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一 保持历史耐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总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来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
面对诸多新风险新挑战,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认准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把握好变和不变的关系,既保持战略清醒,不急于求成、不大干快上,又应当努力积极作为,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以保持经济增长中高速为例。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总体上实现了接近10%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时期更高达11.3%。然而,随着人均GDP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其为主要支撑的潜在增长率下降,需要新的动能保持增长速度。在对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研判的前提下,党中央作出了新常态的判断,适时提出了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新要求。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例。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党的十八大根据对中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从实际可能性出发,确立了于2020年,在2010年的基础上,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双双翻一番的目标,就是有所作为与历史耐心良好结合的一个典范。
又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例。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城镇化既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又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推进城镇化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要有历史的耐心,不要把统计意义的城镇化率作为硬任务,不能靠行政命令急于求成,更不能搞大跃进、大干快上、一哄而起,盲目建设新城。
再以实施创新战略为例。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央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了多项部署,关键是抓好落实,抓紧推进。创新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各级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就必须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劲头,有的可能需要两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说全面收获,可能早期收获都见不到。但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推而广之,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系统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都不可急于求成。一些地方和部门制定发展战略时存在着的急于求成心态,主要源自未能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历史演进的规律。人们常常陷入的一个认识误区是,不顾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历史背景的差异,用发达国家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直接对比我们当前的某些制度安排上的不足和发展绩效上的局限。沿着这种思路,就会提出各种超越历史的诉求,各种“大跃进”或“体制赶超”的主张也就同样会层出不穷。
事实上,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与我们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同样存在过,只不过是随着制度变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才逐步化解这些问题。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正是由于未能洞悉发展规律,试图超越发展阶段的制约,制定了不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结果事与愿违。
因此,保持历史耐心在一国的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这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制度变革与国际竞争等长期历史变迁过程中,要始终认清并尊重历史规律,准确把握国情,不妄求超越历史阶段,不盲目乐观或激进贪功,冷静面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到困难一个一个克服,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作到“蹄疾而步稳”。
进一步从理论上说,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发展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理解了这一点,各级战略制定者和实施者就应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借鉴世界各国和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直面一个后发国家可能面对的发展与改革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困难,充分认识到制度的成熟和定型要花费很长时间,每一代人只能做好自己这一代人的事情。
因此,需要坚持以一种淡定的心态走过我们必须走过的历史阶段。这份淡定不是消极宿命,而是来自对于整个大局的判断,对规律的把握。因此,这份淡定反而意味着,面对困难和挫折,要有耐心,能扛过去;面对顺境,也不能操之过急,盲目乐观,而要扎实推进各项打基础、谋长远的工作。固然,历史耐心并不是不要主动作为。但主动作为只有以历史耐心为前提,才不会演变成轻举妄动或盲目行动。
二 保持战略定力
如果说历史耐心更多的是强调中长期发展、制度建设的层面,那么战略定力则主要涉及中短期的、政策操作层面的问题。所谓战略定力,是指在错综复杂形势下,实现特定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所应具有的战略自信、坚定意志和处变不惊的冷静态度;不为外界所困,不为一时得失所扰,不为一时利益、一时情绪,或者一时的注意力改变初衷、目标和方向。
增强战略定力就要求各级决策者努力做到两点:一是保持战略清醒,在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阻力和挑战绕不开、躲不过,尤为需要“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沉稳,尤为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坚毅,尤为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气度。二是增强战略思维,要看大局、谋大势,分清主流、支流,抓住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要害和主要矛盾,科学决策、定向施策。要善于运用全局思维,跳出局部看全局,以大局为重;善于前瞻思维,洞察发展趋势,摆脱一时一事的束缚,主动谋局布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型尤其需要保持战略清醒。在新常态下,面对经济发展增速换挡、方式转型、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冲击挑战,宏观调控决策者既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看到增速换挡、提质增效是规律、是大势。同时亦不可被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牵着鼻子走,不可重新出台强力的刺激政策,不能十年九调控,否则势必使债务杠杆率更加恶化,致使未来经济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
例如,从供给侧出发把握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正确的做法就是要充分认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一客观事实,认识到这一变化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同时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一定程度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再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分别冷静施策,坚持不懈地在实现宏观稳定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一根本性战略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因此,正如《人民日报》一篇评论所言,最危险的做法,是不切实际地追求“两全其美”,盼着甘蔗两头甜,不敢果断作抉择。比如,一些国家曾长期实施刺激政策,积累了很大泡沫,结果在政策选择上,要么维持银根宽松任由物价飞涨,要么收紧银根使泡沫破裂,那才是真正的“两难”,左右不是!
