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应该说，曹雪芹是超越了历史上（包括文学艺术史上）所有易装女子的，他是站在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的高度上观照历史、思考女性问题的。

就史湘云思想状况而言，她在脂粉英雄队里并非“排头兵”，也许只能算是一个“中间人物”。曹雪芹正是从这个准确定位切入的，历史地真实地塑造了这个少女的独特形象。仅就史湘云的易装故事而言，它绝非历代小说家的猎奇式的编造和生花妙笔式的虚构，而是历史的写真和深沉的美学探究。这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鲜明表现。

（一）史湘云是易装而不易性别的，她始终保持着少女的性别身份，从而避免了贬抑女性性别的传统观念，保持了《红楼梦》赞美、歌颂女性这一基本思想，是曹雪芹新女性观的艺术展现。正是在这一点上，她和以往的女扮男装作品的作者区别开来了。

以往的女性易装者，大多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了铤而走险时方便而不得不隐瞒自己的性别身份，扮演男子，冒充男子，从而取得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格与机会，暂时与男子为伍免受歧视。其中有的在功成名就之后才恢复了女性身份，有的得到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终究落入传统思想的旧巢——依然是以男子作为依附对象的。就是在她们看出现实社会的某些破绽，试图摆脱自己的屈从地位而勇敢地迈出闺门，进行抗争的时候，她们依然是以男权中心制的价值观作为人生参照系思考问题、采取行动的；她们依然是以男子作为榜样，乔装打扮，向他们靠拢的。长久的历史负面力量的压抑、弱化、丑化，在她们的心灵上形成厚重的传统积淀，她们只能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史湘云则和她们有所不同，她没有生存的窘迫，也没有遇到婚恋上的困扰，也没有冤仇要报，更没有除奸报国的宏愿，所以她无须铤而走险，故而她每次易装，都是保持着美丽而可爱的少女身份的。

和太平公主等唐代的女性易装相比，湘云易装也是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的。唐代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向上的开放的时代，在唐高宗、武则天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时期，女性的地位是有所上升的，女性易着男装，是得到皇上、皇后的认可的。而史湘云是生活于封建末世的没落贵族家庭之中的，宋明理学卑视、敌视女性的喧嚣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史湘云于大庭广众之中公然换上男装，而且得到众人的赞赏，尤其是这个贵族大家庭的老祖母的赞赏，她认为湘云易装是符合她的个性的，她着男装是很美的，而且比着女装更美，这就使这个故事有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内涵。

（二）湘云易装透露了女装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审美趋势：求新求异。它改变了传统的服装美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历来都众口一词地认定：男女之美是互不相容、根本对立的。阳刚之美、阴柔之美截然分开，绝对分属于男子和女子。湘云易装则对这一传统美学观念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湘云易装后的服装形象之美和她的愉悦心态，以及众人对湘云易装的异口同声的肯定、赞美，表明女性的着装美，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更表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是可以一体化的，是可以完美统一于一身的。它从反面表明，那种把男女两性之美截然分开、对立起来的观点，其结果必然会在男女两性之间再划出一条性别鸿沟，从而为男尊女卑再添一条咒符。曹雪芹关于湘云易装的构思，是新颖而深邃的，发人深省的。

作为一个思想并不敏锐的少女，湘云并无开拓、创新精神，她对于严重违反人性的着装老规矩虽是不满的，但是她忍受着。不过，一经人情通达、世事明察的老太太点破之后，她便如同取下了紧箍圈的孙行者一样，展现出她的求新求异的服饰观，一再展示出女性美的新范式和新风采。这里边自然是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发展史的内容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劳动条件和手段的不断改进、革新，人们越来越多地远离自然状态，智力活动越来越多地取代体力活动，单纯依靠体力和刚勇的男性将越来越失去原有的威势和魅力，体力与智力的结合将越来越成为男子汉精神的主宰。当资本主义的幼芽在中国大地中破土而出之后，女子自然不会再恪守班昭《女诫》所规定的“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 “盖女乃坤道，以柔顺为主。卑弱者，女德之先务”等原则。史实表明，在明清之际，已有许多女子在民主启蒙思潮的影响与感召下充当了弄潮儿。明末清初传奇式的才女柳如是便是一个典型。据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记述：柳如是曾易男装前往松江访问名士陈子龙，并以“弟”自称。不料陈子龙复古倾向严重，对柳如是的行为大不以为然，拒绝接待她。但柳如是并不示弱，她理直气壮地责问陈子龙：“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又据顾公燮《丹午笔记》记述：柳如是曾“幅巾弓鞋，着男子装”，扁舟造访大文士钱谦益，“神情潇洒，有林下风”。柳如是其人是特殊的，但其易装则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个颇具自由思想的才女，她的易装行为，显然是当时正在兴起的女性解放思潮的一种敏捷反映。我们不知道曹雪芹是否知道柳如是的事迹，但从史湘云潇洒英爽的易装形象中，是很可以窥见柳如是的身影的。男女两性之间的森严壁垒一旦打破，女性走出了闺房、厨房，视野开阔了，审美范围扩大了，男女之间便开始对话、沟通，着装上的“男女大防”自然就会被否决、拆除。历史已经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适体为珍，有益于人性与个性的张扬、升华成为服饰美。在这种着装思想的引导下，女装和男装将进一步相互渗透、接近、磨合，女装男装都将越来越新颖多姿。

