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多·达·芬奇

人们把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称为“摩尔人”，这或许是由于他暗黑的肤色。有一天，公爵收到一封自吹自擂的信，写信人自称是一位军事工程师。这位年轻的冒险家希望能来米兰，建造一些便桥。按照他的解释，这种便桥既可以帮助军队追击敌人，也可以在敌人追击的情况下供军队撤退。“我还可以为您打造一种棚车。这种车非常安全，几乎无懈可击，可以利用装配着的大炮冲入敌阵，即使敌人全副武装，也没有什么是它无法摧毁的。”他自称还可以制造大炮、臼炮、弹弩、能够抵御对方炮火攻击的船和地下爆炸物，以及一切你能想到的东西。这个写信的人来自南方佛罗伦萨的一间工场。他补充说：在“和平时期”，他能够设计各种建筑和水道。“我可以利用大理石、青铜或黏土制造雕像。此外，我在绘画方面的才能也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画家。”

卢多维科了解这个年轻人的艺术才华，希望他铸造一匹青铜骏马以纪念自己的父亲。他也了解这个年轻人的军事才华，为他制造武器装备的理念深深吸引。卢多维科并不是一位旧贵族。他的父亲名叫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是一位雇佣军指挥官。他曾多次改变立场，让人捉摸不透。要沿河攻取下一座城市吗？弗朗切斯科很乐意这么做。受雇于法国还是教皇国？无所谓。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宗教绘画和教堂建筑的伟大时代，但也是军阀混战的时代，更不用说奴役、暴动和暗杀了。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市民既有公德心，又很平和，生来就不是当战士的材料，但他们也经常发生冲突。因此，他们需要一些能够领导雇佣军的军事统帅。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就是这样的人。弗朗切斯科是一位雇佣军领袖的私生子，脖子很粗，目光深邃。他能徒手掰弯金属棒，因此名声大振。他还有一项本领：无论战事如何发展，最后总是能站在胜利者一方。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对手，包括他的亲兄弟、他的一个儿子、他的女婿，以及大部分可能在意大利北部出现的敌人。

米兰公爵死后无嗣，这座城市短暂地成了共和国，但派系间的争斗和饥荒带来了一场更严重的危机；于是，弗朗切斯科——这位身材魁梧的老战士——进入米兰，接管了这座城市。令人惊讶的是，他是一位精明且颇得人心的统治者。弗朗切斯科死后，他的长子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成了米兰公爵。但事实证明，他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统治者。加莱亚佐是个施虐狂和好色之徒。据说，有一次，他抓住了一名偷猎者，强迫这个人连皮带骨头吞下一只野兔；他将另一个人活生生地钉在一口棺材里；在空闲时间，他研究了各种折磨人的方法，用以对付自己的敌人。令人欣慰的是，他后来终于遇刺身亡了。加莱亚佐死后，他年仅7岁的儿子继承了他的权力。但这个孩子的叔叔卢多维科成为摄政。后来，加莱亚佐的儿子也神秘地死亡了，卢多维科就成了米兰公爵。

在那个时代的意大利，卢多维科的故事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英国剧作家提炼了斯福尔扎家族的历史，将他们的故事改编为充满暴力的悲剧。卢多维科并不是个没有教养的人。他的老师是当时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人文主义者”主要是指这样一批学者，他们研究拉丁语文献和希腊语文献，还研究安达卢斯等地的哲学。他们将古老的真理带进年轻的城市。卢多维科希望有许多聪明人围绕在他身边，希望将米兰宫廷变成一个真正光辉灿烂的地方，因此他需要文化——雕刻、音乐和绘画。

1481年10月，一个身形健壮的男子来到米兰，准备觐见卢多维科。这个面貌清秀的男子大约30岁，长着卷曲的胡子和长发，穿着一件粉色的短款束腰外衣。他随身还带了一把特制的竖琴，因为在最初的时候，他是作为一名乐师和歌者被佛罗伦萨实际的统治者“伟大的洛伦佐”派来米兰的。他的到来可以算是佛罗伦萨对米兰这个盟友的一种礼遇。和他一同前来米兰的还有一位16岁的年轻人。后来，这位年轻人成了一名乐师和演员。有谣言说这两个佛罗伦萨人是全意大利有名的同性恋人。这回谣言很可能是对的，这位夸夸其谈的歌者和军事工程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艺术家莱昂纳多·达·芬奇。

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一样，莱昂纳多也是个私生子。达·芬奇出生在一座小村庄里，父亲主要从事文书工作，母亲是一位乡下女孩。达·芬奇从小就表现出某些天赋。他的父亲发现这些天赋后，就将他送到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的工场里做学徒。韦罗基奥是当时佛罗伦萨一位杰出的雕塑家和金属工匠。意大利有许多面积不大、但思想很开放的城市共和国。到了15世纪60年代，这些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但支撑着这些共和国的行会和工场传统仍然存在。在11世纪晚期，也就是当古老的皇权开始失去控制力的时候，这些行会和工场在一些著名的城镇里形成了公社，如比萨、卢卡、曼图亚、锡耶纳、博洛尼亚、维罗纳、帕多瓦、热那亚和佩鲁贾，以及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些城市相互竞争，发展特殊的技术，生产有特色的产品。它们有复杂的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权力通常由地主、商人和工匠分享。

