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汤若士小品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海若，晚年号茧翁，别署清远道人，临川人。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五岁就能属对，十三岁拜泰州学派王艮三传弟子罗汝芳为师，二十一岁乡试中举。此后，运气似乎不佳。先后两次赴京会试，都名落孙山；后又有两次因与权相张居正的子弟同时赴考，汤显祖不愿去趋逢而落第。到了万历十一年，汤显祖三十四岁时才中进士，并在南京任太常寺博士、礼部祠祭司主事等。他因正直敢言，故被贬到徐闻当典史。万历二十一年，他量移浙江遂昌知县，颇有政绩。万历二十六年，弃官归隐乡居，绝意仕进，而专事写作。汤显祖在文学上最杰出的成就是戏剧，写过传奇《紫箫记》《紫钗记》《还魂记》（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五种，所作诗文收入《玉茗堂诗文集》。
汤显祖少年师承泰州学派，后来又接受了李贽与达观禅师的影响。在南京时，他多次与达观禅师见面，听他讲法；他对李贽也极为钦慕，万历十八年，李贽《焚书》始刻于麻城，汤显祖即殷勤求访。《寄石楚阳苏州》信中说：“有李百泉（李贽）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175可见他对李贽的倾慕之情。汤显祖思想比较复杂，但从其文学创作来看，反对程、朱理学，追求个性自由，是其主要方面。在他生活的时代，前后七子势力仍然很大，但汤显祖的文学趣味与复古主义绝不相同。他从早年开始，就激烈地批判前后七子之弊。针对“文必秦汉”的说法，他“尝与友人论文，以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者，非可易而学也。学宋文不成，不失类鹜；学汉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176。他认为，宋代文章比秦汉文章更宜于作为学习对象。这种观点与唐宋派一致，也反映了明代人学习古文的实际情况。黄宗羲说：“海若之文，精悍而有识力，中间每有一段不可磨灭之处。然当其放溢时，每有杂笔阑入，未经淘汰耳！”177所评切当。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自王、李之兴，百有余岁，义仍当雾雺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驳。归太仆之后，一人而已。”178肯定了汤显祖在明代反对复古主义文学运动中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情”。这正是晚明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汤显祖《牡丹亭》是对于“情”最高、最形象的礼赞。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179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对于情的描写多矣，“情”可说是文学中的一个永恒题材。正如金代元好问说：“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180爱情能使人以生死相许，足见其巨大魅力。但元好问所表达的还是现实主义的说法；汤显祖则说情之所至，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否则，就谈不上是至情了。这确是远远超越现实的浪漫瑰丽的豪语。汤显祖推崇的情，包含个性自由的内容。它既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常理，也与宋明理学的“理”是对立的。在这个基础上，汤显祖提出文学创作要敢于突破常规。他在《合奇序》中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181文中还举苏轼的画竹与米芾的山水人物画为例，并把“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这种人格理想运用到审美理想之中。他在《序丘毛伯稿》中也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182可见，汤显祖论文重在“生气”。“生气”源于作者“飞动”的“心灵”、自由的思想和不羁的个性。
查继佐《汤显祖传》说：“海若为文，大率工于纤丽，无关实务。然其遣思入神，往往破古。”183这是对其文学创作的总体评价。汤显祖传奇创作，千古流芳。“玉茗堂文”之成就，不如其戏曲，但也可称别具一格。《汤显祖集》中散文，分为“玉茗堂文”与“玉茗堂尺牍”两部分。“玉茗堂尺牍”数量很多，也最能代表汤显祖小品特点。沈际飞在《尺牍题词》中说：
