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让技术解锁学习的未来
我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学校的课程完全侧重于记忆。我们的学习缺乏关联性、创造性、合作性和挑战性，只是简单地对信息进行海绵式吸收，这只需要短期记忆的参与就行。学习的知识非此即彼，同样，我们要么记住了这些材料，要么没有。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接受的一波又一波看似无休止的标准化测试，能测出我们的“智力”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师长还会判断我们的能力，给我们贴上标签，将我们分为优等生或劣等生，并试图预测我们的未来。
如今，我发言时经常会提到美国陆军那句激励人心的征募标语——“尽你所能”，这句话也曾被用于鼓励我们去创造无限可能。一流的教育体系应该有着和它相同的标语，这个教育体系应该让人们感到，只要你下定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坐在课桌前、盯着“无所不能”的考卷的人来说，许多人的情况并非如此。人们警告我们说，这些考试意味着一切，意味着老师、家人、朋友和未来雇主将如何看待我们。当时，看着许多同学都在为那些考试而奋战，我就知道，教育体系本身存在着弊端。考试成绩的高低让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我们或许已经抵达自己所能创造的极限。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生。父母每晚都会给我读书，培养我对学习和探索的热爱。我很早就开始阅读，在入学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非常喜欢低年级时段，因为我们在那个时段更关注探索新事物、试图了解世间万物如何运作。当然，我们仍然需要学习算术和拼写等基础知识，但就算是这些课程，学起来也很有趣，因为老师总让我们在玩乐中就把知识给记住了。我当时想，如果这就是学校生活的话，我会超级喜欢的！然后，我进了中学，一切都变了。
突然间，学校不再令人觉得有趣，而更像是工作。就好像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单纯的孩子所具有的创造力，不再受到重视，反而是个累赘。在小学，我们是一群年幼、充满活力的“淘气包”；上了中学，人们就要求我们不再淘气，而是要适应去做乖学生。要求取代了探索，竞争取代了合作，死记硬背取代了探索发现。之前因与众不同所受到的表扬，如今只有在获得好成绩时才会得到。
在小学时我们不循规蹈矩，会被认为是有创造性，但当我们在中学还这么做时，就会被认为是行为出格。学习不再让人觉得有意义，反而让人觉得无聊，这种感觉开始在我的学习中初现端倪。我知道自己需要适应，所以我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我称作是“教育游戏”的技巧。在这个游戏里，学生需要不断地获得绩点、分数，然后升级（年级），最后要么获胜（毕业），要么失败（辍学）。
在这个教育游戏里，我扮演的角色是“记忆工作者”。尽管这并非我的强项，但对我来说也不是特别费劲，而且这似乎是赢得比赛的唯一方式。我能记住的信息越多，成绩就越好，也就越受到成年人的尊重和赞赏。我也意识到我的一些朋友并不擅长这个游戏。这简直让我难以理解，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些聪明、有创造力的孩子，在小学时曾和我一同常受嘉奖、自由成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学的课本和练习册上的内容对我来说似乎很简单，那些如此聪明的孩子怎会搞不定？这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教育游戏所需要的技能正是他们的弱项似的。
在我高中毕业时，一位同学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中写道：“亚里士多德和沙发现在是同义的了。别忘了那些问题！”这本是一句称赞的话，但回过头来看，它恰好抓住了目前美国教育体系的主要弱点：专注于学习思考什么内容，而不是怎样去思考。
在初中和高中，教育游戏的规则是：上课做笔记、阅读文章内容、回答问题、记住知识点、答完考卷。然后，学校根据分数奖励给我们全美荣誉协会的成员资格、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等。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把游戏规则全都弄得一清二楚——我天真地这么以为。
