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爱国者们组成了一支公民军，他们聚集在一起，声称拥护自由——自由是“人类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他们还使用了欧洲政治中的一个新词。他们想起了雅典人，故而自称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宣布，土地既不属于可恨的贵族，也不属于僧侣，而是属于人民。

他们身上挂着绶带，手里拿着滑膛枪。他们号召普通民众“武装自己，聚集在一起，负责处理与土地相关的事宜”。抗议活动首先出现在一座城市里，之后又出现在另一座城市里，最后导致了这场革命。但上面所说的这场革命不是出现在1789年的巴黎，而是出现在4年之前的尼德兰。在那里，起义者颁布了一部新的成文宪法，他们的“自由军”占领了乌特勒支，随后又占领了阿姆斯特丹。正如将要发生在法国的那场革命一样，符号是最重要的：当时的统治者来自奥兰治家族，因此橙色是被禁止使用的。甚至连橙色的胡萝卜也受到了影响：要么同时展现胡萝卜的绿叶，要么干脆就别展现这种蔬菜。然而，荷兰人数量有限。他们逮捕了普鲁士国王的一位亲戚，因此激怒了这位国王。他的军队入侵荷兰，并轻而易举地镇压了这场体现民主观念的革命，这场革命实在有些令人感到不安。

但扑灭法国革命就有些困难了。当波旁王朝最终垮台的时候，尽管债务缠身，政治也几乎陷于瘫痪，但法国仍然是欧洲最强的国家。法国是思想和时尚的中心。法语是一门国际语言，流行于外交界和上流社会中。法国的陆军规模庞大；法国的海军看上去也很了不起，尼尔逊将军还未让它蒙羞。巴黎自称文明的中心，许多对中国或日本一无所知的人都认同这种说法。因此，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始终可以感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自从西罗马帝国覆灭后，法国革命是欧洲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事实证明，法国革命甚至比西罗马帝国灭亡还要重要。当时，在欧洲这个舞台上同时发生着两场变革，一场是工业革命，另一场就是法国革命。这两场变革毫无疑问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这场在巴黎爆发的革命为后世留下了一笔遗产，评估这笔遗产所具有的价值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法国革命为世界留下了“左”和“右”的观念，将现代意义上的“人权”引入政治领域，并对世界各国的宪法产生了影响。甚至在当时，无论是那些为革命感到欣喜若狂的人，还是那些对革命感到胆战心惊的人，都将这场革命视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以及新时代的开端。法国革命也证明抽象思想与血腥镇压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短，因为这场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子女——如饥似渴地、公然地、快速地吞噬——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场革命最初并未给欧洲其他地区带来贝多芬和华兹华斯所希望的自由。相反，它将欧洲大陆再一次拖入了战争、饥荒和萧条。1972年，美国外交官亨利·基辛格向中国总理周恩来询问如何看待法国革命的影响，周恩来的回答很简单：“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如今，40年已经过去了，也许可以谈谈这个问题了。

除了革命爆发的时间之外，几乎每一件与法国革命相关的细节都存在争议。1789年5月5日，星期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召集了古老的“三级会议”，这件事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索。三级会议主要代表了法国社会中的三个利益集团——贵族、教士，以及所谓的“第三等级”。第三等级代表了除贵族和教士之外的每一个人——从富商到农民。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波旁家族的专制统治是不依赖于三级会议的。路易十六希望这个原始议会能帮他增税，尤其是从贵族那里。法国陷入困境，一方面是债台高筑，另一方面是征税基础过于狭窄，使旧有的统治方式变得难以为继。不仅仅是法国遭遇到了这样的危机，中国的明王朝和清王朝，以及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危机。

