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秦政正名（代自序）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古代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典范国家，秦是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政权。近代以来关于传统中国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直至今天，关注政治的学人仍在呼吁要走出秦制，似乎酿成传统中国政治专制之祸的罪魁祸首是秦。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在有关秦的地下文献大量出土以前，知识界对秦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我们所知道的秦是汉人讲述的秦，所了解的秦制是汉人继承的秦制，所有关于秦的知识都经过了汉人的过滤，秦人没有留下任何第一手的文献讲述他们的国家，倒是身为儒者的荀子在书中保留了他对秦人的好感，秦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秦人是一个讲法制的群体。

在前一本关于斯文的小书（《斯文及其转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笔者曾提到古代法家对于专制的理解，专制是与法治相对应的词汇，不仅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可以实行专制，最低权力的拥有者也可以实行专制，专制不是权力为一家一姓独享的必然结果，因为一家一姓奉行法治原则，同样可以避免专制。专制是人治的必然结果，只要是人治，不论权力为多少人分享，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可以借助权力确立利己之制。真要避免专制，必须如西人所言要有对法的信仰。

从出土文献看，秦是一个有着对法的信仰的国家，他们的理想国家形态是“法国”，整个国家的运行都建立在法的基础上，汉人讲秦法繁于秋荼，这个认识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地下文献的证实。在这个国家中，法不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人民对于国家运行方式的期盼。法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而制定，而非为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制定。任何人不得享有高于法律的权力，包括皇帝本人。这个国家已经具有了比较成熟的法典意识，法律享有高于权力的地位。在这个国家中，民主有了初始的萌发，人民已有可能运用法律质疑官吏行政的合法性，并且获得了参与立法的初步权力，三权分立（非近代西方式的）初见端倪。

这一切听起来匪夷所思，这根本不像是中国，而像是西方。但若深入这个国家立国的思想层面，这一切其实又很自然，只是我们习惯了儒家的思维方式，习惯了儒家对于秦的描述，乍听之下，恍若惊雷。思想绝非虚无缥缈，她牢牢地控制着人对于世界的认知。秦在有些学人的心目中被视为邪恶，实因思想隔阂所致。文明的冲突，根本上是思想的冲突。对于秦政认知的反差，根本上是思想认识上的反差。

主导传统中国的思想是儒家思维，主导秦国的则是法家思维，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反对；不同思维主导的国家，国家形态有可能不同，这一点恐怕也不会有人反对。过去关于秦的国家的材料太少，无法演绎出基于法家思维的国家形态究竟怎样，而浸染在儒家思维主导的文化中，只能接受经过儒家思维取裁的秦国形象，其结果就是后世流行的对秦的认识。

有人说，儒法斗争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年，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认为讲依法治国就是法家，这依然是一个误解。法家与儒家在思维方式上有根本的差异，儒家同样可以讲依法治国，但法在儒家的视野中只是治之末，而非治之本，依法治国并没有赋予法为治理国家之根本的地位。治理国家之根本与治理国家之工具，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治理国家的工具，意味着有人可以操纵这个工具；而治理国家的根本，则意味着法要承担起国家长治久安的责任，意味着法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任何人不得逾越法的界限。作为治理国家根本的法，要考虑国家如何构建才最合理，不同的人承担的权利、义务如何分配才最合理。也就是说，作为国家根本的法，要考虑什么是典范意义的国家，即所谓“法国”。而作为治理工具的法，实际上是将国家的责任交给了掌握这个工具的人，即所谓统治阶级，国家的好坏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好坏。

对于法的两种理解，是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结果，所谓工正型与臣正型，法家与儒家对应于这两种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别，简单地讲，就是视处理的对象为物还是视处理的对象为人。工正型思维处理的对象是物，他们在处理物之前，通常是先具有了所成之物的范型于头脑中，运用这种思维治国，也是先具有了国家的范型于头脑中。臣正型思维处理的对象是人，而欲将处理的对象视为人，必须回到自身，因为如果自己不知道人为何物，就不可能视对方为人。将这种思维运用到治国，就是《大学》讲的修齐治平，以自己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就治国而论，法家的工正型思维显然更合理，因为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的组合。处理一群人的事务，从一个人的思想心灵出发向外扩散，从道理上讲本身就不公正，也不合理，除非将这个人奉为神明，治理才有可能，这也是儒家学说不能摆脱圣人的根据。事实上，世间不仅没有圣人，连成为君子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没有民主制约的条件下，儒家型的政治必然会是专制的、腐败的。当然，这里没有彻底否定儒家政治的价值的意思，本书的结语，某种程度上是在为儒家辩护。只是想表明，儒家政治真想焕发出光彩，本身是需要条件的，没有法家的立国思想，不遵循法理国家的要求建国，而是将国家运行直接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儒家政治只会成为点缀与装饰。

秦在商鞅变法之后，法家成为其立国的思想，其国家运行所遵循的原则是法理。商鞅的严苛、秦始皇的残暴，其实都是秦法的重刑主义原则的结果；为千古诟病的焚书坑儒，也是他们的思想与法律的必然结果。事实上，秦人并非完全没有道德关切，书中特别提到了秦法对于不仁的惩处，很显然，既然将不仁视为过错，仁显然应得到肯定。但法家的思想也不宣扬仁义道德，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者可以这样讲，秦人有道德关切，但这个道德与儒家讲的道德关切不相同。

