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陆建德
近年来，我国的高教规模急速扩展，对教育的批评之声却越来越多。在一个所谓独重竞争的学习型社会，年轻人听命于往往是虚假的市场需求，像鸵鸟一样一头钻进各种补习班或国际金融等时髦专业，无力抬起头来想一想，所有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长期下来，他们身上自然生发的好奇心与兴趣不免受到无情的扼制。很多教育界人士呼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次教育启蒙；国民素质的提高，创新能力的激发，莫不取决于我们对教育的重新认识。
教育何为？大学何为？杨自伍先生编选并亲自翻译的西方教育思想读本《教育：让人成为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精彩回答。康德在《论教育》一书中说：“人只能通过教育而成其为人。”本书书名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这十八位欧美哲学家、科学家和作家就基本的教育理念以及文学与科学、教育与宗教、文化的复杂关系各抒己见，他们带领读者穿越他们的思维过程，表达了多种的论说方式以及迥异的价值观念，无意为我们就这些问题提供标准答案。他们之间也无法就教育的宗旨达成共识。康德重视“规训”，认为不守规矩比缺乏教养更加糟糕，这就使他与后来一些相信性善并主张个性解放的自由派人士大为不同。康德一说倒与荀子相近，人必须接受教化，就像陶土要经陶工埏埴才能成器；没有礼义法度，自然的人必定悖乱而不治。
现在我们常说，大学乃大师之谓。大师著作等身，但是学生是否从大师身上得益，却十分难说。现在各地时兴在远郊建设规模可观的大学城，教师只是偶尔坐长途班车从市区到学校完成上课任务。这使得大学不再是人文荟萃之地。陈平原先生这段话说得非常到位：“理想的大学校园，应是既有饱经沧桑的，也有英姿焕发的，老中青都有，大家在一起念书、思考、对话。”这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有些大学实行书院制，师生居息于一堂，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理念（英文college源自拉丁文collegium，后者有互助合作、同仁情谊之义）。本书多处说到不可替代的师生之间的亲密接触。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写道：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亲聆謦縕”的功用。爱默生在19世纪初所经历的哈佛，也是这样的书院。他在《文化》一文引了《霍布斯小传》中一段精彩的文字：
学生之间的谈吐也会生风，不过校园里老中青三结合，才是理想的状态。或许我们可以提议，大学应该规定，任课教师在学期内必须在校园居住一定的时日。
文集中有的文章已有中译，由于版权等原因，自伍先生决定全部自译，由此可见他对自己译品的信心。但是书中不少篇目还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例如诗人、剧作家艾略特的《教育的宗旨》。教育这领域有其特殊性，并不是只有专家才能发言。艾略特一直关心经典在学校的地位，他讨论教育的时候还不时表露出宗教的关怀。
不少西方教育著作与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即便是不在一般意义上信教的人士也会关心教育与宗教的关系。如罗素强调，人要跨进黄金时代的门槛，首先必须屠戮宗教那条恶龙。爱因斯坦则肯定斯宾诺莎式的“宇宙宗教感情”，并坚信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情怀的激励下才能取得至高无上的成就。这两位自由派人物的观点，在纽曼、艾略特和雅克·马利坦等笃信宗教的人士看来，纯粹是谬见。我倒盼望我们的人文学者和科学家都来认识一下爱因斯坦描述的“宇宙宗教感情”，或许将来可以做出足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的事来。
欧美教育近两三百年来已经大大普及，这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的。可是“进步”也有其怀疑者。自由主义者杜威信奉进步、民主和自由等口号，但是哲学家桑塔亚那指出，所有这些概念当然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它们所促进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终极目标却在蜕变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慵懒”。读本最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克里斯托弗·赖许与桑塔亚那所见略同。他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发现，教育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真正惠及大众，我们的大学可能正在制造新的文盲：
近年来我国媒体上不断传来学界丑闻，看来这是世界现象。
从本书选目可见，编者还着意于探索文学与科学、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早在80年代，“两种文化”之争（见查·帕·斯诺的《两种文化》[2]和弗·雷·利维斯的《两种文化？查·帕·斯诺的意义》）在国内读书界就广为人知，但是其中一方即利维斯的观点还是首次介绍。莱昂内尔·特里林是五六十年代最有影响的美国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利维斯-斯诺之争》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读者不妨在字里行间听听口气，判断一下他究竟站在哪一方。
令人遗憾的是同样性质的论辩不大会发生在中国。大学在19世纪末的中国出现时就带有非常浓重的实用色彩。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生态呈现出单一化的趋势，“赛先生”广受追捧，甚至出现“科学人生观”一说，这在科学真正发达的欧美国家反而是闻所未闻的。50年代初院系调整的指导方针也与西文“大学”（university）一词的基本含义大有径庭。凡此种种，莫不说明高等教育的观念自西徂东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在西方高教史上，实用科学和技术的教学其实出现得很晚，这可以从“达尔文的斗狗”赫胥黎的《科学与文化》一文看出来。赫胥黎道出了一种新兴的观点，而阿诺德的《文学与科学》则代表了至今仍生机勃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科学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的美感和立身处世的道理却不是科学所能教的。这两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两种文化”之争的先声。
我在这里特别提及阿诺德，因为他是编者自伍先生之父杨岂深先生心爱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作家、诗人。大约在1980年左右，我还是复旦外文系的本科生，一次某美国教授来做讲座，首先由系主任杨先生致欢迎辞。杨先生一边悠悠地讲着，一边从缎面丝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本蓝皮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翻到某页，兴致盎然地读了起来。我记得他读的好像是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关于文化的定义。杨先生诵读时神情专注，清癯的脸上绽出笑容。他笑得像儿童一样单纯，这应是对阿诺德提倡的“美好与光明”的最佳注解。杨先生念英语时略带安徽乡音，听来十分亲切。发音标准而不爱阿诺德，又有何用？
杨岂深先生执教复旦大学外文系逾半个世纪，称他桃李满天下绝非过誉之辞。他主编的英美文学读本至今依然是国内同类读物中的佼佼者。早在50年代，杨岂深先生就与人合译现代教育之父、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著作。自伍先生幼承庭训，加之长期供职于高校出版社，属意各种教育思想，自然在情理之中，今日编译成此书，称得上是克绍箕裘了。
今年是建国60周年，也是杨岂深先生诞辰百年。这本文集是对国庆一甲子的献礼，也是对一位学者教育家的纪念。二十几年以来，自伍先生常常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自戒，孜孜矻矻，成绩斐然。他翻译的韦勒克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由杨岂深先生校改）可谓名山事业，希望这一读本也成为读者案头必备之书。
2009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