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的新时代，在党的十九大后将全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这包括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努力等。而更为根本的是，中国日益深化的对于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 全球治理的贫困与国家的贫困

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国际定位作出过若干种猜测，反映了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的立场、焦虑和意图。第一个说法是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借用历史上守成国家（斯巴达）与挑战国家（雅典）之间为争夺霸主地位终有一战的寓意，表达对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忧虑。第二个说法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所谓“金德伯格陷阱”，以20世纪早期英国与美国霸主地位交接时期出现全球公共品供给真空的历史，表达对中国不愿或不能履行全球公共品供给职能的担忧。

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一个历史镜鉴，提示要创新处理大国关系一样，金德伯格陷阱也具有其参考价值。然而，它也存在一些似是而非、语焉不详、充满传统偏见的缺陷。一是霸权国家在一国之内提供的公共品，显然与没有全球政府条件下的全球公共品不能相提并论。霸权国家既然只能是唯一的，并且是利益驱动的，终究不能反映最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及其诉求。二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单一霸权国家有效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时代。三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的情况下，霸权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模式日显捉襟见肘。这就意味着公共品的供给脱离了需求，对传统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进行改革，已经成为现实而迫切的课题。近年来，全球举行双边、多边峰会的次数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世界仍不安宁，便是全球治理机制失效的明证。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及其实践坚决摒弃冷战思维、霸权思维和强权政治，坚持正确义利观，强调构建新型国家关系，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习近平主席强调，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形成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分别是：（1）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3）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经济这三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即增长问题和治理问题，分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挑战的话，最后这个问题即发展或贫困问题，则是全球治理中最为古老的问题，拥有足够长期的历史，可以作为一个缩影，帮助我们认识既往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缺陷所在，以及我们应该期待怎样的变革。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同意，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具有促进发展的做大蛋糕效应。然而，人民对于由此导致的发展是否产生所谓“涓流效应”却莫衷一是。换句话说，做大的蛋糕如何合理分配，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成果的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和各国实践中却远远没有破题。1978—2015年期间，世界经济以2.9%的速度增长，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加了1.87倍，然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一国内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却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最突出表现和根本原因，也是欧美许多国家政治上走向极端的诱因之一。

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伊斯特利谈到世界上的穷人面临着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尽人皆知，即全球有数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亟待获得发展援助。而很多人避而不谈的第二个悲剧是，几十年中援助国家投入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资金，却收效甚微。这个悲剧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也尝试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只是在中国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并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这个中国方案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成果共享，以及实施针对区域贫困和精准扶贫的扶贫战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推进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等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都是中国对人类新的更大的贡献，也是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

二 中国经验与“一带一路”倡议

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成功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不仅指导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也以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理论创新成果，为解决一系列全球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虽然战争、冲突、恐怖主义、经济不稳定与不发达及贫困问题互为因果，但是，越来越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在一般列举的国际公共品的主要领域中，贫困问题具有比和平和宏观经济更为深层的性质。就连深陷这种困境之中的美国前总统们也不得不承认：“极度贫穷的社会为疾病、恐怖主义和冲突提供最理想的温床。”即便不是从作为直接诱因而是提供“温床”的角度，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治理全球贫困是比维护和平和国际宏观经济治理更紧迫和更根本的国际公共品。

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提供了一套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在1978—2015年期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9.7%的实际增长率，在实际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别增长了29倍和20倍的同时，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从整个期间平均来看，与劳动生产率（用劳均GDP衡量，其间提高了16.7倍）总体上实现了同步。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农民收入提高速度超过了城镇居民。

在减贫方面，中国的成就同样引人注目。在1981—2013年期间，全世界的绝对贫困人口，即每天收入不足1.9美元（2011年不变价）的人口，从18.93亿减少为7.66亿，同期中国从8.78亿减少为2517万。这就是说，中国对全球扶贫的贡献率为75.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按照高于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标准，进一步让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党中央已经吹响了集结号，将在2020年按照现行标准使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国内外扶贫方面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深知一种具有规律性扶贫效果边际递减的现象。从贫困现象比较普遍的情况着手，正确的政策可以大幅度减少贫困。例如，1978年中国农村有2.5亿人年收入不到100元。农村改革带来了立竿见影的脱贫效果，1984年，在贫困标准提高一倍的情况下，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1.25亿人。这个扶贫效果以递减的速度持续一段时间，直到贫困人口集中于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区域，主要是人力资本处于显著劣势的人群时，扶贫的难度大幅度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加倍的努力和扎实的步伐，中国打破了这个扶贫效果“边际递减律”，创造了人类发展历史的奇迹。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和全球经验角度看，无论是已经取得的脱贫成绩还是即将取得的新的成绩，是十分来之不易的，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可以当之无愧地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要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在帮助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以及为世界应对各种人类挑战的努力中，中国并不是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会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而是立足于找准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的根源，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分享，并在区域发展中得以复制的成功经验，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公共品，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换言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就是在向世界提供解决国家贫困问题的中国智慧。

