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施蛰存：执拗的智者

一

一九九三年，在得知施蛰存先生获得上海文艺奖的特别奖后，我写信向他祝贺。信中说，对于他，这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自己身处逆境时的创造，体现了智慧的价值，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文人的存在价值。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才是他获奖的意义。他很快回信对我说：“关于我得奖事，你信中一段话，说得很好，深得我心，你可说我的知己。”（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

他的话让我感到惶恐。我深知自己与他没有很深的交往，除了通过几年信之外，迄今为止，我只同他见过一面。那是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在他的“北山楼”，我来去匆匆，加上他必须戴着助听器，我必须大嗓门喊叫，所以我们的交谈十分有限。大部分时间我是尽量不说话，听他大嗓门侃侃而谈。我想大概是他需要人们对他大嗓门讲话，自己的嗓门也就大了许多。在我将去上海之前，他就特地在信中提醒我：“我的听觉，要跟助听器，有时助听器失灵，讲话就困难，助听器正常就不妨事。不过，对于出声不响亮的来客，我就不易听懂。我欢迎大嗓门的客人。”于是，在那个十月的下午，我就成了一个“大嗓门的客人”。

虽然惶恐，但我相信他同意我对他得奖发表的看法，并非出于客套。作为这样一个有成就和经历的文人，他于功名的确是非常淡泊的。显赫也好，沉默也好，任何时候他从没有停止过文化创造。世上有的人注定要表现出智慧和才华，不管是处在何种境地，不管是采取什么方式。沈从文如此，施蛰存同样如此。这样的文人可以列举许多。对于他们，难得的是做人的态度，是对所喜爱的事业的执着，是文人传统中至为珍贵的淡泊名利。

早在他这次获奖的前几年，他在给我的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近来关于我的文章常见，昨天《文汇报》增刊，又见了一篇这一类文章，我都有点‘受宠若惊’，甚至不是‘若’惊，而是‘大’惊。你从‘社中日记’中做文章，方法倒是很新颖，但求你写得客观些，千万不要‘抬捧’我。现在的‘文风’有点反常，是非、好歹、美丑都在做翻案文章，连我这个老人，也觉得四十年来无是非了，怎么办？我希望你不要推波助澜！”（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我知道他的话是诚恳的。多少热闹多少冷落他都见过，如今他用老成和冷静的目光打量着世界。

我想，这是一个真正悟透了一切的老人。

这是一个思想永远不老的智者。

二

这几年，我常感到惊奇，一些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思想、笔锋却仍旧带着青春的活力。像冰心、巴金、萧乾、柯灵等，他们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思考，其敏感和深刻，在许多方面绝对超过很多年轻人。阅历的丰富、人生的坎坷，自然是其中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是智者。

智者不仅仅有着出色的才华和智慧。在我看来，智者，永远有着年轻的心；智者，时刻保持清醒的精神；智者，更有着良知和人生勇气。

我真正认识作为智者的施蛰存，是在读过他近年来发表在《随笔》等报刊上的文章后。在他的《匹夫无责论》《匹夫有责论》《闲话孔子》，这些文章中，他的学识和思想，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中国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中国的‘匹夫’，而圣君贤臣、官僚政客不与焉！”读这样的话，我无法想象它出自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的笔下。正是在这样的阅读时刻，一个智者的影子，活泼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我知道，那些看起来语不惊人的文章，其实有一种他人无法达到的厚重。因为，它们源自他对中国文化的系统了解，源自他对人生、对历史的深刻体味。

许多年来他是如何走过人生历程的，我没有做系统了解，只是从报刊的零星介绍中，知道他在被打成“右派”后，埋头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享有盛誉的《唐诗百话》便是他在逆境中磨练出来的学术成果。自然，我宁愿把它看作他的智慧、精神与毅力的结晶。这样的经历，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我相信他对生活和现实，包括历史，一定有了更深的体会。一个老人的思想，也就因此变得敏锐起来。

我在旧书店里，曾发现过一本他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长篇小说《轭下》（保加利亚），便买了下来，写信问他手头是否还有此版本。他在回信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你如果看这本《轭下》，请注意其中的一句译文，大意是说‘革命必须由知识分子领导’（非原文）。这一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印本上没有用上。后来，保加利亚出版的英译本中也没有这一句。此事大可作为译文掌故，你注意一下。如找到这样一句，请告我在第几章内。”（一九九一年四月）

