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希腊的衰亡（公元前201—前146）
征服希腊
公元前214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与汉尼拔结为同盟，以共同对付罗马。他当时希望所有希腊城邦会统一起来支持他，杀掉那个日益强大的西方年轻巨人。但是，希腊境内忽然散播起一种谣言，说他正在计划着：如果迦太基胜利，他就借着迦太基人的援助，征服整个希腊。结果，埃托利亚同盟（Aetolian League，希腊西部几个城邦的联合）签订了一项协约，愿意帮助罗马对抗菲利普，而聪明的罗马元老院，在尚未派遣西庇阿（大阿菲利加）远征非洲之前，就利用菲利普的沮丧，说服他接受单独的议和（公元前205年）。但是，元老院永不忘记这个屈辱，扎马的战争刚取得胜利，就开始计划对马其顿的复仇了。元老院认为，在一个狭小的海面上，有一个那么强大的国家在背后，罗马永远不能安全。当元老院提议战争时，公民大会加以拒绝。有一位保民官指责贵族们寻求战争，以转移对国内不幸的注意。元老院指责他们怕死，缺乏爱国心，反对战争的声浪很快就沉默了。公元前200年，弗拉米努斯（T.Quinctius Flamininus）率兵渡海，进攻马其顿。
弗拉米努斯是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当时西庇阿手下有一个大希腊化的集团，他就是这派内的一员。经过谨慎的兵力布局，他在库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遇上菲利普，当即将其击溃（公元前197年）。接着，他使正在苦难中经受折磨的菲利普变成一个破产与衰弱的国王，并让全希腊自由。此举不但震骇了地中海所有国家，也震骇了罗马。元老院中的帝国主义派提出抗议，但在那短短几年内，元老院正由自由派支配。公元前196年，希腊人正在伊斯米亚（Isthmian）举行竞技大会，弗拉米努斯的传令官到会场宣布希腊完全自由，不受罗马约束，不受马其顿约束，不进贡，甚至不被驻军。群众欢声雷动，据普鲁塔克说，“欢声响彻云霄，竟使竞技场上的飞鸦被震骇得坠地而死”。为消除世界对于这位罗马将军的诚意的怀疑，他以撤兵回意大利作回应。这是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但是，一次战争常常又带来另一次战争。埃托利亚同盟因其附庸的希腊城邦皆被罗马解放而痛恨罗马，便请求叙利亚的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再次解放这个已被解放的希腊。安条克也因在东方获得一些轻易的胜利而自大起来，正想将权力扩张至西亚全部地区。帕加马（Pergamum，今土耳其亚洲西部的马尼萨，Manisa）惧怕他，便向罗马求援。元老院派西庇阿和他的兄弟卢修斯（Lucius），带着罗马的第一支军队踏上了亚洲土地。公元前189年，他们与敌军在马格尼西亚（帕加马首都）相遇，罗马军获胜，也从此开始了对大希腊东方的征服。罗马军队继续北进，又将威胁到帕加马的高卢人逐回加拉太（Galatia），因此赢得所有伊奥尼亚希腊人的一致感激。
但是，欧洲的希腊人却没有那么愉快。罗马军队虽然不占领希腊土地，可是，他们现在却从东西两边包围了希腊。罗马已使希腊自由，然而却是有条件的，即战争及阶级战争皆应停止。对于希腊人的城邦国家而言，没有战争的自由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和苦恼的生活。上流阶级的人渴望对其邻邦玩弄权术，穷人则抱怨罗马处处支持富人、压迫穷人。公元前171年，菲利普五世的儿子珀修斯嗣位为马其顿国王，就已安排与塞琉古四世及罗得斯岛结为同盟，号召希腊起来与他共同对抗罗马。三年后，在坎尼战死的执政官之子保卢斯在皮德纳（Pydna）击败珀修斯，摧毁了马其顿70座城市，并俘虏珀修斯，使罗马的大凯旋增光不少。罗马对罗得斯岛的惩罚，是把它的亚洲附庸城市解放，并在得洛斯岛建了一个竞争性的港口。有1000名希腊领袖，包括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内，被带回意大利做人质，那些人在那里度过了16年的流亡生活，死了700人。
在其后十年中，希腊与罗马的关系已经变为公开敌对了。希腊的各对立城邦、党派及阶级，纷纷向罗马元老院请求支持，并给予干涉的理由，于是希腊实际上已成为罗马的附属地，尽管名义上是自由的。在元老院中的西庇阿党，现在已被务实派压倒，后者认为，希腊境内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或秩序，除非将其完全置于罗马统治之下。公元前146年，罗马分别在迦太基和西班牙作战，亚该亚同盟（Achaean League，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各城邦突然宣布一次解放战争，这一运动被贫民领袖们控制着，使奴隶们恢复自由并加以武装，宣布所有债务延期偿付，承诺土地再分配，于是战争又加上了革命。当穆米乌斯（Mummius）带着罗马军队进入希腊时，发现希腊人民四分五裂，而毫无纪律的希腊军队则不堪一击。穆米乌斯焚毁了科林斯，屠杀了他们的男子，把女人与小孩卖充奴隶，并把所有能够搬运的财富与艺术品都带回罗马。希腊和马其顿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在罗马总督统治之下，只允许雅典和斯巴达享有其自己的法律管制。希腊从此在政治史上消失达2000年之久。
罗马的改变
罗马帝国一步一步地成长，然而清醒的计划者不多，而被环境和国境安全的日益降低所迫者很多。公元前200年在克雷莫纳、公元前193年在穆蒂纳，先后两次经过浴血奋战，罗马再度征服了内高卢，把意大利国境推进到阿尔卑斯山。西班牙被从迦太基手中夺了过来，这次必须牢固控制，以免再被迦太基争取过去。此外，西班牙有丰富的铁、银和金子。元老院向其征收很重的年贡，取其金银块或金银硬币；而罗马派驻西班牙的总督们，也为其离家一年而随意取得补偿。因此，米努齐乌斯（Quintus Minucius）做过短短的一任西班牙总督之后，就带回罗马3.48万磅银块及3.5万第纳瑞斯。西班牙人被征兵至罗马军队服役，由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带领去攻打努曼第亚城（Numantia）的军队。公元前195年，各部落爆发广泛的叛乱，马卡斯·加图凭其非常正直的态度将其平定，他的正直使人回想起日渐式微的罗马种族昔年的光荣美德。公元前179年，格拉古以同情的态度调整统治策略，以适应当地人民的性格与文化，使那些酋长都变为他的朋友，又将土地分给贫民。但是，他的继任人之一卢西乌斯·卢库卢斯（Lucius Lucullus）于公元前151年违背他所订的条约，对那些臣服的部落无理地攻击，甚至不惜制造一个借口，而使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或被屠杀，或被奴役。公元前150年，加尔巴（Galba）伪订条约，承诺分给当地人土地，诱致了7000名当地人到他营中。当他们到达时，加尔巴派兵把他们包围起来，或逼充奴隶，或加以屠杀。