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范德机与元诗四大家

范梈在元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很高。他虽然生在“九儒十盗”的时代，但是在文学上却坚持雅正诗风，拒绝勾栏瓦舍习气，成为元诗四大家之一。

元诗四大家的形成有个酝酿过程。在元代诗歌的代表者里，有推许范梈的。揭傒斯《傅与砺诗集序》：“自至元建极，大德承化，天下文士乘兴运，迪往哲，稍知复古。至于诗，去故常，绝模拟，高风远韵，纯而不杂，朔南所共推而无异论者，盖得江西范德机焉。”诗序作于元统三年（1335）七月，此时范梈已去世五年，揭傒斯的陈述应当被当时社会所公认。明李东阳《镜川先生诗集序》：“元之盛时，称范德机善作，刘会孟善评。”明练子宁《中丞集》卷上《黄体方诗序》：“元初，惟清江范德机，清修之节，超卓之见，发而为文，以鸣其一代之盛。亦往往有能蹈其轨辙者。盖非特其祖述之工，由其本诸中者，有以异于人也。”文章所谓“蹈其轨辙”，是在“李太白神仙之流”的语境下，认为元代范德机的诗歌有李白之风，因此成为“一代之盛”。这些评论说明在元、明之时，他曾被推为元代文学的主要代表。

元代文学的代表也有推举二人的，如“南州双璧”说。《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一：“柳贯诗：‘南州双璧范与虞，君当赋诗倾明珠。’按：此谓范梈、虞集。”这里，以范梈与虞集并驾齐驱，作为元代文学标志。柳贯的原诗为《为蒋英仲作颜辉画〈青山夜行图〉歌》，诗云：“心融意定不少假，收揽奇怪一笔模。蒋君闲朝携过予，墨色照几晴光铺。老颜未老为此图，柳子歌罢三呜呼。南州双璧范与虞，君当赋诗倾明珠。”柳贯（1270—1342），字道传，元代婺州浦江（今江西兰溪市横溪）人，受学于金履祥，博学多通，名列儒林四杰。柳与范为同时人，诗歌主题歌咏颜辉的画——《青山夜行图》的“奇怪一笔”，以及当事人蒋英。但诗歌笔锋一转，转到当时诗坛的泰斗——范梈与虞集：希望你的画能得到他们倾以“明珠”般的赋诗相助，这就能为你的画增价。其时，范梈与虞集并不在场，诗人叙述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和风尚：他们作为当代文坛的巨星，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因而他们的诗歌被世人高山仰止。在这里，范梈与虞集被视为元代文坛的双子星，他们两人都是文坛的统帅。

元代文学的代表也有多家并举的。元杨维祯《剡韶诗序》：“我元之诗，虞为宗，赵、范、杨、马、陈、揭副之，继者叠出而未止。”所举七家中，虞指虞集，赵指赵孟，范指范梈，杨指杨载，揭指揭傒斯，其他还有马祖常等。明章懋《新刊杨铁崖咏史古乐府序》：“昔者元氏之有天下也，收南宋之遗才，而迪简在王廷，风教稍振。故文章一脉，代有作者，未尝绝响。若虞伯生、范德机、杨仲弘、揭曼硕、欧阳原功、马伯庸、萨天锡暨吾乡黄晋卿、柳道传诸人，各以其诗文鸣，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汉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所举九家，虞、范、杨、揭居首。明王世贞亦主多家之说，其《艺苑卮言》：“元诗人，元右丞好问、赵承旨孟、姚学士燧、刘学士因、马中丞祖常、范应奉德机、杨员外仲弘、虞学士集、揭应奉傒斯、张句曲雨、杨提举廉夫而已。”

但经过历史的选择，元诗四大家之说最终形成。其实在多家代表说中，已经包含虞、范、杨、揭四人，这离四大家之说并不遥远。在此基础上，四家说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揭傒斯《范先生诗序》：“（范梈）与浦城杨载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齐名，而余亦与之游。”这也隐含了四家说。在揭序中，还说到虞集的评论：“杨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揭傒斯诗如三日新妇”，虞集自评己诗为汉廷老吏。这些语境的背后，便是社会公认的元诗四大家说。

元诗四大家之说的典型表述，出自陶宗仪。清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二：“《辍耕录》：国家诗称虞、杨、范、揭。”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成于元末，此时“元诗四大家”之说已成定论。《新元史·杨载传》：“故元一代之诗，称虞、杨、范、揭云。”四大家的另一种表述，是“元诗四杰”。明熊逵《清江诗法序》：“范先生以诗鸣世，其时与蜀郡虞伯生，浦城杨仲弘，丰城揭曼硕四先生者，在元号四杰焉。”四大家与四杰，只是用词有别。明毛晋编选了《元四家诗》，其中收《虞集诗》八卷、《杨载诗》八卷、《范梈诗》七卷、《揭傒斯诗》三卷。《四库提要》说：“明毛晋编《元四家诗》二十六卷……乃晋以意摘抄，非其完本，且四家各有专集，亦无庸此合编也。”对毛晋《元四家诗》不以为然。其实，《四库提要》并不明白毛晋编《元四家诗》的深意：《元四家诗》以刊本的形式将陶宗仪四家诗之说确定下来，并传之天下，使“元诗四大家”成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毛晋对于元诗四大家之说的确立，其功不亚于陶宗仪。