他写信提及这样一个“译文掌故”的时间，距当年翻译出版差不多已有四十个年头，可他对一个如此之短的句子的记忆，却依然这样清晰。可以理解，这样一个句子的删除，当年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岁月的磨砺丝毫没有把这印象消减，相反，历史风云的沧桑，从某种程度上更加深了他的思考。我相信，当他向我提及这个掌故的时候，简短的文字背后，一定闪动着历史老人深邃的目光。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他写来这样一封信：“近日常见你的文字，想笔下甚勤，精锐可喜。我希望你编一本《二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从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十年浩劫，其间不少知识分子被整得残酷万状。应该有一本总的纪实文学。有些人已有现成资料，可以采用编入，例如你的《胡风集团》，可以另外节录编用。最近看到一本《宗岱与我》记梁宗岱事甚详。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吃了两年官司。有些人的情况，我还未见记录，如李长之、穆木天、吴晗，这些人当时被迫害的情况如何？如果约几个人合作，串编串写，印一大本，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文献。”几年过去了，我忙于杂事，一直未能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但在我的创作生活中，他的这份沧桑感，常常让我感到自己手中的笔也沉甸甸的。

我同施先生开始通信是在一九九〇年初，当时我开始准备撰写《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想到在三十年代，他曾同沈从文和丁玲有过交往，便写信向他求教一些问题。他很快就回了信，我们也就这样开始了联系。

在我的感觉中，他和沈从文是有某种相似的。大约一年前，我在谈沈从文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他似乎仍然保存着湘西人的倔劲，自由地随意地挥洒他的思想，对所有他所不习惯的文坛现象发表议论，并不顾及其准确性和可能招致的后果。在文学之外，他对许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时常随意发表见解，不管其是否正确。我把沈从文的这一特点，概括为‘不安分’。他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他把它们看作自己的生命对世上万事万物作出的种种反应，他挥洒了它们，也就完成了生命的意义。”

这些话，我想，同样可以用在施蛰存的身上。他的性格在文坛也是以“执拗”著称，一旦他拿定了主意，别人是无法改变的。参加革命也好，投身文学也好，他总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做出选择，根据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读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这则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昨夜一夜未睡。与育琴、蛰存作长夜谈。饮汽水尽数瓶。余与育琴各占一床，蛰存睡地板上，非育琴不知客气，蛰存性执拗如是也。”我写信同他谈到这件趣事，他回信说，他这一生执拗的事多着呢，何止睡地板一桩事！

借到一本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杂文集《待旦录》，里面有的文章，我的印象，类似于沈从文的那些引起文坛争论的文章，表现出他的执拗。他下笔毫不遮掩，环顾四周，指指点点，并不顾忌可能因此引起批评或他人的不满。

当人们把屈原作为伟大诗人纪念而举办诗人节时，他却认为把屈原和但丁、歌德、莎士比亚并列，实际是把屈原“用来作为替中国争取文化上的国际地位的帮闲诗人”。在他看来，屈原从来没有想成为诗人，也没有自居为诗人。屈原的自杀，是以一个被放逐的忠臣的身份，一点也不是一个失意的诗人。他强调的是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屈原，而不是作为诗人的屈原。他认为，把屈原的诗人身份提高，无形中就是把他的忠臣身份淹没了。文坛内外“闹嚷嚷地”纪念屈原，很可能就把屈原变作“头戴月桂冠的楚国朝廷里的弄臣”了。他甚至这么说：“屈原之灵有知，也该后悔当初干脆不必写下那些抒哀的辞赋了。”在当时的文坛，施蛰存的这一持论，可谓与众不同，甚至不合时宜。然而，它的宝贵就在于自由地表达了一个文人的独立见解。

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文学之贫困》这篇短文。施蛰存在文中不满文学的现状，无情地往作家身上泼冷水，直言文学存在的缺陷，甚至概括为“文学之贫困”。这番话颇能代表他的文风和性格，值得引录。他说：“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所能写的只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懂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室；就其与社会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至多是能制造几本印刷物出来，在三年五载之中，为有闲阶级之书斋清玩，或为无产阶级发泄牢骚之具而已。”这样的话，自然会引起文坛议论纷纷，当年茅盾就曾撰文反驳。

当我们把他的创作和研究联系在一起考察时，就该承认，作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倡导者的施蛰存，与作为杂文家、文学史家的施蛰存，正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他的才气，他的学识，他的思想，几十年来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他“执拗”的性格而存在的。在人生的许多时候，他注重的是个性的发挥，是自己的独创，依我看，这恰恰是五四时代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说，他同沈从文一样，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文人，虽然实际上他们有着许多差别。

