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对基于汉藏语系的汉藏对音的批评

现在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汉语上古音的时候，要参照古藏语的语音特征。他们这样做是首先无条件地承认有汉藏语系的存在，然后根据汉藏语系这个假设前提找出一批汉藏语同源词，并且认为汉语上古音的音系特征必须符合汉藏语同源词对音的要求，否则是不科学的。这一论调近数十年来备受关注，被有的学者看作汉语上古音研究的主流方法。然而，本书经过慎重研究，终于不能苟同这种观点。我们这里专立一节，对立足于汉藏语系的汉藏对音和汉语上古音研究的关系问题谈一些批评性的意见[512]，分条列举如下：

（1）从语法学的角度来说，有线索显示上古汉语与所谓的共同汉藏语或原始藏语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从商代甲骨文到上古汉语的语序都是SVO占绝对优势，SOV的句式虽然存在，但所占比例不大，而且有语法标记的限制。而现在的藏缅诸语言一般是以SOV为基本特征，这个特征被学者们认为是保留了远古的形态。有的汉藏语学者为了证成汉藏语系的观点，拼命证明远古汉语发生过SOV→SVO的演变，然而证据薄弱，主观猜测过多，难以服人[513]。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以SVO为主的语言[514]。因此，若果真存在过汉藏语系，那么在甲骨文时代的汉语和藏语就早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我认为无论汉藏语是否同源，古藏文对汉语上古音的研究和构拟并无重大的参考价值。何大安《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515]第255页论及：“汉语从其他汉藏语系语言分化出来的年代，可能相当早。在汉文化逐渐凝铸的同时，汉语必然曾经与东亚地区的其他语言有过深刻的接触，而它的简化则在文字创制以前便完成了。所以在从殷商甲骨文以来的书写系统里，已经不太看得出来原始汉藏语声母、韵尾上种种繁复的特征。汉语的基本骨干在三四千年以前定型以后，仍然不断与北方、南方的非汉语发生接触与融合，留下各种顶层与底层的影响痕迹。”何大安先生的这段见解非常正确[516]。我补充的是：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框架是SVO，而SOV的句式一般是代词在否定句中或疑问代词作宾语时，才需要前置于动词[517]；而且在上古汉语中，就算是有条件的宾语前置有时也有例外。考《左传·宣公三年》：“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里各本皆作“莫能逢之”，没有作“莫之能逢”的。《说文》“鼎”字注、《群书治要》卷五以及《太平御览》多处引《左传》此文皆如此作。而古书中本来多有“莫之能V”这样的句式。如《诗经·溱洧》小序称：“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又《史记·苏秦列传》：“奉阳君弗说之。”而不是作“奉阳君弗之说”。类例甚多[518]。可见即使在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也不一定要前置于动词。我们实在没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在远古古汉语中发生过大规模的SOV→SVO的演变。日语、朝鲜语以及众多的阿尔泰诸语言都是SOV的语序，千年来没有发生过向SVO的演变。为什么偏偏汉语在远古时代就发生过大规模的SOV→SVO的演变呢?其动力是什么呢?如果学者们不能作出有力的解释，那就不能取信于人。

有的学者找出的其他一些例子并没有准确理解古文献。如冯胜利《论上古汉语的重音转移与宾语后置》[519]提到上古汉语有的名词宾语也可以置于动词之前。举例如：①《尚书·皋陶谟》：“慎其身修。”光华按，此例不可靠。其中的“身”不是“修”的宾语前置，而是“身修”一语作“慎”的宾语，“身修”的结构同于“家齐、国治、天下平”，绝对是主谓结构，不能当作宾语置于动词前。②《周礼·大宗伯》：“荐豆、笾彻。”[520]“笾彻”并不是宾语前置，其本身就是主谓结构，虽然在意思上同于“彻笾”。与此相同的有《庄子·德充符》：“为天子之诸御：不爪翦，不穿耳。”今按，“爪翦”的结构同于“腰斩”[521]，也是主谓结构。古书中这种错综成辞的情况，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一“错综成文例”有专门的讨论。上古时代的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常常是同一形式，虽然上古时代确实存在用声母的清浊来区分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但不是一概如此，不可以偏概全。③《左传·昭公十九年》：“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④《墨子·非乐上》：“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光华按，这两个例子明显不是上古汉语SOV句式的体现，“室于怒，市于色”就是“怒于室，色于市”的倒装形式，是上古谚语的强调手法[522]；又，冯胜利明显把“野于饮食”解释为“饮食于野”的倒装，即使如此，也不是动词的宾语置于动词之前。更何况对于《墨子·非乐上》的“野于饮食”，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据孙诒让《墨子间诂》[523]，清代学者毕沅、孙星衍的观点认为这里的“野于”是“于野”的讹文。而且《墨子》在“野于饮食”的后面很快就有“渝食于野”这样的文句，我们没有理由说“野于饮食”是原始汉语的遗留句式，而“渝食于野”是后来的句法演变。联系《墨子》原文的上下文语境“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524]，我认为《墨子》原文这里之所以出现比较特殊的倒装句式，是因为要“食”和“力”押韵，二者上古音押职部[525]。我们有理由说在先秦汉语中的正常句法是“饮食于野”，而不是“野于饮食”，我们绝不能说“野（郊野）于饮食”是远古汉语的古老形式，后来发展演变成“饮食于野”。考《周礼·司暴》：“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诗经·硕鼠》小序：“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诗经·株林》：“乘我乘驹，朝食于株。”《仪礼·燕礼第六》：“尊士旅食于门西。”《仪礼·大射礼第七》：“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汉书·哀帝纪》：“及赐食于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有曰：“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宿于野。”这是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文献，断非伪造或篡改。类例甚多。冯胜利此文所举的这些例证皆不能成立。他想证明远古汉语是SOV句式的语言，不亦难乎?

冯胜利此文还有一个很大的自相矛盾之处。其文称：“我们知道，就语言的一般规律而言，SVO型的语言的普通重音都在句末（如英语），而SOV型语言的重音一般都在动词左边的宾语上（如日语跟德语）。如果说原始汉语是SOV型的语言，那么它的重音形式应该在动词左边。”但冯胜利同文又说汉语中的代词一般是轻读的（他是根据一些合音词来判断的），也就是句子的重音不会落在代词上面。然而正是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和疑问代词宾语常常置于动词之前而成为SOV的句法。冯胜利这里的论述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一方面说SOV的句法中的O要重读，而这个O在上古汉语中一般是代词，而他又说代词一般不会重读。这不是左手打右手吗?他用句子重音后移来解释上古汉语发生过SOV→SVO的演变，这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如果句子重音后移，那么句子的重音应该落在动词上。但按照冯胜利的解释，句子重音只能落在宾语上面，所以导致了宾语后移。冯胜利的这个解释完全出于主观猜测，没有实证的根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现代汉语的有些句型不能作为汉语有SOV的证据。例如，“他什么都懂”“他哪儿也不去”“他任何事都不想做”，这些句子中的重音都只能是在动词前的疑问词上面。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汉语中的这些句式都明显是为了强调宾语而把这些表示全称的疑问词提到动词前面，这是倒装句。有的学者反驳说这不是倒装句，而本来就是宾语前置，是汉语本来就有SOV句型的证据。因为如果是倒装句，那么应该能够将倒装的宾语还原到动词的后面，但实际上这些疑问词都不能还原到动词之后，可见这是正常语序，与倒装无关。这样的疑问词为了达到强调的目的一般需要标记成分的“都”或“也”。我现在的意见是，这种带有标记的疑问词位于动词之前表全称与SOV无关。这些句子中的疑问词加“都/也”根本没有必要看作宾语，而应该分析为与后面的动词一起构成主谓结构的述语，也就是“他”是主语，“什么都懂”“哪儿也不去”“任何事都不想做”这些成分都是主谓结构作述语，没有宾语出现[526]。我这样分析还有日语可作旁证。有趣的是，在日语语法中有与汉语的这种句型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在日语中也是疑问词加[も]表示全称[527]。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加上表示宾语的格助词[を]。也就是说，在日语中这样的句型也是主谓结构，不是宾语加动词[528]。一般学者纠缠在宾语是倒装还是本来就前置的问题上，结果还是没能解决问题。有的学者还利用它来证明现代汉语也有SOV的句型，这真是不幸。

另外，如在“连他也不知道”这样的句子中，代词的“他”显然要重读。“他不去，我们去”中的“他”和“我们”都要重读，因为它们是比较重音。更考《史记·秦始皇本纪》：“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史记·乐书》：“诗曰：‘诱民孔易’，此之谓也。”《左传·宣公十二年》：“不行谓之《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这些句中的代词“此”一定要重读，类似的文句在上古文献中非常多。因此，不是如同冯胜利所说的代词在句子中一般不会重读，代词重读的现象很多。冯胜利此文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考论未密，疑窦尚多，未可凭信。

还有的学者找出了“唯命是从”这样的句型，认为其中的“是”是代词作宾语置于动词之前，是重复本来的宾语“命”[529]。这样的结构在先秦文献和古文字材料中已经存在，所以必须辨明。首先，根据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530]第217页的论述：“西周铭文宾语前置不多，出乎我们的意料。若与甲骨卜辞相比，最值得注意的变化要算肯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现象的出现和‘唯……是……’式的产生。后来的典籍，这两种形式的宾语前置出现都很正常。”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肯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现象和“唯……是……”式都是在西周时代才出现的，在商代甲骨文中没有这种现象，可见它们不是原始汉语的遗留，不能作为原始汉语是SOV的证据；二是潘玉坤把“唯……是……”式一概看成宾语前置是不妥当的。同书同页称：“所谓‘有规则’的宾语前置，实际包括了四种情形：1.宾语为代词‘是/之’；2.‘唯……是……’式；3.借助结构助词‘于’将宾语提前；4.‘唯+宾语+动词’式。除了第四式见于西周早期之外，其余三式均用于中期或晚期。”可见在西周金文中的宾语前置断然不会是原始汉语的残留，而一般是西周新兴的语言现象。举一个金文中具体的例子。西周晚期的《昶伯庸盘》曰：“其万年疆无。”[531]金文中的套语是“万年无疆”之类，称“其万年疆无”是比较偶然的现象，而且时代在西周晚期，类似的文句在西周中前期的金文中没有出现过[532]，因此断然与原始汉语的语序结构无关。

我认为“唯O是V”句式中的“是”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代词，而是副词，训为“仅仅、只”或“乃”。“是”在上古汉语中很多时候不是用作代词，而是用作副词。如《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九：“是，犹袛也。言袛能养也。”这里的“是”绝不能训为代词的“此”，只能是副词。我认为也可训为“乃”。“是谓能养”言乃谓能养；《诗经·葛覃》：“是刈是濩。”《诗经·生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其中的“是”都训“乃”。类例不可胜数。《左传·僖公四年》：“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杜注：“乃寻先君之好。”则分明训后一个“是”为“乃”。“唯命是从”言“只有您的命令才服从”（他人的命令不服从），这是对对方的尊敬之言；《左传·襄公十四年》：“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左传·宣公十二年》：“敢不唯命是听。”《史记·齐太公世家》：“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这里的“是”也训“乃”。这个句式中的“唯”和“是”都是强调名词的标记，一般学者认为这是宾语位于动词的前面，即使如此，也只能看作是一种为了加强语气的倒装句，而不能看作是原始汉语的普通语序的遗留，因为这个句式带有明显的固定标记“唯”和“是”。因此，这样的例子不能作为在肯定句中代词也可以作宾语置于动词前的证据。又，这种句法在古文献中偶尔有省略“唯”字的情况。如《史记·殷本纪》：“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有时可以省略“是”，如《国语·晋语四》：“将夺其国，何有于妻，唯秦所命从也。”这里根本就没有“是”，仅有“唯”作标记。可知“唯”和“是”可以省略其中一个，其句法形式和意思都不变。所以我们可以说“唯……是……”句式中的“唯”和“是”所起的语法功能是相同的，其中的“唯”显然不是代词，那么“是”也不应是代词（代词似乎很难用作语法标记），不然二者的语法功能会有所不同。同在《左传》中，还可以有最简单的省略形式作“唯命”，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左传·隐公元年》：“佗邑唯命。”《左传·僖公三十年》：“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左传·哀公十三年》：“将以二乘与六人从，迟速唯命。”《左传·定公元年》：“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左传·昭公元年》：“鍼惧选，楚公子不获，是以皆来，亦唯命。”这些句子中的“唯命”只能理解为“唯命是听”的省略形式。鉴于有这样的情形，我现在甚至认为“唯命是听”这样的句法结构是主谓结构，而不是宾语提前[533]，因为在古汉语语法中，只有主语可以省略谓语，而不能只留下宾语而省略谓语。我强烈认为把“唯命是听”这样的句型分析为主谓结构更合理，这样一来很多麻烦都不存在了。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如《国语·晋语二》：“是之不果奉，而暇晋是皇。”韦昭注：“暇，不暇；不暇以晋为务也。”其中的“皇”（就是后来的“惶”，当训为“急”）只能看作不及物动词，在上古文献中没有发现“皇”或“惶”带宾语的例子。所以前面的“是”只能解释为“乃”，而不是“皇”的宾语前置，这个句子只能分析为主谓结构，绝不是名词加复指代词作宾语提前。还可以比较《史记·三王世家》：“唯命不可为常。”这个句子只能分析为主谓结构，不能说“命”是“常”的宾语前置。再比较《左传·昭公元年》：“小国将君是望，敢不唯命是听。无乃非盟载之言，以阙君德，而执事有不利焉，小国是惧。”这段话很有研究价值。其中的“小国是惧”只能是“小国乃惧”的意思，是主谓结构，断不会是“惧怕小国”，否则文理不通。其中的“小国将君是望”的“是”依然是“乃”的意思，绝非代词。《国语·周语中》：“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征。”《诗经·商颂·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也只能分析为主谓结构，断非宾语前置，其中的“是”训“乃”。《诗经·小雅·小旻》：“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其中的“是”训“乃”，是副词，断不可能作为复指代词宾语前置，因为“是”的前面没有名词宾语。《诗经·南山有台》：“乐只君子，德音是茂。”这个“是”肯定不是代词宾语前置，因为“茂”是形容词，而不是及物动词。《诗经·采菽》：“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是”的前面没有名词，所以这里的“是”肯定不是复指代词作宾语前置，只能训“乃”，是副词。《诗经·小雅·小旻》：“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这几个肯定句和否定句相并列，都只能分析为主谓结构。《诗经·日月》：“日居月诸，下土是冒。”言“下土乃冒”。《诗经·山有枢》：“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肯定是“他人乃愉”的意思。《诗经·羔裘》：“岂不尔思?中心是悼。”言“中心乃悼”，如果倒置为“悼中心”，则文理不通，可知绝非宾语前置。《诗经·小雅·雨无正》：“匪舌是出，维躬是瘁。”其中的“维躬是瘁”只能是主谓结构，断不能分析为宾语前置，其中的“是”也显然不可能是代词。我们对此还可以提出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先秦文献中的“瘁”都是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从没有带过宾语。举几个例子：《诗经·小雅·出车》：“忧心悄悄，仆夫况瘁。”《诗经·小雅·雨无正》：“戎成不退，饥成不遂。曾我暬御，惨惨日瘁。”《诗经·小雅·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诗经·大雅·瞻卬》：“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这其中没有一个是及物动词。所以“维躬是瘁”肯定是主谓结构。这个例子非常明显，足可以否定这类句型中的“是”是代词的传统说法。最后举一个例子：《诗经·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其中的“四国是皇”肯定是“四国乃皇”。我上面说过“皇”在上古文献中是不及物动词，没有带宾语的例子[534]。“四国是吪、四国是遒”中的“是”都训“乃”，这样意思既通顺，又合乎语法[535]。一般语法学家对这类句型的分析差不多都搞错了[536]。金文中的《陈逆簋》称：“子孙是保。”按照金文通例，这句话只能理解为“子孙乃保”，绝不是“保子孙”的意思。

在古书和古文字中还有一种句法常常被人误解为宾语前置。如《诗经·小雅·出车》：“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诗经·大雅·崧高》：“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古代汉语虚词词典》[537]第765页、何乐士《古代汉语虚词词典》[538]第544页都认为这是宾语前置。只是何乐士此书有一个说明：其中的“于”相当于“是”，可不译出。这个说明是不可忽视的。王引之《经传释词》认为《诗经》“赫赫南仲，猃狁于襄”中的“于”相当于“是”；《虚词诂林》第17页引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称：“于，犹‘是’也。训见《经传释词》。”多有举例。此外还见于吴昌莹《经词衍释》。我认为王引之、裴学海、吴昌莹的意见是对的，这些例子中的“于”相当于“是”，训“乃”[539]，并非宾语前置。类似的文句见于金文，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540]第216页称：在金文中有例句是借助结构助词“于”将宾语提前。这也是错误的。我们认为这类句子也应当是主谓结构。

总之，我们没有理由说原始汉语的语序框架就是完全的SOV，后来发生过向SVO的转变[541]。那种推测空言无征，近于画鬼，其证据大多不能成立，学者们的错误主要是把上古汉语的主谓结构的句型分析成了宾语前置于动词，结果导致了上古汉语有许多SOV句式这一错误认识，并用以支持汉藏语同源说，这是很大的错误[542]。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上古汉语与藏缅诸语言已经是有根本区别的语言，即使有同源关系，在上古汉语时期，二者也分化已久，在语序上已经有明显的类型上的不同，在语音上绝不能精确对音，更何况汉藏语还未必同源。

（2）藏语的语序有一个特征是形容词和指示代词作定语时位于中心词之后，这与汉语完全不同。从甲骨文以来的汉语一直是形容词和指示代词作定语时位于中心词之前，几千年来没有发生变化。形容词如果位于中心词之后，那就变成了主谓结构，而不是定中结构。二者在语法上有完全不同的作用。我认为这绝不是小事。在日语中也是修饰语一定位于中心词之前，从古到今一两千年也没有发生变化。在朝鲜语中也是如此。这种语序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极为普遍。阿拉伯语有诸多方言，但修饰语始终是在被修饰语的后面，千年来这种语序从未改变[543]。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汉语在远古阶段发生过修饰语和中心词的语序的倒置现象，而且是毫无例外地完全颠倒。这简直匪夷所思。因为如果远古汉语真的发生过“中定”→“定中”的演变，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一定会留下未变的痕迹，不可能毫无例外、干干净净地全变。我认为与其认为远古汉语发生过“中定”→“定中”的演变，不如说原始汉语本来就是“定中”式的语言，汉藏语本来就不同源。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544]第八章“特殊语序问题”讨论了西周金文中存在的定语后置的现象，并分类举例，如“介词结构作后置定语”“名词性后置定语”“动词性后置定语”“数词、数量短语作后置定语”。我们且不说这些分类讨论未必可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根本没有形容词和代词作后置定语的现象，与藏语完全不同。还有不少学者对这些金文中的文句有不同的分析和解释，不见得一定要处理为定语后置。例如《多友鼎》的“人孚（俘）”，潘玉坤解释说这就是“人之被俘者”，是定语后置。我认为这里的“人孚”在结构上相当于后来的“人犯”，不能看作动词作定语后置。“日盘、月轮”虽然在意思上是“如盘之日、如轮之月”，但其构词形式本身不是定语后置。语法分析强调形式，不能完全由意思来定。类似的例子如：《战国策·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有人就认为“齐人有冯谖者”属于定语后置，这是完全错误的分析。这句话只能分析为“齐人（中）有冯谖者”，而不能随意解释为“有个叫冯谖的齐人”。同篇：“使吏召诸民当偿者。”这句也不是定语后置，不能把“诸民当偿者”解释为“应当还债的诸民”，而只能解释为“诸民（中）当偿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客有为齐王画者。”只能分析为“客（中）有为齐王画者”，而不能解释为“有为齐王画的客人”。这才是最稳妥的解释。上古汉语中类似这样的句子有很多，都应该作这般分析，而绝不是定语后置。这类“者”字结构确实不能分析为定语后置，还有一个理由：上古汉语中的“者”字结构凡是作定语的都是前置于中心词，无一例外，而且极为明显。这些例证很古老，在《诗经》中很普遍。考《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彼苍者”作“天”的定语。《诗经·鄘风·干旄》：“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彼姝者”作“子”的定语。《诗经·小雅·皇皇者华》：“皇皇者华。”“皇皇者”作“华”的定语。《诗经·小雅·小弁》：“有漼者渊，萑苇淠淠。”“有漼者”作“渊”的定语。绝无后置之例[545]。

（3）上古汉语中已经存在的一些接头词与语言学中的前缀完全不同，万万不能混为一谈。如“有夏、有殷、有周”之类的“有”绝不是有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的前缀，它们与“夏、殷、周”在意思上完全相同[546]。如《左传·哀公元年》：“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前称“有仍”，后面紧接着就只说“仍”。二者意思完全相同。因此，“有夏、有殷、有周”之类的材料与多音节、形态变化等毫无关系，不能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汉藏语同源。类似的例子还有上古文献中的“勾吴”、“于越”之类。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现象：一般是在单音节名词（尤其是国名）的前面加上一个发语词（古汉语称作“语辞”），并非形态变化[547]。而藏语自古就有形态变化，这与汉语在发生学上就不同，二者不可能同源。

（4）古书中还有具体词汇的例子。考《后汉书·西羌传》：“羌人谓奴为无弋。”学者们对此颇有兴趣，结果找出藏语中的“无弋”的关系词是“milag”。我们绝对没有根据说羌语“无弋”或藏语“milag”与汉代表示奴隶的汉语词有同源关系。考上古文献《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这是我国上古时代最早的关于奴隶名称的详细记载。其中的“皂、舆、隶、僚、仆、台”都是等级不同的奴隶，“民”字最早有可能是对奴隶的泛称。但这些最早的表示“奴”的汉语词没有一个与汉代的羌语“无弋”或藏语“milag”存在同源关系，彼此之间不能建立语音对应关系。这样的材料反而可以证明古汉语与西羌语、古藏语没有同源关系。其间比较有把握的关系词只能解释为借词，而不是同源词。

（5）《西藏的观世音》[548]第九章记载了古藏文创立时的情况，其言有曰[549]：“吐蕃文是由‘拼音规则’与‘音素符号’拼合书写的。它有五个前置字，十个后置字，前后置字的作用是为了不使（词的音、形、义）混淆。……吐蕃文依据天竺文的五十个字母摄集转换为三十个字母，但其中的五个半字母是天竺文中所没有的。所谓‘五个半字母’中的‘半个字母’，是指字母‘阿’只能作为前后置字，故名。”这是公元7世纪吐蕃文创立时期对吐蕃语的精确描述，可见在吐蕃文依据天竺文字创立的时候，吐蕃语就有前后缀来发挥重要的语法功能，以避免各种混淆。而上古汉语以至甲骨文、金文都没有明显的前后缀来作为当时构词法的主要特征。我们根据《西藏的观世音》的这段记载，甚至可以推断出汉语和藏语根本没有发生学的关系，二者不是同源的。立足于汉藏语系的汉藏对音从方法上讲是站不住的。

（6）现在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上古汉语是有形态的，有前后缀的语法形式。有的学者费尽功夫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去构拟上古汉语的形态。但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他们这样的观点是要颠覆汉语从古到今是公认的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这一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汉语是表意文字[549a]，汉字最古老的形态是象形文字，乃至图画文字（原始形态）。这在汉字文字学上已是定论[550]。而西方语言学家一般认为象形化程度高的文字首先是孤立语，其次是胶着语，屈折语的文字极少有象形化的特征。因此，我们根据甲骨文和早期记名金文（或族名金文）高度象形化这一特点，可以断定早在甲骨文和早期记名金文时期的汉语就不可能是屈折语，绝对没有丰富的形态变化。说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发展是从有丰富形态的语言演变成没有形态的语言，这是完全不可信的。古汉语中存在的变调构词和声母的清浊交替来构词在古汉语和古文献上都有大量明确的记载，而学者们所说的一些形态变化为什么在古文献中没有任何反映呢?有的学者穷尽一生的努力来研究汉语形态学，甚至写出专书，其出发点就已经错误[551]。而藏语从上古以来就有丰富的前后缀及其他的形态变化。藏文的创立是根据梵文字母，而不是根据汉字，就是因为汉字这种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表意文字难以表达出藏语的形态变化，虽然在藏文创立时期的汉文化已经对藏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文和藏文的这个重大不同可以显示出汉语似乎与藏语没有同源关系[552]。如果原始汉语有丰富的形态，那么在汉字创立的时候就不会走象形文字的路，而应该向拼音文字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满足其形态变化的需要。然而事实是，最古老的汉字是象形文字，这个重大的特征就表明原始汉语不可能有丰富的形态变化。这与古藏语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据此说汉藏语不同源。胶着语有时也可以用表意文字来书写，但这种表意文字应该是一种外来的文字系统，而不是胶着语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古日语在有假名以前是用汉字来书写的，如最古老的诗集《万叶集》[553]。但《万叶集》在当时需要有高深文化教养的人才能用日语固有的语音读出来，其书写形式显然不可能通行于当时社会。上古日语的各种形态变化也可以用汉字音来表现，而且比较明显。上古时代的赫梯语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最早是用表意文字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来书写的。这些语言都是采用了外来文字系统，而不是本民族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构。然而在上古汉字中，显然没有用纯粹的汉字音来表示形态的现象。这只能说明自古以来汉字所表现的汉语本身就没有形态。从语言发展的规律来看，一种语言从没有形态发展出各种形态是有可能的[554]，但没有可能从拥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发展为失去所有的形态变化，这在语言学上讲不通。而且无论是从无形态发展为有形态，还是相反的过程，其变化一定需要强大的外力影响，按照语言自身的演变很难发生这样大的转变[555]。如果上古汉语在向中古汉语发展的过程中，从有形态发展为无形态，那么推动这种变化的外力是什么呢?难道是北方的阿尔泰语系的影响吗?但阿尔泰语系恰恰是有丰富形态变化的语言。我们实在很难找到古代到底有什么样的外力能够推动古汉语从有形态演变为无形态。我敢断言：上古汉语绝无丰富的形态变化。一些学者指出的语言现象断然与形态无关。这个重大现象也表明汉藏语不同源。

（7）现在学术界公认藏文在创立时期的公元7世纪没有声调，其声调是后来才有的，但上古汉语就有声调已经不可置疑[556]。也即是汉语声调的产生比藏语要早至少1500—2000年。假如存在过汉藏语系，那么在汉藏语分离后，汉语语音的发展演变肯定比藏语要快得多（因为汉语早于藏语一两千年就有了声调，而所谓的原始汉藏语一般认为是没有声调的），距离原始汉藏语就很远。二者的语音演变既然不是同步的，那么二者的对音就很困难。即使用公元7世纪的藏文语音去和西周春秋的汉语上古音比对也是很不科学的方法。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立足于汉藏语系的汉藏同源词对音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

（8）我们从人类学上也可以获得一些线索和启发。据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557]第九章“西藏墓葬考古材料与藏族族源研究”中“西北地区古人类材料与藏族族源的关系”的综合介绍，1986年春，在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发现了古墓群，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彩陶器和小件青铜器，还有铁制品。陶器的器形和纹样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有相似之处。墓葬的年代在春秋以前。此墓葬群中出土有人骨，据韩康信研究鉴定，其包含欧洲人种支系和蒙古人种支系[558]。其中的蒙古人种头骨的综合特征与现代藏族卡姆型头骨之间有强烈的一致性。因此，韩康信、张君《藏族体质人类学特征及其种族源》[559]说：“如不纯系偶然，焉布拉组与西藏卡姆组属同类性质是可信的，其接近程度甚至超过了焉布拉组与甘肃古代组之间的接近程度。由此可见，与现代藏族很接近的甚至带有某些更不分化性质的古代居民在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西北边陲地区。”可知藏民族在族源上与远古的新疆地区的民族有密切关系。而我们知道汉民族在上古时代从来没有在新疆地区长期生活过，新疆在上古以来一直是汉民族眼中的西域地区。汉民族的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广，向西一直延伸到甘青地区，但从未到达新疆。而藏民族有可能最早是从新疆地区慢慢迁入西藏的，其年代必然远远在公元前10世纪以前。因此，从体质人类学上看，汉民族和藏民族根本不同源。霍巍在《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的第307页还提到一个例子：1990年在西藏拉萨曲贡村石室墓第203号墓的北端中部出土了一面带柄青铜镜。这种青铜镜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自唐宋以后出土的带柄青铜镜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但同类青铜镜在新疆出土最多，而且年代都比较早。所以霍巍认为西藏的这面青铜镜是从新疆地区传入的。

（9）有的学者根据《国语》等古文献中的一些关于远古时代汉民族帝王世系的记载来推论汉民族与藏民族在远古时代有共同的祖先，同出一源，于是得出结论说汉藏语应该同源[560]。我们认为这样的推论实在过于粗疏，对我国上古文献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我们从整部《国语》绝对得不出汉藏民族同源的结论。例如《国语·晋语四》：“公子欲辞，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这样的话绝对与汉藏民族是否同源无关，不得主观曲解。况且战国时代关于我国远古时代的帝王世系的记载乃是在战国时代的大一统观念下产生的，似乎不能早于战国中后期。

“古史辨”派的主要学者顾颉刚早在1923年发表的《答刘胡两先生书》[561]就已经对上古时代大一统的帝王世系提出了怀疑和批判，反对民族一元论的观点，其文论述：“在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种族。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但我们一读古书，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郯出于少皞，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庭坚，楚、夔出于祝融、鬻熊（恐是一人）。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这分明是说上古时代民族本是多元的，民族一元论是随着战国时代的国家与民族的不断融合而渐渐产生的。顾颉刚的这个观点后来一直没有被他放弃，他在1933年发表的《<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古书里看，在周代时原是各个民族各有始祖，而与他族不相统属。如《诗经》中记载商人的祖先是‘天命玄鸟’降下来的，周人的祖先是姜嫄‘履帝武’而得来的，都以为自己的民族出于上帝。这当然不可信。但当时商、周两族自己不以为同出于一系，则是一个极清楚的事实。……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合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甲国的祖算作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作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畛域的成见。’……本来楚国人的舌之音，中原人是不屑听的，到这时知道楚国是帝高阳的后人，而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儿了。本来越国人的文身雕题，中原人是不屑看的，到这时知道越国人是禹的后人，而禹是黄帝的玄孙了。……最显著的当时所谓华夏民族是商和周，而周祖后稷是帝喾元妃之子，商祖契是帝喾次妃之子，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可见华夏的商周与蛮夷的楚越本属一家。”

直到今天看来，顾颉刚的这个观点仍然不能轻易抹杀[562]。裘锡圭先生《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563]总结说：“顾氏认为我国古代各族都出自黄帝的大一统的帝王世系，是战国以来各族不断融合、各国逐渐趋于统一的大形势的产物。这显然是很有道理的。”裘锡圭此文还利用上博简中的《子羔》篇指出，在战国中期或前期成书的《子羔》篇中，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禹、契、后稷都是感天而生，这是先秦以来一直盛行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观念[564]。也就是说，在《子羔》篇的时代还不存在夏商周有共同祖先的观念，裘锡圭最后总结道：“它[565]的写作时代当属战国早期或中期。所以至少在战国早期，契和后稷皆为帝喾之子、禹为颛顼之孙鲧之子的说法尚未兴起。退一步说，即使把《子羔》篇当作子羔跟孔子问答的实录，也可以得出在春秋晚期这些说法尚未兴起的推论。总之，这些说法应该是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才兴起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最后形成当然更晚，大概不会早于战国晚期。从上面的讨论来看，顾颉刚关于大一统帝王世系的见解，应该是相当接近事实的。”可知大一统的帝王世系的观点是在战国后期才兴起的[566]，根本不能作为远古时代汉藏民族同源论的证据。更考《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上古时代说的“同姓”就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种族的意思，可见汉民族的民族系统在黄帝时代已经成型，与藏民族并无同源关系。这样，汉藏语同源的假设就更加不可信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词只能用借词来解释，而不能用同源词关系来解释。

（10）藏族的先民一般被认为可能是古羌族，至少是融合了古羌人[567]。聂鸿音《汉文史籍中的西羌语和党项语》[568]一文经过细致的考证后指出：“唐宋时代的党项语近似于后代的羌语，而汉魏六朝的西羌语则基本上是藏语，这后一情况恰与俞敏先生对先秦两汉羌语和西羌语的考察结论相仿。”可知汉代的西羌语与藏语关系密切。在夏代以前的汉民族和西羌民族肯定是不同的民族。《后汉书·西羌传》：“昔夏后氏太康失国，西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这显示夏代的太康（大禹的孙子）失国的时候，西夷的藏缅语民族背叛了汉民族的中央政府，这样的现象在我国历史上是很常见的[569]。而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表明商代的“羌”是与中原汉民族的商非常敌对的，商人经常把抓获的羌人用作祭祀中的牺牲，可参看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八章“方国地理”第276～282页。今稍引陈梦家之文：“武丁时代以及以后的伐羌方，其意义极为重大。武丁伐羌方所用的兵力，……较之同时代伐土、邛等方国更为雄厚。……卜辞记羌事者可分为三类：一、记征伐羌或羌方的；二、记俘获羌人；三、记俘获的羌人的用途。关于后者，可分为两项：甲、用作从事劳作的奴隶；乙、‘用羌’，即在祭祀中杀之以为牺牲。”汉语可以说现在只能追溯到甲骨文时代，而殷商是起源于东方的民族，古羌族以及藏民族的先民一直是西方民族，要说二者本来同源非得追溯到若干万年以前不可，这绝不能作为语言比对的根据。因为太古茫昧，缙绅先生难言。考《后汉书·西羌传》：“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汉代以前的羌人与汉人确实是说不同的语言，并非仅仅是方言不同而已。可参看傅斯年的著名论文《夷夏东西说》[570]，傅斯年此文收罗文献很精细，论证颇详密，文中指出：“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蒙文通《古史甄微》“上古文化”一章称：“中国古代之文化，创始于泰族，导源于东方。炎、黄二族后起，自应多承袭之。然二族故各有其独擅之文化[571]。”蒙文通说的“泰族”是指东方的海岱民族，可参看蒙文通《古史甄微》“海岱民族”一章。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572]第十九章“中国民族的由来”在反驳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人种西来说之后概括了中国远古文化的五大现象，然后说：“皆足证其文化起于东南沿海之处。”钱穆《国史大纲》[573]第20～21页也说：“商民族亦在东方，……夏王朝建筑在黄河上游，为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而商王朝则建筑在黄河下流，为低地居民所建之王朝。”汉民族文化起源于东方，与古羌族（包含古藏族）起源于西方不同。史学家们的研究足可以反驳汉藏同源说。最近读到罗骥《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574]。罗骥此文认为汉语与东夷语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而且“从汉语史来看，汉语的几个基本特征与古羌语和古阿尔泰语、古苗语、古百越语或有根本差异，或不可能有来源关系，据此推论，这几个基本特征只能源于东夷语”。这简直否定了汉藏语同源。类似的观点在学术界很普遍，无须多举证。我只是补充一个为一般人所忽视的考古材料。在辽宁建平县发现了十余件红山文化时代的玉猪龙[575]，是玉玦[576]，这种造型的玉器是红山文化所独有的，在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中没有类似的发现；但是在后来的商代的玉器中却发现了一件与之非常形似的龙玉玦[577]，二者的造型都很独特，在其他文化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过类似的玉器，我们认为这两个玉器造型不可能没有源流关系。这是商代玉器受到红山文化影响的一个证据，这也表明商代文化与东方文化有密切的关系[578]。

（11）我国汉民族从远古以来就一直流行对龙虎组合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尤其突出了左龙右虎这样的组合。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考古发现了公元前4500年的蚌壳塑的左龙右虎的图像，二者中间是墓主人。有的学者（如冯时）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图[579]，尚待进一步的考证[580]。但这个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确实显示出公元前4500年汉民族人已经有了崇拜龙虎组合的习俗。1957年在安徽阜南县出土了青铜器龙虎尊，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也出土了龙虎尊（肩上三龙，肩下三虎），二者的年代都是商代，三星堆的龙虎尊时代稍晚[581]。造型的组合虽非左龙右虎，但也是龙虎组合。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表面有清晰的左龙右虎组合的图像，中间为北斗，其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孙祥星、刘一曼编《中国铜镜图典》[582]第348页录《尚方七乳四神镜》铭曰：“左龙右虎辟不（羊）。”同书第349页录《侯氏七乳禽兽镜》铭曰：“左龙右虎辟不阳。”不阳即不祥。同书第350页录《柏师七乳神兽镜》上的“回首后顾虎”有榜题曰“辟邪”。此明谓虎能辟邪。同书第355页有镜铭：“左龙右虎辟不羊（祥）。”类似的材料书中有很多。这些铜镜都是汉代的文物。《礼记·曲礼上》：“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吴子·治兵》：“必左青龙、右白虎。”《淮南子·兵略》：“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隋书》卷十“礼仪志第五”：“重箱盘舆，左青龙，右白虎，金凤翅，画虡文鸟兽。”可见龙虎崇拜从6500年前以来一直存在于汉民族文化中，没有中断过。尤其是西水坡的墓葬是在6500年以前仰韶文化时期，按照一些汉藏语学者的观点，就是在这个年代前后汉藏语发生分离，然后朝各自的方向发展。假如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汉藏民族在没有分离的时候就已经流行了对龙虎组合的崇拜，这在后来的藏民族的习俗和宗教观念中应该有所反映，然而藏族从古以来就没有龙虎组合崇拜的习俗和宗教，在其语言中也没有龙虎组合崇拜的反映。藏族的原始宗教和信仰中也有龙崇拜的现象，但与汉民族的远古神话中的龙崇拜大不相同。藏族神话中有一种母龙神话，认为母龙是创造天地日月的创世神，颇类似我国的盘古。但其母龙神话与汉民族的远古神话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瓜葛[583]，绝对不能与后世的汉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的观念扯上关系。汉民族神话中创世神的观念实际上出现得比较晚，似应在东汉时代，此前没有创世神的传说。我国西汉以前的神话中绝无盘古的影子[584]。另外，藏族原始的龙神可以泛指水中的鱼、蛙、蝌蚪之类，而我国远古时代的龙从来不会用于指鱼、蛙、蝌蚪这样的动物。在西藏，最古老的动物崇拜似乎是牦牛。邓廷良《嘉戎族源初探》[585]称：“广大嘉戎地区、甘孜藏区，乃至藏东皆崇拜牦牛，而理塘则尤甚。”谢继胜《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586]称：“古代藏族人将野牦牛加以神话，把牦牛作为神灵或者是神灵的伴属、坐骑等。古代藏族神话里常把野牦牛叫作‘星辰’，说它以前在天上……西藏一些土著神灵，如雅拉香波山神、冈底斯山神等都化身白牦牛；另外一些土著神灵的坐骑也都是牦牛，例如十二丹玛女神之一的勉尔玛的坐骑就是一头白牦牛，而只是化身牦牛或与牦牛有联系的神灵往往是最原始的土著神。”此文讨论西藏地区的牦牛崇拜甚详，文繁难详引。这与汉民族上古文化大异其趣。因此，从宗教习俗上也看不出汉藏民族是同源异流的。而在西方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中，根据宗教术语和各种神名的比较来确定同源词是很重要的方法[587]。从这个角度看，汉藏民族不会是同源的。而且濮阳西水坡古墓时期距离汉语上古音的年代长达3500年，那个时候的汉民族和藏民族就已经是不同的民族了，汉语和藏语早已向各自的方向在发展[588]。这可以表明立足于汉藏语同源的汉藏对音是不可信的。

（12）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蚌塑左龙右虎图像的考古发现，显示出65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广泛流行珍重“蚌壳”的习俗。在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年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后冈二期类型考古遗址中，发现居住处的面下，或墙外、门口的一侧埋放了很多大蚌壳片，有的考古学者认为那是用蚌壳来进行房屋的奠基仪式。另外还发现了蚌刀和蚌镰。李济当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出了女人装饰用的长方形蚌壳[589]。在夏代的二里头宫殿建筑遗址出土了蚌和蚌片装饰物。在郑州商城考古也出土了蚌器[590]。而藏民族从来没有用蚌壳为装饰品或陪葬的习俗。从这个角度看，也可说在65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汉民族和藏民族就已经是不同的民族。如果那时的汉藏民族有密切关系的话，那么藏民族的文化或语言中应该有尊崇蚌壳的影子，但事实上蚌壳文化在上古的藏文化中没有什么表现。

（13）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考古中发现了青铜刀和一些铜器碎块，经鉴定是青铜器。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591]。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中也发现过青铜小刀。在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多次发现了青铜和红铜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如刀、斧、凿、匕、锥、钻头、指环等。公元前2800—公元前2300年的龙山文化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南部、陕西渭水流域以及安徽北部，这时已经出现了青铜器，而且在龙山文化中发现了青铜容器，这是青铜文明比较成熟的标志[592]。在夏代的二里头文化考古中发现了青铜器，如锛、凿、刀、锥、鱼钩、戈、戚、镞、爵、斝、盉、觚、鼎、铃等，这些是我国考古发现的非常早的青铜器[593]。属于商代早期的郑州商城出土的杜岭方鼎高100厘米，重86.4公斤，是商代早期的青铜礼器精品；在商代后期的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其技术和艺术已经炉火纯青，为当时全世界的最高水平；而西藏地区的青铜文化出现得非常晚，比汉民族要晚至少2000年，而且较早的青铜器都是外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汉藏民族同源，那么在汉民族开始用青铜器的时期，汉藏民族在那以前就早已分离为不同的民族了，因为藏民族并没有与汉民族同时或稍晚掌握青铜器技术。

（14）汉民族是丝绸的发明者。李济先生《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594]一文中认为丝绸是上古文化研究中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指标，也就是说，一个远古的文化遗址中如果发现了蚕桑丝绸，那么这个文化遗址就一定是汉民族的文化遗址。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史前遗址就考古发现了一个蚕茧，经科学鉴定，确是家蚕[595]。在浙江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却考古发现了丝织品，是家蚕丝，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一说是48根）[596]。这是考古学上的铁证，说明我国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蚕桑技术。良渚文化的年代上限是在距今5200年左右。钱山漾遗址是良渚文化的早期，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早于中原的夏王朝700年。在山西省芮城县西王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蛹。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蚕纹牙盅。1980年，在正定南阳庄仰韶遗址内发现了两件陶蚕蛹。另外，在辽宁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了玉蚕，这是颇为轰动的大发现，距今至少5000年[597]。据赵丰、金琳《纺织考古》[598]第20页：“20世纪80年代，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在荥阳市青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其中从第七层及其相关地层中出土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丝麻织物残片，……据张松林和高汉玉的观察，在W164和W486两个瓮棺内发现有丝织物残片。从丝纤维来看，其单茧丝面积为36～38平方微米，截面呈三角形，丝线无捻度，是典型的桑蚕丝。”在夏代，汉民族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蚕桑技术[599]。然而西藏地区的蚕桑技术是唐代的文成公主入藏才带过去的。也就是说，当汉民族开始掌握蚕桑技术的时候，汉藏民族就早已是不同的民族了。不然的话，藏民族应该与汉民族同时或稍晚掌握蚕桑技术才对，然而事实绝非如此。藏民族的蚕桑技术要晚于汉民族数千年。

（15）从《西藏的观世音》一书所反映出的藏民族产生的渊源历程及其神话观念来看，没有任何神话传说可以显示出汉藏民族是同源的。另如西藏古传的“七兄弟星”的神话与我国上古以来的北斗七星的神话观念毫无关系，彼此根本不同，不得妄相牵引。此不详论。西藏古来的“天绳”神话从其神话形态来看应该比较古老[600]，然而其与汉民族上古神话是完全不同的观念，彼此之间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不能建立任何联系。西藏古来有“天有七日”的神话，这种观念很可能不是西藏固有的，而是来自古代的印度[601]，而且与西藏古代的历法无关；我国远古就有“天有十日”的神话，这种观念在商代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与历法中的十天干有密切关系。因此，西藏的“天有七日”的神话和汉民族的“天有十日”的神话肯定是不同系统的神话，绝无同源关系，不会是从同一远古神话分别演变而来。更考《新唐书·吐蕃传上》：“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旧唐书·吐蕃传上》：“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觋。”这与汉民族的远古宗教信仰大不相同。因此，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我们也没有发现汉语民族与藏语民族同源的证据。

（16）从远古神话的角度来看，早在山东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就已经有一只神鸟背负太阳飞行的图像。由此可知神鸟或神乌背负太阳飞行的神话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后来在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出土的青铜大神树上面有九只神鸟，这正是我国上古文献中“天有十日”的神话和神鸟背负太阳飞行的神话。在战国以后，这种观念一直流传不绝，直到现在。而西藏的神话中从来没有神鸟背负太阳飞行的传说。这表明在公元前三四千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汉民族和藏民族就已经是不同的民族[602]。如果那时候汉藏民族还没有分离，那么藏民族的神话中就应该有神鸟背负太阳飞行的神话的影子，然而藏民族古老的文化中根本没有这种神话。这也表明汉藏民族不同源。

（17）龟卜和骨卜文化是汉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也可以据此为线索看看汉民族和藏民族是否同源。据考古学研究，占卜用的龟甲和兽骨在我国的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200多处考古遗址都有发现，但直到现在在新疆地区都没有发现。考古发现目前最早的卜骨出现在河南省西南地区汉水上游支流丹江一带的淅川下王岗遗址，这里出土了仰韶文化三期的羊肩胛骨，距今约6000年；还有一个是甘肃省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了6件卜骨，是羊猪牛的肩胛骨，距今约5800年。在内蒙古昭盟富河沟门遗址出土了占卜用的鹿、羊的肩胛骨，距今约5500年。龙山文化也有卜骨发现，而且与黑陶文化紧密相连。李济先生《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603]有一段论述很重要，称：“我们再看一看卜骨分布的情形。自从发掘城子崖，出现卜骨以后，考古家对这种遗物均予以极大的注意。直到现在，有记录可查的资料，在华北出土卜骨的遗址已有50处以上。但是这些出卜骨的遗址大都集中在潼关以东的平原地带。陕西与甘肃的考古发现中，虽然也有卜骨出土的记录，但大部分都是商或商以后的遗存。如陕西华县的南沙村和邠县的下孟村可以晚到周代；此外凤县和甘肃临夏的大河庄都是比较晚的遗址。其他将近50处出卜骨的遗址，差不多都分布在河南、山东及河北，也是以殷商时代的居多。不过在这一带却很清楚地出现了先殷时代的卜骨。如山东历城县的城子崖、河南安阳的晁家村和河北邯郸的涧沟村；这些地方都没有疑问地是属于黑陶文化的遗址。尤其是小屯本身的先殷文化层出土的没有文字的卜骨，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习惯原始于华北东部的先史时代。”可知原始时代的卜骨文化是发祥于华北东部的区域，与黑陶文化的分布比较一致，二者是相关联的两种文化，这二者与西藏民族毫无关系。商代的骨卜文化正是承袭了这一系的文化传统，后来又发展出龟卜文化。李济此文继续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先殷时代的骨，包括了牛、羊、猪、鹿以及好些别的食草的四蹄兽类的骨。到了殷商时代，用作骨卜的，差不多以牛肩胛骨为主要的材料。用龟的习惯也是比较晚期的；在早期的卜骨中很少见用龟的。用肩胛骨占卜的习惯到了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分布甚广，不过似乎也有一点限制，就是这一习惯的传播大概以游牧民族为限。”

龟文化在中原地区出现得很早，在豫中淮河支流的舞阳贾湖的一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了用龟壳随葬的习俗，时代距今约8000年。在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龙山文化层出土了龟腹甲，有火灼痕，距今约3900年。这是关于龟卜最早的发现，而且是在东部地区的山东。在辽宁的红山文化还发现了玉龟。汉民族在商代很流行龟卜，明显是东方和南方的文化系统。其所用的龟大都来自南方的长江流域，还有来自东海或南海的[604]。所以称汉民族以及汉语与东方海洋文化有紧密的关系，这是无可置疑的。在汉民族文化中，龟是四灵之一，也是天上的四象之一，在汉代的典籍中还有关于龟文化的详细记载[605]，距离商代已经有千年以上。这种龟文化直到现在还存在于民间。在藏族的语言文化中没有发现古老的崇拜龟以及流行龟文化的遗迹。

但藏民族似乎在比较古老的年代起就有骨卜的习俗，那么藏民族在牛或羊的肩胛骨上刻辞占卜的习俗与远古时代的汉民族的骨卜是否有同源关系呢?这一点应该予以辨明。在《敦煌古藏文写卷》中发现了吐蕃羊骨卜辞共192条[606]，其年代在吐蕃早期。审其内容，有许多性质可考：第一，其中多有国王占卜之事或关于国王的事情，则当时的吐蕃必属于有专制王权时期，而不属于原始部族时期。第二，有不少关于平民的占卜，则其年代一定很晚，不会推到上古。因为我国殷商时期的龟甲占卜文化中绝无平民参与。第三，有许多记录日常琐事的内容，这与原始占卜的神圣性和神秘性相违背。第四，有许多祈祷钱财、幸福和平安的内容，与我国甲骨占卜颇有不同。第五，其第151条曰：“妖魔、精灵来加害，被本教师制服。”其第152条曰：“二本教师胜妖魔、精灵。”则其时代在本教流行之后。第六，其第186条曰：“一贫妇从吉祥天女手中获财，欢喜，吉。”已有“吉祥天女”字样；第82条曰：“昴宿被罗睺吞食。”出现了印度文化中的“罗睺”，则应在佛教初传藏区之后。但由于这些卜辞中的佛教色彩不浓厚，还没有出现观世音的名号，所以似乎在松赞干布时代之前。综合以上各条，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古藏文的骨卜的年代最早不过公元六七世纪（更何况学术界一般认为藏文创立于公元7世纪）[607]。在藏族还流行线卜和箭卜，这是汉民族所没有的。如果藏族的骨卜是藏族在原始时期就与汉民族同有的文化，那么骨卜的历史就要远远早于线卜和箭卜，但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说明藏族骨卜的历史要早于线卜和箭卜数千年[608]。各种证据显示藏族的骨卜也是藏民族从外族输入的占卜文化，如同线卜一样[609]，其时代决然在我国的春秋以后，可能从甘肃地区传入，此与汉藏民族文化是否同源毫不相干。据奥地利学者内贝斯基《西藏的神灵与鬼怪》[610]一文称：“羊肩胛骨占卜法是藏族的古老占卜方法之一。本教巫师过去一直在用这种占卜法，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本教巫师还用人的肩胛骨来替代羊的肩胛骨进行占卜。”可见西藏的羊肩胛骨占卜法是由本教巫师来进行的，与本教关系密切[611]，而本教不是西藏地区最原始的本土宗教，而是较早进入西藏的一种外来宗教。从这点也可以推断羊肩胛骨占卜法不会是西藏地区5000年前就有的原始占卜法，一定是外来的。更何况，本教巫师有时还用人的肩胛骨来代替羊的肩胛骨，这是汉民族文化中所绝对没有的。李济先生《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发掘报告序》[612]还称：“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这习俗[613]的沿革最早的一段似与黑陶文化有分不开的关系。最显要的证据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黑陶文化遗址中都有卜骨的遗存。黑陶的遗址散布在山东及河南的东部，中心地点大约总在山东一带。它与西北部及北部的彩陶文化对峙到若何程度，尚无从知悉。但它们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在各地方的发展有早晚的不同，却是很清楚的。”似乎可以说凡是有黑陶文化和骨卜文化同时并存的文化都一定是汉民族的文化，而且是属于东部地区的文化[614]。在藏缅语民族中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系统。藏民族虽然有晚起的骨卜文化，但与黑陶文化不相牵连，这也显示出藏民族的骨卜文化与汉族原始时期的骨卜文化不是同一个系统，不能作为二者文化同源的证据。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龙山文化时代的汉民族和藏民族肯定是不同的民族，甚至可以说在汉民族开始使用骨卜的时候或用龟甲来作随葬品的时候，汉民族和藏民族肯定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

（18）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发现了彩陶。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和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都考古发现了彩陶。半坡彩陶的年代据考古学研究和碳十四测定是在距今6800—6300年。类似的彩陶在西藏的考古中几乎没有发现[615]。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半坡彩陶文化时期的汉民族与藏民族早已是不同的民族。那时距离汉语上古音时代已经有3000多年了。如果存在汉藏语系，那么在比汉语上古音时代早3000多年前的时代，汉语和藏语就早已分离，汉民族和藏民族就已经是不同的民族了[616]。因此，谈论汉藏语同源词是没有意义的。

（19）汉民族在远古时代还有一项伟大的成就是漆器。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中已经出土了漆器，如1973年浙江河姆渡遗址T17第四层出土了漆木筒，色泽金黄发光，年代在公元前5000—公元前4500年；1977年在河姆渡遗址的T231第三层出土了木胎漆碗，漆膜呈红色，稍有光泽，年代在公元前4400—公元前3900年；1973年在江苏常州圩墩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喇叭形木器，器身髹饰物与当代漆膜相同，年代在公元前5000—公元前4000年。稍后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都有漆器出土。在中原的夏代二里头文化中已有较多的漆器出土了。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617]第117页：“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漆器主要出土在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到目前为止已发现数十件之多，其中器形明确者以觚最多，有十多件，在墓中漆觚常与铜爵、陶盉配组。还有漆鼓和漆棺。二里头文化的漆器，已经有了精美的花纹。”同书第118页附有《二里头遗址出土漆器统计表》，很明晰。1973—1974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了盘、盒等漆器残片，木胎已经腐朽，朱红地绘黑漆饕餮纹、夔纹、云雷纹、蕉叶纹，有的镶嵌绿松石和金箔，另外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了雕镂镶嵌的漆器残片。1975—1985年在河南罗山发掘的商代晚期息族墓地出土了漆器。古文献记载夏代以前的舜已有漆器。考《韩非子·十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则漆器在华夏文明中起源于远古在考古与文献中都能得到确证。春秋时代的漆器似乎已经很普遍。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了春秋时代的漆器。《韩非子·喻老》：“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赵不已，韩、魏反之，军败晋阳，身死高梁之东，遂卒被分，漆其首以为溲器。”《韩非子·显学》提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家，其中有“漆雕氏之儒”。战国时代的庄子是漆园吏。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漆器尤其著名。我们可以说漆器文化是汉民族固有的一种文化，可以作为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一个标志。

