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野蛮人

这是一次成功的诱捕，但诱捕的过程很卑鄙。一名年轻的英国海军上尉指挥着几艘船，船上坐满了水手、士兵和囚犯。在海滩上，他们遇到了几个土著。他们拿出几条新鲜的大鱼，将这些土著诱骗到了浅滩。其中两个土著急不可待地抓过鱼，并跳起了舞。就在这时，英国人捉住他们，并给他们戴上了镣铐。其余的人四散奔逃，躲到一旁观望。后来，这名上尉写道：在海滩上，男人们发出怒号，妇女和儿童高声尖叫，那两条被他捉住的“可怜虫”处境悲惨；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副令人感到痛苦万分的景象，“在我执行的所有任务中，这项任务是最令人感到厌恶的”。

其中一人很快逃跑了。另一个名叫伍拉沃尔·贝恩朗。在返回故乡前，他学了英语，学着穿由厚布和皮革制成的衣服，衣服上还配有纽扣和带扣；他甚至到访了英国的温泉胜地和伦敦，并在剧院、音乐会和英国下议院露面。即便到了今天，他在澳大利亚也是一个著名人物，但人们对他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晰。

在帝国时代，各个民族间发生了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冲突，诱捕贝恩朗就是这种冲突的一部分。冲突的一方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以及由各色人等组成的水手、士兵和罪犯。罪犯中有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从可怕的海上航行中幸存了下来，他们被赶出英国，而且离英国越远越好。除了一些军官之外，他们都是英国经济革命的受害者。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乡村地区，农民一直延续着古老的生活方式——照料公用土地、捡柴、狩猎、饲养自己的动物。但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彻底不复存在了。更加高效的耕作方式养活了更多人，有利于新兴工厂的发展。但这种耕作方式也迫使大量穷人涌向城市。在那里，他们要犯一些小罪才能生存下去。被抓住后，有些人会被绞死；有些人会在狭小、肮脏的牢房中苟延残喘；还有些人会遭到流放，被“运送”到新世界去。

冲突的另一方是生活在新世界的土著，他们的人口在75万到100万之间。他们是非洲最早的一批移民。在5万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从非洲出发，沿着亚洲的海岸线向南走，走过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大陆桥，也进行过艰难的跨海迁徙，到达了澳大利亚。他们发现的这块大陆上有许多独特的植物和动物，例如袋狮（这是一种长得像袋熊的动物，体积与河马相仿）和巨大的肉食性袋鼠（后来这种动物迅速灭绝了）。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的土著生活在大约250多个由次一级的部落组成的族群中，每个族群的语言都有些细微的差别。他们的政治制度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政治制度类似，与狩猎—采集时代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政治制度或许也有相似之处。澳大利亚的土著还处于狩猎—采集阶段，尚未发展到农业阶段。那里大部分土地都很贫瘠，而且缺乏必要的草本植物和蔬菜，这非常不利于该地区的发展。他们采用了一种“火棒耕作”，烧掉一些灌木或矮树，以便生长出的新的植物；他们修建了灌溉系统，安装了捕鱼用的陷阱，并建造了用于过冬的村庄。但这都是英国人入侵前的事情。

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如果欧洲人没有在1788年进行殖民活动的话，澳大利亚的土著“或许可以在几千年内成为食物生产者，他们会照料养在池子里的鱼，种植人工培育的澳大利亚薯蓣和小种草”。换句话说，在从今天算起的几千年后，他们才能达到7500年前哈塔尔赫尤克人的发展水平。从表面上看，两地的植物群、动物群和气候只存在着微小的差别，但住在两地的人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差异。澳大利亚的土著游离于其他人类的历史之外，他们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宗教仪式、艺术和意境地图。

当第一批欧洲船只抵达澳大利亚的海岸时，土著把这些船当成了一个个漂浮在海面上的岛屿，上面居住着他们长着白皮肤的祖先的灵魂。船上的水手戴着假发或留着长发，因此当地人把他们误认为妇女。当英国水手脱下裤子证明自己是男人的时候，土著为他们提供了妇女，希望他们能满意地离开。他们彼此缺乏了解，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比地理距离还要遥远。