三

施蛰存究竟因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与他的性格有无关系，我不清楚。不过，作为他这种有个性的文人，作为喜欢天马行空般自由发表自己对任何问题的独立见解的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逃脱厄运，那才是怪事。

在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施蛰存又得以表现出过去那种自由而随意地发表自己见解的个性。六月五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才与德》，突出表现出他的这一特点。这是一篇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到烫手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社会上重德不重才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笔涉古今，犀利潇洒，侃侃而谈，示人以一个精通历史的智者形象：“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德，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局面来的。”为此，他针对现状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多，专业分工又细，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即使有超于传统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不顶事。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与当年其他一些针砭现实的杂文相比，这些话的锋芒毕露和毫无顾忌，显得尤为突出。

这便是执拗的施蛰存。在晚年，他以发表大量诗文，与过去的自己，形成一个圆满的连接。

一位五十年代听过他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学生回忆，施蛰存的讲课有些与众不同。除了不带讲稿、才情洋溢之外，最大的特点是从不引经据典。在两年的授课期间，这个学生从没有听到他引用过一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话，而引经据典在五十年代却是大学课堂里的一个潮流。在大潮中显出一点儿个性，这大概也算是他的“执拗”吧。

在“反右”运动中，据说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第一个被定为“右派”的教授。在中文系举行的师生大会上，被打成“右派”的几个著名教授须要上台表态。在学生的记忆里，其他教授都讲了不少承认错误的话，唯独施蛰存只淡淡地说了句“我有错误”，就走下台去。

我没有问过他这件往事，更没有问他当时心里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不过我相信，他没有被这意外的打击打趴下，他没有沮丧和悲观。我宁愿相信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他，早就悟透了一切，这样他才会同一些文人一样，离开了讲坛，却在资料室的角落里找到新的位置，从而继续他的研究，继续展示他的智慧。正是这样的性格，这样一种生活的信念与精神，才决定他身处逆境而不惊，三十年后最终用自己的智慧体现出作为一个文人的真正价值。

一九九三年九月

补记

施先生永远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感到太吃惊，甚至也不觉得过度悲哀。几年前去看他时，他就说过最不愿意躺在病床上受活罪。他在即将步入百岁高龄时离我们远去，而不是像巴金那样不得不长期忍受病魔的折磨，我想他会感到庆幸的。

我心中久久难以消散的是遗憾。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再也听不见他的大嗓门了！

我更为中国遗憾，又少了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又少了一个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通才”。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五四”时期涌现的文化精英，一个接一个远行，虽是自然规律使然，但总归令人伤感。

施蛰存一九〇五年在浙江杭州出生，在杭州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及上海的复旦大学等校接受教育，接受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的性格也是在这样一个倡导个性解放、精神自由、创造自由的时代氛围中形成的。三十年代，是他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上元灯》《将军底头》等，被视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八十年代，这些作品在冷落多年之后重新出版，引起了年轻一代作家的关注，并促成了他们对文学的重新审视和把握。一九五七年，施蛰存被打为“右派”，在资料室的故纸堆里开始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时业余收藏古碑帖和金石。或许是因祸得福，在不少作家人云亦云的日子里，他开拓了一个新的文化领域。有这样的经历，他才可能在八十年代初便出版了《唐诗百话》《水经注碑录》《北山集古录》等古典文化研究的专著。就这样，一个著名文学家在逆境中完成了向文史研究家的过渡。在这一点上，施蛰存与沈从文颇为相似。当我们把他的创作和研究联系在一起考察时，可以看到，作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倡导者的施蛰存，与作为杂文家、文化专家的施蛰存，正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这正是中国文坛最需要的“通才”。

施蛰存早就主张文学家应该是“通才”。四十年代他在《文学之贫困》短文中直言文学存在的缺陷，甚至概括为“文学之贫困”。这番话颇能代表他的文风和性格，值得引录。他说：“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所能写的只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懂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室；就其与社会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至多是能制造几本印刷物出来，在三年五载之中，为有闲阶级之书斋清玩，或为无产阶级发泄牢骚之具而已。”这样的话，自然会引起文坛议论纷纷，当年茅盾就曾撰文反驳。

我的理解，“通才”不仅仅要有全面的学识，也需要关注历史，关注现实，以自己的理性考虑问题，以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九十年代初，施蛰存在《随笔》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针砭现实、振聋发聩的杂文，显示出一个文化“通才”所具备的知识分子素质。这一切，恰恰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