公元前154年，卢西塔尼亚（Lusitania，今葡萄牙）各部落发起了反抗罗马的16年战争。他们中出了一个很能干的领袖维里亚图斯（Viriathus），他身材魁伟、坚忍、勇敢、高贵，生就一副英雄气概。在八年中，罗马前往讨伐的军队一一被他击败。最后，罗马收买刺客，把他暗杀了。在西班牙中部造反的塞尔蒂韦瑞亚人（Celtiberians，塞尔蒂韦瑞亚人与西班牙半岛土著的混血种）在努曼第亚城内，忍受十五个月的围城，甚至以死人为食，最后（公元前133年），西庇阿终于逼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一般说来，罗马共和国的西班牙政策是残酷和欺诈的，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史学家蒙森说：“以那么多背信、残酷和贪婪来从事的战争，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从各行省掠夺回来的财富，徒增官吏的中饱私囊，终于引起革命，毁灭共和。迦太基、马其顿及叙利亚所支付的赔款，每一战场所俘的大量涌进罗马的奴隶，征服内高卢及西班牙时所夺得的贵重金属，取自安条克三世及珀修斯的四亿小银币（共6000万美元），屋尔索（Manlius Vulso）在亚洲各战役中取得的4503磅金子与22万磅银子——所有这些收获以及其他横财，顿使罗马的有产阶级在半世纪之内（公元前204——前146年）从小康之家一变而为富爵王侯。士兵大掠归来，满囊的金银币与战利品。意大利内部，通货倍增。首都罗马的不动产业主不出力，又不动脑筋，财富却增加了3倍。在商业繁荣中，工业却落后了。罗马并不需要自制货物，它拿举世的金钱，购买举世的货物。公共工程空前扩张，使那些依靠国家合约为生的“公用事业承包人”大增财富。任何一个罗马人，只要有一点钱，都买他们公司的股份。银行家获利而生意繁荣。他们吸收存款、支付利息，办理支票兑现，代顾客记账、放款及借款，自行投资或经管投资，靠那无情的高利贷自肥。正由于此，杀手（sector）与放款人（moneylender）变成了同一个词。罗马成为金融与政治中心，而不是工商业中心。
有了这么多财富，罗马贵族及上层的中等阶级，以飞快的速度，从斯多葛的简朴生活一跃而为恣意奢华。在老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的一生中，他目睹这种改变直到完成。家庭越变越小，而房屋越变越大；家具与开销与日俱增；为购买巴比伦地毡、镶有象牙或金银的睡椅，以及在桌椅上、女人身上、马具上闪烁发光的宝石与贵重金属，所付的代价很大。随着体力消耗的减少与财富的增加，旧日的简单食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及各种调味品。在社交场合，舶来食品是绝不可少的；巨富们一席蚝肉，要花费1000个小银币；一桶进口鳀鱼，价值1600个小银币；一瓶鱼子酱要付1200个小银币。在奴隶拍卖台上，好厨子要出很高的价。饮酒之风大盛，要用大杯，最好是金杯。酒很少冲淡，有时全不掺水。元老院通过节约令，限制宴会及衣服的费用，但是元老院议员们自己都不理会这些条例，所以没有人肯遵行。加图伤心地说道：“市民们皆不听善良的忠告，因为肚子没有耳朵。”个人明知故犯地背叛国家，儿子背叛父亲，女人背叛男人。
女人的地位通常总是随着社会财富而提高的，因为当肚子吃饱之后，人们就忘了饥饿而开始追求爱情。娼妓繁荣起来了。同性恋因与希腊及亚洲的接触而受到鼓励。有许多富人，以1塔伦购买一个娈童。加图抱怨说，一个姣好的男孩，其代价高过一个农场。但是，女人并不逊于这些希腊和叙利亚入侵者。渴求美人者大有人在，妇女们已经垂手可取财富了。化妆品已成为必需物品，从高卢输入的肥皂，可使日渐灰白的头发染成赤褐色的鬈发。富人以昂贵的衣服首饰装饰其妻女为荣，使妻女成为他财富的宣告人。甚至在政府中，女性角色也有增加。老加图喊道：“所有别处的男人，皆统治女人，只有我们罗马人例外。罗马男人统治着全世界所有的男人，却又被我们的女人所统治。”公元前195年，罗马的自由女人公然走进广场，要求撤销公元前215年的《奥比安法》（Oppian Law），此法禁止女人戴金饰和穿过度鲜艳的衣服，或乘坐兵车。加图预言，如果此法撤销，罗马就会毁灭。李维记下了加图的一篇演说，使每一代人都可以听到：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过去都能在自己家中，保持丈夫的利益与权威，今天就不会有女人的麻烦。现在一切事情是这样，我们的行动自由，在家中已被女性专制所毁，而在此会堂之内，现在也被粉碎及践踏了……请记住，关于女人的一切条例，是我们祖先定下来限制她们放肆，并使她们服从丈夫的。现在所有这些条例具在，你们还很难使她们听从。如果你们答应她们，除去这些禁令……并使她们与丈夫处于平等地位，你们想想看，你能受得了吗？从她们与你平等之日起，她们就将是你们的主人了。
妇女们把加图轰下了台，她们坚持立场，直至此法令被撤销。加图以监察官的身份图谋报复，对欧庇乌斯所禁的物品课以10倍的税。但是，潮水已经泛滥，他终于无法扭转。其他不利于妇女的法律，被撤销，或被修改，或者根本被置之不理。获胜的妇女，得以自由管理其嫁妆，得以与丈夫离婚，甚至发生了毒死丈夫的事，而且她们怀疑在这都市人口拥挤及帝国战争频繁的时代，女人生孩子不是明智之举。
到公元前160年，加图与波利比奥斯已记录下人口减少、国家已无法召集像对付汉尼拔时的大军的情况。新一代的罗马人，继承着世界主人的地位，却没有时间或根本不愿保卫国家。罗马地主阶层中的随时准备好从事战争的特性，现在已经消失。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少数几个家庭中，与乡间毫无关系的最下层阶级，充塞于罗马各贫民区中。男人只在被委托代理投票时很勇敢，在竞技场中看到流血比赛就会害怕，在酒会中他们雇用斗士替他们打架。刚完工的那些学校，向男女开放，男孩和女孩们在学校学习唱歌、弹七弦琴，举止优雅。上层阶级随着道德的松懈，态度变得更文雅了。下层阶级的态度仍旧粗鲁有劲，娱乐常常使用暴力，说话很随便甚至猥亵。我们于此嗅到了普劳图斯的韵文形式的粗豪气息，也就了解了为什么他们厌倦了泰伦斯。公元前167年，有一队笛手故意在一次凯旋式中开音乐会，观众强迫他们把表演改为拳赛。
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则毫无阻碍地受着重商主义的支配。他们的财富不再基于不动产，而基于商业投资或管理。旧道德和少数加图派无法防止这种新的流动资本体系成为罗马人生活的基石。每个人都渴望金钱，每个人都以金钱状况来判断别人或被别人判断。承包商的欺骗日甚，以致许多政府财产——例如马其顿的矿场——不得不放弃了，因为承包商剥削工人，欺诈国家，无所不用其极，以致企业债务多于利润。至于特殊阶层（如果我们相信罗马史学家所记——但我们是不应相信的），他们过去认为荣誉高于生命，现在也采纳新道德，分享新财富；他们不再想到国家，念念不忘的只是阶级及个人的特权与额外津贴；他们接受礼物或慷慨的贿赂，而偏袒某人或某些国家，并觅取种种现成理由，对富有国家而不是对强大国家发起战争。贵族们在街头公开付钱给平民，要求他们投自己一票。官吏们盗用公款是常事，而他们被检举则很罕见。当国家的官吏有半数参与违背条约、劫掠同盟国及各行省时，还会有什么人能处罚盗用公款者？加图说：“偷窃民家者结果是锒铛入狱，偷窃社会者结果是穿紫袍戴金冠。”
