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读海外书简，愧对施蛰存
古剑之功
第一次用电脑写下——准确地说是“敲下”——一行行文字，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冬天。写纪实文学又写小说的贾鲁生兄，在文学圈算得上是一位电脑写作先行者。他向我们宣传电脑写作的诸多好处，又带我到北京东四，走进东北角邮局旁边的一个门脸很小的打字机行，帮我买下了平生第一台电脑——说是电脑，有些勉强，与当时已经被一些人使用的286电脑有所区别，它其实是电脑程序的文字处理机。使用汉语拼音输入系统，可以修改，储存于软盘，但不能与其他电脑兼容。即便如此，它带来的写作修改与打印的便利，让从来害怕写字的我用上之后，就再也无法离开了——它足以藏拙。
哪里想到，不断更新换代的电脑伴随着互联网很快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电子邮件——一种全新的鸿雁传书，方便，快捷，继电话之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摧毁”了传统的通信方式。
我在欣喜与兴奋之外，另有一番复杂心情。一九九三年，我写过一篇短文《面对电脑的悲哀》，感叹手稿和传统写信方式的衰微。进而，我觉得，传统书信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显得尤为紧迫与必要。
几年后，大象出版社支持我主编一套“大象人物书简丛书”。在“书简丛书”总序中，我这样写道：
上网的人们，仍在写信，仍在相互倾谈，但已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情绪波动的过程。风格各异的信笺，被千篇一律的鼠标所取代；书写信封、张贴邮票的亲切，被键盘清脆的敲打声所取代；等待邮差敲门的焦急，拆开信封的激动，躺在床上一页一页翻阅的悠闲，被电脑显示器上的随时出现的字母和数字所取代……一切都是全新的形式、全新的体验。不必伤感，不必失落。新的交流方式最终也会形成一种新的书信文化，在这一点上，我很乐观。不过，正因为如此，传统的书信方式更值得我们重视，更值得我们尽可能地予以关注。
“大象人物书简文丛”，迄今已出版近二十种。在这批书信集中，《施蛰存海外书简》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
《施蛰存海外书简》得以结集出版，全仰仗于香港友人古剑（辜键）先生之力、之功。他以完成这本书信集的搜集与整理，来兑现对施先生的承诺。他在《编后琐语》中写道：“为什么要编这本海外书简？在施蛰存先生生前，有次我去上海探访他，跟他表示要编一本他的书信集，他说你能搜集到就编吧。那时我设想，倘若能收集通信双方一来一往的信，可相互对照。因难度太大，放弃了，转把重点放在海外，以完成作为后学晚辈的责任，兑现当年的承诺。”
古剑的“兑现”极为出色。《施蛰存海外书简》一书，搜集了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的学者、作家、学生、朋友的书信二百九十七封。作为一个热衷于搜集书信的爱好者，我深知这种四处寻找线索，然后再加整理、编选的辛苦与难度。而古剑兄以一人之力，费时数年，终于兑现承诺，使施先生这些海外飘散的书信，“不致随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古剑语），的确功德无量。相信施先生在天之灵也会为之欣慰。
古剑兄多年在香港编辑文学刊物，退休之后方有闲暇潜心于整理个人藏书与往来信札。他说，他喜欢读作家书信。他认为：“书信乃私人之间交流，没有公开于众的顾忌，言而由衷，可见其真性情、真学问。况且作家书信是研究一个作家的重要资料。……正因作家的书信是随心随性而写，没有掩饰，更不造作，其学养修为、为人处事、气质爱好，都自然流露在书信中。记得孙犁在阅读《写给契诃夫的信》时，曾说过‘这是最好的自传’。更何况，文人书信中还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也给研究者提供了线索。”（《编后琐语》）此论甚是。我之所以喜欢《施蛰存海外书简》，不只是因为我与施先生熟悉，与他有过一段时间通信往来，有一种亲切感，更是因为，如书名“海外书简”所指，在给的海外友人写信时，臧否人物，敞露心迹，施先生有了多一些轻松自如、少一些左顾右盼的可能。因此，他的书简体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在写给美国学者李欧梵的一封信中，施蛰存谈到对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沈从文传》及沈从文的看法：“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有中文译本，我才看到。此书第七节涉及沈从文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也有金介甫的评论，使我诧异。沈从文不会理解现代主义，不足为奇，金介甫也不理解，十分奇怪。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及表现方法，不是指题材内容为大都会中的现代生活。沈从文一看到描写舞场、咖啡，就生气；金介甫似乎也有同感，怪不怪？”（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二日）