然而在上古的西藏根本没有考古发现任何漆器。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杜齐《西藏考古》等著作都没有言及西藏有漆器发现。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典型文化遗址卡若遗址也没有漆器出土。因此，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汉民族和藏民族肯定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这也说明汉藏民族本不同源[618]。

（20）我们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类型上也可以有证据说明汉民族与藏民族很可能不同源。例如，鼎是汉民族特有的发明，其他民族都没有用鼎的习俗[619]。我们把鼎作为参照器物，也可以考察民族文化之间的异同。也就是说，凡是有陶鼎发现的文化遗址就是汉民族或者受汉民族文化影响的文化遗址。汉民族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已经流行陶鼎，在这之后又发展出青铜鼎，成为国之重器。例如，在河北的磁山文化和河南的裴李岗文化中均发现了三足钵形鼎，磁山文化的年代据碳十四测定在公元前6000—公元前5600年，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前[620]；山东滕县的北辛文化，其年代要早于山东泰安的大汶口文化，其陶器的主要类型包含鼎，同时有三足盆、三足罐、三足釜，这样的三足器都是汉民族文化特有的器物类型。北辛文化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在公元前5300—公元前4400年之间。大汶口文化中也发现了陶鼎[621]。在河南仰韶文化中已经有了实足类陶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中出土了釜形鼎。三足鼎是仰韶文化的重要陶器类型，仰韶文化的秦王寨类型和后岗类型都考古发现了三足陶鼎[622]。仰韶文化的存续年代在公元前4800—公元前2700年之间。在浙江良渚文化遗址的早期就出土了陶鼎，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有的陶鼎上刻有旋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其时代已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在大汶口文化中也发现了陶鼎，还有陶鬶和陶豆，这都是汉民族的典型陶器类型[623]，也发现了其他三足器。稍后在山东的龙山文化也出土了陶鼎，而且数量很大，包含罐形鼎和盆形鼎[624]，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中已经出现了青铜鼎，这时的陶鼎就比较罕见了[625]。后在商代早期的郑州商城也考古发现了青铜鼎。我国的商代文化与龙山文化有直接的因袭关系，是属于同一系文化的发展。据李济《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的考察结论，龙山文化的基本成分包括：①黑陶；②三足器，包括斝、鼎、鬶等；③高足豆；④磨制方转偏锋端刃器，包括大的锛与小的凿；⑤石镞，包括树叶形与三棱形；⑥卜骨[626]。而这些标志龙山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在西藏的新石器考古中都没有类似的发现，二者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上肯定是不同系统的文化，断不是同源异流。而龙山文化的这些器物类型在后来汉民族的商文化中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因此，汉藏民族绝不同源。

简单地说，至少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汉民族就已经使用陶鼎，而在藏民族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中从来没有发现有用鼎的证据。因此，在汉民族开始使用陶鼎的时候，汉民族和藏民族肯定是不同的民族。而且，汉民族的鼎器文化在上古时代从来没有传播到藏民族文化中。陶鼎仅仅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陶器类型和汉民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类型进行逐一详尽的比较，从二者的系统性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二者确实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很难说二者的文化是同源异流。

类似的对比可以扩大到考古文物中的“三足器”。三足器是我国汉民族考古学文化上的典型器物，我用其作为标准器可以作出一个判断：凡是史前考古发现有三足器的文化遗址就应该归属于汉民族文化或受汉民族文化直接影响的文化，凡是没有发现三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应该与典型的汉民族文化较为疏远。这个前提是无可置疑的[627]。我们稍稍梳理一下有关的考古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学遗址如在甘肃的大地湾遗址下层考古发现了三足钵、三足罐和圈足碗，而且是有代表性的器物。大地湾文化据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5850—公元前5400年。陕西省西乡县李家村遗址也出土了与大地湾遗址相似的陶器，如钵形三足器、杯形三足器。李家村文化的年代应该与大地湾相接近。河南裴李岗文化据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5500—公元前4900年，考古发现的陶器有三足钵和三足壶，而且三足钵在陶器中很有代表性。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文化据碳十四测年在公元前5400—公元前5100年，出土了柳叶形的石磨盘，多为四足或三足，陶器有三足钵。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据碳十四测年在公元前5000—前3300年，陶器以夹砂黑陶为最具特色，出现了三足器和袋足器。山东大汶口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2500年左右发展为龙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大量的三足器和圈足器[628]。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分布于江苏省宁镇地区和安徽省东南部，时代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的三足器、圈足器很普遍。河南汤阴县考古发现的白营遗址是龙山文化的遗址，据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2590—公元前2100年，其晚期的代表性器物有罐形扁足鼎、鬼脸式足鼎、带流鬶、罐形甗等三足器。陕西龙山文化的客省庄遗址发现了较多的鬲、斝、鬶、盉、鼎等三足陶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有成熟的圈足器和三足器[629]。类似的三足器在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遗址中有广泛的考古发现，我们不再逐一详举。但在黄河上游的青海柳湾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就没有发现三足器和圈足器，柳湾遗址中的典型陶器虽然也有彩陶，但彩陶并不是汉民族文化特有的现象。甘肃的大地湾文化应该是目前知道的汉民族文化在西北地区最边缘的大规模的文化遗址，由于在青海和新疆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都没有发现三足器，我们认为史前的汉民族文化没有到达青海腹地和新疆地区[630]。远古的西藏与新疆、青海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存在，但在新石器时代似乎并没有直接接触过汉民族文化，因为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完全没有发现三足器[631]。

由于甘肃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年代最古，最早可以溯源到距今8000—7500年前，因此，我们有根据说在大地湾时代的汉民族与西藏民族已经是不同的民族。这是我们明确的结论。

（21）我们在上古汉语文献中也能发现线索，这些线索表明至少在春秋时期，藏民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流，二者明显是不同的民族。考《左传·宣公二年传》：“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杜预注：“獒，猛犬也。”《经典释文》引《尚书传》云：“（獒）大犬也。”又引《尔雅》云：“狗四尺为獒。”另可参看《公羊传·宣公六年》，此不录。《尚书·周书·旅獒》：“西旅献獒。”传曰：“西戎远国贡大犬獒。”《释文》：“马云作豪，酋豪也。”《左传》、《尔雅》等上古文献中的“獒”实际乃是远方的西戎民族进贡给中原汉民族的一种犬，并非我汉民族所原产。更考《尚书·旅獒》又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传曰：“四夷慕化，贡其方贿。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无远不服。”《旅獒》又曰：“西旅厎贡厥獒。”传曰：“西戎之长致贡其獒，犬髙四尺曰獒。以大为异。”今按，《尚书·旅獒》被公认为是一篇伪古文[632]，梅氏《尚书考异》、阎若遽《古文尚书疏证》、崔述《古文尚书辨伪》都指出其中的某些文句是出自《国语·鲁语》、《左传》、《论语》等书。也就是说，伪《古文尚书》中的《旅獒》文本虽然晚出于魏晋时期，但其中的内容还是多有根据的。如上引《尚书·旅獒》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学者们就指出这是本于《国语·鲁语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633]韦昭注：“肃慎，北夷之国，隼来远矣。……九夷，东夷九国也。百蛮，蛮有百邑也。”[634]商末周初时的交通颇为发达，并不像一般人假想的那样艰难，只要参看一下《逸周书·王会解》就可以明白商末周初时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的盛况[635]。《国语·楚语上》：“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韦昭注：“宾，服也。”《楚语》有这样的话，正好从反面证明蛮、夷、戎、狄在此很久以前是宾服汉民族的，这必然包含很多的文化交流。《尚书传》明确说“獒”是从西戎远国进贡来的，至少这点无可置疑。现在的生物科学研究已经有非常清楚的结论：“獒犬”实际上是一种凶猛的西藏犬（远比“狼”更凶猛）。另可参看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636]第25～26页“驯化藏犬的奇迹”一节[637]。进贡獒犬的藏民族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被认为是“西戎远国”。在春秋时代的汉民族眼中，当时的藏民族就是远方异族，非我华夏同类。但同时可见，早在春秋时期汉民族与藏民族之间就已经有了文化交流。我们也因此可以说，即使是在春秋时代汉语和藏语就早已不能对音，所以当时的藏民族才被当作“西戎远国”，类似的注解虽然出现于所谓的伪《孔传》，但至少也是晋代以前的古人的观点，当有根据，未可轻易抹杀。黄侃《讲尚书条例》[638]：“《孔传》伪托之人，或云王肃；假使真出于肃，肃善贾、马之学，其说必本于贾、马者多。且作伪必有据。……有所傍而作伪者，其伪中势必杂真；以非此不足以欺世故也。今谓：伪《书》自不可据，伪《传》则过半可从；与其信后人臆说，何如伪《传》尚为近古呼?”李学勤在《尚书孔传的出现时间》[639]一文中作了最新的考证后指出：今本《尚书孔传》在魏晋之间已经存在，并不像很多学者所说的那样成书于东晋。

（22）立足于汉藏语同源词的汉藏对音在方法上不可靠，还可以从上古文献中找到一些旁证。考《吕氏春秋·用众》：“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越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这段话表明先秦时的戎人的语言与楚人的语言是不能相通的，这断然不是方言间的不同，二者已经是不同的语言了。而按照一般的说法，先秦时的戎言和楚言（就是汉语的楚方言）肯定都属于汉藏语系。《荀子·劝学》：“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这说明上古时的“干、越、夷、貉”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是不相通的。彼此间即使有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也早已分化为不同的语言了，更何况还没有证据说这些语言真的是同系的语言。《淮南子·齐俗》：“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可见在西汉前期，《淮南子》就已经注意到在种族关系非常密切的羌族和氐族之间早已是说不同的语言了，甚至借助翻译有时还不能彼此沟通[640]。彼此之间最多只有对应关系，不可能有比较精确的对音关系。更考《汉书·匈奴传下》：“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上古时代的汉语与周边藏缅语之间的区别非常大，绝不是方言之间的不同。如果当时汉语族和藏缅语族之间的区别还限于方言之间的不同，那么藏缅语民族学习汉语就如同现在的广东人、福建人学习普通话，是很困难的，然而事实根本不是如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的白狼夷歌的《远夷怀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墝埆，犁籍怜怜。食肉衣皮，阻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砀粗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西南夷与汉民族说不同的语言，他们甚至认为“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就是说虽然有翻译官（即原文的“吏译”），也不能够把对方高深微妙的文化精确地翻译出来。《文献通考》卷一四八称：“白狼：东汉明帝永平中，朱辅为益州刺史，移檄西南夷，喻以圣徳，白狼王唐菆等百余国重译来庭，有歌诗三章。辅所献也。《东观汉记》备载其词及夷人本语，皆重译训诂为华言，使览晓焉。”《文选·蜀都赋》：“陪以白狼，夷歌成章。”李善注：“朱辅驿传其诗奏之。”这明明是说《白狼歌》是从夷语翻译为汉语，有的学者竟然说《白狼歌》的原文是汉语，其夷语是从汉语翻译过去的，此说当不可信。另参看《东观汉记》卷十七“朱酺”条。白狼语现在公认是一种藏缅语，而早在汉代就与上古汉语有天壤之别，借助翻译还不一定能精确交流。类似的比较著名的例子如《说苑》所录的《古越人歌》。《说苑·善说》：“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641]有学者认为这首《古越人歌》作于春秋时代[642]。可知春秋时代的楚国人已经不懂得古越语，需要专门的翻译。古越语属于侗台语[643]。有的学者如邢公畹先生等人坚持认为侗台语与汉语同源。即使果真如此，春秋时代的汉语与侗台语也已经不能对音，彼此早已是不同的语言[644]。更何况远在3000年之后的今天要根据汉藏语同源的假设来构拟《诗经》时代至西汉末年的汉语的上古音，这难道能说是科学的方法吗?[645]

（23）据李永宪《西藏的原始艺术》[646]一书的研究和介绍，西藏旧石器文化不仅具有明显的本土特征，同时也与相邻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其中与我国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最为接近，与南亚北部及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也可能有一些联系[647]。有一个显著的例子：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中没有发现手斧。而在西藏日土西印度河上游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中发现了手斧，需注意的是在印度旁遮普的北部也考古发现了手斧，在博德瓦尔地区的羌特那、克什米尔的帕哈干也有手斧出土[648]。这显示出西藏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独立的土著文化，同时与外部文化也已经有了接触和交流。如果真的存在汉藏语系，那么汉语和藏语在西藏的旧石器时代肯定已经分离了。分离时的汉民族文化也必然是处于旧石器时代。在远古西藏拥有旧石器手斧以前，汉藏民族早已是不同的民族了。这时距今已经有万年。

（24）早期的西方学者提出汉藏语同源说的时候有一个前提：他们认为西藏民族的历史并不长，西藏土著民族是外来的，最早迁入西藏距今不过3000年，正好与汉语上古音的年代相当。因此在3000年或稍早以前的时候正是汉藏民族发生分离的时候。在那以前的汉藏民族是共同体。所以可以借助汉藏同源词的比较来构拟汉语上古音。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根本不存在的。西藏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已经把西藏地区原始的土著文化的年代推到了一万年以前。在西藏，到目前至少发现了八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汉藏民族如果真的存在过共同体，也一定是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远远在汉语上古音时代以前。更何况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表明汉藏语真的就是同源。西方学者当初提出汉藏语系的观点所依据的各种理由已经十分陈旧，而且非常不充分。因此，无论汉藏语是否同源，参照古藏文对汉语上古音研究都没有什么意义[649]。

在2006年6月16日的“新华网”上，有一篇考古报道《考古发现青藏铁路沿线是史前文明起源地之一》称：“即将通车的青藏铁路沿线不仅汇聚了众多自然瑰宝，更闪耀着文明的光芒。考古发掘与研究证明，青藏铁路沿线也是人类史前文明起源地之一。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青藏铁路沿线就有了古代人类的活动。考古学家在唐古拉山区的沱沱河、可可西里，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边均发现了这时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采集到一大批人工打制的石制品，有石核、石刀、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考古学家们推测，至迟在3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生活在这里。青海省文物考古所所长许新国说，在青藏铁路建设前期，他曾经作为青藏铁路文物普查队负责人带领一支考古队在昆仑山下北侧70多公里处的青海省格尔木市青藏铁路三岔河大桥建设工地地表进行文物普查，发现了30多件石片、石刀和石核等细石器时代的文物。他认为，‘如果在地层内发现同样的文物的话，不仅说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从3万到1万年前就在青藏高原生活，更证明昆仑山也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在青藏线起点的西宁市和青海省东部地区，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使考古学家们越来越惊叹这个地区史前文物的丰富与史前文化的发达。从旧石器时代的小柴旦遗址、拉乙亥遗址到新石器时期的胡李家遗址、宗日遗址、喇家遗址以及青铜时代的诺木洪文化遗存，史前文化遗存不仅遍布青海东部的广大区域，而且文物数量十分巨大、文化类型齐全。”[650]这篇最新的报道显示出至少在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青藏铁路沿线就已经有人类活动，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推断为是藏缅语族的人群[651]，也许是古羌族，但绝不可能是汉语民族。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远古时代汉语民族曾经在现今的青藏铁路沿线一带的广大地区生息活动[652]，虽然仰韶文化曾经传入了甘青地区。那么，这样的最新考古只能证明汉语民族和藏缅语民族的确在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不是一个民族。据此，立足于汉藏语同源的汉藏对音肯定是错误的。

（25）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学者一定要企图证明汉藏语同源[653]。上古西亚的苏美尔语对其周遭语言有深刻的影响，但其系属一直不明；欧洲的巴斯克语常常作为历史语言学家引证的例子，其系属也不明。日语最善于吸收外来词，到现在也不能最终确定是属于哪一个语系。西伯利亚地区存在所谓的“西伯利亚诸语言”，其包含三组语言和一个独立语言，虽然共处于西伯利亚，但彼此没有同源关系，不属于一个语系[654]。主要分布于新几内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巴布亚诸语言”包含近700种语言，彼此差别很大。其中的350～450种语言分别属于76～105个语系。非洲赤道以南的广大地区有150种左右的语言统称为“班图语”，说这些语言的人称为“班图人”。而美国语言学家格林伯格经过研究后认定这些在地理上很接近的班图诸语言既不是一个语族，也不是一个语系。可知在地理上靠得很近或有过密切接触的语言之间未必有亲属关系。据西方学者研究，古埃及语和古希伯来语之间已经发现了500个左右的关系词，学者们都认为那是借词，并没有因此说古埃及语和古希伯来语同源[655]。世界学者对苏美尔语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借助于同源词的比较。我国古文字学家对远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的释读没有一个是借助于汉藏语同源词比较才成功的。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如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杨树达、唐兰、于省吾、陈梦家、张政烺、胡厚宣、容庚、李孝定、朱德熙、裘锡圭、李学勤、姚孝遂、饶宗颐、李家浩、何琳仪，日本学者岛邦男、白川静、贝塚茂树，他们没有一个关心汉藏语同源词，只是专门根据古汉语、古文字、古文献自身的材料在研究，成就辉煌。郭沫若在《序<美术考古一世纪>》[656]一文中称他的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德国学者写的《美术考古一世纪》，郭沫若正是通过这本书懂得了考古学的方法和学术研究中的历史观念。他说：“我自己要坦白地承认：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郭沫若在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与汉藏语系的假设毫无关系。现在搞汉藏语对音研究的学者对汉语古文字材料基本是外行，却自称用汉藏对音来研究汉语上古音是国际学术主流，他们主张汉语上古音系的重建必须要符合汉藏对音的要求，否则是落后的，是不符合世界学术的最新发展的，是考古派而不是审音派。白保罗、马蹄索夫、龚煌城[657]、梅祖麟诸人的玩意儿不可为训。我不知道西方学者中是否有一个人借助汉藏语同源的研究所取得的汉语古文字学的成就超过了上面的这些古文字学家，我甚至不知道哪一个汉藏语学者对《说文》学有过专门的研究。我敢唐突高明：无论他的藏语水平多高，凡是对汉语古文字学没有专门修养的人要谈论汉藏语同源的问题，几乎都是力不从心的，其结论不可轻信。

（26）要证明汉藏语同源的途径应该是先分别独立研究藏语和汉语的历史，建立各自的上古音系并确立其较具体的时代框架，然后彻底搞清楚汉语和藏语在各自的演变史上的发展演变规律和趋势，从而根据历史语言学的原理构拟出汉语和藏语各自的远古形态及其音系或其主要特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将远古汉语和远古藏语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其中可能有的关系词到底是同源词还是借词。不幸的是，搞汉藏语比较的学者没有一个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在做的。他们首先把汉藏语系当作一个无可置疑的大前提，然后把一些可能的关系词一概宣布为同源词，找出了几百个，再根据这些同源词来构拟汉语上古音。这样的汉藏语研究根本不符合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规范，怎能让人信服呢?这不是循环论证是什么?[658]

（27）有的学者说汉藏语同源词已经发现了六七百个，难道可以全部否定么?只要其中有一个是同源词，就能证明汉藏语同源。我认为这样的逻辑简直是似是而非。因为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可以严格区分同源词和借词[659]，那六七百个所谓的汉藏语“同源词”，我也可以说成不同历史阶段的借词。你能有证据反驳我么?更何况那六七百个关系词恐怕多数还不可信：有的是巧合，本来毫无关系而被学者牵强附会错认了；有的是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之间辗转相借；有的是学者们为了牵合汉藏对音而以自己构拟的汉语上古音为基础所认定的一些汉藏语同源词；有的是藏语民族在古代被同化为汉民族的时候带入了汉语，后来扩散至汉语通语中。这样的证据怎能证明汉藏语同源?怎能服学者之心?即使在一些语法方面，汉语和藏语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我也相信那是古代的藏缅语族的民族汉化或与汉语民族密切接触时带进汉语的，因此这只能是一种借贷的关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源关系。况且语法上的对应关系完全可能是出于世界语言的某些共同规律，不一定要用同源关系来解释。从古文献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远古时代汉语民族和西部藏缅语系民族亲密接触的事实。今主要以周代和秦代为例，稍涉及汉代，详考古文献如下[660]：

西周在灭商建国之前长期处于戎狄之地，与西戎有很多文化交流。在商代后期才内附汉化，考古学研究已经证明周人的青铜器制造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在占卜上，周人本来是用筮占，后来才懂得的龟卜也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这些都可证明周文化与商文化很可能并非同一系统，商文化要远远高于先周文化[661]，不过商周民族在语言上应该都使用汉语，只是在夏代后期[662]，周人西迁，与西羌的异民族杂处，染上了西羌文化，在语言上必然有许多从西羌诸族语来的借词，其中包含大量古藏文的借词，同时远古汉语也完全可能借入了包括藏语在内的古西羌诸族语。周人在归附殷商之前主要是属于西方的氐羌文化系统，受西方异族语言文化的影响，是西夷化了的汉民族[663]，而殷商是东方文化系统，与周有所不同，虽然二者在远古时期都是说汉语的汉民族。考《史记·周本纪》：“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行者有资，居者畜积。民赖其庆，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其德。”《集解》：“《山海经·大荒经》曰：‘黑水青水之间有广都之野，后稷葬焉。’皇甫谥曰：‘冢去中国三万里也。’”今本《山海经·海内经》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与《史记集解》所引颇有出入，当以《史记集解》所引为长[664]。《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可见周民族的远祖稷与西方异国异族关系密切。更观《山海经·海内西经》：“后稷之葬，在氐国西。”《淮南子·地形》：“后稷垅在建木西。”《山海经·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可见周人的远祖后稷本来是生活在西戎的氐羌之地，并且死后葬于西戎之地。自后稷以后，周民族也是一直处于戎狄之间，周人必然染有西戎的风俗，且在语言上肯定会多有交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公刘发迹于西戎。”《史记·匈奴列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变于西戎”就是汉民族的西夷化。《史记·周本纪》：“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房，而邑别居之。”足见古公时周人才开始脱离戎俗。顾炎武《日知录·骑》：“古者马可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于戎翟，其习尚有相同者。”《诗·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走马”即是戎俗。周人和西戎间一定有大量的文化交流。《后汉书·西羌传》：“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乃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这段记载比较详细，可知周文王曾经“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西戎的语言文化一定传入了周人中。《说文》“鸾”字注曰：“周成王时，氐羌献鸾鸟。”[665]《说文》“翰”字注曰：“天鸡赤羽也。从羽干声。……周成王时蜀人献之。”《孟子·滕文公下》：“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左传·昭公四年》：“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这条文献反而证明在周幽王为大室之盟以前，周与夷狄之间有很多友好的往来。《汉书·武帝纪》：“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昚，北发渠搜，氐羌徕服。”足见西周的周成王和周康王时期与各异民族颇多交往。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666]介绍了1976年在陕西扶风召陈的西周建筑乙区遗址中，出土了两个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为白色人种。其中一人头上刻有“巫”字，当是胡巫。这可证明即使在周原地方的周人对白色人种的印欧人也已经有所了解。另外可供参考的材料如《诗经·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笺：“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竹书纪年》称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兴以来，……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司马迁对西汉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概括。《吕氏春秋·功名》称：“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也。”《尚书·牧誓》记载了周武王伐殷的时候，有不少的异民族参加了助周伐殷的战争，其中有西南夷的蜀国：“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传：“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均可见远古时期汉民族与西方异民族之间的交流。而且根据《史记》等上古文献，可知周的始祖“后稷”的母亲是“姜嫄”。而“姜”与“羌”是同源字，“姜嫄”一定是古代羌族的一个女子。

再如，春秋时期的秦国一直被中原的诸侯国当作西戎之国。秦国地处宗周故地，与西戎杂居，和古氐羌族有持久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当然也包含各种战争在内。考《史记·六国年表》：“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春秋公羊传·昭公五年》：“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何休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择勇猛者而立之。”陈立《公羊义疏》[667]卷六十一称：“《通义》云：秦居西陲，杂犬戎之西，非实夷国也。用西夷俗尔。”又《汉书·地理志》：“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书·赵充国传》赞曰：“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陈立根据这些文献说：“此于春秋皆秦地，明时皆用夷俗也。”《穀梁传·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也。”注：“明秦本非夷狄。”但春秋以来的秦国确实与戎狄杂居，流行西戎之俗。《管子·小匡》称齐桓公“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这里称“秦”为“戎”。《史记·秦本纪》：“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秦本纪》又曰：“（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秦国的国土本来有很多是西戎之地，是秦国用武力夺取来的。《汉书·天文志》：“秦、楚、吴、粤，夷狄也，为强伯。”由此可明知秦国的先世与西戎关系密切。类似的记载在古文献中还有，此不详录。例如《史记·秦本纪》：“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正义》引刘伯庄云：“茅津，戎号也。”又引《括地志》云：“茅津及茅城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水经注》云茅亭，茅，戎号。”春秋以来直到战国，秦国与西戎颇多战争，占领西戎的地方，俘虏西戎人，从而使得西羌的语言和文化传入秦国。《秦本纪》又曰：“（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五年，王游至北河。”《集解》引徐广曰：“戎地，在河上。”秦惠文王曾游观作为戎地的北河。《秦本纪》曰：“（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正义》按：“此虢灭时，陕州之虢犹谓之小虢。又云，小虢，羌之别种。”《史记·秦始皇本纪》：“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正义》引《括地志》云：“临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广韵·五支》的“弥”字下注曰：“（弥）又羌复姓后，秦将军‘弥姐婆触’。”《广韵》这里明确称古代的西羌人“弥姐婆触”当了秦国的将军，可见秦与西羌的关系。《后汉书·西羌传》所记最详：“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踰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后十四年，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觽狄，筑长城以界之，觽羌不复南度。”在这样的民族交流中，西羌诸民族的藏缅系语言渗入汉语中是非常自然的。

史学家蒙文通先生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668]一书有专门的“秦为戎族”和“秦即犬戎之一支”两节，对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述作了一些梳理，可以参看。崔瑞德、鲁惟一主编的《剑桥秦汉中国史》[669]在叙述秦国统一天下的原因的时候，相当看重秦国靠近戎狄这一点，其书曰：“秦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西，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作为一个与非华夏民族的‘夷狄’发生冲突的边陲国家，秦取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出于同样的原因，秦相对地说能摆脱更纯粹的‘华夏’国家文化传统的束缚，这使它更容易制定激进的革新措施。”[670]1974年，湖北当阳季家湖的楚国城遗址中出土了一件战国时代的青铜钟，其铭文称秦人是“秦戎”。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一文[671]对秦国的戎族性质也有所论述，尤其强调了秦国的文化与甘肃地区的异民族文化有密切关系。

更考《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秦代甚至有专门的职官典属国来管理所有的蛮夷降者。考古学上还有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据苏联学者鲁登科《蒙昧时代阿尔泰山区居民的文化》一文的介绍，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在今阿尔泰山巴兹里克5号墓考古发掘了一辆四轮车，考古鉴定这是2000年前的遗物。其车轮辐条做工精致，高2.15米，轮的外缘用弯曲的桦木制成（我们这里是根据刘迎胜《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的语言交往》[672]转述，特此声明。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四轮车与我国西北古族高车得名有关，尚待考证）。这是远古时代在中亚地区极早的四轮车。又如，20世纪30年代从伊拉克考古发现的古代乌尔王朝的木版画的“军旗”，其年代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200年，画中有四辆四轮战车，分别由四头驴拉着[673]。古乌尔王国的四轮战车的年代更在中亚的四轮车之前。可是我国在春秋以前的四轮车只是1993年在甘肃礼县地区的秦国大墓中才有发现，制作精美，虽然仅仅是小小的青铜车模型。由此，可以认为我国最早的四轮车出现在秦国墓葬中，这与中亚的文化交流有密切的关系，那个四轮车模型很可能不是秦国自己制作的，而是来自中亚的异民族。据顾森《中国汉画图典》[674]第531页所著录汉代江苏徐州的三幅画像石，共有三驾车，每架车都是四轮车，图像甚分明。

又如，根据《中国考古学·两周卷》[675]第八章“东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墓葬”第326页的叙述：“早在甘肃天水毛家坪的12座西周秦墓中，墓主的头都一致向西。死者头向朝西的现象较常见于古代甘青地区葬俗中，这可能影响到了秦墓的墓向。”在东周考古发掘的618座秦墓中，墓主头向西的有508座，凤翔秦景公大墓也是向西的。这样的葬俗断然是西方戎俗影响的结果。俞伟超先生在《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676]一文中有这样的考察：“周人的葬俗，本是仰身直肢葬。所有西周墓葬，几乎都是仰身直肢葬。但是从平王东迁以后，在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的春秋墓葬，突然一变旧俗，极为盛行卷曲得不太厉害的屈肢葬，只是到了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期以后，仰身直肢葬的比例才又慢慢增大，重新多于屈肢葬。看一看西周以来文化系统的葬式，就知道那种屈肢葬肯定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才发生的。放在当时历史文化的环境中考虑，屈肢葬既本是起源于甘青地区的葬俗，那么，这自然是受到西北地区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无疑是随着犬戎等西戎诸族随平王东迁而带到中原的。”在此文中俞伟超先考察了甘肃青海地区羌族盛行的屈肢葬。周人本来盛行直肢葬，在周平王东迁以后，周人在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的春秋墓葬，突然一变旧俗，极为盛行卷曲得不太厉害的屈肢葬，这是受到了西方羌民族文化的影响。2006年11月17日的《兰州晨报》登载了考古学报道《甘肃张家川出土完整战国车马》[677]，其文详细报道了2006年甘肃张家川的重大考古发现，其文曰：“考古专家通过对发现的墓葬形制，出土陶器中的铲足鬲、夹砂褐陶单耳罐、双子母口灰陶罐以及车上的彩绘图案、铜器上的纹饰等多方面分析，初步断定这批墓葬的年代应在战国中晚期。相关专家告诉记者，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看，该墓葬既具有战国秦墓的特征，同时与战国秦墓有区别。随葬品中玻璃器物应为西方传来的，大量的动物形金箔饰和铜大角鹿（羊）及错金铁牌饰和部分陶器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风格，而铲足鬲是西方羌戎文化的产物。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如大量的金银器、青铜和髹漆彩绘的高等级车乘等方面看，该墓地是一个规格较高、保存较好的战国墓地，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戎人文化和秦戎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考古工作者还新发现了一种墓葬形制：即以长方形竖穴带九级台阶的墓道，墓道内随葬车马，在墓道一侧（多在墓道北壁东端）开挖土洞为墓室的墓葬形制。考古人员说，目前还没有相关文字记载的器物出土，仅从一茧形壶的底部发现了一个象形符号，但没有提供墓主身份的任何信息。经初步断定，此墓室是秦时期羌族的一位贵族的墓葬，距今2300多年。1号和3号墓室被发掘后，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有可能尸骨被盗墓者破坏或此地土质碱性太大，导致尸骨腐朽无存。”我认为断定它是羌族古墓是可信的，有一个事实可以作为根据：此墓发现了一具屈肢葬的人体骨架，而屈肢葬正是古羌族的典型形式。同时也可见甘肃的古羌族在战国时明显受到了秦文化的影响，同时还从中亚地区输入了玻璃器，又从北方草原文化吸取了很多成分。

而我国后来的传统文化正是沿着周秦文化发展下来的，也就是说，早在先周时期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西戎的古藏缅语族的语言文化早已渗透到华夏文化中。《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赵注：“当以诸夏之礼义化变夷蛮之人耳，未闻变化于夷蛮之人，则其道也。”这正是儒家思想家对渗入华夏文化中的异族文化的反应。春秋时代是一个四夷交侵中华的时代，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混杂的现象非常严重，所以齐桓公才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这句口号本身就表明夷人的势力和文化已经深入汉民族中了。如《国语·晋语二》：“宰孔谓其御曰：‘晋矦将死矣。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渊，戎翟之民实环之。’”注：“环，绕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晋国是春秋时期中原的第一大国，而其周边有异民族环绕[678]。《国语·周语中》：“襄王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狄伐郑。”可见周襄王还想过要联合异民族的狄人去讨伐郑国。《周语中》还说：“十七年，王降狄师以伐郑。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夫狄无列于王室，郑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贵也。狄，豺狼之德也，郑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贤也。平、桓、庄、惠皆受郑劳，王而弃之，是不庸勋也。郑伯捷之齿长矣，王而弱之，是不长老也。狄，隗姓也，郑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爱亲也。夫礼，新不间旧，王以狄女间姜、任，非礼且弃旧也。王一举而弃七德，臣故曰利外矣。《书》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济也。’王不忍小忿而弃郑，又登叔隗以阶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王不听。十八年，王黜狄后。狄人来诛杀谭伯。……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其党启狄人。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郑，晋文公纳之。”周襄王娶了狄人女子为王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蛮夷猾夏，周祸也。”《左传·成公七年》：“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同篇又曰：“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汉民族和周围异民族从上古以来交流关系可参看《史记·匈奴列传》和《后汉书·西羌传》。

战国时代的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16年派兵消灭了古蜀国之后，曾迁入蜀地万户人口[679]，从而使得汉人在蜀地与异民族杂居[680]。因此在汉语中有大量的古氐羌语（包含古藏语）的借词是毫不奇怪的。晋代江统的《徙戎论》概述了自上古以来的汉民族与异民族之间的战争冲突，其实战争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一种途径，我们稍引其文作为参考，据《晋书·江统传》：“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据《汉书·地理志下》：“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乐平。户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应劭曰：“故白马氐羌。”可知氐羌故地的23万多人都成为汉朝的武都郡居民，其中肯定有不少氐羌族人。《汉书·夏侯胜传》：“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师古曰：“瓯骆皆越号。”在汉代，西羌与汉人在关中杂居的情况非常突出，这肯定会促进古羌族与汉民族之间语言文化的交流。

在东汉时期，西南夷有百余小国计600多万人口归化汉朝。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种为臣仆。”而这些在蜀周边的异民族归化人大多是古羌人。考《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又，《华阳国志》卷八：“三年更以益、梁州为轻车刺史，乘传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参证《华阳国志》的这两段记载，可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归化汉朝的异民族人应该是以古羌族人为主[681]。何光岳《汉源流史》[682]一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我国历史上自汉朝以来的各个时期中异民族融合进入汉民族的情况，介绍得比较详细，很值得参考。我们不再引述。《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可见东汉灵帝时代胡风胡俗流行于汉民族，以致汉灵帝和首都的贵族都喜胡风，与胡风胡俗相伴随的胡人语言必然也侵入汉语中。史学研究有明确的定论：董卓的“胡兵”是指羌族兵，而东汉时代的羌语与藏语有密切的关系，是藏缅语族的一支。在汉代肯定有羌语渗透到汉语中。王桐龄《中国民族史》[683]一书讨论古代的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及融合关系甚为详悉，收集了许多材料，编制成许多表格，一目了然，甚为清晰。其书第五章第七节“吐蕃血统之加入”专门讨论古代的藏民族融入汉民族的史实。

以上的古文献考证显示出一个明确的事实：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关系词确实应该从借词的角度来解释，而不必认定为同源词。汉民族和藏缅民族在很长的历史上有密切的交流和接触。历史语言学家不可轻视文献考据之功。

（28）上古汉语和藏语可能的关系词应该用借用关系来解释，而不能随便看作同源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藏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处于与其他民族隔绝的状态。我们从考古学上甚至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距今5300—4100年的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出土了一批玉器，有玉斧、玉凿、玉镰、玉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件玉璜的造型和穿孔特征与中原地区的同类玉璜相似，这应该是辗转的文化交流。另据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684]第528页：“西藏细石器的广泛存在并且大多处在海拔甚高的藏北高原，……这里的细石器同我国北方的细石器有不少共同点，如楔形石核、圆锥形石核和圆柱形石核等，在北方地区也都有广泛的分布。”同书第四章“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第548～549页在讨论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与其他原始文化的关系的时候有如下的论述：“卡若细石器中的锥状石核和柱状石核，以及从这种石核上剥离下来的细长石叶，在藏北高原有较多的发现，也同样见于甘肃地区的马家窑—齐家文化系统。卡若文化的磨制石器中颇有特色的长条形石斧和石锛也见于马家窑—齐家文化系统。卡若陶器均为平底，基本器形只有壶、罐、盆、碗；马家窑文化的陶器除极少数圈足器外，也基本是平底器，器形也以壶、罐、盆、碗为主。卡若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纹饰，如波折纹、菱形纹、贝形纹、平行线纹、正倒三角纹和网络纹等，同样也是半山—马厂期彩陶的常见纹饰，只是装饰的手段不同罢了。卡若遗址多木骨泥墙的平顶房屋，马家窑—齐家文化也多见这种房屋。特别是卡若遗址发现了许多粟的朽灰和碳化物等，而粟作农业历来是中国北方的传统农业，南方历来种稻而很少种粟，卡若的粟作农业很可能是受马家窑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卡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年代相若，相隔也不算太远，相互间发生某些关系是可能的。从总体来看，似乎马家窑文化对卡若文化具有更多的影响。卡若文化对四川和云南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明显的影响，如四川岷江上游汶川、理县等地的条形石斧和石锛，西昌礼州遗址的半月形石刀，陶器全部夹砂并用平行刺点纹组成三角纹和菱形纹的作风，以及罐、壶、钵等器形，都是卡若文化中常见的。云南滨川白羊村的平背弧刃半月形石刀、条形石斧和石锛、宽叶形石镞，陶器多夹砂并饰绳纹、刻划纹、剔刺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等的作风，以及木骨泥墙的平顶房屋等，都与卡若文化中同类因素相似。云南元谋大墩子的凹背弧刃或直背弧刃石刀，两端开刃的石凿，柳叶形和三角形石镞，梯形石斧和石锛，骨抿子，陶器夹砂并饰绳纹、刻划纹、剔刺纹、篦纹、附加堆纹等，还有某些小口罐、盆、钵等器形，也都与卡若文化的同类因素相似。白羊村和大墩子的新石器文化均晚于卡若文化，显然是卡若文化通过澜沧江和金沙江河谷等南下影响云南的新石器文化而不是相反。……卡若文化以及西藏其他新石器文化乃至旧石器文化的发现，说明西藏居民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自身的发展谱系，并不是从外地迁来的。但如果说在发展中受过北方民族的影响，甚至有部分羌人或氐人南下西藏，从而造成文化乃至种族的某种融合，那倒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可见藏民族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就与甘肃地区的马家窑—齐家文化有文化交流，同时与四川、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交流关系。我们还可以根据这段论述来否定汉藏民族同源论和汉藏语系的观点。

（29）西方学者提出汉藏语系的观点是受到了印欧语系观点的启发。实际上，当时的欧洲学者对上古汉语和上古藏语的研究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上面的论证已经显示：汉语民族和藏语民族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经是不同的民族，公元前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和公元前45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时期肯定不存在共同汉藏语了。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明显是汉语民族的文化系统，与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显著的不同，而且发展水平要高于西藏的新石器文化。而学者们在研究印欧语系的时候，所讨论的原始印欧语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或稍前，也有人认为是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4000年的；所用材料除赫梯语外一般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1786年，英国学者琼斯在研究了梵文之后，将梵文和古代的希腊文、拉丁文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方面都有系统的相似点和对应关系，他认为这些相似点不是出于偶然，因为这些语言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始母语。于是他提出了印欧语系的假设，这个假设后来得到了学术界的证实和接受。印欧语学者比对的各种同源词或关系词的时间层次一般没有超过公元前1000年，只有赫梯语材料的年代超过了公元前1000年[685]。琼斯所用的语言材料也是在公元前数百年而已，距今只有2000多年，而且一般都有古文献或铭刻的记录[686]。然而上古汉语和上古藏语的情形远远比印欧语系的问题要复杂。我们说过假如真的有过汉藏语系，那么汉语和藏语的分化是在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远远早于原始印欧语的年代；二者之间要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找出系统的对应关系是非常艰难的，甚至是不现实的。再由于汉字从一开始就是表意文字，不是表音文字，其远古音要经过专门研究才能搞清楚，而不能作为证明汉藏语系的前提。而藏文是从公元7世纪才有的，其所记录的藏语语音比汉藏语分离时（假设二者真的同源过）的原始藏语已经晚了上万年。因此，古藏文所体现出的语音特征也不能作为证明有过汉藏语系的根据。这与印欧语研究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要从同源词的角度建立汉语和藏语之间的对应关系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刘广和教授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汉藏对音”条只介绍了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字不提汉藏语同源的问题和立足于汉藏语系的汉藏对音。我认为这是很严谨的[687]。

我现在找到了一个参照材料可以表明不能把印欧语研究的方法简单地类推到汉藏诸语言研究中。我最近考察发现原始印欧语开始发生分化的时候，原始印欧语民族已经有了相当的文明，在文化上已经不是印欧语民族的原始时期，而已经是青铜时代。讲原始印欧语的民族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或稍前开始了从中亚大草原向其他地区的大规模的迁移和征服行动。这时候的印欧语民族在文化上已经相当发达，至少有如下的文化装备：一、拥有成熟的青铜兵器及其相关的青铜冶炼技术；二、拥有战马拉的轻型战车；三、有完善的驯马术，能够熟练地用马。拥有这三项重要文化装备的印欧语民族显然是有高度文明的民族[688]，这时候的所谓原始印欧语肯定是相当成熟、完善的语言，该语言的主要特征已经定型。后来印欧语的各个分支语言虽经千年的分化演变，但是其同源的迹象仍然比较明显。我的这个论断是不可置疑的。类似的例子如我国在商代就已经有了高度的青铜文明，这时候的汉字是甲骨文和金文。青铜文明是一个民族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时候的汉语（和汉字）也是比较成熟和定性的。也就是说，汉语在我国的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商代已经确立了其基本的和主要的特征，2000多年以后的学者还能利用《说文》中的小篆和古文这些战国文字去释读早已消失了的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仰韶文化时代的陶器符号，由于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过于原始，学者们至今无法准确破译[689]。又如，我国在上古时期就早已有明显的方言分化。西汉时代的大学者扬雄就编撰了《方言》，其中的方言现象不可能是在西汉才开始形成，应该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但是汉语的各大方言虽然分化得很早，但毕竟是在商代以后才明显分化的，其分化的背景是汉语和汉字都已经相当成熟了[690]。所以虽然最早的汉语方言之间已经分化了2000多年，但依然只能算作汉语方言，其同源性非常明显。现在的北方官话和南方的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从源头上看，都已经分化了1200年以上[691]，各方言区的人之间已经不能听懂对方的语言，但彼此之间的差别从来没有淹没其同源性的痕迹。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各方言最初分化时期的汉语已经是非常完善和成熟的语言，其基本和主要的语言特征已经定型了。虽然分化了2000年，其同源性还是很明显[692]。汉字和汉语的例子完全可以证明原始印欧语为什么在分化了2000年以后，其各支语言的同源性还是比较清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印欧语在分化时已经是完善和比较成型的语言。但是根据我们上文的论述，汉语和藏语即使同源，二者在旧石器时代也已经分化了，远远在青铜文明以前。那时候的汉语和藏语都根本没有成型，其自由发展演变的余地很大。所以在夏代以前，汉语和藏语就已经演变成根本不同的语言[693]，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区别，而不是同一语言内部的不同方言的区别。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印欧语研究的方法类推到汉藏诸语言研究中。二者各自的情况和相关的时代性及其文化背景不同。我们从这个观点和理论来看，也有充分的理由说基于汉藏语同源的汉藏对音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我在青铜文明和语言分化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而找到了研究语言的新的参照系。这个新说是前人没有想到的。我更加自信我已经击破了汉藏语同源词对音的理论，甚至可以否定汉藏语系了。我为之狂欢[694]。

（30）民族史的材料可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材料表明汉藏语系的观点以及据此而进行的汉藏对音是不可信的。如“畲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畲族的民族语言公认为属于汉藏语系的苗瑶语族[695]。“畲”的意思是“火耕”，来源于畲民族一直从事刀耕火种。“畲田”的意思是“刀耕火种之地”[696]。我们姑且承认畲民族的语言是与汉语同源的，同属于汉藏语系。但是直到南宋时代，畲民还是从事刀耕火种，也就是“畲民族”、“畲语”同汉民族、汉语的分离是至是少在或早于原始民族的刀耕火种时代，在原始农业以前。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说所谓的汉藏语系早在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时代就已经分离了。在这个时代就已经分化的语言断然不能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比较构拟的根据，因为西方学者构拟的原始印欧语已经是处于印欧语民族的青铜文化比较发达的时代了。我们因此坚决反对在构拟汉语上古音的时候采用所谓的汉藏语同源词的比较。所谓的汉藏语同源词的比较方法其出发点就已经错误，而且不能用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来作幌子。

（31）从藏民族和汉民族的丧葬习俗的不同也可以看出二者是不同源的文化系统。因为藏民族自古以来就流行天葬[697]，学者们虽然还不能考证出天葬开始出现的确切年代，但天葬应该是藏民族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丧葬文化自古为大事，而且一旦确立，就会形成一定的传统。但无论从文献记载来看，还是从现今发达的考古学来看，汉民族文化从远古以来就从来没有实行过天葬的习俗。因此二者必不同源。

（32）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的例子获得一些启发。如《吕氏春秋·察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都有“母猴”一词，然而在《史记·项羽本纪》、《汉书·伍被传》中作“沐猴”，在古书中又作“猕猴”。据张永言《语源探索三例》[698]比较详细的讨论，这些词中的“母、沐”是来自藏缅语的译音词，意思就是“猿/猴”。借入汉语后，由于字面意思不明，所以加上表意的“猴”。然而我们注意到在上古汉语中的“猿/猴”不可能与藏缅语中表示“猿/猴”意思的“母、沐”构成相对应的关系词。张永言介绍了白保罗构拟的共同汉藏语形式是mrok/mruk。但我们认为这个构拟显然不能解释“猿/猴”的上古音的来源。至少上古音中的“猿/猴”与藏缅语中表示“猿/猴”意思的“母、沐”难以建立语音对应关系。不过，张永言先生认为在《诗经·角弓》中已经出现的“猱”大约与藏缅语的mio（k）/mju（k）同源。我们对此有两点说明：第一，我们完全可以把二者的关系解释为借词，不见得是同源关系；第二，二者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关系词。这说明上古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真正关系词的对应关系是比较明显的，符合上古汉语的谐声字和假借字的音转关系[699]。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与汉语上古音差得比较远的藏缅语关系词到底是不是真的关系词，其对应的时代层次如何，这都要慎重考虑[700]。

总结以上的论述，我们很清楚地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及青铜器时代的夏代二里头文化、早商文化、殷墟文化中，都可以发现汉民族文化和藏民族文化是不同源的。而且人类学研究也表明西藏古人在体质人类学上与古代新疆的某些居民相近，而与汉民族不同。因此，汉民族和藏民族绝对是沿着各自的文化线索发展而来的，根本找不到二者有同源异流的痕迹。我们现在可以说汉藏语同源的观点得不到古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比较神话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的支持，仅凭一些较晚的记载和时代性成问题的关系词是不能证明汉藏语同源的。以上各点理由足以让人怀疑“汉藏语系”这个概念的成立。如果从借词的角度研究汉语和藏语的关系词，我无异议[701]，只是要注意慎重利用，并严密关注其关系词的时代性；如果根本就以汉藏语系为一个大前提，从汉藏语同源的立场来讨论关系词，并据以构拟汉语上古音的音系，根据是非常脆弱的，逻辑也完全是循环论证。由于没有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可靠标准，所以纯粹依靠汉藏语的关系词来建立汉藏语系是不可行的。上述从多角度和用多种方法来检测的结果，使我可以明确地说许多人煞有介事、大吹大擂地立足于汉藏语同源的汉藏对音对汉语上古音研究没有什么价值。我希望学者们在研究汉语上古音的时候千万不要利用所谓汉藏语同源词对音的材料。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学者误入了歧途。他们的努力纵然令人钦佩，然而其研究成果不能让人信服[702]。我的结论是基于以上的学术性证据，断然与民族主义无关。我希望批评者正视我的各种根据，我盼望汉语言学者尤其不要引洋人以自重，不要过分迷信西洋学者的观点，也不要轻率地将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简单地类推到汉藏诸语言研究中。我们已经证明这种类推方法是不可靠的，“如曰不然，请待来哲”[703]。

我这一节的论述肯定会开罪许多人，但我毅然决然要“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我不禁想起那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的名言：“对于一切科学的批评，我都是欢迎的，但我决不让步于所谓世俗的偏见。”知我罪我，请待百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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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原则上包含东汉，但东汉是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期，本书有时会指出在东汉才出现的新生现象。章太炎《国学讲义》（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80页谈到音韵学分期的时候，认为先秦至汉武帝以前为一期；汉武帝至三国末、两晋南北朝为一期。我们这里论述的上古音包含了章太炎说的第一、二期。

[2]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

[3]学者们辛勤地制作了《说文》中的所有谐声字的谐声统计表，这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如管燮初《从说文中的谐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中国语文》1982年第1期）、王珊珊博士学位论文《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研究》第610页所附《说文谐声字统计表》、刘志诚《两周金文音系的声母系统》（《川东学刊》1995年第3期）根据《金文编》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统计并编排出的《金文谐声总表》和《金文谐声几率统计表》、王文耀《殷周文字声类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一书所载的《重文交换声符声母变化表》都是非常客观的统计工作，提供了声母研究的不少宝贵材料，很值得重视。但是所有这些异文材料也包含了很复杂的情况，我们在利用时也有作慎重的考辨。无论是我国清代的小学家、经学家，还是日本的研究古典的学者，都很重视对文本的考辨工作，这也是本书特别重视的。

[4]本书采用“复辅音声母”或“复声母”这样的术语，有时也省称为“复辅音”，这只是音韵学界的一种流行的称呼。事实上，本书只是否认汉语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的存在。而在韵母部分，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却有复辅音存在。不过这些特殊的方音大都出现得比较晚，与上古音无关。如据黄家教、崔荣昌《韶关方言新派老派的主要差异》（《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一文介绍了新派韶关方言音系中阳声韵B，也就是存在nt韵尾和韵尾，这是一种后起的特殊的阳声韵，恐怕只能看成是复辅音韵尾。据李小凡《释厦门、苏州、庆元（竹口）方言的声调变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的介绍，在吴语南部方言的竹口方言中的古全浊声母的平声字由于当地方言中的单字调系统与连调系统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生了入声化的音变，产生了喉塞音尾，其中阳声韵字也带上了入声尾，如。这就产生了复辅音韵尾。严学宭《新喻市方言词读音成分的层次性》（《严学宭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年）描述了赣方言中的新喻市水北乡方言中的阴平调存在大量开韵尾和-ŋ尾带有尾的词语，如张、汤、刚、康、邦、江；还有n尾韵加带t尾，例如班punt、攀p‘unt、翻fant、真tint、听t‘int等等；还有阴平m带p的，例如张tomp、双somp、央iomp、光kuomp、荒fomp、汪uomp等等。祝敏鸿《通城方言入声的特点》（《语言研究》2002年增刊）也论述到鄂东地区的通城方言中有入声尾，主要来自中古音的咸山摄入声字和臻深摄合口入声字，极少数来自曾梗摄细音入声字。通城方言还有收的入声韵母，即、、，只出现在少数口语词中，往往表示“少、小”的意思，其来源尚不明朗。这些带鼻音的入声字是白读音。这样的问题不在本书讨论之列。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复辅音韵尾都是各自的方言中后起的现象，与上古音无关。如通城方言中的入声尾，一般与中古音合口的t尾相对应。因而其音变的过程也许是，这样的音变不会存在于中古以前。

[5]林语堂：《语言学论丛》，《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九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6]陈独秀：《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

[7]赵秉璇、竺家宁：《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

[8]其中收入的严学宭的《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旁征博引，材料最为丰博，构拟的复辅音也最多，然而其材料也最为驳杂，缺少审辨，其所用材料大都不能证成其说。就是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也对严学宭此文颇有批评，如郑张尚芳、潘悟云等人。

[9]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2页。

[10]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282页。

[11]在较早期的著作中，潘尊行《由反切推求史前中国语》（载《新月》1929年第二卷第2期）一文也是主张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此不详引。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0～261页对潘尊行此文作了介绍，可以参看。何九盈先生评价潘尊行之文曰：“潘文并不长，论证亦欠深入，不过他提出的这些课题，确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复声母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就影响到了古文字学家。如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第三章“汉字的结构”第55页就相信古有复声母说。历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也相信古汉语有复声母的观点。

[12]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13]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14]（美）罗杰瑞著，张惠英译：《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15]邵荣芬：《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06页。

[16]郑张尚芳：《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二）》，《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1期，第8页。

