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开放发展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只有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才能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树立开放发展理念，就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一 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一国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要不要对外开放，而在于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也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以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改革与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也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改革过程中得以推进。所以，国内经济发展与融入全球经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二，对外开放又是具有独立和确切内容的。初期的对外开放还带有实验性和地域性，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等入手。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努力，开始了全方位地拥抱经济全球化。无论从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还是从高速经济增长与深度对外开放的一致性，都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毋庸置疑的受益者，对此我们也从不讳言。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的过程。它虽然几百年前就已经以各种方式开始，但在最近二十年中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特别是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体而言，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方利益。”中国借助改革开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并且，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的条件下，中国仍然保持着与自身所处新常态相符的中高速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的性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

与之相对应，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先是在鸦片战争之前隔绝于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大潮，接着在鸦片战争及以后的数次列强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成为积贫积弱的国家。二是“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向苏联“一边倒”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文化大革命”中基本同世界隔绝。三是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力量不强、经验不足的时候，不少同志也曾满怀疑问，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我们能不能做到既利用对外开放机遇而又不被腐蚀或吃掉？当年，我们推动复关谈判、入世谈判，都承受着很大压力。今天看来，我们大胆开放、走向世界，无疑是选择了正确方向。

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也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二 开放发展的新阶段

当今中国的开放发展之路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同以往有很大不同。总体而言，有利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深层次的矛盾、风险与博弈也前所未有。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难逆。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

比如，从经济总量来看，G7的GDP总和在2015年占到全球GDP总和的46.56%。又比如，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发布的《2015研究前沿》报告显示，在全世界100个热点科学研究前沿和49个新兴研究前沿领域中，美国在143个前沿领域都有核心论文入选，且在108个前沿的核心论文数量都排名第一；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突破基本上有八成来自美国。

二是世界经济逐渐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西方国家通过再工业化总体保持复苏势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但国际范围内保护主义严重，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出现政治化、碎片化苗头，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世界经济还没有找到全面复苏的新引擎。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关税税率达6.8%，其中高收入国家为3.91%，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8.01%，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8.41%，低收入国家为11.51%。图4-2展现了金砖国家自2000年以来的GDP增速情况，从中可见，近些年各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GDP增速下滑，只有印度从2012年以来增速开始有所加快，但仍未达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三是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我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已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更是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四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我国对外开放从早期引进来为主转为大进大出新格局，但与之相应的法律、咨询、金融、人才、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和力量仍显薄弱。

以金融为例，中国的金融机构至今仍对企业投资海外所需的贷款持审慎的态度，严格控制贷款量，这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责任，但其更多地负责与贸易有关的贷款，给予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贷款相对不多，并且仅有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对国家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才有资格通过层层审批申请获得贷款，相应地，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还投入了很多不必要的精力。

此外，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险种少、费率高、额度低。到目前为止，商业保险公司还未向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针对政治风险的险种，政策性机构则更多地向大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提供相关服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则上向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给予风险保障，但其更多地关注国家重点项目的投资保险，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的业务十分有限。

三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要不要开放、要什么样的开放、如何更好推动开放等重大命题。报告指出的全面开放内涵丰富，既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也包括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目前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为此，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和投资布局，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从而驱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的开放理念、开放战略、开放目标、开放布局、开放动力、开放方式等，规划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开放的路线图，推出了一系列新任务新举措。以下三个方面将是形成开放发展新格局的主要着力点。

（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激发贸易和投资活力自2012年起，国际贸易增速连续3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其中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更是下降8%。如果把世界经济比作人的肌体，那么贸易和投资就是血液，当气滞血瘀、难畅其流时，世界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因此，重振贸易和投资，让世界经济这两大引擎重新高速转动起来，是开放发展理念的重点之一。开放发展应通过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及市场深度融合。

第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报告提出了3项重要举措：一是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就是坚持以开放促开发的思路，完善口岸、跨境运输等开放基础设施，实施更加灵活的政策，建设好自贸试验区、国家级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打造一批贸易投资区域枢纽城市，扶持特色产业开放发展，在西部地区形成若干开放型经济新增长极。二是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2013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多方面重大进展，形成了一批改革创新重要成果。下一步要着眼于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鼓励地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形成更多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三是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中国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港。我国海岸线长，离岛资源丰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对于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第二，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报告提出拓展对外贸易，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就是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转变，从依靠模仿跟随向依靠创新创造转变，从大进大出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一是加快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平台、国际营销网络建设，鼓励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品牌产品出口，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二是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鼓励文化、旅游、建筑、软件、研发设计等服务出口，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三是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逐步完善监管制度、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健康发展，打造外贸新的增长点。四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消费品等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世界各国展示国家形象、开展国际贸易的开放型合作平台。

