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女扮男妆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关于这类人物和故事，历代史书、艺文作品中皆有。但是，由于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不同，它们所蕴含的思想往往是既有其相同之点，又有其迥异之处的。

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论证，自汉武帝尊崇儒学，儒家思想取得权威地位之后，男女之辨观念才日渐强烈的，在着装上也逐渐出现了种种清规戒律。宋明理学被封建统治阶级大力推行之后，“男女不通衣裳”在理学家心目中几乎成了铁律。

但是，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不管封建礼教和理学戒律多么严密、严酷，女易男装之事从上流社会到平民百姓之间，都从未间断过，而且有很多被传为美谈，传播十分广泛。为了与湘云易装相比较，我们简略评介几类较有代表性的女扮男装的故事。

晋代出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祝英台为了取得与男子一样外出读书求学的机会，女扮男装，隐瞒性别，负笈远游，路遇梁山伯，结为金兰，同窗三年，两心相知，由友情发展为爱情。这个梁祝故事是以魏晋时期的特殊历史状况和文化价值取向为背景的。诚如宗白华先生所概括的那样：“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最自由的。”这个历史时期，人们由“重人伦，崇礼节”的伦理政治的社会价值模式转向“重生命，崇自然”的情感价值模式，开始蔑视儒家礼教，追求本然生命和真情实感的自由张扬。这种新的人文风尚直接影响了两性关系，男女两性相当猛烈地冲击了束缚人性的旧道德观念，相当多的女性因风而起，开始追求两性平等和谐的新人生境界。祝英台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花木兰的故事。花木兰没有兄弟可以代父从军，但是“军书十二件，件件有爷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只得女扮男装，隐瞒性别，“万里赴戎机”，穿着“铁衣”（盔甲）自然可以“不知木兰是女郎”。12年中有多少艰难辛酸是可以想见的。战功告成之后，她什么功名利禄都不要，只要快快还故乡，“还我女儿装”。这个故事传至明代，徐渭将其改编为《雌木兰替父从军》，创意较多，花木兰虽然仍是易装改性别的，但她已喊出：裙钗不让须眉，“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

至唐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入高峰，各种文化思想均可传播、发展，诚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论述的那样：在唐代，“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万国衣冠拜冕旒”，国际交流频繁，人们心胸开阔，思想解放，服饰文化进入一种博纳兼容、多元开拓的辉煌境界，女装尤为多姿多彩，爱着男装成为女子着装的一大流行“时尚”。《新唐书·五行志》曾有这样一段记述：高宗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以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这表明，最高统治者是欣赏、赞美女子的这种服饰的。统治者的思想通常就是统治思想，所以盛唐时女着男装曾盛行一时。这种文化现象在《新唐书》《旧唐书·杨贵妃传》《唐内典》《大唐新语》《唐语林》等著作中，在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许多墓道壁画、石椁线画和陶俑上，均可见到女着男装的形象，《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随行女子，有一半以上是着男装的。这种服饰时尚所蕴含的审美观对后世女装的影响是深远的。

唐代较为典型的女子易装故事是李公佐的传奇小说《谢小娥传》：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被强盗杀害，数年后，小娥得知仇家，遂易男装，将两个仇人一个杀死、一个生擒，受到太守表彰后，小娥遁入空门。宋祁的《新唐书》曾将其作为史实编入《列女传》。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后世的不少小说、戏曲深受其影响，以至形成一个公式化的套路。如明代凌蒙初的《拍案惊奇》、明末清初王船山的杂剧《龙舟会》、无名氏的长篇弹词《十粒金丹》等等，都有女主人公易装改性，为国除奸，为亲人报仇雪恨的情节。作为一个具有初步民主启蒙意识的思想家，王船山在《龙舟会》中写了谢小娥手刃数人后，慷慨陈词：“你休道俺假男儿洗不尽妆阁的旧铅华，则你那须眉的男儿原来是假。”这个作品使女子易装另具了精神境界。

其后，又出现一些才能卓异不甘寂寞闺中的女子，由于各种原因，促成她们女扮男装，走出家门，施展才智、能力，建功立业，大显身手。这类故事甚多，影响最大的是五代前蜀黄崇嘏的故事。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述：才女黄崇嘏幼时父母双亡，由乳母抚养成人后女扮男装，游历两川，以文才得到知州周庠的赏识，“称乡进士”，召与诸子侄同游，并荐为司户参军，黄崇嘏勤政清廉。周庠既器重其才能，又欣赏其风采，拟招之为婿。黄崇嘏以诗表明身份。因其为女子，不能继续做官，遂归故乡，不知所终。这个故事后来成为明清许多才子佳人小说、戏曲的题材。

至明代又出现一些女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生计，不得不易装外出谋生的故事。田艺衡《留青日札》卷20记述：南京女子黄善聪13岁丧母，父亲遂让她改着男装随之外出经商，数年后父亡，善聪继父业，改男子姓名，与李英合伙逾年。这个故事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女性寻求解放的思想动向，别具历史意蕴，因之，曾被演绎成戏曲作品，易装情节基本未变。

清代则出现更多以婚恋为题材的易装故事。诸如《文武香球》《双珠凤》《笔生花》《再生缘》《双玉燕》等等，这些故事的女主人公多数由于受封建婚制的压迫，女扮男装，走上反抗之路，从而演绎出一些曲折的才子佳人悲剧或喜剧故事，反映了社会大转型时期女性探索人生出路、向封建制度挑战的精神意向。

上述这些易装女子，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艺术形象，她们的心灵深处都潜藏着一种源远流长、万古不灭的女性意识：女子和男子是宇宙间的双子星座，他们共同支撑着人类的这片天空。这种意识，被曹雪芹发掘、发挥到了新高度。贾府的创业者和精神领袖老太太，“自幼充男儿教养”、从小“就有杀伐决断”的王熙凤，颇具政治胆略和改革家风范的探春，始终被贾宝玉视为诤友和教导者的林黛玉等“脂粉队里的英雄们”，都是能令人信服的明证，第13回回末诗“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以及探春给宝玉信中所说的“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不让脂粉”，也都是令人信服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