[17]其他学者如唐作藩先生在《从同源词窥测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汉语史学习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一文中称：“我们从汉语的同源词来看，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是肯定的。根据现已掌握的同源词语料考察，大概塞音或塞擦音带边音的最为常见。如pl-、tl-、kl-、tsl等等……”李新魁也在《汉语音韵学》（《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409页）中说：“我们认为，上古汉语很可能有复辅音，虽然现代方言中还没有发现有真正复辅音的痕迹，我们不能没有这种遗迹便认为上古时期不存在复辅音。不过我们以为，拟构上古的复辅音，应该严格控制复辅音的结构形式和数量，不能单凭有无谐声行为来构拟。也就是说，不能认为凡是有谐声行为的，便是复辅音的表现。看来，上古时期的复辅音，主要存在于第二个音素为[l]的结构中，即主要表现为[kl-]、[pl-]、[bl-]、[gl-]等。第一音素为[s-]、[z-]的，是否为复辅音呢?当然也有可能。但应慎重对待。”

[18]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19]竺家宁：《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

[20]我国学者王继如《训诂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有专文对《汉字语源辞典》予以介绍和简评。

[21][日]滕堂明保：《汉字语源辞典》，学灯社，1966年，第32～33页。

[22]李方桂主张上古音有s词头的观点另需讨论，不在本书之中。

[23]董同龢：《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年。

[24]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

[25]景审《慧琳<一切经音义>序》云：“古来反音，多以旁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原无定旨。”谢启昆《小学考》第386页录神珙《反纽图序》称：“傍纽者皆是双声。”神珙据戴震考证为中晚唐人，在元和后，在守温之前[参看《戴震全书（第3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321～322页]。另可参看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2页“《说文》说解中有实义之字与本篆为双声者”条指出《说文》中有一种倾向是用与本篆有双声关系的字来作为训诂。多有举例，此不录。黄侃《声韵通例》（《黄侃国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凡古音喉、牙，有时为双声。”这是承认喉牙音可以相通转，也就是旁纽而为双声；黄侃《声韵通例》（《黄侃国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凡古音同类者，为旁纽双声。”

[26]关于古代“音变、音转”的综述性文章可以参看孙雍长《音转研究述要》[《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以及孙雍长《训诂原理》（语文出版社，1997年）“音转义存”一节，孙雍长之文收罗清代训诂学家们的意见比较详备。还可参看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说文读若之字或取转声”条。这里再补充一些我收集的材料：有的学者利用泥母与来母相通的现象来构拟复声母nl，这是完全无视音变的事实。且不说在汉语的现代方言中存在着大量的n与l直接相通的证据。早在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55～359页就已经详细地论述过了n与l之间互相音变的问题。董同龢《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年）第154页称：来母“现代方言多作l-或与泥母字混为一个n-、l-变异不定的音，现在假定中古它们是舌尖边音是自然的事，如加鼻化作用，自然容易和n-混了”。本书对于这样的复声母构拟不打算浪费笔墨去予以批评。

伯希和在《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一文的注解四（《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第140～141页）列举了一些唐代的对音材料，指出在唐代的音译中，疑母的ng与群母的g相通，证据坚强，无可置疑。钢和泰《译音梵书与中国古音》（《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237页）介绍了宋代法天的梵文音译是用疑母的“拟”来音译梵文的gi。董同龢《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年）第151页提到中古音中的疑母ŋ在厦门方言中读g。据张盛裕《潮阳声母与广韵声母的比较（二）》（《方言》1982年第2期）称在潮阳方言中的疑母字有18个字读为g声母，有7个字有g/ŋ两读，其中读g声母是白读。这些材料说明凡是疑母与群母相通相谐的现象都与复声母无关，不能构拟复声母ŋg。在民族语言中也有证据。如买提热依木·沙依提《突厥语言学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87页指出在突厥语中存在着辅音g与ŋ的交替，与复辅音无关。据德国突厥语学权威学者冯·加班《古代突厥语语法》（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5页所论，在古突厥语中存在词中的ŋ和g的交替现象，其例如äŋim→ägim、äŋin→ägin、äŋir→ägir。

又如，来母与定母本来能够直接相通，可是有的音韵学者偏偏要构拟古汉语的复辅音dl，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罗常培《厦门音系》（《罗常培文集（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声母”节称：“l是舌尖中、带音的边音。但是舌头极软，用力极松，两边所留的通气空隙很小，听起来并不像北平的l音那样清晰，几乎有接近d音的倾向。所以厦门人用‘老’字音注英文的d母，并且模仿外国语里用d字起头儿的字往往用l音来替代它。”罗常培先生的这段论述清楚地表明在厦门方言中，l与d是完全可以相通转的，与复辅音毫无关系。另如在《广韵》和《玉篇》中从定母的“同”得声的“”与从来母的“龙”得声的“襱”是异体字，这显然是因为作为声符的“同”和“龙”可以音近相通而变换声符，从而形成异体字。又如，在《集韵》中，从来母的“良”得声的“阆”和从定母的“唐”得声的“”是异体字。类似的音变还见于古代的印度语。如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第444页称：“在印度语，舌面da固常转为舌面la也。”另可参看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337～377页、罗杰瑞《闽方言中的来母字和早期汉语》（《民族语文》2005年第4期）。我们不再详细引述。唐作藩先生《从同源词窥测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汉语史学习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一文对王力先生《同源字典》中讲的音转现象多有批评，认为应该用复辅音来解释：“其实，《同源字典》中的一些析为旁纽或邻纽的同源字组，其发音方法不同或发音部位相差较大，在上古也有可能是复辅音声母。”我们认为王力《同源字典》讲音转的时候确实有时比较宽泛，多次讲到明母和来母可以发生直接音变，这就可以商榷，因此王先生《同源字典》有的时候是把不是同源字关系的字当作了同源字。但问题并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么严重。

[27]有的学者认为王力先生并没有明确反对过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这是不妥当的。唐作藩先生《从同源词窥测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汉语史学习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1页）称：“王力先生认为上古汉语只有五大类、七小类、三十三个单声母，而无复辅音声母。”我们认为唐作藩先生的意见是对的。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也说过：“有无复辅音。王力一家持保留态度，没有复辅音。”

[28]比较详细地介绍王力先生论述“谐声”的文章是唐作藩先生的《王力先生的“谐声说”》，载《语言学论丛（第28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29]另可参看罗杰瑞《闽方言中的来母字和早期汉语》（《民族语文》2005年第4期）。

[30]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1]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3页提到：在大多数语言中，元音比辅音更不稳定。他也提到在太平洋的语言中，据说元音比辅音更稳定。

[32]唐兰的论述事实上始终没有能够说服那些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何九盈先生《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2页就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唐兰的意见。

[33]刘又辛《文字训诂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又见《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年）。

[34]光华按，刘先生此说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但现在看来，顾炎武《唐韵正》卷十五（《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433页）“角”字条早已说过“角”的古音为“禄”，而且所列举的证据十分充足。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陈建生《“角里”音读考》（《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独自的考察，也可供参考。

[35]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语言学论丛（第31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

[36]刘又辛还论述了不能利用联绵词来作为构拟复辅音的根据，他认为双声联绵词、叠韵联绵词、调声联绵词都是由重言词演变而来。刘又辛的这个观点是一家之言，我们对此不打算加以讨论。

[37]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称：“汉藏语系语言里的复辅音总的说来没有印欧语言那样丰富。至今为止，在汉语各方言里还没有发现真正的复辅音，广东台山一带和安徽黄山附近的方言有，如台山端芬地区‘字’，‘词’，是舌尖塞音和舌尖边擦音的结合，和其他方言中的塞擦音[ts]、[ts‘]相当，并不是真正的复辅音。客家方言‘瓜’读[kva]，其中的[v]和其他方言的[u]相当，是[u]的一种变体，也不能认为[kv]是复辅音。”孟庆慧《黄山话的及探源》（《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明确称：“我们认为黄山话的、不是复辅音。我们把叫做舌尖、边不送气清塞擦音，把叫做舌尖、边送气清擦音。”孟庆慧此文还明确说：“我们认为，黄山话的、、不是古代汉语语音特点的残留现象。”他最后认为：“黄山话里大量的、、字音，正是汉越语言融合的历史痕迹。这些来自越人的语音成分，今天作为黄山话的底层被保留下来了。”

[38]我们这里有必要作一些音理上的解析。如在谐声字中的m声母和b声母相通与复辅音无关。关于m与b之间可以发生互相音变的情况，乔全生《山西南部方言称“树”为[po]考》（《中国语文》2002年第1期）一文综述的有关材料比较全面详细，可以参看。本书不再引述（乔全生在此文中考证山西南部方言称“树”为[po]，实际上是“木”的训读音）。据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6～128页揭示的材料显示：马来语中的辅音b，在借入闽南方言的时候有音变为m的倾向。如（1）马来语baŋko，借入闽南方言为“芒果”，音manga；（2）马来语bulaiu，借入闽南方言为“巫来由”，音melaju（指“马来人”）；（3）马来语tibun，借入闽南方言为“知吻”，音timun（义为“黄瓜”）。据张盛裕《潮阳声母与广韵声母的比较（一）》（《方言》1982年第1期）称在潮阳方言中许多明母字读为b声母；还有不少的明母字有b与m两读，其中b是白读；还有一种情况是中古音的明母字白读为m声母，文读为b声母。凡此例证极多，此不录。厦门方言把“母”读为bu。汉字在日语的音读中，鼻音声母读为同部位的塞音非常普遍。如“母”bo，“美”bi，“幕”baku，“墨”boku，“没”botu，“万”ban，类例甚多。这是m与b相通的证据，与复辅音的分化没有关系。在异族语的借词中也有这样的音变，例如力提甫·托乎提主编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23～524页指出：梵文的amita（即汉文佛经中的“阿弥陀”），借入突厥语中作abita，m音变为b。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第245页称：古突厥文的ban音译为汉语的“万”。突厥文的bakCˇan音译为汉语“默然”。据同书第250页，汉语的“三昧”对音突厥文的sambai。据赵明鸣《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的论述，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词典》中存在m与b交替的现象：“这种交替形式发生于‘突厥人’和乌古斯、克普恰克、苏瓦尔人之间。例如，män—bän我，mün—bün肉汤；又如，büküm—mükim女式的等。”据林光明《大悲咒研究》（佶茂出版社，1996年）第155页，梵文bodhi在汉语的音译中有“菩提”和“冒地”两译（另可参看宇井伯寿《佛教辞典》第970页。《梵和大辞典》bodhi条下没有收入“冒地”一词，当为遗漏）。这些都是m与b相通的证据。例如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99页指出：“闽南话次浊字鼻音声母也有变成浊塞音（如厦门‘马’be，‘蜈’gia。光华按，这里的引文省略了声调）。这也是一种鼻辅音向口辅音的转化。”王福堂先生这里指出的音变是很重要的，表明了次浊鼻音声母可以向同部位的浊塞音发生音变，也就是通转。类似的例子如《说文》中的“饱”字有古文从“卯”得声，明母的“卯”可以用作帮母的“饱”的声符。这是无可置疑的例子。在厦门方言中，“麻、码、密、猫、茉”都音ba（只有声调不同），那么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所指出的“塞音不常与同部位的鼻音相谐”这一原则就要非常谨慎地运用。因为鼻音与同部位的浊塞音相通无论在方言的音变中，还是古汉语的通假字中都有大量的例证，是绝对无可怀疑的事实（且举一例：《老子》第六十九章：“不敢进寸而退尺。”《老子》第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此二句的马王堆帛书甲本“退”都作“芮”，这只能理解为鼻音与同部位塞音相通）。从对音材料上可举一例：据日本大学者白鸟库吉《中亚史上的人种问题》[《白鸟库吉全集（第6卷）》，岩波书店，1970年，第524页）一文认为《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条中的乌孙贵族的称谓中带有“靡”字是一种尊称，应为突厥语bei、bi之类表示王号的词的音译。如果此说可信，这也表明b与m是可以相通的。孙竹在《蒙古语文集》第77页提到：蒙古语族的“某些地区在部分词里b与m交替。这种现象似乎主要出现在词中，词首和词尾虽然有，但那是罕见的”。多有举证，其例从略。据林伦伦《粤西闽语的音韵特征》（《语文研究》1998年第2期）的论述，雷州话的双唇浊塞音声母[b-]并非来自中古音的并母，而是来自明母字。如“磨、马、买、卖、米、梅、猫、密、麦、帽”。类例极多。邓海峰《湖南新田沙田土话的语音特征》（《语言研究》2002年增刊）论及湖南新田沙田土话的语音中，明母字常常读为唇塞音，如“麻”pa，“梅”pəu，“买”pie，“卖”pie，“妹”pəu，“庙”piəu。赵杰《北京话中的满汉融合词探微》（《中国语文》1993年第4期）讨论了满汉语言融合的方式和语言接触的规律，注意到：“在双语接触没有语言规范的口语借词中，发音部位或方法相似的音素是经常自由变读的。”曹志耘《金华汤溪方言帮母端母的读音》（《方言》1990年第1期）一文提到，金华汤溪方言中的古鼻音尾的帮母字的白读音是m声母，如“扮、本、帮、崩、兵”，古鼻音尾的端母的白读音是n声母，如“胆、丹、顿、党、灯、东”等等。曹志耘描述的这个情况，我认为是同化音变造成的，是其本来的清塞音声母被鼻音尾同化为同部位的鼻音。这个音理上的解释应无困难。傅国通《武义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4年第2期）描写了武义方言中的古鼻音尾的帮母字的读音是声母，如“扮、变、饼、兵”，这也是同化音变的一种特殊现象。据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12页：“西傣一部分地区还保留浊塞音声母b和d；德傣没有b和d。b在德傣的大部分地区并入m。”据欧阳觉亚等《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方言、土语之间的语音比较”所提供的资料，如果保定黎语的p、t、k声母在通什方言中是双数调，那么在黑土方言中全部变为m、n、ŋ。

据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第396～397页的“文水音系”一节里指出：在山西文水方言中，“[m]与[u]相拼，中间有明显的[b]，……但[məŋ]等音节的声、韵之间没有[b]。[n]与[ou]相拼，中间有较明显的[d]”。在同书第398页的“交城音系”一节里指出：m、n、ŋ在几个后低元音前带有同部位的浊塞音成分。分别读如mb、nd、ŋg。在粤方言中也有类似的现象。据詹伯慧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指出：在四邑片粤语中，明母和微母字“大部分读带有不同程度的鼻音成分的浊声母”。同书第127页称：“广州话鼻音声母已是纯鼻音，但高明粤语的鼻音声母m-、n-、ŋ-则略带塞音。”例子不录。类似的例子还有赵元任《中山方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册）·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51页）称在中山方言里面，“鼻音声母m、n、ŋ，在元音前带一点塞音的过渡音，成为mb、nd、ŋg，所以听起来发硬”。曹志耘《严州方言语音特点》（《语言研究》1997年第1期）提到严州方言的音系中，来自古明微母的m母，逢非鼻尾韵、非鼻化韵时，遂安读带同部位浊塞音的mb，寿昌有的人略带同部位浊音色彩，淳安、建德读m。例如遂安：毛mb、米mb、木mbu、袜mb。我们认为从音理上看，这与复辅音没有关系。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称：“汉语有的方言在鼻辅音之后也可能出现塞音或擦音，山西中部文水、平遥一带就有这种现象，如文水话‘母’[mbu]，‘努’[ndou]，‘女’[nzu]，‘腰’[nzu-en]，其中[nz]擦音成分较重一些。有人称之为‘鼻擦音’。这些音实际上只是鼻辅音解除阻碍时肌肉比较紧张造成的，……后面的塞音或擦音只是一种过渡性的附加音，和上述少数民族语言中的[mb][nt][mts‘]等性质并不相同，不能算是复辅音。”

我完全赞同林焘、王理嘉二位先生的分析，山西方言中的mb、nd、nz都不能算是复辅音。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中华书局，2005年）第二编“辅音系统”第32页明确指出7世纪的声母系统中是m、n、ŋ，而8世纪的声母系统中才有mb、nd、ŋg。同书第40页说：在7～8世纪的汉语西北方言中，“鼻音的发音极为特别：鼻音的除阻换成了口音的除阻，而成阻和持阻还保留着鼻音，即n＞nd、m＞mb、ŋ＞ŋg，除非在鼻韵尾的影响下才有助于保持鼻声母发音过程的完整”。马伯乐此书的第36～38页列举了大量的例证，指出mb、nd、ŋg是由m、n、ŋ音变而来的，时代要晚于m、n、ŋ，与上古音无关。我们没有理由根据民族语言中有复辅音声母mb、nd等，就认为汉语上古音也有这样的复辅音声母（值得注意的是在藏语中相关的复声母还有np、nt这样的鼻音加清塞音构成，而不仅仅是mb、nd这样的鼻音加浊塞音。二者在同一音系中不共见）。陆志韦《古音说略》（《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283页：“同一个方言里，m、n、ŋ跟mp、mb、nt、nd、ŋk、ŋg不并存。”这是很重要的观测，说明二者是作为音位变体而存在，不存在音位对立。而复声母与单声母的关系绝不可能是音位变体的关系。聂鸿音《西夏语中汉语借词的时间界限》（《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提到过同样的现象：在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汉语明、泥、疑三声母在早期借词里是鼻音。在晚期借词里，不带鼻音韵尾的明、泥两个声母和疑母开口音节是浊塞音”。更何况m与b在音理上完全可以作为同部位的变体形式出现。林伦伦《粤西闽语的音韵特征》（《语文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在雷州话中可能存在m→mb→b的语音演变。这实际上是承认有m→mb的音变过程。他还提到在粤东闽方言也有相似的语音现象。据日本学者北村甫主编《世界的语言》[《讲座语言（第6卷）》，大修馆书店，1981年]中的“乌拉尔诸语言”章（小泉保所撰）第91页指出：在乌拉尔语系的沃古尔语中存在ŋ→ŋk的音变，其中的k是后来派生出的。据德国突厥语学权威学者冯·加班《古代突厥语语法》（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4～45页所论，在突厥语碑铭中鼻音前的b-与写本中m-存在交替现象，举例如bäŋü→mäŋü，bän→män，buŋ→muŋ，bin→min，bïŋ、biŋ→miŋ。这是韵尾对声母的同化现象。聂鸿音《中国文字学概要》（语文出版社，1998年）第92页举了一个例子：在羌语支语言中的“日”的声母在羌语麻窝话、木雅语中是m，而在普米语、尔龚语中是b。聂鸿音最后说：“普米语、尔龚语的声母[b]可以看成是[m]的同部位变读。”这显然是正确的。聂鸿音《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民族语文》1988年第6期）注意到在11世纪左右成书的回鹘文译本《玄奘传》中出现的汉语借词里面有一个现象：“部分鼻音声母字变读为同部位的浊塞音声母。”如多数阴声韵和入声韵的明母字在借入回鹘语后音变为b声母，阳声韵的明母字则不变；罗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中根据汉藏对音的材料早已作出过同样的结论。这与复辅音声母完全没有关系。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20～121页指出：唐朝自善无畏、不空以后，常用鼻音声母而无鼻音韵尾的字去对音梵文的不送气浊塞音。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0页举了一个例子：巴斯克语中的musti在多数方言中音变为busti。这种鼻辅音向同部位的浊塞音音变，是塞化现象，R.L.Trask称为“denasalization”（去鼻音化）。在上古的印欧语的不同语言中也存在格尾bh与m相对应的现象（参看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十八章“比较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即使是在少数民族语言中的mb或mp之类的带鼻冠音的复声母也未必都是典型的复声母。根据蒙朝吉《汉瑶词典（布努语）》（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6～7页的论述，布努语的声母系统中有大量带m鼻冠音的复声母，也有带n、ng鼻冠音的复声母。但是作者在说明中指出：“m，在其他辅音之前作声母时，只表示鼻音成分，不表示发音部位。”那么布努语中的mb、md、ms、mg等这样的复声母实际上根本不是典型的复声母，只能理解为带有唇鼻音成分的单辅音，m与后面的辅音是同时发音的，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这显然不能看作是通常意义上的复声母。在壮侗语中常常有带鼻冠音的浊塞音，没有任何语言学家把这样的辅音当作复辅音看待，可参看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一书中的各壮侗语的音系及其相关说明。又如，据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下卷（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第441页称：在山西的西区方言中的鼻擦音声母nz是由古音的泥母和日母演变而来。因此，山西方言中的nz显然与任何复声母都没有关系。据日本学者矢放昭文《<华英通语>反映的一百五十年前粤语面貌》（《第十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一文的介绍，在晚清成书的《华英通语》的狩野文库本、福泽本都明显是用鼻音声母字来音译英文的同部位的塞音。如以“呢要”的合音对音dew，“拿氏”的合音对音does，“味”对音be，“奴”对音do，“摩”对音bow（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华英通语》中使用的大量的“合音”方法实际上全都是反切的方法，与佛经中的二合法无关）。他还提到在香港新界的方音中存在非鼻音化的现象，其例不录（矢放昭文关于香港新界的方言材料是利用了张双庆等的《香港新界方言调查报告》，张双庆等《香港新界方言》）。没有学者认为这些近现代方言中的语音现象是来自上古汉语的复辅音。日本学者森博达《古代的音韵与日本书纪的成立》（大修馆书店，1991年）一书第150页引述了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有坂秀世的论文的一条注解，我们译述如下：“又，[m]与[mb]、[n]与[nd]的差异，在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反切中没有任何表现，而慧琳《音义》被认为是记录了唐代的秦音。也许这两组音在中国人看来，并不被认为有什么不同。……这可能只是同一语音的不同变体而已。但对于来自吐蕃、西域的真言祖师，或在唐的日本人这样的外国人的听觉来说，却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其发音的差别。”有坂秀世的这段话虽然只是一个注解，却很有见地。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1～72页论述了古藏语中的辅音-n与-d可以相通：“这个问题在一些藏文史书中已有明确的说明，如《白史》中说：‘昔之名词中，“答”（即-d）“那”（即-n）亦多互用。如“赞普”（btsan po）与“则波”（btsad-po），“郡波”（tçhun-po）与“屈波”（tçhud-po）等多互借用，则“本”（bon）与“博”（bod）二字，亦可能互相换用也。’现代语言学家经研究也证明了古代藏语中韵尾-n和-d确实（光华按，原文作‘却是’，当误，径改）可以互换用（原文注解参见罗秉芬、安世兴《浅谈历史上藏文的改进》，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集·民族语文》）。王忠对‘博’的来源也作了同样的解释，他说：‘拉萨一带，古称“博”（bod），今仍为藏族和西藏地方的通称。“博”为本教之名，赤松德赞与佛证盟碑称本教为bod-kyi-chos与佛教之sanys-rgyas-kyi-chos相对而言，古藏文写本中仅有一汉藏对译字书之Bon-Po作“师公”解释，可见bon为后起的俗字，想系bod已为藏族之通称以后，作为宗教名称之bod须有另一写法，以示区别。藏文演变规律，-n与-d可以互换。’”在厦门、福州、潮州等地的方言中，普遍存在古疑母字读为g的现象，其例众多，并非例外音变。据李如龙《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的《南安市方言志》所记录的南安方言，有不少入声字读成同部位的塞音尾。例如其书第17页称“毒、独、逐”音tŋ，“落”白读音laŋ，“速”白读音saŋ，“角、菊”白读和“觉”同音kaŋ，“学”音haŋ；同书第16页，“律”音lun，“突”音tun，“没、勿、物”音bun，“卒”音tsun，“佛”的白读音pun，“一”白读和“疾”同音tsin，“日”音lin，“滑、猾”的白读和“掘”同音kun，“兀”音gun。类例不可胜数。据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1852年出版的魏源《海国图志》把英语的男爵baron音译为“麻伦”或“马伦司”。

另外，在全国各地方言中广泛存在的影母读后鼻音的现象，也是喉塞音音变为[ŋ]，这应该看作是塞音与鼻音相通。而且在谐声字中证据充分，不容忽视。且举见母与疑母谐声的例子，如：见母：诡、浇、艮、幵、皋、见、敢、冠、龟、今、斤。

疑母：危、尧、眼、研、翱、砚、巖、元、嵬、吟、龂。

《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提到：“日耳曼族语言和南斯拉夫族语言就有鼻音m，这在梵语、拉丁语等语言里却是b，我们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差别。”李方桂的话表明，没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差别是由原始印欧语的复声母mb分化而来，同时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很正常的音变现象，并非不可解释。李方桂先生的话未免言过其实。总之，我们不能同意用复声母来解释鼻音与同部位的塞音相通的现象，持这样观点的学者如尉迟治平《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储泰松《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1期）、王珊珊《梵汉对音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我们对这些文章不再予以讨论。

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现代学者构拟古汉语的复辅音的一大前提条件是，有谐声关系的两个辅音之间不可能具有通转关系，也就是说这两个辅音之间在音理上不可能彼此发生音变。因此，学者们认为这才需要构拟复辅音来解释其谐声现象。但是像m和b之间、n和d之间，都是发音部位相同的辅音，在音理上，彼此完全可以互相发生音变；在古书中，彼此相通假的例证非常多。因此，这与为古汉语构拟复辅音的学者们说的复辅音完全不是一回事，千万不可混为一谈。

林焘、王理嘉同书第101页有一段音理上的分析也很有参考价值：“塞擦音是由发音部位相同而且清浊一致的塞音和擦音组成的，从语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先擦后塞的组合过程，很像是由塞音和擦音组成的复辅音。但是这个组合过程是在发辅音的一个过程中完成的，也就是说，从塞音到擦音，只经历了一次成阻、持阻和除阻，因此不能算是复辅音。在许多语言里，塞擦音的功能也是和一个辅音相同的。”这段音理上的阐释有助于我们辨析真正的复辅音，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是两个辅音联在一起就是复辅音。

[39]丁启阵：《论古无复辅音声母》，澳门语言学会，2000年。

[40]周长楫：《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说之辩难》，《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41]姚永铭《慧琳音义与切韵研究》（《语言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将慧琳《音义》的注音与《广韵》注音进行了比对，发现《广韵》中的不少异读音在慧琳《音义》中明确标注为不同的方言音。因此，《广韵》是兼包南北的综合韵书是无可置疑的。

[42]朱星：《古汉语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

[43]徐德庵：《论古汉语有复辅音说的片面性》，《古代汉语论文集》，巴蜀书社，1991年，第157页。

[44]蔡永贵：《复辅音声母：一个并不可信的假说——谐声字“一声两谐”现象新探》，《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45]刘志诚：《两周金文音系的声母系统》，《川东学刊》1995年第5卷第3期。

[46]国内学者只有何九盈先生《上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3页明确说过：“但我又不赞成上古汉语（指《诗经》时代，包括战国时期在内）仍然存在复辅音。我认为在上古汉语中留下了许多远古复声母的遗迹，但复辅音声母作为一个系统已经消失。”何先生主张远古汉语肯定有复声母存在，但是上古音中已经没有复辅音了。这样的提法与一般主张上古音有复辅音的学者有根本的不同。

[47]上引徐德庵《论古汉语有复辅音说的片面性》、周长楫《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说之辩难》对这类用于构拟复声母的材料也予以了批评，认为其与复声母无关。黄侃《声韵通例》（《黄侃国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凡双声、叠韵、叠字三者同理，皆有本音：复述本音为叠字；一字演为二声，一声变入他韵，一声仍在本韵，为双声；一字演为二声，一声改为他纽，一声仍在本纽，为叠韵。”则黄侃认为双声叠韵联绵词来源于叠字。此见甚精，足以摧破今人所谓联绵词来自复声母分化之说。黄侃《声韵通例》：“凡叠韵字，上字或变入他韵；双声字，下字或变入他纽；仍有本音，上字必与本音同纽，下字必与本音同韵。”这是揭示双声叠韵联绵词各自分化演变的规律。在汉语方言中有些语词在语流中可能产生复声母的音变，这需要加以说明。如詹伯慧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页称：“某些语词连续快说时出现了pl-和kl-这样的复声母。”其例不录。这与上古汉语有无复声母完全无涉。从音理上分析，这是粤方言的语流中由于前一音节的元音弱化从而失落其元音，进而产生复声母的语流音变。这是多音节的语词产生出复声母，其产生的原因和轨迹清晰可辨，而不是由复声母分化为联绵词。

[48]何九盈先生《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58～259页在批评吴其昌的《来纽明纽古复辅音通转考》一文时就说：“一是没有进行任何音理上的分析，只是具体材料的堆砌。二是取材不严，如‘美丽’‘霉黧’都是同义连用，而吴氏认为是联绵词。‘礼，门也’分明是义训，与声音无关，吴氏也当复辅音看待。著者所用的还是钱大昕考证古声母的方法，却远不如钱大昕的论证那样有说服力。因为复辅音的考证比单辅音声母的考证要复杂得多。”类似的旁证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如包拟古《释名复声母研究》（《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4页）就提到过：“马伯乐看过Wulff的论文后，指出他的很多例证都是由高棉语转来的借字，如果把这种例子以及大批拟声字都剔除，他的例证只有一半可用。”

[49]冯蒸先生《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和审音派》（《汉字文化》1998年第2期）对审音派的观点和立场有比较详细的阐述，此文下了不少功夫，可参看。

[50]王力先生非常强调这点。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9页“音韵在于史证”条称：“空言易于实证，故言音理者多，然一则失于躁而无味，一则失于虚而难求。折中言之，当言理而得之史证，言表谱而纲之以音理也。故音韵之中约分三端：一音理，二音史，三音证。古人言学，皆不能离事而言理。余之言音韵，就音史、音证言之，而音理在焉。盖音韵之学重在施于训诂，而不在空言也。”近观聂鸿音《番汉对音与上古汉语》（《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也有此意：“不能用过分的音理分析取代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考究。”又说：“我无意贬低上古汉语研究中的音理分析，在这里想强调的只是，音理分析只能用来解释带规律性的、确实无误的文献资料，使人们明白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能在没有文献资料或者不能确定资料性质的情况下用来虚拟事实。”黄、聂二家所言实为明通之论。

[51]当然，由于“译人楚夏”用的是“楚夏”一语，似乎不包含第一层含义，但现代佛学及中亚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证明我们提及的第一层含义是很重要的。

[52]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51～252页。

[53]举两个例子：例一，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中为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构拟了一套圆唇舌根音声母和韵尾。李方桂参照的语言之一也许有原始印欧语，因为原始印欧语据西方学者的构拟有圆唇舌根音声母。但我注意到西方学者构拟的原始印欧语声母系统有两个特点与任何音韵学者所构拟的汉语上古音都不同。第一，原始印欧语的声母系统只有塞音而没有塞擦音，也很少擦音；第二，原始印欧语的声母系统是一套不送气的清塞音，而且有两套浊塞音，以其送气不送气构成音位对立。这与历代的汉语音系都相反。在汉语的全浊声母清化以前都是两套清塞音和一套浊塞音，两套清塞音是以送不送气为区别特征。因此，汉语上古音不能轻易与原始印欧语进行比对，二者绝对是处于不同语音演变阶段的语言，汉语上古音应该在后。更重要的是据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63页的介绍，原始印欧语的圆唇舌根音kw-在第一组凯尔特语中写作q，后作c；第二组凯尔特语在语言学上称作P-凯尔特语，因为kw-演变为P-。可见原始印欧语中的圆唇舌根音kw在第二组凯尔特语中音变为P-声母。这样的音变在上古和中古汉语的音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认为李方桂先生参照原始印欧语的声母系统来构拟汉语上古音的圆唇舌根音声母是不稳妥的。后来的冯蒸先生参证原始印欧语的圆唇舌根音声母来解释湖南双峰方言中的一些特殊的音变现象，也不恰当。例二，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的声母系统中有清擦音，没有浊擦音。这样处理也许是考虑到了上古印欧语的情况，以及音变的一些规律。例如，据《大英百科全书》“Iranian languages”条论述古代的伊朗语的语音特征时说：“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Iranian phonological system are those that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Indo-Aryan system.These are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ricative sounds（indicated in phonetic symbols as x，f，θ，and laterγ，β，ð），and ofthevoiced sibilant sounds z and ž.Even in Iranian，however，these sounds did not persist universally.”这里分明将清擦音的产生排得最早，浊擦音的产生排得较后。其音产生的时代顺序是：x，f，θ→γ，β，ð→z，ž。然而汉语上古音以及汉语语音演变史与此不同，不好轻易比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是汉语的f声母产生得很晚，其产生在唐代，已经是中古后期，靠近近代音的范围。而古汉语的z却应当产生得很早，在上古已经存在。而且，在原始印欧语中，不少学者也认为存在s及其音位变体的z（当s邻近浊塞音的时候，自然变成z），二者不形成音位对立。我们后面对此有论证。总之，西方语音演变史上的现象可以供我们研究上古音参考，但不能轻易比附。汉语音韵的特点要根据汉语自身的材料来决定，在音韵学上理论推理过多是有害的。

[54]考《左传·襄公十年》：“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杜注：“寿梦，吴子乘。”《正义》曰：“十二年吴子乘卒是也。服虔云：‘寿梦’，发声。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寿梦，一言也；经言乘，传言寿梦，欲使学者知之也。然‘寿梦’与‘乘’声小相渉。服以经传之异，即欲使同之，然则余祭、戴吴。岂复同声也?当是名字之异，故末言之。”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服虔说的“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这句话表明在服虔的心中，蛮夷之人的语言词汇是以多音节为主的，也就是“数语共成一言”（这句话的意思似乎也可能包含另一层内涵：蛮夷语言中有较多的复辅音），这就反过来证明在服虔时代的汉语，以及作为大经学家的服虔所了解的东汉以前的汉语肯定都是以单音节的词汇为主的（明显的联绵词除外），也就是在服虔眼中的汉语与蛮夷人的语言是有本质的不同的。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9页曰：“中国语言以单音为根，一音之法，必表一完整之意，与西人之为复语种族不同。其间有二音者，必本于胡语，如珊瑚之类是也。”《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年）第372页称赞孙炎注释《尔雅》时的“字别为义”之法“正叔然之精卓也”。《诗经》的毛传和郑玄笺注的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毛传的训诂是以《诗经》的单音节词为主（重叠词除外），而郑玄已明显注意到了《诗经》有双音节词的现象。当然，我们认为上古汉语有联绵词也是事实，然而与复声母无关。

[55]日本学者研究日语史的论著甚多，不能详举，关于上古日语的概况可参看春日和男《新编国语史概说》（有精堂，1995年）第二编第一章。详细的重要文献可参考桥本进吉《上代语研究》（岩波书店，1951年）；有坂秀世《上代音韵考》（三省堂，1950年）；有坂秀世《国语音韵史研究考》（明世堂，1944年）；森三隆《上代国语音韵研究》（樱枫社，1971年）；左伯梅友《奈良时代的国语》（三省堂，1950年）。以上各书都是日文本。

[56]《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泰米尔语”条（周流溪撰）；日本学者大野晋《日语的起源》（岩波书店，2003年）试图论证日语和泰米尔语是同源的语言，尤其注意到泰米尔语和日语一样从古到今都没有复辅音声母。

[57]《大英百科全书》（英文本）“达罗毗荼语”条在论述“Sounds of Dravidian”时，称：“The loss of vowels in unaccented noninitial syllables in Toda，Kota，some dialects of Kannada，and Tamil，and the resulting consonant clusters（e.g.，Kota anjrggvdk，‘because of the fact that[someone]will cause[someone]to terrify[someone]’）.Metathesis（the transposition of sounds，as in‘aks’from‘ask’）and vowel contraction resulted in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in Telugu and other Central Dravidian languages—e.g.，Tamil kolu，but Kui krōga，both meaning‘fat’.”（光华按，《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达罗毗荼语系”条是季羡林先生所撰写，没有作出类似《大英百科全书》这样的论述，稍嫌不足）。听说在英国出版过《达罗毗荼语语源辞典》一书，我不能得到，无以参考，甚为遗憾。

[58]赵明鸣：《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59][巴基斯坦]A.H.丹尼、[俄罗斯]V.M.马松主编，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282页。

[60]我对达罗毗荼语了解很少，这里仅仅依据哈尔马塔的这些论述。《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45页“达罗毗荼语系”条（季羡林撰）没有提到这样的观点，而且根据季羡林的叙述，似乎达罗毗荼语中有可能存在复辅音。这要待有关专家的裁定，我只好抱不知为不知的态度。1984年在英国牛津出版了Burrow等学者编撰的《达罗毗荼语语源辞典（修订本）》，我未能见到此书。但属于达罗毗荼语系的泰米尔语明显没有复辅音，这是事实。有的学者如日本的语言学家大野晋坚决主张泰米尔语和日语有同源关系，而日语从上古就没有复辅音。参看大野晋《日语的起源》（岩波书店，2003年）、《日语的形成》（岩波书店，1994年）（均为日文本，既没有中文译本，也没有英语译本。此书甚不易得，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有收藏，香港的其余各大学图书馆没有此书。此书是大野晋先生晚年关于日语起源的最详尽的论著，是其一生对此学术问题的总结性专书）。

[61]清格尔泰：《清格尔泰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年。

[62]元音的弱化与失落在语言中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参看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7页的论述。作者认为元音一般比辅音容易失落，多有举证。

[63]据蒙古语著名学者道布先生《清格尔泰先生与中国蒙古语族语言研究》（《道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的介绍，清格尔泰于1963年在《内蒙古大学学报》用蒙古语发表了《蒙语语音系统》一文，此文“认为现代蒙古语中复辅音的形成与重音的位置和‘依附元音’的规律有关，并且进而按复辅音能否自成音节、结合的紧密程度，分别进行了研究”。可惜我不懂蒙古语，不能直接引述清格尔泰先生的蒙古语原文。道布先生自己也写过一篇很详细的《蒙古语巴林土语的复辅音、过渡性元音和音节结构》（收入《道布文集》），其文也称：“原来蒙古文里多音节词第一个音节以后的元音，在现代口语里，除去一部分演化为各种前化元音的成素或长元音的成素外，其余都脱落了。由于元音脱落，现代口语就形成了许多复辅音。”另可参看道布的《蒙古语简志》第14～15页：“弱化元音是与复辅音相联系的语音现象。复辅音的稳定性不强，弱化元音稳定性也不强。”在古朝鲜语中也发现有类似的现象，如韩国学者金泰完《训民正音与汉语复辅音声母再论》（《语文研究》1998年第1期）提到：“《鸡林类事》的‘菩萨（pa|-sal）’与《训民正音》文献的‘psal’比较，词头辅音群是第一音节的元音脱落所致。从而，我们才得以假设，中世纪韩国语初期（12世纪）的‘pa|-sal’到15世纪以前的某一时期，因元音脱落，转变为‘psal’。”金泰完认为，中世纪后期韩国语中出现如下的词头辅音群：ps、pc、pt等等。他在后文提到：“另外还有《鸡林类事》的‘白米曰汉菩萨’‘粟曰田菩萨’的‘菩萨’与15世纪的‘psal’（米）相对应。可知此时尚无词头的‘ps’是其间有某种元音的第二音节语。如把‘pasal’构拟的话，可推测是由第一元音的脱落变为‘psal’的。另一方面，由《鸡林类事》的‘女儿曰宝妲’构拟的‘patal’也显示上述单词相同的元音脱落的事实，即：‘patal’经过‘ptal’的阶段到15世纪后，才变成‘stal’的。”可见在韩国语中的复辅音声母也是由于前面音节的元音弱化脱落造成的，非韩国语自上古以来就有。他还说：“原先，韩国语在词头位置上只有一个辅音，词头辅音群的出现，无疑是非常费解的事情。不难猜测由此做出许多解除这些不稳定的努力。词头辅音群最终从韩国语消失，应归功于这些努力。”但他相信《鸡林类事》的“风曰孛缆”是古汉语复声母的反映，这却失之草率。本书第二章“论反切的起源”一节里对此有讨论。我细读他的这篇文章，发现他似乎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论证上古汉语有复声母，以及如何影响了古代韩国语，然而金泰完却轻易地相信了上古汉语有复声母的观点，此殊不可解。

[64]德力格尔玛、波·索德编著：《蒙古语族语言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65]收入小泽重男《元朝秘史蒙古语文法讲义》（风间书房，1993年）。小泽重男曾任国际蒙古学会会长，是公认的蒙古学权威学者，曾将《蒙古秘史》翻译为日语，还著有研究性的《蒙古秘史》（日文本），其他著述尚多。

[66]据学者研究，《元朝秘史》中的对音比较严谨。冯承钧先生《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36年）称：“（《元朝秘史》）此书译人的译法谨严，考究原名极易，不像《元史》译例不纯，有些名称很难还原。”陈援庵先生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对《元朝秘史》的译音用字问题有深入细密的研究。

[67][日]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岩波书店，1999年。服部四郎（1908—1995）于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专业，1936年任东大讲师，1942年任副教授，1943年获博士学位，1949年开始担任东大语言学讲座教授。1969年退休，获名誉教授。1971年获“文化功勋名人”（光华按，日语原文是“文化功劳者”）称号。1972年当选日本学士院会员。1983年获文化勋章。他对日语、蒙古语、朝鲜语、阿尔泰语、阿伊努语均有专门研究，且引入欧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开拓了独自的研究方法。《日语的系统》是他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日语的起源及其系属的论文集（12篇）。他著有《服部四郎论文集·阿尔泰诸语言研究》共四卷（三省堂，1986～1993年。按：此四卷本书为光华所未见）。其语言学研究以严谨著称，其著作颇具论战风格，与其他诸多学者往复论辩，而不失学者中正平和的态度，在日本学者中似不易得。

[68]据语言学家说巴斯克语中也没有以r开头的词。看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7页的论述。

[69]共列举了14条，此不全录。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岩波书店，1999年）此书中有专门的一篇《阿尔泰诸语言的构造》一文，讨论得比较详细，其中头一条就指出阿尔泰诸语言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没有复辅音声母（日语汉字写作“子音群”）。

[70]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班图诸语言”条（周流溪撰）。

[71][日]北村甫主编：《世界的语言》，《讲座语言（第6卷）》，大修馆书店，1981年。

[72]日本著名学者松田伊作所撰。

[73]光华按，日语原文是“子音连续”，也就是汉语学者所称的复辅音。

[74]光华按，这样的现象并不孤立。据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7页的论述，在晚期拉丁语中，凡是以s开头的词，在进入西班牙语后都变成以es-开头；巴斯克语没有以r-开头的词，因此所有的借词，只要以r-开头，都变成er-开头了。

[75]根据《钱伯斯语源学辞典》（TheH.W.Wilson Company，2002）第859页“ptarmigan”条称：“ptarmigan”是1599年借自Gaelic语的tarmachan，在更早的Scottish语中的形式有termigan和tormichan。英文的“ptarmigan”是1684年最早见于记录，据说是受到了希腊语带pt词汇的影响。光华按，从此可知英文中带pt声母的词汇形式是受外来词的影响而形成，时代相当晚，并非该词汇的原始或上古形式。

[76]见《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第21～26页。

[77]在韵母方面有类似的现象，可参看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0页“说文字中带声”条。

[78]李方桂先生通晓西方语言学，大概只能归入审音派，但他的《上古音研究》中的韵母系统是阴阳两分，而不是阴阳入三分。这完全是考古派的方法。而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就力主阴阳入三分，取法戴震，与其师章太炎有别。则黄侃似乎应该归入审音派，而其考古之功断非现在的审音派学者所能企及。我以为上古音研究既需考古，也需审音，非有此疆彼界。李方桂考古之功不深，其上古音系得之于审音太多，往往与古不合。潘悟云以审音派自居，他主张“闭塞力度”的音学理论，朱晓农《从群母论浊声和摩擦——实验语音学在汉语音韵学中的实验》（《语言研究》2003年第2期）认为这不合理，明确表示不赞成：“它引起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大。”

[79][英]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80][美]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等译：《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95页。

[81]在其他印欧系语言中还有别的声母表现形式。

[82]另参看威廉·汤姆逊著、黄振华译《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20～121页；我们再从《大英百科全书》“吐火罗语”条引述一点吐火罗语的相关材料（用英语原文）作为参证：“Tocharian forms an independent branch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not closely relatedto other neighbouring Indo-European languages（Indo-Aryan and Iranian）.Rather，Tocharian shows a closer affinity with the western（centum）languages：compare，for example，Tocharian A känt，B kante‘100’and Latin centum with Sanskrit；A klyos-，B klyaus-‘hear’and Latin clueo with Sanskrit-； Akus， Bkuse‘who’ and Latin qui， quod with Sanskritkas.” R.L.Trask 《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介绍了一条音变规律叫“舌根音软化”，论述到：在英语中有一个规律是“舌根音软化”，是指舌根塞音k/g在前元音的前面转化为s/ʃ/dʒ/，有所举证。作者显然没有想过用复声母sk-来解释，这是很科学的态度。印欧语学者一般认为古老的赫梯语保留了原始印欧语的腭音，后来演变成咝音。据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大野晋《日语的起源》（岩波书店，2003年）一书的论述，日语和泰米尔语有同源关系，二者可以对应的同源关系词非常多。大野晋此书《日语和泰米尔语对应词一览表》第6页指出了一个现象：日语的[s]声母和泰米尔语的[c]声母有对应关系，举例甚多。此不录。

[83][日]佐藤圭四郎：《世界历史6·古代印度》，河出书房新社，1989年。

[84]欧阳觉亚等：《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85]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

[86]洪亮吉《汉魏音·叙》[《洪亮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1年，第178页]有曰：“反语出，而一字拘于一音；四声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韵。而声音之道，有执而不通者焉。”洪亮吉很重视上古时代的汉语方音现象。他甚至说反切出而古音亡：“止于魏者，以反语之作始于孙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

[87]当然，我们这里举的这个例子确实是同源分化字，这种现象也包含在“转注”之中。

[88]主张六书分“体用”的学者并不始于王国维。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戴震、段玉裁都主张如此，另可参看杨树达《文字形义学》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清代学者顾千里《书段氏注说文后》（《顾千里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2007年）坚决反对戴震、段玉裁“六书分四体二用”的观点，称六书皆造字之本：“《保氏》六艺余九数等未见有分体用者也，何以六书乃独分乎?其无当故显然也。郑司农之注云‘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六者并列，转注、假借二者交错于四者之间，其不分体用亦已显然，其必与班、许同以此为造字之本，更何待言，安得独诋班以实为巨谬乎?故曰皆大不然也。”前人关于“转注”的论述和各种相关材料比较详细的收集可参看张斌等主编《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文字学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1～275页。

[89]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第102页称：“我们认为，在今天研究汉字，根本不用去管转注这个术语。不讲转注，完全能够把汉字的构造讲清楚。至于旧的转注说中有价值的内容，有的可以放在文字学里适当的部分去讲，有的可以放到语言学里去讲。总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卷入无休无止的关于转注定义的争论中去。”裘锡圭此书介绍了古人关于转注含义的九种观点，然而不取其中任何一种。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不仅改变了《说文》转注的例字，还改变了其定义，将六书的转注解释为“意义的引申”，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一册）》（中华书局，2007年）居然赞同其说，称：“朱骏声的说法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不迷信古人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认为朱骏声先生和王力先生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说文》的六书无一例外是分析汉字结构的方法，是专指字形而言，不可能是指字义的引申，因为这与分析汉字结构或创造新的汉字毫无关系。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都相信转注就是互训。然而互训是词义训诂的问题，与汉字的字形结构分析无关，不符合六书的精神。戴震、段玉裁等人关于转注的解释肯定是错误的。

[90]转注字就是一形多用字的分化字，这样的观点早在清朝就有学者提出，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郑知同《六书浅说》：“转注以声旁为主，一字分用，但各以形旁注之。转注与形声相反而实相成。”饶炯《文字存真》：“转注本用字后之造字。一因篆体形晦，义不甚显，而从本篆加形加声以明之，是即王氏《释例》之所为累增字也。一因义有推广，文无分辨，而从本篆加形加声以别之。一因方言转变，音无由判，而从本篆加声以别之，是即王氏《释例》之所为分别文也。”（详细论述参看张斌等《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文字学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9～251页）饶炯的观点很精彩，而且论述详明，是前贤转注论中最为可信的，远远先于我而发。王筠《说文释例》中阐释的累增字和分别文确实都属于转注字（只是王筠本人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转注字，他的《说文释例》还是坚持转注是互训）。孔广居《说文疑疑·论六书次第》：“以文生字，字又生字，生生不穷，谓之转注，是转注即寓乎四象之中者也。转注多以本义相生。”如果把其中的“生生不穷”解释为由字根产生出分化字，那么这就是正确的，只是孔广居原义不甚精确明晰。我最近注意到郑张尚芳早在1981年的《上古音系表解》和1984年的《上古音构拟小议》[载《语言学论丛（第14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就对“转注”做出了有益的讨论，与我这里的论述非常相似，而早于我二十多年就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二文都收入《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郑张先生称：“转注”其实就是同字根变形的孳乳分化字（许慎“建类一首”即指同根字），可以分三类分化形式。一、改笔或增减笔；二、加形；三、加声。凡在原字根上加形加声而形成的次生“形声字”都实属转注。它们既是同字根分化字，其语音自然本同。光华按，郑张先生这些论述本来很有见地，只是他没有充分注意到汉字中的“异字同形”的现象，有些转注字是读音同源（有时稍有差异，但也在通转范围之内），然而有些转注字却是同一个字根代表两个不同源的字，读音不可相通，这样的转注字是郑张先生没有注意到的。另外，郑张先生所说的三类分化形式其实就是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八、形声字产生的途径”一节所说的形声字所产生的三种途径，只是裘锡圭没有把这些形声字归入转注的范畴，而郑张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似乎还要早于裘锡圭。

[91][日]春日和男：《新编国语史概说》，有精堂，1995年。

[92]光华按，这里的“系统”相当于汉语说的“语系”。

[93]学者们为了确立同源词关系，想了许多办法，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人完全信服。邢公畹先生提出过汉台语的深层对应方法，以此来证明汉台语同源。但聂鸿音先生有《“深层对应”献疑》（《民族语文》2002年第1期）专门批评邢公畹先生的“深层对应”说。批评者还有丁邦新先生《汉藏系语言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94]关于如何确立两种语言是否有亲属关系，学者们一般强调用关系词之间语音对应的方法。但是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音义相似的对应不能作为确立同源词的方法，用语音演变规律的对应才能确立是否是同源关系。因此，在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之间，音义都非常相近的两个词很可能不是同源词，而是借词；倒是音义不一定非常相近，但符合音变规律的对应才是真正的同源词。然而现在研究汉藏语同源词的学者往往只是从关系词的音义是否相近来确定同源词，不注意音变规律的对应，因此所得出的结论未必是可信的。正因为如此，本书不轻易谈论汉藏语系与汉藏同源词的问题。

[95]参看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岩波书店，1999年）第338页。

[96][法]梅耶著，岑麒祥译：《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97]奇怪的是现在有的学者居然煞费苦心地专门来寻找甚至构拟上古汉语的形态。其出发点就是假设上古汉语是有形态的，我认为其前提根本就是错误的。

[98]岑麒祥的译本序中没有充分认识到梅耶的这个卓识的重要性，不恰当地批评梅耶“这就未免言过其实”。本书第一章已经有专节从跨学科的方法论证了所谓的“汉藏语系”实际上并不存在。

[99]我们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有的学者居然认为古音声母中的清音和浊音不能发生通假关系，认为清浊有别义功能，古人不会相混。我们认为这种想法完全是以今律古，古人对于清浊音的分辨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严格，只有严格审音的专门学者才能做到严密地区分清浊。在东汉以前，古人认为清声母和浊声母可以成为通假关系，也可以成为谐声关系。这怎能牵涉到复声母的问题?黄侃《声韵通例》（《黄侃国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凡清浊音同类者，亦互相变。”这是承认清浊声母可以相通转。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称：“但古人一音异读，多由南北方言清浊讹变，非真义随音异，若泾渭之悬殊。自葛洪、徐邈等创立凡例，强生分别，而休文据以定四声，习俗相沿，牢不可破，而汉魏以前之正音遂无可考矣。”钱大昕的这段论述是说声母的清浊在方言中的相混不一定有别义的功能。据赵明鸣《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的论述，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词典》中存在清辅音与浊辅音交替的现象，例如b—p，d—t，h—ɤ之类的交替，并不别义。据德国突厥语学权威学者冯·加班《古代突厥语语法》（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5～48页所论，在古突厥语中浊辅音和清辅音之间的交替是常见的音变现象，没有别义功能。其例甚多。今人过于强调审音，越推越密，反而与古不合。清代学者刘禧延[《丛书集成新编（第14册）·刘氏遗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02页]在论及清代的古音学研究的时候尝曰：“近诸考古家互有移并，然或过于求密，致失之拘。甚或古人用韵，有不合其部分者，辄略而弗言以曲全己说。始固由经典以求古音，究将执其所谓古音以局古人。此特自为一家之说，于古人未必尽合也。”这番话对于现在的古音学研究也是痛下针砭，一点不过时。

[100]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有时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如邓晓华《古南方汉语的特征》（《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称：“以往的研究，往往试图通过完善上古复辅音构拟来解释南方汉语的各种变异问题，例如邢公畹先生认为闽语中的kha，泰语的kha[1]，都是从跟上古汉语*kag‘股’有关的一系词变来的，构拟为*pqag。看来，这个结论需重新考虑。‘骹’的古汉语构拟形式涉及古音构拟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上古复辅音拟测问题。弄清复辅音的问题，对于研究汉语发展史，构拟古音及考证词义的演变，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骹’的上古音形式却并非用复辅音能解决。”

[101]关于对科学研究中侈谈假设的批评，可参看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语言学论丛（第29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一文第22～23页。

