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一是沿线大多数国家重视经济发展，并且合作潜力巨大。“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均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2015年11月，东盟发布了《关于建立东盟共同体的2015吉隆坡宣言》和《东盟2025：携手前行》等，规划了东盟2015年后发展愿景，希望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提升互联互通，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另外，东盟还就银行、农林、交通、能源、旅游、电信等重点行业制订了未来五年或十年的发展规划；印度莫迪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力求将高速增长变为印度的“新常态”;2012年12月4日，哈萨克斯坦发布《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提出跨入全世界发达国家30强的远大目标；中东国家、俄罗斯深受经济结构单一、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下滑之苦，也在力推产业结构的多元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4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3%，平均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GDP增速比世界总体增速高2～3个百分点，增长空间很大，发展态势较好。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工业化蓝皮书（2016）》，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其他64个国家的出口，目前主要集中于相邻或相近的周边国家，向外拓展的空间还很大。2015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比中国对外投资总体增速高出3.5个百分点。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投资空间广阔。对于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瓶颈。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在给出数据的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新加坡、阿联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不低于基础竞争力综合指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部分地区又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基础设施较为薄弱。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发布的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排名显示，2015年中国内地有65家企业进入榜单，数量列全球第一位，比美国的两倍还多。“一带一路”也是中国工程承包的重点区域，2015年，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1%，完成营业额692.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5%。

三是金融环境改善，区域合作融资难问题得到缓解。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约3万亿元（估计数，2015年前10个月中国为3.55万亿元，全年约为4万亿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80%），与16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9月）。除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外，中国还推动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及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欧共同投资基金、中哈产能合作基金等多双边金融机制。此外，人民币还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上升至第三位。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银行等商业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和布点的步伐也在加快。

四是沿线各国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与合作，并且初见成效。在多边贸易投资机制建设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各国加强了对区域一体化机制建设的力度，这为中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一带一路”提出两年多来，中国已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一些国家主导的区域合作已达成共识，如与俄罗斯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与哈萨克斯坦、蒙古分别就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和“草原之路”的对接，以及“一带一路”与韩国的“欧亚倡议”的对接等。2015年12月于郑州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14次会议，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通过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合作声明，签署了《2016—202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海关合作纲要》。

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启动了中马（马尔代夫）自贸区谈判和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升级谈判。中斯（斯里兰卡）、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取得较大进展，结束模式谈判，进入实质出要价阶段，并在争取2016年结束谈判上达成共识。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即GCC）重启自贸协定谈判，争取在2016年签署协定。与格鲁吉亚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欧亚经济委员会签署《关于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济合作伙伴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几大支点已初步成形。

（二）挑战

一是建设资金缺口大，中国实力有限。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是每年7300亿美元，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能提供的为300亿美元左右，各国自筹资金约3000亿美元，缺口仍达4000亿美元。即使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达到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资金规模，再加上日本承诺的5年共1100亿美元，每年增加的供给规模也不到1000亿美元，仍会有1000亿美元的供求缺口。“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沿线欧洲国家发展水平一般也比较低，资金情况并不好于沿线亚洲国家。就中国自身实力来看，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居世界第二，然而人均GDP在8000美元左右，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3.7万美元以上的水平，况且目前中国仍有7000多万的贫困人口，可用于外部建设的资源有限。

二是恐怖主义势力集聚，恐怖活动频发。“一带一路”经过中东地区，而该地区号称是世界“战略不稳定弧”。目前，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阿富汗都在发生局部战争或冲突，各国政府之间和一国之内政府、反对派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冲突错综复杂。区外大国之间又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使该地区的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复杂，弱化了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效果。近期，恐怖主义活动有向非洲、西欧、东南亚等地渗透蔓延的趋势，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活动带来了较大的威胁。

三是与部分国家的领土争端矛盾激化，威胁到经济合作。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边界问题复杂，许多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争端。通过外交努力，中国与14个陆上邻国的疆界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目前只与印度、不丹两国还存在划界问题。海上问题则相对复杂，与海上邻国基本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领海或岛屿争议。一些大国的战略调整，如美国重返亚太、日本解禁自卫权、印度向南海渗透等，使中国海上争端、热点不断，对深化经济合作构成了障碍，增添了风险。

四是大国博弈加剧，政治风险大。中国的强势崛起，引发美、日、印等大国以及越南、菲律宾等邻国产生战略焦虑和担心，对中国的态度趋于强硬。如美国由“接触加防范”策略向“接触加遏制”转变，日本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展开激烈争夺，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抵触态度，并在外交政策上呈现出与中国竞争态势。该地区部分小国又采取了“两面下注”策略，在国际合作上处于摇摆状态。不少国家内部也面临体制转型、政党轮替、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政治上不稳定，政策延续性差，签订的协议效力弱，协定、合约政治风险大。中国以能源、矿产资源等初级品为主的进口结构以及对“一带一路”贸易伙伴总体的高顺差也易成为激起民粹主义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