然而，元老院的威望空前地增高了。它通过两次布匿战争、三次马其顿战争，使罗马成功。它曾向罗马的所有敌人挑战并一一加以击败，曾赢得埃及的屈从友好，曾夺得那么多的世界财富，以致在公元前146年，意大利免除了直接税。在战争与政策的多次危机中，它曾篡夺公民大会及官吏的许多权力，然而胜利批准了它的篡夺行为。公民大会这一机构，被帝国弄得可笑之至。元老院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圆滑的政治家与胜利的将军们。那些现已屈从元老院统治的骚乱的人们，本应该激烈地抗议：那些能够在罗马出席公民大会的人，就可以包办决定他们的事情。民主原则是自由，战争原则是纪律，二者互相排斥。战争要求高度的智慧与勇气，迅速决策，一致行动，即刻服从。战争频仍，民主的劫运便注定了。依照法律，只有百人大会才有宣战媾和之权，然而因为有指导外交关系的权力，元老院时常可使事情做到某一程度，使公民大会实际上毫无选择余地。元老院控制着国库及所有公款支出。又因法律规定，所有重要的审判案件，皆必须从元老院议员名单中选择审判官，元老院又控制着司法制度。法律的制定与解释，皆掌握在贵族阶级手中。
在这个贵族政治中，有一种支配寡头政治的家族存在。直至苏拉以前，罗马的历史都是一些家族的记录，而不是一些个人的记录；没有伟大的政治家出现，在国家的高级官吏中，所出现的只是一代复一代的同一名字。自公元前233年至公元前133年的200位执政官中，有159人属于26个家族，100人属于10个家族。在这期间，最有权势的是科尼利家族（Cornelii，即西庇阿家族）。从公元前218年在特里比亚河（Trebia）战败的西庇阿开始，经过他的儿子即击败汉尼拔的大阿菲利加·西庇阿，到后者的养孙、公元前146年毁迦太基的小阿菲利加·西庇阿，罗马的政治史及战争史大部分都是这个家族的故事。而毁灭贵族政治的革命，也由西庇阿（大阿菲利加）的两个孙儿格拉古兄弟开始。扎马战役的胜利，使西庇阿声望很高，各阶级一致尊崇他。曾有一个时期，罗马准备无论他想做什么官皆予以批准。但是，公元前187年，当他偕同弟弟卢修斯自亚洲战场回来时，加图派要求卢修斯把安条克给他的赔款列出明细，这笔钱由卢修斯运回罗马。西庇阿拒绝让他的弟弟答复，并且在元老院之前，把原记录撕得粉碎。卢修斯在公民大会前接受审判，并被判定盗用公款罪，但因西庇阿的女婿格拉古使用保民官的否决权，而使卢修斯免于处罚。轮到传讯西庇阿受审时，他打断审判程序，带领大会人员前往朱庇特神庙，去庆祝扎马周年纪念。再度传讯时，他拒绝服从传讯，退居利勒努姆（Liternum）他的农庄中，一直住到死去，也没有人去打扰他。这种政治上的个人主义的出现，与商业和道德方面个人主义的增长完全吻合。这个罗马共和政体，不久就被不受约束、有能力的伟人毁灭。
这种贵族政治与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他们唤起了对美的欣赏。与意大利、西西里及亚洲的希腊文化相接触，罗马人不仅熟悉了豪华的设备，也熟悉了古典艺术的最高作品。罗马征服者带回了世界著名的绘画与雕像，雕镂金属的杯子与镜子，以及昂贵的纱织品与家具。当马赛勒斯用盗回的锡拉库萨雕像装饰罗马广场时，老一代的人大为震骇。他们不是为窃取而抱怨，他们抱怨的是那些“懒惰”和“无益的谈话”，因为那些一向勤劳的市民现在居然放下工作，去“查看及批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福尔维乌斯（Fulvius）从安布拉西亚（Ambracia）的皮拉斯珍藏馆中拿走了1015个雕像。保卢斯从希腊取走艺术宝藏，作为他解放希腊的一部分报酬，传说他在罗马凯旋时，这些艺术品装满了50辆兵车。在200年间，还有苏拉、威勒斯（Verres）、尼禄及1000名其他罗马人，皆曾做过同样的事情。被剥光了的希腊人，为罗马人提供了精神的衣服。
被这些入侵的作品所压倒，意大利艺术放弃了其原有的品质与风格，除一个特例之外，完全向希腊艺术家、主题及形式投降。希腊的雕刻家、画家及建筑师们，循着这个最伟大的黄金路线，移居罗马，慢慢地就使他们征服者的首都大希腊化了。罗马的富人开始采用希腊方式，围绕着开阔庭院建筑大宅，用希腊的廊柱、雕刻、绘画及家具为装饰。寺庙改变得比较慢，以免得罪神祇。寺庙的建筑，仍受矮内院高围墙的托斯卡纳式的支配，然而因奥林匹亚诸神定居罗马渐多，它们的居所按照希腊的纤细方式设计。可是，罗马艺术虽得自希腊的提示，但在一个重要方面，则以不凡的方法与力量，来表达坚定的罗马精神。在凯旋门、装饰辉煌的纪念碑、长方形会堂（basilica）以及下水道的建筑方面，罗马建筑师们用拱门代替了楣梁。公元前184年，加图建造了石墙的波西亚会堂（Basilica Porcia）。五年后，保卢斯建造了第一座艾米利亚式样的会堂（Basilica Aemilia），这会堂历经许多代人，一定由其后裔重修及美化过。
典型的罗马会堂是为处理事务或法律而设计的，一个很长的长方形，内部两排廊柱将其分隔为本堂与通道，屋顶通常采用有天花板的桶状的拱圆形——发展自亚历山大城。由于本堂高于西边的通道，在每一个通道上方都有一个由石块交叉砌成的格子棚式的天窗，以吸纳新鲜空气。当然，这也是中世纪教堂的内部主要形式。有了这些大型建筑物，罗马就在建筑堂皇和坚固方面得享盛名，甚至在它不再为世界首都之后，仍是杰出的城市。
新神
在这随意改变的时代，旧神祇何以自处呢？显然，贵族以至大众的点滴怀疑，已汇集成为一条溪流了。这是难以理解的，一种仍信仰其古代众神的人民，如何能够接受那么喧哗热闹的喜剧——在那些喜剧中，普劳图斯不论其有何借口，总是仿效希腊的方式，他开玩笑地使朱庇特神为阿克梅娜（Alcmena，希腊女神）做工，又使墨丘利神变为小丑。甚至连非常渴望保存旧方式的老加图，也为两个占卜师的能力而惊叹，当此二人（指喜剧中扮占卜师的演员）相遇时，他终于忍不住笑了。这些占卜预兆的人为政治奸谋所贿赂，由来已久。奇异的事与征兆结合、图谋，以形成民意，人民的投票被借宗教之名的欺骗所取消，而宗教也已允许把剥削转变为神圣之事。那是一个不祥之兆，波利比奥斯在罗马最高阶层中生活了17年之后，约公元前150年所写下的，好像罗马的宗教只是政府的一个工具：
据我判断，罗马帝国最显著、最卓越的特性，是它宗教的本质。这件事，在其他国家中是被谴责的对象——那就是迷信——然而使罗马国家保持团结的也正是这个。这些事情披上华丽的王袍，贡献于公众及私人的生活中，达到那么高的程度，绝没有别的宗教能与其媲美……我相信，罗马政府是为了一般人民之故而采取这种做法的。倘若能由智人组成一个国家，此举也许并无必要；然而，由于群众都是多变的，充满着不想守法的念头、不合理的冲动及暴烈的愤怒，所以必须借着不可见的恐怖与宗教的壮观庆典来加以压制。