[102][英]迈克尔·怀特著，陈可岗译：《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103]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下编》（齐鲁书社，1981年）第273～274页称：“（四）戒苟且浮躁。有些人拿住问题，就要明白。因为不能完全明白，就不惜穿凿附会。因为穿凿得似乎可以通，就自觉新奇可喜。因为新奇可喜，就照样去解决别的问题。久而久之，就构成一个系统。外面望去，虽似七宝楼台，实在却是空中楼阁。最初，有些假设，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后来成了系统，就居之不疑。这种研究是愈学愈糊涂。”这段话真是名家之言，对现在的某些专靠用假设来作推论的语言学研究是当头棒喝。傅斯年《“城子崖”序》（《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称：“‘过犹不及’的教训，在就实物作推论时，犹当记着。把假定当作证明，把设想当作假设，把远若无干的事当作近若有关，……都不足以增进新知识，即不足以促成所关学科之进展。”《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赵元任”条（李荣撰）称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一书：“显然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可是作者持论通达，从来不拿事实迁就理论。”薛凤生《汉语音韵史十讲》（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称：“我们不能只说喜欢或重视理论，而是要面对这些所谓的‘理论’，拿出‘赤胆屠龙’的勇气来，批驳我们认为是错误的‘理论’。”苏联著名学者彼得鲁舍夫斯基曾经提到：著名历史学大师巴托尔德认为“任何理论性的概括或概念，如不以分析事实为其坚实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科学的价值，而这种基础是要靠对史料进行细致的考订和缜密的研究”，巴托尔德的这种可贵的科学方法被他的后继历史学家继承下来，其中不仅有他的及门弟子，而且还有受到他的著作影响的人们。（《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序言（俄文第二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序”称：“近年来，许多语言学家曾经提出一些证明得极坏的假设，所以我们更加有把这些方法加以考察的必要。新的词源研究做得很多，但是大多数连一点证明的迹象也看不出。目前大家对于保证词源的比较做得正确的那些条件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所以对这些词源研究作详细的批评是徒劳无功的。”

[104]最近耿振生教授出版了他的新著《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对20世纪的音韵学者们所利用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述评，很值得参考。

[105]张琨先生《中国境内非汉语研究的动向》（《中国语言学论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一文批评了白保罗，称：“我刚才说Benendict的书出得太早，我的态度就是不要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要从小处着手。因为他那本书里，材料是几十年以前的材料，很多现在的新材料完全没有用。有些材料只有几十个字，有调没调也没说，音标也不正确。拿这种材料来做比较研究，那就好像在沙滩上要盖大洋楼一样，那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注意材料，……这种工作没有十年二十年是做不出来的。”

[106]吕淑湘：《吕叔湘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页。

[107]《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5页在评价张琨先生的时候说：“他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并且也有自己的观点，有独立的见解，工作十分认真，很少做那种空洞的理论研究。”李方桂先生的这些话很能发人深省。

[108]（清）罗振玉：《雪堂类稿（乙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2～263页。

[109]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4页）。原刊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三本。

[110]光华按，原文作“半调子”，当误，径改。

[111]此文发表于1962年。

[112]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6～477页。

[113]光华按，原文“汉语”误作“汉字”。径改。

[114]李济《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精确理解材料的重要性：“尤其传得热闹的，为郭沫若氏的《汤盘孔鼎之扬榷》一文。在这一文中，他认为《四书》中《大学》所载的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这一解释，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很多人以为其新颖可喜，就竞相传说。但在那时除了罗振玉外，很少人曾经检查过这一批原始资料。著者（光华按，即李济先生自己）在整理殷句兵时，对于三句兵的考古价值已觉得甚低，并将此意告诉董作宾先生。直到1950年，董作宾才明白地指出，所说的‘商三戈’铭文，全是伪刻。他并从甲骨文上，证明郭沫若氏所扬榷的，显然只是一种肤浅的偏见。这一例可以说明，用地下材料的人，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应该是对于原始资料的本身，加一番彻底的检查。若没有这一番工夫，就是以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这些人的聪明及学力，也要闹出‘商三句兵’的错误解释一类的笑话。”光华按，郭沫若《汤盘孔鼎之扬榷》一文收入郭沫若《金文丛考》中。另外，李济同书中的《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一文也值得一读。

[115]恩格斯在1890年10月5日给施密特的信中批评当时德国的青年作家，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5页]我们认为恩格斯的话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过时。

[116]史有为《一代语言学名师与学术进步》（《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语文出版社，1993年）称朱德熙“他不希望我们学习美国一些人那种小本钱做大买卖、只讲新奇理论的做法”。鲁国尧先生《重温朱德熙先生的教导》（见《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和《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引述了朱德熙给他的一封信：“我看主要精力和时间仍应放在语言事实的收集和分析上。近年来，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鲁国尧称朱德熙的这个见解是“朱子晚年定论”。日本学者杉村博文《悼念朱德熙先生》（见《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载有朱德熙先生的语录：“乔姆斯基的心太大，他要把语法现象都描写清楚。我只要能够把汉语语法的百分之六十描写清楚，就心满意足了。我老怀疑自然语言的规律性、系统性到底有多强?”李零《最后的电话》（亦见《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说：“有一次我跟他（朱德熙）谈起美国学生做论文，先要挖空心思找理论。他跟我透底说‘咱们搞中国的东西要有自尊和自信’。他觉得美国现在的理论太多太花，千万不要迷信。”2005年下半年，我的老师陆俭明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讲演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发掘各种语言事实和材料的重要性。当时张敏教授也发言表示语言研究不能仅靠一点理论推来推去。我注意到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方言学家、训诂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学家、民族语言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似乎从来没有空谈理论的。有的学者动辄拿西方语言学理论来作幌子，实则，西方语言学流派众多，历史较长，也不可一概而论。例如作为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发祥地与长期学术中心的是德国，而德国的语言学家往往致力于语言本身的规律的探索，而不谈空泛的大理论。早期留学德国的陈寅恪、季羡林都是考据家，而不是理论家。西方语言学本来也有强大的考据传统，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我国著名学者赵元任、李方桂长期在美国留学和工作，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侈谈理论，更多的是探索语言本身的规律。只要看看赵元任的《反切语八种》一文就知道前辈学者的作风。西方语言学名著布龙菲尔德《语言论》一书也举证浩博，非空谈理论可比。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乃是一部有理论和方法的考据名著，非语言学理论家所能为。吕叔湘曾感叹叶斯丕森的《英语语法精义》一书收集例句数万条，功力深厚。他还说自己的《中国文法要略》中的好些观点已经过时，但其中收集的材料还相当多，有参考价值。吕叔湘还对《马氏文通》的大规模的材料收集非常赞叹。王力先生晚年的《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的大部分篇幅都在排比材料，纯粹论述性的话并不多。钱钟书一向自称没有系统的理论，但他的《管锥编》《谈艺录》是公认的世界名著，这两部书主要是在排比各种材料。英国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说过：只管收集材料，永远不要管理论。日本的京都学派是世界汉学中心之一，而京都学派简直可以称作考据派或材料派。日本的汉学家（包括汉语言学家）都以功力深厚著称，我没有看到一个日本的中国学专家是空谈理论的。我注意到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留学欧美的学者，无论是学语言学还是学历史学，似乎都是在学西方的考据学。在中国学术界产生最大影响的西方学者似乎都是考据家，如伯希和、马伯乐、沙畹、高本汉（高本汉的著作还有对《诗经》《尚书》《左传》的训诂学研究，以及对上古汉语的通假字研究。在台湾有翻译本）等人。法国语言学家梅耶的成就断然不是现在的美国语言学家所能完成的。傅斯年声称史学就是史料学，而傅斯年是长期留学欧洲的学者。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在史中求史识”。以现代史学的眼光来看，学者们比起《新唐书》来更重视《旧唐书》，就是因为《新唐书》包含了较多的史论，有所谓春秋笔法，主观批评性的东西不少，考证工夫不够（例如《四库提要》卷四十六“新唐书纠谬”条称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对《新唐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然欧宋之作新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抵牾蹖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裨史学也。”同书同卷“旧唐书”条：“自宋嘉祐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儒者表昫等之长以攻修祁等之短者，亦不绝。”）。而《旧唐书》有更大的史料价值，材料丰富，叙述更客观。《史记·太史公自序》早已记录孔子的格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高祖本纪》记录刘邦的话：“空言虚语，非所守也。”我们绝不可离开丰富的语言材料而肆谈语言学理论。

[117]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18]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19]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20]陈剑：《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121]最近注意到黄侃先生《声韵略说》已经说过：“从前论古韵者，专就《说文》形声及古用韵之文以求韵部；专就古书通借字，以求声类。”然而，今之音韵学者很少注意到通假字系联法。

[122]李方桂《汉语研究的方向》（《中国语言学论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李方桂此文承孙玉文教授提示线索，特此致谢。

[123]李方桂《藏汉系语言研究法》（1939年12月29日的讲演稿），载《国学季刊》1951年第7卷第2期。

[124]孙玉文教授最近完成了《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语言学论丛（第31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对构拟上古音的方法和原则有很重要的论述，可以参看。

[125]考古学家对于考古学自身的材料和民族学方面的参证材料的关系，也有清晰的论述，可供我们作为旁证。如张忠培《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称：“在类比研究中，应以考古学遗存与现象处于内证或主证的地位，只能将民族学资料处居外证或辅证的地位。这样，类比研究的方法基本上应是：先搞清楚考古学遗存与现象并依此逻辑提出认识与问题，其次和民族学进行类比，最后接受考古学遗存与现象的验证。”

[126]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2页。

[127]日本汉学家虽然对我国学术文化有相当的研究，但是问题也不少。我国学者理当实事求是地对待。例如：陈寅恪先生说过：“日本人对我国国学之研究超过中国，工具好材料多，是中国史学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其弱点为只研究佛教材料如大藏经，而不涉及其他文史典籍，只在佛教史中打圈子；或研究唐史而不注意佛教史，因此都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参看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日本学者村上嘉英《现代闽南语词典》（日本天理大学，1981年）一书在考释闽南语方言的本字的时候常常出错，可参看张振兴《评村上嘉英<现代闽南语词典>》一文的“三：用字”（《中国语文》1983年第3期）。日本著名佛学家寺本宛雅把西藏文的多罗那它《印度佛教史》翻译为日语，错误甚多，我国学者如张建木对此多有批评。另外，对待西方的汉学家们的汉学研究也不可过于迷信。例如罗常培先生在《汉语方音研究小史》（《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一文对于西洋人研究汉语方音的缺点就有三点恰如其分的批评，称早期的西方汉学家的汉语方音研究，“第一，拼法不一致——各家拼法的参差跟错误都使我们应用上发生大困难。例如卫三畏在他的《分音字典·索引》里所注的上海音，都是很可疑的。关于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的方言，有一个叫做‘标准罗马字社’的曾经发刊了一些以北京音作根据的音表，那些音表简直错的一塌糊涂。但是一直到现在，在所有讲中国方言的书中，最‘像煞有介事’而结果最坏的，莫过于柏克尔在《翟尔士大字典》里每个字底下所注的十二种方言（广州、客家、福州、温州、宁波、北京、汉口、扬州、四川、朝鲜、日本、越南）。若拿他跟上面所举的几种字典比较，至少可以看出他有四分之一是不对的。……第二，语音学知识的缺乏。……第三，出发点的错误——从前的西洋人研究中国现代方言的大缺陷，就是没有历史的出发点。……其实研究现代方音惟一有效的出发点就是古音。例如马伯乐《安南语音学》和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都因为抓到了这个出发点，才能对于汉语音韵学有相当的贡献，其余的人恐怕大多数都走错路了”。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西域南海史地译丛（第八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有曰：“像翟理斯的《中国绘画艺术史导言》同希尔特的《纂辑家摘录杂抄》一类的书，虽然有用，然而只算初步的撰述，所取材料，滥不鉴别，略为审核，即须摒弃。”可知西洋汉学家对我国浩瀚的古文献材料并不都很精熟，尽管翟理斯、希尔特（光华按，现在一般音译为“夏德”）都是西方著名的大汉学家。苏曼殊《拜伦诗选自序》（《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有称：“去秋，白零大学教授法兰居士游秣陵，会衲于秪桓精舍，谭及英人近译《大乘起信论》，以为破碎过剩。”《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载《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杜赫德神父的信》称：“和珅向康熙皇帝的大部分阿哥们教授鞑靼语和汉语。”这显然是常识性错误，和珅是乾隆朝中后期才受到乾隆帝的重视，从未向康熙皇帝的阿哥们教授过鞑靼语和汉语（不过，此文提到和珅是当时最博学的语言天才，表明十八世纪的巴多明神父已经注意到了这点）。胡适在1914年8月写了《解儿司误读汉文》（《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一文称：“《敦煌录》者，……颇多附会妄诞之言，抄笔尤俗陋，然字迹固极易辨认也。不意此君（解儿司）所译释，乃讹谬无数。其最可笑者，……类此之谬处尚多。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尚尔，真可浩叹。”解儿司即Giles，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将许多唐诗翻译为英语，在西方负有盛名。著名翻译家钱歌川先生的《翻译的基本知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和《翻译漫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这两本书对西方汉学家翻译我国古代典籍和诗歌中出现的种种错误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朱光潜《谈翻译》[《朱光潜全集（4）》，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00页]一文称；“英美人译中国诗常随意增加原文所没有的话，以求强合音律。这些都不足为训，只是乱译。”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序》（《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指出过一些西方学者在翻译中误解中国古诗的情况，例如吕叔湘指出：“中文动词之特殊意蕴，往往非西人所能识别。”吕叔湘此文举了不少的例子。一代宗师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与小说集《人·兽·鬼》中常常批评和挖苦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汉学造诣不高（且举二例：例一，钱钟书《人·兽·鬼》“灵感”一文有一段嘲讽西方汉学家的绝妙好辞：“好半天，有位对于‘支那学’素有研究的老头子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这并非用欧洲语言写的，咱们搅错了。这是中国语文，他们所谓拉丁化的汉字，怪不得我们不认识。’……和‘支那学’者连座的老头子问他道：‘你总该认识中文的，它这上面讲些什么?’‘支那学’者严肃地回答：‘亲爱的大师，学问贵在专门。先父毕生专攻汉文的圈点，我四十年来研究汉文的音韵，你问的是汉文的意义，那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至于汉文是否有意义，我在自己找到确切证据以前，也不敢武断。我这种态度，亲爱的大师，你当然理解。’”这虽是文学上的嘲讽，也可见钱钟书先生对所谓的西方汉学家的印象。例二，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在严厉批评了英国学者威妥玛很糟糕地翻译了朗费罗的《人生颂》之后，说：“单凭这篇译文，我们很容易嘲笑那位在中国久住的外交官、回英国主持汉文讲座的大学教授。”我们从这篇翻译可见享有盛名的威妥玛的中文写作并不高明（他从1841—1883年的40多年一直住在中国），他回英国担任了剑桥大学的汉语教授（1888—1895年）。陈寅恪先生在《致沈兼士》（《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71页）中说：“但中国因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研究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苍雅之学就是我国的小学，即文字训诂之学。西方汉学家除高本汉之外似乎没有几个学者懂得我国的训诂学和文字学（美国有的汉学家如夏含夷是不错的）。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篇名文中也说过：“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辩，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傅斯年在《“城子崖”序》中称：“又如近年时行讨论的斯其太形象，有的欧洲学人在未断定此项物品出现于中国土地之年岁之前，先预断其流传方向是自西向东的。我不是说这个断定事实上错误，我只是说这个断定尚无事实为之证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现在法国的沙伽尔之流对我国古文献和古汉语更是外行，经常牵强附会地乱说，在我国居然还有人附会其言，可笑之极。吾师何九盈先生在《所谓“亲属”语言的词汇比较问题》（《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一文中对沙伽尔的《论汉语、南岛语的亲属关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沙伽尔的文章在论证中出现将后起字当古汉语，把假借字当本字，把联绵字当单字，把意思上有明显区别的字当作同源词进行比对，照抄有错误的原文，错误理解运用古文献而擅立不可思议的条目等错误。何先生的论文相当严谨，字字皆有根据（丁邦新先生也有专文批评沙伽尔的研究）。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虽是花了多年时间写成，然而粗疏浅薄，殊无可观，乃初学者入门的基本读物，非专家的参考书。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的注解二指出了一个罗杰瑞和梅祖麟误解《方言》郭璞注的例子，可以表明西方学者理解我国古文献能力不足。马伯乐是西方汉学界一代大师，然而其学术见解也有不少问题，我国前辈学者颇有批评（参看郭沫若《答马伯乐教授》，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齐思和《评马司帛洛<中国上古史>》，收入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董同龢《与高本汉先生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言特色》（《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食货出版社，1974年）指出了西方一代汉学宗师高本汉关于《老子》押韵分析的许多错误，董同龢说：“我把他的本证逐一审查之下，发现可靠的只有十六条，有问题的三条，而其中半数竟都由错误而来。因此，他的结论中的大部也就不得不推翻。”

[128]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

[129]我国古代典籍浩繁，可以发掘的材料很多。学者要做尖端的学术研究，自己动手积累原始材料是很重要的。举一二小例：我最近注意到东汉时代的纬书中已经有“地球是运动的”这样的思想，远远在西方学术之前；巴利文佛经《那先比丘经》卷下提到：“王复问那先：卿曹诸沙门言‘天下地皆在水上，水在风上，风在空上，我不信是’。”则公元前的古印度佛教和尚早就有了地球是悬空在宇宙中的观点。真是令人惊异。我不知道研究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专家是否注意到了这些材料?

[130]黄侃述，黄焯录：《文学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0页。

[131]（清）陈澧著，罗伟家点校：《切韵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132]（清）邹汉勋：《读书偶识》，中华书局，2008年。

[133]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论述到：“詹纳并不是第一个给人种牛痘以预防天花的人。哈维不是第一个提出血液循环假设的人。达尔文绝非第一个提出进化论的人。哥伦布不是第一个到美洲去的欧洲人。巴斯德不是第一个提出疾病的细菌学说的人。利斯特不是第一个用石炭酸作为伤口消毒剂的人。但……使这些发现得以成功的主要功劳应归功于他们。”转引自姜念涛《科学家的思维方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13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八《周代金石文韵读序》称：“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韵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诂、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原斯学能完密至此者，以其材料不过群经、诸子及汉魏有韵之文，其方法则皆因乎古人用韵之自然，而不容以后说私意参乎其间。以至简入有涯，故不数传而遂臻其极也。余读诸家韵书，窃叹言韵至王、江二氏已无遗憾。”可见清代学者古韵之学的巨大成就。

[135]清代学者邹汉勋《五韵论》大致归纳出了上古音有二十纽的声母系统，但是邹汉勋只留下一些提纲。不过他的观点对后来的黄侃有些影响，黄侃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例如，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1页称：“邹汉勋谓等韵一四等为古音，此为发明古声十九之先导。”而黄侃就是主张古声十九纽的，且以一四等为古本韵。不过，周祖谟先生《邹汉勋五韵论辨惑》（《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一文对邹汉勋的《五韵论》颇多批评，评价很低。周祖谟称邹汉勋的二十声纽系统“乃邹氏删并字母之说。彼以为宋人字母重出者多，……然此皆邹氏一己之方音，奚可持此以议古人?”周祖谟此文对邹汉勋的批评非常尖锐，此不录。

[136]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137]比较系统的最新研究是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薛才德《汉语藏语同源字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

[138]据《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1993年7、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文管会在西藏的朗县东北约50公里处考古发掘了吐蕃时期的墓葬群，该书第272页称：“1993年墓葬出土的木质建筑构件上墨书藏文字母及房址出土的刻画于陶片上的藏文字母，具有重要价值，这次发现也是西藏境内首次考古出土古代藏文资料。”另参看《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660页“吐蕃简牍”条；王尧、陈践编著有《吐蕃简牍综录》一书（文物出版社，1986年）。吐蕃的古文献有简牍、碑刻和手卷，我不知道藏语学界对这些考古发掘的古藏文是否已经有了精密的音韵学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成果或许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会有些参考价值，汉藏对音总不能老是用现代藏语来作为参照的对象。

[139]我们这里列举一些古代学者的言论为证：许瀚《致杨宝卿书》曰：“古人造字，实由于音。近代若王氏父子及金坛段氏，略悟此义，惟未有专成一书者。欲治《说文》，宜从事声音之学。”（录自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第181页）

龚自珍《论说文以声为义》引段玉裁之说曰：“古者先有声音，而后有文字。是故九千字之中，从某为声者，必同于某义。如从非声者，定是赤义。从番声者，定是白义。从于声者，定是大义。从酉声者，定是臭义。从力声者，定是义理之义。从劦声者，定是和义。全书八九十端，此可以窥见上古之语言，于劦部发其凡焉。”（录自张舜徽《声论集要》。《龚自珍全集》不见此文。另可参考《龚自珍全集》第四辑“说文段注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叙》：“诂训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经义述闻》，中华书局，1998年）

阮元《与高邮宋定之论<尔雅>书》：“山、水、器、乐、草、木、虫、鱼诸篇亦无不以声音为本，特后人不尽知耳。”阮元《释矢》曰：“可知古人造字，字出乎音义，而义皆本乎音也。”其《释门》曰：“凡事物有音可进，进而靡已者，其音皆读若门，或转若免、若每、若孟，而其义皆同。其字则辗转相假，或假之于同部之迭韵，或假之于同纽之双声。”（《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

黄承吉《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六书之中，谐声之字为多。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则即由纲之声义而分为某事某物之目。纲同而目异，目异而纲实同。如右旁为某声义之纲，而其事物若属于水，则其左加以水旁而为目。若属于木火土金，则加以木火土金之旁而为目。若属于天时人事，则加以天时人事之旁而为目。其大较也。盖古人之制偏旁，原以为一声义中分属之目，而非为此字声义从出之纲。纲为母而目为子。凡制字所以然之原义，未有不起于纲者。……要以凡字皆起于声，任举一字，闻其声即已通知其义。是以古书凡同声之字，但举其右旁之纲之声，不必拘于左旁之目之迹，而皆可通用。……声在是则义在是。是以义起于声。”（此则与下则皆录自张舜徽《声论集要》）

钱塘《与王无言书》曰：“夫文字惟宜以声为主。声同，则其性情旨趣殆无不同。若夫形，特加于其旁以识其为某事物而已，固不当以之为主也。……至制为文，则声具而意显。以形加之为字，字百而意一也。意一则声一，声不变者，以意之不可变也，此所谓文字之本音也。……然则因声见意者，周人之法也，可以明文字之宜何主矣。”（我必须强调清儒论古人造字的法则是音义合一之时，所论汉字的范围是《说文解字》。东汉后的新生字及俗字有的来源复杂，各种方言混糅。造字的原理已不能定于一是）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页：“形声之字虽以取声为主，然所取之声必兼形义方为正派。”黄侃《声韵通例·与人论治小学书》（《黄侃国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不通古音，不知声、义同依之理。”

[140]如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不明乎假借之指，则或据《说文》本字以改书传假借之字，或据《说文》引经假借之字以改经之本字，而训诂之学晦矣。……若夫辨点画之正俗，察篆隶之繁省，沾沾自谓得之，而于转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闻，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声音训诂也。其视若膺之学，浅深相去为何如邪！”王念孙这番话是发人深省的。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表一《古假借必同部说》：“自《尔雅》而下，训诂之学不外假借转注二端。”同表《古转注同部说》：“训诂之学古多取诸同部。”王引之《<经籍籑诂>序》：“夫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揆厥所由，实同条贯。”伯申先生举证数十例，专论假借。盖不明假借便疏于训诂之学。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六“尔雅上”第一条就说：“古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六书之用，广于假借。”《经义述闻》卷三十二有专门一节“经文假借”，讨论假借颇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毛公鼎考释序》：“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转注假借之条目也。义属于形，是为转注；义属于声，是为假借。……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阮元《王伯申<经义述闻>序》曰：“古书之最重者莫逾于经，经自汉、晋以及唐、宋，固全赖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间未发明而沿旧误者尚多，皆由于声音文字假借转注未能通彻之故。”清儒盛言训诂之旨本乎声音，其实质正是以假借为训诂学之枢要。清儒小学、经学昌明，端赖明乎假借之功。及至末流，不慎于古音，用假借未当。然不得据以诋清儒之矩范！郝懿行《尔雅义疏》滥用通假者甚多[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温故知新说”已称：“郝氏于声韵本无通解。郝书所举双声叠韵多误说不足据。”《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的第17页称：“郝于声变，犹多亿必之言。”郭诚永疏证多指责其讲音变之误；另可参见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萧璋《文字训诂论集》]，王念孙曾为之删削，黄侃《尔雅略说》称王氏此举乃成人之美]。清儒论音训之言，孙雍长《训诂原理》（语文出版社，1997年）、张舜徽《声论集要》（《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收采较完备，此不详录。新派人物胡适在《致胡近仁》（《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第225～226页）的信中也说：“文字学须从字音一方面入手，此乃清儒的一大贡献；从前那些从‘形’下手的人（如王荆公），大半都是荒谬。自从清代学者注重音声假借、声类通转以后，始有‘科学的文字学’可言。”

实际上，宋代的王观国《学林》（中华书局，2006年）卷十“姓名异音”条已经论述了音同相借的文字现象。王观国此书其他地方还有所讨论。可知古音相通而假借的问题，宋代学者已经明白，非清代学者的专利。

[141]清代学者在上古音声母研究上有最大贡献的是钱大昕。近观《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的第16页郭诚永疏证称：“吾友赵克刚氏近撰《段玉裁对上古音声母系统的研究》一文，知段氏于古声纽自有一家之言，但未专门立说尔。”

[142]如《说文通训定声》“方”字注称：“方，假借为‘当’。”这恐不可靠，“方”与“当”的声母相差太远，学者们对《说文通训定声》的这类错误往往注意得不够。如张永言先生《说文通训定声简介》[《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对朱骏声讲通假的不当之处不发一言。而前辈大学者黄侃却早有敏锐的洞察，其《求本字捷术》（《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年）一文称：“若不先计较，率尔指同，均为假借，则其用过宏。朱骏声于此不甚明瞭，犹不若王筠之慎也。”黄侃《声韵通例·与人论治小学书》（《黄侃国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通假文字，朱君允倩十得六七；朱君说异部通假，实多允当；其说同韵通假，愚心良多未安。盖通假由音转者多；其以音近通假者，固亦有之，然不以偶然同韵，臆定其为一系也。”

[143]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在利用藏语来构拟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时常常说藏族先民自上古以来就一直居住在青藏高原，与外界没有什么接触，所以保留的原始汉藏语的古音成分最多。这是利用汉藏语对音来构拟汉语上古音的学者们所经常出示的理由之一。然而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可靠的。我们姑且从考古学上举出几个材料为证：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及西藏文管会在西藏拉萨的曲贡村发掘了一批石室墓。有一种意见认为：经考古学研究和C14测定，其墓的年代为公元前758年—公元前401年。在这些石室墓中出土有一件带铁柄的青铜镜，这是西藏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和铁器。经过考古学研究发现，这件铁柄青铜镜不是西藏本土所产，而是从南亚或中亚地区输入的外来品。而霍巍在《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50页）一书中认为墓葬年代的下限应该更早，霍巍说：“这类带柄铜镜据笔者的研究，属于西方流行的带柄镜系统，与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带柄镜没有关系。类似的器物，还发现于中国的新疆、四川、云南等省区，其中年代最早的为西周中、晚期，最晚的可到战国、西汉初年。因此，结合曲贡村墓地M3所出木炭的C14年代数据，为公元前750年—公元前630年之间，可将这批墓葬的年代定在春秋战国时期。”足见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西藏已经与远方外文化有所交流。相关材料和文献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及西藏文管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同上）、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71～172页的“西藏的新石器遗存”一节的论述，于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发掘的西藏昌都县卡若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遗址，其中出土了三枚海贝装饰品，考古学者认为“大概是辗转交换得来的稀有物”。西藏是内陆高寒地区，不可能生产海贝，这三枚海贝一定是产于南亚的海洋地区。虽然西藏地区可能是从云南或川西平原间接获得了三枚海贝，但是足以说明新石器时代的西藏高原就已经与其他地区和民族有了物质文化交流。而且此书第171页称：“地处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高原上的细石器遗存，与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带的细石器属于同一传统，它为进一步探讨这个地区的石器文化面貌，以及与我国其他地区之间的文化关系提供了线索。”西藏的细石器是1956年初次发现于西藏那曲县，1966年又有所发现。1976年在藏北的五个地方采集到了上百件的细石器，考古学者认为这些细石器属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霍巍在《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50页还介绍了一些材料，如：“中亚考古队在藏北高原、西藏中部所发现的石丘墓，出土器物中有青铜三棱镞、叶形铁镞等，有研究者推测其年代可能相当于蒙古及原苏联阿尔泰区石丘墓中最原始的一种，时代为公元前7—5世纪，与上述拉萨曲贡村墓地的年代相似。”这些考古学的证据非强词夺理所能抹杀。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2004年；又见于《文物》1985年第9期）也论述了上古时期的西藏与外族的文化交流，其文“早期金属时代”一节有曰：“西藏的动物纹饰，过去曾有人推测与伊朗的古文化有关。但鉴于文献记载中西藏与西北的羌族、东北的鲜卑族都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应该认为此种文化因素从东北方向传入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迹可能还有岩画，最早发现于靠近藏西的印度拉达克的桑斯噶尔、巴基斯坦的拉哈尔等地，其后在西藏境内亦有发现。其内容有狩猎图像、山羊图像，可能与古代游牧民族的拜火教有关。……最后，在西藏古代的遗物中，发现最广且至今仍受人珍视的是料珠，藏语称之为gzi。有的是农民从耕土中挖得，有的来自古墓，……关于这些料珠的时代和来源，目前尚难以肯定，但其中无疑应有公元7世纪以前的遗物。西藏的传说都认为料珠来自伊朗，这种可能是确实存在的。”童恩正此文的注释还提及了其他学者的一些论著，都很有参考价值，此不录。童恩正《西藏高原上的手斧》（《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2004年；又见于《考古》1989年第9期）一文指出在西藏高原东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考古发现的两件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手斧来源“可能是受了外来的影响”。童恩正说：“西藏高原以东的四川盆地，以北的新疆和青海，以西的阿富汗，迄今都没有发现手斧的报道，但是南面的印巴次大陆，却是莫维士所观察到的‘手斧传统’与‘砍砸器传统’的连接之处。当莫维士将印巴次大陆西北的索安文化列入砍砸器传统时，即已经注意到了在旁遮普的北部亦有手斧的存在，在博德瓦尔地区的羌特那、克什米尔的帕哈干均有手斧出土。西藏高原的手斧，很可能即是受了印度北部手斧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更引人注意的是，在羌特那遗址阿舍利文化晚期的遗物中，亦出现了勒瓦娄石片，这也为西藏高原的勒瓦娄打片技术提供了一个来源。在历史时代中，西藏高原与印巴次大陆的文化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童恩正先生的这段论述是很值得注意的。这说明了西藏高原并非与外族的文化处于隔膜状态，而是从石器时代开始就已经与外族有了文化交流。

霍巍在《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第303～309页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西藏古墓中的外来文化，稍引其言如下：“西藏高原本地所具有的文化因素，早在史前时期的石棺葬中便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西藏的东部地区，从史前时代一直到早期部落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早期金属器时代），看来都一直与西北地区的考古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像昌都小恩达遗址和贡觉香贝所出土的石棺墓葬中，都出土有一种小平底的双耳罐，与黄河上游的原始文化同类器物十分相似；同时，可能也与川西—滇西北高原的考古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西藏的西部地区目前主要发现了一批石丘墓葬，当中有二次葬及火葬后将骨灰葬入墓中的葬俗。这种墓葬的形制特点与葬俗，都与西北地区的古代墓葬有共同之点。即使是在本地文化特征十分浓厚的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墓葬（包括拉萨、山南河谷）中，从史前时期一直到吐蕃时代，我们也同样观察到两种基本文化因素的存在。”霍巍还指出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或吐蕃时期的文化中的长条形磨光石器、双耳陶罐、原始火葬、二次葬、乱骨葬、下肢弯曲的屈肢葬、殉牲、饰花料珠、带柄铜镜、圆底带流陶罐，这些文化习俗都与远古时代的新疆或甘青地区的考古文化有相似相通之处，当时受到后者文化的影响。其中的饰花料珠很可能是来自古伊朗一带的中亚地区。其中的殉牲动物主要是马、牛、羊，远古的甘青地区、内蒙古、新疆等地的游牧民族也同样有以这三种动物来殉葬的习俗，学者认为西藏的这种殉牲习俗当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我完全同意学者们的这个意见。我补充强调一点：最早能够驯化“马”的民族正是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而且很可能是讲原始印欧语的民族，后来这样的游牧民族向西和向南迁徙，于是将驯马术带到了其他地区，时间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西藏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殉马的习俗，这说明那时西藏人已经掌握了驯马术。这肯定是从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传来的。或者说在西藏最早有殉马墓葬的人群或部族本来就是从北方前来的游牧民族，例如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任用贤臣百里奚、蹇叔后大举攻伐西戎，在西部开疆拓土，这必然导致西戎民族大规模地迁徙。那些在秦军的打击下迁徙的西戎部族中有没有因此而进入西藏地区的呢?我认为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尚待考古学上实证。霍巍此书还提到：西藏高原的石丘墓与新疆近年来考古发掘的一批古墓葬形制上有不少相似的因素。西藏高原所发现的片食洞穴墓也与新疆的同类墓葬相似。

意大利考古学家杜齐《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页介绍了作者在西藏做的一些史前考古工作，收集的一些考古文物后说：“就其总体来说，这些文物显示了它们与中亚大平原艺术的密切联系。但正如我与巴萨格里教授指出的那样（杜齐于1935年，巴萨格里于1949年），它们同时也证实了与其他文化中心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最近（1961年）戈德曼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证实了它们与伊朗之间的联系。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可怀疑的是，西藏（特别是西藏西部）在早期就与伊朗文化有着联系。这可能是出于迁徙和贸易的原因，艺术及装饰主题也随之从伊朗传入了西藏。”此书非常重视西藏文化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文繁不录（此书后来有向红笳的翻译第二版）。

王恒杰、张雪慧《民族考古学基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十章“西藏考古”第二节专门论述“吐蕃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有密切关系”。今稍引述其言（第339～340页）：“早在石器时代，就可看到西藏的考古文化与祖国其他考古文化的联系和共同因素。如西藏的打制石片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常见器形为砍砸器、边刮器、尖状器，这些是华北旧石器常见的特征。细石器中的石镞、尖状器、雕刻器、边刮器等，亦基本属于华北细石器工艺传统。卡若遗址大量的打制砾石工具，如砍砸器、边刮器、穿孔石器、手锛等，明显带有从中石器到新石器南方两广洞穴遗址、贝丘遗址、露天遗址砾石工艺特征。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吐蕃时期考古文化，同样反映出与祖国其他考古文化的重要关系。有研究认为西藏发现的一些青铜等金属制品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考古文化不无关系。与吐蕃考古文化联系尤为密切、明确者，当推毗邻之川、滇、甘、青等地。在岷江上游、青花江流域、大渡河流域、雅砻江、金沙江流域，以及四川甘孜、石棉、盐源泸沽湖畔等地，都发现有古代石棺葬。吐蕃时期的墓葬遗址与川西、滇西北的石棺葬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位置越靠东，就越与后者相近。川西、滇西北石棺葬的年代为大约上起战国，下至西汉后期，个别还延续到东汉，相当于西藏吐蕃早期或早于吐蕃时期，则其年代下限与西藏相皮类型和杜布类型相当。相皮类型、杜布类型与川西、滇西北石棺葬当属同一系统文化遗存。通过对川西、滇西北石棺葬的研究，有人进一步认为：石棺中的主要器物，如双大耳罐、单耳罐、乳丁纹陶罐、三叉青铜器等，有可能来自滇西，受滇西青铜文化的影响。有些墓内出土的巴蜀文化器物，如铜斧、铜鍪等，则受了巴蜀文化的影响。还有的墓内出土的秦半两钱、汉五铢钱、汉陶罐等则明显受到西汉文化的影响。在广泛的文化接触中，吐蕃时期文化与甘肃、青海地区有关文化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在列举出了一系列的考古材料后，其书作结论说：“所以吐蕃文化与甘、青地区古代羌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类似的论述在这一章中还有，而且在有关的注解中提到了其他学者的研究论著，皆表明西藏自原始时期就与其他地区和异民族有广泛而长久的文化交流，绝不是处于文化自闭状态。

史坦因《西藏人的思想、政治与宗教》（《西洋汉学家佛学论集》，华宇出版社，1985年）也论述道：“在典型的计划中，据说松赞干布借由罗盘指向东西南北的四大国借进技术。‘从东方的中国及Minyak引进工学及神算的书籍。由西方尼泊尔的Sok引进食品、财富及货物。从南方的印度引进圣教。从北方的Hor及Yugur引进法律经典。’……（西藏）北部是现在的新疆，藏人发现一串绿洲，人种及语言都属印欧系，信仰佛教，西藏文化受其影响甚大。……另外一个地名Tasik（笼统地说是伊朗），对西藏也颇具影响。……在西藏与伊朗之间尚有其他国家对西藏文化也颇有影响：如北方的Gilgit或Bolor（Drusha）、克什米尔、早先Gandhara及Uddiyana的土地。此地，印欧的佛教徒曾被土耳其及印度的统治者所征服。”另可参看李永宪《西藏的原始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此书对远古西藏与外部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有所讨论，此不录。唐朝大画家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中，朝见唐太宗的吐蕃使者穿的锦袍饰有联珠立鸟纹缘，而这种织锦纹饰是常见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装饰。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条。

清代的萧腾麟编撰《西藏见闻录》卷上“经营”称：在乾隆二十四年前后的西藏有比较繁荣的对外贸易，“贸易货殖，男妇皆习其业，……蕃贾辐辏，外来者缠头回回、白布回回、歪物子。货物则玛瑙、玻璃、珊瑚、车渠之属，有灿其宝绫缎霞绮……亦有以货易货，彼此交换，各称其值者”。［录自戴鞍钢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第1164页。在同一页上相关的记述甚多，文繁不录］

藏学界公认布达拉宫的圣观音殿建于吐蕃王朝，其中的圣观音像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代来自古代南亚地区的僧伽罗国（光华按，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此事绝非虚构。因为这件事清楚而详尽地记载于《西藏的观世音》一书的第九章，是十手十一面观世音像，文中对其形体姿态有非常细致的描写。

近年来出版了一部中文版的奇书《西藏的观世音》，此书本藏于拉萨大昭寺释迦佛殿宝瓶柱的柱子顶端。直到公元11世纪被来自古印度的高僧阿底峡发掘出来。原书用古藏文写成，近年由卢亚军翻译为中文（我所根据的是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版本，出版于2004年9月）。此书披露了松赞干布以来的藏族与外民族交往的大量事实，甚至说松赞干布懂得尼泊尔语，而且松赞干布笃信佛法，自称是观世音菩萨转世的吐蕃赞普。此书极为珍贵，我们理当引述。例如其书第四章称：“观世音菩萨又为雪域吐蕃时时可在本土开采宝藏，每每能从域外招财进宝，常常将有超凡的菩萨纷至沓来而作了加持。”这里明称吐蕃“每每能从域外招财进宝”，这分明是对外文化交流。第十章（参看此书第144～145页）有曰：松赞干布“赞普预见，若与赤尊公主成婚，吐蕃不仅可以因此而得到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不动金刚像和由饮光佛加持开光的弥勒法轮像以及天成旃檀母像，还可一字不漏地得到尼国诸如《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白莲华经》等所有佛经以及五部陀罗尼等其他经藏。……赞普预见，若与文成公主联姻，吐蕃不仅可以因此而得到作为陪嫁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金像，还可凭藉这尊佛像的加持神力，一字不漏地获得汉唐的所有佛经”。这些话显示出松赞干布对外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尤其渴望从唐朝与尼泊尔引进大量的佛经和佛像。后来这些文化物品果然都被尼泊尔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带到了吐蕃，随从的还有大量的工匠和仆从。尼泊尔国王在看完了松赞干布的三封信后，大为震惊：“吐蕃赞普不仅通晓尼泊尔语，……”此书还明确记载了松赞干布能听懂尼泊尔公主说的话（参看此书第159页）。此章还特别说道：“在赞普宫殿的正南上方，建有一座粟特族人建筑式样的九层后妃宫殿，规模之大与赞普的宫殿不相上下。”（参看此书第160页）。这个记载非常重要，表明在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就早已有了与粟特人交往的事实，而且其交往对古代的吐蕃文化影响颇大，以致在吐蕃出现了庞大的粟特样式的建筑。尼泊尔国王叮嘱其女儿赤尊公主在嫁入吐蕃后“言辞要和似唐帛”，可知唐帛在尼泊尔和吐蕃已经广为人知。其书第十一章称松赞干布向唐朝求婚时用汉语写了三封信，分别装入金银铜三个函中，其文曰：“皇上暗自忖度，……他未曾到过我大唐之地，却通晓汉语汉文，莫非他果真有幻化神通。”（参看此书第173页）这说明松赞干布时代汉语汉文已经传入西藏。至于松赞干布本人到底懂不懂汉语，尚待考证。其书第五章称：远远早于松赞干布的吐蕃先王“直贡赞布率兵出征迦湿弥罗国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并俘虏了一些战俘。迦湿弥罗国是中亚古国，又叫罽宾。可见远在松赞干布以前，上古的吐蕃就与中亚古国有过战争关系，而且那时的赞普将迦湿弥罗的俘虏带到了吐蕃，这肯定能带来各种文化交流（光华按，关于中亚的“迦湿弥罗国”，玄奘《大唐西域记》有记载。这个国家有非常古老的历史，而且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是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迦湿弥罗”的战俘到达吐蕃就意味着中亚文化到达了吐蕃，那些战俘中应该有能工巧匠、各种文化人等等）。其书第九章详细记载了古代吐蕃的才子屯米桑布扎被松赞干布派往天竺学习文字的经过，屯米桑布扎后来成为吐蕃著名的文字大师和翻译家，“屯米桑布扎学成之后，他在天竺又求得一批大乘佛经，诸如《正法如意珠陀罗尼》《无量瀑流游戏经》《瀑流巴擦经》和《大悲莲花经》等。屯米将这批佛经带回吐蕃献给了赞普”。（参看此书第129页）并且称：“为使吐蕃也能有自己的文字，赞普曾派遣众多天资聪颖的吐蕃学子前往天竺求学。”（参看此书第127页）此书第九章还非常明确地提到：“吐蕃语没有天竺语的长短音之分。”（参看此书第129页）这里的“长短音”只能是说元音的长短，这明确地显示上古吐蕃语没有长短元音的对立。有的学者主张上古汉语有长短元音的对立是不能够用古藏语作根据的。

1985年考古发现了位于西藏西部的阿里高原的古格王国遗址，其中考古发现的红庙等众多寺庙中都有大量的壁画。尤其是红庙南墙有一幅大型故事画，描绘了西藏中世纪的古格王国国王、王后等众多人物迎接来自古印度超岩寺的高僧阿底峡的场面（阿底峡是孟加拉人，在西藏传播佛教10年）。其绘画手法，学者们公认为包含了汉地、印度、尼泊尔，甚至西亚的因素，表明了中世纪的西藏与外民族之间存在大量的文化交流（学者们的有关研究可参看张建林等《古格故城》，文物出版社，1991年）。又，自从吐蕃的松赞干布弘扬佛法以后，不仅有许多的藏族僧侣到印度去留学和求法，而且吐蕃政府还从印度迎接了许多高僧到西藏布道[来到西藏的印度高僧如寂护、莲花生、莲花戒、无垢友、法称，来自克什米尔如阿难陀，到印度留学的西藏高僧如毗卢遮那、遍照护。还派遣了不少的藏族人到唐朝的长安去留学，学习汉文的儒家经典、佛经、医药等汉文化。参看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杨贵明、马吉祥编译的《藏传佛教高僧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公元1076年，在西藏古格举行了纪念阿底峡的火龙年法会，会后许多僧侣前往克什米尔和印度留学，培养出了一些西藏的佛经翻译家。西藏的佛教寺院里有很多的印度僧人。据日本学者佐佐木教悟等人所编著《印度佛教史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十四章论述到了伊斯兰教入侵印度，导致印度的佛教徒大量逃往西藏和尼泊尔，其书第93页曰：“伊斯兰教徒对比哈尔的超岩寺等很多寺院进行的破坏，使得这些寺院的很多僧尼逃到了中国西藏、尼泊尔，也有的逃到南印度。当时积极保护佛教、深受超岩寺佛学影响的西藏，在收容大量印度僧人的同时，也传入了数目庞大的佛典。现存西藏大藏经的基本部分就是来自超岩寺的藏书，西藏密教学就是在此佛学传统的基础上成立的。”同书第113～114页称：“前弘期是译经极为兴盛的赤松德赞和热巴中王时代，印度人戒玉觉和西藏人智军是当时有名的翻译家，译出了说一切有部律，显教的大部分经典和纯密教经典，大乘论书的半数以上也是这一时代译出的。”

印度文化通过佛教大规模地进入西藏，以致后来竟然产生了西藏民族来源于印度的观点。如1662年成书的《蒙古源流》就说过古印度的一废王子进入西藏而成为第一代藏王。在藏文典籍如《布顿佛教史》和《青史》中都传说古印度的茹巴底国王因为战争失败而带领随从男扮女装逃入西藏，从而成为藏族的先民。藏文的《智者喜宴》则称西藏的赞普是出自印度的释迦离遮毗族。相关的论述可参看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二章第三节，马长寿《辟所谓“西藏种族论”并驳斥经史内所流传的藏族起源于印度的谬论》（《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安应民《吐蕃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藏民族起源于印度的观点当然是荒谬的。（格勒在前书第60页经过仔细的辨析后认为：“吐蕃第一代赞普来自印度王族释迦系之说显然是公元十世纪以后佛教徒的牵强附会之说。”）但之所以有这种观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古西藏与古印度有广泛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古印度文化大量进入西藏，并且成为官方的贵族文化。古西藏的王室贵族与南亚国家还有通婚关系，如尼泊尔的公主嫁到西藏成为松赞干布的王妃，从而使西藏的王室贵族混入了印欧人的血统。《西藏的观世音》第十章“迎娶赤尊公主”载有松赞干布给尼泊尔国王的一封用尼泊尔语写成的信，称：“我松赞干布出身王族非劣种，我吐蕃王统可上溯到先王南日松赞、聂赤赞布、释迦王族、众敬王族直至光音天之子具力和力友。”这里明确提到松赞干布的祖先有释迦王族。在此书第五章“氏族与王统史”中提到释迦族实际上是发源自“离雪山不远的恒河畔”，族中的三个王子和他们同父异母的三个公主婚配而生的儿女一出生就大声地发出“释迦、释迦”的声音，所以被称为释迦族（参考此书第90～91页）。这些都是“西藏种族源于印度论”得以产生的原因，并非完全捕风捉影。这些证据足以表明古代的西藏虽然地处高原，但并非与外界隔绝。古西藏与外族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其自身的语言也必然会不断地变迁，尤其是在西藏处于民族分裂状态中的时候，由于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西藏各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更是会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公元14世纪的藏族高僧布顿在西藏的夏鲁寺担任主持的时候，不仅西藏各地都有人前来听他说法，而且还有汉地、蒙古、维吾尔以及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的僧徒慕名而来跟他学佛法。1353年，有蒙古王子前来夏鲁寺请求他传法。元顺帝曾经派专使两次给他颁发诏书和赏赐，并邀请他到朝廷传法（不过被布顿推辞了）。在元代的时候，中原王朝与西藏地区有很多的文化交流，中央政府已经可以管辖西藏地区。因此认为西藏语地处高原从而易于保留古音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750页，在阿坝藏族自治州有30余万藏族人口，其中使用嘉戎语的有10万人，使用羌语的约4万人。木里藏族自治县有3万多藏族人口，其中26000人使用普米语，还有的藏族人使用汉语。另外，藏族以外的民族有的也使用藏语，如青海省的部分蒙古族和土族转用藏语，西藏自治区的部分门巴族和珞巴族也兼用藏语，甚至在印度、尼泊尔、锡金都有人使用藏语。从这些铁证可知，如果藏民族真的是一直居住在与其他民族隔绝的高寒雪国，那么为什么会有藏族人说非藏语?而且怎么会有其他民族的人也说藏语?据罗瑞奇《蒙古语中的藏语借词》（《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6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一文专门讨论了藏语通过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从而对蒙古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稍引其言：“随着藏文《甘珠尔》的蒙译（1624年），众多的藏语借词，特别是专门的哲学术语，在18世纪被融摄进来。……大多数藏语借词出现在较晚的18和19世纪下半叶，这个时间是与清朝统治者支持下蒙古僧侣阶层的扩大相一致的。当时，进入西藏寺院修习的蒙古僧侣的数量实际上也在膨胀。在林丹汗统治下，最先传进来的是哲学和宗教术语，它们被那些将藏传佛教教规翻译成蒙文的翻译家们作为借词所采用。此后，随着藏语知识的传播，单一词汇甚或日常使用的表述方法亦为蒙古语所融摄。……有的句子完全是由藏语词汇构成，只是增加了蒙古语变格和动词的后缀。”其文列举了大量具体的例子，例如蒙古语本来没有r开头的词汇，但在藏语借词中出现了r开头的词汇，如蒙古语rimbe（命令、等级）是借自藏语rim-pa。蒙古语的动词后缀也受到藏语的影响。喀尔喀蒙古语的藏语借词的发音最接近标准藏语。由这些藏语影响蒙古语的例子可见，在历史上藏语与蒙古语有很深的接触。甚至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达赖”一词也是借用了蒙古语，意思是“大海”[《佛光大辞典》“达赖喇嘛”条：“达赖喇嘛之称号为蒙藏语之并称，dalai（达赖），为蒙古语‘海’之意；lama（喇嘛），为西藏语bla-ma之讹略，乃‘上人’之意，原系佛弟子中内有智德，外有胜行者之尊称。达赖喇嘛即统治西藏的法王之意，然在西藏，达赖喇嘛之称号多用于外交上，藏人另有数种尊称，……达赖之近侧人员则称为‘布格’（藏Sbugs），意为大内。又历代之达赖喇嘛多冠有‘嘉穆错’（藏rgyomtsho）名号，即藏语‘海’之意。”达赖喇嘛之称始于明朝万历六年（1578），时蒙古土默特部顺义王俺答汗迎请索南嘉措至青海传教，崇奉甚恭；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法王金刚持达赖喇嘛”称号，意为“遍知一切德智如海之金刚上师”，用以表示敬意，此为达赖名义之始]。又如，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奴语支的撒拉语也从藏语中借用了一些词汇，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二者若无接触，怎能产生这样的借词?

