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诗学到美学：诗意与生存之思

1．诗学的民族性与比较诗学的原则

诗学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因为其思想意念皆植根于本民族诗歌与思想传统之中，不同的民族，对诗本身有不同的理解。在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中，诗骚传统或唐宋诗风，一直被看作是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两大基本价值范式；“诗言志”与“诗缘情”，则被看作是诗歌创作的根本目的与思想动力。在希腊传统诗学观念中，荷马传统或剧诗传统，一直被看作是希腊民族诗歌的基本价值范式；“诗言神”与“诗言存在”，则被当作希腊民族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创作信念。不同的民族，其诗歌观念不同，民族诗歌的美学风貌与审美价值取向各具风韵，那么，从诗学意义上是否有必要追问：民族诗歌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相似性吗？显然，这需要引入比较诗学与美学的观念。比较诗学，如同比较文学、比较美学一样，都是20世纪才真正建立的理论科学，更为重要的是，这三者之间互有关联，各有侧重。比较诗学，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探究不同民族的文艺理论之间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的理论科学，也是从本位话语出发融通东西方诗学理论寻求独特的生命表达和精神表达的人文科学；比较文学，则是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或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似性关系出发，寻求文学创作与文学精神的内在差异，达成文化与文明的形象学理解；比较美学，则是从不同民族的审美理想与审美精神价值的独特性与联系性出发，既从历史学维度寻求美学间的精神联系，又从人文学维度寻求美学的价值理想和生命自由原则。必须追问的根本问题是：诗学或美学之间，在诗意与生存之思方面如何显示出创造性智慧。

在此，我们重点考察中西诗学的差异，确立比较诗学的基本思想目标，寻求从诗学到美学的自然过渡，在现代文明视域中，很有必要建立比较诗学。我们之所以要建立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的基本原则和理想，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确立民族诗学的自由理想，寻求民族诗学之间的诗意与生存之思的内在联系。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诗学是主体性创作意志对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法则的自由理解；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诗学是对文学艺术作品呈现出来的语言美感与心灵自由形象的解释。一般说来，“诗学”是有关诗歌、小说与剧诗的理论，它就是要解释语言深处的歌声，形象背后的文明，本文构成的技艺。文学源自心灵的想象与情感，诗学自然根源于对心性的自由之思，说到底，比较诗学就是要显示文学艺术创作的心灵秘密，揭示生命的神圣与自由。当然，从单一的民族诗学话语出发，不足以建构真正的诗学，相反，不同民族之间诗学话语的交流对话，对于诗学的创造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给比较诗学提供了文化合法性。

如果要深入地追问诗学的本质是什么和比较诗学的本质是什么，那么就涉及诗学与美学最为重要的联系。“诗学”从根本上说，既是诗的艺术论，又是生存诗意论，即诗学不仅要探讨文学艺术的规律和价值，更重要的是要探讨诗性自由的可能性，即诗的想象与存在之关系，诗的体验与生存之关系。从生成意义上说，比较诗学的意义在于：直接突破民族诗学思想或价值范式的局限，让我们在多元的文化视野中评判诗的意义与存在的意义，评判生命本体论与生命价值论的共性与个性，在多元综合性视野中重新理解生命文化的本质。但是，比较诗学的探究不是民族性诗学话语的平行排列，也不是各种诗学话语之间的简单比附，更不是随心所欲的拼贴和意译。比较诗学要求研究者不仅要精通比较双方的原典本义，而且要有独立的理论创新，因此，寻求比较诗学的价值坐标，就成了当代文艺理论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那么，在后现代主义诗学的话语时空中，尤其是在解构理论的敌视下，寻求比较诗学的价值坐标或深度模式是否有些不合时宜呢？解构理论对于当代诗学的批判并不令人乐观，相反，解构理论对深度的拆解、对中心的消除以及对逻各斯的疏离，只能使他们在边缘处探索，流于生活表象的分析，从而放逐真正的人文精神。因此，诗学解释者要以人文精神为根本，面对生命世界的复杂性和文化世界的复杂性，深沉冷静地寻求比较诗学的深度模式。

诗学与文艺美学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或者说，诗学就是文艺美学的必然组成部分，不过，诗学在美学中具有中心性地位。这一方面与文学创作和文学解释的高度发达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学解释作为独特的话语方式，与诗学有亲缘的联系，它们的解释逻辑及其对诗性自由的追求，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比较诗学与文艺美学皆是为了寻求文学艺术创作的普遍性价值，只不过，文艺美学的解释范围比诗学更广。比较诗学的解释，是现代眼光或世界眼光的具体体现，在文艺美学的对话过程中，比较的方法获得了合法性地位。从诗学比较与文化沟通意义上说，比较自身，既有中西文艺美学价值形态之间的比较，又有审美观念与审美法则的比较。比较的最大困难是：两种不同的文艺美学价值形态之间总是存在尖锐的对抗，因为民族艺术精神风范往往在文艺封闭性中或在文化主体性中才得以形成。语言不同，观念不同，思维不同，价值形态结构不同，确实很难形成平等有效的对话，弄不好，就成了拙劣的比附。“比较”，不可能把两种不同的文学美学价值形态综合成新的理论价值形态；“比较”，往往以文艺美学的核心问题为中心，以本源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取向为线索，寻求不同文艺美学价值形态之间的相关性表达。

在这里，我想结合现代中国诗学的实例，就比较诗学的历史、目的、方法观念和深度模式进行一些分析性阐释。从诗学的接受与创建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到，现代中国诗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学科观念与学科话语体系的理解上，所以，新观念与新术语成为现代中国诗学的中心问题，新思想的地位高于人们对诗艺诗境的解释。事实上，中国比较诗学的形成，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事情，当时，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赴日本和西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中西文化精神进行比较，寻求差异，进行批判性的思想建构。就诗学而言，王国维较为自觉地运用德国生命哲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理论，特别是对《红楼梦》和中国古典诗词进行了独特且极富诗意的阐释，其中，既有文化主体性意识，又有文化他者性意识，或者说，他能自觉地运用西方的诗学思想与方法，对中国文学艺术进行别开生面的解释，而同时他的思想与立场不完全是西方的，总是充满了民族创造性。随后，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朱光潜、冯雪峰或翻译西方文学理论，或译介中国古典诗论，或进行中西诗学比较，取得了扎扎实实的理论实绩。