波利比奥斯也许能用近来的几桩事情，自我证明其说法的合理，那些事情所表现的趋势是：尽管有普劳图斯和希腊哲学，迷信仍然独霸。当坎尼惨败之后，罗马城似乎处于对汉尼拔毫无防御的状态，极易激动的人们陷于风声鹤唳中，叫道：“我们要祈求什么神来拯救罗马呢？”元老院为平息骚动，先用人作牺牲，接着又向希腊诸神祈祷，接着又用希腊人的宗教仪式向所有神祇祈祷，不分罗马神或希腊神。最后，元老院决定，如果政府不能阻止迷信，就应加以组织和管制。公元前205年，元老院宣称，《神巫之册》载有预言，如能将大神母——赛比利（Cybele）女神的一种形式——从皮希拉斯（Pessinus）接到罗马来，汉尼拔就会离开意大利。帕加马国王阿塔卢斯（Attalus）同意了，大神母化身的那块黑石就用船运到罗马的奥斯蒂亚港，到了那里，即由大阿菲利加·西庇阿率领一队品德高尚的夫人们前去迎接，举行了动人的仪式。载运此女神化身的船在台伯河的淤泥里搁浅，维斯塔修道院的修女克劳狄乌斯娅以其不可思议的贞女之力把它解开，溯河拽至罗马。于是，那些高贵的夫人们每人依次轮流抱石，以庄严的行列把它带到胜利之神寺内；大神母化身所过之处，虔诚的人民都在他们门口焚香膜拜。元老院此时才知道，这个新神必须有一些自阉的祭司服侍，不禁大吃一惊；这些祭司终于找到了，但是，不许其他的人和他们在一起。自那个时候起，每年4月的大神母节，罗马人皆举行庆祝，首先是一片悲哀，其后是一片欢笑。这个女神是植物之神，据传说，她的儿子阿提斯是秋季和春季的象征，不幸死了，进了地狱，然后又起死回生。
就在同一年（公元前205年），汉尼拔离开了意大利，元老院便自我赞美处理这次宗教危机的成功。但是，对马其顿的几次战争，打开了通往希腊及东方的大门；战争结束后，士兵带着东方的战利品、思想及神话归来，而希腊和亚洲的俘虏、奴隶、难民、商人、旅行家、运动员、艺术家、演员、音乐家、教师及演说家们，也随之如潮水般涌来；这些移民又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神。罗马的下层阶级很高兴地知道了狄奥尼索斯酒神，知道了俄耳甫斯（音乐之神）与欧律狄刻，知道了能带来神的灵感与极度兴奋的一些神秘仪式，也知道加入神秘的组织，该组织能启示复活之神，并允许崇拜者永生。公元前186年，元老院很感苦恼，因为听说有不少人采用了狄奥尼索斯酒神的崇拜仪式，他们举行夜间酒神会来庆祝，他们的秘密，已使谣言——所谓无节制的饮酒性交狂欢——变成了事实。李维说：“男人所做的荒唐事比女人多。”可能要把谣言变为历史，他又加上一句：“无论何人，凡不肯同流合污者……就成了被害人而牺牲了。”元老院制裁这种崇拜仪式，逮捕7000名信徒，有数百人被处死。在罗马对东方宗教的长期战争中，这是一次暂时的胜利。
哲学的到来
希腊人征服罗马的方式，是将宗教和喜剧给予罗马的平民，而将希腊的道德、哲学和艺术给予上层阶级。希腊人用这些礼物、财富合谋，腐蚀罗马人的信仰和性格，这是大希腊人对其征服者长期报复的一部分。希腊人的征服，在罗马人的哲学中到达了巅峰，其过程是自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禁欲式享乐主义（Stoic Epicureanism），到塞涅卡（Seneca）的享乐式禁欲主义（Epicurean Stoicism）。在基督教神学中，希腊人的形而上学战胜了意大利诸神。君士坦丁堡开始兴起，初与罗马相匹敌，其后又成为罗马的继承者，这是希腊文化的胜利。当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希腊的文学、哲学及艺术又在文艺复兴期间，再度征服了意大利及欧洲。在欧洲文化史上，这是主流，所有其他文化皆是支流。西塞罗说：“自希腊流入我们城市的不是一条小溪，而是文化与学问的一条巨川。”从此之后，罗马的精神、艺术、宗教生活，皆为大希腊世界的一部分。
希腊的文化入侵，在罗马各学校及演讲厅中，找到了战略进攻之所。罗马人常称希腊人为Graeculi（意为“小希腊人”）。可是，随着罗马军队自东方归来，这个小希腊人的水流高涨了。许多在罗马人家中做奴隶的小希腊人，变成了教师；有些文法家则在罗马创建了第二级教育（中等教育），开办学校，教授希腊文及文学；有些修辞学家或私人教授，或公开讲演，以教授雄辩之术、写作及哲学。罗马的演说家都以吕西阿斯、埃斯基涅斯及狄摩西尼的演说词作为自己演讲的范本——连反希腊主义者老加图也是如此。
这些希腊教师，少有宗教信仰，皈依宗教的则更少，其中有一小部分人跟在伊壁鸠鲁之后，走在卢克莱修之前，把宗教描写为人类生活中的最大邪恶。贵族们看到暴风将起，努力加以阻止，公元前173年，元老院驱逐两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出境，公元前161年又下令“不许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留在罗马”。然而暴风并未停止。马拉斯的克雷迭斯（Crates）是帕加马王家图书馆馆长，他是一个斯多葛派哲学家。他在公元前159年出使罗马，因断了一条腿而留在那里；当他逐渐复原时，发表了几次演说，讲文学和哲学。公元前155年，雅典派遣三大哲学派的领袖，以大使的身份前往罗马，这三个人是卡尼阿德斯（Carneades），正统派或柏拉图主义者；克里托劳斯（Critolaus），逍遥学派或亚里士多德派；第欧根尼（Diogenes），有“塞琉西亚城的斯多葛”之称。他们的到来，给予罗马的刺激犹如1453年基利索洛拉斯（Chrysoloras）带给意大利的一样强烈。卡尼阿德斯讲雄辩术，口若悬河，青年们每天都前往听他演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怀疑所有神的存在，他辩称，好理由可为坏事辩护，也如其可为好事辩护一样——这是迟来的柏拉图向斯拉西麦卡斯（Thrasymachus）屈服。当老加图听到这件事后，他便在元老院提议遣返这些大使们回国。他们都被放逐了。然而，罗马新一代的人，已尝到了哲学的酒味；自此之后，罗马富家子弟都渴望前往雅典与罗得斯岛，以其旧的信仰交换新的怀疑。
希腊文化的真正征服者，还是在罗马赞助大希腊文化与哲学的那几个人。弗拉米努斯在进攻马其顿及解放希腊之前，就很喜欢希腊文学了。他在希腊看到其艺术和戏剧，感受很深。我们应相信罗马人所说，他们有一些将军，了解波里克里托斯与菲狄阿斯、斯科帕斯（Scopas）与普拉克西特列斯，他们因为很重视其作品，所以把它盗取回来。保卢斯战胜了马其顿国王珀修斯，得到很多战利品，而他为自己保留下来的只有国王的图书，那是留给其子孙做遗产的。他命令诸子学习希腊文学和哲学，以及罗马人的下棋和战争艺术。他自己只要有时间，也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这些。
保卢斯在世时，他最年幼的儿子就被他的朋友收养了，这位朋友就是大阿菲利加·西庇阿之子——科尼利乌斯·西庇阿（P. Cornelius Scipio）。依照罗马的习惯，这孩子要用养父的名字，加上自己生父的族名；因此，他的全名是科尼利乌斯·西庇阿·艾米里安（P.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而我们此后也就把他叫作西庇阿（小阿菲利加）了。他长得英俊而健壮，生活俭朴，谈吐温和，重感情，慷慨大方；特别是非常诚实，尽管所有迦太基战利品皆经其手，当他死时，只留下33磅银子和2磅金子；他过的是士兵生活，不是富人生活。他在幼年时就遇到了希腊的流亡学者波利比奥斯，此人给了他许多嘉言劝告和有益书籍，也因此获得了他的感激和毕生友谊。这个孩子曾随其父在皮德纳（马其顿境内）作战，立下战功；在西班牙时，敌人曾向他挑战，要和他单挑，他接受了，也打赢了。