另一个例子是在印度很荒凉的地区金诺尔和拉霍尔—斯比提交界处发现了公元10世纪末至12世纪中叶的大量藏文石刻铭文。这个考古发现是印度学者拉克斯曼·S·塔库尔带队于1988—1995年之间进行了七次考古发掘所完成的。详细参看拉克斯曼·S·塔库尔《金诺尔和拉霍尔—斯比提地区所发现的藏文历史铭文考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5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另外，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和西亚的古代交通》（见《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也有参考价值。

根据周锡银等著《藏族原始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七章第四节“本教不等于藏族的原始宗教”论述到：“在远古时期，据有雅隆河谷及雅拉香波山麓的藏族个部，本身应有其‘土生土长’的宗教信仰，这种植根于蒙昧时期的信仰，才是藏族的原始宗教。而本教是在传说中的藏族第八代先祖止弄赞普时代，由象雄、克什米尔等地区传入的，即《土观宗派源流》所说的‘当止弄赞普时……乃分别从克什米尔、勃律、象雄等三地请来本教徒’。所以本教应属于外来宗教，只不过在传入藏区时，还带一些原始宗教的性质，所以很容易与藏地的本土宗教相融合。一经融合，二者就很难区分。这样就使后人产生了错觉。”为了说明本教是西藏地区的外来宗教，此书引述了藏文经典《西藏王统记》《新红史》《西藏王臣记》《白琉璃》《土观宗派源流》等书。本教先在象雄地区流传，后在止弄赞普时代传入藏区。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利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指出本教受到了古代波斯的拜火教的影响，可知就连藏族最古老的宗教本教都是从外族传入西藏的。张云此书专门探讨上古西藏与古代波斯之间的文化交流，列举了许多材料考证上古西藏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尤其注意参考外国学者的研究。张云这本书的学术性较强，很有必要参看。文繁难详引。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5页论及：“在青海都兰一座吐蕃大墓中发现了吐蕃赞蒙（皇后）与吐谷浑王通信的简牍，今称学渭一号大墓。学渭一号大墓……属于唐代早期吐蕃墓葬，也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吐蕃墓葬，从中发掘出波斯织锦，粟特系统镀金银器，波斯、拜占庭织锦以及阿拉伯世界出产的大食锦等珍贵文物，生动反映了唐蕃古道国际贸易的盛况。……公元7世纪，萨珊波斯一朝覆亡。许多波斯王室成员流亡唐朝，学渭一号大墓出土波斯织锦，写有波斯王的名字，本为波斯王室所有。这件波斯王室用品流入中国，显然是这些波斯难民带入中国的。”

在今天的中国，藏民族也并非仅仅居于西藏高原，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都有藏族人。而且这四省的藏族人口与西藏地区的藏族人口几乎相当。这样的藏族人口分布形势断然不会是完全形成于近代。据蒙古语学者道布先生《青海省小外斯部落蒙古语的几个语音特点》（《道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一文称：“（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长期生活在藏族包围之中，现在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转用了藏语；只有一小部分蒙古族还能说自己的母语，但是也都不认识蒙古文了。全自治县通行的文字是藏文。……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下半叶。更早的时候，他们驻牧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一带。”现代著名学者、美国的劳费尔在1916年就在《通报》上发表过《西藏语里的外来词》一文，后来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附录五还写了“西藏语里的外来词补注”，对旧著加以增补修订。劳费尔是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专家，其文表明西藏语中确实有许多外来词。如果藏民族从不与异族接触且发生文化交流，那么这些外来词（也就是借词）就不可能产生。难道有的学者能将劳费尔的研究一笔抹杀么?在新疆的米兰地区出土了不少古藏文的简牍，写作年代学术界推定在公元8—9世纪。早在公元8—9世纪新疆与西藏已有了相当的文化交流，文字就已经到达了新疆，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西藏语言一定要早于藏文到达新疆。近年来，林梅村先生《大谷探险队所获佉卢文藏文双语文书》（《西风古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一文甚至认为：古藏语曾经受到新疆的古于阗文的影响。有的西方学者明确称藏文是根据古于阗文创造出来的。藏语和古于阗语之间有很多彼此的借词（参看恩默瑞克撰、荣新江翻译《于阗语中的藏语借词和藏语中的于阗文借词》，收入《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六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事实上，西方学者对古代西藏的研究传统一向都很重视西藏地区的外来影响。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有几章专门讨论古代西藏和其他民族的各种交流，很详细。文繁不录。余太山《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十章“西藏与内陆亚洲关系研究”（张云撰）也是专门研究古代西藏与其他民族和地区文化交流情况的论著，列举的文献相当详细。学者按图索骥，不难得其详情。石硕写了一部《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专门讨论西藏文明向东方传播和发展，而且在第35页说：“综上所述，假如我们把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显然已非封闭和单一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已经与外来文化发生了深刻渊源关系的文化系统。并且因不同外来文化从不同方向上的传入和渗透而形成三元格局——土著文化在主要吸收黄河上游南下的氐羌系统文化基础上形成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属典型土著系统的曲贡文化以及源自华北的细石器文化传统经北方草原地区南下进入藏北高原而形成的细石器文化。”另可参看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十二讲“唐蕃古道”第一节“藏族的形成及其与外界的交往”，文繁不录。

戴庆厦主编《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三章第一节“汉语对藏缅语的影响”有比较详细的讨论，稍引其言：“藏缅语各语言普遍都受到汉语的影响，但受影响的程度大小不一，有的相差很大。影响大的语言，不仅借入了大量的汉语词语，而且在语音、语法上还受到汉语的影响。如嘎卓语受汉语的影响，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一般说来，藏缅语中受汉语影响较大的，是与汉族往来比较密切的一些民族的语言。如白语、土家语、嘎卓语等。他们当中兼用汉语的人较多，知识分子的比例也较大。……有些受汉语影响较大的语言，汉语借词已进入基本词汇的各个领域，甚至连本语里已有的词也向汉语借用。有的名称，本语里虽有相应的词语表达，但还从其他语言里吸收了同样的意义的词来丰富自己。……在藏语的外来词中，汉语借词最多，占90%以上。在汉语借词中，初步统计老借词不超过10%，绝大部分为新借词。……这些老借词，已完全融化在藏语之中，和本族固有词一样成为藏语的基本词汇。它不仅为广大群众所使用，而且还可以作为词根与本族词语构成新词和词组。”此节还有许多具体的论述，不再转录。我们认为汉语和藏语之间的关系词应该解释为借词。

宿白《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提到1959年在西藏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一件中亚—西亚制造的大型银壶，还有一件是印度东部制造的一组寺院木石模型。另参看宿白《三记拉萨大昭寺藏鎏金银壶》（《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

我最后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藏族有一个很悠久的传说，称藏族是一个猕猴与一个岩罗刹女相交合而产生的后代。如《西藏的观世音》（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四章称：“曾几何时，在罗刹之境楞伽城，十颈罗刹王与罗跋那天王为一美貌无比的仙女而失和。在这场斗争中，大力猴哈黎摩达（观世音弟子的化身）不知所从，便逃回到普陀山观世音的身边。观世音问他愿不愿去北方雪域的深山中修炼，大力猴欣然应诺。于是观世音便教之以离苦修行之术，……随后就让他前往北方雪域的深山中去修行。猕猴禅师藉其神通转眼间就来到雪域吐蕃之地。……忽然有一天，猕猴禅师正在坐禅时，一岩罗刹女装扮的雌猴来到他面前，一会儿扬土，一阵子露阴以求交配，就这样一连折腾了七天七夜。”最后猕猴终于与吐蕃本土的那个岩罗刹女相交合从而生出了藏族人。从这些记载分明可以看出作为藏族始祖的那个猕猴根本就不是藏族土生土长的，而是来自南海观世音菩萨之处，应该是南亚地区。这样的传说显示出藏族在起源的时候就与外民族有相当大的关联。现代的生物学也证明在西藏地区根本就没有猕猴生息过。猕猴分布于南亚、东南亚和我国的云南、贵州、四川、青海、陕西、河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浙江、安徽等地（参看《简明生物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1303页）。

因此，认为藏族自古以来地处西藏，与外界隔绝，从而易于保留古语古音的观点完全是主观猜测，没有任何根据。

我们还可以引述一段萨丕尔《语言论》中的话作为理论概括：“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要想指出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那是很难的，尤其是在初民社会里。邻里人群接触，不管程度或性质怎样，一般都足以引起语言上的交互影响。”（这段译文转录自《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22页）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二十五章“文化上的借用”称：“每一个言语社团都向他的邻区学习。”这是千真万确的。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获得证实，例如我国自上古就重视对外语的翻译。考《汉书·佞幸传》：“单于怪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注：“译，传语之人也。”又《汉书·匈奴传下》：“单于再拜受诏。译前，欲解取故印绂，单于举掖授之。”这里的翻译从上下文来看只能是汉人，不是匈奴人，则西汉王朝有通晓匈奴语的翻译。《汉书·傅介子传》：“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则西汉有通晓古楼兰语的翻译。《汉书·西域传下》：“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股鞮、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则西汉确有通达当时西域语的翻译。《汉书·地理志下》：“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则西汉就有通晓古南岛语或南亚语的翻译（关于黄支国，可参看朱杰勤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页）。汉代有通晓西羌藏缅语族的翻译。考《后汉书·西羌传》：“至王莽辅政，欲燿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译讽旨诸羌”，则其翻译官必定懂得羌语。同篇还曰：“张纡遣从事司马防将千余骑及金城兵会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类似的证据很多。

[144]李方桂有一段话很有参考价值，今引录如下：比如说，傣语有一种声调系统与汉语的非常相像。那该说什么呢?说它们有联系，因为它们有同类的声调系统，在这方面或多或少比较发达吗?人们会说：“噢，这种相似一定有某种原因。所以它们可能从根本上是相互有联系的语言。”而别的人又会反驳说：“哎，这种语音变化在任何古语里都会产生。它们并不表示任何明确的、根本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其中没有一种确定无疑。如果你研究傣语就知道，傣语声调系统与汉语的声调系统非常相似。同样，苗瑶语声调系统同傣语，还有汉语等非常相近。另外，像藏语这样的语言就有非常不同的声调系统——不同于汉语，不同于傣语，也不同于苗瑶语。但是人们却认为“藏语与汉语是发生学上的关系”，而“苗瑶语和傣语与汉语之间没有系属关系”，等等。这些观点，大多是想方设法根据这一种观念形成的：什么种类的相似点可构成某种发生学关系（《李方桂先生谈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279页称：“过去的汉学先生讲究不用单文孤证。如今只凭了比较同语族语的时兴，单举一二例来比附，是危险的！”李荣先生在1983年的上古音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至于汉藏语的比较，现在还处在‘貌合神离’的阶段，看着藏文有点儿像，就凑上了。目前，汉藏语的研究还在起步时期，我们不能过分苛求。要依据汉藏语的比较来研究上古音，现在恐怕为时尚早。”朱德熙先生《方言分区和连读变调刍议》（《朱德熙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文所举的动物的分类与演化的例子对于汉藏语学者也有参考作用。朱先生曰：“有的生物学家指出，鸟类和哺乳动物之间确实存在不少共同的特征，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二者有直接的共同祖先，这种共同点不过是器官或功能在演化过程中的‘趋同现象’（convergency）。例如蝙蝠的翼手和鸟类的翅膀在构造、形状和飞行方式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并没有人因此推断鸟类和蝙蝠有共同的祖先。”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岩波书店，1999年）一书中的《对安田德太郎博士的著作的批评》在论述日语中的一些基本词汇和南方诸语言之间存在较大的相似性的问题时认为：“日语和南方诸语言比较的时候，太相似的反而可能是借词，这一点必须充分予以考虑。”他还举例说：“英语中的face和法语中的face当然有对应关系，但这不是英语和法语都共同保留了远古印欧语的原始形态，而是英语从较古的法语中借入了face一词，这是一种借词现象，与语言之间是否有同源关系无关。”服部四郎此文还认为即使语言中的基本词汇也会发生缓慢的变化，并非长久不变。服部四郎对安田德太郎的有些批评富有启发性，例如安田德太郎说日语基本词汇的一些语根和南方诸语言有对应关系，而在阿尔泰语系中绝对找不到关系词。但服部四郎指出安田德太郎的观点忽视了阿尔泰语学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日语的基本数词就和朝鲜语、阿尔泰语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且日语的三身代词（表示“你、我、他”的基本代词）以及近称、中称、远称三个代词的语根和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也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因此，不能根据日语中的这些基本词汇和南方诸语言有对应关系就说日语和南方诸语言同源，因为这些基本词汇在北方的阿尔泰语系中也可以找到关系词以及有对应关系的语根。服部四郎的研究态度是比较严谨的。

[145]吕思勉先生《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二十四章“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对于古代的汉民族同化异民族作了一些论述，我们这里稍引其结论：“汉族因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和汉族接近的民族，当汉族开拓时，自然也有散向四方，即汉族的版图以外去的，然亦多少带了些中原的文化以俱去，这又是中国的文化扩展的路径。这便是古代中国同化异民族的真相。”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302页也有类似的论述，柳诒徵在引述了《汉书·高帝纪》和《史记·货殖列传》之后曰：“由此推之，秦时南越、滇、蜀，皆赖中夏之民为之开化。尉佗之文理，卓氏之筹策，特其著者耳。吾国人民之优秀实冠绝于四裔，虽为政府强迫迁徙，亦能自立于边缴。故秦代谪戍移民之法，虽在当时为暴虐，而播华风于榛狉之地，使野蛮之族皆同化于中县，其所成就，正非当时政府意计所及也。”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称：“戎狄与中国杂居，自古已然，但自春秋始可考。”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8页：“周室的分封本来是一种武装殖民的事业。所有周朝新建的国家大都是以少数外来的贵族（包括国君、公子、公孙、卿大夫及其子孙）立在多数土著的被征服者之上。这些贵族的领主地位要靠坚强的武力来维持。而直至春秋时代，所有诸夏的国家若不是与戎狄蛮夷杂错而居，便是与这些外族相当接近，致时有受其侵袭的危险。”学者们的这些论述确实是有根据的，今举二例以见一斑：例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的白狼夷歌的《远夷乐德歌诗》中的歌词有曰：“蛮夷贫薄，偻让龙洞。无所报嗣，莫支度由。”《远夷怀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墝埆，犁籍怜怜。食肉衣皮，阻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砀粗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踪优路仁。”从这两首歌可以看出，汉代的西南夷自己也认为与汉民族相比较起来只能是“蛮夷贫薄”“土地墝埆，犁籍怜怜”“不见盐谷”，他们普遍向往“大汉安乐”，愿意“携负归仁”，归化进汉民族。例二，据韩儒林翻译的古代突厥的《阙特勤碑文》（见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479页）有曰：“出产无量金银粟（?）丝（?）之唐家，言语阿誉，复多财物，彼等迷于温言及财富，复招引远地异族与之接近。”可见在唐代的突厥人的眼中，作为汉民族的唐朝非常富强，而且善于怀柔远方的异民族。同文还说到：“突厥匐弃其突厥名字（或官衔）而用唐家匐之名字。”凡此足见汉民族的同化力，同时突厥语言的某些成分也渗透到了汉语中来。

再从古文献中举一个例子，《孟子·滕文公上》称孟子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南方楚国的陈良到中原来学习中原的文化，反而比一般的北方人还要学得好，可见在战国时代的文化交流并非很困难的事情。有的学者认为《孟子》的“南蛮舌之人”说的是古汉语的一种南方方言，有的学者又认为是古代的异民族语言。我们根据古文献和古代文化史判断，古书中的“南蛮舌之人”或说“夷语”的人应该是说古代的非汉语的异民族语言（如《新唐书·南蛮传上》：“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咩，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南诏国是哀牢夷之后，其语言称“王”为“诏”，这绝不是上古汉语流传下来的某种方言，肯定是异民族的语言（关于“诏”的考论可参看饶宗颐《说“诏”》一文，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中外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215页。饶宗颐此文引用到了法国学者考证的用希腊文写成的月氏铭文，此铭文称“王”为“Sao”。饶宗颐称“Sao”正与“诏”对音）。这里的“夷语”事实上与《孟子》的“南蛮舌”是相近的。类似的例子在《新唐书·南蛮传》中有很多，此不详引。另可参看钱钟书《七缀集》关于“夷语、鸟语”的论述和广博的引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2～143页）。但那些异民族的知识分子除了会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之外，也有能力学习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汉民族交流。战国时代的中国是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期，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这里可举一个旁证：《北史·高昌传》称西域的高昌国“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饶宗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一文据此认为：“此高昌用胡语读汉人经典，实为双语国家，与于阗相同。”这是古代异民族的人能够通晓汉语的铁证。黄烈《谈汉唐西域四个古文化区汉文的流行》（《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序》有两句话很能表示古代异民族人的心态：“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我国古代的氐族也是明显的例子。考《三国志·魏志》三十裴注引《魏略》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处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足见古代的周边民族是比较主动地学汉语的。严学宭《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7年）中有一篇《中国的双语现象》，可以参看。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0～561页专门简要分析了多语现象并存的原因，包括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经济、自然灾害（洪水、火山爆发、饥荒和其他此类事件可以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人们重新定居，于是出现了新的语言接触的局面）诸多方面的原因。

《全唐诗》卷一九九载岑参之诗《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曰：“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则明确称吐蕃王会说汉语，汉族人的将军能用异民族语言唱歌。《全唐诗》卷二九八王建《凉州行》：“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这首诗很能表现古代汉民族与周边异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些方式。凉州附近的异民族军队来抢夺汉族的妇女，生下的男孩虽有异民族的血统，却会说汉语，受到汉文化的滋养。这是汉语汉文化渗入异民族的一种方式。更考《全唐诗》卷十八张籍《横吹曲辞·陇头（一曰陇头水）》诗称：“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这大概是说吐蕃攻陷陇西地区，唐朝军队大败，凉州失陷于吐蕃人之手，凉州的汉人被迫“著毡裘学胡语”。《全唐诗》卷一八一李白《奔亡道中五首》诗称：“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这也是说汉人胡化。这种文化交流也可以将异民族的语言带入汉语中来。我怀疑唐朝的安史之乱也使得胡人的一些语言进入汉语中成了借词。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4年以来在河北省平山县考古发掘出的战国时代的中山王墓，表明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是一个有高度汉文化的国家，而中山国本来是由少数民族的白狄所建立的国家，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甚至引述有《诗经》。这是汉文化在先秦就同化了异民族的确凿证据。另可参看李学勤《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一文（《文物》1979年第1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山国本来就不是由异民族的白狄所建立的，如《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68页称：中山王壶与鼎的铭文“尊崇周天子，奉行周礼，申明《诗》《书》之教，可见其为周同姓之国。古籍或言中山即鲜虞，是白狄别种，今疑其不然”。李学勤先生还指出中山王鼎铭文中有文句出典于《大戴礼记·武王践祚》。不过李学勤先生《虎噬鹿器座与有翼神兽》（《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文指出在中山王墓出土的一件错金银器，其造型为猛虎噬小鹿。乌恩等学者曾指出这种造型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风格。乌恩、李学勤都说这是中山王墓中包含有异民族文化的证据。李学勤据此认为古书上说的中山国是白狄所建的记载是不可置疑的。

[146]学术界有人认为鲜卑语与蒙古语比较接近，清末大学者沈曾植《海日楼札从》卷二“鲜卑语与蒙古语”条已有此见解。但伯希和《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3页）的“注八”提到：“魏国字汇好像是‘突厥式’，而不是‘蒙古式’，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详细研究。”《陈寅恪集》中的《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54页称：“因鲜卑语与蒙古语近，自不无同族关系。”另可参看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岩波书店，1986年]、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147]民族融合会导致语言上的融合。如《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此节下文明称“后羿”为“夷羿”，这表明“后羿”有可能是异民族人，那么“后羿”族所说的语言应该是不同于夏后族的语言。在后羿灭夏之后，还是要“因夏民”。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后羿政权的统治阶层与当地原有的夏民是说不同的语言。同时，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又很容易发生相互影响，这在民族发展史上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历史上的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都曾经入主中原，其上层统治集团本来与中原的汉民族是说不同的语言，但是后来都被汉民族同化。同时，这些异民族自身的语言的某些成分和特征也渗入汉语中来了。我认为考察同源词千万不可忽视这种现象，这种情况造成的同源词实际上是借词，而不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同源词。在印欧语研究中有一个例子值得注意：英语和法语是同源的语言，但语言学家公认英语中存在大量的法语借词，而不是从同源关系上来对待英语的法语借词。戴庆厦主编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一书的第四章“少数民族转用汉语”专门讨论了满族、回族、土家族、畲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被汉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同化的情况，可以参看。刘镇发《客、粤语与邻近民族语言的共同词》（《语文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专门讨论了客家话、粤方言和壮侗语族之间的共同词，举证数十例（刘镇发此文还提到了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如李新魁、欧阳觉亚、房学嘉、林嘉书等等，其论著也足资参考。文繁不录）。美国东方学家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四章“匈奴帝国之前期”第124页有一段论述也颇有参考价值：“可是据中国的传说，这些古代的吉尔吉斯人确属白种；中国人说他们身高、肤白、赤发、绿眼。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吉尔吉斯人的起源本属纯正的印度欧罗巴族，不过因为与东方的土兰尼安人有了长期的接触，其体貌才变成蒙古利亚型，其语言才变成突厥语。”又比如，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一文称：“粤语、吴语、闽语等方言区都是古代百越民族分布的地区。这些方言的特点，很可能就是上古百越民族被同化以后在语言上留下的遗迹。例如粤语的ni‘这’，很可能是上古百越语的词。这就是方言的底层（详见陈伟等译《语言的底层问题译文集》）。”王启涛《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语文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具体论述到《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的汉语北方方言中出现的“鱼虞不分、支脂不分、洽狎不分”就是阿尔泰语影响的结果，其表现是o、u不分，ie、i不分等等，因为这样的元音混同在阿尔泰语中常有出现。又如，北方汉语方言的声调比较少，有的甚至只有三个声调，王启涛说这也是北方的阿尔泰语影响的结果，因为阿尔泰语本身没有声调。我以为王启涛此文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42页有曰：“汉语以名词为中心的修饰词组，所有的修饰成分全都放在中心成分的前面，而侗台语族诸语言名词性修饰词组的修饰成分大都放在中心成分之后，所以壮侗诸族人民在学习汉语文时往往不自觉地把本民族修饰词组的词序应用到他们说的汉语中去，把‘小孩子’说成‘娃仔小’，把‘历史老师’说成‘老师历史’。”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力主汉语北方方言受阿尔泰语影响很大，此为学术界所共知。黄锡惠《汉语东北方言中的满语影响》（《语文研究》1997年第4期）讨论了东北方言中吸收的满语词汇，多有举证，此不转录。此文引述了一些古代的汉族人移民或作为战俘进入东北地区的文献资料，也足资参考。赵杰《北京话中的满汉融合词探微》（《中国语文》1993年第4期）讨论了满汉语言融合的方式和语言接触的规律，也可参看。此文提到：“尤其是进京定鼎的历代满族人，自觉地把满语融进了自己的满式汉语。”另可参看徐通锵《历史上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融合问题说略》（见《语言学论丛（第7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文繁不录。汉民族与阿尔泰语系民族的接触早在先秦就有。如《史记·秦本纪》称秦惠文王更元后的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匈奴与韩、赵、魏、燕、齐各国一起组成联合军，共同伐秦。这说明阿尔泰语系的匈奴与汉民族各国之间并非任何时候都处于敌对状态，也有彼此合作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关系词只能用借词来解释。

[148]陈保亚教授的《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一书的研究方法有参考价值。语言学家现在往往有一个观念：语言的明显的演变是基于接触，而不是纯粹的自身的发展。何大安《规律与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称：“今天的任何一支方言，都不会是孤立地从祖语传衍而来。在发展过程当中，固然有传统的成分，有自创的成分，也有外来的成分。而所谓外来的成分，不只是其他的汉语方言，甚至会有非汉语在内。”这是通达之见。

[149]张政烺《跋唐蕃会盟碑》（《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377页）认为《隋书》中的“附国”，《后汉书》中的“发羌”，都是指藏族。因为“附、发”与“吐蕃”的“蕃”古音相近[今按，张政烺先生此说皆得自郑天挺，郑天挺撰有专门论文研究“附国、发羌”的地望和对音，载于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而较早主张“发羌”是“吐蕃”的是姚薇元的《藏族考源》。在史书中是《新唐书·吐蕃传》。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3～94页也提及此说。而现代有的学者坚决反对此说，如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二章第三节。格勒之文论证较详密，应属可信]。张政烺先生此文还说：“在商周春秋时的‘濮’可能便是‘Bod’的译音。濮的分布区域比较广，往东到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一带，往南到云南北部。至于康藏高原的情况，因为交通不便反而记载不清楚。古书上常见的‘百濮’，说明当时部落繁盛，还没能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古史上第一次记载‘濮’的活动是在商代末年。”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提到：“今西藏人自称曰‘濮’。”《尚书·牧誓》中言及的帮助周武王伐纣的“濮”，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吐蕃”的“蕃”的译音。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意见。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9页称：“西南的大族为‘濮’，此即现在的倮亻罗。”吕思勉先生显然认为“濮”不是藏族先民，因为“倮亻罗”族学术界公认为是彝族。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82页称“濮”是在今川东、鄂西。这显然也不认为“濮”就是藏族先民。吴永章《中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2年）有专门的“濮的民族关系”一节，对“濮”的讨论较详细，引证了不少材料，但始终没有认为“濮”是藏族的先民。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6～77页称：“濮在楚西南，是汉武陵蛮的先民，发展为后来的苗瑶语族。”这显然也是否定“濮”为藏民族先民之说。前辈学者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检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对古文献中关于“濮”的记载有详细的引述（我们不再转录，参看《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672～673页），徐中舒有曰：“杜预《春秋释例》云‘建宁郡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按建宁郡在今云南境内，此为晋时百濮之所在，春秋以前，此诸族必尚居江、汉流域。”百濮在晋代还居住在云南之地，可知绝对不是藏族的先民。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宗周钟》铭文中提到有“南国子”。《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666页考证“”就是“濮”。徐中舒曰：“则南国子在文、武时亦为周之疆土。、濮古同在帮并母，疑子即《牧誓》‘微、卢、彭、濮人’之濮。子遣间来逆邵王，则王实亲履其地。”如果此说不误，则“濮”绝非藏族先民。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卷五“宗周钟跋”说与徐中舒同，也考定《宗周钟》铭文中的就是古文献中的濮。杨树达曰：“今以铭文核之，实伐荆楚之子也。然则子为何人乎?以音求之，盖经传之濮。”杨树达之文也引述了不少文献，认为濮在春秋时处于江汉之南，地近于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35页“濮”字注曰：“《牧誓》《左传》之濮人、百濮，则在江汉之南。”日本学者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二颇重视杨树达之说[《金文诂林补（第二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第751～755页详细介绍了白川静之文]。根据杨树达和白川静之说，上古文献中的濮和西周金文中的可以肯定不是藏族的先民，不会是吐蕃的“蕃”的异译。藏族先民一般被认为是古代的氐羌族系统，但无论是在上古文献中，还是在古文字材料中，或濮与氐羌始终都是不同的民族，古人从来没有把二者相混过。童恩正先生《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2004年；又见于《考古》1978年第2期）一文也讨论了有关“濮族”的问题：“濮族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分布最广的一种族系。从战国至西汉时期，相继在西南出现的夜郎、滇、邛都等奴隶制王国，其主要民族都应属于这一系统。”童恩正认为汉代的夜郎、滇、邛都都是古代的濮族，这显然是认为濮族并非藏族先民。童先生此文还对濮族的历史做了一些概述，并且指出在汉代哀牢夷故地，晋代时候出现的一些濮人与我国上古时候的濮人并非同一种族，而可能是属于现在的孟—高棉语民族的先民。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92年）第22页称：“哀牢地居民之族别较多，而以濮人为主要，《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所载如此。郭义恭《广志》所载濮人有数种（《太平御览》卷三六九及七九一引），杜佑《通典》卷一八七亦载之。《通典》说‘诸濮与哀牢地相接’，实则诸濮即在哀牢地。哀牢部族应为古之濮人。明董难《百濮考》说‘哀牢即永昌濮人’。桂馥《札朴·滇游随笔》引董难说，认为‘濮与蒲音相近，讹为蒲耳’。即今蒲曼族，与崩龙族、佤族为同族属，即古濮人之遗裔。”方国瑜之说虽与童恩正有所不同，但明确认为古代的濮人与崩龙族、佤族是同一族属，而非藏族先民。清代学者桂馥《札朴》卷十“濮人”条（中华书局，1992年，第398页）在引证了一些古文献之后说：“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顺宁所名蒲蛮者是也。‘濮’与‘蒲’音相近，讹为‘蒲’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濮”条和《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第767页“濮”条的解释都没有说“濮”与藏族先民有关系，而且根据此二书的解释来看，也不可能认为“濮”与藏族有关。我们赞同濮是现在苗瑶族的先民的观点。另外，从古音学上看，“濮”与“发”的古音也不相近（末尾的入声辅音不同，不可相混），无缘通假。我最近注意到黄侃《说文段注小笺》（《说文笺识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称：“濮，百濮借为僰。”《钱玄同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说与黄侃同。这是一个被忽视的意见。“僰”族显然不是藏族的一支，而是与藏族不同的民族。在古书中“僰”一直被认为是西南夷，与氐羌族有别。如《说文》“羌”字下曰：“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西南僰人、僬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这明显是认为“羌人”与“僰人”为不同种族。黄侃先生此说尚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僰人，学术界一般认为是现在白族的先民[《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474页“滇僰”条称：“秦汉时滇国主体民族，源于氐羌。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不断吸收汉族文化，融合汉族移民，至唐代形成白蛮。为近代白族先民。白族本称僰人。明白族学者李元阳在其所编万历《云南通志》中一律改为‘白人’。”《滇志》卷三十“僰夷”条称：“种在黑水之外，今称百夷，盖声相近而讹也。”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三“志蛮”：“僰夷一名摆夷，又称白夷。”]，“白”与“僰”声音也很相近，完全可以通转（奇怪的是现在居然有一种意见说僰人在明朝万历皇帝的大军征伐下四散奔逃，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已不存在。我认为并非如此。僰人的后代就是现在的白族）。虽然“濮”与“僰”在音韵上也可以相通，但是僰人与濮的关系还有待考证。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一文竟然有与黄侃、钱玄同一样的观点，其根据如《史记·货殖列传》的“滇僰”，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作“滇濮”。童先生称：“《史记》中的‘滇僰’，就是《汉书》中的滇，而僰即是濮，二字同音异写。”童恩正此文的注释中还引用了《吕氏春秋·恃君》的高诱注和《路史·国名记》为证以说明“僰”与“濮”古音相近。童恩正此文没有提到黄侃之文，他们的观点应该是暗合，并不存在童恩正抄袭黄侃的可能。近来的黄懿陆《滇国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二章“僰人研究”多方举证，阐明古书中的僰人不是羌人，而是百越人。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也认为“僰人”就是“濮人”，并非羌人。如果黄侃、童恩正等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也可以说僰族或濮族不是藏族先民，前引《淮南子·齐俗》：“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这里明确称“僰族”与羌族、氐族（古羌族是藏族的先民）是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彼此不能相互沟通语言。著名学者郑德坤有长篇专论《僰人考》（《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年）考论僰人的历史文化颇详细。

[150]我们这里稍稍列举一些考古材料：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71～172页，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发掘的西藏昌都县卡若遗址是西藏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遗址，遗址可分两期，早期的出土文物有红陶的陶罐、陶盆等，晚期的出土文物则以灰陶居多。遗址还出土了成批的骨器、兽禽骨和狩猎工具，甚至猪牛的骨骼，考古学者认为这是家畜。这个遗址的时间跨度较大，据C14测定，第四层的最早年代和第二层的最晚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光华按，此取近似值，并非精确转录原文的数字）。这个年代相当于汉民族的夏代以前。根据《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05～206页），1985年西藏文管会在西藏琼结县久河区札林乡邦嘎村考古发掘了四个祭祀坑，出土有陶片、羊骨、木炭、深色灰土、石磨盘等，其中包含有600多条（片）兽骨。考古工作者认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据《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303页，1991年8月，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于西藏林芝县八一多布村北的小山包上考古发掘了石棺墓葬群，出土有人骨、陶瓶、陶罐、石斧、石锛等，考古工作者“根据石器和陶器的形制与特征与卡若遗址的同类出土物相类似的情况判断，其墓群的年代似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据同书第302页，西藏文管会在1991年7月于西藏拉萨西郊的堆龙德庆县乃琼乡八村南大约1000米处大洪积扇的西南角上，考古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有兽骨50多块，陶片1000多片，还有石刀、石臼、研磨球等。考古工作者认为“德龙查遗址的遗迹和遗物与拉萨北郊的曲贡村新时期遗址晚期遗存有很多相似之处，其时代相当或稍晚”。据同书第301～302页，西藏文管会于1991年10月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北岸的贡嘎县昌果乡昌果村考古发掘了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获得石器标本300余件及大量陶片，其中有两件磨制石器，一件是玉斧。考古工作者认为“昌果遗址的陶器特征与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的陶器特征均不相同，可能是西藏地区一种新的原始文化类型”。据同书，1991年，西藏文管会的考古工作者还发掘了多处石器时代的遗址，在此我们不再逐一转录有关的考古材料。另可参看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8年第2、3期），林一璞《西藏塔工林芝村发现的古人类遗骸》（《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第3期），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戴尔俭《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考古》1972年第1期），尚坚等《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安志敏《藏北申札、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说》（《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西藏出土一批新石器时代文物》（《光明日报》1979年2月17日），《西藏发现大量古人类石器》（《甘肃日报》1980年5月21日），西藏文管会《拉萨曲贡村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社科院考古所、西藏文管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2004年；又见于《文物》1985年第9期）、《西藏考古新发现》（《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2004年；又见于《新观察》1980年第1期）、《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2004年；又见于《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151]现在有不少学者都认为语言和种族是两回事，即使承认种族同源，也不能确认二者的语言是同源的。这是西方很多学者都有的观点，几乎已经是常识。姑举一例：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7页称：“一群语言完全不必和一个种族集体或一个文化区相应，这很容易举例证明。我们甚至可以指出一种语言怎样和种族、文化的界线互相交错。英语不是一个统一的种族说的。几百万美国黑人不会说别的语言。英语就是他们的母语。”萨丕尔还有很多精彩的论述，在此不再转录。但我国力主汉藏语同源的学者对这一国际性的观点却视而不见。另可参看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9页的有关论述。我国历史上的鲜卑族人完全汉化，后来只会说汉语，不会说鲜卑语了。我国现在的蒙古族、满族的许多人都只会说汉语，不会蒙古语和满语了。顾颉刚《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六“羌与西藏”篇有曰：“故甘肃之番人已失去其本来面目而转为藏人，犹之五胡、辽、金之后悉化为汉人矣。青海之蒙古人多改说番话，其所崇奉之宗教更无异趋，是蒙古人亦为藏人矣。文化力量足以陶铸一世，有如是者。国外学者必欲以种姓血统作分别部落之标准，不亦傎乎。”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岩波书店，1999年）一书在批评大野晋的学说的时候，特别强调要把日本人的起源和日语的起源当作两个不同的问题而严格地区别开来。此书第339页特别举例指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诸小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放弃本来的语言而转用其他语言的现象，颇有参考价值。

[152]假如真的存在过汉藏语系，以及汉藏民族的共同体。

[153]王力：《王力文集（第17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91页。

[154]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页。

[155]郭锡良教授此文引述了王力先生的有关论述。

[156]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语言学论丛（第29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1页。

[157]光华按，指包拟古。

[158]这是罗杰瑞先生2004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层学术报告厅的讲演。这里引用的话是我现场做的记录，不见于当时发的演讲提纲之中。从《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五章“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导原则和方法论的讨论”的记述来看，李方桂先生对语言之间是否有同源关系的问题，态度是非常慎重的，李方桂绝不轻言两种语言有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几乎没有借助汉藏语同源词，虽然李方桂本人对藏语有专门研究。恰恰是李方桂在考论唐代的西藏碑铭的时候，研究了其中的汉藏对音，然而与汉藏语系的问题毫无关系。

[159]参看斯宾塞·韦尔斯《出非洲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另外，2007年5月10日《科技时报》的一篇文章《英科学家新发现可能证实人类非洲起源说》有如下的报道：“众说纷纭的澳大利亚土著起源问题近日有了新的答案。英国科学家利用基因手段证明，澳大利亚土著源于非洲。这个结论有可能会结束有关人类起源究竟是‘非洲起源’还是‘多地区起源’的争论，表明地球上所有肤色的人种均为5万年前非洲人的后裔。对于人类起源问题，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很多理论。最著名的包括‘非洲起源说’及‘多地区起源论’。非洲起源说认为，人类共同的祖先来自于5万年前的非洲。多地区起源论则认为人类是在世界不同地区分别完成起源和进化。而非洲起源说最大的理论障碍就是如何解释澳大利亚土著的起源，因为在澳大利亚所发现的一些头骨化石和残留工具，与那些生活在南亚沿海地带的非洲早期移民有着明显的区别。澳大利亚四面环水，孤立在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之中，其土著居民更是别具一格。他们有着宽鼻子、厚嘴唇、深色的眼睛、棕色的皮肤、波浪形的头发。持非洲起源说的人类学家认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头发为波浪形，与非洲黑人非常相似，应属非洲人种。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澳大利亚人与欧洲人一样，有着发达的体毛和狭窄的鼻子，其体征接近欧洲人，因此他们应是来自欧洲。还有的学者将澳大利亚的凯洛尔人头骨和印度尼西亚的瓦贾克人头骨相比较，发现两者大同小异，据此认为澳大利亚人是由亚洲现代人发展而来。也有的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土著是由早期的移民者与当地的直立人杂交繁殖所产生。由剑桥大学和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分析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来自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的线粒体DNA（母系）和Y染色体DNA（父系），并提取了现代土著人及亚洲人群的血样，然后比较各种不同的DNA谱系。研究人员假设了一个DNA的平均变化率，通过计算DNA样本的变化，可以追溯出人类起源的分支交汇点，并可计算出人类祖先到达世界各地的时间表。结果显示，澳大利亚人共具有四个DNA分支，而这四个DNA分支的祖先都是距今7万年前至5万年前的非洲现代人。最新的研究还显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遗传基因中，没有来自直立人的遗传基因特征，这表明，澳大利亚的早期移民并没有与直立人杂交繁殖，他们与其他欧亚大陆上的人有着共同的祖先。科学家推测，5万年前，当亚欧大陆板块仍连接在一起时，非洲人首先迁移到了欧亚大陆。当时的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没有像今天这样深的海洋，海峡之间也很狭窄，直到8000年前，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陆桥才被海洋淹没。早期的定居者可能是穿越了澳大利亚和邻近的新几内亚岛大陆桥，到达澳大利亚定居下来。领导该项研究的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福斯特博士表示，科学家早就猜测澳大利亚土著人与新几内亚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但由于化石记录的结果差异太大，一直难于证明。这次最新的研究结果首次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基因联系，证明他们均源自非洲。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最新的研究结果为人类起源的‘多地区起源论’敲响了丧钟。”我们不嫌繁琐，详细转述如上。

又据2006年8月16日《TOM科技》所载文章《考古学家找到古老项链，证实人类起源于非洲》称：“一批制作于数万年前的项链和手工制品表明，人类确实发源于非洲并由那里逐渐迁徙到了亚洲大陆。这一结论是由剑桥大学波尔·梅拉斯教授领导的一支考古研究小组得出的。他们所开展的研究活动证实了人类学家有关人类拥有共同发祥地的假说。梅拉斯教授和其同事们将一些出土自非洲和印度的原始人类制品进行了比对。据研究人员介绍，这些物品中包括由鸵鸟蛋壳制成的项链、箭头和各种刻有十字交叉图案的器件。尽管接受比对的物品制作于不同时期并且相距数千公里，但它们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梅拉斯教授指出，出土自非洲的手工制品完成于5—7万年以前，而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发现的类似物品却要‘年轻’得多——距今‘只有’3.5万年。考古学家们在进行比对后得出结论称，制作上述物品的技术均出自非洲，并随着人类的迁徙（发生在大约5.5万年前）被带到了亚洲大陆。梅拉斯认为，今后还应继续在阿拉伯半岛和伊朗境内寻找类似的古人制品，以便更为准确地确定出人类从非洲迁徙到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路线。不过，根据现有的材料已经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非洲确实是人类的共同发源地。梅拉斯教授同时还相信，尽管晚些时候在澳大利亚找到的一些较为简单，但这并不能驳斥他的假说。他解释说，在人类长途迁徙的过程中，难民会导致一些‘技术上的衰落’：长途跋涉必然导致加工工艺趋向简化。”

据2005年3月22日《瞭望东方周刊》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渐成定论》称：关于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学术界一直充满争议。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所有现代人的祖先都是来自东非的，他们在大约10万年前离开了故乡，冲出了非洲，走向了世界。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取代当地的原始人，占领全世界。这一理论的最有力证据，就是非洲人相对其他大陆上的人类在基因上极为多样化，这就意味着他们具有更久远的历史。另一种相对冷门的理论认为，现代人是在各个大陆上古人类各自发展起来的，他们对人类的基因库都有所贡献。2001年1月12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智人的基因就兼有古人和现代人的特征。而这种理论最大的根据，就是世界各地人类在外形特征，比如肤色、发色、身材和颅骨形状上的差异。巴罗克斯的新发现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新的有力支撑。这位科学家发现，埃塞俄比亚在地理位置上和全球51个地方的距离与该地区人类的遗传多样性有关，离埃塞俄比亚越远，遗传多样性越少。他由此推论，人类在离开埃塞俄比亚后，一些基因在迁徙的路上渐渐丢失掉了。巴罗克斯说：“开始这项研究的灵感，来自于我们对于人类免疫基因多样性的研究，我们想知道：被更多疾病困扰的地区的人类，在这些免疫基因上是否拥有更多的遗传多样性。”巴罗克斯进一步发现，随着距非洲距离越来越长，遗传多样性的衰退程度，正好沿着人类早期迁徙的路线慢慢增大，如果人类起源于不同地区的话，就不可能有这样严格的规律。“人类的外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出这么大的变化，确实令人惊讶，但是大多数生物学家还是接受这种变化的。”巴罗克斯说：“我们的祖先在到达世界各地后，开始散居在当地的原始人类中间，并逐渐取代他们的优势地位，最终迫使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我们祖先最大的武器，就是他们的工具制造技术。”

[160]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一篇第七章“论人的种族”第280页：“根据存在于某几种语言之间的一些基本上的差别，有些语言学家曾经作出推论，认为人在变得很广泛地分散在地面之前，还不是一种能说话的动物。但我们也不妨加以猜测：认为当初也许已经有了语言，但这种语言远不如今天人们所说的任何种语言那样完善，而需要姿态和手势的很多的协助，而这种原始的语言却没有能在后来更加高度发展的各种语言中留下什么痕迹来。任何不完善的语言总要比没有语言好，如果当初没有任何语言可供使用，人的理智是不是能发展提高到他在早期便已达成的优越的地位所要求的那种标准，看来是成问题的。”这段论述很重要。根据达尔文的观点，人类在广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时候，语言是很原始的，很多时候要借助于肢体和手势，后来的发展甚至可以完全遗弃那些原始语言的成分。因此，在讨论两种语言同源的时候去强调这两种语言有共同的原始语言作为其祖先，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语源学上的原始祖语一定是有相当发展程度的语言，而不是人类自身的文明还处于原始时期的语言。如果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即使人种相同，也不应当归属于一个语系。同一个人种完全能够拥有不同语系的语言。我们在此明确地强调：人种之间存在共同来源与语言之间是否有同源性没有必然的关系。徐文堪的论文《从欧亚大陆的史前语言接触看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昆仑出版社，2007年）综述了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人类共同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并介绍了俄国、美国的语言学者所主张的人类语言同源说，进而讨论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我们不能赞成徐文堪的说法，我们这一节的论述完全适合于对徐文堪的批评。

[161]李方桂先生对汉藏语学者的某些方法非常反感。据《李方桂先生口述史》第四章，李方桂对白保罗有很多严厉的批评，如其书第96页称：“我指的是实地调查研究过一门语言。他（按，指白保罗）从未如此。除了利用词典搞所谓的语言研究外，他从未研究过任何语言。他仅仅是把所有的词汇从词典中抽出而已，这样做极其简单。我的意思是，许多人都这么做，其中有些还颇有成就。他们抽出这种语言的某个词，又抽出另一种语言中相应的词相比：‘噢，它们看起来十分相似。’就这样，他们很快发现一些有联系的语言。……我认为马提索夫对提倡这种类型的胡闹要负部分责任。”李方桂在这一章中颇多类似的语言。

[162]何九盈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语言学论丛（第29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一文对白保罗等人搞的所谓“远程构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利用张琨的语言把白保罗等人倡导的“汉藏语系”批评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大洋楼”。何九盈师批评白保罗的一些观点“都缺少起码的事实根据，纯属空论，无法验证”（见其文第15页）。有趣的是何先生还引述了白保罗自己的话：“不加鉴别地使用远程构拟可能导致语言学的灾难。”何先生加按语说：“他的话不幸而言中。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样的灾难。”（见其文第20页）何先生此文还强调构拟汉语古音应该以汉语自身的材料为基础进行内部构拟，比较构拟必须与内部构拟相结合。后来居然有人攻击何先生此文是民族主义的言论，这种人真是不可救药，未可语大道。难道媚洋人以自重就是国际主义么?难道我国乾嘉学派的辉煌成就是靠洋理论取得的么?古人有言曰：学我者病，似我者死。我国有的学者过分迷信西方的某些理论，自诩是与国际接轨，而缺少实事求是的裁断。折之私衷，未敢苟同。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甚至提出过印欧语与闪语同源的假设。这个假设至今没有被学术界接受。据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四编第一章第268页提到：“曾有人想找出芬兰·乌戈尔语系和印欧语系以及印欧语系和闪语系等等间的类似之点。但是这种比较很快就会碰到一些无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不应该把可能和可证明混为一谈。世界上一切语言都有普遍的亲属关系是不大可能的，就算真是这样——如意大利语言学家特龙贝提所相信的——由于其中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也无法证明。”西方学界惯于提出假设来开拓学术思路，但在这个假设被证明以前，我们不能根据这个假设来推论其他的结论，更不能往复无穷地推论下去。我国现代的上古音研究很多时候是建立在过分重视假设的基础上的，这是很不严谨的。据钱钟书先生的观点，科学上的假设在没有被证明以前有时和神话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参看钱钟书的英文论文Myth，Natureand Individual，收入《钱钟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163]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一文首先注意到“二等字几乎任何时候都不以辅音l起首”，然后说：“然而，当一些声母为l的字和声母为其他辅音的字处在同一字族时，声母为其他辅音的字在多数场合是二等字而不是一等字。声母为l的字可能是声母为任何其他辅音的二等字的声旁；反之亦然，声母为任何其他辅音的二等字也可能是声母为l的字的声旁。最后，同一个字既能表示声母为l的音节，又能表示声母为其他辅音的二等字。对一等字来说，同样声母为l-的字就不存在这种关系。……由此可见，上述例子不能推翻我们的下述见解：声母为l-的字最初在写法上只能跟二等字有联系，而不能跟一等字发生关系。……依我看，二等字既然像上面我所指出的那样同声母为l的字紧密相连，那么它们当中应该有过介音l，即它们的声母曾是复辅音kl、pl、ml等等。当然，这种复辅音的字在语音上曾经跟声母为l-的字相当接近，这样这两类字才能进入同一字族。”以上是雅洪托夫关于二等字有介音l的基本观点。然而，按照我们的观点，雅洪托夫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164]据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龙”在藏文书面语中读ɦbrug，在墨脱门巴语中有两读，在羌语读luŋ。由于郑张先生相信汉藏同源的观点，且主张通过汉藏对音来构拟汉语上古音。因此，藏文ɦbrug和墨脱门巴语也许对郑张先生的构拟产生了影响。此不深论。

[165]本书第二章第九节对“龙/庞”这组谐声材料有专门的辨析，认为与复声母无关。

[166]如东汉的《释名》是以声训为原则，王国维《观堂别集》卷四“《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引沈曾植之言曰：“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每字必以其双声释之，其非双声者，大抵讹字也。”其书的体例是用动词或形容词来解释名词，也就是用动词或形容词来作为名词的语源。这种语源学观念在春秋时就已经存在，参看庞光华《释名书后》（《古籍研究》，2003年第3期）。这种语言规律在古印度语言中也存在，参看饶宗颐《梵学集》；在北非的语言中也存在。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阿非罗—亚细亚语系”条称：在阿非罗—亚细亚语系中“名词和动词的词根由动词派生而来”。在远古的苏美尔语中，动词与名词同性，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167]还有谐声字的材料如：“筥、莒”都从“吕”得声。

[168]郑张尚芳先生坚决主张古有复辅音声母，而他的《上古音系》第384页也把“巨、距”的上古音声母拟为单辅音的g，而不是复声母。

[169]实际上，学者们所假设的这种复辅音演变的趋势未必尽符合事实。孙宏开《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商务印书馆，1982年]指出：“藏语中塞音加边音组成的乙类复辅音常常是塞音脱落。……羌语则往往把复辅音中的边音丢掉了。”孙宏开的话当为事实。可见在藏缅语复辅音声母的演变中并不是清塞音加边音的复辅音就是边音脱落，浊塞音加边音的复辅音就是浊塞音脱落。孙宏开在此文中还概括了复声母演变的三种途径：脱落、融合、分化，后来学者对复辅音演化趋势的解释似乎都没有超出这三点。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8页“蒙特利尔的‘l’脱落”条：“辅音‘l’在il（他、它），elle（她、它），ils（他们），la（宾格‘他、它、这’）和les（宾格‘这些、他们’）的发音中常常脱落。标准形式是保留‘l’这个音。”

[170]参看《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86～487页、《朱德熙文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2页、《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712页。

[171]虽然据《说文》，“虑”是从晓母的“虍”声，毕竟与复声母kl/gl无关。

[172]参看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21、997页。

[173]又见《列子·黄帝篇》。

[174]又见《淮南子·本经》。另可参看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年）第702～703页。

[175]王洪君教授多次对我说-r-作为介音成分出现在一般语言中是很正常的。龚煌城的《上古汉语与原始汉藏语带r与l复声母的构拟》和英文论文“The Palatalazation of Velars in Old Chinese”（都收入《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对r和l在藏缅语族中作为介音成分的现象多有论述。李方桂构拟二等介音r也许与他对藏语的研究有关。因为在藏语中作为复辅音声母后置辅音的r确实有卷舌化的功能。孙宏开《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商务印书馆，1982年]指出：“藏语中的融合情况是：基本辅音和后置辅音r结合成的复辅音在现代口语中大部分变读为卷舌塞擦音。”不过孙宏开同文也指出：在缅甸语中“舌根辅音和后置辅音l、r、j结合时，融合为舌面音”。孙宏开也多有举证。也就是说介音r不仅有卷舌化的功能，也有舌面化的功能。而且从孙宏开此文来看，在藏缅语中的复辅音中的后置辅音r也没有导致其前面的塞音脱落的功能，而是与前面的塞音融合为塞擦音。据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称：藏语的Cr-型复辅音“后来都趋于简化。到现代藏语各方言，大部分变作了卷舌音或舌面音”。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2页也论述到了在瑞典语中，r有卷舌化的功能。