正是在这种战略定力下,党中央确定了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例如,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两难格局,宏观调控就必须要保持定力,只要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就不要再为速度而纠结,而要下大力气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什么叫作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如何确立呢?那就是既不滑出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下限”,又不冲出改革红利可以支撑的“上限”。设立“上限”的目的,就是不要以刺激政策使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能力,防止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设立“下限”则是防止周期性失业现象,保持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长。
在保持稳定的宏观环境这一前提之下,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结构调整是当下中国经济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是一场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持久战。在这样的形势下,必须保持战略定力,要树立信心,坚定战胜困难的决心,保持滴水穿石的耐心,多做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事情。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结构调整是新常态更本质的特征,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经济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我们要扭住调整结构不放松,不必太纠结于一两个百分点的起落,更不能以焦虑心态稳增长,结果事与愿违。
保持战略定力要以战略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为前提。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就要视野开阔、胸襟博大,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要做到既抓住重点又统筹兼顾,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既熟悉国情又把握世情,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在中国已经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的今天,增强战略思维能力也意味着要改变急功近利的心态,以更加长远的眼界来观察事物、判断成效、评估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这种战略定力的一个范例。例如,他提出要努力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全局高度把握世界经济运行大势。他认为,究其根本,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这些因素导致世界经济整体动力不足,有效需求不振。其表象是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债务高企、贸易和投资低迷、实体经济失速、金融杠杆率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等一系列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生了病,看起来是感冒发烧,但根子在身体机理出了问题。
根据这一思路进一步分析,如果不能找到病症的根源,设法调理好身体机能,开出的药方最多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弄不好还会加重病情。例如,全球各大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避免经济深度衰退,但却无力改变经济长周期的下行,当然也就难以给产业革命提供足够动能,因而无法改变世界经济整体动力不足的基本态势。要真正走出萧条,就必须实施痛苦而漫长的结构性改革,切实激发创新活力、提升生产效率,舍此别无他法。
在分析处理国内经济问题时,战略思维能力同样重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内经济问题的判断和分析,也体现了这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以改革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为例,全局意识、战略眼光和问题意识缺一不可。
首先,推进改革要树立系统思想,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和领域实现改革举措系统集成。要把握住顶层设计和路线图,注重改革举措配套组合,使各项改革举措不断向中心目标靠拢。特别是同一领域改革举措要注意前后呼应、相互配合、形成整体。要抓紧对各领域改革进行全面评估。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来,持之以恒抓改革落实。
其次,要加强对各领域改革的全面评估,坚持问题导向,把各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明确标注出来,排出优先顺序,重点推进,发挥好支撑作用。特别是要把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科技创新、土地制度、对外开放、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环境保护、养老就业、医药卫生、党建纪检等领域具有牵引作用的改革牢牢抓在手上,坚持抓重点和带整体相结合、治标和治本相促进、重点突破和渐进推动相衔接,精准发力、持续用力,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最后,要强化责任意识、问题意识、攻坚意识,加强组织领导。要抓好改革任务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重点提出一些起标志性、关联性作用的改革举措,把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找出来,把需要闯的难关、需要蹚的险滩标出来,加强对跨区域跨部门重大改革事项协调,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把改革难点攻克下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也将之前“又好又快发展”的表述修改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工作和思想的方法论,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保持战略定力提供了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