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阿诺德·勋伯格的第一部英文论文集于1950年问世，即作者去世前一年，标题为《风格与创意》（Style and Idea）（纽约：哲学图书馆），其中有些文章由迪卡·纽林（Dika Newlin）进行编辑和翻译。本书这一版对最初的文集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充，因为其中包括了大量从诸多文章、讲座、残篇和草稿中搜集而来的附加内容（其中大部分收于洛杉矶的勋伯格故居）以及原为德文的业已出版的文章（在此第一次被翻译为英文），还有一些英文文章的重印。[1]在大部分情况下，出版过的文章和讲座被用作基本的材料———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用勋伯格自己的英文语言，并利用手稿加以补充，这些手稿的完成程度不尽相同，常可用来说明在其他地方不存在的某些观点。必须指出的是，勋伯格对他出版的文章和讲座进行过极其认真细致的准备，通常有多份草稿，因此本书中频繁出现的粗略、未完成的言论陈述可被看作是作者的最初尝试，他后来当然为出版发表而对这些文稿进行了润色和修饰。
尽管本书包含了勋伯格大部分较长的德文和英文文章，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其他著述也在此出现。勋伯格是一位积习难改且常常较为冲动的著述者，他不断地匆匆写下关于多种课题（无论涉及音乐内部还是音乐以外）的论文草稿，因此存在着进展情况不尽相同的大量稿件。无论是完整还是不完整他的大部分著述（有确定的日期和签名），都以各种分类方式得到归档和存放，常常是一式两份。勋伯格为自己的著述整理了几份列表，标题有“音乐”、“纪念”、“杂文”、“演讲”、“文章与随笔”、“美学”、“我的理论学说”、“语言”、“道德”、“论争”等。[2]他这样做或许意在有朝一日将自己的著述按照这些标题分类来付诸出版，但不幸的是，这些文章的集结似乎并未根据任何可以理解的顺序，既不是按照编年顺序也不是根据主题内容。这些列表中偶尔出现的疏漏和重复使之无论如何不可能为出版发行予以指导，因此在如今这一版中有必要找出其他的分类方式。
勋伯格最著名并且对20世纪音乐思想和音乐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著述始于1911年的《勋伯格和声学》（Harmonielehre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除了在此之后所写的关于和声、对位和作曲的文本（均用英文写成），[3]他还构思了专论配器、形式和表演的大部头著述计划，不幸的是，这些计划并未完成。[4]本书中的许多关于理论问题的文章与在此之前出版的文本和未完成的写作计划相联系。
勋伯格的著述全集———著作、文章、讲座、脚本以及大量书信（其中大部分尚未出版）[5]将会是多卷本的鸿篇巨著。尽管人们希望这样一项工程有朝一日能够实现，但目前处于计划筹备中的仅有其“曲目说明”（programme notes）———即勋伯格对自己作品的分析，本书将之略去。
现存的勋伯格的最早著述，根据其手稿，可追溯到1909年，那时他已经35岁，并已牢固确立了新音乐领军人物的声望。[6]这些著述从本质上而言是针对他人对其音乐的恶意批评所进行的辩论性回应，这些争辩从勋伯格的时代开始就影响了他的大量著述，因为他时常遭受新闻评论界的恶毒抨击———常常反映在勋伯格音乐作品上演时，对此他以同样方式进行回应和反击，并带着他特有的尖刻讽刺。他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艺术教育中的问题”，出现于1911年，即与《勋伯格和声学》同年问世（这本书牢固确立了勋伯格作为著述家的声望）。自此，勋伯格又不断地写出了一系列文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勋伯格的文章定期出现在当时的各种新音乐出版物上，特别是《开端》（Anbruch）和《乐谱架与指挥棒》（Pult und Taktstock）（均由勋伯格的出版商，即位于维也纳的Universal Edition所发行），这两份刊物成为传播音乐新观念的论坛。勋伯格在1923年达到了其文字活动的一个高点，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正是在此时奠定了十二音作曲技法的基础。[7]这些著述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1）试图规定十二音作曲的原则；（2）对当时诸多新音乐潮流进行批评性判断（请见第二部分）；（3）描述新音乐所带来的理论和记谱方面的问题（请见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