在私下，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常与一群醉心于希腊思想的罗马文人相处。其中最主要的是盖乌斯·利略（Gaius Laelius），他是一个善良的智者，友情坚定，判断公正，生活无瑕。其演说的流利口才与简洁的风格，仅次于艾米里安。一个世纪之后的西塞罗很喜欢他，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论友谊》散文集的书名，并且幻想着，但愿自己不生在这个扰攘的时代，而生于那些高尚的罗马知识青年圈子里。盖乌斯·利略对文学的影响相当大，泰伦提乌斯的词句发展得那么文雅简洁，也有他一份功劳在内；而吕西阿斯出于社会目的作的讽刺作品，对他那个时代的罪恶与奢侈大张挞伐，也可能是从盖乌斯·利略那里学来的。
在这群知识青年中，其希腊良师就是波利比奥斯与帕纳迪乌斯（Panaetius）。波利比奥斯曾在西庇阿家中住过好几年，他是一个务实者和理性主义者，对人和国家很少幻想。帕纳迪乌斯来自罗得斯岛，也像波利比奥斯一样，属于希腊贵族阶级。他和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共处过很多年，感情很亲密，彼此互相影响。他鼓励西庇阿成为最高尚的斯多葛主义者。而劝导他修正其纯道德要求的极端哲学而成为可以实行的教条者，则可能是西庇阿。帕纳迪乌斯在其所著的《论责任》（On Duties）一书中，写下了斯多葛主义的中心思想：人是全体的一部分，必须与全体合作——与他的家庭、他的国家及全世界的圣灵合作；人生于斯世，不是为了享受其感觉的愉快，而是要毫无怨言、毫不吝惜地去尽其责任。帕纳迪乌斯不像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要求完美无瑕的贞德，或完全不顾美好与幸福的生活。受过其教育的罗马人，把握住这个哲学，将其作为一种庄严和漂亮的代替品，以代替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的旧信仰，且自其伦理中发现一种道德律，与其传统思想完全趣味相投。斯多葛主义变成了西庇阿的灵感、西塞罗的抱负、塞涅卡的高尚品质、图拉真的指导、奥勒留的慰藉及罗马的良心。
文学的复兴
西庇阿左右这群人的基本目标，是要鼓励文学和哲学，使拉丁语成为美好流利的文学媒介，用希腊诗歌的滋养泉水去吸引罗马文人，给读者提供好的诗及散文著作。公元前204年，大阿菲利加·西庇阿显示了他的性格，欢迎加图带来的一位诗人来到罗马。老加图是西庇阿的死对头，凡是代表西庇阿及其朋友的一切事情，无不反对。这位诗人昆图斯·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年生于布伦迪西姆（Brundisium）附近，其父母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他在塔兰托接受教育。当时在塔兰托舞台演出的希腊戏剧，使他热情奔放的精神深受感动。他当了兵，在撒丁作战，以勇敢获得加图的赏识，加图是萨尔迪纳的财务官。到了罗马，恩尼乌斯以教拉丁文和希腊文为生，也向他的朋友们背诵自己的诗，不久就进入了西庇阿的圈子。
几乎没有一种诗的形式，恩尼乌斯没有试过。他写过几部喜剧，悲剧至少有20部。他很喜欢欧里庇得斯，此人也像他一样，轻浮而激进，惯以这样的伊壁鸠鲁式讽刺语，来挖苦虔信宗教者：“我向你承认有神，但是神并不关心人的作为，否则就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这是罕见的。”据西塞罗说，听众对他这几句话大为喝彩。恩尼乌斯曾翻译或意译犹希迈罗斯的《圣史》（Sacred History）。此书辩称，诸神只是那些已死的英雄们被大众感情奉为神罢了。恩尼乌斯也不免有一种神学，因为他曾宣称，荷马的灵魂曾到过许多人身上，包括毕达哥拉斯及一个最骄傲的人在内，现在则在他恩尼乌斯的身上。他热情地写了一部《罗马编年史》，从埃涅阿斯写至皮拉斯。直至维吉尔以前，他的这部编年史始终是意大利的国家之诗。这部史诗还有少数部分留存至今，其中最著名的一句，罗马的保守分子百诵不厌：
罗马凭借其古道德及伟人而立国。
这首诗是一种革命，它用势如潮涌而又伸缩自如的希腊六音步史诗（Greek epic poetry），来代替不严谨的纳维乌斯的《农神史诗》。恩尼乌斯改造拉丁文形式，赋予其力量。他的诗充满思想食粮，且在写法、语汇、主题、思想各方面，为卢克莱修、贺拉斯及维吉尔等做了准备。在他生涯的顶点，还写了一篇论文《论味觉的愉快》，接着他就死于痛风，享年70岁。临终时自己写了一篇骄傲的墓志铭：
不要为我流泪，也不必为我的去世而悲伤；
我永远活在人们的嘴唇上。
恩尼乌斯事事成功，只有喜剧失败了。或许是他太重视哲学之故，忘记了别人对他的忠告：“人必须哲学化，但不能太过。”人们喜欢笑话而不喜欢哲学，所以普劳图斯发财、恩尼乌斯贫穷并没有错。同样的理由，在罗马，人们也很少支持悲剧。帕库维乌斯（Pacuvius）和阿克齐乌斯（Accius）的悲剧，被贵族们喝彩，却被大众忽视，终于被时间遗忘了。
在罗马，也如在雅典一样，戏剧是由国家官员们主持公演，或作为某一宗教节目庆典之一，或作为某些文人的葬礼仪式之一。普劳图斯与泰伦提乌斯的戏台是用木架支撑一个布置着装饰的背景。前面是一队圆形的管弦乐队或一个跳舞用的平台，在这圆形的后半部则为剧台。这种不坚牢的结构，每次节目过后就拆掉，像我们今天的检阅台一样。观众在露天处站立，或坐在自己带来的小凳子上，或蹲在地上。直到公元前145年，罗马才建造了一座戏院，仍旧用木材架成，上无遮盖，但已仿效希腊的半圆式戏院，有了固定的座位。入场不收费；奴隶可随主人入场，但不许坐；女人则只许进入后面。在戏剧史上，这一时期的观众可能是最暴躁和愚蠢的——站着的一群人，你推我挤，人声嘈杂。说起来很可悲，报告节目的演员常常要请求观众肃静或改善态度，而粗鄙的笑话与陈腔滥调的思想，常因观众没有听懂而必须一再重演。有些报告节目的演员要求母亲们把孩子留在家中，或对喧哗的小孩们加以恐吓，或劝告妇女们不要交头接耳；甚至在戏剧的演出过程中，仍有这类情况出现。在有奖的拳赛或走绳表演中，无论愿不愿意，戏剧都要暂停，等待使人更兴奋的表演完毕，再行续演。在一出罗马喜剧结束时，又是一片嘈杂声，让人们都知道，戏已经演完，观众正在喝彩。
罗马舞台上最出色的是演技。主角通常由剧团经理人自己担任，他是一个自由人；而其他演员，大都是希腊奴隶。任何市民，做了演员之后，就丧失了他的公民权利——这种风俗一直保持到伏尔泰时为止。女性角色皆由男人扮演。由于观众很少，这一时代的演员并不戴面具，只要脸部化妆、戴假发就够了。约公元前100年，由于观众大增，为辨别剧中角色，面具便成为必要的东西。罗马人称面具为persona，显然是由埃特鲁斯坎人的面具phersu一词而来；剧中的角色则称为dramatis personae，意为“戏剧中的面具”。悲剧演员穿的是高鞋子或厚底靴（cothurnus），喜剧演员则穿平底鞋或软鞋（soccus）。演员唱歌时，由一支笛子伴奏；有时候，另由一些歌手代唱，演员只像演哑剧般表演动作。
