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生育与生命周期
冯尔康著
皇家的生育和生育观念散论
皇家的生育，关乎婚姻、家庭、人口、朝政以及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意识；它与民间的生育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少的差异，显然是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学术界对它有些许的关注，然而很不够，迄今还没有专著问世。有的后妃史著述介绍生育的情况，但是只是说明后妃个人的养儿育女，而未进行分析论述。[80]朱子彦在《后妃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后妃实际上是帝王生育子女的工具”，讲到帝王的择偶，说“帝王的配偶乃至立储是维系世袭王朝的根本，所以皇帝总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得子，并期望儿子越多越好”，[81]道出了皇室的多子观念，然分析尚付阙如。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研究清代皇族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认为皇族不在意婴儿死亡率升高，而设法降低儿童死亡率，以此达到调节家庭人口的目的，[82]论及清代皇族的生育与抚育问题。郭立诚在《中国生育礼俗考》一书中论述了皇家高禖求子礼仪。[83]笔者写过《清代帝王的生育》札记，讲到皇家的多生育、多殇逝及其原因。[84]至目前为止，研究的状况与历史本身的重要两者颇不协调，无疑，研讨有待于加强。笔者觉得这是有趣味的题目，但用力尚属初步，加之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有限，本文并不能对二千年的皇家生育史作出系统全面的交代，只是对几个重要问题，即帝王一后群妃制、皇后的选择与生育的关系、祈祷生子的信仰与表达方式、分娩及保育制度、后妃养护皇子的功利思想和血腥争斗、皇家生育及生育观的不同于民间的特点，试图作些粗浅的理解。
一、一后群妃制度的实质是为延续子嗣
皇帝有皇后和一大群妃嫔，《礼记·曲礼》记载：“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85]《礼记·昏义》又云：“古者天子立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86]据此计算，皇帝群妾一百二十人，连上皇后多达一百二十一人。夫人、嫔、世妇、女御，是内命妇爵位，也是职务，协助皇后管理后宫事务，这就是所谓“听天下之内治”。然而为什么要这么一大群人呢？
这同皇帝要多生儿子有绝大关系，事实上，从皇后到女御，都负有为皇帝生育子女的使命，尤其是生儿郎。对此不妨先看古人对宫中人员设置的有关说法。
关于皇后。上古称呼首领为“后”，其后称为“王”“帝”“皇帝”，而将“后”作为帝王配偶的称谓，于是女性的王后就相当于昔日男性的国王，也是君的称谓，表示女君与男王是敌体，不过男性君主有了更高级的、美好的皇帝称号，比女君要高一等。这是女君之称“后”的主要含义，同时“后”还有为国君生育后人的意思。孔颖达疏解《礼记》“天子有后”的“后”说：“谓之为后者，后，後也，言其後于天子，亦以广後胤也。”“后之言後也。”[87]《礼记·昏义》说婚姻，“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後世也”。[88]“继後世”就是生子育孙，使家天下世代延续下去。人们的这些理解，无疑是准确的。汉灵帝时羽林左监许永对皇帝说到受冤而死的宋皇后，“亲与陛下共承宗庙，母临万国”。[89]皇后“祗承宗庙”，“母仪天下”，如果没有后人，怎么能称职呢？要有后人是无疑的事情。明成祖的徐皇后在《内训》书中说到皇后参与宗庙祭祀：“祭者，教之本也，苟不尽道而忘孝敬，神斯弗矣。神弗享而能保躬裕后未之有也。”[90]虔诚祭祖，才能得到祖宗的保佑，否则是不会有后人的。说明皇后参与宗庙之事，是为了敬祖，也是为了裕后。皇后生育后人的意义，在金朝册立皇后的乐曲中也有表述，《坤宁之曲》云：“礼文斯备，爰正坤仪。维顺以慈，俪圣同德。则百斯男，垂统无极。”[91]祝愿皇后生育众多男儿，使皇家永远延续下去。清高宗为清代大内皇后的寝宫作《坤宁宫铭》：“以继以绳，惟曰：欲至于万世。”[92]西汉人以“椒房”作为皇后寝宫的代称。[93]为什么用“椒”字？汉人应劭的理解是：“皇后称椒房，取其蕃实之义也。”[94]唐人李贤注《后汉书·第五伦传》中的“椒房”，谓“后妃以椒涂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95]原来取椒结子多作比喻，希望皇后多生子。无疑，皇后尊为国母，本意有二：统理六宫事务；生皇子延续皇室。
关于世妇等。《周礼·天官》讲世妇的职责，“掌祭祀宾客丧纪之事”。[96]对世妇，王昭禹的理解是：“执箕扫以事人者谓之妇。《记》曰：纳女于天子，备洒扫，妇之事人，有广嗣之义，故谓之世妇。”郑节卿也认为：“天官世妇，以广嗣为义。”[97]他们一致的见解是，世妇在协助皇后整治祭品的同时，是天子的妾，有责任为皇帝多生儿子，以实现皇家“广嗣”的目的。天子多妃嫔，要求来源于不同的地域和家族，元朝人修《金史》，讲到古代天子娶后，为什么“三国来媵，皆有娣侄，凡十二女”，是为了“正嫡庶，广继嗣，息妒忌，防淫匿，塞祸乱也”。[98]古人已经懂得近亲结婚不利于生育的道理，所以要从不同的地方迎娶后妃，避免不孕或生子难养活的现象，达到广继嗣的目的。西汉杜钦讲，“礼一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广嗣重祖也”。[99]多妃嫔，就是为多生子女，所谓“广嗣”，乃是人们的共识。
《礼记·曲礼》说：“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何谓“备百姓”，疏释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广子姓也。”又说：“姓，生也，言致此女，备王之后妃以下百二十人，以生，广子孙，故云姓也。”[100]人们送女儿到王宫，成为皇家的人，不再是娘家的成员；姓是生育的意思，天子后妃多，生的儿子就众多，所以说是备百姓。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有二十五个儿男，他们属于不同的姓，那么备百姓是说儿子有各种姓，而之所以如此，还是在于男儿多。俗话说“子出多母”，[101]皇帝实行一后群妃制度，是为了获得多生儿子的母亲，与其说管理后宫需要后妃，毋宁说皇帝希望得到大量的子嗣更为重要。
上面叙述古人对一后群妃与多子关系的认识，现在再从后妃地位升降与有无子嗣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观察一后群妃制同多子观念的联系。有的皇后由于不能生养儿子而失宠，遭到废黜，并由有子的宠妃取代她的地位。汉景帝于元年册立薄氏为皇后，但薄后“无子无宠”，六年后被废掉，次后册立刘彻（汉武帝）为太子，将他的生母王氏封为皇后。[102]唐高宗要立武则天为皇后，宣布废掉王皇后的理由是：“莫大之罪，无过绝嗣，皇后无子，今欲废之。”[103]无子成为不可饶恕的大罪，薄后、王后因此而遭废黜。明宣宗胡皇后没有儿子，身体又不好，宣宗让人给她算命，说是皇后无福禄，命中无子，而孙贵妃宫中的侍女怀孕，孙贵妃就假冒自己有了身孕，生了男孩，宣宗说他三十无子，如今要立孙贵妃的儿子为太子，根据母以子贵的原则，应当改立孙贵妃为皇后，而黜退无子的胡皇后，可是胡皇后并没有别的过错，于是劝谕她自动退位，把皇后宝座让给了孙贵妃。[104]明穆宗的陈皇后因皇帝耽于声色，温和地进行劝谏，不想穆宗大怒，将皇后逐出中宫，使得陈氏抑郁成疾，朝臣看不过去，上疏请笃宫闱之好，穆宗的答复是“后无子多疾”，才让她移居别宫。[105]无子成了皇帝虐待皇后（实际废黜）的正当口实。明英宗时，太监请示前述的孙贵妃、当朝的太后，以钱皇后无子，应当改立生有儿子（宪宗）的周贵妃为皇后，得到太后同意，英宗笃念旧情，没有允许。[106]钱皇后实在太幸运了，保持了女君称号。南唐李后主的大周后获宠非常，但儿子夭亡，觉得做了对不住后主的事，直到临终，仍对后主说：“所不足者，子殇身殁，无以报德。”[107]