尽管法国存在君主专制的理论，但大地主、神职人员和最有权势的商人是可以享受免税待遇的，大部分的税他们都无须缴纳。此外，他们还有其他的法律特权。一些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协议组成了一张严密的利益网。根据这些协议，只要法国国王不破产，某些人就可以用某种方式投机取巧。法国决定帮助和资助北美起义者对抗英王乔治三世，这一决定极大地削弱了法国的财政。在之前的战争中，英国夺走了法国在印度和加拿大的殖民地，这深深地伤害了法国的自尊心。帮助美国获得独立有助于抚慰法国受伤的自尊心，但这种行为也使法国出现了长期的债务问题。后来，债务问题从弊政逐渐发展成为一场致命的危机。与此同时，几个糟糕的夏天和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了穷苦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从来就不轻松，甚至可以说是水深火热。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需要找到一个激动人心的解决方案。但召集已经休会175年的三级会议有点过于激动人心了。路易十六应该想想英格兰的历史。当查理一世需要钱的时候，他也同样孤注一掷，做了类似的事。

不包括贵族代表和教士代表的“第三等级”——这个等级主要由律师、行政人员、商人和记者组成——坚持三个等级必须一起开会，以此压制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6月17日，第三等级宣布独自成立国民议会。路易十六没有镇压这个带有叛乱性质的新机构，可能是无力镇压，也可能是不愿镇压。他发现，首都的公共秩序开始逐渐变得混乱。7月13日，革命者摧毁了巴黎附近的关税站。在法国，关税站是王权的象征。次日，也就是7月14日，他们又攻占了旧制度的另一个象征——作为堡垒和监狱的巴士底狱，尽管当时巴士底狱几乎是空的。一波暴力活动撕裂了法国王权：修道院受到冲击，富有的贵族遭到袭击，修女和教士也未能幸免于难。一些城市宣布自治。

权力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移。负责制定新规则的制宪会议为法国重新编写了宪法。开始的时候，国王看上去好像已经适应了新秩序。革命者摧毁了法国各省的旧制度，并将这些省份改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区；他们将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了审查制度和酷刑；剥夺贵族的特权，取缔有合法地位的农奴组织；着手创建一个恰当的代议政府体制。这一连串的变革是史无前例的。8月26日，法国颁布了《人权宣言》，它向人们承诺了自由、解放和正当法律程序。这份《宣言》传遍了欧洲，年轻人和乐观主义者感到欢欣鼓舞，而各国的朝臣则忧心忡忡。被吓坏了的路易十六不得不与革命领袖共同出席一场群众集会，并祝贺革命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这令世界感到惊异。

然而，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战争的压力、饥饿和恐惧都会使不同群体将革命变得更加极端。在经过1791年9月的选举后，立法议会取代了国民制宪会议。与之前的权力机构相比，立法议会的立场更加偏左。但不久之后，随着共和国的成立，立法议会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792年到1795年，一群极端分子控制了法国，他们自称“雅各宾派”。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包围了法国，革命形势危如累卵；在国外，法国还在与英国作战。法国出现了一批有公众影响力的煽动家，这些人简直就是罗马共和国末期那些激进派领袖的远亲。他们恐吓巴黎的暴民和“无裤党”（意思是裤子破破烂烂的穷人），并将这些人操弄于股掌之间。

德意志的君主扬言，如果法国国王受到威胁，他们将采取血腥的报复。结果，这种表态起到了反效果，致使法国出现了更极端的暴力活动。1792年9月，教士、贵族和那些被怀疑持反革命立场的人在巴黎的监狱中遭到杀害，路易十六最终也难逃被废黜的命运。在之前的6月，路易十六曾经想逃出法国，但功败垂成：逃到瓦雷纳时，他被人认出后遭到逮捕，那里离法国东部边界已经不远了。自此之后，他成了一名囚犯，被囚禁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杜伊勒里宫里，那里是法国王室的一座旧王宫。1792年冬天，他受到审判，这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公共事件。路易十六受到了33项指控。国民公会的代表进行投票表决，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有罪，只有少部分人投了弃权票和反对票。之后，代表们又就是否应处死国王进行了投票，这次的投票结果双方却非常接近。但接近就已经足够了：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他原谅了他的敌人，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了鼓声中。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妮特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巴黎的暴民对她恨之入骨。同年10月，这位王后也被处决；他们的孩子，也就是那位理论上的路易十七世，当时才只有10岁。后来，他死在了没有同情心的养父母手上。

