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亲

父亲龚樟杰，1922年10月12日出生。父亲没有兄弟，只有一同胞妹妹，比他小9岁。父亲18岁时我的祖父去世，全家三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在父亲身上。父亲事母至孝，从小听祖母的话，我记忆中未见父亲与祖母有过争吵。祖母教育父亲时，只见父亲听祖母的训示，从不争辩。祖母病了，父亲照顾非常周到。村里乡亲都羡慕祖母有这么一个孝顺儿子。祖母、父亲和母亲创造的家风熏陶了我们，也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

据说经我的陶家姨父母陶品林和章桂花，以及陶家姑父母陶树根和杨莲珠（与父亲同母异父）介绍，父亲22岁时与母亲结婚。当时家中很穷，结婚时用的蚊帐都是借的。我们小时候用的蚊帐到处是补丁，年年补，直到我大学毕业，母亲才用上了新蚊帐。爸妈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在我们领工资前，家中年年缺钱少米，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家中缺粮少油，常以瓜菜当饭，很难填饱肚子，父亲母亲十分担心儿女饿坏。我当时已在中学念书，是城市户口，有粮食供应。我在暑假回家时带回的粮票十分珍贵，可以用来买米熬粥，祖母、父亲和母亲尽量让我们子女吃稠点，他们吃稀点。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刻，父亲上县城开会时，常向邻居——我的堂哥借裤子穿。没有补丁的衣服家中几乎没有，袜子也是补了又补。艰辛的条件，生活和工作的重担，使父亲在不到五十岁时便患了肝病，后在母亲的精心护理和亲友的帮助下很快治愈。我那时已在国防科委8601工程处工作，地处盛产党参和当归的两当县（甘肃两当县与陕西凤县相邻，国防科委8601工程处地处两当县与陕西凤县，但行政归陕西省政府管理）。大学毕业后除每月定期寄20元钱回家外，还常寄党参、当归和核桃仁回家。父亲肝病治愈不久后又发现患肺病，那时我刚结婚，岳父是浙江农业大学的茶学专家卢世昌。父亲到杭州治病，我岳父陪他到几家医院检查，有人建议部分肺切除，有人认为不需要动手术，后经会诊决定服药治疗。当时买链霉素都很困难，一是缺，二是贵。我至今还非常感谢8601工程处的医生们为父亲解决了治疗肺结核病所需的主要药品——链霉素和异烟肼。父亲的肺结核病也很快治愈，但多年形成的哮喘病却难以治愈。父亲晚年时常说：庆幸你们兄弟姐妹和睦，孝顺父母，又遇改革开放，我过上了幸福的晚年。

父亲只读过五年初级小学，后因家里穷没有外出继续求学。父亲的小学作文本保存了数十年，直到2007年他才很认真地将作文本交给我。可见父亲非常喜欢读书，非常珍惜过去读书的时光。父亲的小学作文本上写的字很工整，足见父亲天资聪颖。父亲虽然只上过五年初级小学，但通过长期努力，自学成才。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每年除夕夜在祠堂带村中乡亲诵读祈福祭文，新中国成立后常读《浙江日报》和《参考消息》，关心和评论国内外大事，晚年写家史、查考龚氏家族历史——谁也不会相信我父亲只读过五年初级小学。

父亲一生爱读书，鼓励别人读书，创造条件读书。为了扫文盲，20世纪50年代政府号召办民校。民校就是村民晚上集体学文化的地方，教师是自己村里文化高一点的农民，互教互学。村政府领导，团支部组织。山下龚民校被称为“铁民校”，曾得到省政府的嘉奖，父亲为此参加省群英会，被评为省劳动模范。父亲也很重视积极创造条件让子女接受教育。

父亲从小便注意严格自律，并在卧室门侧板墙上自书《自戒》告诫自己。《自戒》书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是年父亲24岁，能注意自戒是很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我们做子女的年轻时经常看到《自戒》，也受熏陶，受益不浅。

自戒

酒是串肠毒药，

色是刮骨钢刀，

财是生杀之由，

气是惹祸根苗。

父亲一生勤劳，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日。新中国成立前要耕种祖传的近十亩地（当时我家五口人，土改时我们村人均土地为二亩多一点，我家土改时为贫农，分到少许土地）。新中国成立后，除种地外，父亲还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家事、村事都要忙。白天种地，晚上开会是常事。村里一份《浙江日报》，支部一份《参考消息》，常先送到我们家，父亲常利用饭前饭后或晚上的时间读书看报。农闲季节父亲出外做小生意，上山砍柴。合作化后带头办副业，建碾米厂等村办企业，为村里增收。父亲多次被评为省、县、乡劳动模范。

