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者前言

1909年1月，由于在勋伯格《第二弦乐四重奏》首演期间以及之后评论家的诸种反应超出了作曲家的忍耐限度，他极为愤慨地写了一篇文章，后来相当谦逊地寄给卡尔·克劳斯，寻求在《火把》（Der Fackel）上进行发表的机会。他附在这篇文章上的评论是“这是我首次写下的东西”（引自威利·莱奇《勋伯格》，第三章）。“一个合法的问题”（A Legal Question）这篇文章（原文第185—189页有英译版）是情绪高涨但表达粗糙的人身攻击，几乎没有涉及音乐方面的观点。对于勋伯格而言，这是一个被作曲、教学、书信和许多其他活动（包括绘画，他在此前不久突然开始作画）所填满的时期，而且就在大约一年之后，他对于德语文学写作的掌握发展到使之能够写出135 000字的《勋伯格和声学》，这本著作不仅是关于音乐的最发人深省的著作之一，也是写得最具吸引力的著作之一。正如他在“艺术教育中的问题”一文中所言，这位天才“甚至获得了他并非天生具备的东西”。

勋伯格的风格典范是卡尔·克劳斯，一位德文写作的顶级大师，他那文笔优雅深邃但清晰而富有意义的德文是1914年之前那一代德语著述家的典型风格。本书中所翻译的许多材料的文风并不回避复杂性，而且虽然勋伯格后来对于自己所掌握的英文的典型评论是“我不想在他人风格特征的装饰下招摇过市”，但在翻译他写于1910年至1930年代之间的德文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是相反的：如何再现他自己特有的无法模仿的风格特征，包括巨大的激情活力以及时常出现的直白语言，同时又不歪曲他的思路。让他早期的德文文章读起来有如他后来的英文文章，这种做法不可能实现，也没有意义。一定程度的风格差异在此不可避免，但正如勋伯格所言，重要的不是风格，而是观念。

本书中的文章提出了一些令人着迷的术语问题，常常源自勋伯格思想和性格深处。举几个例子：对于勋伯格而言，正如这些文章经常坚持的，智力与情感、头脑与心灵基本没有差异，几近等同。因而“Geist”可以意指“精神”，也可指“智力”，或者更合适的是指这两者；它的意思也可以是“机智”，而在“梦游者”一文中也表示“幽灵”，由此构成一个引申双关语的基础。当一个词语对于一个伟大人物具有如此多重的意义时，很可能在该词的所有语境中并不存在一个标准译法。在勋伯格的全部观念中，处于中心的或许是“Darstellung der Gedanken”。将“Gedanken”译作“观念”很容易，但什么是“Darstellung”呢？这依赖于“观念”是什么。它可能是人们所提出、阐述、“呈现”（“darstellt”）的东西，例如一项计划或哲学中的一个命题；也可能是如舞台角色的东西，人们（用声音）予以表演、描绘、“再现”（darstellt）。显然该词包含这两种意义，但翻译时必须根据语境选择其一。一种观念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无法用语言表达（因而需要音乐），并且通过“Erkenntnis”而实现———“Erkenntnis”是另一个关键却也难以处理的概念，对于勋伯格而言，该词与其在科学上的意义（“认知”）无关。“Erkenntnis”代表着某种类似于直觉或洞见的东西（但在德文中已有非常恰当的词语来表示直觉和洞见），或是“认识”，而且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一重要词语的翻译要采取上述三种译法之一。在《勋伯格和声学》中，该词甚至似乎带有其在《圣经》中的意思“知识”（知识之树），而且由于带有其宗教上的隐含意义，该词也与“Anschauung”（愿景？沉思？）的观念相关，这在1912年那篇关于李斯特的重要文章中非常显著。

在翻译过程中，有些时候若要使译文不陷于呆板、生硬，自由处理是必不可少的。勋伯格大量运用德文中所说的“短词”：“但是”、“然而”、“确实”、“诚然”、“毕竟”、“无论如何”，为了使英译本行文流畅并且不至于显得过分雕琢，译者不得不牺牲其中一些微妙的差异。有些第一稿和残篇（请见编者前言）的临时性质注定会使这些文章有时显得凝聚性不足，此类段落的状态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条件是这样做能够突出勋伯格情感的紧迫性，但倘若照搬的结果反而让文本更不清晰，译者便将之稍作整理。译者无疑也要在某些英语术语与美语术语之间进行选择，勋伯格（正如译文中体现的）使用“halfnotes”（二分音符）和“parallels”（平行），而不是“minims”（二分音符）和“consecutives”（平行）。笔者要感谢伦纳德·斯坦，他在上述诸多问题上提供了建议，并且提出其他一些有用的意见，对笔者所翻译的这些文章的最终校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莱奥·布莱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