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进性界定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受生产力的制约，又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从某个历史时段看，文化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文化可以滞后于社会发展，也可以超前于发展并指导未来。所谓“先进文化”是指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适应时代的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文化，它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工业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代表了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扬弃，具有典型先进文化的特征和属性。

1.要求与标准

一种文化不管处于何种时代，对应何种生产方式，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必须具备开放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发展性四个特征，这是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

（1）开放性。开放性指一种文化是不是兼容并包的，是不是能够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是否在同一时代背景下能够在与其他文化的较量中胜出，并能够推动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文化的空间性决定了文化的地域性，某种文化是否先进需要将它置于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审视。海德格尔说：“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在工业社会，主体间关系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人类主体真正形成了。一方面，人类主体形成促进了主体间关系的拓展，人们的交往朝着更广更深层次迈进，人类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层面有着更多的共同诉求。另一方面，现代科技和文化媒介的发展，为文化全球化提供技术支持，为一种文化接受更广泛空间范围内不同群体的检验创造了条件。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是否具有开放性是衡量一种文化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

（2）科学性。科学是一种知识，是了解自然世界真正原因的一系列技巧。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文化是塑造现代社会和促进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不仅不自觉地和间接地对社会产生作用，它还通过其思想文化力量，直接或自觉地对社会产生作用。科学所蕴含的传统和思维模式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力量，评判文化先进性的原则不可回避地要以科学性为标准。文化势必要具备科学性的特征，才能够指导工业化的道路，使人类朝着物质进步和人文精神的提升同时迈进。

（3）创新性。创新是文化的灵魂与生命，是文化的存在之本和发展之源。创新性原则的确立源于人类本质的创造性劳动。文化是人类实践创造性的外化，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马克思看来，动物的活动只有遗传性和模仿性，而人的实践不仅具有模仿性，还具有创造性。文化在人类的创造性劳动中得以形成，文化要发展，人类要进步，需要保持创新的文化警觉与文化意识，尼葛洛庞帝说：“营造富有的创新精神在于找到能鼓励不同观点发表的途径。”[1]因此，创新性是文化先进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4）发展性。文化中“化”的意思即变革的意思，要么化人要么化物。一种文化不仅要适宜时代的发展，而且能够引领一个民族或国家走在时代的前列。从原始文化到农业文化再到工业文化，一种文化抛开了发展性终将被另一种文化所替代，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一种文化总是在与其他文化的较量中，显示生机，进而在培养民族性格，激发民族创造力，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显示优势。

历史上，对于评判文化先进性的标准有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衡量文化先进与落后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标准，凡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反之，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就是落后文化。正是生产力标准确定了文化的性质和功能。具体地说，一种文化是否具有先进性，主要应看它所蕴含的价值诉求是否有利于人类种族的繁衍与进化，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的整体提升，是否有利于人类自由度的增强。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文化上的每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因此，先进文化的标准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考量：有助于促进生产力进步；有助于实现善治；有利于人民福祉；有助于提升文化认同和国际影响力。

2.先进性评判

人类处于工业化时代，工业文化应当是为工业社会的人类所共有的、传承和遵循的一整套价值符号体系，它包括共同的知识、情感、伦理和信仰等，还包括它们的物质表现形态和顶层设计系统。首先，表现为塑造国民性格、民族精神进而引起的文化变迁、群体行动，体现在生产力进步、社会进步和人口素质提高等；其次，明晰产业结构布局和经济发展方向，引导行业的诚信自律和体制机制完善，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系列创新活动等；最后，引导社会职业伦理道德进步和器物文化发展，体现为职业人的认真、勤俭、理性、卓越等品质塑造传承，以及对产品质量和审美的追求等。

当然，工业文化是和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符号系统和心理结构，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并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有差异。英国贵族精神暗含的勤勉谋利和“向上流社会看齐”的价值取向[3]，在文化层面为工业革命的最先爆发提供了土壤。工业革命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不连续的渐进过程，它会引起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人民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文化可能引导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朝向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物质化、社会化、专业化迈进，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前夜，则将引导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更加向智能化、网络化、个性化、绿色化发展。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各国工业化进程差异很大，但是，工业文化区别于其他形式和时代的文化，它源于工具的制作、产品的制造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制度规范越加完善、精神财富更加多样，人们在制度规范约束下，秩序井然地工作生活。