[176]李方桂构拟的Cr-型的声母结构在音理上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例如，在汉藏诸语言中的Cr-型的声母结构比较普通的演变趋势是其中的r演变为j/i，不一定完全消失，而李方桂为汉语上古音构拟的Cr-型的声母中的r，由于是二等韵的标识，所以从来没有演变为j/i。因此，李方桂的构拟与语言类型学不合。另外，根据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的构拟，其中的以母是r，邪母是rj。可是中古音的邪母，学者们公认是z，这是舌尖浊擦音，不是卷舌音。因此李方桂实际上认为汉语古音中存在rj→z的音变，而这种音变显然不是卷舌化音变（只是擦化音变）。在这点上，李方桂还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李方桂事实上承认r不一定会发生卷舌化音变，而他又相信古汉语的卷舌音是r介音造成的。我们可另举一旁证：古印度神话中的大神“因陀罗”，其梵语名indra，巴利语名inda（又作因达罗、因提梨、因提、因抵。意译作天主、帝。为最胜、无上之义。即指帝释天，为佛教之护法神，乃十二天之一）。可见梵语中的-dra，到了巴利语-da中失落了-r-，前面的d并没有发生卷舌化的音变]。还有的学者认为二等介音是[l]。这也有可疑之处。孙宏开在《论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语言》（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001，2.1：pp.157-181）一文提到：“我们在亲属语言比较中，经常可以发现复辅音后置辅音[-l]在演变过程中变为[u]。”这样的演变与古汉语二等韵的演变显然不同。据江荻《藏语语音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47～248页称：“从藏文形式上看，与[sr-]声母类似的复辅音声母还有如下几类：[kr-]、[khr-]、[gr-]、[pr-]、[phr-]、[br-]、[tr-]、[dr-]。这些复辅音声母在现代拉萨话基本都演变为舌尖后塞擦音单辅音声母，即使基本辅音为擦音的[hr-]也变为舌尖后塞擦音[ʂ]。”举例较多，此不录。可知在藏文中作为复声母的第二辅音[r-]可以使其前面的塞音音变为卷舌的塞擦音，然后消失。而且要注意的是藏文原来浊声母的gr-、br-、dr-也是变为清音的。而古汉语复声母派学者所构拟的复辅音声母kr-、khr-、gr-、pr-、phr-、br-、tr-、dr-绝不会发生类似藏文中的音变现象：音变为舌尖后塞擦音单辅音声母。因此，藏文的复声母的音变规律不能支持古汉语复声母派学者所构拟的复辅音声母。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矛盾。江荻《藏语语音史研究》第247页还提到藏文的复声母sr-还有一个音变趋势是简化为单辅音的s-。这个音变现象也不能支持古汉语复声母的构拟。例如，在古汉语谐声字中有来母和心母相通的现象，如“吏/史”。有的学者把“吏”构拟为复声母sr-/sl-。这个复声母的演变趋势是失去前面的擦音s-，只留下r-/l-（因为“吏”现在是来母音），这与藏文sr-→s-的音变方向不同。因此藏文的复辅音声母sr-不能支持古汉语一定存在sr-复声母的观点（可注意的是在印欧语系中似乎sr-声母的词也很少见。如古老的梵文、巴利文等印度伊朗语以及英语、法语都没有sr-声母的词）。江荻此书还讨论了藏文中的不少复声母在藏语各方言中的演化现象，都可供参考，而这些例证都不能支持古汉语复声母的构拟。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1页论述到：在英语中音节末的边音的舌根化趋势已经有几个世纪了。处于音节末尾和中间的l可以舌根化为w，有古英语和波兰语为证。我们根据这些材料可以进一步否认学者们为二等韵构拟r/l介音的观点。因为古英语和波兰语中处于音节末尾和中间的l舌根化的现象显示出是音变为w。这样的演变与古汉语二等韵的演变显然不同。因此，古英语和波兰语的非起头l的舌根化音变的例子不能支持学者们为二等韵构拟r/l介音的观点。难道二等韵在中古音中全是合口吗?黄侃《声韵通例》（《黄侃国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分等者，大概以本韵之洪为一等，变韵之洪为二等。”这是认为二等没有r/l介音，一二等只有洪细之别。王力先生的观点也是如此。其实，即使不取r介音的观点也可以说明卷舌音的来源。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10页就认为《中原音韵》中的卷舌音是从庄系的舌叶音和知系二等的舌面塞擦音演变而来。从音理上看，卷舌音、、ʂ的产生与舌尖后元音ʅ的产生有密切关系，卷舌音、‘、ʂ一般只与舌尖后元音ʅ相拼（据说在现代方言中发现有例外，其性质有待于研究。然而我问过王洪君教授、李小凡教授，他们都说、、ʂ很难与舌面前元音i相拼）。因此，可以认为卷舌音、、ʂ的产生是与舌尖后元音ʅ同时存在的，如果在当时的音系中没有舌尖后元音ʅ，那么也就不会有卷舌音、、ʂ。卷舌塞擦音的产生很可能并不如高本汉、李方桂说的在《切韵》中已经存在（周祖谟《唐五代的北方语音》与高本汉、李方桂略同，见《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王力、李荣、邵荣芬三家的《切韵》音系都没有卷舌音，郑张尚芳的《切韵》音系中的庄系声母也是舌叶音，不是舌尖后卷舌音。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的晚唐五代音系和宋代音系都没有、、ʂ，也没有舌尖后元音ʅ，但在宋代朱熹的音系中，有了舌尖前元音。也就是舌尖前元音的产生要早于舌尖后元音ʅ[（蒋冀骋《近代汉语纲要》本来同意王力先生对朱熹音系的构拟，但后来又发表论文不同意朱熹的反切音系中有舌尖高元音的观点，他的文章《朱熹反切音系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质疑》（《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4期）从现代闽方言、宋代闽方言的语音实际出发，参以韵图编制的具体情况，证明朱熹叶音反切是闽方音的反映，时贤所谓的舌尖前高元音已见于朱熹反切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系统中也没有、、ʂ，但罗常培认为在其韵母系统中已经产生了舌尖前后元音。而高田时雄《据敦煌文献研究汉语史》不同意罗常培的意见，认为i有音变为舌尖前元音的迹象，但还没有变为舌尖后元音。吾师蒋绍愚教授《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9页称：“高田时雄的论证是可信的。”我们也赞成高田时雄的意见，认为罗常培先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罗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系统中没有卷舌音、、ʂ，而舌尖后元音又只能与、、ʂ相配。这就造成了罗先生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周祖谟先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下）》，中华书局，1966年]为宋代的汴洛音构拟了舌尖后卷舌音，也就是、、ʂ（周祖谟的音标不同，今统一如此作）。而蒋冀骋等《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3页取消了周祖谟的这组拟音，称：“我们认为卷舌音北宋时尚未出现，故拟为舌面前塞擦音、擦音。”也就是把周祖谟的、、ʂ改成了tɕ、tɕ‘、ɕ。王力对朱熹的注音的声母系统的构拟相同（蒋冀骋采用王力之说），没有、、ʂ。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根据汉语和西夏文的对音等材料构拟了南宋时期的西北方音的声母系统，没有出现卷舌音、、ʂ，其书第八章的韵母系统中也没有舌尖前后元音（李范文此书论述颇详密广博，结论应属可信）。龚煌城《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声母部分）》（《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也利用西夏文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西夏文和汉语的对音材料得出结论指出十二世纪末的西北方音的声母系统中知章庄三组声母合而为一，作舌面前塞擦音，其声母系统中没有卷舌塞擦音和擦音。周祖谟先生《宋代汴洛语音考》认为邵雍的《声音倡和图》中已经有了舌尖前后元音，但陆志韦、竺家宁、蒋冀骋等学者都坚决不同意周祖谟的观点（并见蒋冀骋《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1～92页，文繁不录），唐作藩师《唐宋间止、蟹二摄的分合》（《汉语史学习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和蒋绍愚师《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也没有赞成周祖谟之说。总结以上的论述，《说文系传》所根据的朱翱的反切音系、唐末五代的西北方音系统、北宋邵雍《声音倡和图》音系、南宋朱熹的注音系统、宋代的西北方音音系，都没有卷舌音、、ʂ，也没有舌尖后元音ʅ。因此，、、ʂ与舌尖后元音ʅ的产生应该是在《中原音韵》的时代，最早不过金代后期。在《切韵》音系中不可能有、、ʂ。金有景《汉语史上（ʅ、）音的产生年代》一文甚至认为：支思韵字开始读成实在的舌尖元音的比较保险而可靠的年代，可能是清初樊腾凤的《五方元音》（1654—1664年）和赵绍箕《拙庵韵悟》（1674年）两书所代表的年代。这个说法要比迄今通行的说法晚很多年，比“始见于晚唐至五代（836—960年）说”晚七八百年，比“始见于《切韵指掌图》（1203年）说”晚四百多年，比“始见于《中原音韵》（1324年）说”晚三百多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其说未必可信。后来冯蒸在《中国大陆近三年（1996—1998）汉语音韵研究述评》（《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一文中称金有景此文“是一篇有重要发现的论文”。但没有补充新的证据。而据赵杰《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四章的“舌尖后辅音聚合群”一节的论述：“满语京语有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ʂ、ʐ]，过了清初后的北京，这种舌尖后的发音习惯已完全带到了他们的旗人汉语中，这些音不仅影响和加速了明末北京汉语由舌叶音向舌尖后辅音的演变（明天启六年（1626年），金尼阁《西儒耳目资》音系中卷舌音等尚未产生，今日北京语音里卷舌音所接的[i、y]等因声母类化而变成[ʅ]、[υ]等，而在金书中有好些还能保存原来的前高元音），而且促成了明末汉语韵部的分化。……产生于乾隆年代并有满族学者乌扎拉文通作序言的无名氏《圆音正考》（1743年）一书，是一本指导当时人学汉语标准音的正音著作，书中已把舌尖后辅音[ʐ]作为正音，而把北方汉语的舌面前音[j]作为被纠正的音。”根据赵杰此书的论述，北京话中的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ʂ、ʐ的产生是由于满语的影响，从舌叶音音变而来。照此观点，北京话的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ʂ、ʐ的出现要晚到满族人入主中原之后。此说与金有景的观点比较接近。因此，、、ʂ的产生不可能是由r介音造成的（因为如果承认、、ʂ的产生是由r介音造成的，就等于承认至少在宋代还有r介音，这样才能使得在《中原音韵》中产生、、ʂ。这显然与事实不合。近来麦耘《汉语语音史上的ï韵母》一文经过长篇论述，认为ʅ见于庄组字是在庄组与章组声母合流以前，朱翱音中已经有、、ʂ声母。麦耘的观察是有见地的。即使他的说法是对的，也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因为《说文系传》所引的朱翱音是处于五代时期，距离《切韵》的产生已经有三百多年。我们这里主要强调《切韵》中没有、、ʂ声母。只要这点能成立，那么李方桂说的上古音中二等字就不会有r介音。不过，麦耘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我自己最近注意到崔世珍的《翻译朴通事》上所注的汉字音的左音中存在一个很重要的语音现象。根据李得春《朝鲜对音文献表音手册》（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2年）所收录的崔世珍《翻译朴通事》上的汉字音的左音，我们可以发现汉字左音的音位系统中既有卷舌音声母、‘、ʂ、dʐ、ʐ，也有系统的全浊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例证众多，一览即明。这说明声母、、ʂ之类的卷舌音的产生是在全浊声母清化以前，也就是在五代北宋以前。北宋时代北方音的全浊声母已经完全清化了。因此，古汉语的卷舌音声母、、ʂ在晚唐五代的北方话中很可能已经存在了。其产生的确切上限还不能确定。总之，本书有理由不采取二等韵在上古音中有r介音的观点。李方桂采用知章组有r介音的观点的重要根据之一是相信了罗常培先生的《知彻澄娘音值考》（《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的观点：根据各种对音材料，中古的知彻澄的音值是舌尖卷舌塞音[另外，郑张尚芳《上古音系》采取罗常培的观点，从罗常培之说的还有尉迟治平的《周、隋长安方音初探》（《语言研究》1982年第2期）]。而许多学者的中古音系中都没有采取罗常培的说法，认为是舌面塞音，如高本汉、陆志韦、王力、董同龢、李荣、邵荣芬、日本学者平山久雄等人。《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3～15页比较全面地批评了罗常培的论断，令人信服。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页详细引述了陆志韦的意见，并表示赞同。周法高先生《梵文的对音》（《中国语言学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一文收集了大量的汉译佛典中用来母字来对音梵文的例证，同时也明确认为古汉语中不存在这样的音。他说：“原来梵文的等，相当于国际音标的（t）等，在汉语里没有这一类的音，于是除了借用知系字外，有时还借用来母字。……或许来母的l音略有卷舌作用吧。”后来，季羡林在《论梵文的音译》（《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进一步从印度古代语言史上提出许多证据，指出在古印度的俗语中存在的现象，条件是在两个元音之间，也就是说汉译佛典用来母对音梵文的顶音，很可能是因为原本就不是梵文的顶音，而是或l。因此并不存在用来母去对音梵文的顶音的现象。这正是罗常培所说的：“那些转到其他各母的例外，我想恐怕是译者方音的不同，或者是所根据的原本的歧异。”但在古汉语中不存在与梵文的顶音完全相同的辅音，这是陆志韦、周法高的共识，季羡林的长篇论文并不否认这点。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卷上第四章明确说：“知彻澄三母，高本汉拟测为，陆志韦也拟测为，罗常培拟测为。高本汉、陆志韦是对的。罗常培先生根据梵汉对译断定知彻澄是卷舌音，恐怕是靠不住的。因为音译往往只是近似，不是完全同音。”平山久雄《用声母腭化因素j代替上古汉语的介音r》（《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一文也专门论述了知彻澄的音值不是卷舌塞音，而应该是舌面塞音，二者音近可通，所以二者之间可以出现对音现象。他认为：“依我看，对音的这种情况只能表示，知组在当时的汉语音系中音色最近似梵语的卷舌塞音；两者的发音部位未必是一致的。即使知组是非卷舌的舌面前塞音，其听觉的印象也应当和卷舌塞音接近。……我认为知组的舌面音说比卷舌音说妥当。”平山久雄列举了一些理由，是有说服力的，文繁不录。我们在阿侬语中发现了卷舌塞音确实可以与舌面塞音相通的现象。据《阿侬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8页，阿侬语中有一套卷舌音，包括卷舌塞音、鼻音和边音。如t、th、、，这些音在语流音变中经常有舌面化的倾向，读音与、、、相类似。而卷舌塞擦音也可以自由变读为舌面塞擦音，如、、可以变读为tɕ、tɕh、。因此，只要知彻澄的音值不是卷舌塞音，而是舌面塞音，那么李方桂构拟r介音的根据就完全落空了（实际上，舌叶塞擦音也与卷舌塞擦音比较相近，可以通转。如：据《普米语简志》第5页，舌叶音ʧ、ʧh、ʤ、ʃ、ʒ与低元音相拼时舌尖稍抬起，音值近似、、、ʂ、ʐ。因此，与外语的卷舌音对音的汉语声母不一定非得是卷舌音，而有可能是与之相近的音）。另外，据陈新雄《郦道元<水经注>里的语音现象》（《锲不舍斋论学集》，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水经注》中有一二等韵字相通的现象。例如：《水经注》卷十二：“桑干水自源东南流，右会马邑川水，水出马邑西川，俗谓之磨川矣。盖狄语音讹，马、磨声相近故尔。”其中的“马”是一等字，“磨”是二等字。如果这时的“磨”还带有r介音，那怎能与没有r介音的“马”相通?又如，《水经注》卷十六《甘水注》称：“余按，甘水东十许里，洛城南有故甘城焉，北对河南故城，世谓之鉴洛城。鉴、甘声相近，即故甘城也。”“鉴”是二等字，“甘”是一等字，二者音近相通。如果“鉴”还带有r介音，那么二者断然不会相通。尚有类例。可知在六朝时代的二等字就不可能有r介音，更何况以后?又，如果同意李方桂《切韵》中的知彻澄娘是卷舌音声母而且是由r介音造成的，那么至少后汉时代的知组和庄组字就一定还带有r介音，这样才能使其后来在《切韵》中产生卷舌音声母。但当时的梵汉对音材料显示后汉的知庄组字没有带r介音的。这足以反驳李方桂之说。另外，据说卷舌鼻音和塞音最早出现在远古印度的达罗毗荼语，后来扩散进入雅利安语。何大安《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大安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提到：古印度的印度伊朗语、南亚语系中的门达语、达罗毗荼语“这三支语言语音上的共同点之一，是都有卷舌塞音和卷舌鼻音、。但是这一套卷舌音却不是印欧语和南亚语所原有的。它是达罗毗荼语的特色。由于长时期的语言接触，其他两种语言也产生了相同的卷舌音”。[《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45页“达罗毗荼语系”条（季羡林撰）没有提到达罗毗荼语有卷舌塞音和卷舌鼻音]。卷舌塞音和卷舌鼻音在印欧语、南亚语中尚且是借来的，如果说卷舌塞音和卷舌鼻音在中古汉语中存在一定要有充分根据。至于《切韵》中的来母为什么几乎没有二等韵的字?我现在尝试提出解释：第一，按照现在音韵学界的一般意见，上古音中的来母和以母是流音，虽然各家的构拟稍有不同，如有的学者认为上古音的来母是r，以母是l（我已经表示不赞同这个构拟）。如果我们把上古音的流音声母合在一起来考察，就会发现一些规律。以母r（采李方桂的构拟）是流音，但只出现在三等韵（韵图归入四等韵），至少大家公认没有一二等韵。但并没有音韵学者提出疑问说为什么以母只能与三等韵相结合，不能与一二等韵相结合。音韵学界似乎认为以母只与三等韵相结合是很正常的，没有人提出上古音或远古音中因此就存在什么空格。那么为什么学者对同是流音的来母很少与二等韵结合就认为这是不正常呢?为什么就认为这是上古音发生音变后留下的空格呢?《孟子·滕文公上》：“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上古音距离汉语原始音至少已经有数千年，我们不能期望汉语上古音系还是非常严整的。《切韵》所反映出的中古音特征更是如此。上古音系或中古音系有不整齐的地方是正常的，我们不能强行填补空格。如果我们把音系中的流音成分当作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我们就发现上古音系中没有一个流音声母能够与一二三四等韵都同样容易相结合，这只能说明流音声母与韵母的结合受到了限制。旁证如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有一个共同的语音特征是没有r开头的词汇。因此，中古音的来母少与二等韵相配合是正常的，无须特别解释，与上古音中是否有复辅音声母完全无关，也绝不能得出结论说上古音的二等韵有流音介音l或r。第二，从汉语语音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二等韵的演变有与三等韵同步或趋同的现象。如在近代北方音中，见系开口二等字演变出细音介音，从而发生腭化音变，与三等韵合流，演变为舌面塞擦音。从上古音到中古音及以后的发展中，知组声母从端组声母的二三等中分化出来，这也是二三等韵同步演变的一个证据。庄组声母包含二三等韵，不与一四等韵相结合。可知在近代音以前，如果一个声母除了与三等韵结合以外只能再与另外一个等的韵相结合，那么这个声母只能是与二等韵相结合，而不是与一四等韵相结合。至于唐代以后的三四等韵合流为细音，那已是近代音演变的范围（在现代方言中三四等韵合流的现象非常普遍）。唐代以前的三等韵与二等韵关系更密切，只有来母是例外，这个现象应该解释。我们可以假设上古音中的来母如果有二等韵，那么在上古音阶段或上古音向中古音的演变中，来母的二等韵已经并入了三等韵，所以在《广韵》中的来母三等字特别多（当然一等字也很多）。我之所以认为来母二等字不是并入一等字，而是并入三等字，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二等韵和三等韵的发展趋势以及与声母的结合比较接近，而与一等韵有所不同。再由于同是流音声母的以母只能与三等韵相结合，而来母的三等韵字也特别多，因此可以认为流音声母最容易和三等韵相结合（当然由于来母的结合能力比较强，来母与以母有所不同，能与一四等韵相结合）。这也说明来母二等韵并入三等韵是可能的。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切韵》中的来母字为什么极少与二等韵相拼，这当然与复声母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我们还有更直接的证据表明上古音中的二等韵不可能带有l／r这样的介音。因为在上古汉语中有大量的二等字与一等字发生通假关系或谐声关系，而那样的一等字往往不与来母字发生通假关系或谐声关系。这就证明那些二等字不可能是带有l／r介音的复声母。今举证如下：第一，“江”是见母二等字，有的学者构拟其声母是kl／kr（罗杰瑞、梅祖麟还专门就“江”字进行过讨论）。然而，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江”肯定是从“工”得声。但同样从“工”得声的“功、攻、工、杠、红”等等都是一等字，不可能带有l／r介音。而且“工”与“公”在上古音中相通（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54页），而一等字的“公”的上古音只能是k-声母，不可能带有l／r介音。这就证明从“工”得声的二等字的‘江’的上古音也没有l／r介音，否则其与大量一等字的谐声和通假关系就无法解释。第二，“惯”是二等字，而所从得声的“贯”以及“毌、遦”都是一等字。“贯、毌、遦”的上古音声母只能是k-，不会带有l／r介音。这就证明“惯”也只能是单辅音声母，如果是kr／kl声母，那怎么会与那些一等字发生谐声关系呢?第三，“关”是见母二等字。但考《墨子·备城门》：“方尚必为关龠守之。”孙诒让《墨子间诂》引苏云称“关”为“管”之借，而“管”是一等字。又，在上古文献中“关”与一等字的“贯”相通。考《汉书·王嘉传》颜师古注：“关，贯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关”假借为“贯”。如果“关”是复声母kl／kr，那么它与单辅音的k-怎能相通假?可见二等字“关”的上古音就是单声母，不可能带有l／r介音。第四，“骇”是匣母开口二等字，而其声符“亥”是一等字，同声符的“该、赅、陔、荄”都是一等字，不会带有l／r介音。因此，二等的“骇”也不可能带有l／r介音。第五，“喃”是二等字，其声符“南”是一等字，其上古音不会带有l／r介音。所以二等字“喃”的上古音也不会带有l／r介音。第六，“呱、孤、觚”都是从“瓜”得声而为模韵合口一等字，而其声符“瓜”是二等字。同样从“瓜”得声的“胍”等字也是二等字。第七，“项”是二等字，其声符“工”却是一等字。如果“项”带有l／r介音，那么为什么会用没有l／r介音的“工”为声符?类例众多，无穷无尽，不再详举。我们的方法就是用二等字和一等字相通相谐的材料来证明二等字不可能带有l／r介音，因为那些一等字的上古音没有l／r介音。一切二等字带有l／r介音的构拟尽同此破。

[177]收入平山久雄：《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而且，平山久雄在注解中还提到李方桂主张知庄组声母有r介音的观点可能受到了日本学者藤堂明保的影响。

[178]不过，李方桂的拟音中喻四字的上古音没有三等介音j，而是把上古音中的邪母构拟为rj，从而使得李方桂的上古音系中没有浊擦音声母。我们不同意李方桂对上古音中的邪母的构拟，采用王力先生的观点认为邪母在上古与中古相同，音值是舌尖浊擦音z。至于上古音中的邪母与喻四、定母的密切关系，可以用d和r的擦音化来解释。喻四rj比较容易发生擦音化的音变（三等介音j就是一个舌面浊擦音），从而音变为浊擦音z-。中古音的定母没有二三等，其上古音中的三等变为了中古音的澄母。也就是上古音中的定母三等应该是dj，这个音同样可以发生擦音化的音变，变为浊擦音就是邪母的z，变为舌面音就是澄母。其之所以会有不同的音变是因为三等介音j的性质是舌面擦音，既可以使前面的声母发生擦音化的音变，也可以使前面的声母发生舌面化的音变。当然，j使前面的声母发生舌面化的音变（也就是腭化）是主要的趋势。擦音化音变是一种弱化音变。塞音确实可以弱化为同部位的擦音。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56页讨论了擦音化音变，举例如：拉丁语habebat→意大利语aveva，拉丁语faba→意大利语fava。这是浊塞音b向同部位的浊擦音v音变。可作旁证。

[179]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中华书局，2005年）第26页有曰：“全部这些情况显然表明，尽管在nj和之间有细微的发音差别，但这种差别是不易觉察到的。”

[180]我们采用李方桂的构拟也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上古音中的喻四归定的问题。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中多次强调r和d是相当接近的，完全可以通转。例如日本梵学大家水野弘元《巴利文法》（华宇出版社，1986年）第59页指出：梵语的d在巴利文中变为r或l。我们不采用郑张尚芳、潘悟云、梅祖麟、龚煌城等人把汉语上古音中的喻四拟为l-的观点。因为从音理上看，l-声母是比较稳定的，它可以有不同的音位变体（如可以有n-这样的音位变体），但在音系中作为独立的音位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这是学者们的通识。如果把喻四拟为l-，反而不能合理地说明上古音中的喻四归定的现象。因为在上古音中，喻四与定母的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要远远多于喻四与来母的谐声关系和通假关系。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上古音中，l（假设是喻四）主要是与d（定母）发生谐声和通假关系，r（假设是来母）反而与d-较少地发生谐声和通假关系。从音理上看，在古汉语中的r是比l更不稳定的辅音，更容易被读为d-或者发生辅音失落音变。我们可以从音理上把r-归入d-[有一个外语音变的旁证：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0页讨论了一个例子：在前巴斯克语中的erur意思是“雪”，进入西巴斯克语后音变为edur]，但是很难从音理上把l归入d。更重要的是喻四只出现在三等韵，是细音。如果把喻四构拟为l-，那么为什么拼合能力很强的l-声母只出现在三等韵中呢?也就是说上古音中没有la、lo、lu这样极为常见的音，这真是匪夷所思。但是如果说汉语上古音中没有ra、re、ro、ru这样的音，这倒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采用上古音中的喻四为l-的观点。事实上，把上古音中的喻四构拟为l-的主张主要是依靠对音材料得出的结论。然而对音材料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过分依赖，只可作为参考而加以审慎地利用。我们后面有专门一节来讨论对音材料与上古音研究的关系问题。现在对上古音中的喻四的问题作点讨论。主张汉语上古音的喻四为l-、来母为r-的学者有蒲立本、薛斯勒、包拟古、俞敏、郑张尚芳、潘悟云、梅祖麟、龚煌城等人。这一派的主要根据是：第一，在汉藏语同源词中，与汉语的来母相对应的藏语同源词主要是r-，而与喻四相对应的主要是l-。可见汉语上古音中的来母应该是r-、喻四是l-。第二，在古汉越语中，与汉语的来母相对应的主要是r-，与喻四相对应的主要是l-。而在较后期的汉越语中，才反过来。足见汉语上古音中的来母应该是r-、喻四是l-。有关的材料综述可参看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90～91页，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267～271页。我们不赞成学者们的这些论述。我认为学者们列举的这些材料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用同样一个表音符号r-来表示的音可能有相当大的不同（如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二十五章“文化上的借用”称：“然而更经常的是，他会想法避免双重的肌肉调配活动，用本土语言的发音动作来替代某种外语发音动作；例如在一句英语里，他说法语rouge时用英语的r代替法语的小舌颤音，……所谓语音替代，就是说话者用自己语言的音位来替代外语语音。在两个语音系统彼此平行的范围以内，这种替代只是忽略了次要的差别。比如，讲英语的人用自己的r（舌尖齿龈后擦音或闪音）和l（舌尖齿龈闪音）代替欧洲大陆语言的各种r和l。”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巴斯克语”条，在巴斯克语中的r就分为硬r和软r）。从汉语上古音中的喻四的通假关系、谐声关系，以及向中古音和近代音的演变趋势来看，上古音中的喻四可以断定是一个不送气的辅音（高本汉就认为喻四是不送气的）。根据我们的观点，上古音中的来母倒是一个送气音的lh/hl。我们在上文已经详论过汉藏语同源词的一切对音材料都不能用，不能作为讨论汉语上古音的根据，此可不论。古汉越语中的r-有可能是送气的[可参看一个旁证：林光明《藏语读咒入门》（嘉丰出版社，2005年）第140～141页]。而且在缅甸语中的r就是一个清音，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如果古汉越语的r-也是一个清音（到后世才浊化。rh这样的音并不少见），那么当然与上古汉语送气流音的lh/hl就更加靠近，二者可以对音。而古汉越语中的l-却是与汉语上古音中的不送气流音的喻四r-更接近（都是浊音），所以才形成这样的对音情况。我们举出一个旁证能够表明把上古音的喻四构拟为r-可以与邪母z相通的现象，而且可以解释其在中古音演变为零声母的现象：据《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所揭示的一些藏缅语的音系可以看出，r-声母实际的音值往往接近于浊擦音ʐ或半元音，如此书“卫藏方言语音系统”第150页：“r作声母实际读作卷舌半元音或卷舌浊擦音。”同书“康方言语音系统”第157页：“辅音r实际读音近似半元音ɹ。”同书“安多方言（牧区话）语音系统”第160页：“r作声母实际音值是浊擦音ʐ，作韵尾时是r。”同书“安多方言（农区话）语音系统”第165页：“颤音r实际音值近似浊擦音ʐ。”同书“错那门巴语语音系统”第137页：“辅音r作声母时，音值近似[ʐ]，作韵尾或和其他辅音构成复辅音时，发颤音，音值近似[r]。”同书“墨脱门巴语语音系统”第174页：“r作声母时实际读卷舌半元音ɹ。”据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633页，在藏语阿力克话的音位系统中，“r实际读音近似ʐ，颤动不大”。陆绍尊《门巴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指出在门巴语的方言中，“达旺土语有浊擦音ʐ，麻玛土语没有这个声母，相应读为颤音r”。陆绍尊《普米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指出在普米语的南部方言土语中，存在着方言间的r声母与ʐ声母的对应关系，同书第114页称：“鲁甸和新营盘土语的颤音r，箐花土语没有r，相应读为浊擦音。”郑张尚芳《古来母以母今方言读擦音塞擦音问题》[《语言（第3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也注意到：“r、l母变z本有其例。汉越语源于唐代华南官话，其以母字正规就读z。……古汉越语来母一般为r，但也有作z的，如‘漏，ro2或zo2，……壮语的r，布依语多数点变为z。”可知这些藏缅语中的r的演变趋势与上古汉语中的喻四的演变方向非常相似。而喻四在中古就演变成了半元音的j，据欧阳觉亚等《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78页“方言、土语之间的语音比较”所提供的资料，在保定黎语中的r声母，有时对应中沙和黑土黎语的z声母。据买提热依木·沙依提《突厥语言学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二章“突厥语族语言的共同特点”第84～85页在突厥语中存在着辅音z与r的交替，举例甚多。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78～79页提到：在前拉丁文中，两个元音之间的s容易浊化为z（这是一种同化现象，因为元音是浊音），这样的z又会弱化音变为流音r。这样一来就与本来就有的r合流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8页提到：“巴黎土话把两个元音间的r变成了z。例如把père（父亲），mère（母亲）说成pèse、mèse。”日本学者天井信之《日语语源》（角川书店，1978年）第95页论述了在日语方言中存在z音变为r的现象，多有举例。如：manzoku“满足”在关西方言中读为manroku；zaisho“在所”读为raisho；nezumi“鼠”读为nerumi；zentai“整体”读为rentai；suzushii“凉”读为surushii。日本音声学会编《音声学大辞典》（三修社，1976年）第765页“摩擦性的r”条指出：在南部英国的英语中，可以听到摩擦化的r。例如，在p、t、k之后的r就是如此。如：Pray、true、dream、cream。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认为r可以发生擦音化的音变[英语是Spirantization，另可参看德国学者布斯曼《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3页“擦音化”条]。而且在上古音中，喻四与浊擦音的邪母z关系很密切（李方桂甚至把上古音中的浊擦音z归入喻四，拟为rj）。因此，把上古汉语中的喻四构拟为r-正好可以解释与浊擦音邪母的密切关系[姑举一个方言中的例子：据张盛裕《潮阳声母与广韵声母的比较（二）》（《方言》1982年第2期）称在潮阳方言中的喻四声母的字有27个要读为z声母，如“瑜、谕、榆、阅、维、惟、裕”等等]，就如同上面列举的民族语言中的r-被读成浊擦音ʐ，这是同样的音变原理（光华按，如果这个解释可以成立，那么这种音变现象就是汉语上古音的遗留。但我现在认为这也很可能是一种晚近的音变现象，是由喻四声母先演变为零声母，然后由于三等介音j继续前化，从而音变为z，而不是直接从喻四演变为z。这种可能性很大，而且在其他方言中也有类似的音变）。实际上，rj与在音值上是相当接近的[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王力文集（第1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卷上第25页注解3称：“最近看见李方桂先生一篇文章，他把喻四的上古音拟测为某种r，和我的意见相近。”]不过，王洪君教授对我说过在一般语言中迄今没有发现在一个音系中有l-与-构成音位对立的现象，二者在一个音系中通常是以音位变体的形式出现。从这个角度上看，李方桂的构拟似乎更精确，而且李方桂的构拟更容易解释上古音中的喻四归定的现象。另外，把喻四构拟为r也有利于解释中古音演变为零声母。据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6页的论述，英语中的r除了在元音前是容易失落的，如far、dark中的r在历史上本来是发音的，后来演变的结果是不发音了。而且上古汉语的喻四只出现在三等韵，有介音j，这就隔绝了r和主元音的直接接触，导致了这个r最终失落。根据我们后面的论述，东汉时代有的方言中的喻四已经是零声母了。更由于上古音中的喻四主要是和舌尖音的定母和邪母发生通转关系，而不是主要和舌面音声母发生通转关系，所以把喻四构拟为舌尖音的r-，比构拟为舌面边音要合理。要注意的是李方桂的上古音系中根本没有舌面音声母，也就是没有舌面塞音和舌面塞擦音。

[181]有的学者认为k-与h-/x-难以相通，我不知道是何道理。从我们这里举的材料来看，古人明确认为见母与晓母之间可以相通，也就是二者之间可以有音变的关系。这是无可置疑的。

[182]这个材料也表明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页所提出的一条谐声原则是错误的。李方桂说：“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谐，不跟舌尖塞音相谐。”李方桂的这条谐声原则将由于郑玄的注音而作废。

[183]我们这里将自己收集到的关于异化原理的材料大致排比如下：罗常培等《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0页称：“当两个或更多的相同或相似的音连起来发的时候，为了避免重复，其中一个音变得和其他的音不相同或不相似，这种作用叫异化作用。……而异化作用则是发音人在发音时为了避免老是重复发同一个音而带来的不便。……我们可以用一句浅显的话来说，异化作用就是为了避免发音时绕嘴才产生的。异化作用不像同化作用那么普遍，而且异化作用照例以出现在彼此不直接相连的那些声音之间为常，它在语音史的研究上有很大的意义。”同书第182页论述了“后退的异化”，曰：“后面的音使前面的音异化。这是因为发音人在未发前面的音时，已经预料要发后面的和前面相似的音，为了避免前后雷同，在发前面的音时就改得和后面的不相同或不相似了”。作者举了“凡、法”二字的中古音读重唇音，而在现代的潮州话中要读“h”声母，就是由于“凡、法”都是闭口韵从而产生了异化作用。高本汉《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已经指出在古汉语中合口呼后边的m容易发生异化作用，而演变为n。高本汉说：“在-n韵尾有一全套合口的韵，而在-m韵尾，差不多全没有合口的韵。咱们就得问，为什么会这样?那末最显然的回答，就是在那-m韵里，-m是一个唇音，u（w）也是一个唇音，所以一个很可能的解释就是说在最先倒是真有像kuâm，kuam，kĭwäm那类的字，可是后来因为一种异化作用，就是在同一个字里头避免有同类音隔开音而读两次的现象，使得那类的字改变了音。……那末上古音的ĭum既然变成了古音的ĭung，那一定是因为有异化作用，就是因为有了一个唇音u就不高兴再有一个唇音m。这种倾向从现代的广州语当中还可以得一个有趣的证据。”

“古音的m韵尾在广州语大致是保存的，像盐字古音是kam，广州语也是kam。可是到了凡字，……在客话是fam，在汕头也还是kuam，而在广州语是fan不是fam了。所以这就是异化作用，就是讨厌两个唇音在一块儿的趋向，使得那m变成n了。……就是说在上古音开合口都是全的，但是因异化作用m变了n。上古音的uâm等等韵，到后来变成uân等等。”高本汉《谐声说》（亦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也说：“照我的意见看起来，这种现象倒可以用中国合口字避唇音韵尾的倾向来解释。比方‘风’字从‘凡’上古音pium，里头的u、m两唇音不好念，所以由异化作用就变成古音的piung了。”

王力《汉语语音史》[《王力文集（第1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卷下第五章第一节“唇音的影响”指出：“以上所述，绝大多数都是合口呼或撮口呼的唇音字演变为开口呼。这是因为合口呼的[u]头和撮口呼的[y]都是圆唇的元音，前面有了唇音声母，就不一定再要圆唇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现代北京话唇音声母[p][p‘][m][f]后面都没有[u][y]。唇音母对韵尾[m][p]还有起一种异化作用（又叫做‘避同音’）。由于韵尾[m][p]也是唇音，它和唇音声母同性相斥，产生矛盾，以致韵尾[m]转化为韵尾[n]或[ng]。”同章第八节“异化作用”也说：“两个音素相同或相近出现在同一个词或同一个音节里，互相排斥，导致其中一个音素变成另一个音素，这就叫做异化作用。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最典型的异化作用是唇音声母影响唇音韵尾[m]，使之变成舌尖韵尾[n]或舌根韵尾[ng]。”同书卷下第七章第一节也说：“因为[u][o][iu]（[y]）都是圆唇元音，[m]是唇音，唇与唇有矛盾，所以韵尾转化为[ng]。”

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4页称：“和同化作用相对的是语音的异化作用。相同或相似的音在语流中接近时，发音容易拗口，于是产生了异化作用，变得发音不相同或不相似。……例如，汉语在隋唐时期有［-m］韵尾的韵母，其中有少数字能和唇音声母配合，如‘品、禀、凡、犯、范’等。到了元代，［-m］韵尾仍保留，可是这几个唇音声母的字却读成了［-n］韵尾，这显然是因为音节首尾都是唇音，产生了异化作用。现代广州话仍旧保留了这种历时音变的痕迹。……拉丁语marmor（大理石）到了法语变成marbre，第二音节的m被第一音节的m异化成b；传到英国后，前后两个r又产生异化作用，变成了marble，也是很典型的例子。”

张清常《-m韵古今变迁一瞥》（《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也论述到这个问题：“至于咸摄覃谈咸衔盐严添为开口，凡算合口（还可能不是合口），深摄侵只有开口，这应该如何解释呢?可以回答说：合口u或w与闭口韵m韵尾容易发生异化作用，因而这些闭口韵抵销合口转为开口，所以《切韵》音系的咸摄深摄由于古音变迁而成了这种局面。”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2页说：“汉语语音的变化大多是由发音上的同化作用引起的，……也有因异化作用引发的音变，同样也是发音上省力方便要求的结果。例如广州话：帆（fan）、篮（lam）、乏（fat）、蜡（lap）。咸摄字‘帆’‘乏’的韵尾本来应该和‘篮’‘蜡’相同，都是唇音m、p。但‘帆’‘乏’因为声母也是唇音，发音过程中要求发音部位先在唇部，然后转向其它部位后再转回到唇部。一个音节内同一唇部先后有两个发音动作，显然比较费事。于是，在发音省力方便的要求之下，韵尾被声母所异化，变成了舌尖音n、t。这样，‘帆’‘乏’二字就不再和‘篮’‘蜡’同韵，而和山摄‘兰’（lan）、‘辣’（lat）同韵了。”王福堂先生此文就不仅指出了语音异化的现象，而且从语音演变的角度解释了异化发生的原因，是有说服力的。

另外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一书也常常提到异化原理，仅举二例：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8页说：“其他喻三开口字也多数可以用唇音异化作用去解释。”同书第63页：“宵部唇音声母pj-不变轻唇，因为后面-u的异化作用阻止pj-的圆唇作用。”在近代汉语音韵的演变中也有异化现象，如薛凤生解释《中原音韵》时代以后，“齐微”韵发生分裂，“齐韵”不再跟“微韵”互押，而是变得跟“支思”韵互押，其原因就是“齐韵”发生了异化作用，丢掉了韵尾y。参看薛凤生《汉语音韵史十讲》（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我们可以说在唇音方面的异化现象远在春秋以前就已经存在，在古文字材料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如西周晚期的《大克鼎》铭文有曰：“勿法朕令（命）。”西周早期的《大盂鼎》也有：“勿法朕令（命）。”同样的话还见于西周中晚期的《伯晨鼎》、西周晚期的《逆钟》等，此语实为金文习语。而在经典中，这里的“法”作“废”。《尚书·洛诰》：“不敢废乃命。”《尚书·多士》：“厥惟废元命。”古文字学家们公认金文中这里的“法”为“废”之借。而“法”是收p的入声，“废”是收t的入声，二者虽同为唇音，而韵尾差别较大，但是二者确实是通假字，这该怎样解释呢?其实这里面有唇音异化的问题。“法”的上古音是帮母叶部，声母和韵尾都是同样的唇音p，于是发生异化作用使韵尾异化为t，从而与“废”的古音相近。此例可证异化作用发生的时间是很早的。类似的例子如《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古心以体法。”裘锡圭在按语中说：“简文‘法’字疑当读为‘废’，二字古通。”又，据裘锡圭《睡虎地秦墓竹简注释商榷八则》（《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三：泛藓”一条的论述，《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的“泛藓”是双音联绵词，以音求之，当同于“翩跹、蹒跚、盘旋、盘桓”，在银雀山竹书《十阵》中的“車反山”是同样的联绵词。裘锡圭认为这些双音词“皆为音近义通之词”。但裘先生没有注意到“泛”的上古音是谈部，收m尾，而其他联绵词是元部，收n尾。然而由于“泛”是唇音声母，可发生异化音变，从而收n尾。如果裘锡圭这里指出的训诂是正确的，那么“泛”字发生异化作用就提早到秦朝。邓海峰《湖南新田沙田土话的语音特征》（《语言研究》2002年增刊）论及湖南新田沙田土话的语音中，om、iom与oŋ、ioŋ是自由变体。我认为om、iom读成oŋ、ioŋ一定是因为o与m之间发生了异化作用。反过来oŋ、ioŋ也可以读成om、iom，则是因为圆唇元音的同化作用。清代学者刘禧延《中州切音谱赞论》（见任中敏《新曲苑·第三十种》，中华书局，1940年）已经注意到了闭口韵的唇音声母有异化现象：“（侵寻、监咸、廉纤）三韵中所有唇音字，‘禀、品、泛、凡、范、贬’之类，《中原音韵》诸书皆分入他韵（品入真文，禀入庚青，凡泛范入寒山，贬入先天）。盖此数字出音已合唇，若再闭口收，音似未纯，故分移于抵腭鼻音，此亦权宜之法。”刘禧延所论实际上就是异化。日本梵学大家水野弘元《巴利文法》（华宇出版社，1986年）第五章“巴利语与梵语等的发音和缀字的比较”第70～73页讨论了梵文和巴利语中的异化现象及其规则。如二子音在母音之间时，dy→jj，rt→tt，ts、ps、thy、tsy→cch，等等。二子音在语首时，sk→kh，st、sty、str→th，sp→ph，等等。日本音声学会编《音声学大辞典》（三修社，1976年）第47～48页有“异化作用”条，解说较详细，可参看。其中举例提到拉丁语arbor→西班牙语arbol、意大利语albero，这些音变中都有r→l的过程，这是一种异化音变。另可参看戴维·克里斯特尔编《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4页“异化”条（这条也提到拉丁语词汇中的r异化为英语词汇中的l）、哈杜墨德·布斯曼著《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3～114页“异化”条、MATTHEWS《牛津简明语言学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的“dissimilation”条、特拉斯克《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语文出版社，2000年）第85页“异化”条。光华按，最后四本英国和德国学者的语言学词典关于“异化”的解释都很简略，远不能与日本学者的《音声学大辞典》相比。《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26页“异化”条也很简单，单举俄语为例，与以上各辞书的用例不同。

[184]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1981年。

[185]龙宇纯：《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五四书店、利氏学社，2002年，第396～401页。

[186]（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87]（清）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第684页。

[188]（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1181页。

[189]（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67页。

[190]（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35页。

[191]类似的例证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34页，此不录。

[192]又如《水经注》卷九《淇水注》：“袁本初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绍将麹义破瓒于界城桥。……世谓之鬲城桥，盖传呼失实矣。”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见母的“界”在六朝及以前的方言中又读成来母的“鬲”，郦道元称这是“传呼失实”，“传呼失实”这个话只能理解为方言中的音变，则分明是认为“界”在方言中可以读为“鬲”。既然是音变，那就绝对不是复辅音的分化。关于利用古今方言来讨论音变的问题，我们在本章第七节有专门的论述。

[193]我们这里可举一个材料作为旁证：关于《切韵》音系中的匣母、喻三、喻四三母的关系问题，学者们的意见有所不同。高本汉认为喻三已经与匣母发生分离，而与喻四相近，拟喻三为j，喻四为零声母。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页的中古声母音系与高本汉的系统一脉相承，拟喻三为j-，喻四为ji-。李方桂在注解1中说：“有些人以为喻三可以跟匣相配而写作ɣj-，这也许是在《切韵》时期以前的情形，到了隋唐的时候显然喻三已与匣母分离而近乎喻四了，因此我也暂以区别重纽三四等的办法去区分它。”附和此说的还有周祖谟。但是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卷上第四章“隋—中唐音系”就坚持在隋至中唐时代，都还是喻三归匣，与喻四不同。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28页“切韵声母表”也坚持“云并入匣”。董同龢《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年）第七章“中古音系”第150页也认为喻三归匣，与喻四不同。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邵荣芬《切韵研究》、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七章第166～168页。以上两派意见，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我赞成高本汉、李方桂、周祖谟的观点，认为《切韵》中的云母和以母已经合流而为零声母，与匣母不同。详细的讨论参看拙著《论切韵中的云母的音值》（待刊）。

[19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

[195]黄侃《声韵通例》（见《黄侃国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凡古音同类者，互相变。”

[196]胡萍《绥宁关峡苗族“评话”的语音调查》（《湘南土话论丛》，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称在湘南土话的关峡苗族“评话”中，溪母在u韵前读f，如“苦”fu55 ，“哭”fu31。类例甚多。

[197]例如，猪、出、书、入、砖、穿、栓、软。

老派：pf、pf、f、v、pf、pf、f、v

新派：、‘、ʂ、ʐ、、‘、ʂ、ʐ

[198]例如，猪、出、砖、穿。

城区：pf、pf、pf、p

狄寨：ts、‘、ts、

[199]类似的论述还可参看王福堂等《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2003年）第10页、第265～267页；孙立新《西安方言研究》（西安出版社，2007年）。

[200]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0页提到：同化与弱化两种最常见的音变。

[201]一般说来音变中的“强化”的现象要少于“弱化”现象，但“强化”的存在却是事实。可参看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55～60页。从此书第60页举的俄语音变的例子来看，浊塞音清化为清塞音是一种强化音变。

[202]我现在非常相信腭化音变早在先秦的通语或方言中肯定已经发生了。本书后面的论述指出照三系字、精系字与见系三等字之间存在谐声和通假关系，这种关系在先秦就已经存在。我认为只有承认腭化音变早在先秦就广泛存在才能解释这种现象。

[203]在语言学中有一个术语叫“delateralize”，可译为“除去边音”。在英语中较普遍（这是一种条件音变）。参看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77页。有的学者认为边音l比较稳定，其实也不尽然。l在汉语方言中常常与n形成音位变体。而且古汉语的日母字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也常常读为l。l与舌尖塞音也经常有通转关系。但在一个音系中，一般都存在l这个音位，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l这个音位比较稳定。

[204]还有的音变现象不是受语音本身的演变影响，而是受汉字形体的影响。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见《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一文讨论了由于汉字字形的影响可能产生例外音变的问题。竺家宁《韵籁声母演变的类化现象》[《语言学论丛（第29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详细讨论了由于字形的类化作用从而产生特殊读音的情况。稍引其文：“汉字的音变，有时候不是语音本身造成的，而是受到字形的影响，即所谓的有边读边。这种音变方式，我们称之为‘受字形的类化’，这是汉语音变特有的现象，不存在于西方的语音演变中，是经由语音和文字形体的互动产生的。现代国语（普通话）音读中充斥着这类音变的结果（见拙著《汉语音变的特殊类型》）。这种音变方式不始于今日，早在宋代的《九经直音》就已经出现这样的现象（见拙著《宋代语音的类化现象》）。”竺家宁先生在文中比较详细地研讨了由于汉字形体的影响，人们习惯于认字认半边，而产生了一些特殊的读音。竺先生指出的现象不能忽视。

[205]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6页指出：“凡以声相变者，无不有关于韵；凡以韵相变者，无不有关于声。此语言转变之大则，又以之示限制也。钱玄同知韵关于声，而不知声关于韵。故尝言声变而不言旁转，此其弊也。”此真是至理名言，为治音韵学之准绳。

[206]载《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王力《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四卷《汉语音韵学》第382～390页收入汪荣宝此文作为参考资料。

[207]见《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后收入《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卷》（中华书局，1993年）。

[208][加拿大]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

[209]另外，传统国学家黄侃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1页有“译外国语条”称：“译外国语，有时可以见此土音之变迁。又可以见声类之分合。辑音于此等亦宜具列。如汉世称桑门，后译沙门；汉世称伊蒲，后译优婆塞。此等还音，虽无关宏旨，而用以明音韵时地不同，亦不可忽也。”纯粹的旧学家黄侃也认为对音材料对音韵研究有用，只是还嫌重视得不够。前辈学者中利用对音材料研究音韵学的大学者还有罗常培、李方桂、俞敏；徐通锵、叶蜚声《译音对勘与汉语的音韵研究》（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一文对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用对音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音韵的情况作了一些综述。后来的朱庆之先生也有专文《佛典与汉语音韵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巴蜀书社，2000年]作综述性的讨论，聂鸿音先生的《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一文对音译与上古音研究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深入细密，颇有见地，值得注意。耿振生教授在《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的第九章“译音对勘法”所作的有关论述更加具体深入，不可不参看。尉迟治平《对音还原法发凡》（《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对梵汉对音的性质和方法、语料作了一些概述。此文特别论述到梵汉对音中的梵文如果是复辅音，那么不同的佛经翻译家会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或省译为单辅音单音节的一个汉字，或译为叠韵的两个汉字，或译为两个汉字，而前一个汉字用入声字，表示前一个汉字音很短促，或用二合法来精确模仿梵音。此文的一些具体的论述较有启发性。另可参看尉迟治平《周隋长安方言初探》（《语言研究》1982年第2期）。聂鸿音先生在《西夏语中汉语借词的时间界限》（《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一文指出：“汉语明、泥、疑三声母在（西夏语的）早期借词里是鼻音。在晚期借词里，不带鼻音韵尾的明、泥两个声母和疑母开口音节是浊塞音，疑母合口音节是半元音w。”聂鸿音在结论中总结：这是古鼻声母（开音节）向浊塞（擦）音声母转换。这样的考察与马伯乐的结论相符合，即明、泥、疑读浊塞音是晚期的现象，不是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的反映（聂鸿音此文举证甚多，而且特别以早期借词与晚期借词相对举，此不录）。他认为西夏语中晚期借词的输入年代当在残唐五代至西夏建国之初。刘广和先生利用梵汉对音来研究古汉语音韵，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并出版了论文集。他还写了一篇综论性的文章《历史语言的若干研究方法评议》（《汉语学习》2000年第5期），涉及梵汉对音的地方很多，还讨论了这种对音方法的优点和不足。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后，主要是俞敏先生及其弟子如刘广和、施向东、尉迟治平等学者较大规模地用梵汉对音来研究音韵学。前辈学者季羡林为梵学权威，其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涉及梵汉对音甚多，其部分论文也论及梵汉对音的问题。李荣的《切韵音系》和邵荣芬的《切韵研究》都重视梵汉对音。台湾学者龚煌城也是专门利用汉藏对音和汉语、西夏语对音来研讨上古音和宋代的西北方音。李范文利用西夏文与汉语的对音来研究宋代西北方音，写成了大部头的专著。

[210]关于“乌弋山离”的研究概况可参看孙毓棠先生的论文《安息与乌弋山离》及其所附的注释（《孙毓棠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朱杰勤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页“乌弋山离”条（余太山撰），以及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2003年）。

[211]我们可以举一个旁证：在中古的翻译佛经中，“阿罗汉”有一个异译是“阿罗诃”。我们却不能说这里的“汉”与“诃”是一声之转。事实上，根据中村元《佛教语大辞典》（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85年）第11页，“阿罗汉”是梵文arhat的主格arhan的译音，而“阿罗诃”是古印度的巴利语arahā的译音，二者的来源本不相同。其他的例子可参看伯希和《塞语中之若干西域地名》[《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其文所说的相当一部分地名都是在意思上相当，而不是直接的音译。

[212]孙毓棠：《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411页。

[213]学者认为这种音译来自中期波斯语。另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粟特语”条和“粟特”条。

[21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中华书局，1984年，第610页。

[215]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

[216]据上引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文称：“‘排特’似为中世波斯语安息Partu之对音。”可备一说。

[217]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2004年。

[218]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2～53页。相应的译文是：“按乌弋即《前汉书》乌弋山离之省称，似为亚历山大之译音。”可知沙畹在此仅作推测之言，没有坚强的论证。一般音韵学者迷信为定论，实为轻信。我国著名学者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6页提到“乌弋山离”在“今波斯东境”。这与沙畹的意见不同，值得注意。

[219]聂鸿音：《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第14～21页。

[220]我们可以补充证据：现代日语有大量的外语借词（日语写作：外来语，读作gairaiŋo），而从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语言借入的外来语中，外语的r和l在进入日语后完全不能分别，数量众多，无一例外，由此造成了不少的同音词。又如，赵杰《北京话中的满汉融合词探微》（《中国语文》1993年第4期）讨论了满汉语言融合的方式和语言接触的规律，指出北京话在借入满语的r音时，换成了汉语的l音。类例众多。

[221]参看伯希和《犂轩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

[222]光华按，原文“丘”与“经”的位置互讹，径改。关于《那先比丘经》的文献学方面的情况可参看水野弘元、中村元等《新佛教解题事典》第76～77页（春秋社，1968年），梁启超《<那先比丘经>书》（《佛学研究十八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5页，刘宝金《中国佛典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0—91页，中村元《新佛教辞典》（诚信书房，2006年）第536页“弥兰陀王问经”条，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商周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佛光大辞典》“那先比丘经”条，《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那先比丘经”条（此经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所记的是公元前2世纪的高僧龙军与希腊系统的国王弥兰陀讨论佛法，并使弥兰陀最终皈依佛法。龙军所论皆为小乘佛法的上座部系统，未及大乘），《水野弘元著作选集一：佛教文献研究》（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考订二卷本的汉译本《那先比丘经》在东汉时代已经产生（这个观点被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第575页“那先比丘经”条所采纳）。水野弘元的考论很重要，今稍引述其文：二卷本的汉译本《那先比丘经》“从其译语译风来看，可认为它是2世纪的后汉时代译出的。因为在现存汉译中，传出最古形的是后汉安世高的译经，在他的译经中，常常以散文的形式译出原本的诗偈，也没有‘偈’一语，称韵文为‘绝’。同样在后汉稍晚的支娄迦谶，一定以韵文的形式译出诗偈，其后的译经也承袭此风。然而，在《那先比丘经》，也没有‘偈’或‘颂’或‘绝’一语，译出原文的偈时都取散文的形式。在译有名的‘诸行无常云云’的无常偈语时，因为当时不知‘行’或者‘无常’的原语的意思，所以用很长的说明文来表达。……其次，即使是术语等的汉译，也比安世高的翻译幼稚不明确。这是当时还没有佛教用语的含译所致吧”。水野弘元先生还举出了一系列佛教翻译术语上的证据，表明《那先比丘经》是在汉译佛经的初期就翻译成中文了。如将佛经中的“戒”翻译为“孝顺”，将佛经的“名色”翻译为“名身”；也如同安世高一样用散文来翻译原文的韵文。而这样的翻译方法在东汉的支娄迦谶之后就已经少有了[光华按，并非没有例外，后来的鸠摩罗什就曾用偈体来翻译原文的散文，也用散文来翻译原文的偈颂，参看陈寅恪《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陈寅恪称：“盖罗什译经，或删去原文之繁重，或不拘原文体制，或变异原文。”]

[223]另可参看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147～150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148页。关于巴利文的Alassandā一词最详尽的解说可参看G.P.Malalasekera所编撰《巴利文正名辞典（第一卷）》（Munshiram Manohariai Publishers Pvt Ltd.，1995）第187页Alassandā条。其文提到Alassandā是Yonas的一个城市，有庞大的佛教社团。一般认为是印度Baktria地区的一个岛名。该文还提及了Alassandā一词在印度古文献中出现的一些情况。

[224][日]宇井伯寿：《佛教辞典》，大东出版社，1977年。

[225]巴利语paññā与梵文Prajñā是相对应的同义词。

[226]最近发现聂鸿音先生的《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一文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

[227]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228][日]山中襄太：《地名语源辞典》，校仓书房，1978年。

[229]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采用译述的方式，并非与日语原文逐字对应，但在意思上与日语原文没有出入。

[230]光华按，《古事记》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用汉文写成的日本古籍，成书于公元712年，属于日本奈良时代早期。此书并非用纯正的汉语写成，而是采用了变体汉文。其中常常用汉语来记录上古日语的固有名词的语音。

[231]中文一般翻译为“雷布查语”，是藏缅语族中的一支。

[232]加拿大的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第131～132页较早地使用了“对马”一词的对音来论证上古汉语的-s尾的问题。我们这里对郑张尚芳的批评完全适用于对蒲立本的批评。又，吾友李香博士在《关于“去声源于-s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语言学论丛（第28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一文也对“对马”的对音问题进行了考辨，但在论证上与我们有较大的不同，读者可以比观。

[233]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234]郑张先生此文还举了我国古书中的“桃花石”的例子，采用法国学者德经的说法，认为“桃花石”是“大魏”的译音，以此证明汉语的去声本来是带-s尾的。这个例子也非常不可靠。关于“桃花石”的对音问题，民族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做过很多的讨论，意见颇有分歧。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桃花石”是“唐家子”的译音，不是“大魏”的译音，这就与汉语的去声是否带-s尾毫无关系。有关的材料和文献太多，我们不打算详细引述[可参看罗常培先生《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36～237页）、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四章、《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桃花石”条（光华按，“桃花石”一名是元代道士丘处机的音译，此前没有）]。另外，郑张尚芳此文所列举的一些日语中的汉语借词的例子大都不可靠。如郑张先生认为日语“芥”读karasi，“筛、杀”读sarasu这些词都是古汉语的借词，这是不可信的。因为从来没有日语专业学者认为这些词是从汉语来的借词，它们本身就是日语固有的词汇，不能作为讨论古汉语音韵的证据。“盖”读kabusu，其中的su是日语本身的一种形态变化的标记语尾词，表示“他动词（就是及物动词）”，绝对不是固有的词根[这种构词法在古日语中很常见，在历史语言学中也很普遍。参看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32页]。上引李香之文也谈到了这点。我们还可引取一个旁证：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岩波书店，1999年）第九篇“关于日语起源的论争”提到：日本的阿伊努语的北海道方言有较多的闭音节，其中有-s尾的。但-s尾的闭音节的演变是在末尾生出一个元音i，从而成为开音节，并不是-s的消亡。这说明如果真有-s尾的闭音节，那么其演变的趋势不是一概地失去-s而转化为声调特征，而是有可能添加新的元音而成为开音节尾的si。这种音变如果在古汉语中发生，那么就应该会产生双音节词。但事实上，古汉语的双音节词的产生与这样的音变毫无关系。这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证明上古汉语不存在-s尾的音节。（光华按，日本学者关于阿伊努语的专门研究论著甚多，也有金田一京助、知里真志保等名家，但我没有条件前往日本收集更多的材料，深感遗憾。我这里引述的服部四郎此文不是专门研究阿伊努语的论著，但其结论是非常可信的）又，聂鸿音先生的《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一文也对蒲立本利用对音材料来证明上古汉语的去声带有-s尾予以强烈的批评，认为蒲立本所用的材料既很孤立，也很不可靠，多有举证，指出早期的汉译佛经中的去声字所对应的原文并没有带-s。论证坚强，此不录。聂鸿音此文也讨论了“桃花石”的对音问题，同样批评了郑张尚芳，与我的观点大致相同。

[235]如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等。较早使用这条材料的似乎是蒲立本。

[236]光华按，这个音译最为普通，流行很广。

[237]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第27～48页。

[238]日本学者水野弘元《巴利语辞典》（春秋社，1970年）第297页在巴利语中也是作“samādhi”之形。另可参看石田瑞麿《例文佛教语大辞典》（小学馆，1997年）第395页“三昧”条，有贺要延《佛教语读音辞典》（国书刊行会，1993年）第412页“三昧”条，中村元《佛教语大辞典》（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85年）第489页“三昧”条。

[239]李香在《关于“去声源于-s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语言学论丛（第28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也讨论了同样的问题。李香此文还讨论了对音方面的其他一些材料，可以参看。我们还可举一旁证：汉语中有一个音译词“逊奈”是阿拉伯语“Sunnah”（意思是“行为、道路”）的译音，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说“奈”是带有-h尾的么?