法国王室的命运震惊了外国的观察家，但这场革命血腥的发展过程则是一出更大的戏。雅各宾派是国民公会中的左翼，而温和的吉伦特派则是国民公会中的右翼。那里成了各种演说家的舞台，但真正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了规模较小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手中。开始的时候，掌管委员会的是乔治·丹东，随后接替他的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于是，雅各宾俱乐部控制了法国。在鼎盛时期，这家俱乐部大约只有3000名成员。俱乐部的人数与俱乐部的实际影响力完全不成比例。俱乐部的一个内部派系控制着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个傀儡组织。

正如随后的革命所表现的那样，伟大的信仰都是由符号的力量表现出来的。法国的革命者创造了一种新宗教，他们崇拜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并在遭到破坏的教堂里为“理性”设立了祭坛。法国旧货币制度采用二十进制、十进制和十二进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还在使用类似的货币进制。但在大革命时期，法国废除了旧的货币进制，取而代之的是十进制。具有同样“理性”精神的改革也体现在了长度测量方面。但最激进的改革是改变历法：一个月有30天，一年有12个月，这12个月分别叫作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和果月，1792年是施行新历法的第一年。不但人们熟悉的充满国王、教士和地主的世界消失了，就连所有人都熟悉的货币单位、时间单位和距离单位也都消失了。就算是列宁也没有做过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

断头台的铡刀切断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也可以确保斗争中不会出现妥协。与之后的革命者相比，雅各宾派杀害的人并不算多。据估算，大约有4.5万人在“恐怖时期”丧生，其中有些人死于公开的处决，有些人死于乱民的暴力活动；在巴黎之外的地区也出现了斗争——在路边执行死刑、草草地实施绞刑、用废弃的船溺死大批人。如果将殃及法国全境的内战和饥荒也算在内的话，死亡的人数恐怕有几十万之多；但这还不是对一个完整阶级的清算，至少在肉体上不是。当时，法国大约有25万名男性贵族。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在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世界，“恐怖时期”确实是够恐怖的。数字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内容；留在想象中的细节也不容忽视。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巴黎是个小地方。新式杀人装置就公开地放置在这座城市的中心。与一团糟的绞刑或用斧子将人劈死相比，断头台确实显得更加人道。但断头台却为民众提供了一种血腥、公开的复仇方式。医生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推广了断头台，并为这种斩首装置做宣传，但断头台并不是他发明的。实际上，他反对死刑，特别是反对在公共场合用断头台执行死刑。（许多人臆测，他自己就是死于这种杀人装置。但这不是事实。在大革命结束后，吉约坦还活了很多年。1814年，他自然死亡。）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苏格兰、英格兰和德意志地区早就已经开始使用其他形式的断头台了。吉约坦希望这种装置能够成为一种体现平等精神的现代杀人方法，用来处决重犯和那些势不两立的敌人。在恐怖时期，专制的偏执狂可以通过最少的正当法律程序处决那些潜在的敌人，他们还可以对曾经的富人和权贵进行相应的清算，断头台可以算是这种行为的象征。当时，法国会出售一些小册子，册子上列出了执行死刑的计划。当行刑的时候，暴民们将聚在一起，发出胜利的欢呼声和嘲笑声。到最后，死刑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这些发出嘲笑声的人也会感到厌烦，于是围观的人群变得越来越稀疏。（如果囚车送你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到了刑场后，你却发现没人对你的死感兴趣，那么这一定是件非常令人难堪的事。）

在恐怖时期的所有故事中，有一件事是最具讽刺性的：1793年，夏洛特·科黛刺杀了让-保尔·马拉，他死在了自家的浴缸中。马拉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出身相对卑微，希望能成为一名严肃的科学家。马拉曾经在伦敦的索霍区（在那里，他对浓咖啡上了瘾）、纽卡斯尔和瑞士工作过。之后，他回到巴黎，成了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他为宫廷和贵族服务，这样做一来可以收取高额的诊疗费，二来可以使自己获得半贵族的地位。马拉也会写一些涉及政治的小册子，例如，他在一本小册子中精辟地分析了英国宪法中的疏失。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欣赏这部宪法。马拉希望建立一个更加人性、更加公平的司法制度。他激烈抨击出现在革命早期的暴行。他认为，从本质上看，路易十六是位好国王，辅佐他的也都是些好大臣。