一般来讲，皇帝子嗣多，生子的宫人自然不可能都做皇后，但会大大地改善处境，提高地位，有的爵位甚至是因褒宠而特设的。如汉元帝的傅婕妤生有一男一女，男封定陶王，女封平都公主，另有冯婕妤，生子封中山王，这二人大得元帝宠爱，为了区别于其他妃嫔，创设“昭仪”爵号，封给她们，赐予印绶，位在婕妤之上。[108]从此在内命妇中有了“昭仪”一爵，汉唐之间成了宫中要角。唐敬宗郭才人生皇子晋王李普，皇帝以早得子特别高兴，对郭才人宠遇有加，不过一年的时间，就封为贵妃。[109]明世宗王嫔生了皇子，深得其父喜爱，乃将王嫔晋封妃、贵妃、皇贵妃。[110]有子而子亡，也会改变母亲的地位。汉成帝原来宠爱班婕妤，甚至要她同辇游后宫，班氏为人自爱，深知那是不合自己身份的事，拒不接受，被后人视作美谈。但是她的儿子夭折了，又遭到皇帝新宠赵飞燕的诬陷，乃作赋自我伤悼，词云：“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岂妾人之殃咎兮？将天命之不可求。”痛惜娇儿的殇逝和自家命运的不济，最后以陪伴太后而了却余生。[111]
没有儿子，再得皇帝的宠荣，也难登皇后宝座。唐武宗登基，颇得王才人筹划赞助之力，她又能歌善舞，因此武宗想立她为后，可是宰相李德裕说“才人无子，且家不素显，恐诒天下议”，武宗只得作罢。待到武宗驾崩，王才人自经身殉。[112]王氏不得为后，无子成了两条重要原因之一。宋哲宗的宠妃刘婕妤得意忘形，公然与孟皇后分庭抗礼，因而在一次朝见皇太后时受到冷落，哭诉于哲宗，内侍郝随对她说：“毋以此戚戚，愿为大家早生子，此坐正当为婕妤有也。”[113]郝随看得透彻，一个宠妃，没有儿子当不了皇后，有了男儿，皇后名分自然就到来了，所以最要紧的是生儿子。这一桩桩的事实，生动地表明，有无子嗣关系着后妃的名分和荣辱，再荣宠的妃嫔没有儿子作后盾，地位很难永保。古人常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然而最常见的还是“母以子贵”。实践证实，一后群妃的制度，是为保证皇家有足够的继承人。
君主册封后妃的实践和古人对一后群妃制度的本质在于保证生育多子的认识，还体现在对君主性生活的规范方面，这是为了避免出现专宠的现象，以便众多的妃嫔都有怀孕生子的机会，才有皇家多子的可能。群妃中的九嫔，据《周礼》的记载，“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率其属，而以时御于王所”。九嫔要以四德教育八十一御妻，同时安排君王御幸群妃的方法，即将皇帝的一百二十一个后妃编排出秩序，以便轮流接受皇帝的召幸。据东汉郑玄的理解，八十一女御，九人一组，每晚九人与皇帝一起生活，二十七世妇也是九人一组，分三夜陪侍君王，九嫔一组，当一晚，三夫人当一夜，皇后一夜，这样半个月一轮回。如此依照等级，都有与皇帝亲近的机会。[114]《周礼·天官》讲到女御的职掌是，“掌御叙于王之燕寝”，这是说由女御来安排帝王与后妃的同居生活，因为女御地位低下，对这种事情的安排不敢自专、徇情舞弊，一定会公平合理，不致出现专宠和忌妒的情况，从而使内无怨女，而皇家子孙众多。[115]不论由哪一种内命妇来管理，郑玄的说法是想象化的，不会符合于实际。后梁崔灵恩讲了同郑玄相同的御法，只是补充后妃有月经时的避免临御问题。[116]宋人魏了翁对郑玄等人的说法持批评态度，说“每九人而一夕，虽金石之躯，不足支也”，何况帝王祭祀很多，而这时是要斋戒的，“动辄三日斋，七日戒，而可以无夕不御女乎？”因此不可能半月一轮换。[117]这样平均性生活的方法是理想化的，行不通的。[118]这种说法忽视了皇帝的个性和某些妃嫔的活动能量，是不会按照它实行的。
其实，宫中的性生活虽不是如同郑玄所说，但规矩是有的，应有某种约束作用，只是皇帝往往恣意而行。宋代宫中女史，专事内起居注的写作，时刻跟随皇帝，记录其行动，当晚交给史馆。她们的住处外面钉有金字大牌，上书“皇帝过此罚金百两”。[119]这种严格的内起居注制度，自然不是规范帝王性生活的，但在客观上起着某种限制其恣意性的作用。女史的居处皇帝不能随意进入，这是为防止皇帝去篡改历史，从而使皇帝无法掩饰其白天在后宫的任意行为，使其生活不能不有所检点。前述《周礼》记录的九嫔或女御管理的帝王幸御妃嫔制度，从明代的记载看，当时是由宫中女官的尚仪局来负责。这个机构职掌“礼乐起居”，[120]下属女官承皇帝之命引领被御的妃嫔或宫女。明初的宁王朱权，以其曾经居住于宫中及对宫内生活的了解，写出《宫词》一百多首，其中有三首与召幸宫人有关，兹录于次：“雕檐蟾魄度罘患，蜘网呈样坠喜丝。知是昭阳有恩泽，灯花昨夜结红芝。”“一自承恩入建章，为怜妾貌侍君王。殿头自此书名字，日日联班进御床。”“新选昭仪进御来，女官争簇上平台。宫中未识他名姓，都把名花作字猜。”[121]第一首是说灯花给宫人喜兆，等待君王的召幸，第二、三首是讲新宫人受到爱怜。所有这些宫人被召幸，都出自皇帝的意愿，所谓“殿头自此书名字，日日联班近御床”，就是皇帝亲自指定当夕宫人。明代弘治年间进宫为女官的沈琼莲作《官词》，亦云：“尚仪引见金龙床，御笔亲题墨色香。幸得唱名居第一，沐恩舞蹈谢君王。”[122]反映出尚仪局女官参与皇帝御幸事务。但决定人选的权力仍在帝王手里。在清代，同样有女史记录皇帝的夜生活，据说还要将这种笔记让皇后观看，所谓：“故事，帝宿某处，御某人，有册籍报后。”[123]总起来说，宫中有皇帝御女的规范，防止专宠某一两个宫人，影响君主与更多宫人的性生活，以便“子出多母”，有众多的皇子出世。“广嗣”是御幸有度的出发点。当然在实践上，帝王由个人的感情作支配，不会完全按照规矩去做。至于郑玄所说的御女方法，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玄想，同皇家的规矩有颇大的出入。
看来，皇家一后群妃制度的订定，从目标、夜生活规范和后妃册废的实践诸方面看，中心点是为多生多育男儿，纳后的本意是所谓“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祭祀先人，求得保佑，使后继有人，使宗庙的烟火不断。当然，多妃制度也是适应了帝王色性的需要，而且在某些皇帝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一后群妃制度还是古代社会等级特征的一种反映，是对皇帝更多地占有妇女意愿的满足。而对后妃来讲，一旦进入这种特殊的婚姻序列，生儿育女就成为她们最大的愿望。归根结底，皇家的婚姻是为了多生子嗣，一后群妃的制度是为了实现这种目的，也是皇家多子观念的体现。在古代家庭功能的学术讨论中，第一位的是经济功能，还是生育功能，尚在争论之中，但是从皇家的情况来看，生育功能是处于首位的，是首先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二、育嗣观念下的选择“宜子”皇后
后妃的主要任务既然是生育男儿，就会出现选择会生儿子的妇人（皇后）的问题，当然这不是单纯的事情，它同选取皇后的其他条件联系在一起。
选择和册立皇后的条件，或者说是标准，各个时代不完全相同，有时差异很大，但总观起来，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甲）家世清白，早先要求贵族和社会上层家庭的女子，选取社会下层乃至半贱民、贱民女子是偶然的现象，后来社会层次下移，不需要是高门大户，但一定要身家清白。（乙）人品贤德，女家或女儿个人的贤德名声为人们传扬，这里所说的贤惠主要是指宽容，没有女性的嫉妒，接受皇帝的众多妃嫔。（丙）相貌端正。（丁）有时某种政治因素起一些作用，系适应皇室、外戚的政治需要。此外，是女家甚至女子个人生育的状况。这是这一节所要论述的事情。
古人依据家族的生育历史或个人的体质相貌特征，认为某个家族或个人适合于生产男儿。西汉成帝因为他的兄弟中山孝王没有儿子，以“卫氏吉祥，以（卫）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卫子豪家族的生育、婚配状况是：子豪妹为宣帝的婕妤，生楚孝王；子豪至少生有二男二女，长女被元帝纳为婕妤，生平阳公主。至是成帝认为他家吉祥，主动为自己的弟弟联姻，倒不是卫家要高攀皇室。那么成帝所说的吉祥，在这里应当是指善于生育，虽没有确切地说能生男，但这个婚姻就是为中山王生子的，所以在成帝的观念里，卫家是适宜于生育男儿的，而且目的也达到了。[124]成帝并未提出“宜子”的概念，其实当时人已经有了这种意识。成帝本人就处于无子状态，外戚王凤将自家妾的妹妹张氏“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125]王凤假托张氏能生子——“宜子”，将她送进宫中，不论其目的如何，“宜子”之说至少在社会上层流行了。王凤的侄子王莽也是使用宜子之说行事的人。他的侄儿王光私自买了侍婢，王莽为掩盖他的不良行为，将那个侍婢赠送给还没有儿子的后将军朱博，并矫情地说，这个婢女“种宜子”，所以才给朱博买的。[126]“种宜子”，就是此女是生男儿的种子，或者说是适合于生儿子。由王凤、王莽行事、说话状态来看，“种宜子”之说，应是社会上业已形成的一种观念。这种情形表明女人能否生育儿郎可能已是某些人选择配偶的一种条件了。