[240]丁邦新：《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0页。

[241]我查阅了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光华按，丁福保此书至今有学术参考价值，非它书所能取代。其书主要是翻译利用了日本学者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辞典》而成，但也有所增补。《佛光大辞典》“丁福保”条称：“民国元年（1912），致力‘佛学大辞典’之编纂，参取日本织田得能等之佛教辞典，历经十载，至民国十年六月始出版。此辞典之编纂，对佛教之贡献颇钜。”这是持平之论，并非有的人说的完全抄袭织田词典]，荻原云来《梵和大辞典》，宇井伯寿《佛教辞典》，中村元《佛教语大辞典》，石田瑞麿《例文佛教语大辞典》，《佛光大辞典》，这些权威的大辞典都没有收入“毗梨害他罗”一词（我手中没有望月信亨的《佛教大辞典》，未能检索）。另外，根据对音，似应作“毗梨害罗他”。

[242]段注还提到：“今人分别害去曷入，古无去入之分也。”

[243]可参看《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75页。邹汉勋《读书偶识》（中华书局，2008年）卷十第213页：“古‘曷、害’通用字，从害者多可从曷，声类同也。”

[244]（清）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年。

[245]另参看顾炎武《音学五书·唐韵正》（中华书局，2005年）第461页“曷”字条。顾炎武认为“曷”的上古音还有去声一读，与“害”同音。同书还讨论了许多以“曷”为声符的字，都表明上古音阴声韵的去声字和入声字关系密切。

[246][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

[247]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248]光华按，这里的na是表示土地或国家的语尾成分。

[249]载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

[250]光华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可以商榷。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0页称：“据王国维考证，‘匈奴’二字急读为‘胡’。”也就是“匈奴”二字反切就是“胡”。我认为王国维的意见是对的。“胡”字指“匈奴”在《战国策》等先秦文献中早已出现。不过，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也不好轻易否定。考“胡”的中古音为匣母模韵合口一等，上古音为匣母鱼部合口[我们采取上古音（至少其中的喉牙音）就有合口的观点，按照李方桂《上古音研究》“胡”的上古音也是圆唇舌根音]，可拟音为ɣua，这与hu是有可能对音的。尚待进一步的考证，现在不可下断言。又，《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3页在讲解白居易《琵琶引》的时候提到一个例子：“裴”亦“尉迟”之转音。我认为这个转音从音理上不容易解释，因为“尉”的古音只有影母，而“裴”是並母，二者相通的可能性很小。

[251]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

[252]实际上，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5页已经说：“我不相信瑟瑟是示格南语或阿拉伯语jaza的译音，但是我现在相信瑟瑟是一个伊朗字的译音（很可能是康国语），然而这字源尚未详。”元稹《梦游春》：“纰软钿头裙。”自注：“瑟瑟色。”知“瑟瑟”在唐朝人的观念中确实常常用来指一种颜色。《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页有曰：“瑟瑟，乃绿色透明的玻璃，都是外来之物。”

[253]又，我国自远古就能生产绿松石，先秦时期的青铜器有时就镶嵌“绿松石”来作为装饰。在考古学材料上证据甚多。

[254]戴庆厦主编：《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25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

[25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2003年。

[257][法]马伯乐著，聂鸿音译：《唐代长安方言考》，中华书局，2005年。

[258]不过，马伯乐同书同页《不空学派的密咒对音》也称：“有一类对音资料的精确性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密咒。人们在音译密咒的文字时却是循规蹈矩的。”

[259]见《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又收入周荐编《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文精选》（商务印书馆，2004年）。此文的有些论述颇具参考价值。如第三节有一个注解称：“语音上发生了讹变。在借词中，和同源词之间存在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的不同，其语音往往要受制于借入语言的语音特点，发生很多变化（许多是没有规律的），致使所借入的词同原来的词相比，语音上的差距有时极大。同‘纸单子’相比，qirtas中多出了一个r。马迪哈桑将这种现象与希腊语借入汉语‘丝’的词ser（丝）和英语借自汉语‘土丝’的tusser相比较，这几个词中都多出了一个r。”另可参看同文第三节正文的一些论述。同文第四节的一个注解提到：“汉语没有与梵文或其他语言中的r对应的音，因此跟外语借入汉语词时有时多一个r音相反，汉语音译外语词时往往略去r。”

[260]日语中的这个音变规律甚至连西方语言学家都注意到了。参看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9页的有关论述。

[261]伍铁平先生此文第四节的一个注解提到《老子》中有“浮提”国，其中的“浮提”可能与“佛陀”有对音关系。这个材料是非常不可信的，纯属子虚乌有。各本《老子》并没有“浮提”的记载。

[262]集《庄子》校注之大成的王叔岷先生《庄子校诠》（“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年）第729页对“建德之国”也没有任何注解和考证。

[263]《庄子》此文的“建德之国”可能是出典于《老子》四十一章：“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马王堆帛书乙本也作“建德”。此处的“建德”与“广德”相对应，当为偏正结构，而非动宾结构。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第23页引俞樾的说法：“建”读为“健”，乃言刚健之德。光华按，此说甚确。《老子》所言者乃“刚健之德”，就是《易经·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完全不同于《庄子》说的“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如果《庄子》此文是出典于《老子》，那么只能说《庄子》此文的作者已经误解了《老子》；如果《庄子》此文与《老子》无关，那么《庄子》中的“建德之国”的“建德”就同于“有德、树德、立德”，这仅仅是一个寓言，并非专有名词。不过凑巧的是在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国正好有一个君王就名叫“赵建德”。这仅仅是偶合呢?还是南越王国的前代帝王（如赵佗）读过《庄子·山木》，于是为之命名为“建德”呢?也可能“建德”一词本身就是先秦以来的一个常用语，就算不读《老子》、《庄子》，一般知识分子也常用“建德”一语，那么“赵建德”的名字就可能与《老子》《庄子》无关。

[264]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63～70，109页。

[265]牛汝辰：《关于西域地名、族名的汉译对音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第97～102页。

[266]牛先生此文还有不适当的考论。如在汉代有一异民族“坚昆”，又名“鬲昆”。他认为这是汉代语音中有复声母kl-的表现。但他紧接着就说“坚昆”或“鬲昆”是原蒙古语的读法Qirghun的译音。可是这个原蒙古语本身根本没有复声母，如果汉代的“坚”或“鬲”是复声母kl（牛先生原文作gl，实则“坚”是见母音，非群母），那么反而与原蒙古语的读法Qirghun不能对音。此例足以反证汉代的“坚”或“鬲”都不是复声母kl。

[267]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岳麓书社，1987年。

[268]（清）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269]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8～59页。

[270][法]沙畹著，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注》，商务印书馆，1931年。

[271]韩儒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72][日]白鸟库吉：《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岩波书店，1986年。

[273][美]芬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

[274]史有为的《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3年）一书采取的材料虽多，但辨析的工夫太少，资料颇驳杂，本书没有从中取材。

[275]可举一旁证：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151页的论述，《魏书》所记的大秦的都城曰安都，但在《魏略》作安谷城。张星烺先生指出其原文是Antioch，是古代叙利亚的首府，并认为作“安都”是省略了Antioch尾音的ch，作“安谷”是取Antioch的首尾二音，也就是省略了中间的tio。可知古人音译外来语时采取的方法常常不同。我们不能根据“安都”有异译作“安谷”，就简单地认为这与复辅音有关。

[276]关于“吐火罗文”的命名是否恰当，学者们尚有不同的看法，此不详及。在安息以东的中亚各国的语言虽然彼此有所不同，但都能彼此互通。考《史记·大宛列传》：“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颇异言”的意思是“稍异言”。

[277]见《女师大学术季刊》1900年第1卷第4期；又见于[法]伯希和等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

[278][法]伯希和撰，王国维译：《今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王国维遗书·观堂译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

[279]光华按，伯希和的这篇论文原文是法文，先由日本梵学大家榊亮三郎翻译为日文，发表在日本的《艺文》杂志上。王国维的这篇译文不是直接从法文翻译，而是从榊亮三郎的日文本翻译过来的。

[280]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88年。

[281]吕先生此书第41页举有一证：“大乘经以于阗为中心向各地流通，其时在公元1世纪左右。于阗流行的经，似乎还进行过修订和补充。例如上说的般若，最初支谶所译的《道行》，原本就是印人通过西域带来的；其次，朱士行译的《放光》、竺法护译的《光赞》，也是来自西域，这些与印度流行的梵本不同。经末多了《常啼菩萨品》与《法上品》，这两品梵本都没有。内容记载常啼因求般若不得，甚是苦恼，后来空中有人告诉他，东行二万里遇到法上就能得到般若波罗蜜，云云。这一故事可能就是在般若流通到于阗之后加上去的。”《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中有一篇“论禅宗与三论宗之关系”特别强调我国佛教与中亚地区的密切关系，以及中亚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不同。陈寅恪先生提到了竺道生倡导的“顿悟成佛”和“一阐提能成佛”的观点是来自中亚，在古印度是没有的。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有“佛教与西域”和“又佛教与西域”两篇专论。

[282][日]水野弘元著，许洋主译：《水野弘元著作选集：佛教文献研究》，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283][日]辛岛静志著，徐文堪译：《早期汉译佛教经典所依据的语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辑）》，巴蜀书社，2007年。

[284]此书本藏于拉萨大昭寺释迦佛殿宝瓶柱的柱子顶端。直到公元11世纪被来自古印度的高僧阿底峡发掘出来。原书用古藏文写成，由卢亚军翻译为中文（我所根据的是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版本，出版于2004年9月）。

[285][印度]阿底峡尊者发掘，卢亚军等译：《西藏的观世音》，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第28～29页。

[286]日本学者佐佐木教悟等撰《印度佛教史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0页称：“因为佛教抛弃了俗语而完全采用梵语，是与佛教的基本立场相对立的，所以随着佛教专门化的加强，佛教与民众的距离也越来越大了。”

[287]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288]我们这里再补充一个例子：蒲立本、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学者都利用《汉书》中的“罽宾”是对音梵文的Kash-imir对音材料而认为古汉语的去声字曾经带有-s尾或类似于shi这样的舌面音。我们考察古文献后认为这条对音材料不可信。考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至迦湿弥罗国。”原注：“旧曰罽宾，讹也。北印度境。”玄奘的自注很清楚地说明“罽宾”不是梵文Kashimir（光华按，这里的梵文形式并不是最精确的写法，精确的形式可参看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321页注释一。我们这里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而省略了一些符号）的精确对音，这个梵文词汇的精确的音写是“迦湿弥罗”，而不是“罽宾”。因此，“罽宾”一词非常有可能根本不是从梵文的Kashimir音译而来的，“罽宾”本来就是西域国名，其国的语言并不是梵文。况且“罽宾”一名早见于《汉书·西域传》[“罽宾”一名在古书中的出现情况，可参看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2004年）中的“罽宾”章，岑仲勉此文征引古文献最详尽]。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说《汉书·西域传》中的任何外族地名都不是从梵文音译来的，而是来自中亚古语。所以“罽宾”所对应的外语原文很有可能是某种中亚的古语，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亡。法国大学者烈维、沙畹《罽宾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虽然认为“罽宾”是相当于“克什米尔”（就是“迦湿弥罗”），但烈维、沙畹的拟音完全是另一回事。烈维、沙畹把“罽宾”的外语原音拟测为Kapil（a）或Kapir（a），并没有带s音。蒲立本、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学者把“罽宾”与梵文Kashimir进行对音，其出发点就已经错误。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的“罽宾”章对“罽宾”的讨论和考证最为详博。诸家的意见颇为分歧，绝不可迷信“罽宾”是对音梵文的Kashimir。我后来注意到聂鸿音先生的《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一文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与我的观点近似。类似的旁证可参看伯希和《塞语中之若干西域地名》[《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6～47页]，此文讨论的例子表明塞语中表示的西域地名与相应的塞语词本身并不能精确对音，只是二者相当而已。还有伯希和的《库车阿克苏乌什之古名》[《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一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一文也讨论了中亚土语的地名常常有梵语化的名称。类似的例证常见于中亚古地学中。

[289]季羡林：《吐火罗文研究》，《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290]季羡林：《吐火罗文研究》，《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291]光华按，《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的《高僧传笺证稿本》早已提到：“盖古译音中如‘弥勒、沙弥’之类，皆中亚语，今日方知。”陈寅恪先生当是利用了西方学者如烈维等人的观点。陈寅恪先生此文特别强调我国早期佛典与中亚地区关系很深。只是陈先生此文还是认为中亚流传的佛经依然是梵文本。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4页：“但据法显及玄奘所述，当时西域地方之僧侣，皆效法天竺，不特了解其语言，且能写作其文字，故知彼等赍来中国之经典，大抵皆为梵语所书者，且又汉人自与印度直接交通以来，尊信梵语经典之风盛行，对于胡语经典，颇不加重视。”云云。我国学者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皆据梵文来考论后汉三国时代的梵汉对音。我们认为即使是梵文，恐怕也是混合梵文。况且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第104页还提到在唐德宗时代都还有粟特文的《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宋太宗时代还有于阗文的《大乘祝藏经》。可知胡语本佛经肯定存在。在东汉三国时代的僧侣未必如同隋唐以后那样轻视胡语本佛经。羽溪了谛先生没有对时代特征作仔细的考察。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5页：“近年来考古发掘的结果，除梵文佛典外，在和田、龟兹、焉耆等地，都有翻译成当地语文的佛典发现。此外，还发现了许多译成粟特语、突厥语的佛典。于是我们知道那里的佛典，不仅有梵文的原典，也有译成西域各地语文的佛典。”

[292]季羡林：《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293]季羡林：《浮屠与佛》，《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

[294]季羡林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学卷》“吐火罗语”条重申了最早的汉语佛经不是翻译自梵文、巴利文，而是来自吐火罗文。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吐火罗语的佛经也许是汉语早期翻译佛经的来源之一，但古印度的巴利语、犍陀罗语、罽宾语（不过这种语言与吐火罗语很接近。从罽宾语翻译出的佛经与从吐火罗语翻译出的佛经在音译上一定是很相似的。而罽宾自古为佛教重镇）、古波斯语的佛经也是最早的汉语佛经的重要来源，不应当限于吐火罗语一种语言。例如，安世高、安玄都来自古代安息，他们根据的佛经原文难道会全是吐火罗语吗?我想应该是古代的波斯语（要么就是古印度的俗语。因为中亚各国语言彼此相通，古波斯学者也能直接研究和记诵天竺语）。来自大月氏的支谦、支娄迦谶等人也许依据的佛经是吐火罗语，也可能是中亚俗语，但混入了吐火罗语的成分。在我国已经发现了中亚古语驴唇文写本的《无量寿经》，足见最早传入我国的佛经的原始语言很复杂。

[295]而著名学者聂鸿音《音节简省是外来新词语规范化的首要原则》（《语文建设》1994年第1期）一文没有注意到季羡林先生此文，还在唱不大合适的旧调：“中国词汇史上有个关于‘佛’的著名例子。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当时译成‘佛’，后来大约是北朝时期又有人译成了‘佛陀’。对照梵文的buddha可知，‘佛陀’要比‘佛’译得精确一些，然而我们却看到，这个后起的、精确的‘佛陀’却始终也没能取代原有的、不精确的‘佛’。”聂鸿音没有注意到东汉时代的“佛”并不是从梵文的buddha音译过来的。因此，他说“佛陀”是比“佛”更精确的音译是无的放矢，但后来聂鸿音《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见《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季羡林的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证据受到了周法高先生《论<浮屠与佛>》一文的比较尖锐的批评。参看周法高《中国语言学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283～289页。

[296]季羡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97]岑麒祥：《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

[298]周一良：《中国的梵文研究》，《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47～448页。

[299]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300]姚大力：《探新应当有坚实的依据——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九州学林（创刊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301]载于日本《艺文》1911年第2卷第3号，后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语言·宗教篇”。

[302]羽田亨也认为吐火罗语就是月氏语，月氏是古代的佛教重镇，我国最早的汉译佛典是来自月氏。月氏属于印度日耳曼民族。另参看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二章“大月氏国之佛教”，讨论很详细。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6～17页：“印度僧人直接到中国宣传佛教、传经、翻译经文，记录所见，实是较后的事情。最初大概由称为大月氏、安息、康国的西域诸国人传布。西域既先于中国传入佛教、翻译佛经，则初传入中国的佛教，必然是此诸国所行佛教的余波，其影响自属非浅。古代中国译经中的用语，有并非出自印度佛经而出自西域诸国之语言，今已很清楚。例如，‘沙门、外道、出家’等字都是。再举一例，大家都知道佛教有所谓十二因缘。在此术语中，梵文和汉语意义不合者有四五个。近来在突厥、回鹘文佛经中所见，却完全与汉文的一致。初见此现象，会认为回鹘文佛典是从汉文翻译的。然而我们知道该回鹘文佛典是从古代焉耆语，即甲种吐火罗语翻译来的，所以不能这样简单断定。最合理的解释是：汉文译文和回鹘语译文都是译自吐火罗语。此说若是，则汉译、回鹘语译十二因缘术语之与梵文不合者，实在吐火罗语佛典。这方面当是由梵文译成吐火罗语时，或其后发生了变化。这虽不过一例，也可见西域佛教不是纯粹的印度佛教，而是经过一些变化的佛教。”详细的论述还有皮诺尔《论吐火罗语中佛教术语的翻译》（《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昆仑出版社，2007年）。

[303]（宋）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93年。

[304]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此书的主要部分是翻译利用了日本佛教学者境野哲的《中国佛教史纲》。因此，此书的主要观点可以说是境野哲的观点。而境野哲身后出版的《中国佛教精史》（书刊行会，1935年）关于中国佛教史的论述远比《中国佛教史纲》详细，此书尚无中文译本。

[305]罽宾即迦湿弥罗，为小乘佛教的重镇，这为学术界所公认，不需举证。吕瀓先生《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88年）第40～42页专门论述了在于阗流行大乘佛教的问题。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引述了陈寅恪先生关于佛典来源的论述：“中亚大小乘俱盛，大乘盛于和阗。如朱士行在于阗，为彼地小乘所嫉，然实于其地得放光般若梵本，又经于阗僧无罗叉等之翻译。至东晋法显《佛国记》云‘于阗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也’。则于阗必已盛弘大乘。今所发掘区域，于阗近旁多大乘经典；而天山北路，小乘夙盛。卑摩罗叉，《十诵》大师，先在龟兹，弘阐律藏。玄奘《西域记》：‘屈支诸国皆说一切有部。’今德人发掘库车诸地，所得有部律藏甚多。可证六代李唐小乘之学行于天山北路，旧籍所记良不诬也。”陈寅恪先生的这些论述见于《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三集》的“高僧传笺证稿本”。

[306]收入松本文三郎《佛教史杂考》（华宇出版社，1984年）。松本此文发表于昭和五年（即公元1930年）九月的《宁乐》。

[307]松本此文还引述了明觉《悉檀要诀》中精彩的意见“sˊ、s二字梵文多滥”云云。实则是梵文中的sˊ在巴利文中多作s。参看水野弘元《巴利语词典》和《巴利文法》。

[308]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289页“注释一”也讨论了“观世音”和“观自在”两种不同的翻译问题，结论与松本相同。但是松本根据明觉《悉檀要诀》和玄应《一切经音义》明确认为译为“观世音、观音”是根据了龟兹语的底本，“观自在”的原文才是梵文。这一区别季羡林等人没有明确指出。另外，松本考证出观音崇拜的最初特征是把观音当作航海守护神，以避免惊涛骇浪的凶险。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学者对观音崇拜的这一本来特质似乎多没有清晰的认识。另外，台湾学者林光明《大悲咒研究（修订版）》（佶茂出版社，1996年）第150～151页也讨论了“观世音”和“观自在”的译音问题，比较详细，此不录。台湾佛学大师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展开》（正闻出版社，1992年）第489页有一个敏锐的观察：“玄应以为：译为观自在，是正确的；译为观世音，是讹传的。然从所说的天竺本，雪山以来——北方本的不同而论，显然是方言的不同。《华严经》的《入法界品》，是从南方来的，译为观自在。早期大乘——盛行于北方的，如《阿弥陀经》《法华经》等，作观世音。观世音的信仰，到底先起于南方，还是北方?”印顺最后认为作“观世音”才是原始的本意，则他认为观世音信仰是先兴起于北印度，是先出现于北方经典《阿弥陀经》《法华经》等，后出现于南方系的经典《华严经》。光华按，印顺的这个观点与松本文三郎正好相反。如果从“观世音”演变成“观自在”，那就是从龟兹语svara演变成梵文sˊvara。是s发生了腭化音变，从而音变为sˊ。印顺此文还引述了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五的一段解释：“旧译观世音，或言光世音，并讹。又寻天竺多罗叶本，皆云舍婆罗，则译为自在。雪山以来经本，皆云娑婆罗，则译为音。当以舍、娑两声相近，遂致讹失。”考“舍”的古音是书母，是照三系声母；“娑”的古音是心母，是精系声母。这里的梵汉对音正是“舍”对音sˊ，“娑”对音s。足见古人对音精确。根据玄应《音义》和松本文三郎的论述，则“观自在”是本意，“观世音”是后起的讹传。由于古传观世音是住在南海的普陀山，所以其名号和信仰最早也可能来自南方，那么也可能如玄应所说，“观自在”才是正确的翻译。我个人倾向于“观自在”早于“观世音”的说法。而且根据玄应的说法，“观自在”的名号也是来自古印度的多罗叶本，未必就是吐火罗文。据日本学者编撰的《新佛典解题事典》（春秋社，1968年）第84页的介绍，日本佛教学者本田义英博士在《佛典的内相和外相》一书中认为“观音”一名要早于“观自在”。据说本田义英此书讨论较详，但我没能找到原书。季羡林《原始佛典的语言问题》（《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一文提到古印度的摩揭陀语是一种东部方言，梵语的r在摩揭陀语中音变为l，s音变为sˊ。可知梵语的s在古印度的诸多方言中往往音变为sˊ。吐火罗语中的辅音常常有腭化的音变。《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吐火罗语》条称：“A、B二种方言在音韵组织方面大致无别，都不具备‘本来有声闭锁音’。而大部分子音都呈口盖音化。”这里的“口盖音化”就是日语中的“腭化”。

[309]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

[310][日]水野弘元著，刘欣如译：《佛典成立史》，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311]《佛光大辞典·龟兹》条也称：“于汉译佛典之音译中，若干梵语之音译语，毋宁系龟兹语之音译，如沙门一语，梵语为s/raman！a，龟兹语为sama＾ne；波逸提，梵语为pa＾ya=ttika，龟兹语为pa＾yti等。又就意译而言，如外道一语，梵语为mi=thya＾dr！s！t！i，意为谬见；龟兹语为pa=rnann～n～e，意为外。故知佛典中若干汉译并非由梵语原本直译而来，乃经由译自梵语原本之龟兹语等中亚之土语转译而来，或直接由此类土语译出。”

[312]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

[313]最早用梵文来编写佛经的恐怕是说一切有部。后才传开来，这与贵霜王权的支持有关。季羡林先生《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开始用梵文写佛经，后来的一切有部以梵文为经典语言是沿袭了早已成立的一个传统。我不同意这个见解。我认为正是从一切有部的著名论藏《大毗婆沙论》开始用梵文写作（用梵文写作大概是由护法王迦腻色伽决定的），才导致了后来将非梵语的佛经逐渐翻译为梵语。三藏中首先是一切有部用梵文写了论藏，再后是律藏，最后是经藏。

[314]阿育王石柱上的铭文是用古代的雅利安俗语写成，据说是普拉克里特语（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阿育王石刻和石柱”条）。水野弘元《佛典成立史》（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第二章“经典的语言与文字”提到：“原来，阿育王在印度各地和国外发布许多法敕文，将它刻在大岩石和石柱上，今天发现不少这些古老的资料。曾在七八个地方发现法敕文，以同样文章表示十三章法敕，那些语言也是各地方都不相同。有些法敕文出现于印度境内，在地区上也能细分成四或五个群，而同一地方使用相同语言。”云云。

[315][日]佐佐木教悟著，杨曾文译：《印度佛教史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316]光华按，指公元4世纪的笈多王朝。

[317][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

[318]光华按，现在一般翻译为“粟特文”。

[319]季羡林写过三篇论文讨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认为原始佛典是用半摩揭陀语写成，同时强调摩揭陀语和巴利语不同。日本学者水野弘元《佛典成立史》（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第二章“经典的语言与文字”提到：“那么，最先的经典语言是用什么话呢?依我看，那是释尊说法用的摩伽陀话。”水野弘元也强调摩揭陀语和巴利语不同：“如果依据南传佛教的传统说法，只有他们经典上的巴利语，才是释尊当年使用的语言，而巴利语就叫做摩伽陀语，或根本语。但若依照近代的学术研究来看，那种观点是不对的，纵使释尊说的摩伽陀话还有若干痕迹和影响，其实，从语言形式的特征来看，巴利语跟摩伽陀语并不一样。”（光华按，此书的中文翻译的术语有的不大妥当。如不用通行的“犍陀罗”，而用“肯达拉”；不用通行的“达罗毗荼”，而用“特拉威达”。不用“旁遮普”，而用“彭贾普”；不用“泰米尔”，而用“塔米鲁”。这样的处理不可为训）。水野弘元认为佛典第一次结集时采用的语言是摩伽陀语，是恒河中游一带的俗语。作者非常强调释尊时代的印度有非常复杂的地方语言，不同职业和身份的人说不同的语言（但水野弘元有一个提法值得注意：古印度耆那教用的半摩伽陀语和巴利语很接近）。台湾佛学权威学者印顺的《原始佛教圣典集成》第一章第四节有不同的观点，可以参看。但印顺也认为原始佛典的语言绝非梵文。印顺说佛陀在舍卫城传法二十五年，那时候所用的语言不应该是摩揭陀语。

[320][加拿大]蒲立本著，潘悟云、徐文堪译：《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

[321][日]宇井伯寿：《译经史研究》，岩波书店，1971年。

[322][日]水野弘元著，许洋主译：《巴利文法》，华宇出版社，1986年。

[323]尤其是不空等密宗大师。

[324]陈寅恪先生说过，唐玄奘的音译没有后来的密宗翻译家的音译精确，看来真是如此。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一文称：陈寅恪说过“困难在于玄奘的译音并不很准确，不如密宗的翻译准确，常多自相矛盾之处，故不易复原。此点在用《西域记》时最须仔细”。唐代的佛教学者已经对玄奘有了批评。慧琳《音义》之可贵如此。玄奘的佛经翻译与梵文原本有出入，现在学者也有所论及。例如《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俱舍论》条称：“《俱舍论》传译于中国时期较早。陈天嘉四年（563），真谛在广州制旨寺译出《俱舍论偈》一卷，五百九十七颂，今佚。又译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二十二卷，通称旧论。唐代永徽二年（651），玄奘又重新译出《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一卷，六百〇四颂。五年（654），又译出《阿毗达磨俱舍论》三十卷，通称新论。旧论保存了梵本的面目，新论则颂文颇多开合，又在长行里牒引颂文的部分也都没有显明区别出来。”

[325]这个例子比较费解。细读原文，既然梵文原文是带有鼻音的，那么其汉语音译词也该是带有鼻音才对。而唐玄奘等人选用了阴声韵的“娜”字，这似乎也可能表明“娜”在盛唐时代的西北音中有后鼻音韵尾一读，读与“囊”同音，所以才选用了“娜”字，而不是“囊”失去鼻音韵尾。这种理解似乎更合理。只是根据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考察，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的宕摄确实有失落后鼻音的现象，如“囊”音no。类例参看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第148页，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3页。

[326]蒙朝吉：《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

[327]《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布努语”条（毛宗武撰）也提到这点。

[328]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97年。

[329][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

[330]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18页。

[331]罗常培先生《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语言与文化》第四章，语文出版社，2011年）也讨论了借词的读音往往会为了适应借入语的语言习惯而发生若干改变。罗常培此文还引述了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著作。赵杰《北京话中的满汉融合词探微》（《中国语文》1993年第4期）讨论了满汉语言融合的方式和语言接触的规律，也注意到了借词会根据借入语的语音特点而发生变异。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二十五章“文化上的借用”称：“然而更经常的是，他会想法避免双重的肌肉调配活动，用本土语言的发音动作来替代某种外语发音动作。例如在一句英语里，他说法语rouge时用英语的[r]代替法语的小舌颤音，用英语的[uw]代替法语的非复合元音性的[u：]。这种语音替代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场合会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学过怎样发法语音位的人们准会这样做的。历史学家把这种现象归入一种适应类型，就是外来形式经过改变来适应自己语言的基本发音习惯。所谓语音替代，就是说话者用自己语言的音位来替代外语语音。在两个语音系统彼此平行的范围以内，这种替代只是忽略了次要的差别。比如，讲英语的人用自己的[r]（舌尖齿龈后擦音或闪音）和[l]（舌尖齿龈闪音）代替欧洲大陆语言的各种[r]和[l]，用送气塞音代替法语的不送气塞音，用齿龈音代替法语的齿背音，用复元音[ij、uw、ej、ow]代替长元音。要是语音系统相差较大，有些替代在贷方人听起来也许要吃惊的。……美诺米尼语只有一组清塞音，没有边音和颤音。塔加洛语没有[f]类型的音，用[p]代替西班牙语的[f]。”

[332]潘家懿、谢洪猷：《粤语对南粤诸方言的辐射和渗透》，《语文研究》1997年第4期，第40～45页。

[333]赵衍荪、徐琳：《白汉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334][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

[335]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336]指20世纪50年代林向荣开始调查嘉戎语的时候。

[337]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科学出版社，1959年）对八思巴文所反映的元代语音有专门研究。另有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科学出版社，1959年）。

[338]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年。

[339]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据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齐鲁书社，1987年）第69页的注释1称：“应该看到，日译汉音在移植汉字时总是漏掉u介音。”

[340]韩儒林：《女真译名考》，《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42页。

[341]岑仲勉：《突厥集史》，《岑仲勉著作集》，中华书局，2004年。

[342]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8～59页。

[343][法]沙畹等著，冯承钧译：《罽宾考》，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44]徐通锵、叶蜚声《译音对勘与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和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2页有类似的论述。

[345]还要注意的是古代的翻译家有时因为自己的方言问题，或自己审音有误，或对原文的把握有误，结果导致了错误的音译。这与一般说的对音不精确不同。辛岛静志《早期汉译佛教经典所依据的语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辑）》，巴蜀书社，2007年]有一节题名是“由于译者对中世印度语和梵语混淆而导致的误译”，讨论了具体的例子，可以参看。文繁不录。

[346]景颇族简史编写组：《景颇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347]何光岳：《氐羌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348]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

[349]参看姚大力《探新应当有坚实的依据——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载《九州学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4页）。

[350]缪钺：《北朝之鲜卑语》（《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51年第10卷），又参看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见《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351]又如“拓跋”与“秃发”本为同一鲜卑语词的异译，而白鸟库吉误视为两个不同的词。这是另一类的错误。

[352]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53]韩儒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354]可举一例以为参考：韩儒林此文称：“各民族之间的互译，也有一套规律。例如蒙古人译藏族字遇到字首辅音为r或gr时，须将后的元音放到前面去重复读。如蒙古人将藏语Rin-Chen（大宝）读为Irin-chen，因而汉文译为‘亦邻真’，Phag-mo-gru汉文译为‘帕木古鲁’，就是好例。”他又注意到：“到元代才开始用‘儿’字来译民族语言的r。”

[355][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

[356]巫白慧《梨俱吠陀神曲选》（商务印书馆，2010年）“译者导论”第1页对此没有作辨析，似不应该。

[357]且举一个特殊的例子：辛岛静志《早期汉译佛教经典所依据的语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辑）》，巴蜀书社，2007年）通过《长阿含经》的梵汉对音研究，指出：“‘那头’表明两个元音之间的-g-被-d-替代。相反，‘那迦’则表明-d-被-g-替代。这两个音写词看来都表明汉译《长阿含经》依据的原典语言里不时被用作滑辅音。”这些特殊音变只有通过对音研究才能了解。辛岛此文还提到了梵文和于阗文之间的音变，也很特殊。不录。

[358]还要注意的是在元代文献中的大量译音词并不是全来自蒙古语，而有一部分是音译自阿拉伯语、维吾尔语和藏语。据说还有女真语，参看孙伯君《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民族语文》，2003年第3期）。

[359]在法语中的处于单词末尾的辅音原来都是要发音的，后来全部脱落了，变得都不发音，这与我国古汉语中入声尾的消失比较相近。参看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66页。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五十九章第406页在讨论明朝的公安派文学理论受戏剧家影响的时候，有一个简洁明了的观察颇有趣：“戏曲是当时新兴的文学，所以对于戏曲有特嗜的人，往往也即是反对复古的人。”也就是说元代的戏剧文学和戏剧家天然地就有反传统的趋势。正是这个文化上的大背景造成了《中原音韵》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的《广韵》系韵书的实际语音。《中原音韵》在音韵上不重存古，而重实际语音。吴梅《顾曲麈谈》（参看《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第一章第二节称：“又词中所用入韵，有协入三声者，有独用入声者，故万不可守入派三声之例。则入声一调断不能缺，此填曲家所以万万不可用词韵也。”吴梅《词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也论及词韵和曲韵的不同：“词韵和曲韵，须知有不同处。曲中如寒山、桓欢，分为两部。家麻、车遮，亦分为二。词则通用，不相分别。且四声缺入声，而词则明明有必须用入之调，故曲韵不可用为词韵也。”（吴梅此言主要是转述了清朝的戈载《词林正韵发凡》）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从前的曲论家大都认为《中原音韵》没有入声，如清朝的王德晖《顾误录》称：“前所遵字音，惟《中原音韵》一书，迨后填词竞工南曲，而登歌者遂尚南音。入声仍归入唱，尽反《中原》之音，一遵《洪武正韵》。”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意见。

[360]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

[361]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辞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362]孙玉溱《元杂剧中的蒙古语曲白》（《中国语文》1982年第1期），旁证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元时方音”条：“《辍耕录》云：‘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又可去声，所以‘蜀、术’等字皆与‘鱼、虞’相近。’”

[363][日]小泽重男：《元朝秘史蒙古语文法讲义》，风间书房，1993年。

[364]关于《元朝秘史》的有关综合研究可参看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岩波书店，1994年）。其汉语本的产生年代一般认为是在14世纪后半期，大概是明代初年。其蒙古语原典产生于13世纪的中前期。

[365]李文泽《金末元初北方话中的入声分析》（《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辑）》，巴蜀书社，2007年）一文分析了金末元初的耶律楚材的685首诗歌的押韵情况，认为元代初年的北方话中尚有入声存在，只是处于日渐消亡的状况。李文泽发现耶律楚材的685首诗歌中的入声单独成韵，基本不与其他声韵相混，平声和入声通押的只有一例。不同的入声韵可以混押。我认为耶律楚材诗歌的押韵情况可以解释为诗韵和曲韵的不同，也就是金末元初的诗韵有保守的趋向，强调有入声的存在，只是由于当时北方学者的审音能力有限，不容易精确区分三种不同的入声韵尾，所以有不同入声尾混押的情况。这只是诗韵中保留的存古的现象，不能据此认为金末元初的北方话中还有入声。而《中原音韵》所反映的曲韵才是北方话的实际语音。我们还可举出旁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据学者们对北宋的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图》的研究，发现邵雍此书的音系中的入声已经弱化甚或消失，参看蒋绍愚师《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2页；更考王国维《人间词话》（参考《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91年）第59条称：“稼轩《贺新郎》词：‘柳暗凌波路，送春归孟风暴雨，一番新绿。’又，《定风波》词：‘从此酒酣明月夜，耳热。’‘绿、热’二字皆作上去用。与韩玉《东蒲词》《贺新郎》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以‘夜、谢’叶‘食、月’，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因此，辛稼轩、韩玉时代已经有入声读为上去的现象；夏承焘《词韵约例》[《夏承焘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讨论词的四声通叶的时候，称：“今按唐人《云谣曲子》中之《渔歌子》《喜秋天》两曲，殆为此例之最早者。”夏承焘还列举了不少例证，说明词中早有入声和舒声通押，在金元人词中此例尤多，黄庭坚的《撼庭竹》有上入叶平之例。夏承焘《“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夏承焘集（第二册）》]认为在《中原音韵》之前的宋词中，早有了“阳上作去”“入派三声”的现象，详细讨论了方千里和周邦彦的词。吴梅《词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论平仄四声”讨论宋词中早已有了入派三声的现象，论述甚精，举例颇多，今稍转录其文如下：“惟古人用入声字，其叶韵处，固不外七部之例。如晏几道《梁州令》‘莫唱阳关曲’，曲字作邱雨切，叶鱼虞韵。柳永《女冠子》‘楼台悄似玉’，玉字作于句切。又《黄莺儿》‘暖律潜催幽谷’，谷字作公五切，皆叶鱼虞韵。辛弃疾《丑奴尔曼》‘过者一霎’，霎字作始鲜切，叶家麻韵。张炎《西子妆慢》‘遥岑寸壁’，碧字作邦彼切，叶支微韵。又《征招换头》‘京洛染淄尘’，洛字须韵作郎到切，叶萧豪韵。此与曲韵无所分别。至如句中用入，派作三声处，则大有不同。大抵词中入声协入三声之理，与南曲略同，不能谨守菉斐所派三声之例。如欧词《摸鱼子》‘恨人去寂寂，凤枕孤难宿’，寂寂叶精妻切。苏轼《行香子》‘酒斟时许满十分’，周邦彦《一寸金》‘便入鱼钓乐’，十入二字叶绳知切。秦观《望海潮》‘金谷俊游’，谷叶公五切。又《金明词池》‘才子倒玉山休诉’，玉叶语居切。姜夔《暗香》‘旧时月色’，月叶胡靴切。诸如此类，不可胜数。而按诸菉斐旧律，或有未尽合者。此不得责订韵者之误，亦不可责填词者之非也。盖入声叶韵处，其派入三声，本有定法。某字作上，某字作平，某字作去，一定不易。”（光华按，吴梅举例多是引述戈载《词林正韵发凡》）。详细讨论词中舒声和入声通押的论著还有鲁国尧《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鲁国尧《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年；收入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清朝学者万树《词律》、戈载《词林正韵》都早已注意到了宋词中的阴入通叶的问题，都多有举例。万树《词律发凡》总结道：“入之派入三声，为曲言之也。然词、曲一理。今词中之作平者，比比而是，比上作平者更多，难以条举。”另外参看刘永济《词论》（中华书局，2007年）卷上《通论·声韵第四》。明朝的杨慎《词品》（《历代词话》，大象出版社，2002年）卷一“填词用韵宜谐俗”条早有言曰：“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韵》，一以中原之音为正，伟矣。然予观宋人填词，亦已有开先者。盖真见在人心目，有不约而同者。”清朝的陈廷焯《词坛丛话》（《历代词话》，大象出版社，2002年）：“词止一韵，或转韵，皆是古体。宋词如《戚氏》《西江月》《换巢鸾凤》《少年心》《惜分钗》《渔家傲》诸阕，元人小曲，如《干荷叶》《天净沙》《凭栏人》《平湖乐诸阕》平上去三声并用，是宋词已为曲韵滥觞。至元则全入于曲矣。”沈祥龙《论词随笔》（《历代词话》，大象出版社，2002年）：“张玉田《词源》，谓平声可代以上入。沈伯时谓入声可代平声。按《词林韵释》入声有作平声者，有作上去者。知入作平者可代平，作上去者不可代平也。上代平，亦必就音审择。”

[366][日]京大东洋史辞典编纂会编：《新编东洋史辞典》，创元社，1991年。

[367]贾文毓、李引主编：《中国地名辞源》，华夏出版社，2005年。

[368]参看《新编东洋史辞典》（东京创元社，1991年）第232页。《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087页。

[369]有个别人说前人已经用对音材料证明元曲中没有入声，没有对我具体说明其论著。但我相信我所收集的材料不可能与前人完全雷同。我的研究完全是独立进行的。

[370]由于讨论的不是声母的问题，所以才放在最后，事实上，这里解决的问题非常重要。

[371][法]谢阁兰等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第95页。

[372]美国东方学家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134页也认为：“因为‘安息’二字，古音读如[Ansak]，而帕西安帝国的建立者名[Arsak]，两者原是一音之转。”与烈维的观点完全相同，当属可信。

[373]见同书第97页。

[37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72页称：“安息二字即阿萨喀（Arsaka）朝之译音。汉使以朝代名为国名也。……公元前250年，阿萨开斯（Arsakes）称王，波斯人称此为阿萨喀朝，即汉时称之安息也。”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2004年）十九“安息”第207页：“琼斯密云：‘安息者安息族（Arsaks，Arsacidae）之国家，即帕而特（Parthia）。’悦金斯云，此种考据，学者久已知之。……安息开国之主，波斯语称曰Arsaces，即位于Astauene省之Assak城，安息二字虽可为都名对音，但传文既别有番兜城，则拟为王朝称号者无可非议矣。”岑麒祥《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1页也称“安息”对应波斯语Arsaces。也就是认为“安”对音ar。各家均无异议。有的学者毫无根据妄疑此对音不可靠，而又毫无反证，可谓疑其所不可疑。学者态度是不易轻信，也不宜轻疑。信与疑皆当有根据，不可逞义气。

[375][日]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讲谈社，1984年。

[376][日]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讲谈社，1984年，第171页。

[377][法]谢阁兰等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第106页。

[378][法]谢阁兰等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第143页。

[379]余太山：《柔然与阿瓦尔同族论质疑》，《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109页。

[380]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381]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岑仲勉著作集》，中华书局，2004年。

[382]光华按，“温偶”一词早见于《汉书·匈奴传下》：“此温偶王所居地也。”在《后汉书》中作“温禺”。

[383]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2004年。

[384]光华按，“卑阗”一词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康居国传》，属于上古时代。

[385]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82页。

[386]饶宗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

[387]可参看刘迎胜《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的语言交往》（《学术集林（第7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牛汝辰《关于西域地名、族名的汉译对音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我们不再引述。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55页在讨论异化的时候提到：r与n二者因为异化现象而通转。如拉丁文的anima→巴斯克语arima。据朝克《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45页的论述，在通古斯诸语言中，r可以发生同化音变而成n。

[388][英]R.L.Trask：《历史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389][日]北村甫：《世界的语言·阿伊努语》，《讲座语言（第6卷）》，大修馆书店，1981年。

[390][日]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岩波书店，1999年。

[391][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

[392]光华按，中文一般音译为“德经”，此人是法国东方学家。

[393]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

[394]有关的一些讨论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88～89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1281页。

[395]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396]可能是当时敦煌一带的方言，尚待深考。

[397]周季文：《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398]据伯希和《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一文的论述，汉语的“突厥”一词不是突厥语Türk的译音，而是Türküt一词的音译，Türküt一词也许是柔然语（-t尾是表示复数形式）。也就是说汉语的“突厥”一名是根据柔然语音译而来。这种译名现象在我国文化史上很多，如我国古称俄国为“俄罗斯”的译名不是从俄语音译来的，而是从蒙古语音译来的；伯希和认为汉语的“吐蕃”一名不是从西藏语音译而来，而是从突厥语音译来的。

[399]岑仲勉：《岑仲勉著作集》，中华书局，2004年。

[400]光华按，这是我选取突厥文和梵文单词中的一部分音节，并非整个单词。

[401]以上九条材料散见于岑仲勉此文的各处，我收集归纳如上。

[402]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2004年。

[403]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

[404]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

[405]罗常培《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年）第四章。

[406]韩儒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07]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九州学林（创刊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408]李方桂原文作“他”，径改。

[409]罗常培：《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410]姚大力《探新应当有坚实的依据——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九州学林（创刊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文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其文称：“用‘万’、‘末’等带-n或-t收声的汉字来译写-mar的音节，完全符合当日的转写规则。”见上揭书第321页。

[411][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中华书局，2005年，第204页。

[412]见于日本大汉学家宫崎市定《榊亮三郎博士的Mithra教研究笔记》（《大唐西域记》，中央公论社，1987年）。

[413]韩儒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

[414]伯希和、沙畹撰，冯承钧译《摩民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八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4～55页。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68页也讨论了“蜜”对音粟特语“mir”的问题。根据羽田亨此文的介绍，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德国著名东方学家穆勒。可惜我不能参考有关的德文原著。

[415][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

[416]徐文堪《外来语古今谈》（语文出版社，2005年）第47～48页也提到了我们这里讨论的“蜜”的对音问题，然而丝毫没有言及我们所说的-t与-r可以对音的现象。此书是通俗读物，所引诸例杂取各家，不明注所处，仅在书末附录参考文献，本非学术撰述之体。所以其中的材料难以作学术性的引述和讨论，只有逐一核查原文。

[417][日]北村甫：《世界的语言·阿伊努语》，《讲座语言（第6卷）》，大修馆书店，1981年。

[418]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20页。

[419]郑张尚芳在《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一）》（《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中对俞敏的这篇文章有较高的评价：“要特别指出的是，俞敏氏的构拟建立在梵汉对音与汉藏对比基础上，尤值得重视，只是散见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言学论文选》，光生馆，1984年），及《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1989年第1期）内。”

[420]在现代赣方言中的-l尾，方言学家公认为是从-t尾音变而成。另可参看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

[421]我们可以举出其他类似的旁证：张永言《汉语外来词杂谈》（《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9年）提到隋唐以来的文献中有一个词“胡簶”，意思是“盛箭矢之器”（光华按，这个词在字书中始见于《玉篇》，然而不知是原本《玉篇》所有，还是在唐代增补进去的）。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22页认为“胡簶”是突厥语“qurluq”的译音。岑仲勉的这个对音应该是正确的。则“胡”字可以对音qur，这只能理解为省译，不能认为六朝以后的“胡”字还带有r尾音；又如，据宇井伯寿《佛教辞典》（大东出版社，1977年）第997页，佛经中的“摩诃”和“摩贺”都是梵文mahat的译音，这只能理解为省译，不能说“诃”与“贺”是带有t尾的入声。类似的例子在佛经中非常多。在汉藏对音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据李方桂《藏语复辅音的中文转写》[《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9年，第231～240页]一文考察了7—9世纪的藏语中的专有名词与相应的汉语对音词的对音关系（李方桂自称此文利用了罗常培、劳费尔、伯希和、图奇、汤姆斯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李方桂在第232页指出藏语中的复辅音往往省译为汉语的单音节词，被省略掉的复辅音的第二个辅音很多时候是r，也有d的情况。如藏语khri音译为“弃”，lde音译为“猎、隶”等。梵学大家水野弘元《巴利文法》（华宇出版社，1986年）第五章“巴利语与梵语等的发音和缀字的比较”专门设有“音的省略”“第57页称：“顺便一提，在汉译语中，有不少是从这种意义的省略的原语翻译过来的。……在巴利语中，也有可能因厌气语之繁杂，而省略语中一部分的。”

[422]光华按，后汉时代的梵文本佛经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亚都很少。因为早期的佛经本来就不是用梵文写成的。参看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均收入《季羡林自选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梵本佛经很可能是从印度西北部的说一切有部的论学佛典开始的。

[423]（梁）释僧佑：《出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13～14页。

[424]又见《法苑珠林》卷四所引。

[425]光华按，俞敏提供的这些例子与上文我们引述的伯希和的论述不合。

[426]我最近注意到日本的阿伊努语中有一个例子也有参考价值。据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岩波书店，1999年）第355页的介绍，日本阿伊努语的卡拉夫脱方言的一大半存在一种音变现象：音节末的r的演变趋势不是失去r，而是在其后产生出一个元音，从而形成开音节。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古汉语如果真有-r尾，其演变的趋势也不应该是完全消失，而有可能是发展出双音节词，但汉语史中从来没有这种演变。因此，我们只能认为上古汉语的语音中根本就没有-r尾。

[427]（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96年。

[428]顾颉刚著，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429][日]小稻义男等编著：《新英和大辞典（第五版）》，研究社，1982年。

[430]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同）构拟“尧”的上古音是ŋiau。这是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上古音系统的处理办法。据王力《汉语语音史》的构拟则是ŋio。据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的构拟，则是ŋiu。这三种构拟都与原始印欧语的g＾heu-或g＾hu-、ghau音近相通。如果采用四等韵在唐代以前没有i介音的观点来构拟（有些学者和我自己就持这个观点），也是可以相通的，符合对音的音近范围。

[431]群母和疑母古音相近，互相通转是很正常的语音现象。

[432]我国古人在利用外语音译词的时候，以意译与音译合用之例甚多，此不详说。

[433]参看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87页。此书所引述的各家材料很丰富。

[434]见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9～330页]。

[435]《说文》说：“帝，谛也。”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436]光华按，巴比伦文字的那个与汉字的“帝”相对应的表示天神的字我们无法写出，下面用※符号来表示。请读者参看郭沫若原文第329～330页。

[437]据郭沫若的注解，此处的波尔其人其书是指C.J.Ball的Chinese and Sumerian（《汉语和苏美尔语》）。郭沫若未言其书的出版地和时间。

[438]郭沫若此文的下一段的论述也很有趣，但恐易惹争议，我们不再引述。

[439][日]小稻义男等编著：《新英和大辞典（第五版）》，研究社，1982年。

[440]Simon Price，Emily Kearns编撰：《牛津古典神话和宗教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441]张舜徽先生《解释帝字受义的根源答友人问》（《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也注意到了郭沫若和鲍尔的意见，但张舜徽认为“帝”字是得义于“日”。按照张舜徽此文的论述，“帝”和“日”是同源词，在语音上也有相通的关系。光华按，“帝”的上古音和“日”的上古音在韵部上有明显区别，不宜看成是同源词。古文献上没有明显的训诂学的证据可以表明“帝”有“日”义。例如《易经》所说的“帝出乎震”。古注释“震”为“东方”。张舜徽先生根据这个材料认为“帝”有“日”义，逻辑上很难讲通。在《周易》中“震”可指“雷霆”，从未有“日”义。张先生此文没有提供任何一个过硬的证据可以说明古文献中的“帝”有“日”的意思，在古书中倒是有很多“帝”与“天”互训的例子。张舜徽此文之说断不可信。吴秋辉《侘傺轩文存》（齐鲁书社，1997年）第150～153页专门讨论“帝”字的词源，然沿袭旧说，没有发明。