因此，贝恩朗成了一名时光旅行者，他穿梭于史前时代和工业时代之间。他之所以被诱捕，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位于今天悉尼附近）的殖民者正在努力了解这个新世界的情况。管理这块殖民地的是亚瑟·菲利普，他希望和土著人进行沟通，希望弄清如何才能阻止他们袭击移民、偷窃财物。他需要向土著人解释，英国人是出于和平的目的，心怀善意地来到这里。这就需要有一名翻译。贝恩朗——一位英国士兵称呼他为“贝恩隆”——可以成为中间人。当贝恩朗到达英国人的驻地时，这位士兵报告，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做事坚决”的人。令人惊讶的是，他浑身上下瘢痕累累。他得过天花。之前来到澳大利亚的罪犯和水手将这种疾病带到了这片大陆上，结果酿成了一场灾难。但他的头上也有一些疤，胳膊和腿上有被长矛刺伤的痕迹。他还少了半截拇指，在手背上也有一道奇怪的疤痕。“看上去，他既喜欢追求爱情，又喜欢追求战争；这两样都使他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贝恩朗唱歌，跳舞，欢蹦乱跳。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愿意解释他手背上那道疤的由来。最后，他说了实话：这道疤痕是牙印，他曾经强行掳走了一名来自其他部落的女子，这个牙印就是她当时留下的。

贝恩朗的故事告诉人们，欧洲人对“野蛮人”的态度是如何在短时间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在罪犯和他们的看守开始将澳大利亚殖民化之前不到20年，库克船长“发现”了新南威尔士的海岸。库克和他的助手——著名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非常钦佩当地的土著民族。那是一个“高贵的野蛮人”的时代。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70年代，但在之后的启蒙运动时期成了一个重要观念。“野蛮”就是“未开化”的意思。像沙夫茨伯里伯爵这样的思想家认为，人类天生具有道德——就探险家们发现的原始人而言，尽管他们的长相看起来不同，而且不穿衣服，但与文明的基督徒相比，他们可能拥有同样高尚的道德，甚至更为高尚。贝恩朗贪恋敌对部落的女子，以及他准备使用暴力来对付她们，无异于对那些试图将土著民族理想化的人发出了警告。然而，从很久之前起，欧洲人就将土著人视为一种低于人类的动物，有时甚至以狩猎土著为乐，他们很可能因此而陷入危险。

是要了解一群陌生的人和一片陌生的地区，还是要将其据为己有？

在18世纪的欧洲探险家那里，本能中的高贵和贪婪总是纠缠在一起。新的动物、植物和社会使人浮想联翩。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和调查人员登上武装船只出发，之后将船只上的旗子插到海滩和海岬上，并宣布这片土地成为某位远方国王——乔治几世或路易几世——的财产。帝国后期的历史会使我们觉得早期探险家非常野蛮。然而，在开始的时候，许多探险家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开明。因此，当詹姆斯·库克船长于1770年第一次遇到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时，他想起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对他的告诫：要耐心地对待每一个土著，同时记住，“哪怕让他们流一滴血，也是对最高人性的犯罪……他们理所应当拥有自己居住的这片土地。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他们也是这些土地的合法所有者”。这些人有权驱赶入侵者。但库克也接到了密令：以国王的名义宣布新发现的土地归英国所有——这是多么明显的矛盾啊。

库克船长对澳大利亚土著的第一印象，或许会让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欧洲哲学家感到高兴。他们的活力，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干净，以及没有虱子的头发使库克感到惊讶；他也惊讶于他们对物质上的东西缺乏兴趣，这不仅仅限于衣服：“这种冷漠使他们不会购买我带来的任何一样东西，也使他们不会偷我的东西。”库克船长认为，他们很快乐，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那些来自欧洲的东西能给人带来多少方便。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是“赘物而非必需品”。库克来自一个贫穷的约克郡家庭，一路奋斗才获得了现在的地位。因此，库克也很喜欢土著社会的平等：“他们不贪图华丽的房子、房子里的摆设或其他东西。他们生活在温暖、宜人的气候中，享受着非常清新的空气，所以他们几乎不需要衣服。”这里简直就像是天堂。

