四语，正可移评中郎文字的气势。他喜欢用博喻，用排比句，以造成一种气势：

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但恐五百里粮长，来唐突人耳。323

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324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每照须眉，辄尔自嫌，故园松菊，若复隔世。325

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波光电影，日幻一日。326

这种语言气势，似乎得之于李贽。袁小修说，中郎受到李贽影响，“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327。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李贽影响的一些迹象来。中郎有言：“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328袁宏道的语言，往往就是这种“发人所不能发”的新奇。他喜欢用新鲜泼辣的比喻，如写自己患疟疾，“倏而雪窖冰霄，倏而烁石流金，南方之焰山，北方之冰国，一朝殆遍矣。夫司命可以罚此下土者良多，何必疟也，毒哉！”329以数比喻，写疟疾发作时，那种忽冷忽热的状况，奇甚。又如任吴县令时则说：“夫吴中诗画如林，山人如蚊，冠盖如云，而无一人解语。一袁中郎，能堪几许煎烁，油入面中，当无出理，虽欲不堕落，不可得矣。”330这种比喻，出人意料地通俗和新奇，给人相当深刻的印象。

关于袁中郎的历史贡献，钱谦益在《列朝诗人小传》中，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331他的理论和创作，廓清复古主义习气，开启一代清新活泼的文风，居功甚伟。然而，后来者又模拟中郎，遂滑入浅俗率易一路。小修在《中郎先生全集序》中说：

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少时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棘剌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乌焉三写，必至之弊耳，岂先生之本旨哉？332

虽然，后来学公安派者的俚俗、纤巧和莽荡之风并非是中郎“本旨”，但之所以产生这种后果，与中郎是有关系的。可以说，中郎的理论和创作，包括这种发展的“基因”。

黄宗羲评论袁宏道说：“天才骏发，一洗陈腐之习，其自拟苏子瞻，亦几几相近，但无其学问耳。”333所论颇中肯。中郎的著作，在当时影响极大。何伟然《类刻袁石公先生集记事》一文说：“石公先生集流满人间，即穷壤僻陬俱已获为枕中秘矣。”334当时，还出现一些假冒中郎所作的书籍。当然，目的是为了售利。弄到弟弟袁小修，要特地出来作辨伪工作。《游居杮录》说：“得祈年武昌书，谓书坊假中郎名刻书甚多，告之以赝，亦不信。”又说：“得中郎《十集》，内有《狂言》及《续狂言》等书，不知是何伧父刻画无盐，唐突西子，真可恨也！”335中郎作品之所以被假冒，正因为它是畅销书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