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兄弟的创业维艰

刘氏家族原是四川巴县（今属重庆市）的名门望族，清朝末年走向衰败，到刘大镛一辈虽不复当年之兴旺，但也算一方贤达。新中国成立后，刘大镛担任过四川省新津县第一任人民法院院长、第一任农业局局长，其妻郑康致是县平岗小学教师。1949年前后，他们的四儿一女相继出生，依次被取名为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刘永化，寓意为“言必行，行必美，美必好，好必发生质的变化”。四兄弟后来因成功创办希望集团而成为名震全国的“中国合伙人”。

1980年春节，还在成都师范专科学校（后并入西华大学）读书的刘永行手上只剩下两块多钱，究竟是留下来给自己交学费，还是为儿子刘相宇买肉吃？最后他狠下心到街上买了一只鹅。没想到孩子抱着鹅到池塘玩耍时，这只鹅却游走了，夫妻二人找遍都不见踪影。儿子没吃成鹅肉，刘永行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件事是刘永行创业的直接原因。为了解决儿子过年吃肉的问题，他在县城幼儿园门口摆摊修理家电，用白纸写了一张“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的广告。从大年初一到初七，他利用修理电视机、收音机的技术赚了300元，这相当于他10个月的工资。这笔“横财”让刘家四兄弟萌生了创业的念头：老大刘永言和老四刘永好学的是计算机和机械，老二刘永行搞了8年无线电维修，老三刘永美（改名为陈育新）干过电子仪表装配，四兄弟打算办一家电子工厂，名字都取好了——“新异”。

创业之前，兄弟四人先做好一件音响样品，通过市场测试后找生产队合作，由刘家兄弟出技术和管理，生产队出钱，却遭到公社书记的断然否决：“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多年后，刘永好遗憾地回忆说：“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转眼到了1983年年初，毕业后分配到县农业局当技术员的陈育新决定停薪留职，回到古家村创业。这年春节前几天，在古家村一间泥砖墙、茅草顶的小屋里，刘家四兄弟召开了决定家族命运的会议。陈育新掷地有声地说：“我爱人是农民，我也当过12年农民，就让我先辞职回家试验，砸了锅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

其他三兄弟热烈支持，尤以刘永好的发言最鼓舞人心：“我情愿冒风险背‘农皮’，也不愿安安稳稳地当一辈子穷教师。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不闯几时闯？农村正在进行改变，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应该投身到这场改革中去，趁着我们还有一股子拼劲，有不算笨的脑子，大干一场吧！可不能错过了这个千年不遇的大好机会啊！”

陈育新提议，有一种叫红育的良种鸡可以推广，建一个良种鸡场，把外地鸡种引进来，孵化出小鸡再卖给农民，然后回购本地农民的种蛋，再孵化成小鸡出售。让农民多赚钱，自己也可以从中得到收益。

家庭会议开了三天三夜，最后兄弟四人共同决议：“脱公服”当专业户。陈育新先行动，其他人陆续加入。

消息一出，整个小县城炸了锅。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刘大镛的四个儿子，三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毕业后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却跑到农村端“泥饭碗”。

为了筹集资金，他们的母亲拿出全部积蓄，刘永言把心爱的电子手表卖了，腿脚不便的刘永行卖了代步的永久自行车。没有场地，陈育新就把住房改造成育雏室。没有孵化箱，就利用废钢材自己做，大年三十晚上，刘家四兄弟聚在一起敲废铁桶做孵化器。良种场需要铁丝做墙体材料，刘永好就跑到成都的建筑工地找回一大捆废铁丝。他们连一把剪刀都舍不得买，找了两块废钢自己打磨。

良种场扩大后需要建造新厂房，刘永好专门从成都买回一拖拉机旧砖。由于道路狭窄，拖拉机无法进村，大家手抱肩扛把一车砖从两千米外抱回来。那一天是1983年12月8日，非常冷的一天。