在一段时间内，意大利中、北部地区——特别是托斯卡纳和伦巴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里出现了新的制度，比教皇国和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更有活力。但派系斗争、穷人发动的起义和受排挤的市民，以及富裕家族之间的内斗削弱了它们的影响力。直到最后，这些城市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屈服于地方王公贵族的统治。尽管威尼斯古老而复杂的共和制度被保留下来，但强大而生机勃勃的佛罗伦萨更能代表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在经历了残酷的派系斗争之后，佛罗伦萨最终落入了美第奇家族的手中。美第奇家族是一个掌握巨额财富的银行世家。在达·芬奇进入韦罗基奥工场的同一年，美第奇家族第一任统治者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德·美第奇——也就是那位“伟大的洛伦佐”——获得了佛罗伦萨的权力。

在学徒时代，莱昂纳多非常忙碌。行会和工场是佛罗伦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两个以公社为基础的比较民主的世界。对商业和专业人士（包括医生、雕刻匠、制皮匠和金匠）来说，行会是非常重要的机构，因为行会能使他们全面参与城市生活。行会建立和维护各种标准，组织宗教活动，资助医院；它们既是互助组织，又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工场是一种小型工厂。在生产商品的同时，工场也可以提供高等教育。在那里，年轻人有机会从最优秀的师傅那里直接学习技术，直到他们有资格创办自己的买卖为止。

在15世纪70年代，韦罗基奥的工场是佛罗伦萨最棒的艺术工场之一。根据艺术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乔治奥·瓦萨里的记述，韦罗基奥研究科学——特别是几何学，并充当金匠。他曾经到访罗马。在那里，他遇到了一股“雕塑热”，这股“雕塑热”的基础是古典时代的雕塑作品。在罗马，那些古代的雕塑品几乎“每天都能被挖掘出来”。于是，韦罗基奥转向了雕塑，随后又转向了绘画。韦罗基奥是个聪明人，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对达·芬奇来说，他是一位完美的老师。在工作室里，韦罗基奥和达·芬奇进行过多次合作。瓦萨里告诉我们，有一天，达·芬奇在韦罗基奥的画中画了一位天使，他画得比老师还要好。于是，韦罗基奥就此封笔，因为他已经被自己的学生超越了。

达·芬奇不得不离开工场，离开这个友爱的小世界，去寻找有实力的赞助人。在过去，艺术家和工程师可以怀着以城市为傲的精神为全公社工作。但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如果想要生存下去，他们就要依靠富有的公爵、银行家和主教。

在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支持下，达·芬奇在佛罗伦萨表现得相当出色。但很明显，在那里，他并不是个重要角色。洛伦佐将这个多面手派往米兰献艺就可以说明这点。瓦萨里在达·芬奇的传记中已经发出了模糊的警告——达·芬奇是位天才，是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和艺术家，也是位优秀的模型设计师，对什么事物都感兴趣；尽管如此，“莱昂纳多做事经常有始无终；因为他深信，自己的双手不能完美地表现头脑中的绝妙想法，尽管他的手也很灵巧”。

在米兰，达·芬奇证明自己绝非浪得虚名。他完成了多幅漂亮的绘画作品，装饰了王宫里的一个房间。各种精巧武器的制造方案和设计图使米兰公爵应接不暇。他策划了几次场面壮观的活动。在复建几栋建筑时，他也提供了不少帮助。但铸造骏马雕像的宏伟计划始终未能实现——这尊雕像是用来纪念弗朗切斯科的。达·芬奇的设计方案实在太野心勃勃了。最后，为铸造这尊雕像而收集来的青铜都被用来制造大炮了。这些大炮被部署到前线，用来抵抗入侵的法国军队。之后，当他承接米兰岁月之间最著名的委托任务——艺术史上最著名的绘画作品——时，这位非常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兼发明家因为野心太大而遭遇了失败。

《最后的晚餐》于1495年至1497年绘制于米兰的圣玛利亚德尔格契修道院的餐厅。从许多方面来讲，这幅画对于韦罗基奥野心勃勃的学生达·芬奇都是个完美的挑战，特别是在光线和透视方面。他对这幅画非常着迷。这项委托要求达·芬奇创造一幅巨大的壁画，整幅画要扩展到远高于头的高度，要让观画者清楚地看到耶稣及其门徒，要让这幅画自然地融入选定的房间，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画在墙上。达·芬奇巧妙地解决了光线和透视方面的问题，并创造出了一种强烈的效果：耶稣基督的头对观画者产生了某种吸引力，吸引他们靠近祂。