施蛰存与沈从文是同时期著名作家，当年在上海又有密切来往，且都被鲁迅严厉批评和讥讽过。即便如此，谈到沈从文时，施蛰存依然不加虚饰，坦率而言。
施蛰存对沈从文所持的这一态度，我在九十年代初已有印象。当时，我为撰写《沈从文与丁玲》一书向他请教史实，他在先后两封信中分别写道：
丁被捕后，沈作《记丁玲》，此书中颇有讥讽丁玲的话，也有讥讽左翼作家及左联领导人的话，我当时看了，也觉得沈过甚。我不知丁玲什么时候看到沈这本书，想必在南京时已见到，从此丁对沈很不满意。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沈从文记丁玲一文，当年我就觉得不好。他是两面开刀弓，两面不讨好，一面讽刺左联，一面批评国民党，两方面的措辞，也并非半斤八两。不过，我不相信丁玲到八十年代才见到从文此书。她在南京时，肯定已见到了，早有人传言，丁玲对从文不满。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今天，再读这些信，发觉它们正好印证了上面所引古剑之论：“因作家的书信是随心随性而写，没有掩饰，更不造作，其学养修为、为人处事、气质爱好，都自然流露在书信中。”
与鲁迅的关系，对鲁迅当年对自己的批评与讥讽的看法，是施蛰存晚年不断被人问及的话题。有人谈到，施蛰存似乎对此事有过反省，对鲁迅不再有怨言。但在一九七九年写给香港《文汇报》副刊编辑吴羊璧先生的信中，他一一回答吴的提问，在“关于书报检查员”一节中，他专门谈到鲁迅对他的这一指控：
这是鲁迅对我的诬蔑，这个“定论”是鲁迅给我的“定论”，党并没有给我作这个定论。经过多次审查，我的政历从来没有人肯定我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官。只要举一个铁证：我只有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是国民党员同时是共青团员，当时的团员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左派，都是跨党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我脱离了两方面的组织关系，从此没有和国民党发生关系，既非国民党员，怎么会做书报检查员？
这是鲁迅对我的批判，我是不服的。但看他对周扬、夏衍也奚落得不成样子，我也只好自认晦气，不该触怒一个文坛霸权。他现在还是一个“老虎屁股”，所以我始终不吭一声。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写信者，更接近于历史环境中一个真实的施蛰存。
三个遗憾
我与施先生的交往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十余年的交往中，他曾托我办三件事，我却都没有帮上忙，遗憾至今。
第一件事，他热心向我推荐赵清阁先生的一本怀念友人集，希望我能帮忙找一家出版社出版。
在一封信中他先写道：“赵清阁近日在编她的第二部散文集，你为她介绍一个出版社，行吗？”（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日）一个星期后，他又写来一信，讲得更加具体，还把赵先生编好的篇目随信寄来。他在信中说：“赵清阁杂文已于一九八九年由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印行，有三十万字，印了五千册，最近将库存底货拿出来加价出售，也卖得差不多了。清阁是邓大姐的老友，现在的生活待遇，多半是邓大姐照顾的。她这一本及现在编的第二本也以回忆女作家朋友的文章为多，她给我一个草目，今附奉，可参考。你考虑后，如有可能采用，可先给她去信，我已为你介绍了。她的地址是……”（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不像当下，民国往事和文化老人的作品比较热门，各出版社竞相出版，而在九十年代初期，出版业普遍不景气，散文集因赔钱更是很少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曾为华侨出版社策划一套“金蔷薇随笔文丛”，出版二十种后，无疾而终，这样，施蛰存所托之事也就不了了之。既没有完成他的托付，也失去了与赵清阁先生进一步交往、听她讲述诸多往事的机会，令我一直难以释怀。