良种场建成后，种鸡蛋的收购成为难题。刘永好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带一个筐子，到方圆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地方寻找良种鸡蛋。有一次，刘永好收购了200多个蛋，回家已经是深夜10点多。途经某处田坎时，一只狗突然蹿了出来，扑到他脚后跟上狠狠咬了一口。刘永好疼痛难忍从车上摔下来，一天的辛苦成果全砸了。等他拿着仅剩的一枚鸡蛋回到家时，已是早晨6点多。

刘家兄弟的良种场孵化出来的小鸡苗供不应求。刘永言认为，想要大量孵化必须用电孵的方法。1983年9月，经过反复试验，刘永行设计制作的孵化箱终于成功。1984年3月，刘永言设计出大型全自动蜂窝煤孵化室，并投入使用。

1983年年底，刘家兄弟的育新良种场孵鸡5万只，并带出11个专业户，超额完成县委书记“带起10户专业户”的任务。

谁知道，过完春节没多久，巨大打击就倏然而至。1984年4月的一天，育新良种场来了一位名叫尹志国的人，他开口就要求订购10万只“北京白”鸡苗。这可是刘家兄弟创业以来最大的一笔买卖。为了买种蛋，陈育新经由村里做担保，向银行贷了一笔钱，向附近的农民和一些单位赊购了许多种蛋。

尹志国带来一张信汇单，当天就从良种场拉走2万只鸡苗。但过了好几天，仍然不见款到，刘永行赶到所属信用社询问，才知道尹志国给的是一张假汇票。刘永行怒气冲冲去兴师问罪，却只看到满屋子臭烘烘的死鸡和到处乱飞的苍蝇。

尹志国的妻子哭诉说，尹志国把鸡拉回家时，半路上下起大雨，没有经验的他用塑料薄膜把车全盖起来，结果因温度过高，途中就闷死了一大半。回家不久，又遭遇一场大火，剩下的鸡苗连同房子都化为灰烬。尹志国急得几次想上吊自杀，最后一个人逃出家门。

望着跪在地上不断哀求的女人，还有惊恐万状的孩子，刘永行于心不忍。他知道，就算把尹志国送进牢房，也无法挽回损失。

这实在是晴天霹雳。为了这10万只鸡苗，刘永行兄弟把全部家当都押上去了。眼看借的钱马上要还，剩下的8万只小鸡就要陆续孵化出来，每天光买饲料就要上百元，都抵得上兄弟四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了。听着揪心的小鸡叫声，兄弟四人焦虑不安。

走投无路之际，兄弟四人甚至商量究竟是从岷江的桥头跳下去，人死账清，一了百了，还是隐姓埋名远遁新疆，等待东山再起。最后，大哥刘永言劝说，逃避不是办法，即使他们能逃脱，家里人在当地也会从此抬不起头来，整个刘家数十年来积累的声誉也会毁于一旦。

兄弟四人决定放手一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鸡苗全部卖掉。他们连夜劈毛竹、削篾片、编织盛鸡仔的箩筐，第二天清晨四点钟就起床，带着几筐鸡仔去县城乘早班汽车，到邛崃、大邑、双流等邻县的农贸市场叫卖。可是，时值农忙季节，农民们短期内根本消化不了这些鸡苗。

曾在成都当老师的刘永好突然想起来，成都市南门浆洗街有个鸡鸭市场，既然农民不要，不如试着把种蛋和鸡苗卖给城里人，否则只能坐等破产。于是，刘永好带着几筐鸡苗赶到成都。

市场上的商贩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寸土不让，初来乍到的刘永好难以插足，磨蹭一整天还是没找到合适的摊位，连安身之处都没有。那天晚上，他向一位好心的大爷借了一个板凳，在原地坐了一宿。第二天，他凭执着和诚恳打动了别人，终于得到一块小小的“地盘”，才把带来的鸡苗全部卖了出去。

经过没日没夜的忙碌奔波，四兄弟每个人累瘦了十几斤，8万只鸡苗终于卖完了。清账盘点之后，除还清所有欠款以外，每个人还分得180元钱。欣慰之余，大家都有种劫后余生的莫名感动。

从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到“最低贱”的身份，刘永好的心理无疑经历了巨大落差。这种磨难和考验是市场教会他的第一堂商业课，也是他终生难忘的宝贵财富。人就是这样，没有被逼到绝路，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