正式提出把“宜子”作为娶妇标准的是晋武帝。武帝要给太子选妃，有关人员建议从卫瓘和贾充两家挑选，武帝倾向于卫家，理由是：“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127]一个是种贤多子家族，另一个是种妒少子家族，多子与少子成为选择婚姻的一项标准，在社会上已形成明确的概念。宜子多男之说，此后不时地出现在皇家的婚姻史上。北齐文宣帝为其弟博陵王纳妃崔㥄的妹妹，在结婚的晚宴上，文宣帝祝酒词曰：“新妇宜男，孝顺富贵。”这是祝福弟妇生男儿，但不是一般的喜庆话，是针对崔氏家族的实际情形说的。崔家是多男子的家族，崔㥄有九弟兄，显然是“种宜子”的了。[128]辽道宗册立萧坦思为皇后，已经几年了，没生子嗣，帝后双方都着了急，大约皇后尤其不安，说她的妹妹“宜子”，推荐给道宗，皇帝也动了心，这时皇后的妹子已嫁人，硬使其离婚，入宫为妃，但是这位妃子并未生子，于是又让她回到原来的丈夫家，而皇后也降为惠妃。[129]萧皇后的妹妹宜子之说并无根据，可能是皇后的愿望，或者她是以此来欺骗道宗的。不过这个故事反映道宗夫妇是相信宜子说的。明武宗是位荒唐的君主，因无男儿，将已有身孕的马氏召进他常驻跸的豹房，引起朝臣的反对，御史徐文德上言：“是姬殊色多技能，而又宜子，陛下悦彼甘言，误蒙宠纳，已纳已婚未婚，有身无身，皆所不计。”六科都给事中石天柱等谏诤，问皇帝明知马氏怀孕，为什么还要宠幸她，是不是“急于宗嗣”？！[130]言官都怀疑武宗相信马氏宜子，希望从她那里得到子嗣。武宗是否真是这样想的，很难说。然而事情表明明朝人笃信宜子说，并同皇家育嗣联系起来。
宜子说是从家族和个人的生育史作出考查，另外皇家也会从相貌和生辰八字选择后妃，前面说过明宣宗相信术士的“中宫禄命不利于息”的话，废掉了胡皇后。现在再看晋简文帝的行为。他早年的三个儿子夭亡，此后一个儿子被废，一子早卒，将近十年，后宫诸姬再没有受孕的，他很着急，将相面人召进宫中，一一审阅他的众位爱妾，相面人说她们都不能生育，这时有一位在织坊中做粗活的李姓宫女，是个黑高个，同伴给她起个绰号叫“昆仑”，相面人见到她吃惊地说，就是她善于生子。她虽然出身卑微，形容丑陋，但简文帝思虑到子息大计，将李氏收入后宫，竟然如相面人所说，连生孝武帝和会稽王两个儿子。这位李夫人在儿子孝武帝继位后，被尊为皇太后。[131]刘宋太宗为太子选妃，以“卜筮最吉”选中了江简珪，后来太子（后废帝）继位，江氏成为皇后。[132]唐宪宗的郑姬原来是李锜的妾，李锜之所以收纳她，是因为相面的人说她“有奇相，当生天子”，李锜造反失败，郑氏没人掖庭，为宪宗生了宣宗，宣宗继位，尊她为皇太后。[133]郑氏倒是合了相士之言，生出天子，至于唐宪宗是否是信了相士的话才看重郑氏的，不得而知，但是以相貌观察妇女能否生子，乃是社会上层娶妻纳妾的一种选择条件。五代时李克用夫人刘氏无子，向丈夫推荐妾曹氏，说她“相当生贵子，宜善待之”，后来曹氏果然生了唐庄宗。[134]这些是从相貌上取人，为得宜子之妇。
皇家为多得子，特别是在乏嗣息的情形下，笃信宜子说和术士之言，作为选择皇后和妃嫔的一种重要的因素。有的家族生男儿多，这是事实，卫瓘、崔㥄等家族就是生男性多，同这类家族的女子结婚，生儿郎的机率可能会大一些，因此皇家选择宜子皇后，有一定的道理，但若以此要求皇后一定生产儿郎，否则即行废黜，显然是无理地苛求于人，显示出皇家择偶条件的苛刻性。皇家高高在上，处于社会最高层级，在选取后妃上占据绝对的主动位置，才有可能提出选后的宜子原则。宜子的条件，在民间行不通。民间虽有“嫁女往高门，娶妇不如我家”的说法，实际上没有多大的选择空间，很难挑三拣四，对宜子的因素加以强调。所以“宜子”作为选婚的一项原则，只能出现在皇家，使之成为皇家婚姻的一个特点。[135]这里还要指出，宜子的选择对象，主要适用于皇后，其他妃嫔的征用基本上不以此为目标，这也说明极端重视皇后的人选及皇后的地位，因为皇位继承人要由她生育，她的地位一般也不宜于更换，为求婚姻的稳定，希望有“宜子”的皇后，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三、祈冀生子的诸种信念与表达方式
古代社会流传着许多生子的吉利信仰，在皇宫中也有反映，这一节希望能对此有所说明。
（一）后宫处处生子吉祥物
宫中许多建筑、用品冠有多子的名称，希冀君王和后妃目睹这些名与物，产生生育的欲望和心情，以便受孕产子。
百子帐。后妃所使用的床帐，名曰“百子”。宋代大词人李清照《贵妃阁春帖子》诗云：“金环半后礼，钩弋比昭阳。春生百子帐，喜人万年觞。”[136]以百子帐入词，歌咏后妃生活。王仲闻认为李清照用“百子帐”一词，“特取其子孙众多之义”。[137]
百子门。明、清两代的后宫中路为交泰殿、坤宁宫和后花园，东路和西路各有六组建筑群，即十二所宫院，供群妃居息，西宫的第二条街（西二长街）的北门，叫作“百子门”，预兆住在里边的宫人们生产大群的皇子。[138]
螽斯门。与前述百子门都在西二长街，唯百子门为街的北门，此门则为街的南门。[139]螽斯是很小的昆虫，然多子，故以此比喻多得子息。
广生门。东一长街有广生左门，西一长街有广生右门，以“广生”起名，应系多生男儿愿望的表露。[140]
千婴门。明代后宫东二长街北门以此为名。顾名思义，皇家要百子千孙。[141]明末太监刘若愚讲过宫中为这些宫门命名及养猫、养鸽的用意：“祖宗为圣子神孙，长育深宫，阿保为侣，或不知生育继嗣为重，而宠注于一人未能溥贯鱼之泽，使以养猫养鸽，复以螽斯、百子、千婴名其门者，无非藉此感动生机，广胤嗣耳。”[142]原来这些名称是增加皇家成员的生育愿望，以便子孙众多，后继有人。
百子铃。马项上的配铃，命名“百子”。据说魏文帝曹丕征召薛美人于常山，非常隆重，驾车的马项上套着百子铃，走起来，“锵锵和鸣，响于林野”。[143]连御马的装饰也用“百子”为名，真是望子心切。
出降公主用璋。公主下嫁，陪物甚多，晋朝皇帝因此下诏书说：“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为备物，赐钱使足而已，惟给璋，余如故事。”[144]公主是出嫁，夫家应当出些费用，不能全由皇家负担，这是理应如此的，但是璋是一定要赠送的。送璋为历代所坚持，唐朝公主出降六礼中行纳征礼时，“掌事者奉璋以椟俟于”仪礼场所。[145]为什么一定得送璋？“弄璋之喜”的典故或许可以明之，无非是祝福公主早生贵子。
百子池。另外说明。
（二）宫人喜过七夕节
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的神话，演成民俗节日，妇女们过得尤其认真，宫女更对它寄予厚望，当作大的节日来过。七夕之时，她们到百子池畔，演奏于田乐，然后做游戏，用五色线相绑缚，叫作“相连爱”。[146]宫女之间相连爱，是为了寄托友情，和睦相处，不过她们在七夕节更希望得到君王的爱怜，征召昭阳宫，去圆那牛郎织女相聚的梦。北宋宫中和民间的七夕节的过法是，宫人将菜豆、小豆、小麦放在瓷器器皿里，浸上水，待到生出数寸的芽，用红、蓝等色的线束起来，管它叫“种生”。[147]欲望得种，有小生命的出世，就不枉过这个节日了。在南宋的七夕节，宫姬置买小儿的衣冠，都用节日流行物作装饰。[148]明代宫中七夕，宫眷穿鹊桥补子，宫中设乞巧山子。[149]鹊桥，喜鹊搭桥，成全那牛郎织女相会，宫人寄望于君主的垂怜，得百子池名之瑞，为皇家生出成百儿郎。
（三）希求得瑞名之应
古人渴望得到男儿，尤其是连生女儿之后，更盼男孩的到来，于是就在给女子取名上做文章。刘宋文帝的妃子路氏，建康人，出身贫寒，其父为之取名“惠男”，希望她的好名字带来一个小弟弟。后来她以色貌选入后宫，生出孝武帝，封为淑妃，孝武帝即位，尊为太后。[150]南朝陈高祖章皇后，吴兴乌程人，名字叫“要儿”，可见其父要儿子的迫切心情。要儿后来成为皇后，生子陈世祖继位，尊为皇太后，废帝尊为太皇太后。[151]后妃的嘉名，原是对娘家而言，与皇家本无关涉，也并非因名字而得宠，可是她们进入宫中，成为皇家的人，尊为后妃，都能生子，岂不应了嘉名之瑞？
（四）无子时祈祷高禖