就这一比较诗学思潮而言，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译介了俄苏文艺理论，鲁迅、冯雪峰、瞿秋白等倾注大量心血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诗学著作。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可能并不新鲜，但在当时，这些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与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打破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文化封闭性解释系统，科学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复杂关系，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的任务和价值观念，直接引导了中国文艺对工人劳苦大众的生存命运的关怀。当然，这种全新的文艺理论观，并非完全与中国古典诗学根本对立。由于这些比较诗学探索者，把中国诗学的忧患传统、批判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与俄苏文艺理论结合了起来，指明了中国诗学的前进方向，所以，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思想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从科学意义上说，现代中国诗学与美学，由于一代学者的努力，确实超越了古典诗学美学思想的形象化与经验性思维，使诗学思想具有了崭新的内容。运用西方诗学模式，重建中国诗学，是现代中国比较诗学重要的贡献，胡适、冯友兰、梁实秋、朱光潜、闻一多、郭绍虞等，皆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胡适与冯友兰的比较探索，虽主要表现在哲学方面，但他们的创造性实践，对于当时的比较诗学也是有影响的，尤其是陈寅恪和金岳霖，他们就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无疑对中西思想交互的可能性奠定了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从现代诗学与美学史可以看到：梁实秋主要致力于西方人性论的分析和判断，提倡浪漫主义的诗学观，体现了中国士大夫的诗学理论主张；朱光潜主要致力于克罗齐的直觉理论、生命表现理论与中西诗学的融合，他的《诗论》，有关中国诗学的阐释和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既体现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又表现了西方诗学的逻辑主义立场；闻一多则借鉴西方神话理论和生命哲学原则来重估先秦到汉唐的中国古典诗史，他对中国诗学的贡献在于奠定了中国神话学和生命诗学的基本原则。我们还要特别提到陈寅恪，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充分体现了中国诗学“诗史合一”的原则，建构了传记文化心理诗学观和诗史互证的美学历史相统一的诗学原则，这种“诗史互证”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凡此种种皆说明，现代中国思想家试图逃出封闭的传统诗学思维模式，使诗学本身能够更好地与政治现实、历史生活以及文明创新等时代要求结合起来，一方面使中国传统诗学的优秀思想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使西方的自由诗学传统融入现代中国诗学思维，为中国人寻求自由解放提供思想与理论支撑。

由于这些比较诗学的先驱者，不仅精通中国文化而且精通西方文化，不仅具有理论创见而且具有生命哲学理想，因而他们的比较诗学探索，一开始便显示了“深度的思想意向”，可见，真正了解不同民族的诗学观，是比较诗学深度模式建立的关键。就这一方面而言，海外华裔学者刘若愚和熊秉明，对中国诗学和中国书学的建构，显然是基于西方诗学与美学的基本立场，同时又真正发挥了中国古典诗学美学的思想意义，这实际上与他们面对的讲授对象有关。对于外国听众而言，讲演者必须能够提供“想象中国”的方式，“想象中国”与“亲在中国”有根本区别，这也与“想象西方”和“亲在西方”有着内外分殊一样。西方学者想象中国或中国学者想象西方，从诗学与美学意义上说，使中国文明或西方文明的诗意成分得到了更好的重视，这种探索在今天看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开展中西诗学的真正比较这方面，方东美、徐复观、宗白华、徐梵澄、钱锺书、朱光潜等有开创之功。

现代中国诗学的比较意识，在方法上，不外乎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两种：一是影响研究，即必须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坚持客观历史的态度就有可能做出比较深刻具体的判断；二是平行比较，即需要研究者胸有成竹，富有创见，必须同等地做出有深度的发现。这需要比较者的胸襟与学识超群出众，才能形成有创造性的看法，至少必须真正对比较双方的思想与文化意识能够形成通观或确立通识，因而，中西比较诗学探索极具难度。从文艺美学比较的意义上说，方东美对中国、印度、希腊、德意志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比较诗学探索既有哲理智慧的阐发，又有诗情体验的抒发，因此，他的文化哲学探索在这种比较诗学中获得了合法的延伸。徐复观则以中国诗学为本，以中国诗学精神为魂，在中西诗学的比较中，特别强调共有的生命哲学精神，并赋予中国诗学以“诗思一致”及“仁礼谐和”的审美品格。宗白华以中西诗书画的比较为基点，以中国、希腊、德国、法国文化的亲历性体验为动力，抒情地表达了中西诗学的生命文化精神。徐梵澄主要就中国、印度和德国文化进行相互阐发，把中印德三种文化中共有的浪漫精神进行诗意阐发，特别是把印度宗教神秘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神秘体验论思想进行了相当成功的对接。钱锺书则在最广阔的中西文化诗学视野中进行诗学的建构，“比较”成了他探索的基本方法，在比较探索中形成视界的融合。现代中国诗学与美学，在这些理论家的探索下，已经不再只关心诗学方法论与文学革命的意义，而是转向对诗意与民族文学的诗性价值的理解。

诗意化人生，人生的诗意栖居或人生的诗化，日渐成为文艺美学与诗学的重要问题。人生如何诗化？什么样的人生才是诗意化的人生？这是自由派理论家思考的核心问题。“诗化”，就是把生活中美的东西保存在诗里，把生活中不美的东西过滤掉，使美的东西有意向地放大。从创作意义上说，“诗化”，就是诗歌的人生目的，也是诗学的审美目的。“诗意”，本来应该被看作是极为重要的文艺美学范畴或生存论美学范畴，从纯诗的意义上说，诗意就是诗的效果，也是诗歌创作具体追求的审美效果。从生存论意义上说，诗意就是美的存在或自由地生存，它超越了世俗生活的羁绊，让人在世俗生活的重压下喘口气，能够真实地或想象式地体验自由的生活，使人生情感或身心体验获得最大限度的解放，得到无尽的内心欢悦。故而，“诗意”这一概念，从文艺美学意义上说，可以界定为如下价值规范：第一，“诗意”就是使日常生活诗意化与形象化，即通过形象，构造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充满活力。第二，“诗意”就是把诗境与人生境遇打通，让人们能够自由地想象美好的生活。自然取境、音乐取境、山水画取境，作为诗境与艺术的基本构造方式，隐含着对生存的诗意之思与美丽想象。第三，“诗意”就是让生活打破常规，反抗常规，让自由的浪漫的生活景象进入诗歌。第四，“诗意”就是梦想的生活现实对象化，使生命在神性想象中飞翔。第五，“诗意”就是让幻想的生活变成诗的图像，生命快乐、长生不老、青春常在、黄鹤飞仙、圣殿佳酩、神仙爱情，成了诗意化人生的审美境界，这是诗人对人生诗意化的想象。“诗意”“诗化”和“诗性”，一切都是对人生的自由想象，也是对现实的自由超越。从诗歌到诗学，从诗学到美学，“诗意”与“诗化”是最重要的过渡环节。

