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问题
这段历史时期的主题是失调:一方面,人类理解世界和重塑世界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人类管理世界的水平却没有提高多少。科学在大步前进,但政治却像个醉汉一样左右摇摆。地理大发现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也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这一矛盾在20世纪变得格外显眼,并有可能一直延续到21世纪。
那两位身陷监牢的俄国哲学家之所以发生争论,正是因为20世纪的政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人们认为,人类将从有等级的社会走向绝对平等的人间天堂,但现实政治却使这一信念发生了动摇。共产主义者认为,实行专政是无可厚非的。天主教人士也曾持有类似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当掌握了巨大的国家机器之后,苏联共产党试图消灭所有阶级、国家和划分人类的范畴,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和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所设想的世界,与共产主义者所设想的世界完全不同。他们并不想消除所有阶级。但是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后来这一信念也传播给了成百上千万真诚的信徒):他们属于优等人种,应该享受荣誉,应该统治其他种族。这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命运的安排。从纳粹突击队员的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有组织地屠杀犹太的妇女、老人和儿童时,他们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只是觉得心里不舒服而已。种族论成了用科学语言包装出来的伪科学,这种伪科学使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纳粹主义坚持了一种错误的“种族”进化观。在自然界,各个物种之间要进行永无休止的竞争。因此,在人类社会中,各个种族之间也应进行永无休止的竞争。不打击弱者,不消灭弱者,是强者在道德上的失败:因为这意味着人类将会走向衰落,而不是走向强大。这一观点被应用到了希特勒的世界中:雅利安人有责任推动人类前进,但这种前进是以牺牲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其他所谓“低等人”为代价的。这种做法不会带来一个“完美世界”,但却可以带来一个“黄金时代”。为了建立心中的“乐园”,纳粹政权举起了屠刀——他们杀害起义者和自私的农民,杀害反抗他们的社会主义者,杀害他们的阶级敌人,杀害犹太人。纳粹分子将他们的敌人视为“害虫”或“病毒”,认为他们充满兽性,根本就不属于人类。有趣的是,在想象即将到来的“乐园”时,纳粹政权使用的是最陈腐、最老套的说法。纳粹的宣传机构号召追随者迈向这样一个世界:在阳光和煦的半乡村地区,生活着许多脸颊红润的母亲,她们听从丈夫的话;父亲的形象通常是一位长着大胡子的男人——那里是个有些伤感、有些羞涩的伊甸园。
如果这就是现代史的全部内容,那么这段历史就太过暗淡了。但20世纪也见证了民主制度的扩张。在最黑暗的几十年里,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世纪”为世界上成百上千万的人带来了自由和选择的机会。市场经济展现出了生命力,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是科学。科学创造出了极具破坏性的武器,这些武器使世界上的大国再也不敢相互攻击。或许有人认为,俄国人不如美国人、欧洲人或其他国家的人那么自由,但与格罗斯曼写出监狱对话时所能希望的相比,俄国人已经是非常自由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段历史的光明面要远远大于它的阴暗面。20世纪的政治悲剧只是欧洲思想的逻辑结果,这些思想已经在欧洲发展很长一段时间了。种族主义、乌托邦思想、对国家命运的信念、对强有力的领导者的偏好、反犹太思想……这些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当然,在经历了专制独裁之后,这段历史能否成为供后世借鉴的教训呢?我们建立了联合国,发表了各种《人权宣言》,设立了国际刑事法院。通过种种努力,我们进入了一个政治局势缓和,而且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还可以用许多例子证明这一点。在阿富汗、非洲和中东,战争仍在继续,但这并不能否定人类的进步;战争只是提醒我们,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
20世纪有两场大碰撞,它们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很难视而不见。第一场碰撞涉及西式民主的传播。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关于政治的大争论已经结束,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式民主取得了胜利。他相信,尽管有些国家和文化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这一阶段,但这是每一个人的最终归宿。然而,在这个世界中,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一些西方眼中的“独裁国家”(如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也走向了繁荣。因此,福山的话已经落空了。福山确实错了。因为事实证明,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民主的基础是社会习俗、对问题的看法、长期建立起来的分权制、对法律根深蒂固的信仰,以及没有体制性腐败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你可以引进并建立民主制度,并让它发挥作用,但你很难引进民主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大部分地区注定要生活在暴政和贪腐之下。这只是意味着,宣布西式民主已经在竞争中胜出还为时尚早。
第二场碰撞涉及西式民主的本质。在年复一年、届复一届的竞选中,相互竞争的政党会向选民许诺下更好的物质生活。近来,这种夸夸其谈的能耐几乎成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但科学与和平已经使世界人口增加到自然资源难以承受的地步了,所以他们不能一直这样承诺下去。
为了吃饱、穿暖、过上高兴的日子,人类消耗了大量的石油资源和水资源。结果,人类的活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使气候发生了(或许)不可逆转的变化。如果生活在中国、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的人都希望过上今天西方中产阶级那样的日子,那么他们恐怕要失望了。在西方,我们现在有了第一批明智的家长,他们希望自己孩子的物质生活水平能低于他们这一代。民主国家可以阻止贸易衰落,可以在战争期间团结一致;但它们对长期存在的失望和经济低迷却束手无策。除非这些国家能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否则我们很难相信西方式的自由和市场经济是高枕无忧的。我们已经从本章叙述的历史中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但还没有完全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