有的帝后生子不能养活，或盛年无子，心情焦虑，以为是晚年无子，其实是处于青年时期，如北魏道武帝“晚有子，闻而大悦，乃大赦天下”，其实他生太宗的时候才二十岁，就觉着得子晚了。[152]当他们尚无子息之时，往往乞求于高禖、上天、祖宗和山川的灵佑，举行祭祀盛典，设醮求神，以降福生子。高禖是司理生育之神，祀高禖是祈子的祭祀。《礼记·月令》云，二月“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153]具体的祀礼，以明朝的规则来说，是在高禖祭坛下面放置弓矢，皇帝和后妃举行过祭奠礼后，女官引导后妃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予后妃。[154]弓矢象征勇士，意思是祈求孕生男儿。皇家祠祀高禖，并非年年进行，据郭立诚的说法，是皇帝继位很久，太子仍未诞生，怕后继无人，才去祈祀高禖。郭氏还从西汉到明朝找出29起祭祀高禖的事例，其中宋仁宗、宋高宗各有七次，金章宗三次。祠高禖是皇家专有的求子大典。[155]北朝及隋朝制定帝后乘舆的五辂制度，皇后的车舆分十二等，第一等为重翟，皇后乘它随从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156]祀郊禖，就是祭高禖，因系求子的头等大事，所以要乘坐最贵重的车，表示对祭祀对象天神（包括高禖）的敬重。这是常备车，将求子列为使用范围之一，可知求子是皇家时刻准备进行的事情。金章宗的皇后和妃嫔生了几个儿子，可是或者几个月或者二三岁上就夭折，承安五年（1200），章宗以没有子嗣，亲自去太庙山陵祈祷。少府监张汝猷建议派近臣到名山观庙去祈神，于是遣员外郎完颜匡往亳州祷祀太清宫。到泰和二年（1202）李元妃生皇子，群臣上表称贺，皇帝赐宴，同时进行一系列的酬谢祖宗神灵的活动，令平章政事徒单镒往太庙宣读报谢祭文，右丞完颜匡报谢山陵，遣使报谢亳州太清宫。当皇子满三个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于元真观，为皇子祈福。只可惜皇子仅活了两岁。[157]明孝宗即位两年，尚无子嗣，乃设醮求子，给事中张鼎认为应当广置妃嫔，加大生育的可能，不可过分相信天神，上书云：“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广储嗣，今舍是弗图，乃徒建设斋醮，不已惑乎！”[158]明代大内北部有大高玄殿，祠星君，当时人认为最有灵应，明神宗的宠妃郑贵妃前往礼拜，祈求保佑生养，后来生了福王，她就谒祠致谢。[159]
（五）望嗣时博求淑女、节欲、仁政与制妒
皇帝乏嗣时，一方面求助于神灵祖先，另一方面则讲求人事，这就是刚刚讲到的张鼎对明孝宗的建议，广召妃嫔，增加生子的机会。可是它又可能产生相应的问题，即皇帝性欲无度反而降低生育机能，妃嫔众多必然造成争宠局面，同样不利于子息的出世和养育，所以朝臣就这三方面关系，不断向君主建言，盼望能够处理得好，解决国本的大问题。
明宪宗专宠万贵妃，万氏先生有儿子，然而早逝，别的宫人生子，她又加以陷害，所以宪宗未有子嗣时，“中外以为忧”，朝臣相继上书，“请溥恩泽，以广继嗣”。[160]给事中魏元不点名地要求宪宗从溺爱万贵妃或者说从万贵妃控制中走出来：“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虚，岂可以宗室大计一付之爱专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国本安民心哉！”[161]宪宗的孙子世宗得子也“晚”，大学士张璁上言：“秋鼎盛，宜博求淑女，为子嗣计。”世宗接受建言，以太后的名义，册立九殡。[162]这是所谓师法上古帝王，多立后宫，以广储嗣。
有的帝王拥有众多的宫人，可是依然没有后嗣，出现滥情的毛病，这就需要节欲保持体能，曹魏的廷尉高柔就向明帝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明帝即位，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可是皇子连连夭亡，以致没了儿子。高柔上疏，现在宫人怀孕的都没有，是不是后庭人数太多了，反而造成圣嗣的不昌，不如放出一些宫人，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即培养元气，专注于少数人，“如此，则螽斯之征，可庶而致矣”。[163]有的人更放大视野，讲究起实行仁政，以德致祯祥，从而生子延祚。金哀宗时，有人告他的异母兄长、庞贵妃生的荆王谋反，将其打入监狱，哀宗的母后王氏劝他说，你只有一个哥哥了，奈何听信谗言加害于荆王；回想章宗杀自己的伯父和叔父，害得自家享年不永，你如今还没有得子，怎么能效法章宗！于是放出荆王，并流着泪劝抚一番，以示实行宽仁致祯祥的政策。[164]
后妃争宠，相互倾轧，是常有的事情，这将不利于子嗣的繁衍。《诗经》有《樛木》《螽斯》两首，被后人理解为赞扬妻妾和睦，子孙兴旺，并利用它们劝喻家庭宁谧，特别是进谏皇家处置好群妃之间的关系。《樛木》诗的原文是：“南有樛木，葛慕紧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螽斯》云：“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注释家们说，这两首诗以比兴的手法，赞誉后妃不妒忌，待下人慈惠，得到爱戴，家内就像螽斯那样子孙众多，这是因德而有福，就中关键在于宫中和睦，没有忌妒。[165]嫉妒的产生，在于爱的不均匀，是专宠的结果。西晋张华针对惠帝贾皇后的恃宠跋扈说：“无恃尔荣，天道恶盈；无恃尔贵，隆隆者坠。鉴于小星，戒彼枚遂。比心螽斯，则繁尔类。欢不可以黩，宠不可以专。”[166]讲专宠必败，乐极生悲，还是以螽斯为鉴，繁昌子孙。明成祖徐后讲，“不骄不妒，身之福也”。这不仅是个人的事情，如果这样做了，能够“茂衍来裔，长流庆泽”。[167]要言不烦，关键在不专宠，不嫉妒，使子孙昌盛，王朝万世流传。
（六）孕妇插戴宜男花
以上讲的是求孕生子的各种信仰及其表达方式，受孕之后，出现生男生女两种可能，这时皇帝和孕妇的心情，除了北魏一段时期内部分孕妇害怕生男儿之外，均冀盼生育儿郎。这个时候有一种信仰，以为插戴萱草花吉利，可以生出男儿，所以萱草成为孕妇必然佩戴的吉祥物。
萱，亦写作谖，萱草又名宜男草、忘忧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人们食用的金针菜就是它的花。古人对母亲的称谓很多，其中之一是以萱草为名，称曰“萱堂”。以萱草花为宜子瑞花观念的形成，当不晚于魏晋时期，曹植《宜男花颂》云：“草号宜男，既烨且贞。其贞伊何？惟乾之嘉。其烨伊何？绿叶丹花。光彩曜晃，配彼朝日。君子耽乐，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减。福济太似，永世克昌。”[168]宜男花之名，三国时业已流传。它被认为是吉祥花卉，有益于男子，有利于生育儿郎，佩戴者会像螽斯多子，如同周文王夫人太姒那样拥有众多男儿。曹植的诗道出社会对萱草宜男的一般看法。周处《风土记》说萱草，“怀妊妇人佩其花则生男，故名宜男”。[169]人们认为萱草宜男，孕妇插带萱草花，就会带来生男儿的好运，于是在社会上形成孕妇佩戴萱草花的习惯。为了能够得到萱草，人们在自家的庭院中种植它，萧梁简文帝《七励》云：“植宜男子粉阁，树君子于椒房。”[170]表明宫中种植萱草，宫人有佩戴的习惯。后宫或民间院落种萱草，屡见于载籍。谢惠莲的《雪赋》：“折园中之萱草，擿阶上之芳薇。”[171]唐玄宗在华清官醉酒初醒，见木芍药，折一枝给杨贵妃，并高兴地说：“不独萱草忘忧，此花亦能香艳，尤能醒酒。”[172]可知唐代宫内种有萱草。北宋宰相王珪《宫词》：“侍辇归来步玉阶，试穿金缕凤头鞋。阶前摘得宜男草，笑插黄金十二钗。”[173]描写妃嫔陪同皇帝外出回宫，笑着将院里的萱草花摘了佩戴上。明人黄省曾《洪武宫词十二首》其一曰：“清萱到处碧鬈鬈，兴庆宫前色倍含。借问皇家何种此，太平天子要宜男。”[174]直截了当地说明宫中种植萱草，就是因为皇帝要生男儿。清圣祖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驻跸江宁织造署，时值初夏，萱花尚非盛开之时，但却鲜花怒放，圣祖见织造曹寅之母孙氏，问她的年龄，叙家常，原来孙氏是皇帝的乳母，圣祖高兴，当即就萱花开放和母称萱堂之典，提笔书写“萱瑞堂”匾额赐给她。[175]由此可以想见，清朝的大内，同明朝一样，会有萱草的种植，表达皇帝希冀男儿的心愿。清圣祖将萱草与祥瑞联在一起，无疑是把萱草视作瑞草。同时我们知道，清朝后妃卤簿中，皇贵妃、贵妃有“红缎绣瑞草伞二，黑缎绣瑞草伞二”。[176]这伞上绣的瑞草图案，笔者疑是萱草，不过不敢肯定，仅作为疑问写在这里，以就教于方家。
萱草又名忘忧草，与宜男草的名义应是关联的。前述唐玄宗的“不独萱草忘忧”，强调它的忘忧含义，元人顾德辉《天宝宫词》有句“却道荷花真解语，岂知萱草本忘忧”。[177]也是注重忘忧的意思。母亲因思念儿子而忧愁，在院子里种植萱草时常看着它，如同儿子就在身边而忘掉忧思。萱草是母亲草，母亲没有儿子，岂不更忧烦！所以萱草是宜男草的意思更突出。话说回来，宫中养植萱草，为怀孕的宫人佩戴，是希冀获得祯祥，生个儿郎。
四、保胎分娩的措施与礼仪
皇家基于对生育的特别重视，当后妃及其属下的宫女怀孕之后，一般的情形是给予特殊的优待，给予精神上、物质上及医护方面的关照，同时做好接生、保育的准备，以利孕妇的保胎和顺利生产。
（一）彤史作宫人承幸记录