现代中国诗学或文艺美学解释，对“诗意”与“诗化”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与此同时，科学理性意识也一直支配着新诗学的发展。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段时间，比较诗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中国诗学，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期的比较诗学传统，另一方面则由于特定的时代原因，又割断了与五四时期的比较诗学传统的联系，这就使当代比较诗学走上一条曲折性发展道路。必须看到，在五四文化精神孕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比较诗学探索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挥作用，例如朱光潜、郭绍虞、郑振铎、钱锺书、季羡林、王元化等，就对现当代比较诗学做出了创造性贡献。郭绍虞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系统阐发，尤其值得重视，他把中国诗学中的志气说、神韵说等理论做了系统科学的逻辑阐释，显示了比较诗学的独到眼光。由于当代比较诗学探索者往往很难弥合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历史裂痕，因而，在诗学比较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平行比附和简单拼贴的错误，这就使当代比较诗学呈现内在的思想危机感。现当代比较诗学的这种状况，已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在现当代比较诗学中，最令人忧虑的两种情况是：一是中外诗学范畴理论的随意比附，二是中外诗学理论家的并置分析。前一情况涉及理论话语问题，后一情况则涉及思想价值形态问题。中外诗学有其不同的理论话语，他们分属不同的语言系统，任何理论范畴倘若要进行跨语言比较，必须借助翻译才能实现，而不同语言系统中的诗学范畴倘若要获得对译是极其困难的。在现当代比较诗学中，中国语言中的“再现”“表现”“言志”“缘情”等范畴，存在与西方语言中的诗学范畴的简单比附现象。这种比较的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同样，把老庄与海德格尔扯在一起，把孔子与柏拉图会合，让朱熹与黑格尔对话，让尼采与庄子对话，难免不出现问题。在比较诗学中，这种并置式分析是非常危险的，这既涉及文化语境问题，更涉及思想价值评判问题。我们要的不是这种简单比附，需要的是生存论思想深度融合，诗意思维的文化间互渗以及想象异质文明对现代中国文艺美学建设的思想意义。

如果没有找到共通的生命切入点，“比较”就会流于随意性。比较诗学活动本身与单一的文本阐释与经典解读一样，它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更需要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因此，只有科学地探索，才会使比较诗学走上健康的道路。比较诗学存在诸多困境，并不足以否认比较活动本身，在现当代诗学的多元对话和文化整合中，比较的方法与会通的视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这种比较不再是单一的并列式分析，更不是随意性的拼贴，而应该是以“我”为本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与外来思想交流碰撞式的多向对话语境。比较的结果应该是：深具民族文化精神特性的文艺美学或比较诗学思想的综合创造生成。

2．诗学话语与浪漫美学精神的寻求

诗学与比较诗学，乃至美学，对诗意与诗化的强调，确实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精神要求。诗学解释对于文艺美学的启发在于：通过诗心证悟或诗意阐发，拓展艺术家的想象世界和艺术作品的心灵世界。从文艺美学的立场与眼光来看，“诗学”应特别强调诗性自由的地位，强调诗性想象的中心地位，以此代替文艺美学中的核心概念：美、美感或审美。只有在多元对话的交流语境中，比较诗学才会显示出自身的价值。文明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任何民族的单一性话语只能形成封闭性空间，因此，民族诗学的发展，必须在世界诗学的多向交流中，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面对现当代比较诗学的状况，一方面必须回归五四比较诗学传统，另一方面则必须以时代的诗学命题为核心，寻求东西古今多元会谈格局的真正形成。

比较诗学的深度模式是检验这一目标的理想尺度。在比较诗学中，“视界融合”作为整体性思维已被普遍接受，即不论探讨什么诗学问题，必须有历史比较视野，只有在多元整合中，才能显示出世界性眼光和历史发展眼光，但是，如何进行“视界融合”，又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在混杂状态中进行视界融合，而必须有一个中心，有一个本位。唯有中心论和本位立场的建立，比较诗学的探索才能充分体现主体性创造，因此，本位话语立场，是比较诗学的思想基点。对于当代研究者来说，本位话语立场，比任何时候都更关键。何谓本位话语立场？它就是基于民族理想生活的自由创建、诗意阐释的民族话语意识与思想价值评判意识，即文艺美学与比较诗学的创建首先不是作用于西方的，而是作用于民族的，当然，我们也需要全球文明视野，更需要现代性批判意识，因为现代西方思想文化遗产已经不只是西方思想的特权，而是人类文明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思想意识。但是，对中国诗学或文艺美学的发展而言，如果我们企望对民族思想与价值理想或全球思想与价值信念有所贡献，只是与西方思想家一样进行同一性思维，那是不可能真正做出有别于西方思想家的创造性阐释的，因为我们的文化与想象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我们虽然面对相同的问题，但是却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文化遗产与民族生存价值规范，故而，本土文明立场或本位话语立场，才是保证现代中国诗学与文艺美学可以贡献于世界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前提。在东西方文化中，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过程中，思想的交流与文明的比较，其基本价值尺度往往是不平等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者在进行比较诗学探索时，自然较少中国诗学的本位话语立场，而盲目迷信和崇拜西方知识价值形态和文化价值形态的人，必然忽视中西文化的平等性，将中国文化置于不适宜的地位。近代中国文化运动的一大消极影响是本位话语立场的丧失，只有那些深怀文化拯救使命的中国学者，才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力。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冯友兰、钱锺书、宗白华、牟宗三、方东美等深谙西方文化而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重建，是因为他们葆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力之表现。这种民族自信力使他们致力于本位话语的创造，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与另一个民族有着根本性差异，但在生命立场上又可以彼此沟通。对于中国人来说，本位话语立场，主要是汉语言立场，汉语有着悠久而古老的传统，创造了简易、深邃、古朴的语言特质。这种独特的话语表达，虽缺乏通俗的一面，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改造，基本形成了现代汉语白话表达方法和语法价值形态，这一创造本身是文化比较和交流的结果。这种现代汉语语法价值形态和表达式，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取代古代汉语表达式。事实证明，古代汉语表达式有独立的特质，比较诗学的本位话语，不只是包括现代汉语表达式，它同时也包括古代汉语表达式。本位话语的建立首先意味着能自由地以汉语言来思考和处理比较诗学中复杂深刻的问题。以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为本位，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西方人的现代语言改造成林琴南式的古文，而是说要把西方人的诗学理论转换成汉语来表达。这里，应尽力避免翻译的生硬化，一旦以本位话语作为基本表达方式，不仅能历史地重估中国古典诗学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将西方话语系统纳入中国文化视野中予以比较分析。