父亲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忠诚党的事业，党叫干啥就干啥，能上能下，任劳任怨。农业合作化时父亲带头组织互助组、合作社，长期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成立人民公社时，曾任副大队长。当时罗埠区成立公社，乡为大队。后因村中工作需要，又让父亲回村任党支部书记。统购统销时，他带头卖粮食。有一次为了完成任务，父亲要把家中几乎所有的谷子全卖给国家，我当时还小，从学校回家见母亲在哭，祖母在说父亲，但是最后还是把家中粮食卖了。现在我理解父亲，基层干部难当啊！好在不久上级发现了问题，及时返销粮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去清华大学上学，行前父亲教育我说：“以前人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你要‘在家靠父母，出外靠组织’。”在父亲的教育下，我的组织观念一直较强。1963年5月25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大学二年级，才18岁，这与父亲的教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挨斗。父亲是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属于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在清华大学读书，弟妹小，我很不放心，利用“革命大串联”的机会回家看望父亲。父亲同我讲：“孩子你放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一直在村里当村主任、党支部书记。虽然会有人对我有意见，但这三点是清楚的，在经济上，我没有占村里的便宜；在生活作风上，没有混乱的关系；在工作作风上，没有打过人、骂过人。有这三点，村里人不会对我太不客气的。”父亲又说：“也怕外村人来捣乱，我会小心的，你放心。”后来听母亲讲，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在村大会上挨过“造反派”的斗，戴过“高帽子”，但没有挨过打，没有游过街。这对于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恢复党支部后，大家又选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后父亲因年事已高辞去党支部书记后，但村里乡亲仍旧都很尊重他，不少乡亲都会与他商量自己的私事和村里的公事，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父亲去世后，不少乡亲对我讲：你爸走了，我少了一个说知心话的人。

父亲晚年时的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几年前我们回家看望父亲，他对我们讲：“人生自由最重要。”当时我很吃惊，父亲怎么谈起自由来了。原来父亲回忆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感悟良多。父亲从小就肩负生活的重担，缺钱少米，后来不仅要肩负家庭重担，又要承受工作压力，哪里能感到自由。父亲晚年，不愁吃，不愁穿，不缺钱，住得又宽敞，有病就去医院，父亲感悟到这是自由的生活，感悟到自由的可贵。

父亲一生勤于思考，他对国内外大事都很关心，并常有评论，有自己的看法。

还有一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中学时，有一次我的成绩单评语说我“主观强”，要注意克服。父亲见了说：“‘主观强’不是缺点，人没有一点主观怎么行呢？”现在看来，主观是缺点，也是优点，但度要把握好。

母亲章啟弟1923年在汤溪县上章村出生，外祖父章松生，外祖母郑爱云。

母亲姐弟四人，姐姐章桂花，弟弟章荣根、章荣华。母亲的祖父很能干，善于经营，家境殷实，且信用很好，在村中威信很高。母亲晚年常说她祖父到镇上买肉、买布是可以挂账的，不用带现钱。外祖父兄弟三人，排行第二。分家后三兄弟变化较大，土改时外祖父家为中农，其兄家为雇农，弟家为富农。外祖母生我母亲时尚未分家，她当时已经是生第五胎了。一见又是女孩，家中多数老人不高兴，让小孩躺在地上多时，小孩脸上都有紫块了。幸好母亲的祖母来了抱起小孩，说这孩子很灵气，招弟的，于是取名“啟弟”。说来也巧，我外祖母接着生了大舅舅和小舅舅。母亲从小没有念过书，只认识亲人的名字及常见的地名等少数字。母亲为人正派、厚道、和蔼、勤劳、能吃苦，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在山下龚近六十年，从未与人吵过架，她的为人得到大家的赞颂。

母亲一生艰苦朴素，勤劳持家。父母亲结婚时，家里很穷，结婚时的蚊帐、被子都是借的。母亲事后知道也毫无怨言。为了孩子，为了家，再累再苦她都能忍受。母亲从小体弱，除了操持家务外，还要下田干农活，有时到火车站土产仓库干计时工（一天工资三角五分），或到车站卖自己家种植的甘蔗等，赚钱贴补家用。母亲真是千辛万苦，耗尽心血，把我们抚养长大、培养成才。我们兄弟姐妹长大了，家中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子女们常常给她一些零花钱，可她舍不得多花，存在银行里，当她离开我们的时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钱。

母亲一生充满爱心，她爱父母，爱姐姐，爱弟弟，爱丈夫，爱子女。父亲几次生病，她服侍十分周到。母亲不仅养育了我们同胞七人，还哺养了一个婴儿。她对在我们家生活过较长时间的胜峰表弟、永峰外甥也一样待如亲子。

母亲不仅充满爱心，而且有一颗慈悲的心。她同情弱者，乐于帮助别人，自己稍有条件就行善事，乐于布施。她自己舍不得花钱，但对赞助公益事业却十分支持。我们家屋后的那座小桥就是她花钱加宽的。再举一例，我弟弟晓峰从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成都工作。母亲当然想让儿子调近一点，但她对我们说：晓峰回来，离我们近了，可是他媳妇丽华离她母亲就远了，我看不要一定劝他调回来。所以说，母亲既充满爱心，又充满慈悲心。

父亲母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他们一生勤奋努力，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有这样的好爸妈，我们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