普劳图斯的喜剧用粗鄙的和现成的抑扬诗句写成，其韵律及内容全都仿效希腊的模式。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拉丁喜剧，绝大多数直接取材于希腊戏剧，或把希腊的数剧合并为一，通常是选自菲利蒙、米南德或雅典新喜剧的其他从业人的作品。希腊原作者及原书名，一般皆在书名页上写明。希腊阿里斯托芬所编的及其他古代喜剧，则在《十二铜表法》中有一条禁令：禁止采用，依此禁令，政治性的讽刺作品要处以死刑。剧作家大概就是因为害怕触犯这个处死的禁令，所以把希腊的舞台、剧中人、习惯、名字甚至硬币，皆保持着其原名原状；但对普劳图斯这个时代，罗马法律已禁止把罗马人的生活完全搬上舞台。罗马的警察监督的范围，也包含粗鄙和淫秽的表演在内，但管娱乐的官吏宁愿让观众愉悦，不肯提高戏剧的品质；而罗马政府也未因观众不顾此一禁令而感到不愉快。观众们宁愿看广泛的幽默，而不喜欢智慧的谐语；宁愿看粗俗下流的演出而不愿看巧妙的表演；宁愿看低级趣味的作品而不要诗；宁愿喜欢普劳图斯而不喜欢泰伦提乌斯。
普劳图斯的全名是Titus Maccius Plautus，直译是“平脚小丑提图斯”。他于公元前254年首先进入罗马东北的翁布里亚。到罗马后，他做舞台布景道具管理员。他辛勤积蓄，积极投资戏剧，可是完全亏光。他为吃饭而写剧本。有些略懂希腊戏剧的人，很喜欢他所改编的希腊剧本。他又因此赚了钱，并取得罗马市民的身份。他是世俗人中的一个，充溢着愉悦，身体很强壮，与每个人同乐，也取笑每个人，但人们都感觉到他是善意的。他创作或重编了130种剧本，其中有20本留传至今。《吹牛军人》（The Miles Gloriosus）是一个对自大军人的诙谐生动的描写，他的仆人存心说谎骗他：
仆人：你看见昨天拦住我说话的女孩子了吗？
长官：她们说些什么？
仆人：啊，当你走过时，她们问我：
“什么？是伟大的阿喀琉斯在此吗？”
“不，是阿喀琉斯的兄弟。”我答道。接着另一位女孩子又问：
“托斯（Troth），他很漂亮！多么高尚的一个男人！多么美的头发！”……于是她们二人一致要求我，使你今天再到那里散步一次，那么一来，她们可以更清楚地看你一番。
长官：长得这么漂亮，真是讨厌死了！
《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一剧是取笑霍韦神的，他假扮阿克梅娜的丈夫，要求自己目睹自己的宣誓，并向朱庇特献上虔敬的牺牲。这个女人在被奸污的第二天，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剧终，普劳图斯请神宽恕他，并将群众的喝彩尽量归于神。这个故事在普劳图斯时代的罗马、米南德时代的雅典、莫里哀时代的巴黎，都同样地为大众所爱好。《一罐金子》（The Aulularia）一剧，描写一个守财奴的故事，比莫里哀的《悭吝人》（Avare）一剧写得较为同情。这个守财奴把自己剪下来的指甲屑片收藏起来，并伤悼他所流的眼泪浪费了水。《孪生兄弟》（The Menaechrm）一剧是双胞胎的老故事，其中的最高潮——是莎士比亚喜剧《错误的喜剧》（The Comedy of Erros）的来源。莱辛认为，普劳图斯的《俘虏》（Captivi）一剧，是所有上演戏剧中最好的；普劳图斯自己也很喜欢此剧，他在开场白中说：
这不是平凡的戏剧，与其他各剧不同；
这里没有别人不能引用的猥亵句子，
没有作伪证的鸨母，也没有邪恶的乡妇。
此话一点不假。但是，情节太过复杂，过于依靠不可能的偶发事件和启示，以至于对死去的历史的反感意识会被原谅。使这些喜剧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剧中的古代情节，而是因为剧中富有幽默的意外事情，富有像莎士比亚剧中那么坏的开玩笑的双关语、猥亵的吵闹，还有他们的妇女楼座，及他们偶发的感情。每一出戏剧演出，观众们皆相信必有一个爱情故事、一次勾引、一个漂亮和高尚的英雄及一个很聪明的奴隶，其他角色加起来都不及他的智慧。在戏剧方面，罗马文学一开始就接触了平民大众，它披上希腊的伪装，进入到日常生活的真实，这是拉丁诗做不到的。
可能就在普劳图斯死的那一年（公元前184年），泰伦提乌斯诞生了。他的全名是Publius Terentius Afer（泰伦斯），生于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家中，可能也还有非洲人的血统。他的初期故事不详，只知道他出现于罗马，初为泰伦提乌斯·卢卡努斯（Terentius Lucanus，元老院议员）的奴隶。这位议员发现这个羞怯的孩子是个天才，就让他受教育，并解放了他的奴隶身份；这位青年感激之余，取了他的主人之名为自己的名字。当时支配罗马戏剧界的是史泰迪阿斯（Caecilius Statius）的喜剧，然而他的作品现已全失。当我们听到“这个一文不名的可怜孩子”泰伦提乌斯如何走进史泰迪阿斯家中，把自己的《安德里亚》（Andria）剧本第一幕向他诵读时，我们不禁为罗马人的态度而欣慰。史泰迪阿斯听得津津有味，便邀请这位青年诗人共进晚餐，并以羡慕的心情听完其余各节。不久，泰伦提乌斯又引得艾米利阿努斯（Aemilianus）和盖乌斯·利略二人听他诵诗；他们二人心中最喜欢的是经过润色的拉丁文，便希望泰伦提乌斯以这种文字作为其风格。自此之后，就有闲言闲语，说盖乌斯·利略正为泰伦提乌斯写剧本——这位圆滑而谨慎的作家听到此说，既不证实，也不否认。泰伦提乌斯或是受了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圈子内令人尊敬的大希腊主义的感动，诚心诚意地忠于希腊原剧，他的剧本都用希腊原题，并避免提到罗马人的生活，他自称只是一个译者——对于他的作品，这是相当谦虚的一种说法。
史泰迪阿斯所喜欢的泰伦提乌斯的第一个剧本，结果如何不详。泰伦提乌斯所写的第二个剧本《婆母》（Hecyra）却失败了，因为观众们偷偷溜走，去看斗熊了。公元前162年，幸运之神向他微笑了，他在那一年演出了他最有名的戏剧《自寻烦恼的人》（Heauton Timoroumenos）。此剧的故事是这样：一个儿子看中了一个女孩，他的父亲禁止他与那个女孩结婚，可是儿子还是结了婚。父亲不再承认儿子，并把他赶出家门。其后，父亲懊悔不已，便不肯再触及自己的财富，自做苦工而活，过着贫苦的日子。一个邻居自愿为他们父子做调停人，那个父亲问他为什么那么好，对别人的苦恼感兴趣，邻人答复他一个举世著名的句子，曾博得全体观众同声喝彩：
我是一个人，我认为凡是人，都不是外人。
翌年，他的另一部新剧《阉奴》（The Eunuch）更受欢迎，一天之中演出两次（当时已属罕见的事），而自早晨到夜晚，他得了8000个小银币（等于1200美元）。几个月之后，又演出《佛尔密欧》（The Phormio），以剧中的仆人之名作为剧名。这个仆人很机智，曾在其小主人的父亲盛怒之下，救了小主人的性命；博马舍（Beaumarchais, 18世纪法国大喜剧家）笔下的那个精力旺盛的费加罗（Figaro，剧名《费加罗的婚姻》，为世界名剧），就是以这个仆人为蓝本的。公元前160年，泰伦提乌斯的最后一剧《兄弟们》（Adelphi）在保卢斯葬礼比赛会中演出。此后不久，这位剧作家就渡海前往希腊。在归途中，他病死于阿卡迪亚（Arcadia），年仅25岁。