书中依据《老子》《墨子》中讲的不仁，认为这应该是受他们思想影响的结果。恐怕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秦律中对于不仁的惩罚，才可以得到理解。《老子》《墨子》对于人性善恶都没有明确的判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人没有思考。儒家到孟子时明确提出人性善的命题，从上古文化背景看，它与神道立教联系在一起。老子、墨子从远古文化背景看，都是与神打交道的人，秦政的思想背景，或者法家的来源，恐怕与这个群体从事神突然转向思考如何治国有关。这种突然转向，是玄妙之道与现实之法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基础。《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秦政有初步的民主，实际上是允许百姓表达自己的心声，这跟《老子》的思想一致。而孔子讲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显然与这种思想格格不入，完全是依赖于圣人的思想。当然，《老子》的思想不可能直接开出秦政，他自己的选择是小国寡民，秦却建成了庞大的帝国。这中间就有工正型思维的参与，也就是墨家、法家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构建帝国，具有明显的优长。从思维特征看，其与西方的思维更接近，比如，他讲范型，与西方哲学的理念就有类似之处；所谓“法国”，与古希腊人讲的理念中的城邦也很相似。秦政更接近于西方，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作进一步阐述，书中将工正型政治关切的重点理解为治，而又讲墨子的政治思想仍属于德礼政治的范畴。这看起来有点矛盾。首先要交代的是，把政治区分为以正为中心与以治为中心的两种类型，是笔者在前一本关于斯文的小书中提出的，那样讲的依据是儒家有孔孟与荀子的不同，儒家内的这两派表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前者关切的是人的正，后者关切的是国家的治。笔者将荀子的儒学理解为是受工正型思维影响的结果，他所讲的礼，带有范型意义。工正型思维长于国家治理，工正型政治自然以治为关切的中心，犹如工匠造物，一定是要努力造出精良的器物。那么墨子的政治思想为什么属于德礼政治范畴，这其实不奇怪，前面讲秦政也有道德关切，只是与儒家的道德关切不同。墨子虽然是工正型文化传统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其可以有德性关切，只是他的关切与儒家不同而已。《老子》讲正善治，正以获得治为善，这是他与儒家不同的地方，求正不忘求治。孔孟虽然不排斥治，但他们讲的求正的手段往往是迂腐不及事情。也就是说，孔孟儒家的正与治是脱节的。《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虽然是空想，但却将正与治的问题统合在了一起。他讲的正是得其自然，他讲的治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这两者可以结合在一起。墨子的政治理论与孔老都不相同。作一个简单提炼，他提倡的是控制型的简单政治，一方面得老学之简，另一方面得孔学想得而不能得的控制之效（这里有侧重于自我控制与外部控制的分疏），其手段则是工正之法。他像儒家一样讲爱人，但不分亲疏远近；一样讲要守规矩，但不是性情之礼，而是治事之法。他的思想真正实现了正善治的目标。其对正的追求弱于儒家，其对治的追求强于道家。他的政治主张属于德礼政治范畴，而他为治的精神属于工正型思维。在他这里，既不存在儒家由孔孟向荀子的转化问题，也不存在由老子向庄子的退化问题。他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他不可能不对孔学做出自己的回应，不可能不对既往占主流的德礼政治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我们把他的政治表述界定为德礼政治范畴的根据。

为秦政正名，绝非要美化秦政，秦政有他自身的问题，二世而亡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他是一个完美的政治，但要说明的是，秦之短寿恐非儒家所批判的那样是不行仁义，而在于二世背离了秦人的立国理念，二世与赵高共营的秦政，已经不是自商鞅以来至始皇帝一直传承的那个秦政。法律对于二世与赵高来说，已经从国家治理的根本转变为国家统治的工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增累秦法，导致秦政权迅速瓦解。这实际上提出一个问题，即“法国”之秦为什么可以迅速转化为人治国家，这就涉及古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

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权力制衡的理念，但不同的思想所主张的权力制衡的层面不同，儒家主张对最高权力进行制衡，在君之上还有道，三公坐而论道，事实上对君权构成制约。墨家与法家主张给小人权力，所以秦政会有初步的民主，但这种思想对于最高权力没有制约，名义上他们的法也有道的根源，但这个道是玄之又玄的道，庄子的寓言中有经典为糟粕的讲法，每个最高权力的拥有者都有独立表述道的权力，在这种结构中，三公只是三司，是为元首服务的人员，对权力无法构成制衡。秦的迅速转变就在于秦获得了统治天下的最高权力。在作为西方边陲之国时，秦王的权力意志还能固束在“法国”的框架下；当天下统一，这种权力意志迅速膨胀，“法国”理念很快让位于颐指气使的权力。永远不要相信权力的自我约束能力，这是真理，更不用说不重视积极的德性培养的权力拥有者。今人讲要走出秦政，事实上是秦人自己率先走出了秦政。

宋人讲要为万世开太平，今人讲要走出历史的周期律，西人讲历史已终结，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中国历史传统而论，真正要终结历史，恐怕要汲取儒法两家的政治智慧，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没有政治智慧，中国人发展不出民主的论调应该终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