平心而论，一个人的黄金时代为30年，这便是古人以30年为一代的内在根据。因此，元代90年的文学，实际上就是三代人的文学。第一个30年即第一代人时，天下初定，文学正在起步，虽然也有如姚燧被称为文章大家者，但是难以代表整个元代。第三个30年即第三代人时，天下动乱正在酝酿，元代已难掩亡国颓势，文学也不能成为时代的代表。第二个30年即第二代人时，也即延祐、天历之间，文学达到鼎盛阶段，故它成为元代文学的当然代表。而在延祐、天历时期的文坛中，虞、杨、范、揭是其中的佼佼者，故“元诗四大家”之说，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故逐步被后人接受。今《中国文学史》：“元诗四大家，是指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因长于写朝廷典册和达官贵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们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其说并非没有瑕疵，例如杨载和范梈的官位便不高，而且二人并无碑版文传世。在论述四人的论据中，这二人的论据悬空，其说的科学性便大打折扣。但是，元诗四大家备受时人的称誉，这却是正确的。

当然，对“元诗四大家”之说并非没有异议。明宋濂《待制集后记》：“国子监丞、莆田陈公旅尝评之曰：‘柳公之文，庞蔚隆凝，如泰山之云层，铺叠涌杳，莫穷其端倪。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惟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硕、乌伤黄公晋卿及公，四人而已。’识者以为名言。呜呼，先生之于文，可谓至矣。”《待制集》，即他的老师柳贯的文集。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柳贯传》，更称柳贯、黄溍、虞集、揭傒斯为“儒林四杰”，而不及范。当然，“元诗四大家”与“儒林四杰”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也有一定联系。这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程钜夫曾对柳贯说：“天下文章，今属子矣。”但是不要忘了，宋濂是柳贯、黄溍的弟子，其《待制集后记》即署“门人金华宋濂谨记”。门人宋濂对老师柳贯的赞誉还表现在《柳贯赞》、《元故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柳先生行状》、《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谥文肃议》等文中。学生私爱之语，不能视为历史定论。清沈钧德《元诗别裁集序》说：“至如赵（孟）、虞（集）、杨（载）、范（梈），皆卓然成家，为正宗。”而不及揭傒斯。元陶宗仪说：“国朝之诗，称虞、赵、杨、范、揭焉。”清顾嗣立《寒厅诗话》云：“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又称范、虞、赵、杨、揭。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祖常）、宋（本聚）。”顾嗣立一下就提到“元四家”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五家说则在范、虞、杨、揭中加上赵孟。但是一般而言，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虞、杨、范、揭，即“元诗四大家”。清宋荦《漫堂说诗》：“元初袭金源派，以好问为大宗，其后则称虞、杨、范、揭。”另外，还有在四家中又分出高下优劣的。如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虞、杨、范、揭，四家诗品相敌，中又以汉廷老吏（伯生自评其诗语）为最。”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说：“总之，杨、范、揭三家，不应与虞齐名。其所以齐名者，或以袁伯常、马伯庸辈，才笔太纵，转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调者，谓可以绍古乎?然以格调论之，范稍雅饬，揭稍有致，杨则平平，皆非可语于道园之‘学古’也。”沈德潜和翁方纲均推尊虞集为最，不无道理。范梈《怀京城诸公书崖州驿四首》之四即称赞虞集为：“妙为文字吾雄甲，精切于今孰与俦。”这是范梈时代推虞集为“吾雄甲”的最早记载。翁方纲虽有上说，但他也承认，“元诗四大家”说的产生自有其原因。其实，中国文学史上诸如“四大家”、“四杰”、“四士”、“八大家”等说，无不有可议之处者。但是，它们又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后人没有必要锱铢必较，一定要在四人中分出个雌雄来。

学界对范梈的研究是比较少的。自1980年以来，有关范梈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刘厚章与涂文安的《范梈不是恩施人》［《鄂西大学学报》，1986（1）］及《元代诗人马祖常和范梈的籍贯——新版〈辞海〉两条注释辨误》［《中国文学研究》，1986（2）］、肖永凤《范梈诗歌的艺术特色》［《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利煌《浅谈元代诗人范梈的道教情结》［《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余珊珊《〈木天禁语〉考辨》［《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9（5）］等少数几篇，且都停留在研究起步阶段。

在范梈工作过的雷州地区，对范梈的研究也十分稀少。黄振强的《历代名人与雷州半岛》、《徐闻文史》第二十辑《诗词楹联选》等，选了范梈的《登沓磊驿楼自此渡海》等诗，注意到范梈留下的诗歌。此外，鲜有述及范梈与雷州者。

范梈不仅在雷州任职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照磨，而且还著有诗集《海康集》。《海康集》是雷州历史上第一本以雷州地名命名的诗集，这部诗集对研究雷州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