他后面的几部戏剧，相比没那么受欢迎，因为大希腊主义已使他赢得过于满盈的胜利了。他缺乏普劳图斯的活泼及幽默感，他从未想及罗马人的生活。在他的喜剧中，没有强悍的恶徒，没有任性的娼妓：所有剧中女性都被处理得很温柔，甚至连他笔下的娼妓也盘旋于贞德的边缘。有一些优美简洁的句子和值得记忆的片语，如hinc Mae lacrimae（“于是，他们流泪了”）, fortes fortuna adiuvat（“幸运只赐于勇者”）, quot homines tot sententiae（“像男人那么多意见”），还有100多句。但要领悟这些句子，还得有哲学的智慧或文学的感受力，而这位非洲奴隶发现，这正是罗马平民阶级所缺乏的。对于他的喜剧中含有一半悲剧，他的结构很好而进行缓慢的情节，他对奇怪角色的精细研究，他静静的对话及过于整齐的风格，以及他所用近乎侮辱纯洁的语言等，观众并不关注。观众们好像只感觉到罗马人与文学之间已有一条裂痕，永远没法加以弥补。西塞罗因为太接近卡图卢斯而无法了解他，又因为过于谨慎而无法欣赏卢克莱修，所以他认为泰伦提乌斯是罗马共和时代最好的诗人。恺撒评论得更公正，称赞泰伦提乌斯为“完美讲词的爱好者”，而惋惜其缺乏笑的功力，称他为“半个米南德”。但是有一件事，泰伦提乌斯做到了：这位闪米特的外国人，受了盖乌斯·利略及希腊人的启迪，终于把拉丁语改造成一种文学工具，才使下一世纪的西塞罗的散文和维吉尔的诗有出现的可能。
加图与保守派的反对
希腊人在文学、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方面的进入，及罗马人本身在态度、道德与血统方面的革命，使保守的罗马人充满了憎恶和恐惧。在萨宾人的一个农家，有一个退休的元老院议员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鉴于罗马人性格的衰颓、政治的贪污及希腊思想取代了罗马人的旧有方式而感到焦躁不安。他太老了，以至于无法独自抵抗这股潮流。但是，在邻近的一个田庄中，就在里特（Reate）市郊，有一个平民阶级的青年农民，他表现了老罗马人的所有品格：热爱土地、工作勤劳、小心积蓄，过着保守的简朴生活，而其谈吐的才华又不亚于一个激进派人士。他取名Marcus Porcius Cato（老加图）, Porcius是因为他家世代养猪，Cato是因为他们都很精明。弗拉库斯鼓励他去学法律，加图学成之后，在地方法院为其邻人的许多案件辩护，并都获胜了。弗拉库斯劝他去罗马，加图到了那里，颇有成就，30岁时得到财务官职务（公元前204年）。他于公元前199年为营造司官吏，前198年为副执政，前195年为执政官，前191年为保民官，前184年为监察官。同时，他在军队服务了26年，既是一个无畏的士兵，又是一个能干而残酷无情的将军。他把纪律看作性格和自由之母；他最看不起这样的军人，“行军时手忙，打仗时脚忙，而又鼾声如雷”；他博得了战友的尊敬，因为他行军时不乘马，得到的战利品分给每人一磅银子，而他自己一无所取。
在和平时期，他指责修辞学家和修辞学，并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力的演说家。罗马人听他演说，虽不愿意，但终为其倾倒，因为从未有人以那么坦诚和带刺的才智对他们演说过。他的口头鞭挞，可能会加诸在场的任何一个人；然而，当他们看到自己旁边的人被骂时，却又觉得骂得痛快。加图不顾一切地与贪污战斗，几乎每日都制造出新的敌人。人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的满脸伤疤和凌乱的红头发使他们不安。他的大牙齿威胁着他们，他的禁欲主义使他们感到羞耻，他的勤奋使他们感到落后，他的一双绿眼睛随着他的讲话而看透他们的自私。他的贵族敌人要消灭他，曾44次对他提出公开控诉，而44次皆由农民投票救了他。那些农民也像他一样，痛恨虚荣与豪华生活。当那些人投票选举他为监察官时，整个罗马都发抖了。他实践了其竞选时所提出的威胁性的诺言，对奢侈品课以重税，以浪费罪对一位议员处以罚金，元老院有6位议员被他发现有恶行记录而被开除。他驱逐马尼利乌斯（Manilius），因为他当众吻了加图太太。至于他自己，他说，他从未拥抱过自己的妻子，除非遇到打雷的时候——虽然在打雷时他颇感愉快。他完成了罗马城的下水道系统，切断了秘密接上公众导水管以盗水的所有水管；他强迫业主拆除侵占公共道路的所有违章建筑，压低国家付给公共工程的价格，又恐吓收税人员使其将税收的大部分汇进国库。经过五年英勇战斗之后，他从公职退休，成功地从事投资，用奴隶垦殖现在已经很大的农场，放高利贷，廉价购进奴隶，经过技术培训又以高价卖出。于是，他变得很富有，便从事著书——一个他曾经蔑视的职业。
加图是第一个拉丁散文的伟大作家，他从出版自己的演讲词开始，接着又发行了一本《雄辩术手册》。他要求以罗马人的粗犷风格来代替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修辞的流畅，并为演说家下了一个定义：“有说话技巧的一个好人。”（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并通过这个定义为昆提良定下一个主题（但是，演说家可曾有过这样难得的统一吗？）。他利用自己的农业经验，写了一本论文集《农书》（De agri cultura）——这是加图保留至今的唯一作品，也是最古老的拉丁文著作。此书风格简单有力，写得扼要而紧凑；加图不浪费一个字，也罕有屈从于连接词的。他对下述诸问题一一给出了详尽的建议：奴隶的买卖（年老的应在其还不至于亏本之前卖掉），租地给人耕种，葡萄的栽培法，内政的管理与实业，制造水泥与烹饪术，便秘与腹泻的治疗，以猪粪医治蛇咬以及对诸神奉上牺牲。被问到怎样才能最佳利用农田时，他答道，“饲养最赚钱的牲口”，其次是“饲养赚钱适度的牲口”，再次是“饲养不赚钱的牲口”，最后是“去耕犁土地”。这就是给予意大利大地主的理论。
他所著各书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今已遗失的《发源论》（Origines）。在该书中，他大胆地讨论自开始到加图有生之日为止的意大利古代风俗、人种、制度及历史。我们对此书内容所知者只是，透过其被吹捧的祖先，以诬蔑贵族们。作者在书中没有提到一位将军的名字，却为对抗皮拉斯一役中的一头善战之象命名，并加以称赞。加图拟将此书及他的有关演说、农业、卫生、军事学及法律等文章编成一部百科全书，以教育他的儿子。他用拉丁文写作，希望借以排除各种希腊文课本。在他看来，那些课本歪曲了罗马青年的心。虽然他自己也研究希腊文，但他似乎很坚守他的信念，即希腊文学与哲学的教育必将迅速瓦解罗马青年的宗教信仰，使其失去精神生活的抵御，无法抵抗贪心、好斗及性的本能。加图认为那个多嘴的老接生婆被毒死是正确的，因为她损害了雅典的道德与法律。甚至希腊医生也让他很厌恶。他宁用家传的老药方，而不信任最方便的外科手术。他写给儿子的信上说：
希腊人是顽固而邪恶的人种，你记住我的话，这种人将其文学给予罗马，这将会毁灭一切……如果他们要派遣医生给我们，还是先行防备好。他们共谋杀害所有“野蛮人”……我不许你和他们的医生有任何接触。
因为这些思想，加图自然成为西庇阿圈子的敌对者。这个圈子的人认为，希腊文学在罗马的流行，是促进拉丁文字与罗马人精神蓬勃发展的一种必需酵母。加图如不对阿菲利加·西庇阿及其兄弟起诉，那么反贪污法就没有人重视了。对于外国（除一个特例外），加图主张的政策是公正与不干涉。他虽憎恶希腊人，但对希腊还是尊敬的。当元老院的帝国主义劫掠派正从事对罗得斯的战争时，他作了一次决定性的演说，主张和解。那个唯一的例外，是举世皆知的迦太基。公元前175年，他以正式代表团一员的身份被派往这里，看到受汉尼拔战争影响的迦太基城恢复得如此迅速，使他大为震惊；但见果园与葡萄园果实累累，复活的商业使其财源广进，兵工厂内武器堆积如山。他回来时，手握着一束新鲜的无花果，出现于元老院前——那是三天前他在迦太基摘下的，作为迦太基繁荣及其接近罗马的一种恶兆。他断言，如果不对迦太基加以制裁，它不久就会十分富强，足可与罗马再争地中海霸权。从那一天起，他本着其顽固的性格，所有在元老院的演说，不论讲的什么题目，皆以顽强的信念作结：“还有，我想，迦太基必须被歼灭！”（Ceterum censeo delendam esse Carthaginem.）元老院中的帝国主义派同意他的观点，但贪图迦太基商业动机者不多，最大的理由是他们看见水利办得那么好的北非田野，可作为他们金钱的新投资，即利用新奴隶耕种的新的大地主农庄。他们期待一个借口，以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