本位话语的建立，应该从整体性意义上发掘本民族诗学理论的隐藏义和复杂义。本位话语意识，最为重要的问题还是生存论意识的积极呈现，要把诗性想象变成诗学或文艺美学思想创造的重要思想源流。对于西方人而言，他们之所以不断地探讨古希腊问题，正是力图回归本源式思考，因为希腊思想家对存在的思考，对始基问题的反省诘问，对德性和智慧的追求，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问题，这其中包含生命的普遍真理与信念。在比较诗学探索中，本位话语对于民族精神的阐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现代诗学创建的本文来看，陈寅恪、宗白华、钱锺书、李泽厚、叶维廉的比较诗学观念之所以能引发人们的巨大兴趣，正在于这种本位话语观念的表达。

中国诗学与美学有没有自己的本位话语？有没有自己的浪漫派？有没有自己的对生存自由的诗意想象和诗情表达？回答是肯定的，只不过，中国人的浪漫思想是不同于西方人的，尽管在内在本质上有其一致性。中西浪漫派思想的区别，不是由诗人引起的，也不是因为诗人的生命自由理想有异，而是由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制度决定的。家族文化信仰和等级化的社会文化制度，使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只关注家族的繁衍，只关注拥有现世的权力，结果，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强大的依附关系，没有真正的人格独立与尊严。原罪与赎罪、天国与永生信仰的缺乏，使我们只在意现世的幸福与现世的权力。诗人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挣扎，当他们选择出世之思时，往往具有隐逸的思想，返回自然或赋予自然以诗意和灵性，往往是其文艺美学的思想主张。中国的浪漫派根源于道家的自然主义，而不是儒家的有为主义。从思想上，可以追溯到老庄那里；在审美人格风度上，则以魏晋作风为宗旨；在文化气象上，则以盛唐文明作为价值理想。中国现实政治权力的君主制基础，使得帝王权力独大，在文明制度中，一切权力源自君王的赐予，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权力的从上到下的“任命模式”。权力的依附性，使得权力之间的结构，是以下对上的顺从为根本；权力的现实利益，使得权力之间充满了交换和依附关系，最终，一切权力要以个人利益的最大满足为根本。这是丛林法则下的自然政治制度模式，不是基于公正自由与平等的文明政治模式。中国古典诗人始终走不出这个困境，他们的浪漫之思也只能在隐逸与屈服之间徘徊。现代中国诗学在面对古典中国遗产和西方文化遗产时，以扬弃中国专制文化信念为基本动力，以崇尚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旨归，形成了一些浪漫之思，显示了自己的思想取向，从而使得个性自由解放成为现代中国浪漫派的诗魂。

从比较诗学或文艺美学意义上说，重估陈寅恪的历史文化诗学，是当代中国诗学与美学的基本路径之一。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诗性文化理想充满了虔诚的崇敬。也许正是看到了历史的丑恶，陈寅恪的盛世自由的历史理想，主要立足于“晋唐之思”，故而，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也是陈寅恪所认可的诗学与美学理想。陈寅恪并没明确表示对某一王朝的崇拜，也没有把某一王朝看作是现代中国自由文化制度建设的源泉，他更看重人格自由精神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那么，陈寅恪认同什么样的人格精神呢？从他的几部诗史著作可以看到：魏晋诗人的道教信仰，盛唐政治与诗人的壮美之思，明清之际诗人的人格精神风流，是陈寅恪所推崇的人格理想，也是他所认同的人文精神。“诗思”与“诗意”在他对白居易诗歌与元稹诗歌的分析中，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从他追问“杨贵妃是否以处女入宫”讨论唐代文化习俗涉及人性自由这一思想取向即可看出，人格自由与生命美丽是他所推崇的人生信条。在他的文艺美学或诗思之趣中，最值得强调的是：他对女性的自由人格精神的想象与推崇，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与古典人生的诗意想象注入了浪漫而美丽的内容。他的诗史观念，虽然并没有阐释自由社会，但他对自由人格的推崇，显出特别的诗性文化理想，他的诗思给我们提供了古典诗歌与文艺美学的浪漫文化谱系。同样，从魏晋精神与盛唐气象这一诗学理想或文艺美学价值风范出发，重估宗白华的诗学美学成就，也是当代诗学和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宗白华的比较诗学，是从生命哲学出发，并处处运用感悟和体验能力，发掘艺术深处的生命象征意义。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他虽立意在比较，但最终落实到中国画对生命存在的诗性体验与创造上。“艺术本当与文化生命同向前进。中国画此后的道路，不但须恢复我国传统运笔线纹之美及伟大的表现力，尤当倾心注目于彩色流韵的真景，创造浓丽清新的色相世界，更须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表现出时代的精神节奏。”在比较过程中的感悟与分析，表现为这种个性自由话语的生发，具有十分深刻的生命创造意义。诗与画，诗与乐，书与画，通过民族艺术的诗性之思，宗白华对我们的文化诗歌内部的诗性精神进行了生动感人的阐释，形成了贯通自然的大气派与浪漫情思。