库克和他的船员是从塔希提岛出发，跨越太平洋来到这里的。在此之前，库克的“奋斗”号曾在塔希提岛上停留了3个月。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天堂。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性自由和天真无邪的地方。与库克同行的班克斯是一个拥有贵族气质的人，当时他只有26岁。班克斯与当地妇女纵情地欢乐，同时也学会了一些塔希提语。他研究岛上的风俗习惯，放弃了原本的社会身份，融入了岛上的土著生活：在葬礼上跳舞时，他一丝不挂，身上涂着木炭和白色的木灰，旁边站着一个巫医、两个赤身裸体的妇女和一个男孩。在英国探险家眼中，以及在先于英国人到达的法国探险家眼中，塔希提人几乎可以算是理想的野蛮人——他们在用一种很好的方式表现自己的野蛮。

班克斯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思想极其开明。他享受着塔希提岛上的烤狗肉，喜欢他们古怪的水上运动——冲浪，承认他们身体上没有体毛且非常干净，甚至相信他们喜欢的椰子油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毫无疑问，这种椰子油的味道非常难闻，但与欧洲人经常使用的喷在脚趾和腋下的香水相比，我更喜欢椰子油”。

因此，当第一次接触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土著时，英国人表现出了谨慎的友好。库克、班克斯和船上的军官发现，他们与这些土著很难沟通，与海滩上的人做生意更是毫无可能。当时，海滩上有许多英俊的男人和小孩，他们身上有许多打斗时留下伤痕，但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疾病。看上去，这片土地是宜人而相对空旷的，上面还有许多陌生的植物和奇怪的动物，其中许多动物是跳跃前进的。“澳大利亚”这个词使用得并不广泛。这个词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南方的”。它出现在早期的地图上，用来指代一块可能存在的未知陆块。另外，这个词也可能来自一位西班牙探险家，他相信这块大陆的存在，并以当时的君主为其命名。当时执政的是腓力三世，他的家族来自奥地利。

但库克将这片海岸称为新威尔士和新南威尔士。当班克斯返回英国之后，他的眼前仍能清晰地浮现出这片土地。他是一位农场主，也是一位植物学家。他相信，澳大利亚沿海地区的土壤和水质非常好，欧洲农民可以在那里轻松地从事农业生产，养牛、养羊和种植小麦。在乔治执政时期的伦敦，身为富有的地主和科学家的班克斯成了一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国王枢密院的成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是饱学之士中的一员。当年那个在塔希提岛上赤身裸体、寻欢作乐的小伙子如今有了一副马铃薯般的身材，他成了皮卡迪利大街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当年那个头发蓬乱的冒险家和收藏家成了一张社交网的核心人物。在这张社交网中，人们就一些植物学问题和学术问题展开了争论；他成了英王乔治三世的顾问，在位于基尤的皇家植物园工作。因此，当议会想找一块地方安置罪犯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找上了班克斯。

这已经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一部“血腥”的刑法典曾列出了220项应判处绞刑的罪名，英国需要换种方式处理本国的罪犯。公众舆论对仅仅因为一些小偷小摸就将极度贫穷的人判处死刑，以及绞死小孩子越来越反感。从1770年到1830年，一共有3.5万人被判处死刑，但实际上大约只有7000人被绞死。英国的监狱不但数量有限，而且肮脏不堪。对于许多人来说，用船将罪犯运到其他地方是人道之举。在丢掉美洲殖民地之前，英国曾将大约6万名重犯运到北美。在重新获得自由之前，他们要在地里干若干年的农活儿。美国独立后，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于是，重犯们被关押在远离泰晤士河的废旧帆船上，这些帆船的桅杆都已经被拆除。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既危险，又不切实际。因此，大臣们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流放地。