但在阐述偏执思想方面，马拉一直就不是很成功，他是一个脸皮薄的人。他在电学、热学和光学方面的研究受到了外界的普遍关注。马拉受到了歌德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赞美，但他未能进入（皇家）法兰西学院——这使他感到非常愤怒。他是一个喜欢与人辩论，又没有多少朋友的人。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马拉将全部时间都用于新闻工作和政治活动。他发现，自己的真正才能在撰写一些批判性和煽动性的散文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马拉抨击像拉法耶特这样的温和派，他将自己办的报纸命名为《人民之友》，并愈发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人民之友”——他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未腐化堕落的人，不修边幅，鼓励穷人去争取他们的经济权利，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通过选举，他进入了国民议会。他成了极端分子的代言人，有时他甚至因自己的煽动性言论而面临审判。但这是一场摆样子的审判，因为判决已经在审判前决定了。在这场审判中，主要的演员就是身为被告的马拉，最后成功地获判无罪。尽管如此，他曾一度被迫流亡伦敦，尽管这段流亡的时间非常短。回国后，他经常东躲西藏，有时候还要求助于巴黎的下水道。

马拉一直有些神经质，而且对暴力的厌恶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说，他甚至不愿看到一只昆虫受伤。但当他拿起笔，捍卫受困于农村地区的保皇党叛乱和外国军事威胁的革命时，极端主义的恶魔占据了他的心灵。早在1790年12月，也就是恐怖时期到来之前，马拉就已经开始为革命说话了。他在《人民之友》报上写道：必须打击敌人，这里所说的敌人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首都里的敌人。必须大规模执行死刑：“6个月前，只要砍下500颗或600颗脑袋就能将你从地狱中拉回来。但今天，因为你愚蠢地让你的死敌们有机会在一起密谋策划阴谋……所以我们不得不砍下5000颗或6000颗脑袋；然而，就算是要砍下2万颗脑袋也在所不惜，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

随后，马拉又将这个数字扩大了10倍，甚至一度达到了50万。他用许多刻薄言论攻击较为温和的吉伦特派。不久，吉伦特派便败在了雅各宾派手里。他的愤怒究竟是从何而来呢？马拉患有皮肤病，这种皮肤病不但使他备受煎熬，而且使他变得丑陋；他来自一个受过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的家庭，这些可能都是他愤怒的原因。此外，他的愤怒中也一定包含个人复仇的因素。他似乎非常惧怕保皇党重新夺权。他一再告诫革命者：一旦保皇党重新夺权，就会掐断他们的脖子，在他们面前凌辱他们的妻子，挖出他们孩子的内脏。

马拉遇刺身亡。人们都知道，刺客名叫夏洛特·科黛，她是一名来自诺曼底的妇女，是吉伦特派的支持者。但事实上，她的人生经历要更加丰富。科黛与马拉有相似之处。她的早年生活也非常艰苦，她的母亲韶华早逝，她被送进了一家修道院；她也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卢梭和伏尔泰的影响。（直到最近一二十年，历史学家才开始关注法国大革命中女性思想家和女性煽动者的故事。）她也对法国陷入内战后国家的前途表示担忧。前一年9月，发生在监狱中的屠杀也使她感到不寒而栗。