沈际飞题词高度地评价了汤显祖尺牍的内容和艺术成就，认为它堪称“压倒流辈”。“玉茗堂尺牍”展现了汤显祖的胸襟和个性，是我们认识汤显祖最直接的资料。他在《答余中宇先生》中说：“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185此数语，确是汤显祖品格的真实写照。“真气”是汤显祖性格最为可贵之处。他为了保持“真气”而屡屡吃苦头。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在一封写给皇帝的《论辅臣科臣疏》中竟说：“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申时行，曾为首辅）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皇上大有为之时可惜。”186敢于把皇帝经营的二十年一笔抹杀，结果被贬谪到广东徐闻，降为典史。万历十三年，他的座师司汝霖写信劝他与执政搞好关系，可调回北京任吏部主事。他写了《与司吏部》一信婉拒，信中叙述五条不想去北京的原因，如家庭、费用、身体、气候、水土等，其实都是托词。真正原因，是他对于官场，尤其像北京这种权势中心的厌恶。他说：“长安道上，大有其人，无假于仆，此直可为知者道也。”他的愿望是“依秣陵佳气，与通人秀生，相与征酒课诗，满俸而出，岂失坐啸画诺耶？”187表现出对于利禄的鄙视和个性自由的追求。
汤显祖研禅学庄，但对于现实，还是相当关切的。就是到了晚年，虽远离官场，仍关心时局。他曾在《答牛春宇中丞》信中说：“天下忘吾属易，吾属忘天下难也。”188汤显祖尺牍对于当时社会，亦有所批判。如《答马心易》：“三惠良书，阙然不报。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立俯行，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不然，则如海母目虾，随人浮沉，都无眉目，方称盛德。想自古如斯，非今独抚膺矣。”189自古以来，在专制社会里，那些“立于时”或“称盛德”的人，往往是那些奴颜婢膝，唯唯诺诺的奴才；或者是那些毫无独立见解，随人浮沉的庸才。“男子多化为妇人”，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现象！汤显祖的揭露，极为深刻。李贽曾在《别刘肖川书》一文中，讽刺当时许多人自以为是个男子汉，其实，只不过是处处需人庇护的孩子190。而汤显祖则把官场上人比喻为“妇人”，对女性颇为不尊。但其意，是借指那种向权贵献媚，以作为进身之阶的官吏或士人。从生理学上说，男人女性化，是一种生理或心理的变态；而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男子多化为妇人”，则是比喻一种相当可悲，而且难治的病态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在封建极权政治下必然产生的不治之症。
汤显祖尺牍一般篇幅短小。三言两语，潇洒自如，而其中大有意趣。汤显祖在《与刘君东》一信中提道：“屠长卿曾以数千言投弟，弟以八行报之，渠颇为怪。弟云，古人书‘上云长相思，下云加餐饭’，足矣。”191“八行”，原泛指尺牍，但在此文中之意，“八行”应指短简。他认为，短简足以表达深挚感情。汤显祖《答陆学博》一信，全文只有四句：“文字谀死佞生，须昏夜为之。方命（意为“违命”——引者按），奈何？”192沈际飞评前二句说：“数字银钩铁画。”193历来碑志墓铭之类，不少是奉承死者，以达到讨好生者的目的。而富有“真气”的汤显祖对此无法接受。他说，这些文字，只能黑夜里写，昧着良心去作，而他则万万难以从命。文章虽然委婉，意思却是截铁斩钉。而此尺牍如此之短，其实也表示了无须多言的轻蔑态度。
汤显祖尺牍，尤其是晚年尺牍，写得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而颇有意趣。如他在六十岁家居时写的《与丁长孺》一札：
老笔颓放，诙谐而又无所顾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真是大家手笔。信中以“梦语”和“醒眼”对举，诙谐而不失风度；对于“知命”与“耳顺”近乎文字游戏的解释，巧妙又有深意。丁长孺曾任中书舍人，后以言事忤首辅王锡爵而落职，而此时汤显祖也辞职家居。大概丁长孺仍想再涉仕途，故汤显祖信末，以回归大自然的舒适生活与那种“不得去，不得死”的官场生活作对比，言外似有规劝丁长儒之意。两年后，丁长孺又被起用广东按察使经历，移礼部主事，后来又被削籍。
中国古代的尺牍，从语言风格上大致可分为本色派与文采派两种倾向。汤显祖尺牍，清丽雅致，隽永飘逸，文采飞扬，可称为文采派尺牍。汤显祖在语言形式上非常讲究，尤其喜欢简洁高雅的表达方式。如以下数则：
从以上作品来看，汤显祖尺牍吸收了六朝骈文小品之精华，而达到颇高的艺术水平。其高妙之处，在于用骈文句式把复杂的人事和感情表达得如此生动流畅。这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字功夫。沈际飞评其尺牍“隽冷欲绝，方驾晋魏”198，并非虚语。汤显祖尺牍以文雅为主，当然，有时也写得相当通俗。如《与宜伶罗章二》：
信是写给当时的普通戏曲艺人的，故汤显祖用日常口语来写，把自己的主张表述得通俗晓畅，明白无误。不过，这种风格在玉茗堂尺牍之中，所占比例是极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