第三，完善投资布局，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把利用外资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

（二）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应以制度和规则层面的改革作为发力点，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的原则，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推进放宽市场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在内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使制度创新成为推动开放发展、构建竞争优势的强大动力。

第一，建立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目前，全球引资竞争日趋激烈，不少国家要素成本比我国更低，政策优惠力度比我国更大。培育引资竞争新优势，不是竞相攀比优惠政策，而是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重点是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

第二，放宽投资准入，完善境外投资管理。近10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27.2%，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但总体看，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够强，非理性投资和经营不规范等问题较为突出，一些领域潜藏着风险隐患。对外投资既要鼓励，也要加强引导。报告要求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具体看，既要有序放开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更要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允许企业及个人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扩大投资合作空间。

第三，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

第四，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要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

（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建设“一带一路”和倡议成立亚投行，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这一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应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让沿线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使沿线国家对中国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可见，“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今后一段时期对外开放的工作重点。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据世行、亚开行测算，2010—2020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达8000亿美元。建立亚投行，主要是为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以及亚洲各国在深化合作方面的愿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将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多渠道动员各种资源特别是私营部门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改善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投资环境，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给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

全球治理的实质，是大国及主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合作，向国际社会提供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中，大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其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作为此前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美国与西方国家趋向衰落，其继续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显著下降。美国和欧洲减少公共产品供应之际，正是中国和平崛起增加公共产品供应之时。这一“减”一“增”标志着权力结构的变化，显现出领导力的增减。这就给中国带来一个展现全球领导力的历史契机。

近年来，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不断推进国际经济战略调整，提升构建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参与水平和参与能力，在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革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一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于优化国际货币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着力筹建海外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启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中国的举措显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态势，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则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这将进一步优化国际货币体系，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秩序重构中的影响力。

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制建设为弥补原有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能力不足带来了新机遇。在现有全球或地区开发性金融领域，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主要的融资平台。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侧重于减贫援助，并且可提供的融资规模远远难以适应弥补巨大资金缺口的需要。

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基础设施为重点投资领域，具有较强资金实力，不仅有利于提升新兴经济体参与金融秩序重构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使多边金融体系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而且有利于提升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的融资能力，满足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亚投行和原有多边机构之间不是替代，而是互补关系。目前亚投行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正在一些具体项目方面加强合作，进一步彰显了这些新机制的开放性和合作精神，契合了实现全球经济联动和包容性增长的迫切需要。

三是“一带一路”倡议为新时期全球互利共赢合作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促进共同繁荣。从合作目标来看，是实现参与各方互利共赢、区域绿色发展和各国民心相通；从中国的作用来看，是更好地履行大国责任、促进陆海统筹和东西双向开放。这些理念和举措适应了全球和区域经济发展与治理改革的新要求，也是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区域合作模式的重大实践，对于实现参与各方的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具有重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为此，要抓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第一，加强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战略互信，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第二，聚焦发展这个根本，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金融合作空间，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第三，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与相关国家商谈优惠贸易安排和投资保护协定，全面加强海关、检验检疫、运输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第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第五，建立多层次的人文合作机制，推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青年、媒体、智库等领域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四是积极推动G20自身的机制改革。G20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和东西方共同治理的新的国际模式。目前，G20机制存在执行力、协调力、领导力三个方面的缺陷。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使之不再只是一个危机应急管理机制，而应随着世界秩序的大调整而转型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全球治理机制。

中国在推动这一转型进程中，无疑应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在全球治理的基础是大国共识与合作，更是G20机制改革的基础。中国正致力于倡导G20国家间的政治合作，打造合作平台，创新机制建设，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而为经济增长与繁荣、全球经济治理，开创新愿景，提供新动力。通过这个平台，中国正在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从清谈到行动转变，更加充分倾听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着眼同舟共济、合作共赢。

在G20的发展历程中，2016年9月召开的G20杭州峰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对世界和中国而言都意义非凡。对世界而言，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经8年，但世界经济仍未重回正轨，旧问题尚未解决，新挑战不断涌现。对中国而言，杭州峰会正值我国实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和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多国经济深陷低迷泥潭难以自拔之时，中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不仅担起了稳定世界经济的重任，而且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方案”，加强创新与结构性改革是该方案的亮点。

这一理念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理念与经验，同峰会主题以及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一脉相承，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发展理念正在成功“全球化”。此外，杭州峰会还提出，G20有必要进一步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短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这标志着G20机制改革正逐步向纵深推进。

未来，中国还可适时提出G20机制常设化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应体现对上述全球治理权力结构失衡的改革，机构设置透明、专业、公平，奉行廉洁，追求效率。未来，G20应更多采用第三方监督与评估的方式，邀请专家或国际组织就某问题的执行情况为各国评分，借此敦促各方落实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