从中西诗学会通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创造性阐释意义上说，重估钱锺书的诗学解释学成就，也是当代诗学与美学的重要论题之一。具体说来，《谈艺录》和《管锥编》之所以被称之为现代中国诗学创造的代表作，是因为其诗学和美学本位话语观的建立。在人们普遍追随时尚有口无心之时，他则沉潜于中国古代典籍，穷究原典，博览群书，与西方诗学在语言和思想层面上展开深入的对话，在文艺创作论和文学语言美感论的解释上独具一格，做出了许多富有思想创建性的诗学发明。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阐释上，钱锺书从比较与融合的眼光入手，诗才横溢，思想精锐，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未发，使现代中国诗学在文化诗学层面上和诗性语言创造层面上有了许多独创的思想观念。他的行文不以逻辑主义为本，而以中国古典诗歌与诗话为本，不落空谈，处处从实际出发，联类取譬，让我们在具体可感的诗句中能够领悟创作者的语言和思想秘密。这种诗话体之被人接受，正与本体话语立场相关，故而，人们特别称道他的《诗可以怨》一文。首先，钱锺书把尼采关于“诗源于痛苦”的观点和中国诗论中的“诗可以怨”关联起来，然后，在中西诗学的纵横比较中展开相关的探讨，从而对“诗可以怨”进行了透辟的阐释。他不是单一式比较，而是立体式比较，以比较分析作为理论的动力。对于比较，他说：“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令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领域。”他既不是狭隘的本位话语者，只会解释中国古典并逃不脱传统思维定式，也不是盲目的西化者，只会鹦鹉学舌，食而不化，他是真正在多元对话中，在多声部中，找到汉语诗学的独特思想意境与创作价值取向的比较诗学开创者。钱锺书很自然地体现了比较诗学的历史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统一，而这两大原则正是诗学本位话语重建的关键。在钱锺书那里，诗性理想虽然体现得不充分，但是，他从语言上解决了浪漫派诗学的神秘文化根源。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现代中国学者留学欧美而回归研究国学表示出崇敬态度，因为他们的思想既有西方的传统，又有中国的传统，两者的综合自然开创了中国诗学与美学思想的新局面，也容易引起国民对新思想的普遍关注。但是，在对西方思想的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结论未免过于乐观。诚然，他们游学欧美之后，使中国的现代学术具有了新精神，即以西方思想来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思想获得新生。而关键问题在于：许多优秀的学者，恰恰在此忽视了对真正的西方思想的关注。即，在没有对西方思想进行审慎而严格的清理之前，而忙于西方思想与中国思想之间的综合，结果，对两种文化的内在本质都有意遮蔽，一方面对中国思想进行了过于美化的理解，突出生命美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思想进行中国化理解，以为西方思想也是儒家式的激进与圣贤意识。由此，在诗学层面上，或在文艺美学层面上，我们对专制制度、不平等的等级文化秩序和非法治秩序失去了重建的机会，于是，近现代中国思想依然使国民保留着生命美学的幻想。实际上，留学欧美的这些杰出学者，是有机会、有能力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如果他们真正理解了西方文化，而不是满足于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式的解读，那么，对我们的美学思想建设可能更具有积极价值。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所谓本位话语，不只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和话语方式去表达的问题，它还包含个人如何寻求主体性话语表达的问题，即本位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民族话语的建立和民族精神的呈示，而且也在于个人主体性话语的创造性表达。在此，生存论与文明论的阐释上升到了重要地位，个人主体性话语的创造性表达，成了比较诗学或文艺美学探索的意义所在。通常，比较诗学观念易于形成偏见，即以为比较诗学探索只需要把中外诗学理论进行历史性比较和分析。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至少是片面的，因为比较诗学探索，无论是平行比较，还是影响比较，都离不开历史性原则。在影响比较中，历史性原则体现得更充分一些，比较诗学探索，如果离开了这种历史性原则，比较自身也就是一句空话，尤其在今天，人们越来越渴望自顾自地独立言说，但除非你完全不在意别人怎么说，完全依赖于主体性经验，否则，你不可能回避历史性原则。从诗学解释或文艺美学解释自身来看，当前的诗学探索或哲学探索，总是深深扎根于历史中，无法从根本意义上遗忘古人、漠视历史，因而，即便是独立性的探索，也离不开对历史思想的重新理解。在历史思想的巨大时空中，任何判断和分析都离不开比较和选择，因此，比较探索本身离不开历史性原则。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不断地讨论孔子、老子、庄子、刘勰、司空图、钟嵘、严羽、王国维，同时，又不断地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里达，唯有在这种东西方思想史中，本位话语才找到历史思想的根基。

从当代比较诗学的探索来看，比较的方法对于中国诗学和美学价值形态的建构十分关键。它打破了单一的理论话语系统而形成相互渗透，使得它的内涵更加丰富，克服了西方诗学的知识论解释的单一性，现代中国诗学，则借助西方诗学的当代理论获得了新的建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巴赫金、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福科的新历史主义诗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诗学，还有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诗学理论，都对当代中国诗学的重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比较文化探索中，随着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当代诗学的深入理解，真正富有创建意义的未来中国诗学的建构，越来越显出独特风貌，只要我们摆脱实用功利主义的纠缠，真正富有思想创造的现代中国诗学自然可以产生。从文化生成意义上说，中国应该产生那种对世界文化具有推动作用的诗学价值形态，唯其如此，比较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在今天都回避不了对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就根本不可能独立言说呢？否。相反，在历史思想的重压下，更应培养特殊的批判精神，以便形成主体性本位话语创造。只要生命体验相同，就有可能形成与前人相同的看法，也有可能与后人暗合，因此，个人主体性话语创造在当前看来是新异的，说不定它已蕴含在历史思想中，只是未被发现而已。为了尽量减少这种重复，所以，我们才经常在历史思想中获得启示，历史性话语批判与本位话语表达，总是有力地构成互动，在视界融合中构成自我的生命表达，以此来确证比较诗学探索的价值。缺乏这种本位话语观念的探索者，必定在比较诗学探索中迷失方向。比较诗学最自由的方面在于：“寻求浪漫”。什么是诗学或文艺美学理解的浪漫？实际上，就是诗人对自由的最强烈的渴望。如何最大限度地达成自由想象？必须追踪诗人的心灵活动，例如，对于德意志诗人海涅来说，诗的浪漫，就是对民间的神话与想象性传说的诗歌表达，莱茵河的梦、莱茵河的水与莱茵河的歌声，通过诗人的语言和想象，把人们带往那美妙世界。在海涅的浪漫曲中，歌唱的是青年男女的美丽爱情，简洁而美丽的语词，伴随着丰富的形象，激活人的心灵情思，这就是浪漫性。在浪漫性中，有神话、爱情、寂静美丽的夜晚、春花烂漫的河流，一切的一切，让人们超越世俗的平庸，在纯粹的美感中升华，这就是诗歌的浪漫性。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性也离不开神话，神话与自然力量自由交融，不可知的事物在诗中灵光显现，人在自然的诗境中明白了生的意义，神话中的神灵，无所不能地把人的意志与欲望，把理想与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浪漫性”，它的本质就在于把梦想、理想、幻想皆变成现实。诗学或文艺美学所追求的诗性或浪漫性，就是要对诗歌艺术的美感重新发现；比较诗学，不仅是对古典诗学的再解释，而且是对优美诗歌的再发现。诗学或文艺美学，永远面对诗性的本文，也面对富有诗性的生存，比较诗学或文艺美学意义上的“本文之思”或“生存之思”，必然能让思想充满自由与美感。