（1）从生产力角度，工业文化先进性体现为对农耕文化的扬弃。在工业文化对生产力促进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文化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由宗教改革而衍生出来的以禁欲苦行为特征的新教，使西欧社会克服了传统资本主义，并且它所传播的理性文化价值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使清教徒更易于接受专门技术学习和从事工业与商业工作；同时，新教所提倡的“天职”观念中勤勉、纪律、克己、节俭等品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储蓄、投资、人力资本、企业活动是相容的。[4]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Fukuyama指出，具有经济价值的文化习俗称为美德，并且这种美德可分为个体性品德和社会性品德，个体性品德是指个人能完成的文化习俗，如节俭、努力、敢于冒险、富于理性和开拓精神等。

朱寰主编的《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指出：“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仅就经济而言，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从生产的规模来看，是从小生产向大生产转型；从社会性质看，是从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开放的市场社会转型。从中世纪的简单手工具生产，到复杂的蒸汽机带动的机器生产，不单纯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的产品数量的增加，而是生产力的性质、生产的组织结构，以及生产管理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6]工业革命的根本在于生产力的质变，而质变产生的结果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莫不发生系统变革。显然，生产力进步的文化后果就是近现代工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其本质属性上有别于传统农业文化，是对后者的超越与扬弃。

（2）从治理角度，工业文化先进性体现为对全新社会秩序和组织形式建立的有效推动。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生产力一定会改变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变动也会改变上层建筑。工业文化相对于传统农业是生产力变化的结果，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文化形态，工业社会的机器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典型特征对社会秩序及组织形式的改变也必然会体现在文化层面。在经典的社会学研究中，宋巴特曾经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纳为经济冲动力和宗教冲动力，新教伦理所代表的文化形态既是工业文化的结果，也是工业文化塑造社会秩序和组织形式的工具与通道。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文化对人性和组织的要求在公共领域成效明显：工业文化对人性要求是理性化的过程，是一种基于追求生产效率和对科学崇尚所产生的“工具理性”的主导，这种理性化的结果就是“科层制”大行其道，科层制成为治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主要手段。与之相伴生的是民主，民主的产生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选举权，而是个体在财产和行动上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社会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科层制和民主化，产生了国家治理的主要运作方式，产生了阶级关系与社会治理的格局。

（3）从促进人民福祉角度，工业文化先进性体现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诉求。生产力的进步使人民生活富足，能够获得好的居住条件、医疗卫生条件，获取健康的水源和足够营养的食物。与工业文化相伴生的民主进程加速和人民自主性提升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即人民福祉。促进人民福祉代表了一种生产力的“福利属性”，其背后是以人为本的诉求，包括物质产品的丰富所促进的消费需求的满足，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以人为本的工业文化理念体现在：一种是全球的福利化运动，是自从俾斯麦建立现代保险制度以来福利特征的一种延续和升华，尤其是各类再分配制度和市场保险制度的完善，福利制度是工业社会的一种典型特征；另一种是工业科技进步所体现出来的以人为本的取向，这种取向的背后动力是工业价值理念对消费群体和社会的责任。

（4）从文化认同和国际竞争角度，工业文化的先进性体现为能够有效提升文化认同和国际影响力。伴随全球化的到来，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体现已经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移，先进的工业文化理念和组织管理制度所占比例逐渐增大。长期以来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交流往往是不平等的，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掌控全球文化话语权，借助现代传媒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并使得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获得认同。可以说，西方工业文化是世界范围内的强势文化，在文化传播与文明冲突中处于主动或优势的地位，这是全球文化互动中不可忽视的显著特征。西方文化强势地位的形成，主要是它更多地利用了最新工业文明成果作为文化输出的载体。

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能够提供归属感和凝聚力，先进工业文化可以通过对经济领域价值观的引领和渗透，增强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认同，进而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法国经典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着重探讨过职业道德对社会团结的重要性。在国际间经济、政治冲突与合作中，文化和意识形态往往扮演着特殊的作用。尤其体现在国际定价权方面，当西方发达国家能够通过制定标准并掌控规则的时候，往往能够享受定价的主导权及超出市场价格规律的溢价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