第二件事，施先生在同一年还希望我帮忙联系出版《现代作家书简》第二集，甚至还提出要与我合作编选第三集。
一九九四年，施先生写来一信：
李辉仁兄：
亡友孔令俊编过一本《现代作家书简》，一九三七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州花城重排再版，一九八六年，上海书店又用生活书店原版影印了一版。此书甚得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者重视，以为有不少史料。
令俊还留下许多未用信件，大多是当时还不便发表的。现在由他的女儿孔海珠增加材料，至一九四九年止，编成二集。现在我处，代她审定。
此书正在寻求出版社。本来花城要出，后来说不想出了。上海各出版社积稿甚多，已吃不进。
你问问北京各出版社，有人肯接受否？
我又想和你合作，编第三集，从一九五〇到一九七八，你在北京找稿，我在上海找稿，我想有两三百封信就可以成书，并非难事。此事你有兴趣不？你考虑一下，如有兴趣干，我们再谈具体编法。
杂文集已在编，至少还得二个星期。近来事多，精力不足，快不出来。
问好。
施蛰存
五月二十八日
同样因为出版社难觅，孔海珠先生编的书我未能帮上忙。这样一来，合作编选第三集《现代作家书简》一事，也就无法继续下去，我失去了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搜集作家书简的机会。我常想，如果“大象人物书简文丛”能早几年启动，那该多好！有他的参与，一定会有精彩的选本出现。
第三件事，施先生长期收藏古代碑拓，一直希望出版一套藏品集，九十年代，每次我去看望他，他都提及此事，希望我能促成之。
施先生对碑拓的痴迷，在《施蛰存海外书简》中多处可见。一九七五年，他为搜集汉碑（鲜于璜碑）的拓本，多次致信天津的张厚仁先生（后移居美国）求助：
天津博物馆有人认识否？有一块新出土的汉碑（鲜于璜碑），我希望购得一个全拓本，你如有人认识，可否设法问一下，有无办法？我十年来就只有收藏碑版，兴致未衰，其它的文艺活动都无意从事了。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
鲜于璜碑和另外一个南阳出土的许珂瞿墓志石（带画像）都已见于去年八月号《文物》杂志。因此我知道这两块汉碑都是好东西，我极想得到一个拓本。我收集的汉碑已有了十之八九，旧时流传拓本的碑，差不多都有了，而解放以后新出土的古代石刻，简直不可能获得拓本。我为这两块碑请托了许多朋友，南阳的许珂瞿墓志总算在上月得到了，是一个在开封的朋友，辗转认识了一位在南阳做文物工作的青年，帮我拓得的。今天你这封信使我对鲜于璜的希望死灰复燃，希望转请你父亲的朋友为我设法一个全张整拓。此石两面有字，故一份该有二张，再加碑头二张（正背各一张）。如能得到这一全份，无论什么条件都可以从命，拜托拜托。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
早在一九七八年，施先生就有出版碑拓的想法。他在致吴羊璧信中说：
我收藏碑拓三十年，汉唐名碑大致都有，不过不是古拓，而是整张全拓，多数是清嘉庆、道光间的拓本。近来完成了一个著作，名曰“唐碑百选”，我选定了字迹最好的一百种唐碑，每碑写了一段简介，名曰“解题”，又收集历代以来书家对该碑的评论，名曰“集评”，总共一百篇，统名曰“唐碑百选叙录”。另外打算将每碑选印二页至四页字样，名曰“唐碑百选图谱”，这一部书，一本是图，一本是文字，对唐碑作一个系统的介绍，尤其是集评部分，过去没有人做过这个工作，我自以为这个办法对书家大有用处，人们都欣赏唐人书法，但唐碑有印本者一共不到三十种。我所选的，有大半都是从来没有人印过的，这一百种碑，可以代表唐人各体书法的全貌。
我希望此稿能印行，但国内目前恐无条件，亦无机会，因此顺便向你们谈谈，不知你们有兴趣承接印行否？如有可能，我无条件奉赠版权。全书大约图版一册，三百页左右，文字一册，十五万字左右，文字已誊清，随时可以来取，图版则待拍照。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不知何故，到了九十年代，施先生的愿望仍未实现。受他之托后，我多方寻找出版社，不果。
一次，与时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的黄育海先生谈及此事，他颇有兴趣，我特地陪他一同去看望施先生，并具体商谈此事，那一次，施先生颇为高兴。遗憾的是，育海兄不久即离开杭州，到上海另闯天下，所议之事，也就耽搁下来。而施先生的夙愿，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帮他实现。
读《施蛰存海外书简》，想及此事，怅惘不已，就这样，辜负了施蛰存老先生的期待。
二〇一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