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杨自伍

随着近数十年社会巨大的迁变，当代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大学教育而言，其中本质性的变化，恐怕是精英教育大体退出历史舞台，从思想到实践，已经基本为普及教育取代。学府遍地开花，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学生规模可谓盛况空前，识字知书的人数也是今非昔比。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教育危机的普遍存在，乃至愈演愈烈，至少从文科教育来看，教育质量的下降也是不容忽视的现象。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复杂，笔者自然无法用三言两语，笼而统之予以说明。然则，作为一个从事文科教育的人，谁也不能不认真反思这样演变的后果。

从过去的文科教育来看，我们难以想象，学生能够不接触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而当今之世的课程设置呢，恐怕很少有学府开设西方古典文学的课程。古典教育的重要意义，针对当前高等教育的流弊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矫正之功。我这里说的不是古典文学，而是古典教育，也就是包括文学和文化两个方面。我以为，不读赫西奥德和卢克莱修，不读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不能说是有文化的人。荷马史诗反映的不只是贵族的品质，而且在教育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奥德修纪》第一卷里，乔装打扮之后的雅典娜女神，在奉劝忒勒玛科斯的时候，直言不讳，说明自己的忠告是教育，即教诲。爱利亚学派的哲人克塞诺芬尼在《讽刺诗》里告诉我们，“从最初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马学习”。由此可见师道与古典文学的渊源之深。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泛滥，其结果是，总体说来，学生思想的浅薄和平庸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人生之路。我认为，古典文学的潜移默化，在塑造人格和追求真善美方面，或许是任何其他学问都难以比拟的。从这层意义上说，古典文学是人的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精英主义的源头活水存在于典籍和传统之中。

教育一旦舍本逐末，其后果之严重，是未来难以弥补的。我以为知识固然有工具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的一面，换言之，知识如果仅仅居于工具的作用，那么我们培养的人才就难以成为完善和全面的人才，同时也不易升华到一个较高的境界。我们试想一下，倘若我们外语学院的教授，绝大部分没有读过多少古典经籍，而且基本拘泥于国别文学的天地，那么授业的学生，恐怕要青出于蓝就比较困难。教师若要不辱使命，自身的文化修养恐怕较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孔子明言“不学诗，无以言”，很遗憾，今人恐怕早以束之高阁了。在一个娱乐的时代，读书的风气在淡化，这样的局面需要改观，途径莫过于出入经典。

文科教师的功用恐怕重要的是开拓学生的视野，授业还在其次。如果不知画家古有顾恺之，近有董其昌，外有丢勒、洛兰，雕塑家不知切里尼其人，作曲家不知蒙特、维尔第、亨德尔或者巴赫父子，那么我们如何期望莘莘学子学养深厚，日后可以深造呢？我对两代文科学者有那么一点浮光掠影的比较，从群体论，前辈的古文功底和学问修养，今人难望其项背，至于专业深浅自然另作别论。姑举外语为例，今日之博导的专业知识恐怕超过前辈，但是学养呢？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我以为教师的学养较之专业知识远为重要。术业有专攻这句话，仅仅就谋生这个意义来说，或许很有道理，但是从造就“完人”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可能弊大于利。进而言之，就大学教师而论，学问较专业更为重要，只有“渐渍道德之渊，栖迟道艺之域”，我们才有可能造就超乎专业知识的宗师。

我们的科学日新月异，我们的文学江河日下，这样一种令人尴尬的对照可谓有目共睹。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产生深深的忧虑，科学与文学在学府的地盘之争，当然由来已久，只是于今为甚而已。早在19世纪末叶，这场争论便在英国兴起，马修·阿诺德与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论争只是首开其端。时过境迁，岂料20世纪50年代查·珀·斯诺与弗·雷·利维斯继续论战，乃至不顾斯文，可见这场辩论未有共识和定论。20世纪30年代杜威在美国倡导渐进教育，后有阿德勒反其道而行之，主张通识教育。两种认识都有道理，但是任何一说推向极端，都是谬种，不过，认真思考两种学说和汲取其中合理的一面，是扭转文理不相往来的一条门径。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严酷的现实之中，科学和文学都是服务于人类的知识，片面强调某一面的结果，恐怕是任何有识之士都不愿看到的局面。我们应该看到，以上两种学说都是针对现实而提出的，所以比较全面地认识这场争论的意义，对于我们当今思考高等教育，应该说具有比较现实的借鉴意义。

虽然着眼于教育，但不是着眼于任何专业的或者狭义的教育，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在接受教育，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教育。教育的目的仅为一阶半级，那是与教育的本义背道而驰的，君不见，如此之多的高官大贾沦为阶下囚；君不见，如此之多的学人恋栈忘返；君不见，如此之多的专家昧于一家之说。再以外语而论，30年前，语言学盛极一时，学者趋之若鹜大有人在，后来教学法又成一时显学，学者又汲汲于此。时至今日，出入古今的外语学者，鲜见其人。《孟子·尽心上》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可见精英教育不可废弃。如果要保持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精英教育，我们的教育者首先就需要开阔眼界，少一点专业，多一点学问。其次，少一点功利，多一点知识的渴望。大师的造就需要的是博学，而非术业。思维、判断、鉴赏、审美，四者在造就文科人才的过程中，理应大有作为。倘若缺乏此四者，学者所获，则无非知识工具而已，距离具有独立思维和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相去何止千里。

以上算是对这部文集的来龙去脉的一点交代。以目前的教育而论，如何处理宽泛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依然不容忽视。文科院系专业的设置似乎十分讲究专业，没有比较满意的结果，以外语专业而论，学习某个语种，然后就是那个语种的文学，长此以往，西方传统的人文反而日趋淡化。记得多年以前，复旦有位著名的女物理学家，在位期间居然公开宣称，外语教育要为理科服务。位居大学校长，自然一言九鼎，迫于环境而有其道理，不必深责。可是作为一流大学而论，如此说法就不敢恭维了。进而言之，综合性大学的校长一定要有文科出身的，远见卓识乃大学兴衰之所系，理应恢复应有的话语权，或许理科一家独擅的局面实有改观之必要，大学之堂，不可以某一学科的一时进退为鹄望。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文集提供刊行便利。

特别鸣谢陆建德先生，他在百忙之中千里驰教，惠赐序言并为选文查找资料，复印惠邮。此外，谷孙师、翟象俊师等在成书过程中始终予以支持和关注，在此谨致谢忱。

二〇〇九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