达·芬奇在街道上和他的笔记本里寻找可以当门徒原型的人。修道院的院长曾经抱怨达·芬奇，说他在一段时间里，来到作画现场只是盯着画了一半的画看。于是，米兰公爵将他叫到面前。达·芬奇解释说，在知道该如何作画之前，他需要观察和思考。他又说，犹大的脸上应该表现出狠毒和残酷，但他始终没有找到这样一张脸。既然如此，他就打算用那位院长的脸。据说公爵听后哈哈大笑。

但不幸的是，达·芬奇还尝试了一种新的绘画方法。绘制壁画的传统方法是：在要作画的地方涂抹上湿润的灰泥，并在灰泥变硬之前迅速涂上颜料。这种方法可以使颜色变得鲜亮，但却不能给画家留下反复思考的时间。达·芬奇的作画过程是缓慢和深思熟虑的，因此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绘制《最后的晚餐》。于是，他开始尝试新方法。他将沥青、树胶和白垩调和在一起，并用这种混合物涂刷餐厅的墙壁。等干了之后，再用蛋彩作画。在通常的情况下，蛋彩画能保持很长时间。但在达·芬奇作画的这面墙上，蛋彩颜料的表现并不理想。在《最后的晚餐》完成后不到20年，这幅画就开始剥落；完成后的40年，人们就只能用“毁坏”这个词来形容这幅画了。但那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暴发户”公爵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在这幅画朽坏很久之前，他就被法国人俘虏了，并于1508年死在地牢里。

达·芬奇可能受到过羞辱，但也可能没有：他一定会将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付诸实践，这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厌恶。他之后又使用了一些新的（和不成功的）绘画方法，并因此激怒了一位教皇，这位教皇说他从未干成任何一件事；他为数百种武器做了数百种设计，但这些武器只能使用当时比较原始的技术制作，因此并没有在打击敌人、攻陷敌方城市或城堡方面发挥实际作用——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他绘制了许多非常漂亮的设计图，还创作了许多最完美、最神秘的绘画作品。

达·芬奇一生的研究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那就是他渴望发现少量的潜在原理和潜在模式，这些原理和模式能够解释自然界里的一切事物。他的笔记本里有各式各样的图画和各种各样的猜测，这些图画和猜测有的是关于漩涡结构、心脏瓣膜和云朵形状的；有的是树叶、人类静脉、骨骼和杠杆的草图；有的则是关于脸部形状是如何反映性格的。无论在哪个领域，他都在寻找事物的共通性。能像截断溪水那样截断人口流动吗？人类的胳膊像鸟的翅膀吗？人体存在完美的比例吗？这比例与马的腿和肌肉的比例有关吗？什么是植物形态的对称性？维持这种对称性的法则是什么？在达·芬奇的世界中，“科学”和“艺术”是没有明确界线的，它们是一回事。这位艺术家冷静地分析了造型、透视，以及距离对颜色的影响，这些分析可以使他的画作达到他想要的效果。这位艺术家使用透镜，学习如何铸造金属，研究如何保持平衡。了解如何保持平衡后，他才能知道如何支撑起新教堂的圆顶。

对于韦罗基奥和达·芬奇来说，“科学”仅仅意味着学习和理解；“科学”是一种实用的准备，这些准备能够使建筑、雕塑和绘画顺利完成。

达·芬奇渴望获得知识，他对力、工程学和诸如杠杆之类的东西尤其感兴趣。这使他被称为“文艺复兴人”的原型。我们对达·芬奇有这样的印象，主要是因为他于1487年创作了《维特鲁威人》。在这幅作品中，他描绘了一个完人：一个拥有完美人体比例的裸体男性站在一个正方形和一个圆形里。

但是，如果我们将文艺复兴严格地定义为古典知识的复兴（就像人文主义者教导的那样），那么达·芬奇的工作与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呢？达·芬奇没有学习过古希腊—罗马著作，也没有对这些知识表现出太大兴趣。他一直在寻找身边的模式和对称性。这些更贴近现代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关注点，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是的，从罗马出土的雕像和翻译过来的古代文献启发了文艺复兴，但也只是那个时代的装饰品。与此同时，健壮的枢机主教享受着古罗马暴力和色情的故事，他们用一些带有古典面纱的软色情来装饰家族宫殿。然而，与那些最杰出的艺术家一样，达·芬奇仍旧朝气蓬勃，这是因为他热衷于探索，努力地探索，不断地探索——他一直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从伊斯兰世界传入的知识——如光学知识——和新的贸易路线给南欧带来的财富使达·芬奇受益。基督教欧洲取得了发展，这不仅要归因于欧洲自身的努力，而且要归因于一些欧洲之外的变化，例如成吉思汗毁灭了亚洲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区，宋代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一些发明，以及安达卢斯地区形成了一些关于神和世界的新思想。达·芬奇不单是“文艺复兴人”的原型，而且是最无畏、最乐观的欧洲精神的原型。西方曾经是一个混乱的大熔炉。但在达·芬奇第一次拿起画笔的很久之前，西方开始逐步摆脱这种状态。现在，西方正在为向外扩张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