宫内有多种女史，记录宫官六局二十四司的各种事务，其中尚仪局司赞司的彤史二人，系正六品女官，专管“后妃群妾御于君所，书其月日”。[178]即具体记载宫人当夕的情形，包括月日时辰。另据记录，当宫人进御之时，给她一只银手镯，戴在左手腕上，既御之后，离开皇帝寝宫时将银镯改戴在右手腕上，这种变化，理由是左手表示阳气，戴在左手就会受孕生男儿，而右手为阴气所在，女人既被皇帝御后，恢复自身的阴气，就将手镯改放在右手了。[179]既然有这样的详细笔录，后宫就不敢冒说怀孕的事情了，若是真怀孕也不能诬赖是乱说。明神宗时，李太后的慈宁宫王姓宫人被神宗私自幸御，有了身孕，神宗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左右也不敢言明。有一天神宗到慈宁宫，在吃饭时太后提到王宫女怀孕，可是皇帝不答话，太后无奈，叫人把内起居注拿来让皇帝过目，神宗赖不了账，就册封王宫女为恭妃。恭妃生的是皇长子光宗，后来她被尊为皇太后。[180]有了这样的登录，未来的皇子历史就有了原始的记录。
（二）优遇孕妇和重视胎教
孕妇从心理上和物质上应当得到特殊的关怀，皇家对此有着相应的规定。清朝宫规，凡是怀孕的宫人，依照其内命妇的等级，增给食用原额的一半；如果她的生母健在，允许其进宫照料女儿。[181]生育过的人有护理孕妇及教导保胎的经验，这有利于胎儿的发育，孕妇由于母亲在身边，对克服妊娠恐惧亦不无作用。允许孕妇母亲进入大内，尤其是停留，乃特开大恩，因为平常不许宫眷出入内庭，即使特恩准许的探视，也是稍停就得出宫的，而现在竟然许可在内居住，实系异常措施，既照顾了孕妇，更重要的是为保胎，好生育皇帝的子女。
教导孕妇注意胎教，是宫中重视的事情，进行圣贤后妃太任的宣传即为其内容之一。太任是古圣人周文王的母亲，《史记》说她“端壹诚庄，维德之行”，怀孕之后，为了胎教，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和为人，使胎儿受到良好的影响。她的具体做法是“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因而“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182]后世宣讲胎教，就以太任为典范。人们总说太任、太姒辅佐夫君奠定周朝八百载天下，所以一讲胎教就离不开太任。
除了允许母亲照顾，还有太医对孕妇的诊视，清宫规则，凡宫主有孕，除本宫首领太监照常值夜班外，“宫殿监奏派总管太监一人，率敬事房太监及御药房首领太监等上夜”。[183]所谓“奏派”，是宫殿监提名，由皇帝指定，表明皇帝对宫人妊娠的高度重视。这些值夜班的人，一遇孕妇有异常情形，好进行处置，上夜的有御药房首领太监，可能就率领有太医，他会进行有效的紧急处理。
（三）临产的准备
孕妇将近分娩的日子，医生、产婆、奶母、分娩用品、产房都要准备好。
孕妇快足月时，加强对她的护理。在宋代，怀孕将近七个月，孕妇本宫的医官报告他的上司，再由太监奏报皇帝，皇帝再次下令医官确定降诞的月份，派定产科大小方脉医宫值宿，画出产图方位，明确饮食禁忌，准备所需要的药材，并照惯例赐给分娩所需要的银钱、大银盆、沉香酒、催生海马皮、装画胎衣瓶、帛、生菜、生艾、生母姜、生芋子、滤药布、莲肉、栗子、果子等物，既有生育必备的物品，又有寄寓生子吉祥及好养活观念的食物。[184]
接生婆，古代通常称作稳婆、收生婆，宫中没有这种人，从民间选用，因为她们是世传的职业，登记在地方政府簿籍里，官员指定她们到皇宫应差。当皇家选秀女时，要她们参与应选人的身体检查，若有宫人临盆，备员的接生婆届时进宫收生，平常不许进宫。进宫时穿新衣，着高髻宫妆。[185]
奶母，选自民间。明朝皇家设有礼仪房，俗称奶子府，通常由京师官员选择八十名有奶儿的妇女作为备选人员，称作“点卯奶口”，从中选出20人（生男口10人，生女口10人），入住奶子府，随时接受宫中的召用，称为“坐季奶口”。这些人每季度一轮换。在籍册的奶婆，挑选于军民之家，年龄在15岁至20岁之间，要有丈夫，而且要生第三胎在三个月以内的。选取时，要经由稳婆检验身体，不要有慢性病或疾病的。平时供给她们米肉，到光禄寺支领，冬天用煤炭等物，则由京城的商人办送。及至宫中分娩，从坐季奶口中选用数人，若生的是男儿，则挑选产女孩的奶母；若生的是公主，就挑生男孩的奶母。她们进宫时与收生婆一样，着新衣宫妆。先是试用个把月，然后留下一二人，就成为正式的奶母了。[186]在北魏，世宗生的皇子频频死亡，及至肃宗出世，自以为春秋年长，尤其爱惜，予以特殊保养，选取良家宜子妇女做乳保，似乎乳母的条件更高一些。[187]
（四）降诞礼仪与洗三礼
皇子的诞生礼，据《礼记·内则》记载，是相当隆重而繁琐的，当然这表示君主对生子，尤其是嫡长子的重视。
产妇将分娩，移居月子房，国君每日不止一次派人去问候；胎动将产，国君亲自去慰问，但不见产妇；分娩后国君一再遣人致候。分娩期间，国君斋戒。[188]在宋朝，分娩日，产妇的宫官报告内侍衙门，转奏皇帝。[189]元朝宫中生产，特设毡帐房，孕妇将足月移去居住，分娩后，待婴儿满月，才还回内寝，并将产房帐房赐给近臣。[190]明朝宫人有娠铺宫，熹宗张裕妃“已有身铺宫”，册封，而过期不育，熹宗听信客氏、魏忠贤谗言，将她宫中的所有人员撤去，使她活活饿死。[191]所以陈悰《天启宫词》云：“无限风光转眼空，寻思反教悔铺宫。”[192]
《礼记》叙述的三朝礼：“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负之，吉者宿斋，朝服寝门外，诗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负之，宰醴负子，赐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193]这里讲的是嫡长子诞生礼，首先是王妃（皇后）报告国君世子（太子）降世了，国君以太牢之礼告于太庙，并令主管宫中事务的内宰准备各种用品和礼物，令卜士占卜，在三日内选定吉日，举行三朝礼，在这之前国君斋戒，至期朝服于寝外，举行射礼，表示男儿尚武，同时将世子交给由占卜选定的保姆，赐给她礼物，这保姆是士的妻子，或大夫的妾。如果生的是世子以外的儿子，则礼仪减等。唐代宗出世的第三天，他的祖父玄宗亲临他的洗三礼，由于他生得瘦弱，保姆抱了宫中另外一个婴儿来蒙骗，企图赢得玄宗的喜悦，哪知皇帝倒不高兴，保姆立即叩头请罪，玄宗不愿意破坏嫡孙洗三好日子的和谐气氛，只是说保姆不懂事，要她赶快将孙儿抱来，及至见到真的高兴异常，并召太子来共同饮酒，以为一日三天子同堂，乐何如哉！[194]这可谓皇子洗三的一段佳话。宋朝同样看重洗三礼，皇子自降生到过周岁，有十次礼仪，洗三为其一，皇帝要按例赏赐银绢。[195]
（五）剃胎发礼、命名与记录
《礼记》内则讲，子生三月之内，应选择吉日剃胎发，到了那一天，家长沐浴更衣，准备食物。仪式开始，国君面向西方站立，王后面向东方站立，保姆代表王后致辞，说今天让孺子见他的父王，国君答辞，表示要以敬天奉祖的做人准则教导儿子，使他将来能很好地继承王位，说着，去拉儿子的小手，表示亲热，并给他赐名字，王后随即表示谨记夫君的指令；接着，王后将儿子交给师傅，师傅就将婴儿的名字转告给宫中命妇和宫女；随后，国君和王后进入寝宫，进食，如同举行大婚时那样；同时，国君将儿子的名字告诉宰，由他转告皇族成员及大臣。[196]宋朝皇子剃胎发，事先由皇帝下令，学士院撰写净胎发祝寿文，届期宣读。[197]人们有保存胎发的习惯，明熹宗的胎发，由其奶母客氏收存，连同他的疮痂，历年所剪的头发、指甲，掉下的牙齿，用一幅黄色的锦缎包裹起来，放在小匣里，及至崇祯帝继位，勒令客氏出宫，客氏乃至熹宗梓宫前行礼，将包袱打开，把胎发等物一齐焚化。[198]
皇子的命名，“不以日月，不以国，不以隐疾”，即不使用常用的字和含义不好的字，因为不许官员、百姓与他同名，如果使用常见的字，民间就不容易避讳了，同时不要病、恶之类的字，避免不吉利。前述国君将婴儿的名字告诉宰，宰记录下他的出生年月日及其生母，作为档案保存起来，并通告地方政府，地方上也记录存档。[199]在清朝，皇子女降诞，由宫殿监记录其生母和出生年月日时。皇家十年一修玉牒，逢到纂辑的时候，就将新生儿女叙入玉牒。皇子在尚未赐名以前，皆称皇子，不作行位的称呼，待到赐名之后，才称作皇几子。赐名的办法，是先由宗人府提出申请，得到皇帝批准后，内务府通知宫殿监，宫殿监奏交内阁，草拟嘉名，具折上呈，皇帝从中圈定一个，通知内务府和宗人府，至修玉牒时叙入。[200]
命名中说的皇子师傅，系指宫内的命妇和女职官，不是奶母，也不是外傅。这种师傅要求很高，所谓“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201]就是从母辈的诸妃嫔中，挑选一位宽厚温良而又不苟言笑的慈善人，让她来抚育皇子，以便养成好品格。这是来自民妇的乳母所难以做到的，所以要从妃嫔和女宫中择优任命。
生皇子是大喜事，皇帝往往因此赏赐有关宫人和朝臣，宋朝为分娩而准备的金银果子500个、影金贴罗散花儿2500个，显然是为散给宫人的。[202]宋仁宗生女，从左藏库取绫罗八千匹，令工匠染色，以备应用。[203]元朝后宫生育，如诞生的是皇子，赏赐百官金银彩缎，蒙语谓之“撤搭海”。[204]因此而大赦的情形，则是非常特殊的了。