迦太基的覆灭
发动战争的借口来自那个时代最特别的统治者。北非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活了90岁（公元前238——前148年），86岁时还生了一个儿子。他善于养生之道，差不多到死时身体还很健壮。他把他的游牧子民改组为一个定居的农村社会及一个有纪律的国家，统治了他们60年，以堂皇的大建筑装饰他的首都锡尔塔（Cirta），而且遗留下他的大金字塔墓，迄今仍矗立于突尼斯的君士坦丁附近。他已获得罗马的友谊，又知道迦太基的政治弱点，便一再侵袭并占据迦太基的领土，夺取大莱普提斯及其他城市，最后再次控制了迦太基首都的所有陆上通路。迦太基受条约束缚，除非罗马同意，否则不能进行战争，便派遣几个大使前往罗马，向元老院抗议马西尼萨侵占其土地。元老院提醒他们，所有在非洲的腓尼基人都是私商，没有受别国尊重的权力。迦太基每年须付给罗马200塔伦赔款，须付50年，当它最后付清时，便不再受扎马战后所订条约的约束。公元前151年，迦太基对努米底亚宣战，一年后，罗马也向迦太基宣战。
罗马的宣战，与罗马舰队已在北非登陆的消息同时到达迦太基。这个古城虽然人口众多，商业繁盛，却完全没有进行一次大战的准备。它只有一支小小的陆军，海军则更弱，没有雇佣兵，没有同盟国。海上由罗马控制，因此，乌提卡宣布归降罗马，而马西尼萨又封锁了迦太基内陆的所有通路。迦太基急遣一个特使团前往罗马，授权他们答应一切要求。元老院答应，如果迦太基将其最高贵家庭的300名小孩交给驻在西西里的罗马执政官作为人质，且遵守执政官发布的任何命令，迦太基则可以保全其自由及领土完整。然而元老院又秘密嘱咐两位执政官，仍照他们收到的训令行事。迦太基人怀着不祥预感和哀悼心情交出他们的孩子；孩子的亲属们群集海岸，作绝望的送别；到最后一瞬间，母亲们拼命不让船只开行；还有一些人跳入水中，对他们的孩子作最后一瞥。两位执政官把人质送往罗马，自率陆军和舰队渡海至乌提卡，召唤迦太基的特使团到这里，要求迦太基把他们剩下的船只一齐交出，并交付大量的米粮，所有战争机械及武器也一齐交出。当这些条件一一履践之后，执政官又要求迦太基人退出城外10英里，而城市则要彻底焚毁。迦太基特使们辩称，毁灭一个不发一矢即已交出人质和武器的城市，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背信暴行。然而抗辩也是徒然，他们自请以自己的生命替代赎罪，当即俯卧地下，以头抢地。执政官们答复他们说，这些条件是罗马元老院所定，不能变更。
迦太基人听到这个最后的要求后，变得疯狂。那些交出孩子的父母，因悲伤过度而发狂，把劝告其交出孩子为人质的迦太基领袖们一个一个地砍断肢体；其他的人则把劝告他们交出武器者杀死；有些人把刚刚回来的几个特使拖着游街，用石头打他们；有些人还把城内所有能发现的意大利人一齐杀掉；有些人则站在空空如也的武器库前掉泪。迦太基元老院对罗马宣战，召集所有成年人——不分男女、不分自由人或奴隶——编成一支新军，并重新铸造防御武器。愤怒至极的情绪，使他们坚定起来了。他们拆毁公共建筑以获取金属和木材；珍爱的神像皆被熔化，用以铸剑；又把女人的头发剪下来做绳子。这个被围的城市，在两个月内制造了8000个防盾、1.8万把剑、3万支矛、6万张石弩，并在内港建立起一支舰队，有船120艘。
此城抵抗海陆围攻达三年之久。罗马执政官们一再率领罗马军攻城，皆被击退。罗马将领中，只有西庇阿·艾米里安（小阿菲利加）一人证明是有智有勇的，他是军事保民官之一。公元前147年末，罗马元老院及族派会议选举他为执政官及远征军司令，所有士兵也一致赞成。其后不久，盖乌斯·利略就用云梯成功登城了。迦太基人已因饥饿丧亡而衰弱，然而仍一街一巷地奋斗到底，经六天的屠杀而不乞饶。罗马军队为狙击兵所苦，西庇阿下令，所有已攻下的街巷一齐放火焚毁，夷为平地。藏匿的迦太基人数以百计，皆被大火烧死。最后，城中50万人口只剩下5.5万人，才向罗马军队投降。迦太基将军哈斯德鲁巴请求保全性命，获得西庇阿允许；但是，他妻子斥责他胆小卑怯，自己带着几个儿子投身火中而死。残存的迦太基人被卖充奴隶，城市被罗马军团洗劫。西庇阿不愿夷平全城，派人回罗马请示，元老院答复说，不仅是迦太基，所有支持过其作战的迦太基附属城市皆要被完全毁灭。其土地应先犁翻，再于其上播撒盐，并举行正式祈祷，谁企图在这里重建城市，就请上帝降祸于他。迦太基被焚烧达17天之久。
这次战争并无和约，因为这个迦太基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乌提卡及其他曾经协助罗马的非洲城市皆获自由，成为罗马的保护国；其余的迦太基领土则成为罗马的阿菲利加（Africa）行省。罗马的资本家们来此瓜分土地，使这里成为大地主农场，罗马商人则继承了迦太基的商业。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成为罗马政治明显和自觉的动机了。叙拉古被并入西西里行省，南高卢被征服，作为完全压服西班牙所必需的陆上线路。对埃及与叙利亚的大希腊君主，则悄悄地加以引诱——例如以波皮里乌斯（Popilius）引诱安条克四世——使其屈从罗马的愿望。道德观点常常是国际政治的橱窗装饰品，另外从帝国观点看——以安全与财富而论——则同时为罗马的商业与海军奠下了两个基石。自那时起，地中海的政治史就以罗马为主流了。
在战争中，两个主要的煽动人都已带着完全的胜利而死去——加图死于公元前149年，马西尼萨死于公元前148年。这位老监察官给罗马历史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许多个世纪之后，人们还要回顾他，视其为共和时代的典型罗马人；西塞罗在他的《论老年》（De Senectute）一书中把他理想化，加图的玄孙又把他的哲学转世，只是没有他的幽默；奥勒留将以他为榜样而使自己定型；弗龙托（Fronto）将要求拉丁文学返回简单直接的风格。然而，加图的唯一成功，只是毁灭迦太基而已。他反对大希腊主义的战争完全失效。罗马文学、哲学、演讲术、科学、艺术、宗教、道德、仪态及服装，每一部分全都受希腊的影响。他深恨希腊哲学，而他著名的后裔则置身其中。他已经失去的宗教信仰，继续衰微下去，尽管他曾努力使其复活。他在青年时代曾经与之进行艰苦斗争的政治贪污，变得更广更深了。因为随着帝国的扩张，官吏的贿金也随之增高。每一次新的征服，都使罗马更加富有，更加腐败，更加残忍。罗马赢得了每一次战争，只有阶级战争失败了；而迦太基的毁灭，是除去内部分裂与斗争的最后一个制衡。现在，经过100年艰苦的革命，罗马即将遭到统治世界之后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