3．诗意追求与诗学审美价值观念的确立

转向生存体验，追求诗意化人生，是现代浪漫派诗学的美学追求，所以，比较诗学对于文艺美学的极重要作用在于：为开辟生命的诗性自由理解提供一条道路。随着本位话语观的建立，个体主体性本位话语创造便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人提升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就是说，比较诗学作为知识价值形态，如何包容生命表达？比较诗学的“本文”，告诉我们：在比较诗学探索中，知识性表达易于实现，生命性表达则难以奏效，因为知识性表达只需要花费苦功夫，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就能达成独创性发挥。知识性表达易于开启思路，纠正偏见，洞察历史，审时度势。相对说来，生命表达则要困难得多，因此，有一部分学者极力反对在诗学探索中进行生命阐释和发挥，而力图保住纯知识性立场。如果知识不能激活人的生命，促进人的生命，相反，压抑人的生命，远离人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知识性探索之意义和价值，很值得怀疑。在人文科学中，生命表达与生命捍卫是其本有的使命，因此，在比较诗学探索中，应当从知识性立场入手进而落实到生命性立场上来，唯有如此，知识探索与生命探索才能得到真正的统一。

显然，我们可以从知识论与存在论相统一的意义上，重新评价宗白华的诗学与美学思想，这种评价本身有助于重新认识宗白华基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诗性反思对现代诗学与文艺美学创建的思想价值。在宗白华那里，知识性立场与生命性立场高度统一了起来，例如，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中，他不仅涉及中国艺术精神，也涉及德国艺术精神，他从中国读者论坛学中拈出了“空灵”与“充实”两大范畴，把生存的诗意与超越精神提升到新的思想高度，他说：“文艺境界的广大和人生同其广大；它的深邃，和人生同其深邃，这是多么丰富、充实！”然而，“它又需超凡入圣，独立于万象之表，凭它独创的形相，范铸一个世界，冰清玉洁，脱尽尘渣”，这又是何等的空灵！他的这些主体性本位话语，并非漂浮之物，而是植根于中西生命哲学的历史话语，所以，他不仅到孟子的生命话语中寻根，而且到尼采的生命美学中去寻找根据。这样，诗学或文艺美学自身，不仅体现了本位话语观，而且体现了历史性原则与生命性原则的统一，因此，通过个体主体性生命话语的表达，充实文艺美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丰富性，显得极其必要。

在比较诗学中，个体生命话语的表达往往受制于个人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不同，个体主体性话语表达的方向与力度也不一样。这往往呈现出两种极境：其一，偏重于生命感性的抒发，偏重于喜乐，偏重于空灵，偏重于神性，偏重于自然，偏重于浪漫；其二，偏重于生命理性的判断，偏重于悲患，偏重于忧苦，偏重于反抗，偏重于狂傲。这两种不同的生命感受，决定了比较诗学探索者个体主体性话语表达的不同趋向。在人们的天性中，人们还是热衷于对浪漫、空灵、神性、自然、喜乐之境界的体悟、抒发。在美的追求中，他们渴望奔腾呼啸、狂傲不羁、气吞山河的生命表达，这样的反抗力量、悲剧的力量，往往是极其震撼人心的。就当代中国比较诗学而言，陈鼓应对庄子与尼采的思想进行了七个方面的比较诗学探索，或许能给予我们一些启发。陈鼓应认为，浪漫主义特性是庄子与尼采沟通的方向，所以，寓言表达、对大自然的歌颂、对个性解放的要求，使中西思想之间可以形成美学的会通。他还认为，庄子的“至人”与尼采的“超人”，体现了中西文明中对自由人生的不同追求。在二位诗哲那里，激情与忘情，多梦与无梦，孤独与自适，自力与安命，健康的肉体的声音与游于形骸之内，足以显示其思想与生命取向的差异。陈鼓应进而指出：尼采的投入与庄子的退隐是由其时代决定的，因而，庄子的心灵自由与尼采的精神自由，庄子的“价值转换”与尼采的“价值重估”，实际上也有其思想偏向。这种求异式比较，充分贯彻了知识性原则与生命性原则的统一，显然，浪漫之思的根本还在于生存论的体验与分析。

诗学与文艺美学的文化价值判断，必须获得切实的生命体验，唯有如此，才能在比较探索中进行生命性表达。方东美、牟宗三、宗白华、李泽厚等，都特别善于在这种比较探索中进行个体的主体性话语式生命表达。在李泽厚的著作中，到处都出现这些个体的主体性本位话语，例如，谈到中国书法风格的多样化，他写道：“他们或方或圆，或结体严正，章法紧凑而刚健，一派崇高肃毅之气；或结体沉圆，似疏似密，外柔而内刚，一派开阔宽松之容。”在他谈到《古诗十九首》时，他说：“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的强烈欲求和留恋。”叶维廉也深谙此道，他的《言无言：道家知识论》和《秘响旁通：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充满生命体悟式本位话语，他说：“一首诗的文句，不是一个可以圈定的死义，而是面向许多既有的声音的交响、编织、叠变的意义的活动。”由此可见，生命表达在比较诗学探索中是何等重要！这是你的一点灵性，是你的一许深情，是你的隐藏之智慧呈现，更是你生命的亲历与亲证。诗学或文艺美学，只要能最大限度地激活接受者的思想的诗情，就是对浪漫主义精神的真正亲近，而对浪漫派精神取向的亲近正是诗学或文艺美学的自由价值所在。

从诗学到美学，或从美学到诗学，实质上就是要通过自由的诗思方式，把生命体验与存在论思想调和在一起，让诗意之思成为超越现实的独特思想方式。人生在世，会有十分复杂的生命体验，生存本身充满无数的隐喻，要用心灵去阐发和体悟那种生命智慧。就生存问题而言，许多人都高度重视闲、静、游、神思、悲剧、喜剧在中西诗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把知识性清理与生命性体悟结合起来，就会发现这些语词中所包含的生命意义。在怀疑主义思潮中，人们只能依赖个体的亲证与体悟来发现古典话语中所包孕的生命意义，但是，他人的判断代替不了你的思考，他人的思想只能在你的融通性视野结网，只有把生命感悟与他人话语贯通起来，才能去相信。因而，不同的范畴预示着生命意义，就情感问题而言，回忆、再现、表现、情理、原欲、创作动力等诗学观念，显然也需要获得生存性证明。回忆的目的是什么？它难道仅仅是为了唤醒生命历史中的原始图像？显然不是。回忆是对生命自身的反省，是重新评价个体生命史，是重新获取一次领悟生命秘密的机缘。正因为如此，浪漫主义诗人才如此重视那种原初的生命体验并对神恩充满感激，同样，从知识论立场分析中西诗学历史话语时，必须融入自我的生命精神表达，所以，应该从精神与形式两方面来界定文学，把文学看作相对完整的生命体。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呈现出生动的精神与形式，它不仅需要知识性把握，更需要生命的感悟。就人格问题而言，比较诗学所要探讨的精神问题，既有伦理本性的阐发，又有生命象征意义的阐明。例如，孟子提出的“吾善养浩然之气”和“充实之谓美”所具有的人格精神，与西方诗学中的崇高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有融通之处，就能给予人以生命的启示。就文化社会问题而言，文学价值观念、文化观念，中国古典诗学中的风、雅、颂等，只有在生存隐喻上予以展开，才能获得知识性与生命性的内在沟通。中国文化的内在慧命在于：寻求真善美的内在统一，因此，比较诗学的深度模式之建立，就必须依赖于知识性原则与生命性原则的内在贯通。