后宫从怀孕、保胎到分娩，以及婴儿洗三、剃胎发、命名，整个出世的过程，关键在婴儿顺利而健全地降生，各种相关的措施和相应的隆重仪式都是为此而制定出来的。皇子以非凡的面貌降临人间，如何能使他健康地成长，是皇家的新问题，下一节该说到它了。
五、皇子的养护
皇子的养护，与一般人家大不相同，娇贵难养，此其一；其二是养护情形复杂，有教育性质的，有监护性质的，有强夺占有的；其三，因为母以子贵，后妃间围绕着争夺子嗣的争权夺利，常常来得特别厉害，以致危害皇子及其生母的性命，真是血雨腥风，令人想不到地残酷。
一般情形下，皇子是养于孺子室，生母抚育之外，同时交给师傅、奶母照料，这就是《礼记·内则》所说的“异为孺子，室于宫中”。[205]有人帮助，不是减少生母的责任，或令她们少关心儿子，她们的心时刻放在儿郎身上。明人黄省曾《洪武宫词》写道：“金铺日月门将启，诸院争先画翠蛾。高髻纱笼向何处，六龙床上看皇哥。”[206]写的是母亲早早起来，忙着打扮，好到别院去看望养在那里的儿子。可知皇子养在别宫，没有跟随母亲。皇后和生母都要对皇子进行人品的教导，笔者在胎教部分说到太任及其儿媳太姒，太姒被认为是教子有方的贤母，说她生育十个男儿，“教诲自少及长，未曾见邪僻之事，言当以正道持之也”。[207]意即不让孩子看到邪恶的事情，对他讲的是正面道理。后人鼓吹学习她的教子精神和方法，清朝就颇为突出。每年新正期间，大内十二宫张挂《宫训图》，挂在长春宫的是《太姒诲子图》，高宗作赞词，说她“更勤教诲，有谷诒子。昭哉祀服，武周济美”。[208]明成祖徐皇后训子，是用慈爱的精神、严格的要求，“导之以德，养之以廉逊，率之以勤俭”。[209]人事的关怀之外，皇家还乞灵于各种神灵，为皇子求福，身体康宁，如明宪宗长子诞育，派遣太监到各山川祈祷保佑，不过山河不从人愿，皇子未到周岁即死去。[210]另有因皇子不好养活，托人代养，所托之人，或为后妃，或为宗室，或为民间，如唐玄宗的杨良媛生肃宗，卜者说“不宜养”，乃将他交给王皇后抚育，皇后无子，抚之如所生；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殇逝了，及至诞育寿王，玄宗怕他还是短命，让宁王李宪养于他的府邸。[211]有的皇帝鉴于前头的皇子多夭折，认为放到民家最好养活，如汉和帝连着十几个皇子早逝，“后生者辄隐秘养于人间”，汉殇帝就是其中之一。[212]和帝的这种养子方式，并非是唯一的，然而实不多见。
宫中的养育，常常不得其法，对皇子的成长不利，曹魏明帝皇子多夭亡，司徒王朗向他讲解保育幼儿的方法。他说少小的人儿，如果穿着太多，铺盖太厚，会使幼弱的肌肤经受不住，因此应当减少他们的着装，增强抵抗能力，就会寿比南山了。[213]他说的是最普通的道理，一般人都知道的，是非常浅显的生活常识，可是宫中太娇贵皇子，倒违背养护常识，不利皇子健壮成长。孺子室，非有关人员不得无故进入，以免嘈杂，惊吓幼童，可是宫中设有猫儿房，养了很多猫，受到皇帝宠爱的，还有封号，谁也不敢惹，另有鸽子，猫叫和鸽子飞鸣发出噪音会吓得婴儿抽风死亡，故而有记载说：“凡皇子女婴孺时，多有被猫叫得惊风薨夭者，有谁敢言，或只于所居近处禁止几年可也。”[214]这就是说，孺婴受惊吓死去，宫人不敢说明原因，猫儿继续为害，控制不了，婴孺死亡也就相继不绝了。宫中物品的掉落，有时也会吓死婴儿。如天启六年五月皇贵妃任氏宫内器物陨落，使才生几个月的皇三子受惊死去。[215]冬天宫中取暖所用的木炭，质量自然上好，但如经伏雨久淋，性未过尽而火气太炽，能使人中毒，昏迷呕吐，大人还受得了，皇子女幼弱，如何经受得起？凡是乳母怕冷的，多烧炭火，皇子女就有中毒的，陷于不测。[216]这已经涉及乳母的为人与哺养态度，自然不会人人都那么精心。康熙年间第十一公主的奶母不经意出了事，她的丈夫被关押在内务府慎刑司，其他的家人发配边地，清圣祖为此发出上谕，特令小阿哥、小公主、小格格处的奶母精心养育，不许怠慢。[217]
看来，皇家养育皇子的物质条件异常完备，人力非常充沛，可是方法不一定得当，因而效果很难是理想的。倒不是民间召来的乳母不懂其法，或者不尽心，而是宫中的制度限制了她们养育能力的发挥。
上面说的是通常的养育情形，现在观察养母监护的抚养。养母是以被养人为儿子，被养人以养母为母，有明确的母子名分，通常是皇帝指定的，大多能够形成正常的母子关系。一般来讲养母的身份要比生母高一些，或者生母亡故了，才由他人代养。宫中出现养他人之子为子的现象，当不晚于秦国，夏氏生的秦庄襄王，“为华阳夫人所子”，《汉书》师古注曰：“子，谓养以为子。”[218]明确说明秦孝文王的华阳夫人以夏氏生的秦庄襄王为儿子，笔者讲的养母子的母子名分就是由此而理解的。不过以后的事实还多着哩！汉宣帝的许太子生母早逝，太子几乎被霍皇后暗害，宣帝为保护太子，在后宫中选择素来谨慎而没有儿子的王婕妤，立为皇后，命她“母养太子”，十六年以后太子即位，就是元帝。[219]汉明帝的马皇后无子，宫中的贾贵人是马后同父异母姊的女儿，生育肃宗，明帝因马后无子，命她养育肃宗，“后于是尽心抚育，劳悴过于所生，肃宗亦孝性惇笃”，养母子之间始终和睦无间，肃宗即位后关照马后家族，而对生母及其娘家则少恩典。[220]曹操的妾刘氏生子修，刘氏早亡，稚子由丁夫人养育，丁氏真将子修当儿子，以自己的嫡妻身份及有子修为子，而看不上另一个妾卞氏和她的儿子们。[221]孙权宠信妃徐氏，命其“母养子登”，后来立孙登为太子。[222]宋仁宗的冯贤妃有养女林美人，为神宗生了两个男儿，可是林美人早死，冯妃乃代她养子，如同亲生。[223]也有母养公主的情形，如宋仁宗的延安郡君张氏抚养鲁国大长公主。[224]金宣宗王皇后无子，将其姊淑妃所生的哀宗“养为己子”。[225]等等，不必繁举。养母子的法定关系，使他们具有荣辱与共的共同命运，比如马皇后与汉肃宗的和谐一致，也有的养母则因养子的不幸遭遇而受到牵连。曹子修随曹操出征张繍而遇害，其养母丁夫人认为他实际是被曹操所害，总是数叨曹操，哭泣无时，曹操乃将她休弃。[226]唐宪宗宠爱的杜秋，抚养皇子漳王，后来漳王被诬陷夺爵，杜秋被放黜出宫，过贫穷的生活，以致诗人杜牧写出同情她的《杜秋娘诗》。[227]后唐明宗宫人生子及女，明宗令王淑妃母养他们，这个皇子是许王李从益，及至石晋建立，以许王承奉后唐宗祀，而刘知远灭石晋，则杀害王氏和李从益。[228]
以上母养之子，都是后宫生育的，还有后宫无子，择取宗室的儿子，交由后妃抚养，准备立为太子，继承皇位，这是宋朝屡次发生的事情。宋仁宗无子，杨淑妃常劝他在近属宗支中择选幼儿，养于宫中，后来挑选了濮王4岁的儿子入宫，交给曹皇后和苗贵妃抚养，7岁时立为皇子，这就是后来继位的英宗。[229]高宗皇太子殇逝，又不能再生育，就从宋太祖的裔孙中找寻继嗣，取伯玖入宫，由吴才人（后为皇后）母养，伯琮归张婕妤抚育，张氏故世，都由吴氏养育，伯琮后来继位，是为孝宗，伯玖则被高宗封为皇侄、信王。[230]孝宗的孙子宁宗无嗣，选6岁的宗人子赵询养于宫中，立为皇太子，但到29岁亡故，又选赵竑入宫，立为皇子，赵竑不满于权臣史弥远与杨皇后的干政，史、杨遂又召赵昀为皇子，宁宗死，史、杨径立赵昀为帝，是为理宗。[231]理宗只生育一个女儿，又是没有儿子的人，遂将母弟赵禥立为皇子、皇太子，养于宫中，是为后来的度宗。[232]在赵宋以前，刘宋太宗晚年不能生育，将几个弟弟的姬妾所生的儿子取入宫中，令所爱的妃嫔抚养，而杀其生母，其中的顺帝，就是桂阳王刘休范的儿子，由陈昭华母养的。顺帝继位，陈氏因而进位皇太妃。[233]
六、多子女观、多子女与多夭折
皇家希望多生子女，特别是多产儿郎，除了在个别时期，都实现了这种愿望，是孺婴的死亡率很高，这里试说明实际情形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强烈的多子女观念
皇家多生育子女的观念，本文的开篇就涉及，现在略谈它的内涵、表现形式和原因。
皇室广生育观念的内涵有二：一是广嗣以承祀宗庙。男子祭祖，家族只有多男子，才能不至于因死亡造成缺乏燃香祭丁。为持续祭典，必须要有较多的、众多的子嗣，因之希望繁衍子孙：有子孙是保持宗庙祀典的先决条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祖是最重大的事情。宗庙的保持，标志着政权的继续，能祭祀宗庙，就意味着王朝在有效地运转，所以上事宗庙，就是下继后世，两者是一回事，也就是有国有家。对于这一点，在叙述皇后的功能时已有交代，这里不必赘述。二是多子多福，养子多，起初是负担不小，到儿子们长大成家立业，就可以享他们的福，子孙越多受到的照顾就会越多。这种想法由来已久，下述唐代的故事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山南节度使崔琯的祖母唐氏初到婆家，孝敬婆母长孙氏极其周到，长孙氏感动异常，临终对唐氏表示谢意地祝愿：“愿新妇有子有孙，皆得如新妇孝敬。”记载说当时听到这些话的人都很感动，后来唐琯“昆弟子孙果盛，人颂以唐夫人之遗云”。[234]多子多福的观念世代相传，清朝人们写信用的信笺，有的在周边绘有花纹，左右两侧印着“十个休嫌少，儿孙日见稠”字样，表示制造信笺的商人祝福消费者及寄信人祝愿收信人子孙众多。[235]澎湖民人嫁女，母亲必为女儿预备一个“暖肚”，内装历书、桔饼、小镜、冰糖、生炭等物，每样东西各有寓意，如“生炭”，是希望女儿到婆家多生儿子，因为“炭字土人读作摊字，取生子摊出愈多之义也”。[236]民间如此，皇家的清世宗说得尤其明白，他在云贵总督鄂尔泰雍正五年五月的奏折上批写道：“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意思是说他向天地神明和圣祖在天之灵祈祷，保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三个月后，被祝愿人鄂尔泰回奏，到云南任上以来，连着生了两个儿子，如今已经有了五个儿子，感谢皇上的祝愿与赐福。[237]表明皇家与民间相同，具有浓厚的多子多福意识。