我本科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就读，那时，为了应付考试，我经常在考前临时抱佛脚抢记知识点。对于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基础课程，这种高中学习的游戏规则似乎同样适用。但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个物理学课程突然改变了游戏规则，期末考试只有一个开放式问题：“描述自由空间中旋转陀螺的运动轨迹。”这个挑战简直令人生畏，因为这门课的教授从未在课堂上讲解过这个问题，教科书也没有涉及。当看到这个问题时，我可以听到整个考场的同学发出困惑、沮丧和恐慌的声音。其中一个同学甚至想都没想就直接放弃了考试，将教科书扔到垃圾桶里，然后走出了考场。整个考场一片沸腾，大家都在为这个同学鼓掌欢呼。但是我没有鼓掌，因为我仍在盯着考卷，呆若木鸡。我完全不知道该怎样作答。如果没有可以背下来的标准答案，我的大脑就一片空白。
这个考题让我的整个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我意识到，试图通过死记硬背完成大学的学业，甚至在今后的人生中都只会用这个技能是行不通的。我意识到教育不是为了让我们死记硬背，而是去学习如何思考，但我所读的书中，没有任何一本教会我这个技能。我使用的技能确实能帮助我取得暂时性胜利，但这个技能并不适用于接下来的新游戏规则，更不会适用于人生，而学校原本就应该让我们做好应有的准备去迎接人生。
大学三年级后期，我选修了一门园艺学课程。在转变我对学习的理解上，这门课程和那次考试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在改变我的职业目标上更是如此。我选修这门课程的初衷，是因为园艺系是少数拥有IBM计算机和提供计算机编程课程的院系之一。编程、没有唯一正确答案这些事实都让我感到无比着迷。要想通过这门课程，就像那次关于旋转陀螺的物理考试一样，不能只靠死记硬背。要想通过考试，需要我们具备逻辑和可视化思维——引发思考和发现的思维类型。我的一些同学觉得这门课又难又令人沮丧，但我认为它极具吸引力和挑战。更重要的是，这门课程让我懂得一个道理：想要能学以致用，学习就必须建立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
正是在这门园艺课程中，我爱上了计算机，以及它看似无限的潜力。我下定决心，无论今后何去何从，都要让计算机在我的生命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没有设立计算机学科本科专业，所以我需要转入另一所大学。虽然有一句非洲谚语说“不要用双脚测试水深”，但我仍想奋不顾身双脚跳入我刚刚找到的兴趣之河里！我开始寻找设立计算机学科本科的其他分校，然后找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那里，我取得了计算机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学习计算机让我感到痴迷。每当我坐在计算机前面，就会感到强大而自信，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就像突然从某种囚禁中获得解脱一样。我觉得自己拥有无限可能，我能够再次“尽我所能”。这给人的感觉好像某扇门已经神奇地打开了，里面是一个我之前根本不知道其存在的新奇世界。我就像刚掉进兔子洞的爱丽丝。
1972年，我接受了惠普公司的工作，惠普是全球数一数二且备受人们尊敬的科技公司。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比较重要。几年之后，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给我介绍了一家小公司，并说公司的创始人极富远见卓识——这家小公司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
“我想引荐你认识一下乔布斯。”他说。
“谁？”我问。
“他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我接到这通电话是在1978年一个晴朗的夏日，给我打电话的是我的前任主管汤姆·惠特尼博士（Tom Whitney），他从惠普离职，刚升任一家即将成立的科技初创公司——苹果公司的工程部副总裁。当时我在惠普担任程序员和软件经理已经5年了，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苹果公司，也不知道汤姆邀请我到他在洛斯阿尔托斯的家里去见苹果公司创始人有何用意。
“行吧，”我告诉汤姆，“我到时候去一下。”当然，我挂电话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我很快就将踏上一段非凡的征程，并将改变我的人生，带我驶向我想都未曾想过的风景。