更进一步看，传统意义的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将其国内的体制、机制、规则，甚至文化和理念强行推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过程。即发达经济体预设一系列基于自身制度、历史甚至意识形态之上的规则、制度和治理体系，强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接受和执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不然。它并非简单地借用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符号，还有更深的历史含义和现实启迪。从更大的历史深度上，这个符号隐含了对于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否定，更强调东西方文明相互交通、互学互鉴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作用。从更广的历史视野上，这个符号也蕴含着如何打破以传统霸主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公共品供给的内容及模式，更加注重通过所有国家的参与消除全球贫困的新理念。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完全着眼于发展与沿线国家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体，既体现了全球化的内涵，又着眼于内外联动，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体经济和产能合作，发展投资和贸易关系，实现雁阵式产业转移模式的国内版与国际版相衔接。由于沿线国家和相关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建设举措也是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重要载体和途径。

固然，每个国家最终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终究需要立足于国情，依靠内在的决心和努力，消除现存在发展动力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各种障碍。如果说外部人能够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无论是否称其为国际公共品）的话，那无疑就是提供有益的知识，包括曾经在其他环境下取得过成功的经验和需要汲取的教训、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必要帮助，以及容易入手和见效的市场投资机会。“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同各国自身需要和努力并行不悖的共建共享倡议。

首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改善产业投资环境和贸易环境。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按照目前投资不足的趋势，2016—2030年期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可达11%，其中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如果考虑到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即意味着更多考虑贫穷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到2030年累计投资缺口可达1/3。在几乎所有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都存在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问题，长期制约投资效率和产业发展，也使许多国家不能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红利。中国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机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合作，可以像西部开发战略所显示的那样，预期大幅度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

其次，促进产业转移，帮助相关国家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南亚、非洲诸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低，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因而拥有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处于潜在的人口红利收获期。例如，根据人口特征指标判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最近仍在开启“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和地区有62个，而未来将开启“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和地区有37个，两者合计占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总数（192个）的51%。只要投资环境和贸易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在中国等国家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便可以转移到那里，通过推动工业化和扩大就业，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实现更加包容的经济发展，同时，使这些国家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最后，通过更广泛的人文交流推动民心相通，既为经济合作夯实社会根基，又有助于相关国家的治理能力建设，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可持续。中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扶贫战略的经验表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及相关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以及科技、文化、教育和卫生交流、智库交流等诸多社会和人文方面的合作，提高当地的治理能力，改善人力资本禀赋，使这些国家能够结合本地实际，通过本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把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带来的增长契机，转化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能力。

三 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为成功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最终将以14亿人口完成由盛至衰再至盛的完整历史演变，而成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伟大奇迹。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很多方面看无疑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性质，同时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中国作为一个经历过经济发展诸种类型和阶段，依次解决了一系列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样板，成为一个关于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的经验宝库。因此，总结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在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等众多领域推进改革，逐渐拆除了计划经济时期阻碍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体制障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得到更迅速的积累和更有效率的配置。这就意味着，改革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有要素投入的驱动，也伴随着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

中国故事既是全国性的又是地区性的。由于历史形成的区域发展差距，改革开放进程也具有区域上的梯度性，在一定时期也产生经济发展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别。解决的方式是把早期在经济特区，随后在更广泛的沿海地区形成的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分享的经验，创造性地复制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即在把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到中西部地区的同时，针对这些省份人力资本欠缺、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制约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从21世纪初起，中央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开发战略，随后又启动中部崛起战略，基础设施投资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大幅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并落实在一系列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上。这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迄今取得明显效果，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基础设施条件、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投资和发展环境显著改善，良好地调动了这些地区劳动者、创业者和企业家参与地区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进入到崭新的发展阶段。第一是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表现为自2004年以来劳动力持续短缺，并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迅速上涨。第二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表现为增速早已逐渐放缓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最终于2010年达到峰值，人口因素相应地全面转向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种转折点效应率先表现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使得经济增长难以保持既往的速度。如果完全以国外发展经验为依据，即遵循所谓的国际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下降，将导致产业大规模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转移。

然而，随着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效果的显现，并且由于这些地区仍然保持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特点，产业转移更多地发生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国家间的雁阵模式变成了中国的国内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省份的工业投资领先增长，促进了这些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例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中西部地区自2005年以来明显超过东部地区。这不仅推动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均衡水平显著提高，还由于中西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加大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年份延缓了数年。从2016年分省GDP增长率看，西部有半数省份增长速度在全国中位数及以上，对中国保持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中国四十年的高速增长绩效，是改革开放激发出特定发展阶段上要素禀赋优势的结果，也就是说，通过改善微观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号、发育产品市场、拆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以及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和竞争、开拓国际市场，把人口红利转化为这一发展阶段的较高潜在增长率，并实际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换言之，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改革不断为生产要素积累和有效配置创造恰当体制环境，从而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迄今为止，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都是顺应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制度需求而提出并得到推动的。

审视当前和展望未来，改革的重点、难点、推进方式甚至取向，也应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一方面，随着中国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向生产率驱动；另一方面，越是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臻于成熟、定型的阶段，改革的难度将会越大。

首先，在改革不可避免对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情况下，会遭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和干扰。其次，在形成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竞争环境过程中，部分劳动者和经营者会陷入实际困境。最后，改革的成本承担主体与改革收益的获得主体并非完全对应，从而产生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面对这些难点，应该利用改革红利，使改革尽可能具有卡尔多改进的性质，包括对建立新体制需要的财政支出责任进行重新划分，以及对受损当事人的必要补偿，特别是对劳动者进行社会政策托底。这既需要坚定推进改革的政治决心，也需要发挥妥善处理矛盾的政治智慧。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还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现实的改革成本，分享预期的改革红利，从而将改革进行到底，以钉钉子精神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落到实处，最终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