（三）湘云易装体现了曹雪芹倾慕的魏晋名士风度。

曹雪芹又号梦阮。何谓“梦阮”？阮者，“竹林名士之首”阮籍也。在曹雪芹心目中，阮籍是最能体现魏晋名士的思想精髓和人格模式的人物。特别是在男女两性关系上，他表现出独步千古的瑰言奇行。他以爱美的本真性格对待女性，他的名言为：“礼岂为我辈设！”曹雪芹对他是十分倾慕、梦寝追求的。这种梦求，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而体现得最集中、最地道的人物当推史湘云。

魏晋名士们在服饰方面的全新见解和作派，是他们的思想、风度的重要反映。他们以服饰表达了他们对生命、对人生的思考和认识。阮籍以“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反叛姿态冲击儒家礼教，否定世俗的装束修饰，追求个性的解放、神形的自由和个性的畅扬，他在《咏怀诗》（其十九）中援笔直抒了他对儒家的以礼为核心的服饰观的否定态度，“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人成了服饰的奴仆，任由“制度”“纲纪”摆布、拘缚，人不再是人，成了衣架子、衣奴。他还明确表达了他的理想与追求：“衣弗袭而服美，佩弗饰而自章”，飘逸潇洒，酣放自若。他科头散发，袒腹箕踞，唯求适体，心目中全无别人的臧否爱憎，把“竹林七贤”的“脱冠冕，粗服乱头”的服饰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阮籍和他的侄子“或乱顶科头，或裸袒蹲夷”，引起了很多人的欣赏，于是引出了一股模仿阮氏服饰的风气。在这股思潮中，女子思想和言行也颇为开放，衣着是相当新颖浪漫的。表现出与思想的活跃相适应的新气象。在衣着风格方面，女子是和男子同步的。

史湘云的着装与其着装风貌，和魏晋名士们何其相似耳！她率真地以“真名士”自许，那么自信、自得。她谈笑风生地调侃林黛玉和姐妹们，说她们“假清高”“最可厌”，而且，她把绿林好汉式的大食腥膻、开怀豪饮，和女诗人的锦心绣口、绮丽服饰统一于一身，一派风流俊逸，引得众人一次又一次地喝彩。她的服饰的创新之美，在大观园中引起了一股女扮男装的喜剧连续剧，这自然会使人想起阮氏服饰当年引起的那股新风。

和阮籍一样，史湘云在诗歌中抒写了自己的服饰理想和服饰风格。在菊花诗会中，她写下了“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对菊》），既是对自己豪爽风流形象的写真，也是对她所崇敬的魏晋名士的形象抒写。在《供菊》中，她又写下了“弹琴酌酒喜堪俦”“抛书人对一枝秋”“傲世也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淹留”等佳句，把魏晋名士典型的着装风格和疏狂旷放的个性尽收笔端，完整地抒写了她对这些风流人物的仰慕。李纨和贾宝玉对此都表示赞赏。林黛玉更认为“‘抛书人对一枝秋’已经妙绝”。而“弹琴酌酒”和“傲世”等语句所显露的拔俗丰采，和魏晋名士们又都是同调的。

曾有人说过：《红楼梦》读者，有的不喜欢薛宝钗，有的不喜欢林黛玉，但没有人不喜欢史湘云。仅从史湘云的易装形象带给古今许多读者的审美愉悦和相关思考来看，似乎多少能够印证这一点吧？

2001年2月初稿

2016年8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