第一次与史蒂夫·乔布斯见面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有点儿古怪，对于未来的想象，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有激情。乔布斯谈到一些还不存在的事物，就好像那些事物毋庸置疑迟早会出现一样。他大谈特谈所谓的个人计算机，将它视为让一切成为可能的发明。我一直在和大大小小的计算机打交道，但还是不太确定计算机将怎样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但乔布斯说的确实令人心潮澎湃！
就在那次见面中，我了解到乔布斯的专长在于硬件，因此他正在寻找一个具有专业软件知识的人，于是朋友向他推荐了我。他给我看一篇《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探讨了哪种动物能使用最少的能量完成指定距离的移动。“秃鹫第一，”乔布斯说，“人类排名很低，大概在整份名单倒数1/3的位置！”接着他又来了个大逆转：“人类骑自行车再跟动物们较量一次，相同的距离下，如果人类骑车，你猜结果会如何？”说着说着，乔布斯越来越兴奋。“骑着自行车的人完胜秃鹫！”他说，“这正是个人计算机能做到的——脑力自行车。这是历史上最非凡的工具。”
乔布斯将技术看作“人类智力的放大器”，就像自行车能放大人的体能一样。它不仅能让我们更快更高效地到达已知领域，还能让我们超越已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去发现、创造和革新。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我目睹了发生在街头、伯克利人民公园以及海湾周边地区发生的社会革命，但乔布斯认为，能够真正赋予人民权利的将是技术革命。
在第一次见面后不久，乔布斯邀请我来库比蒂诺班德利1号的苹果公司办公室，在那里，他向我抛出橄榄枝。我有点举棋不定。在惠普，我们正在研发售价25万美元的大型计算机，而苹果公司做的是售价2500美元的小型个人计算机，而且苹果公司的薪水限制在4万美元以内，因为乔布斯希望来工作的都是和他一起打造梦想的人，而不是将加入苹果公司视为发财机会的人。尽管苹果公司给出的薪水比惠普少很多，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个人计算机的新世界很吸引人。
我对乔布斯说，我会考虑他的工作邀请，然后回到了我在惠普的办公室。但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了他有多坚持。那个星期五晚上，门铃响起时，我和家人都在家。我打开门一看，乔布斯满脸微笑地站在门前，手里拿着一个盒子。“你好，约翰，”他说，“准备好改变世界了吗？”
乔布斯刚进屋，就打开盒子，将一台Apple II放在餐桌上，推到我3岁的儿子克里斯的面前。随后，乔布斯向克里斯展示了那台计算机如何运行，克里斯立即全身心地沉浸其中。“你知道吗，克里斯，”乔布斯对他说，“如果你爸爸为我工作，这台计算机就是你的了。”我只能笑而不语。
乔布斯和我继续聊着技术和计算机的潜力，聊他对未来的看法。到乔布斯离开时，我也开始相信，计算机科技似乎拥有无限潜力。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是在周末看到克里斯完全沉浸于Apple II时。我儿子简直黏在了那台个人计算机上，完全忘了看电视，而是在计算机上探索创造。我之前都不知道一个3岁的孩子能做到这些。最重要的是，他在十分开心地学习，不是在老师或父母的要求下学习，而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去学。儿子脸上兴奋的神色，让我看到了乔布斯对未来的展望。
我告诉克里斯，不要太过依恋这台计算机，因为当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份工作，如果我不接受，就得将计算机还回去。“这很简单，爸爸，”克里斯对我说，“你答应就好啦。”接下来那周，我离开了惠普，成为苹果公司的第54名员工，直接与乔布斯一起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我有幸能够近距离观察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世界孩子生活中的一部分的。至于克里斯，他再也没离开计算机技术。到高中时，克里斯已经是一个能设计、能编程的软件专家了。在加利福尼亚高中历史博览会上，他开发的数字交互演示系统让评委们惊叹不已。后来克里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机专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加入一个设计团队，eBay网站就是他们设计的。简而言之，我的儿子成了新一代“数字原住民”的第一批人，他们不仅将技术视为工具，还将其视为探索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