在诗学或文艺美学的诗性价值原则的指引下，文明的诗性之思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所以，必须超越平行比较的人为性困境，真正沉入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深处，开拓比较诗学问题所具有的独异的文化精神与生命精神。这样，比较诗学深度模式的建构就不是一句空话，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命追求，因此，不仅不应拆解深度模式，更应花大力气建构比较诗学的深度模式，从而显出中国文化的巨大生命力、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力和创造力。中国美学中不缺乏对自由美学精神和生命美学理想的想象式崇拜，关键在于：我们缺乏对宗教道德主义精神和法治理性精神的崇尚，而在西方文化中，宗教道德主义精神和法治理性精神比生命美学精神更好地护卫着西方社会的安宁、秩序和公正。由于我们从中国文化出发的一厢情愿的错解，所以，我们始终与西方的法治自由主义精神与宗教道德自由主义精神处于深度的隔膜状态，没有法治与理性，神圣与道德的保持，生命美学的纯粹自由主义思想只能是理想与空谈，只能是个人的纯粹精神自慰，而现代中国的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都没有逃脱这一困境。

个体生命永远有自身的现实性与残酷性，它们毁灭着我们的诗性梦想，诗学则永远保持人的梦想，安顿个人的生命。追求诗的浪漫性，并不意味着放弃现实性与现代性，而是从自由劳动或异化劳动中发现生命的意义；从自由存在与异化存在中寻找希望与信念，最绝望的生活也能显现人的刚强，这就是诗的力量。“诗”，不想让神话沉睡，也不想让异化力量压迫人。个人的渴望，个人的爱情，个人的强力意志，个人的诗性理想，个人的希望与信心，个人对一切残酷的反抗，都使诗歌充满自由。诗学或文艺美学，说到底，就是做生命之思，不是向现实妥协，也不是向诗人抄袭，而是像诗人一样思考，只不过诗人更追求形象的诗意，而思想者则追求诗思。诗人可以自由地感动，也可以自由地思想，一切皆变成自由而美丽的心灵图景，例如，海涅的《还乡集》中的第二首诗，即著名的《罗累莱》。第一节是引子，“一个古老的童话/总萦绕在我心”。第二节，是晚风落日和莱茵河的宁静。第三节，是妙龄少女用金梳在河边把金发梳理。第四节，“她用金梳盘金发/曼声唱情歌/曲调诱人心/旋律奇妙美”。第五节，是船夫不能自主。第六节，是罗累莱的歌声与船夫死亡后亲人的哭声相伴。生命就是这样，痴心热爱美妙的一切，追寻生命的真理，不畏惧死亡。这就是生命的诗意，也是我们解释生活与艺术的意义。

4．诗意与生存之思：审美的超越

真正意义上的诗意之思，除了诗的形象化以外，诗的哲理性探讨也显得极为重要，“诗意之思”，永远与存在之思密切相关。按照存在论的思想，生存本身并不是处处诗意，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是充满烦忧的，充满了焦虑，这是存在之实际。问题在于：我们不能驻足于存在的现实境遇，而必须寻找诗意之超越。所以，海德格尔通过诗歌的解释来理解存在，对存在进行诗意之思的超越。事实上，从诗学意义上说，文艺美学必须提供生命自由想象与体验的可能，人生活在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在传统的浸润之下，我们已经形成了生命想象的价值定式，即认为此种生命是好的，而彼种生命是不好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表面看来是确定的，但是，真正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又始终在变化之中，人们自然感到困惑与不解，此时，艺术与诗思，就应该启迪心灵。

从文艺美学的角度而言，诗的生命体验可以在三维展开：一是传统的士大夫式宁静自然的诗趣与归隐田园的生存哲学之间的领悟，二是在现时的生命享乐与青春骚动中体验生命的反叛与不安，三是在异域的生命时尚与宗教狂欢中体验神圣与世俗的和谐。生命的自由想象，不是遵从现实，而是要无限自由地进行心灵想象。心灵的丰富性，通过语言呈现，诗思通过形象的体验而使心灵飘飘欲仙，这就是诗境与诗趣，这样，诗歌就会使生命自由飞翔，就可以使灵魂永远向自由与美好的国度上升。由于中西诗学的浪漫主义取向有根本区别，我们在理解中国浪漫派精神时，需要有西方浪漫派思想的支撑，当然，从根本上说，由于中国缺乏宗教神秘主义的诗意之思，我们的浪漫派诗人更多地把“浪漫”理解成归隐自然、成仙得道，而不是与神同在，或者期待天国的荣耀。这种诗性之思是我们的诗歌文明的内部追求，如果融入西方的诗性浪漫观念，我们的诗性之思就会具有更加博大的思想艺术空间。