1793年7月，科黛来到巴黎，她买了一把厨刀，并一路打听着来到了马拉的住所。此时，马拉正在逐渐失去政治权力，但他仍然在继续工作。为了缓解皮肤病，他工作的时候通常是坐在一个内有铜衬的浴缸里。在浴室中，科黛向他讲述了吉伦特派流亡者的情况。马拉表示，这些人很快就会丢掉他们的脑袋。马拉的妻子刚一离开，科黛就一刀刺向马拉的胸膛，并刺破了他的颈动脉。在发出求救声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科黛当然避免不了上断头台的命运。但在被处决之前，她解释了刺杀马拉的原因。她指责马拉掀起了一波杀戮的浪潮。她说，她为了拯救10万人而杀了一个人；如果罗伯斯庇尔认为处决路易十六是正当的，那么她刺杀马拉也无可非议。

马拉继续活在人们的心中，他已经成了革命的象征。教堂和学校中放置了马拉的半身像。最伟大的法国革命艺术家雅克-路易·大卫创作了一幅绘画作品来纪念马拉之死。在这幅画中，马拉身体向一侧倾斜，他的皮肤几乎毫无瑕疵，一只手上还抓着一封信。在这幅作品中，马拉的形体特征与描绘把耶稣的圣体从十字架上放下的艺术作品中耶稣的形体特征有相似之处，只是旁边没有天使或悲伤的玛利亚。的确，在爱普通人的纯洁心灵方面，马拉被暗喻成了基督。在悼词中，马拉的朋友马基·德·萨德也做了这样的比喻。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死后，同样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愤怒和冷酷转变成了爱和怜悯，人们开始建立起对马拉的崇拜。与此同时，革命退化成了控诉与反控诉的角力，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猛攻，以及流淌着血的街道。甚至罗伯斯庇尔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当时他发出了痛苦和恐惧的叫声。在被处决前，他曾向自己的面部开枪，结果受了重伤。

在马拉死后的一年之内，社会的狂暴——如革命的杀戮和理想化的极端主义——开始渐渐平息。下一个阶段的统治者将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处理对外战争，他们就是发动所谓“热月政变”的热月党人。要想镇压保皇党的叛乱，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军队。因此，从1799年到1802年，年轻的科西嘉将军拿破仑·波拿巴控制了权力，他首先成为执政官，之后于1804年称帝。拿破仑巩固了革命带来的几项关键改革，至少是在原则上巩固了这些改革。与此同时，他成了一名军事独裁者。在他的独裁统治下，鲜血淹没了半个欧洲，硝烟窒息了另外半个欧洲。马拉对暴君的痛恨却催生了一个新暴君。

多数派的革命让位给了个人崇拜、秘密警察和战争。然而，从荷兰到德意志，从英格兰到意大利，法国革命早期阶段的最初原则——自由、平等、博爱，或更加实际的方面，如法律公正、剥夺君主和贵族的特权——对欧洲各地的改革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开始的时候，拿破仑的军队几乎是无敌的，这支军队走到哪里，革命所主张的自由就会在哪里出现。在国内，拿破仑的最大成就是颁布了一部法典，即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将旧法律简单化和合理化，建立了一个单一且条理清楚的系统；它不但重塑了法国，而且还影响了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在拿破仑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帝国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华沙大公国、意大利的南端和巴尔干地区。帝国剥夺了旧贵族的权利，终止了宗教歧视（如压迫犹太人），并传播了新的法律制度和公制系统。最初的时候，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将他的第三交响曲命名为《波拿巴交响曲》。

然而，据说当贝多芬听说拿破仑称帝的时候，他愤怒地撕下标题页，将这个交响曲更名为《英雄》，并在上面题献“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在这里强调的是纪念。在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和尼德兰，拿破仑的军队推翻了旧的统治者，并拥立了新的统治者。这些新统治者大多来自拿破仑自己的家族或他最亲密的支持者。风雨飘摇的哈布斯堡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用惊恐的眼光看着局势的发展。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拿破仑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还不如说他想建立一个家族帝国；换句话说，拿破仑的所作所为更贴近太阳王的设想，即将欧洲置于法国王室的统治之下，而不是罗伯斯庇尔或丹东所主张的共和政治。但拿破仑最终还是失败了。一方面，他成了过度扩张的牺牲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试图征服俄国，最后他的军队不得不在雪地里撤出俄国。另一方面，西班牙的游击队拖住了拿破仑。围剿游击队的战争不但旷日持久，而且收效甚微，这些游击队得到了英国威灵顿公爵的支持。