皇家多子女观念的表现，主要是一后群妃制的实施，不仅重视生育男儿，同时乐于生女儿，关注生育第三代、第四代。子出多母，皇家的群妃制为皇帝预备了不能再多的生育“机器”，最有条件制造众多子女，同时皇家拥有最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为婴儿的成长提供不能再好的条件，而贫穷百姓生得可能不少，但养活不起，婴儿难以存活。宫中看重生育儿郎是事实，但对于女儿的问世同样是很高兴的，庆贺、给母女封赏，即为喜庆的表示。北魏自道武帝起，实行杀害太子之母的制度，所以后宫对于生育形成下述心理：“由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238]因为生皇长子（即太子）要被处死，当然害怕，故而互相祝愿生产诸王、公主，由此可见人们对于生育公主是喜悦的，应当具有普遍性，至于具体到某位生母，可能因盼望生男儿却生出女子而有所失望，但并不能抹杀那种普遍性。北周武帝天和五年六月由于皇女出世，为罪人减刑，免去民间拖欠的赋役。[239]北宋后宫女御周氏、董氏生育公主，皇帝高兴，直接下令封她们为才人，而没有经过中书写诏书，引起有关官员的谏诤。[240]可见皇帝封赏诞育公主的宫人的心情是多么地迫切。宋理宗仅有独生女，真是掌上明珠，封为周、汉国公主，出降时，特为她建造在大内附近的府邸，以方便父女之间经常探视。[241]明熹宗天启二年四月，宫人李氏生皇二女，被封为成妃，既而夭亡，妃子失宠。[242]
我们见到好几例皇帝关心皇孙的降世和成长的事。汉宣帝给太子（元帝）赐宫女王政君，生成帝，高兴异常，亲自为世嫡皇孙起名，取字“太孙”，常置左右。[243]晋武帝在太子（惠帝）纳妃之前，怕他年幼不懂房帷之事，特派谢才人去侍寝，怀上孕，太子贾妃进宫，妒忌这位有身孕的人，谢氏存身不下，武帝让她重新回到西宫，生下愍怀太子。武帝让他和自己的小儿子们一起游憩，几年以后，太子见到他和自己的弟弟们一同玩耍，以为他是小弟弟，过去同他拉手，这时武帝告诉他，这是你的儿子，不是弟弟。于此可见武帝对于第三代的出世和保护关心到了何等程度。[244]北魏孝文帝的太子元恂年及十三四岁，孝文帝为他配备左右孺子，想让他早生儿子，其时太子白天要就外傅，不能进入后宫，因此孝文帝与臣下郭祚、崔光等商议，他说：“人生须自放，不可终朝读书。”不如让太子早晨读经书，早饭之后放他回内寝，到申时（下午3至5时）再出来学习一会，就可以了。崔光说，太子年幼，血气未定，早早御内，将对身体不好，再说不读书，对将来理政也不利。孝文帝认为说得有理，照旧让太子学习。太子死于15岁，未生后嗣。[245]太子虽未生育，然而从孝文帝君臣的议论中不难发现皇帝想要嫡长孙的迫切心情。唐高宗因为太子（中宗）生子重润特别高兴，当孙儿满月时，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淳”，并将重润立为皇太孙。这“皇太孙”，用现代的话来说是第三代接班人，而不是汉宣帝给孙儿成帝起字的那个“太孙”。[246]宋太祖所钟爱的德昭生子惟吉，刚满月，太祖命将惟吉送到宫中养育，置于自家的寝宫内，夜间孙儿一啼哭，亲自起来抱抚。[247]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七月，太子（显宗）妃徒单氏将临产，世宗以名马、宝刀、御膳赐太子及妃，下谕曰：“妃今临蓐，愿平安得雄。有庆之后，宜以此刀置左右。”及生男儿章宗，第二天世宗就去看望，对太子说，这是“社稷之洪福”，又对臣下说：“朕诸子虽多，皇后只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孙，观其骨相不凡，又生麻达葛山，山势衍气清，朕甚嘉之。”[248]可知他得嫡孙是多么地喜悦。
多子的观念产生于宗庙祭祀和皇位继承的需要，只是作为皇家，家内人际关系复杂，各有特殊的要求，即皇后和群妃人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儿子，而且不止一个，以巩固、提高在宫中的地位，所以皇家的多子观念比民间来得更加强烈。
（二）皇家的多子女
皇家生育的子女多，几代、十几代之后，其成员成百上千，以至更多，多到成为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乃至像明朝那样，出现远宗成员穷得吃不上饭的事，这是对宗室待遇处理不当的结果。宗室成员太多则是其根源。皇家多子女，确是普遍的事实。这里我们拟对唐、宋、清三朝做出个案研究，希望能对皇家的生育概况有所了解。
唐朝有20个皇帝，最后一个君主哀帝年少被害，无生育，可以不计算在内，以19个国君来说，我们根据从两《唐书》的《本纪》，《新唐书》卷76—77《后妃传》、卷79—82《皇子传》、卷83《公主传》，《旧唐书》卷64、76、86、95、107、116、160、175《皇子传》所获得的资讯，制作“唐代皇帝生育状况一览表”于次：
唐代帝王生育状况一览表[249]
这19个皇帝中，最少的生有子女4人，最多的达59人，平均每人生有23.1个子女，其中男儿12.2人，女儿10.9人。一个人生育20余人，是相当多的了，说明帝王是多产的，生育能力强。实现多生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多妻妾，唐高祖的22个儿子出自18个后妃，唐太宗的14个男儿由10个母亲所生，唐高宗的8个儿子有5个生母，中宗4子、睿宗6子各自出自一个母亲。玄宗30子，有7子生母记载不明，其余23子系17位母亲所生。肃宗14子，出自13位母亲。其他皇帝儿子的生母缺乏记录，无从统计。但就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排除7个生母不明的）和肃宗7帝之子的生母讲，计皇子91人，生母73人，平均每人生育1.25胎，数量很少。所谓“子出多母”，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臣下以此劝谏君主广纳妃嫔，以广子嗣，就生育本身而言，是不无道理的。
再看宋朝皇家生育情形，笔者依据《宋史》的《后妃传》和《宗室传》制作“赵宋皇子女及其夭折统计表”如次：
赵宋皇子女及其夭折统计表
这里所说的夭亡，是《宋史·宗室传》所谓的“早亡”者，究竟是在何种年龄，《宋史》未作说明，真宗长子、三子、五子均以早卒记载，而次子死时九岁，没有列入其内，[250]可见这些早亡的皇子，应是9岁以前死亡的。所以9岁以前的皇子女夭亡率为43%，此外的57%，并非都能活到成年人的年龄，如真宗次子那样，所以皇子女的殇逝率实际还要高。从表中可以看出，皇子女中，不论是男是女，头胎、二胎的死亡率很高，在太祖至宁宗的13个帝王中，长子夭折的有8个，占到62%。这15位帝王，共计生育子女171人，平均生育11.4人。就中徽宗一人有子女65人，占到宋代皇子女总数的38%，其他14位君王生育106人，平均每人生育7个多子女。
再看清朝，在北京做皇帝的共有10人，末帝宣统3岁登基，不久逊位，在位时与生育无关，不作计算，剩下9帝。就中，在育龄的穆宗（同治）、德宗（光绪）都没有生养，实际有7个皇帝生有子女，然而我们在作王朝生育状况统计时，应将未生育的穆宗与德宗计算在内。兹据《清史稿》的《后妃传》与《诸王传》列表如次：
清代帝王生育状况一览表[251]
清代有生育的7个皇帝，共有子女146人，平均生育21人，加上两位未有生育，则平均16.2人。146名子女，出自80位母亲，平均每个后妃生育1.8人。
总观唐、宋、清三朝皇家的生育，是男女均多。三朝帝王生育，分别平均为23人、11人、21人，都是多子女的，实现了皇家多生的愿望。可以说，这三朝的皇家生育反映了历代王朝多子女的一般状况。