班克斯建议将罪犯送到澳大利亚。与在美洲时相似，英国的重犯可以在澳大利亚从事农业生产，然后重新获得自由。英国将“植物学湾”选为安置犯人的地方。“植物学湾”是库克以班克斯的名字命名的，因为后者非常喜欢收集植物。1787年5月，由11艘船组成的“第一舰队”起锚出发。这支舰队要将775名罪犯——其中有192名是妇女——外加645名士兵、军官及其家属运到澳大利亚。这些人将要经历一段长达36周的艰苦航行。这些罪犯都只是犯了些小罪，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盗窃这么一项罪名——从衣服、手表到食物，其中还有一些是在夜间行窃的惯犯。（后来，英国也将政治犯运往澳大利亚，特别是那些参加过芬尼亚起义的人。）1788年1月20日，这第一批囚犯到达了澳大利亚。19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终止了这种做法，此时总计向澳大利亚运送了16.5万名囚犯。紧随其后的澳大利亚淘金热引发了规模更大的移民潮。

掌管第一舰队的是亚瑟·菲利普，他是一名职业航海家，也是班克斯的仰慕者，一直与班克斯保持着通信联系。亚瑟·菲利普马上意识到，植物学湾可不像它的名字那么有吸引力，于是他决定将这块新殖民地改建在附近的杰克逊港。他用英国内政大臣悉尼勋爵的名字来为他们第一次驻足的海湾命名——正是由于有了他的命令，亚瑟·菲利普才能率领舰队前来澳大利亚——将那里称为“悉尼”。但当地的土著表现得并不友好。他们用一连串的喊叫声来迎接第一次到达这里的移民：“Warra, warra, warra!”（意思是“走开，走开，走开！”）当移民开始修建住所的时候，他们经常受到依奥拉部落的袭击和骚扰。当时，已经在这片地区生活的依奥拉族全族大约有1500人。

亚瑟·菲利普是一位能讲多种语言的航海家，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自认为是一个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新式人物，充满雄心壮志。菲利普一直与班克斯保持着通信联系，他并不想只管理一座巨大的监狱。他坚持法治。最后，他释放了这些身为罪犯的移民，并做出承诺：新南威尔士将“不会有奴隶”。但殖民地最开始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有时，这块新殖民地甚至面临着断粮的危险。那些罪犯不甘心地成了农民，当他们学着如何种地，如何照料和船一起来到澳大利亚的另一批移民——牛——的时候，他们要靠随船带过来的给养过活，来自英国的补给船有时候也会给他们补充一些物资。此外，他们还要遭受鞭打，听长篇大论的说教，在个别情况下还会被绞死。

惧怕与法国开战的伦敦似乎已经把他们忘了。然而，随着一批又一批船队和更多罪犯的到来，这块殖民地逐渐发展起来了。

入侵者使土著感到愤怒和困惑，菲利普希望能善待他们。他告诉士兵和移民，如果杀害土著，他们也将被绞死。国王给他的命令是接触土著，他“用尽各种方法，竭力与土著进行交流，安抚他们的情感，嘱咐所有移民友好地对待他们”。

如果这一地区的土著部落愿意放弃他们的良港和渔场，那么事情的发展将会非常顺利。但是他们不愿意。沃特金·坦奇船长是菲利普手下的一名官员，他写道：土著“看上去是在故意躲避我们，要么是出于惧怕，要么是出于嫉妒，要么是出于憎恨。当他们遇到没有武器的掉队士兵时，这些士兵有时会被他们杀掉，有时会被他们打伤”。坦奇认为，事实上，这些土著也是“仁慈和慷慨”的，白人激起了他们“无缘无故的愤怒”，他们的行为就是这种愤怒的体现。双方需要寻找某种交流方式，因此诱捕了贝恩朗，他是来自旺加尔部落的一名25岁左右的已婚男子。