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海军上将纳尔逊指挥的英国舰队采用了一个颇具风险的策略，击败了法国舰队和西班牙舰队，但这位著名的海军上将也在战斗中阵亡。海战之后，拿破仑入侵英国本土的希望基本破灭。这场海战导致了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的长期平衡。在此期间，英国封锁了欧洲大陆的主要港口，但却不能有效地打击这位“科西嘉暴君”。同年年底，拿破仑获得了他人生中最伟大的胜利。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他击败了奥地利和俄罗斯的联军。

在兵败俄国之前，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使欧洲各国的军队既感到敬畏又不知所措。直到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又称“各民族大会战”——反法联盟才集中了规模足够庞大的军队，最终击败了拿破仑。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组成了联军，他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法军以及来自意大利和波兰的盟军。截至当时为止，这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上战争，双方总共投入了大约60万军队。拿破仑的失败导致联军占领巴黎，也导致他手下的高级将领发动了一场兵变。拿破仑宣布退位，随后被流放到了厄尔巴岛。

不久之后，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并立即着手重整军队。这是19世纪中最重要的冒险活动之一。但这也仅仅是场冒险。“百日王朝”是拿破仑的最后统治。这个王朝始于肥胖的路易十八逃出巴黎，终于著名的滑铁卢战役。在滑铁卢，在最后一分钟赶到战场的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联军击败了法军。最后，拿破仑被流放到位于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1821年，拿破仑在这个远离欧洲的小岛上去世。

拿破仑迫使其他欧洲强国动员本国军队以及大规模作战所达到的程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再度出现。他对主宰欧洲一千年的君主制构成了短暂的威胁。但征服战争和共和政治是相互抵触的，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少到令人惊讶的地步。

革命造成了混乱，这种混乱使拿破仑成了领袖，但这并不是革命的本质。欧洲暂时回到了旧秩序中，回到了奥匈帝国控制的保守联盟中。波旁家族统治的法国发出了最后的微光，俄国沙皇充当着“欧洲警察”，欧洲笼罩在他的阴影下。但法国绝不会再回到从前。法国国内仍然存在着根本对立，一方认同的是旧式的保皇主义和天主教，另一方认同的是新式的共和主义和革命。这种分歧导致两场进一步的革命，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撕裂了法国社会，并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冲击这个国家。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的勾结就是这种分歧达到高潮的表现。在欧洲其他国家，“人权”、共和政府和公正的现代法律仍然留在人们的头脑中，这些思想鼓舞了19世纪的激进分子。波及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表明，那些在两代人之前产生于巴黎的新思想是不会被遗忘的。

真正的难题是，在爆发全面革命的时候，是否能够避免滑向大规模的杀戮和最终走向军事独裁。将英国的平等派与法国的雅各宾派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进行对比是否有意义呢？将克伦威尔、拿破仑和斯大林进行对比又是否恰当呢？这些国家的情况迥然不同，国家变革的主要参与者也会用不同的术语来形容自己。但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一旦旧政权——使人无法容忍、对变革装聋作哑、僵化，并令人蔑视——垮台，几乎不会有一个更加理性、更加人道、更加有远见的新政权彬彬有礼地等在旁边。

权力会使人变得疯狂。敌人已经将我们围住。叛徒到处都是。我们需要非常时期的权力。现在的严苛将会带来日后的平静。已经没有时间过细地做事了。政权的垮台仍在继续，这引发了太多的痛苦，于是精疲力竭的人们接受了暴力和独裁者的第一个承诺——恢复法律和秩序。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在替人民说话，但毫无疑问，占成年人绝大多数的人民通常是无声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君主国和帝国都存在即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宫廷政变、呆傻的后代、兄弟之间的战争，以及一个家族推翻另一个家族。尽管问题从一种政体转移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政体，但争夺权力的过程却变得更加血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