勋伯格发表的第一篇英文文章是1925年的“调性与形式”（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请见原文第255页）。这篇文章尽管最初是用德文写成，但最终仅以其英译形式出现。[8] 1934年，“和声的问题”一文，由勋伯格的第一位美国学生阿道夫·怀斯（Adolph Weiss）翻译，发表在美国期刊《现代音乐》（Modern Music）上。同年，在美国，初来乍到的勋伯格用英文发表了他的第一批演说，其中包括关于犹太问题的演讲。
同样是在1934年，勋伯格自己为一场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关于十二音作曲的讲座准备了英文翻译（不是写于1941年的最终版本）。他第一场完全用英文构思的主要讲座是“人如何变得孤独”（原文第30页），呈现于1937年。从那时起，勋伯格几乎所有的文章都用英文写成，带有他自己独创、生动、强有力的文风。在英文方面，他得到自己几位学生的帮助，起初是杰拉尔德·斯特朗（Gerald Strang），后来是伦纳德·斯坦（Leonard Stein）和迪卡·纽林，最后是理查德·霍夫曼（Richard Hoffmann）。
勋伯格的文风在许多方面反映出其音乐心智上卓越的原创性。同时，事实也证明他在措辞方面与其对音乐观念的系统陈述一样严苛。在德文语境中，他喜欢引用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作为自己的典范（请见本书的英译者前言）。在英文中，尽管有他的几位美国学生（包括本篇序言的作者）提出建议，但勋伯格固执地追求自己的道路，哪怕需要花费数日才能找到合适的术语。他几乎不使用那种虽然语法正确却不能清晰呈现其观念的所谓文雅的写作风格，因此，偶尔会出现粗糙的措辞、隐晦的陈述，或是遗漏掉了连接词———这些类似他在音乐创作上的一些特点，包括对于简洁性的偏爱，表达的精炼，将相互对立的乐思进行并置，青睐强烈的对比而非平滑的过渡———但他的个性和创造性想象的力量仍旧鲜明无误地传达出来。
新版《风格与创意》的目的在于让读者关注勋伯格思想的诸多方面，同时或许也展现出有关其创作生涯的大致线条。编者面临丰富得令人不可思议的诸多材料，选择将勋伯格的文章归于各种范畴，力图触及勋伯格的每个主要的兴趣所在和活动领域。因此，本书的内容依照顺序而言有勋伯格对于自己职业的评价；他对现代音乐的反应，其主要的衍生物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他对于批评家和批评的生动回应；他对音乐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贡献即十二音作曲技法的发展；对于理论与作曲、表演与记谱方面的问题的探讨；对教学工作的积极深入；他对于过去和现在的作曲家的态度；以及最后，他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气候的反应。希望本书对这些文章的这一新的组合方式能够让读者以更为敏锐的视角看到———具有强烈好奇心并极力深入的天才所探索的数量众多且不断拓宽的诸多方向。
本书受益于各类人士的研究和建议：首先是莱奥·布莱克（LeoBlack），他对于作为著述家和作曲家的勋伯格有着罕见的理解，这源于他自身在文学和音乐两方面的杰出背景，他在翻译工作中成功地以最具同情性的方式捕捉到勋伯格的口吻与风格。其次是理查德·霍夫曼，他对译文进行了审阅并在诸多问题上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还有塞尔玛·罗森菲尔德（Selma Rosenfeld）女士，她承担了誊写勋伯格早期的哥特体笔迹的困难工作。也要感谢唐纳德·米切尔（Donald Mitchell），是他最早推进了本书的出版。但最重要的是，本书应当献给葛楚·勋伯格（Gertrud Scheonberg），她对于保存自己丈夫的各种材料并予以适当的呈现有着永不懈怠的兴趣，
对于这项出版计划也有着不知疲倦的热情，这种兴趣和热情一直持续到她致命疾病的开始。她直接参与到诸多手稿的解读中，阅读译文的打印稿，文章的选择也经过了她的认可，所有这些工作她都是怀着最大的热情和理解而进行的。
伦纳德·斯坦，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1971年
注 释
[2].请见Rufer，上引书，查看各种列表（英文版，第155页以及随后部分）。
[4].请见Rufer，上引书，其中有对这些未完成计划的描述（英文版，第135页以及随后部分）。
[7].请见本书“十二音作曲法”中的文章以及原文第一部分中的“在我五十岁生日”。
[8].英译的引用段落出现在埃贡·威勒斯（Egon Wellesz）写于1925年的勋伯格传记的英文版（J．M．Dent and S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