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敦煌文献编纂的贡献

黄先生从事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开始于1980年。起因是父亲黄麟书老先生逝世，黄老先生晚年潜心修佛，为感念父恩，乃着手编纂《敦煌宝藏》，以资纪念。编纂过程中，念及当时国人参考敦煌学相关书籍资料极其不易，特于编纂《敦煌宝藏》的同时也将搜辑所得早期出版的敦煌书籍20多种，汇为16册，于1985年影印出版《敦煌丛刊初集》。其内容如下：第1册：《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翟尔斯）。附：《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敦煌六百无名断片的新标目》（黄永武撰）；第2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王重民等编），附《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之订补》（黄永武撰）；第3、4册：《敦煌劫余录》（陈垣）；第5册：《敦煌石室画象题识》（史岩纂）、《流沙遗珍》（金祖同辑）、《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李证刚纂）；第6册：《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上）（罗振玉辑）、第7册：《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中）（罗振玉辑）、第8册：《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下）（罗振玉辑）；第9册：《敦煌杂抄》（常钧）、《敦煌随笔》（常钧）、《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王重民）、《石室秘宝》（存古学会编）；第10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许国霖）；第11、12册《苏俄所劫敦煌卷子目录》（孟西和夫）；第13册：《敦煌遗书》（羽田亨辑）、《敦煌秘籍留真》（神田喜一郎辑）、《敦煌秘籍留真新编》（神田喜一郎辑）；第14册《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蒋礼鸿）；第15册《敦煌掇琐》（刘复）；第16册《敦煌莫高窟石窟内容总录》。

同年《敦煌宝藏》140册完整印成面世，成为敦煌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第1—55册为英藏敦煌卷子部分，根据英国博物馆和日本东洋文库合作1954年完成拍摄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缩微胶卷翻图版印行，包含了S.1-6980号，印本P.1-19，及后来陆续补拍的残片S.6981-7599。第56—111册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翻印，自0001-8738。第112—135册为法藏敦煌资料，20世纪70年代，法国发行了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89卷，计P.2001-6038，由于法藏敦煌文献基于保护考虑，馆方于文献原件上加上一层透明护膜，可免脆弱纸本的损毁，然却影响拍摄的清晰度，使得法藏微卷质量不佳；出版公司据以翻印，质量效果就更差，造成许多图版的难以辨识。第136—137册则为日本大谷大学、龙谷大学等，及台湾图书馆散藏收集所得的精华萃要的翻印，第138—140册主要据日本二玄社出版饶宗颐编《敦煌法书丛刊》加以翻印，为敦煌书法欣赏篇。还收入当时所能见到已公布的俄国敦煌文献的部分图版24号39种。

黄先生自言：“我不是敦煌专家，却着手编《敦煌宝藏》，是反常，别人都替我捏把冷汗，认为最多是剪刀浆糊贴贴而已，哪知道我把数千号难以查明的无名断卷一齐考出了经名，多少专家耗一生在梦想的事竟实现了，就是合道。煌煌一百四十巨册，大功告成在我手上，当然是奇趣一桩。”这是顺着苏东坡“反常合道生奇趣”的说法来发挥的。其实还有一桩为一般人所不知的事，那就是《敦煌宝藏》的编纂是在“请不起助理下，她（师母）一肩挑起；买不起微卷阅读机，就自己用木箱做一个，木箱上开一个洞放微卷，箱内用灯光照，箱外用放大镜看，煌煌大典，竟是如此克难设备下完成的”。我们很难想象数学系毕业的师母徐华美女士会对《敦煌宝藏》编纂的完成发挥极大的襄助之功。她与黄先生“共同读完全部敦煌微卷，并从中归纳出各经卷的特点，……找出几千号无名断卷的书名”。这样艰苦克难及同心协力下完成的学术贡献，越显得可贵而令人赞叹。

《敦煌宝藏》将当时可搜辑到的世界各地敦煌文献资料复印件图版集中复印确实是敦煌学界的一桩盛事。有了《敦煌宝藏》，从此学者不必远赴英、法，也不必对着昏暗的阅读机，便可在图书馆书桌上尽情地披阅珍贵的敦煌秘籍，这无疑快速提升了敦煌写卷的阅读环境，大大改善了敦煌学的研究条件，许多大学均购置，使各地所藏敦煌写卷的阅读更为普及而方便，研究风气大开。促使敦煌学研究逐渐跳脱了抓吃式、寻宝式等个别写卷的研究方式，而步入专题式的系统整理与研究。

在《敦煌宝藏》编辑的期间，黄先生还将披览断简残篇、无名缺题之敦煌写卷，一一辨识考定，将其所得，分别撰写《六百号敦煌无名断片的新标目》、《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北平所藏敦煌“俟考诸经”的新标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补正》等论文。为英藏S.6980后，微卷新公布的800多号未标示的断片、碎片，加以辨识，标目。同时就翟里斯、刘铭恕等目录对英藏写卷未定名之残卷，加以探索，给予标目定名。又对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平藏卷中60多则“俟考诸经”，进行检索，加以定名。并补正王重民、刘铭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阙漏。并将其成果辑入配合《敦煌宝藏》的检索而编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一书，并附俄藏简目，提供检索敦煌写卷的简明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