贝恩朗离开自己部落的时间长达6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与菲利普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贝恩朗称菲利普为“父亲”，并为他取了一个土著名字。之后，他返回部落，消失在了丛林中。

获得自由后，贝恩朗曾约菲利普见面，这时他的部落正在庆祝一头鲸鱼搁浅。贝恩朗使菲利普受了伤：一位“智者”用长矛刺伤了菲利普的肩膀。这种行为可能与荣誉相关。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托马斯·基尼利认为，土著有用投掷长矛的方法来惩罚他人的习俗，菲利普被刺应该就是这种习俗的表现。在贝恩朗的头脑中，菲利普受到惩罚“是基于以下原因：殖民者抢走了他们的鱼和猎物；英国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定居于此，这种做法太过专横；偷走土著人的武器和渔网……并向土著人随意射击；带来了可恨的天花；让妇女的生殖系统神秘地感染，之后又让男子的生殖系统神秘地感染”。然而，菲利普原谅了他们，这可真是个非凡之举。当他最终从重伤中恢复过来后，他没有下令进行报复。菲利普修复了他与贝恩朗之间的友谊。在他管理澳大利亚期间，殖民者和土著之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1792年，菲利普返回故乡，贝恩朗和一位年轻土著与他一起离开了澳大利亚。就像在很早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的宝嘉康蒂公主离开新大陆前往英国一样。当贝恩朗在伦敦游逛，被人带进剧院带上法庭带往各郡的城镇时，他并没有像之前的“野蛮人”那样吸引众人的注意力，这也许是因为新鲜感已经褪尽，也可能是因为新南威尔士已经被视为一个放逐英国罪犯的垃圾场，而不再是一个带有异域风情的天堂。

过去有人认为，贝恩朗返回故乡后一直过着凄惨的生活。他受到了土著的排斥，只能在悉尼酗酒度日；他也受到了殖民地居民的排斥，他们已经抛弃了“高贵的野蛮人”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种族主义的蔑视。但真实的故事没那么极端，也没那么悲惨。贝恩朗继续担任英国人的顾问，他学习英语，而且达到了给身处英国的菲利普一家写信的水平。他在土著中也拥有很高的地位，并成了一个部落的首领，管理着几百名部落居民。“荣誉之战”是土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贝恩朗也经常参加。“荣誉之战”包括了这样一种形式：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投掷长矛，后者要用盾牌坚守阵地。他再婚，并有了一个儿子。最后，他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但随着殖民者占据越来越多的土地，他们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和平共存的观念或友谊的观念逐渐崩溃。

50岁的时候，贝恩朗去世，死因可能与酗酒有关。但他得到了自己同胞的赞美。然而，替殖民者说话的《悉尼公报》在他的讣告中声称，贝恩朗并不是菲利普船长和年轻时的约瑟夫·班克斯所说的“高贵的野蛮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没有改变与生俱来的外貌和性格”。启蒙运动曾经赞美那些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们，他们没有衣服，也没有伪善。但时间不长，这种赞美自我扭曲成了殖民主义者的蔑视。

最后，殖民主义带来的是武力，而不是友谊。库克船长曾经赞美土著的正直。但这些赤身裸体的土著被逐出了自己的土地，仅仅是因为英国需要找个地方安置本国的小偷。要知道，这些小偷也被人逐出了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工业化和殖民化导致了复杂的移民和驱逐。在澳大利亚，一些土著开始公开造反。潘坶嵬就是起义领袖之一，他的反抗活动一直持续到1797年：他身上中了7枪，然后被捕。后来，他成功地逃了出去，逃跑的时候脚上还戴着脚镣。1802年，潘坶嵬被杀害。他的头被砍下来，并成了衷心热爱澳大利亚的约瑟夫·班克斯的收藏品。

澳大利亚只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例子中的一个。类似的故事正在美洲、非洲和远东重演。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也同样是这个过程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