在清朝皇家的生育史中后面的3个君主都未能生育（宣统成年后亦未生儿育女），倒数第四帝文宗比起他的祖先们也是生育能力衰弱的，仅生了男女3人，比21人的平均数少得多。由此我们产生一个问题，王朝后期帝王生育是否在减少，是否形成某种规律？从唐代的情形看，多少有那么一点趋势，但不明显，自唐穆宗起至昭宗止的9个皇帝中，昭宗生有28个子女，在23个平均数之上，宣宗生有22个子女，接近平均数，其他7人的生育就远远低于平均数了，像熹宗生4子女，是唐代19个皇帝中生育最少的。东汉、北魏、南宋、金代后期，皇室人丁均呈现出不兴旺的状态。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皇家生与养的状况不好，文帝生有5个儿子，继位的世宗生过女儿，而没有儿子；文帝5子之中，仅有京兆王元愉生有2个儿子，其他4人都是无子的。[252]南宋实际上是6个皇帝，为高、孝、光、宁、理、度6宗，最多的生育6胎，2位生1个，6帝通共生了18个子女，平均生3人，又有殇逝的，以致理宗、度宗不得不到宗室中寻觅后嗣。王朝到了后期，朝政不景气，皇家的生育也不振作，真是一派衰亡景象。似乎生育与朝政有着相当大的一致性，开国之君和兴盛时期的君主一般来讲生育很多或较多，如唐高祖、太宗分别有41个、35个子女，玄宗多达59个。明太祖有子20余个，女儿也是一群；清世祖仅活到24岁，却有14个子女问世；而圣祖有55个子女，可同唐玄宗比量。盛世之君，本身体质好，遇事顺遂，心情每多愉悦，生命力旺盛，生育能力因之增强，子女自然多起来。朝政衰败之时，政情就将国君搞得焦头烂额，心绪每多恶劣，或再纵欲无度，像明熹宗、清穆宗那样，丧失或基本上失去生育能力。所以皇家的生育状况与朝政状态互为测量器，王朝末季皇家的生育不如前、中期好，多少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因此说皇家多生育，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并非每一个王朝或王朝的任何时期都是如此。
（三）皇子女多夭亡及其原因
在“清朝帝王生育状况一览表”中，夭亡者系指15岁以前死去的，有男女74人，占到出生总数146人的一半，死亡率之高是相当惊人的。在宋代皇子女状况表中，我们看到9岁以前的死亡率是43%。婴儿、少年死亡率之高，是否仅为宋代、清代所特有？其他王朝的皇子幼殇的情形如何呢？查阅“二十五史”的后妃传、皇子传、公主传、外戚传，随处都可以看到早夭的记录。所谓“皇子连多夭逝”[253]，“频丧皇子”[254]的记载，史不绝书。前面讲到的汉和帝、魏明帝、晋简文帝、金章宗等人，都是生得多而殇亡多的帝王，他们的生育史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皇家的子女多夭折。李燕杰就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生育7个子女，有6个夭亡的事实，认为唐代皇室人口中婴儿死亡率是相当高的。[255]看来皇家子女多殇逝的现象已为学者所注意。
皇子女高比例的早殇，究其原因，至少有三种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养育不得其法，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说明。
二是宫廷内部的争斗，伤害了母亲，殃及其子女。西汉民谣“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256]指斥汉成帝赵皇后、赵婕妤姊妹迫害宫人和她们的子女。赵氏姊妹害死许美人、中宫史曹宫的儿子，害得成帝没有血胤存世。民谣直接责难的是赵氏姊妹，然而这可以视作历史上后宫斗争皇子女遭殃的写照。安作璋在其主编的《中国历代后妃·前言》中说：“没有子嗣的皇后常会因此失宠而被废黜，其中的阴狠毒辣者，为了固宠，便往往残害有身孕的妃嫔。”[257]指出皇后妒忌害人。其实宠妃亦是如此。后妃强夺或杀害他人之子，或者残害皇子的生母，更有甚者是加害母子，在史书上屡见不鲜的事情。
三是发育不健全，婴儿有先天性疾病或严重体弱，这同他们的父母亲自身少年生育的状况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发现清朝皇帝头生的几个子女死亡早，存活率较低，顺治帝的长子、长女是这样，康熙帝的头6个子女都在4岁以前殇逝，雍正帝的长女和头三个儿子也是早夭的，乾隆帝的长、次女及次子分别活了2岁、1岁、9岁，嘉庆帝的长子和长、次女皆死在4岁以前，道光帝的头6个子女和康熙帝的一样，没有一个人能活到成年，咸丰帝的长子也是幼殇的。上面提到的就有25人，占早卒总数74人的三分之一。死亡的这些婴幼儿出生时，他们的父亲年龄都很小，顺治帝15岁得其长女；康熙帝14岁做了父亲，所夭亡的头6个孩子全部是他在18岁以前生育的；雍正帝所殁的长子、长女是他17岁那年出世的；乾隆帝18岁生的长女没有能够活下来。这里说的皇帝生育年龄都是虚龄，实际年龄要减去一岁；生育要十月怀胎，这又要减掉一岁。如此算来，康熙帝的第一个儿子是他12岁的精子孕育的，12岁还是少年时期，自身发育尚不完全；同时，夭亡者的生母亦是同皇帝一般大小的少女，发育也不成熟，他们结合生育的子女当然先天严重不足，缺陷甚多，再精心护养也难以久留于人世。帝王少年生子的现象，赵翼业已注意到了，他在《廿二史札记》中专门写出“魏齐诸帝皆早生子”一条，指明魏道武帝15岁（实际应为13岁）生明元帝，景穆太子13岁生文成帝，文成帝15岁生献文帝，献文帝13岁生孝文帝。[258]看来帝王早育是一种普遍现象，正是这个“早”字，导致出现崔光对孝文帝所说的情形，哪能生出强壮的子女！至于皇帝成年之后，自家身体可能在早先损伤了，也可能是健壮的，但妃嫔众多，若性生活没有节制，所生育的子女也会有不健全的，死亡率仍会居高不下。这种先天不健全的生育造成的殇逝，很可能是皇家子女夭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四）后妃生育率低
帝王多后妃，造成多生育多子女，然而也正是群妃制度，使得后妃个人生育很少。清代7个皇帝生育子女146人，这146人的生母为80人，这80人平均每人生育1.8胎，生育率是相当低的。所以说皇家的生育率是皇帝高而后妃低，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源于一后群妃制度：皇帝要多生，众多后妃为他生育，就不可能每一个后妃都能多生养了。女性年老色衰，皇帝随时更换新的宠幸，后妃难以长久得到幸御，自然不能多生。如康熙帝的55个子女的生母32人，平均每个后妃生育1.7人，其中有21人只分娩过1次，敬敏皇贵妃生育3个儿女，是在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六年内连续诞育的，密妃王氏于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年也给康熙帝生了3个儿子，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襄嫔高氏生育了两胎。这些事实说明，康熙帝对某些妃嫔有所喜爱，或在一段时期宠幸某个人，故而她们生育子女较多，超过平均生育数字。
七、小结：皇家生育及生育观的特点
关于皇家的生育及其观念，写到这里，拟作出小结，意在寻找皇家不同于民间的特点。
第一，强烈的生育男儿观念及由此而来的生育功能为家庭的第一功能。皇家的婚姻，主要目的是生育子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祈冀家族政权的长远维持；为保证广有子息，实行一后群妃制度，时或刻意选择“宜子”女子为后妃，实能反映广嗣的愿望；表明皇帝的婚姻实质是为延续嗣息，由此而形成家庭的首要功能。
第二，生育信仰贯穿于帝后夫妻生活的方方面面。皇帝和后妃为着生育，在日常生活中，在夜生活中，处处展现生子的吉祥之意，无论是宫室的命名、起居用品的名称、舆服的装饰，还是民俗节日活动的内容，都在启示其主人的生子意识；与生育有关的各种祈祷祭祀活动，对祖宗、天地、山川的神灵寄予莫大的希望：无子赐子，有子赐福，健康成长。
第三，多子女与多夭亡。皇家生育子女众多，殇逝的虽多，终是存活者众，使王朝（大王朝）能够持续下去，即使许多王朝末期皇家子孙不振，但总可以从宗室选取嗣子，政权没有因乏嗣作家族的转移，所以群妃制的广嗣目标是达到了的。
第四，皇家生育状况与朝政清浊有着某种一致性。一般的情形是王朝太平无事，皇家生育较多，而多事之秋，子嗣往往不振；皇帝昏庸，后宫容易多事，正常秩序遭到某种破坏，子女被争权夺利的后妃残害的现象增多，乃至乏嗣；朝政清明之时，朝臣对事关国本的大事，如册立皇后、太子，无嗣时的广选妃嫔，皇帝与后妃以及后妃之间的不协调，能够作出谏诤，可能会起到某种积极作用，浑浊之际，对于皇帝的这些家事就不敢置喙了。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