“诗性”这概念是中国文艺美学本有的美学观念，“浪漫性”或“罗曼司”（Romance）这个概念，则来源于西方文艺美学。在现代诗学与美学的交往对话中，西方诗学与美学中的浪漫性概念，已经成了中国诗学与美学的核心评价范畴。浪漫性这个概念，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从词源意义上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神话史诗和中世纪的传奇作品那里，但是，从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而言，则应追溯到18至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化运动的基本审美价值选择中去。从文学艺术或文艺美学的立场上看，浪漫性具有哪些特点？我们大致可以进行三个方面的界定：一是自然性与神秘性，从生存论意义上说，浪漫是对现实的疏离，是对神秘的追踪。面对自然与生活世界，诗人看到了自然的无限美丽与无限神秘，因为在自然事物的背后，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自然事物的生命，而且可以感悟这自然生命的神圣性。是什么赋予自然事物以无限的生命与美丽，诗人和艺术家很容易追踪到神那里去；把自然的生机与神秘表现出来，就是事物的神秘与美丽呈现，就是事物的浪漫与传奇。二是生命性与神圣性，从创作意义上说浪漫意味着生命与爱情，是超越现实之上的理想与伟大精神之体现。诗人和艺术家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摹写，而且要表现出生命的浪漫性，即超越现实之上的理想性。“理想”，使生命焕发光彩和自由；“理想”，使生命充满活力与爱意。三是爱恋性与崇高性，从生命存在意义上说，日常生活充满了世俗性，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投身于世俗，还有超越世俗之上的人性与美丽爱情。“爱情”，使诗与浪漫有了生命价值依托，它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伟大奉献、牺牲和关爱，是生命的内在超越，是基于生命存在的幸福与快乐创造力量。在自然生命与现实生命活动中，爱情与恩慈，不仅有男女间的爱，也有亲人间的爱，不仅有人世间的爱，也有生物之间的爱，不仅有超越等级社会和世俗法则的爱，也有超越种族与国家意义的爱。“爱”，就是超越现实与世俗价值观念的伟大生命力量，它使个体的存在意义充满光明与美丽。

由以上描述可见，浪漫性或诗意性，就是诗人、艺术家和美学家对生命存在的自由想象，也是对生命存在的价值的再发现。一方面，诗人与艺术家需要面对现实生活与世俗生活，我们不能否认世俗生活的力量，也不能屈服于世俗生活的价值法则，另一方面，诗人与艺术家也需要对自由人格与美丽精神的发现与想象，我们需要创造伟大而美丽的生命形象，也需要创造平凡而美丽的生命形象，因为自由的生命形象能给我们的心灵以慰藉。这就是说，我们在审美与艺术创造之中必须相信：生命中有伟大而美丽的精神，生命中有伟大而美丽的精神形象，也有平凡而美丽的精神形象，正是由于这些美丽的生命形象，让我们能够想象神圣，想象美丽，想象自由，想象爱情，正是由于这种美丽的精神形象，我们不会在现实生活法则面前悲哀哭泣，我们会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与希望。在现实生命之上，有伟大的神圣者关怀我们，给予我们以信心和力量；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有伟大的灵魂可以给我们以信靠；在关键的时刻，这些美丽的灵魂能够散发自由而美丽的光辉。美丽战胜了邪恶，高尚战胜了卑劣，纯洁战胜了脏污，神圣战胜了世俗，这就是生命的诗性与美丽。诗意与生存之思的浪漫性，就是为了我们想象的自由与自由的想象；诗性与生存之思的浪漫性，就是让我们对生活与未来，对可知与不可知的世界充满信心。有了浪漫精神的支撑，艺术就永远充满了阳光和芳香，艺术也因此永远充满神圣的美丽和生命的狂热。一切悲哀与惨淡，一切苦难与邪恶，在浪漫精神面前，在诗意的阳光之下，总会遁地无形；光明正大与神圣庄严，永远在生活中向我们微笑，这就是诗学与文艺美学坚守的诗性自由信念。

从诗学到美学，或从美学到诗学，或进行诗学与美学之间的比较阐释，不只是理论问题，它更应该是具体的诗人之间和诗歌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与精神差异的分析，所以，有关诗学的生命自由想象与生命的自由体验问题，不应只停留在玄思的水平上，或者说，既要有哲学意义上的精神玄思，又要有生命美学意义的诗歌体验。严格说来，“比较诗学”应该从具体的诗人和诗作出发，由诗人诗作的比较与分析，上升到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的高度，对人生与世界，对自然与文明进行深刻的理解。反观前面提到的实例，在现代中国文化视野中，宗白华、方东美、冯至进行过成功的比较诗学研究：宗白华以魏晋文艺、唐代诗歌为例，与德国诗歌艺术和美学进行了独具慧眼的分析；方东美从哲学高度，对中国诗歌哲学与德国诗歌哲学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对歌德与尼采有其深刻的解释；冯至本来在德国研究浪漫派诗歌，归国后，致力于杜甫诗歌的研究，他的诗歌比较研究，极有文艺美学的意趣。从生命哲学和文艺美学出发，在比较诗学境域内，有许多有价值的论题等待我们研究：一是在西方诗歌语境内的比较研究，二是在中国诗歌语境内的比较研究，三是在中西诗歌语境内的比较研究，这是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语境的设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西诗歌在精神与生命层面的差异与沟通启发的可能性。

以西方古典诗歌为例，荷马与但丁之间有值得进行深入的比较美学研究，莎士比亚与希腊剧作家之间也有研究的可能性。以西方近现代诗歌为例，歌德与席勒之间，海涅与尼采之间，荷尔德林与里尔克之间，雪莱与济慈之间，华兹华斯与布莱克之间，惠特曼与艾略特之间，有的是相同大于相异之处，大多数诗人皆是相异大于相同，不过，比较之间必须建立其内在的精神联系，这是诗学比较分析研究的关键所在。在中国诗歌或中西诗歌的对比中，屈原与品达之间，陶潜与李白之间，顾城与叶赛宁之间，这都是很值得完成的题目。从文艺美学出发，诗歌比较，不应停留在诗歌的简单比附上，必须上升到诗思的高度，对诗歌与诗人之间的精神联系与价值取向进行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形式分析而进入到精神分析的层面。基于此的浪漫主义思想理解，刘小枫做了相当深入的发挥，他的《拯救与逍遥》和《沉重的肉身》以及《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皆探讨浪漫派的思想根源问题。刘小枫的思想路径标志着当代中国诗学与美学的根本性转向，他看到了中西诗歌的浪漫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因为真正的浪漫派，必然在诗与神秘、现实生命与宗教体验之间寻找自由的道路。存在论的语境与神义论的语境，使西方的浪漫派诗学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传统，从浪漫派出发，中西诗学有其内在的超越性道路，比较诗学的意义也在于确证自由与浪漫的价值。在这些比较分析中，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可以得到自由展开。诗与存在问题，诗的本质问题，诗与自由想象问题，诗与信念问题，诗与自然问题，在比较诗学与文艺美学之思中，应处于优先位置，如果失去对这些论题的把握，解释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与价值。诗歌与诗人，提供了生命自由想象与自由体验的最大可能性，从诗学到美学，诗思与诗化、诗意化的人生与人生的诗意化就成了具有浪漫派精神想象的自由道路，这是中国现代美学寻求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充满魅力的思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