[442]我们也清楚看到了古希腊的至上神“宙斯”Zeus在语源上居然与普通的英语词汇deity是同源的。

[443]再结合郭沫若的研究，我认为我国上古经典如《尚书》中称的“帝尧”“帝舜”之类名号一定发生在商代以后，在夏代的国君的名号不是“帝”，也不是“王”，而是“后”，在古书中常有“夏后氏”的说法。而且用“帝”作为至上神也是从商代才开始的，夏代及其以前应该没有“帝”的观念。例如夏末暴君夏桀把自己比作“日”，但并没有涉及“帝”的观念。

[444]吴国的青铜器上的金文虽然多为鸟虫书，但毕竟还是汉字，不是异族的语言文字。施谢捷编有《吴越文字汇编》一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可以参看。

[445]我们不能低估上古时代各地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事实上，上古时代其他民族的语言也常常存在多种方言，而且彼此差别很大。如上古时代的希腊语，由于多里安人的入侵，结果分为好几种不同的方言；据《大英百科全书》“Greek language”条：“In contrast to the rather uniform Mycenaean Greek，the language of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periods consisted of a number of dialects as a result of the Dorian invasions of Greece and later of overseas Greek colonizations.These dialects comprised a West group（including Doric），an Aeolic group，an Ionic-Attic group，and an Arcado-Cypriot group.Much great literature also developed on a dialect basis.For example，the Homeric epics are Asiatic Ionic interspersed with older Aeolic and even Mycenaean elements；the choral lyrics in Greek tragedies are based on Doric，interspersed with elements from Ionic epic and Lesbian poetry；Herodotus and Hippocrates wrote their famous prose in Ionic；and Thucydides and Plato wrote in the Attic（i.e.，Athenian）dialect，which was also the language of dialogue in comedy and，interspersed with Doric choral elements，in tragedy.”又据《大英百科全书》“Coptic language”条：“Coptic is usually divided by scholars into six dialects，four of which were in Upper Egypt and two of which were in Lower Egypt；these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chiefly in their sound systems.”古代印度的方言也非常多。

[446]古代的雅言并不一定随着王朝的更替或京城的变迁而迅速发生大的变化，其作为读书音往往能够保持比较强的生命力。如《魏书·咸阳王禧传》：“高祖曰：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魏书·乐志》：“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通志》（《四库全书》本）卷八十四称：“先是，帝尝与仆射李冲论语音事。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之言即为正音。’帝曰：‘若如卿言，将见伊洛之间复成被发之俗，卿此论实负社稷，罪合万死。’冲免冠谢，良久乃已。”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1页在引述此事后加按语：“孝文死时只三十三岁，竺守郑学，过于经生。”可知本为鲜卑族的北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没有想推广本民族固有的语言和文化，而是努力学习标准的汉语雅言，甚至比江南的六朝更加尊崇汉民族的古代文化，也就是“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所以后来《隋书·儒林传·序》称：“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可知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原在经学上采取的是汉代学者的注释；而以正统王朝自居的江东六朝采用的经书注解是魏晋学者的观点，要晚于服虔、郑玄等人。另可参看黄侃述《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40～141页“注音字母之弊”条，此不录。

[447]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48]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449]另亦见《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252页，郭沫若有大致相同的论述。李学勤《古乐与文化史》（《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也提到：“从北宋到现在，已经发现了许多有韵的青铜器铭文，秦、齐、晋、楚、徐、越等国都有，其用韵仍然是一致的，而且和《诗经》相符合。这样统一的韵部分划，无疑是古代文化统一性的具体变现。”

[450]（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

[451]（明）陈第：《读诗拙言》，商务印书馆，1937年。

[452]（清）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年。

[453]（清）许翰：《攀古小庐全集》，齐鲁书社，1985年。

[454]另外，邓廷桢《双砚斋笔记》（中华书局，1987年）卷一“古人用韵不必诗歌”条也是讨论上古的散文用韵的情况，举例甚多。同书同卷还有“周官多韵语”条、“仪礼多韵语”条，同书卷三有“诸子多有韵文”条。今人龙宇纯《先秦散文中的韵文》（《丝竹轩小学论集》，中华书局，2009年；原文发表于《崇基学报》1963年第3卷第1期）对先秦散文中的韵文现象分别作了详尽的归纳和总计，对江有诰的《先秦韵读》予以详细的补正。龙先生此文用功甚大，讨论很细密，颇有分量。

[455]光华按，朱翱反切所表明的这种现象只能解释为朱翱所根据的吴方言是匣母失落了浊擦音声母，从而与喻三喻四合流。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同意王力把喻三从匣母中分离出来，甚至进而又主张匣母、喻三、喻四应三分，各自独立。

[456]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1页在讨论上古音的阳部的时候说：“这部二等也只有一韵（庚），跟鱼部同，不像元部谈部二等有两个韵。这里也有两类字跟我们所拟定gwj-、gwji-的演变规则不合（狂、永），是否由于方言的混杂现象就不可知了。”

[457]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巴蜀书社，1998年。

[458]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459]丁启阵：《秦汉方言》，东方出版社，1991年。

[460]清代学者对于汉语的方言问题注意和讨论得比较多，可参看罗常培《汉语方音研究小史》以及《杨雄<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现代学者在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也偶尔涉及古方言的问题。如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2000年）卷之肆的“古音随地不同”条也是讨论古文献中记录的方音问题。再如陈新雄《古音研究》（五南图书公司，1999年）第二章的“方言问题”一节。

[461]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

[462]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就利用汉代以前的齐方言来论证古有复辅音。

[463]或者是指不同来源的异族语，因为我国古代“方言”一词的含义颇广，包含少数民族的语言和其他外语，如西域诸国的中亚语、梵语之类，在古人的意识中都可以叫作方言。参看鲁国尧《“方言”与<方言>》一文（《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464]（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撰：《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465]我们在古书中还能找到类似的例证，如《礼记·檀弓上》：“其慎也，盖殡也。”注：“慎当为引。礼家读‘然’，声之误也。”《经典释文》：“慎，依注作引。羊刃反。”“慎”的上古音是禅母真部，“引”的上古音是余母真部，“然”的上古音是日母元部。郑玄称“声之误”是说“然”的上古音可以与“慎、引”相通。这个证据表明在东汉以前，日母与禅母、余母音近可通，而与复辅音无关。

[466]另可参看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154页）。又，张永言先生《语文学论集（增补本）》中有《水经注中语音史料点滴》（1983年）和《郦道元语言论拾零》（1964年）二文专论《水经注》中的语音史料问题，而台湾学者陈新雄也有《郦道元水经注里所见的语音现象》（后收入陈新雄《锲不舍斋论学集》，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二氏所论各有特色，互可发明。

[467]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

[468]据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第5卷）》（语文出版社，1996年）第4716页“古泥来母的分混”方言地图，可知在汉语方言中泥母与来母相混，可自由变读，读为l的地区有连云港、南京、安庆、常德、毕节、遵义、贵阳、桂林；读为n的地区有信阳、襄樊、武汉、宜昌、天门、兰州、达县、南充、成都、重庆、西昌、大理等。（光华按，我的方言是重庆话，按照我的方言读音是把n声母读为l声母，而不是相反。这在四川方言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469]光华按，在现代吴方言的音变中，山摄（和咸摄）的寒山删先仙元各韵往往失去-n尾，而读为阴声韵。如苏州方言中的-n只出现在高元音i、u、y和央元音ə的后面，-ŋ只出现在低元音a与后元音o的后面。苏州方言中的山摄与咸摄都读阴声韵（参看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61、73页；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98页；陈立中《湘语与吴语音韵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5～97页；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广韵》指出的江淮间的这种音变现象属于现代吴方言中的音变现象，然而不是中古时代的吴方言（六朝时代的金陵方言应该属于当时的吴方言。参看鲍明炜《六朝金陵吴语辨》，收入《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而是中古时代的楚方言。这表明中古时期江淮之间流行的楚方言是现代吴语的前身，东晋时代的吴语不是现代吴语的前身。《史记索隐》提到陈楚俗“桓”声近“和”，古书明确称其属于楚方言的音变现象。当时的陈楚诸国只可能流行楚方言，而不是当时的吴方言。如果这个推断可以成立，那么在现代吴方言中的山摄失去-n尾而读为阴声韵的现象就可以追溯到六朝以前的楚方言，而不是东晋时代的吴方言[最近注意到林语堂有相关专门论文《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收入《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林语堂也认为在汉代及以前的陈宋淮楚地区存在歌寒对转，此断非当时吴方言的音变现象]。而且古书中还记载了似乎是相反方向的音变现象。考《尚书·禹贡》：“蔡、蒙旅平，和夷厎绩。”《经典释文》（《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150页称：“郑云‘和读曰洹’。”《水经注》卷三十六《桓水》注引郑玄之说“洹”作“桓”。这种现象似乎可以解释为歌部的“和”在舌根擦音后面发生了鼻化现象[这种鼻化音变在民族语言中有类似现象，《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49页提及在彝语西部方言语音系统中，“h与任何元音相拼时，都使元音鼻化，如ha33 ‘破’的实际读音为hã。”同书第251页提到在彝语西部方言语音系统中，“喉擦音h往往带有鼻化”。同书第263页提到在傈僳语中，“鼻化元音除自成音节外，只与h相拼”。同书第270页提到在纳西语东部方言语音系统中，“韵母v、və与舌根音x相拼时，有鼻化现象”。可见喉擦音声母与鼻化元音关系密切。类似的鼻化音变现象如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三“地名语讹”条称：“镇戎军有笄头山，隗嚣使王元猛塞鸡头道即此也。后讹为訮屯山。”则是“头”鼻音化为“屯”]。

但是也有另一种解释的可能，就是这里的“洹”不是阳声的桓韵，而是读阴声韵。在白语中有类例，如白语没有鼻音韵尾，汉语中带鼻音韵尾的词借入白语后，都失去鼻音尾［参看孙宏开等主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17页］。

[470]关于阴阳对转音理上的解释，徐通锵先生《“阴阳对转”新论》（收入徐通锵《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商务印书馆，2004年）一文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作了自己的研究，认为阴阳对转的机制是由古代方言间的叠置式音变（即文白异读）造成的。自成一家之言，可以参看，但不是定论。

[471]另可参看朱正义：《关中方言古词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0～61页。

[472]（前秦）王嘉：《拾遗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55页。

[473]熊燕：《客赣方言语音系统的历史层次》，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474]陈水润：《水东方言的语音特点》，《广东石油化工专科学校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

[475]林伦伦：《粤西闽语的音韵特征》，《语文研究》1998年第2期。

[476]这是受合口介音的影响由ŋ唇化音变为m。

[477]明母字在闽方言中读为b声母是很常见的现象。例如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年）第3页“论闽方言的一致性”之“闽方言十八点声母对照表”提到微母的“味”古为明母，在泉州、永春、漳州、龙岩、大田这五个方言点都读b声母。在厦门方言中b声母已经清化为p声母。我曾经考虑过闽方言中是否存在过ŋu→ɦu→bu的音变过程，也就是后鼻音声母先气化为匣母，再由匣母合口发生唇齿化音变，成为b。我久经思考后发现不能这样解释音理。因为闽方言中的舌根鼻音按规律只能音变为g，不能音变为ɦ，“论闽方言的一致性”一节所考察的闽方言十八点无一例外。因此，我们只能从音理上解释为合口介音使得声母ŋ→m音变，进而m→b音变。又据同书第11页，匣母字“旱”在莆田方言中读mua，在大田方言中读muã，而在沙县方言中读ŋu～ɪ，于是我推断其音变过程是闽方言中的匣母合口ɦu→ŋu→mu→bu音变（“旱”虽是开口字，但在某些闽方言中一定是合口，如果不是合口，则不能有这样的音变过程）。

[478]雷州方言的疑母合口字的这些音变例子甚至有助于解释古文字中一些特殊的通假字现象。例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容成氏》第五简：“又吴迵。”古文字学家（如李零）一般将其读为“有无通”。这就把疑母合口的“吴”通假成了明母的“无”。这与任何复声母都无关，可以解释为合口介音将后鼻音声母同化为唇鼻音声母，正如同雷州方言的情形一样。在古文献中也有例证可寻。考《左传·哀公十一年》：“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其“公叔务人”在《礼记·檀弓下》作“公叔禺人”。明母的“务”和疑母的“禺”是通假字[王念孙《六书音均表书后》就认为二者是通假字，见罗振玉编《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其音变原理也是“禺”合口介音（其中古音是虞韵）将后鼻音声母同化为唇鼻音声母。

[479]詹伯慧：《广东粤方言概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480]我们认为这样的音变是在汉语方言中发生的，虽然可能受到了壮侗语底层的影响，但音变方向与壮侗语中的内爆音有所不同。据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3页的论述：“、起变化往往是成对的，一个变，另一个也变，而且变化的趋向大都一致，如壮、傣等语言，、要么分别变成鼻音m、n，要么分别变成通音v、l。”似乎没有变成零声母的。另参看王福堂《壮侗语吸气音声母、对汉语方言的影响》[《语言学论丛（第3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这是在壮侗语内部的音变趋势，在汉语方言中也许有所不同。其详细情况尚待深入研究。在汉语方言中还有端母读为而不进一步音变为其他声母的现象。如唐伶《永州南部土话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9～130页论述永州南部土话中有的方言点将端母读为。另外，我注意到不仅是端母字，而且定母仄声字也读零声母，这显然是其清化后与端母字合流的结果。定母平声字与透母合流。这种现象显示出端母字与定母仄声字读零声母一定发生在全浊声母清化以后，最早也在唐代[初唐已有浊音声母清化的现象。中唐时代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以“住、部、妒、污、数、度、故、妇”为韵，则是上声和去声通押，其中凡是上声字都是浊声母，如“妇”是浊上字，是奉母。这表明白居易时代已经发生了浊上变去的音变，也意味着那时的全浊声母在实际的北方语音中已经发生了清化音变。关于浊上变去，学术界多举韩愈《讳辨》中的“杜”（上声）和“度”（去声）谐音为例。我们这里补充白居易的例子，类例尚多]，与上古音变无关。我国自唐朝以后，汉民族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同化力大为增强，超过了前代。我认为端母字与定母仄声字读零声母的现象与其看成是汉语受到了壮侗语的影响，不如看成是壮侗语民族汉化时受了本民族壮侗语底层的影响，将汉语的端母字与定母仄声字读成内爆音，进而音变为零声母。也就是说，那些将汉语的端母字与定母仄声字读作零声母的雅瑶、台山、赤坎三地的原住民很可能最早不是汉语民族人，而是壮侗语民族人。

[481]李星辉：《湖南永州岚角山土话音系》，《湘南土话论丛》，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82]在广东各方言中表示“他”的人称代词往往写作“佢”，相当于古代汉语表示第三人称代词的“渠”。

[483]曹志耘等编绘：《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

[484]张晓勤：《宁远平话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485]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语言学论丛（第14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

[486]曹志耘：《严州方言语音特点》，《语言研究》1997年第1期。

[487]有的音韵学者所主张的上古音中的喻四本来就是l-。

[488]在建德、寿昌方言中，影母读舌根鼻音声母的现象甚普遍，如“矮、安、弯、碗”。这种音变现象极为普遍，参看本书第三章第十三节的有关注释。在淳安方言中，“乌、永、匀”读v声母。这一定是云母的“永”和以母的“匀”先变成了零声母，由于还是合口，于是发生唇齿化音变w/u→v。因此，合口的喻母字“永、匀”才与影母字“乌”一起读为v声母。这样的音变过程说明严州方言的喻母字不可能保留有上古音。

[489]本书认为以母在上古音中就有零声母的音变情况。

[490]在甲骨文，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余”表示单数，不表示复数，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96页和孟世凯《甲骨学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491]东汉蔡文姬的《悲愤诗》：“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光华按，从此可知东汉时代就有当面称母亲为“阿母”的现象，而厦门方言就是当面称母亲为“阿母”，也有称“阿妈”的。可知这样的称谓继承了一个古老的传统。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家中有阿谁?”《三国志·庞统传》：“阿谁为失?”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二章“名词”认为作为接头词的“阿”是来自上古汉语的“伊”。当属可信。

[492]曹志耘：《严州方言语音特点》，《语言研究》1997年第1期。

[493]我怀疑这个粤方言字是“等”字的方言音变。

[494]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年。

[495]王福堂：《汉语方音字汇》，语文出版社，2003年。

[496]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语文出版社，2001年。

[497]还可参看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年）第146～147页。

[498]参看项梦冰、曹晖编《汉语方言地理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94～95页。

[499]曹志耘：《严州方言语音特点》，《语言研究》1997年1期。

[500]光华按，以时代层次论之，在声母方面，寿昌方音的时代性最早，其次建德，最晚近的是遂安和淳安。但在韵母方面未必是这样的时代顺序。

[501]我要说明的是其中的“训、血”都是晓母合口字，而hu向f音变广泛存在于汉语方言中。严州方言的这种现象显示出“船、顺”曾经与晓母的“训、血”合流过。这个方言事实可以进一步证成我的解释。

[502]我的解释与项梦冰等学者的看法不同。

[503]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年。

[504]参看《汉语方言词汇》（语文出版社，2005年）第369页。同书同页提到“爬”在建瓯方言中读两个音节“pa、la”。原注称：la是“爬”（pa）的衍音。光华按，la（拉）用在词尾作衍音的情况在全国方言中很常见，与音变无关。

[505]根据王福堂等《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和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订本）》，“爬”似乎从来没有读来母的，我们这里提到的部分湖南方言的读音是例外，不能用音变去解释。

[506]参看陈章太、李行建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第2卷）》（语文出版社，1996年）“合肥音系”节。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第1820页把合肥方音中的“挨、爱、艾、碍、哀”都归入零声母；而王福堂等《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把这些字都归入ʐ声母。其中是非尚待进一步的方言调查，现在不予讨论。多卷本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正好没有“合肥方言卷”。

[507]参看项梦冰、曹晖编《汉语方言地理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73～174页。项梦冰称这是“相当晚近的音变现象，而且并不限于惠州”。这是正确的。在广东各地的粤方言中有不少云母和以母读z-的现象，这都是中古以后的音变，与上古音中的以母与邪母相通无关。

[508]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03～105页。

[509]黄侃先生还有一篇《论音之变迁属于时者》（《黄侃论学杂著·声韵略说》），也可参考，今作为旁证引述全文如下：

段君有音韵随时代迁移说。略云：“唐、虞而下，隋、唐而上，其中变更甚多；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今案：段君言音韵当论其世，是也，而所分时代，只得大齐。实说者，音韵迁流，百年前后，即生区畛；以今验古，足信其然。惟音用圆神，蜕代之迹，不甚明了；必合数百年观之，差别始大显耳。

《说文序》曰：“六国之时，言语异声。”据此片文，足征自古语言，随时迁异。是故有輶轩之使，采录远古之言。子云《方言》之作，如其《答刘子骏书》所云：其根柢纯本于严君平、林闾翁孺所得輶轩之使旧奏；然后把弱翰，赍油素，以问诸方人，加以论思而燕其疑。（光华按，黄先生在此并非忠实引述杨雄的原文，而是隐括其意而加以引述，所以我们不加引号）。计汉时，去古未远，而方音迁变，固已多矣；故其书自叙其例，有云：“敦、丰、庞、、怃、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句。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黄侃自注：句。旧书七字连读，言旧书雅记中所载故时之俗语也）；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又云：“假、、怀、摧、詹、戾、艐、至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如上二文，可知古今转移，为变甚大，以《说文》形声偏旁论之，“存”，从子，才声，此与“在”，一音一义也，而《诗》之“存”字，已入痕韵；“元”，从一，兀声，此与“原”异音异义也，而经传多用为同字。是音之变可明者，一也。《诗》之“龙”字，皆在东韵，而《楚辞》以韵“游”（黄侃自注：以音理言之，犹“农”有“”音）。是战国时，楚音有此，今我荆湖南北皆无此音。是音之变可明者，二也。《方言》所载楚语，今多不存，而今之楚语，多为《方言》所称他国之语。是音之变可明者，三也。古虽有一字数读，然不异纽，则异韵；未有不易纽韵，而徒以音之轻重表意者。汉人则厚薄、主簿有分（黄侃自注：簿即薄字之变）。荼毒、荼迟有分，无为、相为有分，相与、干与有分，奇伟、奇偶有分，旅祭、旅陈有分，即四声成立之渐。是音之变可明者，四也。古有平、入而已，其后而有上、去。然法言以前，无去不可入。《切韵》之后，去、入始有严介。宋人词律，于去声尤谨。是音之变可明者，五也。榷举数条，而音从时变之义已憭。若夫诸夏杂夷狄之言，南国受雅言之绪，详其征佐，且俟余篇。

以上是黄侃先生的原文。光华按，黄先生的这些论述非常重要，其中有些观点较少被学术界注意。今稍作点评：如黄先生曰：《诗》之“龙”字，皆在东韵，而《楚辞》以韵“游”（黄侃自注：以音理言之，犹“农”有“”音）。今按，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第238页）指出，在北宋初期法天翻译的梵文咒语中，“例如‘龙’字，法天读如Lu，没有鼻音的收声。……我们研究回鹘文译的汉音，‘龙’字也读如Lu，不读如Lung。所以我想法天的方音里，‘龙’字一定读如Lu，不读如Lung。‘曩’字，法天读作Na，不像今音读如Nang。”胡适先生加有一个按语：“‘龙’变为Lu，‘曩’变为Na，与‘侬’变为‘奴’，‘阿侬’变为‘阿奴’，正同一例。此必是宋时确有这个变迁。”钢和泰与胡适的论述大可与黄侃先生此文相参证。而且根据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第248页，汉语的“龙”在突厥文中的音译是lúu，与钢和泰之说相合。冯·加班《古代突厥语语法》（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9页论述：“回鹘文中表示同一汉字的“龙”有loŋ、luo等变体。”聂鸿音《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民族语文》1988年第6期）注意到11世纪左右成书的回鹘文译本的《玄奘传》，里面的汉语借词的宕摄和梗摄字在借入回鹘文中都变读为阴声韵，失去了后鼻音韵尾。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根据汉藏对音也早就指出了在唐五代的西北方音中的宕摄和梗摄有类似的失落鼻音尾的音变现象，此不录（又可参看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的有关章节）。据高田时雄《回鹘字注音的吐鲁番汉文写本残片》（《敦煌·民族·语言》，中华书局，2005年）的考察，用回鹘语拼写的吐鲁番文书中的“当、上、方、广”都是o韵，失落了鼻音尾。另外，在彝语中“龙”也是读为lu33。彝族人是以龙为图腾的，可参看马学良《白狼歌中的“偻让”考》（《马学良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一文。根据戴庆厦、孙宏开等编著《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92页“龙”字条，可知“龙”在彝语中有数种读法：lu21、lo21、lo33等[但没有记录马学良先生所说的lu33这样的读音。而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02页“龙”字条称彝语的喜德方言读lu33 ，与马学良先生之说相合。《汉彝词典》第490页称“龙”有lu音，而没有标音调]，在傈僳语中读lu31 ，在纳西语中读lv31 ，在白语中读lu21、nv21 ，在怒语中读lu31、liu35。这些汉藏诸语言中的“龙”的读音一般都被认为是从汉语中来的借词，都是阴声韵，完全能够证明黄侃、钢和泰的观点是对的。《章太炎国学讲义》（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81页早已指出：“‘等’字一多肯切，一多改切；‘莽’字，一模朗切，一莫补切。‘等’本与‘待’相通借，多改切之‘等’，即出于‘待’。莫补切之‘莽’，古书中不乏其例。《离骚》莽与序、暮为韵。又莽何罗，即马何罗。”

又，黄侃曰：汉人则厚薄、主簿有分（黄侃自注：簿即薄字之变）。荼毒、荼迟有分，无为、相为有分，相与、干与有分，奇伟、奇偶有分，旅祭、旅陈有分，即四声成立之渐。今按，这正是后来学者们论述的“四声别义”的问题。黄侃认为“四声别义”兴起于汉代，非先秦所有，后来周祖谟先生的《四声别义创始之时代》（《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一文称：“以余考之，一字两读，决非起于葛洪、徐邈，推其本源，盖远自后汉始。魏晋诸儒，第衍其绪余，推而广之，非创始也。”周祖谟先生此文考察了郑玄《三礼注》，高诱《吕览》《淮南子注》，服虔和应劭各自的《汉书音义》，发现“其中一字两音者至多”。实则，黄侃先生远在周祖谟先生之前早已有此观察，周祖谟先生之文没有提到黄侃之文。吴秋辉《侘傺轩文存》（齐鲁书社，1997年）第213页“口”字条：“读以善善、恶恶、道道、转转、磨磨、上上、下下等，凡一字而兼有动静两义者，率皆以声为别。”李如龙《论音义相生》（《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也讨论了类似的问题。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第60页稍稍提到：“象形字具有一切词性。词性变更了，往往用‘声调’来区别它，如长短的长（A）为平声，长高的长（V）为上声。在英语中，动词用作名词，或名词用作动词，它们的区别法有二：一是以带音不带音为区别，二是以Accent的前后为区别，……和汉语以四声区别很相似。”孙玉文的《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专门讨论古汉语中用四声别义来构词的现象。用声母的清浊交替来别义似乎在民族语言中还有例证。如在阿昌语中就有用浊声母表示自动，用相应的清声母表示使动。这与古汉语的清浊别义简直一模一样。如读为浊声母的“见”（后写作“现”）与清声母的“见”正是浊声母为自动，清声母为他动，而“他动”正可以理解为“自动”的“使动”化。在古汉语中类例甚多，参看《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的《内部拟构汉语三例》。同时古书中还有用四声来区别自动和他动的。如《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居顷之，而魏请为从。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平原君（《索隐》过音戈）。平原君曰：‘原卿之论从也。’虞卿入见王。王曰：‘魏请为从。’对曰：‘魏过。’（《集解》光卧反）”《索隐》和《集解》的注音表明“过”读平声是他动词，读去声是自动词。这个现象也值得深入研究。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不同的意见。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宿”字注称：“息逐切，三部。按，去声息救切。此南北音不同，非有异义也。‘星宿’‘宿留’非不可读入声。”

[510]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重大科学价值之一就是利用了大量的方言材料来作为构拟古音的参考。董同龢《汉语音韵学》也很重视古音在现代方言中的读音情况。然而后来享有盛名的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却几乎没有利用任何方言材料。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缺陷。根据《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李方桂先生在此书中一再声称对汉语方言没有研究。这也许是事实。

[511]现代方言中的某些材料表面上似乎与复声母相似，实则毫不相关。如在山西平定方言中似乎有复声母、、但这些复声母根本不是上古音的遗留，而是现代方言中的儿化音变，只出现在多音节词中，是儿韵尾导致了声母的复辅音化。山东济宁的金乡方言的儿化音变也是使“儿”（或r）插入声母和韵母之间而成为一种中缀，形成一种特殊的复声母，然而这也与古音无关。学术界对这类音变现象已有定论，可参看徐通锵《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l词”》（《中国语文》1981年第3期）、马凤如《山东金乡话儿化对声母的影响》（《中国语文》1984年第4期）、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8～211页。

[512]请读者诸君注意：我没有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汉藏对音，如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讲的汉藏对音，李方桂则通过研究《唐蕃会盟碑》来讨论其中的汉藏对音。这样的对音并不是以汉藏语系为前提，且与上古音无关。我只是批评立足于汉藏同源词的汉藏对音，并且批评将汉语上古音要符合汉藏同源词对音的观点。

[513]另参看刘丹青《先秦汉语语序特点的类型学观照》（《语言研究》2004年第3期）。杨树达先生早在1930年的《国文中之倒装宾语》[后收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就列举了上古汉语中倒装宾语的十七种情况，举证甚充分，但决不言与其他语言的关系，只就古汉语自身而论，这是慎重的态度。

[514]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称：“在甲骨卜辞中，宾语一般都放在谓语动词之后，这样的例子在前面已列举了很多。但有些时候，宾语可以放在谓语动词之前。卜辞中的宾语前置，主要有下述三种情况。一是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二是由“惠”和“唯”提示的宾语前置；三是一些名词性宾语前置。”颇有举证和阐述。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十三章“词序的发展”曰：“主—动—宾的词序，是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词序。但是，在上古汉语里，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宾语可以放在动词的前面。这种结构是有条件的。总的条件是：这个前置的宾语必须是个代词。”王先生的这段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与甲骨文相合。但同页还说：“在原始时代的汉语里，可能的情况是这样：代词作为宾语的时候，正常的位置本来就在动词的前面（像法语一样）。到了先秦时代，由于语言的发展，这种结构分为三种情况。”沈培《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27页根据甲骨文资料对王力先生此说提出了批评：“尽管这种看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在甲骨卜辞中还没有看到肯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的例子。有不少学者举‘兹用’、‘兹御’作为代词宾语前置的例子。我们认为这恐怕是有问题的。‘兹用’有否定形式，作‘兹不用’或‘兹毋用’，按照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的规律，如果把‘兹’看作宾语，应当作‘不兹用’或‘毋兹用’才对。因此，我们认为‘兹不用’、‘兹毋用’等应当是受事主语句，不是宾语前置句；‘兹御’虽未见有‘兹不御’、‘兹毋御’的说法，但也同样应看作受事主语句。”沈培先生的考察是可信的。陈梦家先生早在《殷墟卜辞综述》第三章“文法·动词”一节中就已经说过：“我们以为不是一切附有否定词者皆可以先置宾语，而此等句中宾语之先置尚有其他条件。易言之，在两种条件下才可以先置宾语：一是只有在有否定词‘不’之句中，二是只有在有人称代词‘我’的句中。”后来沈培先生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对陈梦家的论述作了一些补充和修订，他说：“从上引卜辞可以看出，卜辞中代词宾语前置的否定句，并不限于‘不我’句。否定词也可以是‘勿’，代词宾语也可以是‘余、尔’（原注：我们在本章第二节‘由“惠”和“唯”提示的宾语前置句一节中还将看到“之”作宾语时也可以提前，但“之”前有焦点标志“惠”和“唯”，情况与一般的否定句中宾语前置不一样）。”沈培先生此书还综述了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周光午《先秦否定句代词宾语位置问题》、唐钰明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看法。沈培先生此书还讨论了“甲骨卜辞中到底有哪些代词宾语不前置的否定句”，辩证了一些学者误用甲骨文的例子。沈先生同样承认在甲骨文中，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后置的例子已经出现。沈先生对在甲骨文中宾语前置的问题作了相当详细的研讨，但这都是在充分肯定甲骨文通常是以主—动—宾为词序的前提下展开的。唐钰明先生《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对甲骨文的语序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后，明确表示：“我认为甲骨文并不存在无限制的自由式的前置宾语。有些学者拿汉藏语系某些语言与甲骨文类比，认为早期汉语存在类似‘我他打’、‘我书读’的语序，看来是缺乏根据的。”唐先生还说：“‘动+名’句的名词无疑是宾语，变换为‘名+动’后，名词是否还能理解为宾语呢?回答是否定的。”唐先生此文用了以古证古的变换分析法来考察甲骨文的语序问题，具有启发性。唐钰明先生的有些观点与我近似，而且先于我而发（唐钰明此文最早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甲骨文的语序现象足以批驳汉语和藏语同源的观点。

[515]何大安：《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大安出版社，1998年。

[516]大学者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中国科学出版社，2002年）早就认为：“殷王室尽管深于迷信，但当时的文化程度距离原始蒙昧时期已经很远了。单以甲骨文而论，已经是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后人所谓‘六书’，从文字结构中看出的六条构成文字的原则，即所谓指事、象形、象意、形声、假借、转注，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出不少的例证，文法也和后代的相同。故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了。”

[517]也有在肯定句中将代词宾语提于动词前的，如《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其中的“尔”是“瞻”的宾语（据郑玄笺可知“尔”就是第二人称代词），位于动词的前面。

[518]可参看史存直《汉语史纲要》（中华书局，2008年）第344～345页，收集例证甚多；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07～208页。

[519]冯胜利：《论上古汉语的重音转移与宾语后置》，《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520]冯胜利原文“笾”误作“边”。径正。

[521]如《史记·商君列传》：“不告奸者腰斩。”

[522]蒋冀骋《古谚“室于怒市于色”所反映的原始汉语状格助词》（《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0辑）》，巴蜀书社，2007年）一文认为《左传》的“室于怒市于色”是原始汉语的语序特点，其中的“于”是状格助词，也就是后置词，而不是所谓的倒装句。此文举了汉藏诸语言的材料为证。蒋冀骋此文在“第三届汉语史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成都四川大学，2007年10月）宣讲，当时的与会学者颇有不同看法。我也不赞成蒋冀骋的观点。蒋冀骋在大会上强调《左传》此文是“古谚”，所以能反映原始汉语。实际上，《左传》只称“谚”，而不是“古谚”，先秦典籍称引“谚”的有很多，相当普遍，不能认为是原始汉语的反映。此文牵强附会的地方有很多，我们不能逐一辩难。我的解释是：《左传》此处之所以要用“室于怒市于色”这样的倒装句，根本不是原始汉语的格助词后置的问题，而是上古时代的一种修辞法——“押双声”的运用。“室”的上古音声母是书母，“市”的上古音声母是禅母，二者旁纽为双声，只有清浊的不同，所以可以作为准双声押韵。“押双声”（在英语诗歌中叫“押头韵”）是上古时代很重要的一种修辞方法，有关的材料和论述参看本书第一章第九节“例二十二”。

[523]（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61～162页。

[524]后一句的训诂很难。

[525]（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61页注引俞曲园之说已经注意到“力字与食字为韵”。

[526]在现代汉语中，主谓结构作述语很正常。如“他母亲死了”、“他钱被偷了”、“我兴趣没了”、“小王皮包丢了”等，都可以分析为主谓结构作述语。

[527]在日语中，疑问词加[も]既表示“都”，也表示“也”；可以全称肯定，也可以全称否定。

[528]日语本来就是SOV的语言。其主语和宾语都位于动词的前面，需要用格助词来加以区分。

[529]《马氏文通》已经这样分析。后来的黎锦熙《比较文法》（中华书局，1986年）第三章第三节也坚持这样分析，举了很多例子。

[530]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各家释文对此皆无异说。

[532]唐钰明先生《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有一个观察：“‘宾是动’式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尚未见，它是西周春秋之交出现的。”如果这个观察可信，那么就绝对与原始汉语的语序无关。尚待深考。

[533]最近注意到沈培《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一书在分析甲骨文中的“惠/唯+NV”句式的时候也不把其中的NV看成宾语前置，而看成受事主语句。

[534]类例如《诗经·周颂·执竞》：“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

[535]唐钰明《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收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仍然认为这类句式中的“是”是宾语前置的标志，我不能苟同。

[536]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一文利用金文中“是”字的用例，称：“我们检查了一下西周、春秋金文里‘是’字作宾语用或者可能作宾语用的二十来个例句，发现‘是’字全部是前置的。”裘先生考察了一些例句之后称：“连一个例外也没有。”其中一个有关金文的最关键的例子有问题。那是《沈子簋》中的“懿父迺（乃）是子”。这里的“是”前面的字明显是“迺”，此不可疑。但细考铭文的原文拓片，如《三代吉金文存（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975页、《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5页、《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4页，其中被释读为“是”的字原文模糊不清，不可能精确隶定，虽然有的学者释读为“是”，但其根据确实非常薄弱，与金文中一般的“是”难以对应。我们认为那个字绝不是“是”字（释为“是”字的还有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等）。于省吾《双剑言多吉金文选》（中华书局，1998年）第173页就不认为那是“是”字，而是“”字；《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中的“沈子它簋盖”篇明确称：“倒数第二字残，缺释。”这样的处理是对的，那个字确实不可辨认。因此，裘锡圭先生所据的这个例子可以反驳我的关键性证据不能成立。其他的金文例子如“子孙是保”、“子子孙孙是尚”、“是以先行”、“是用寿老”（光华按，这个“老”应是“考”的错字），我认为这些例子都不能成为反驳我们的有力证据。例如，“子孙是保”这样的话是金文中的套语，“永保、永宝、永宝用”是金文中极为常见的公式化语言，我注意到“永保、永宝、永宝用”的后面一般没有名词作宾语，也就是说这些词在金文中一般用作不及物动词，因此，“子孙是保”中的“是”不可能是代词宾语前置。这里的“是”与金文中的“其”的一些用法相当。可比对西周中期的《师虎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西周晚期《扬簋》：“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类似的文句在金文中非常多，这样的“其”显然不可能是代词宾语前置，近于表示意愿的“将”。在上古文献如《尚书·君陈》中有：“懋昭周公之训，惟民其乂。”周秉钧先生将“惟民其乂”语译为“人民就会安定”（参看《十三经今注今译》上册，岳麓书社，1994年，第220页），这显然没有把“其”当作代词宾语前置。《君陈》中还有一句：“惟日孜孜。”其中的“日”显然不可能是“孜孜”的前置宾语，这个例句的结构非常明显。《尚书·泰誓》：“戎商必克。”这只能理解为主谓结构，不能说是“必克戎商”的倒置。金文中的“是以、是用”都是“乃以、乃用”的意思，不可能是当作宾语前置。裘锡圭先生还列举了一些先秦文献中的例子，我们在上文中已经作了解释，那些“是”都应该训作“乃”，而不是宾语前置。在古书中还有一个例子也得说明。考《尚书·无逸》：“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其中的“惟耽乐之从”似乎可与“惟命是从”相比对，其实二者毫不相干。首先，“惟耽乐之从”（这里的“从”训为“放纵”）的“之”从上下文看显然不是代词，就是后来的“的”，因为其与前面的“稼穑之艰难”、“小人之劳”相并列。在古文献中的“N之V”句式是为了将动词名词化，这与宾语前置无关。类例如“艰难”在古汉语中一般是形容词，而在“稼穑之艰难”中显然名词化了。

[53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

[538]何乐士编：《古代汉语虚词词典》，语文出版社，2006年。

[539]《虚词诂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引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称：“于，犹‘乃’也。”

[540]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41]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十三章也只是说：“在原始时代的汉语里，可能的情况是这样：代词作为宾语的时候，正常的位置本来就在动词的前面（像法语一样）。到了先秦时代，由于语言的发展，这种结构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旧式结构的残留，代词宾语无条件地放在动词的前面。”举有《尚书》和《诗经》的三条例子。王先生所论述的远古时代汉语的前置宾语也只限于代词，并非一概称为SOV式的语序。

[542]俞敏《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为了附会藏语的语序，他认为《诗经》中有定语后置于中心词的例子，如“桑柔”、“中林”、“周行”。他所举的例子没有一个能成立。如《诗经·桑柔》：“菀彼桑柔，其下侯旬；采采其刘，瘼此下民。”郑玄笺云：“桑之柔濡，其叶宛然茂盛。”可见郑玄是把“桑柔”解释为“桑之柔濡”，这绝不是定语后置于中心词。况且《诗经》中还有“桑中”的说法，而绝没有“中桑”一语。至于“周行”一语，根据古人的训诂，绝不能解释为“行周”，因此根本不存在定语后置的问题。俞敏先生还把“姜原”解释成“无非是高‘原’上的‘姜’罢了”。这种解释也毫无道理。考《诗经·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毛诗作“嫄”，韩诗作“原”，只能理解为女子之名。郑玄笺：“姜姓者，炎帝之后，有女名嫄。”郑玄注是很通达的，不可置疑，怎能随心所欲地解释为“高原”?《左传》中常有“齐姜”，是指齐国的姜姓女子；如果说成“姜齐”，那就是指“姜姓的齐国”。二者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姜原”看成定语后置，以为等同于“原姜”。这无论如何都讲不通。至于“中林”在意思上同于“林中”。考《诗经·桑柔》：“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谮，不胥以谷。”这分明是为了“林”和“谮”押韵（侵部）而倒置，不能看作定语后置。《周易·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这是上古文献用“林中”而不用“中林”的例子。俞敏先生所举的例子都是不能成立的。

[543]波斯语也是修饰语位于被修饰语的后面，波斯语是SOV式句型。马来语也是修饰语位于被修饰语的后面，定语在名词后面，状语在动词后面，这个语序没有改变过。

[544]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45]另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22页。

[546]参看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二章“名词”。

[547]因为语言的形态变化一定伴随着语法功能和意义的变化。

[548]我所根据的是台湾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版本，出版于2004年9月。

[549][印度]阿底峡尊者发掘，卢亚军翻译：《西藏的观世音》，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第129页。

[549a]这是从汉字的起源来说的。在甲骨文中已经存在大量的形声字。由于汉字很早就有声符存在，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汉字既是表意文字，也是表音文字。这也不无道理。参看《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中的英语论文A Note on An Early Logographic Theory of Chinese Writing。

[550]参看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第32～36页、高明《“图形文字”即汉字古体说》（《高明论著选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3～44页。其中裘锡圭《文学学概要》称：“商代后期的甲骨文有两百多年历史，可以按照字形的特点分早晚期。早期甲骨文一般比晚期更象形。在金文里，一部分主要用作族名的金文象形程度显著地高于用于记事的一般金文。后者大都见于商代后期的晚期铜器上，字形跟晚期甲骨文相似。族名金文不管是见于早期铜器的，还是见于晚期铜器的，都比早期甲骨文还要象形。在族名金文里，彼此的象形程度也有高低之别，不过这种差别似乎并不是完全为时代的早晚所决定的。……铸有族名金文的铜器，时代往往比早期甲骨文晚，甚至西周早期的铜器上都还时常能看到这种金文。但是它们的字形却比早期甲骨文更象形。这种现象应该是古人对待族名的保守态度所造成的。”可知象形程度越高的汉字就越是古老的字体。同书第45页称：“商代文字字形的方向相当不固定。一般的字写作向左或向右都可以。有的字形还可以倒写或侧写。字形方向不固定的现象，也是跟象形程度比较高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在周代文字里仍可看到，不过已经比较少见，到秦汉时代就基本绝迹了。”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第30页称：“象形字愈古愈近于图画，这是一个原则。”详细参看陈梦家此书第32～36页所录的族名金文，以及其与甲骨文的比较。

[551]不过，上古汉语确实存在四声的交替来别义、声母的清浊交替来别义的现象。但仅此而已，绝无词缀或元音交替等典型的形态变化。

[552]还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考《新唐书·吐蕃传上》：“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喜浮屠法，习呪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旧唐书》略同。这段记载很重要，显示出在佛教传入吐蕃而且相当流行之后，吐蕃还没有自己的文字。

[553]相当于我国的《诗经》。

[554]参看哈杜墨德·布斯曼《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9页“形态化”条。

[555]何大安《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大安出版社，1998年）第十二章“语言接触的社会背景”有一段论述可作参考：“太平洋玻里尼亚地区的语言，是南岛语系的语言。根据推测，先在玻里尼亚居民来到以前，这个地区没有其他的民族居住，而他们到达这个地区至少有3000多年了。这些居民散居在这个洋区的许多岛屿上。因为海洋的隔离，他们不但与其他语言的居民无法往来，各岛屿之间也少有接触。因此逐渐分化成许多小方言，几乎一个岛就有一种方言。这些方言，可以说都是语言分化造成的，并且分化的年代相当久远。但是从比较研究的观点来看，这些方言的差距却非常的小。它们当然也会彼此接触，但是相对来说，这些接触活动，并不十分剧烈。因此玻里尼亚语，可以作为观察语言分化的代表性例子。从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仅仅是分化，即使经过了3000年，变化还是有限。使语言活动显得更活泼、更富变化的，主要是语言接触。”这段论述很有参考价值。

[556]唐作藩教授还有专题论文《上古汉语有五声说：从<诗经>用韵看上古的声调》[《语言学论丛（第3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

[557]崔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558]韩康信的详细研究论文是《哈密焉布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之研究》（《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559]韩康信、张君：《藏族体质人类的特征及其种族源》，《文博》1991年第6期，第13页。

[560]例如俞敏《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一文主要的逻辑是：炎帝和黄帝都是少典之子，是同源的。炎帝姜姓，与西部的羌族同源，藏族是古羌族的后代，而汉族是黄帝的后代。因此，汉族与藏族同源，从而汉语和藏语也同源。这样的推论简直粗糙极了，把复杂的民族史过分简单化了。例如，《国语》只是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所以炎帝姓姜。绝不能因为“姜、羌”是同源字就得出结论说古代的羌族都是炎帝的后代。“羌”字从人从羊，其字的本义就是“牧羊人”。在上古华夏人眼中，西部地区凡是以牧羊为重要生活方式的民族都可以称作“羌族”，其种族十分复杂，与“姜水”这条河没有必然关系。汉民族先民是把古羌族与牧羊相联系，而不是把羌族与姜水相联系。不能因为炎帝姓姜就说炎帝是藏民族的祖先。俞敏先生的推论不能成立。这就犹如西汉以前我国史书（如《史记》、《汉书》）上的西方国家“大秦”[参看《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上》第405～406页“大秦”条]与秦始皇建立的“大秦”帝国毫无关系一样。俞敏先生此文在好些地方的推论都缺乏学术的严密性，论证很不充分，把一些关键性的细节轻轻带过。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70页完全采用俞敏的说法是不应该的，把复杂的学术问题过分简单化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奇怪的是我国文史学界居然很少人对此提出抗议。类似的例子如同中亚地区的“大夏”国和我国上古大禹建立的“夏”王朝毫无关系，我国春秋时代还有“大夏”。考《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注：“大夏，今晋阳县。”《史记·秦始皇本纪》：“东有东海，北过大夏。”《正义》称：“杜预云‘大夏，太原晋阳县’。按：在今并州，‘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即此也。”《秦始皇本纪》又曰：“禹凿龙门，通大夏。”《正义》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是。昔高辛氏子实沈居之，西近河。”《史记·封禅书》：“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齐桓公征伐过的大夏一定是在流沙之东。另可参看《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上》第418～419页“大夏”条。可知同一个地名在上古时代可以指完全不同的地方，这在上古时代甚至现在都是很常见的现象，有的著名学者如余太山的《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就因为没有充分注意同一个“大夏”有不同的所指，把中亚的“大夏”和我国境内的“大夏”相混同，这是不应有的错误。所以其考证有不可信的地方。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这里的大夏是禹的乐舞，与中亚的大夏国简直毫不相干。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11页提到：“大夏之名，黄帝时已传至中国。”可知中亚的大夏国与我国的夏王朝绝对无关。郑德坤《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氐”的问题：答徐中舒先生》（《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年）参考西方学者的观点，指出中亚古国“大夏”一名是古代安息帝国对此族的称呼Dahae。如果此说可信（从对音上看大致没有问题，只是“夏”的古音是舌根浊擦音的匣母，其对应的h是清声母。但远古时代的外国语也不是现代学者可以十分精确地搞清楚的，或许上古时代波斯语中的这个h要读浊音，也未可知。因为开头的声母d是浊音，其后面的[h]也许受到同化而发生浊化音变，这在音理上毫无困难），那么中亚古国“大夏”一名是来自上古时代的波斯语译音（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没有提到这样的观点，应该是没有注意到，而不是批判性地放弃此说）。

再如郑德坤《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氐”的问题：答徐中舒先生》一文所附的《冯家升先生来书》有一段论述很有参考价值：“所驳徐君以匈奴、大夏、月‘氐’、越等国为虞夏之后之说，至确。夫以两民族之名称偶尔相同，两地出土之器物偶尔相似，遽断此民族为彼民族之后裔，诚为含沙射影之谈。古罗马帝国，中史每作大秦，正与赢秦名同，罗马附近及亚历山大且曾发掘类似中国之器物，如有谓大秦为赢秦之后者，想徐君亦当掩口葫芦也。至以匈奴为夏禹后，大抵本《史记·匈奴传》‘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一语。按此不过附会之谈，正如足下所谓‘乃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儒家思想演化而来’者。史册所载，何可胜数。居今日而尚以此为据，诚为徐君怪！”如果看到《史记·匈奴列传》有明确的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就据此得出结论说华夏民族和匈奴族同源（著名学者郭沫若、徐中舒都作过类似的推论），因此汉语和匈奴语同源，而匈奴语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语的原始语，于是就推论汉语和土耳其语同源。这样的说法还有科学性吗?那些搞汉藏对音的学者所玩的把戏与此仅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冯家升此文还举了几个例子，很有趣。转录两个：一、《北史·魏本纪》有明文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莫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时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仕尧时，逐女魃于弱水，北人赖其勋，舜命为田祖。”如果根据这段记载来推论，那么鲜卑族拓跋氏也是汉民族的一支，本来是东北亚的鲜卑语也与汉语同源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二、《北周书·文帝纪上》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根据这段记载，宇文部族也是炎黄子孙了，与汉民族同源异流［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8页论到：“按，《晋书》以宇文莫槐为鲜卑，惟《魏书》、《北史》则谓是匈奴南单于之远裔，而鲜卑奉以为主。又谓‘其语与鲜卑语颇异’。则宇文氏或是匈奴而杂有鲜卑之血统也。”］。而且史书还记载说契丹族的辽也是炎帝之后，那么契丹语也和汉语同源吗?冯家升先生此文至今还有参考价值（例如冯先生有一个观点值得注意，他似乎认为黄帝的传说是从秦国人那里传播出来的，本来是上帝，传到中原后就不再是上帝，而成了少典的儿子。冯先生至少注意到了黄帝传说起源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问题，这是敏锐的。其主张自然不是定论，尚待深考），可惜不大被人重视了，这是学术界不应有的疏忽。汉藏语学者昧于考据，妄谈构拟；逞心臆说，自诩主流；迹近妖妄，焉可凭据。

[561]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

[562]20世纪40年代以前就有郑德坤《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氐”的问题：答徐中舒先生》（《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年）一文中的“上古帝系略说”一节支持顾颉刚的观点，并有所阐发，其中包含了对《国语》中有关黄帝族系的批判。文繁不录。

[563]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564]我们可以征引古文献作参考：《说文》“姓”字注曰：“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广韵》“姓”字注也引《说文》此言。《太平御览》卷三六二引《说文》基本相同，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从女生。生亦声也。”《礼记·丧服小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玄注：“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

[565]光华按，即《子羔》篇。

[566]我自己甚至认为这样的大一统观念似乎应该发生在战国的齐湣王和秦昭王分别称东帝和西帝以后，也就是在公元前288年之后。虽然仅仅两个月后，秦国和齐国就分别取消了帝号，但“天下大一统”的观念应该从此广泛流行。这时距离秦国统一天下仅仅67年，所以属于战国晚期。

[567]可参看《通典·吐蕃》《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唐会要·吐蕃》，然而其具体情况也非常复杂，不可作简单处理。当代民族史学者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63页称：“古羌人西迁而形成吐蕃之说，源于古汉文史籍。此说忽视了民族的发展和演变，将吐蕃的形成过程，包括与其他民族同化、融合的历史简化甚至曲解，自然不是科学的论断。”曾国庆《藏族历史文化》（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一讲“远古藏族历史”称：“考古资料充分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的西藏地方就有了人类居住，就有了藏民族的先人及藏族原始文化。也正是基于此，它否定了若干年来关于藏族族源‘北来说’和‘南来说’的观点。‘北来说’即‘藏族源于西羌’、‘藏羌相等’之说，始作俑者见于《旧唐书·吐蕃传》……”但曾国庆同时也承认原始的藏民族后来也不断融合了古羌人。我认为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不足以推翻古书中的记载。因为我国古书往往将西方民族统称为“羌”，其内部的种族情况很复杂，并非一个单一的民族，对汉民族来说，其共同特征是以牧羊为重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古人在要加以区别的时候是在“羌”的前面加一个限制性的定语，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八章“方国地理”、何光岳《氐羌源流史》下编“羌族系统”第203～228页，此二书各有较为详细的讨论，本书不录。可知我国中原王朝的古人对羌族内部的情况是有比较详细的区分的。我们完全可以说自上古以来，西藏民族被汉民族看作西羌民族的一支，是在总的“羌”名之下。这样理解是无可非难的。而上面引述的两位当代学者批评藏族源于西羌的观点忽视了在古人心中的“羌”事实上是西方的许多不同民族的混合体，并非特指现代羌族的祖先。我还从古文献上找到了一个具体的证据，《旧唐书·吐蕃传上》称吐蕃之俗：“重兵死，恶病终。”而《后汉书·西羌传》也称西羌人之俗是：“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这个现象确实能够显示出西羌民族和西藏民族之间的密切关联。

[568]聂鸿音：《汉文史籍中的西羌语和党项语》，《语言研究》2000年第4期，第12页。

[569]例如东汉末年中原大乱，西羌和西域各民族都各自独立发展，不向汉民族中央政府称臣纳贡；唐朝衰亡后，西域各国不受汉民族中央政府的控制，开始发展自己的政治文化。我们千万不能认为《后汉书》所说的“昔夏后氏太康失国，西夷背叛”反映了夏代初年汉民族和藏缅语系民族还是处于汉藏语系民族共同体的时期。事实上夏代初年的汉民族和藏缅语系民族绝对是不同民族。我国三代时期的汉民族和藏缅语系民族从来就有交流，而且从夏代开始汉民族对周围的藏缅语系民族就有一定的控制力。

[570]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571]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57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573]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4年。

[574]罗骥：《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第51～57页。

[575]学术界也称为“兽形玉器”。林沄先生《所谓“玉猪龙”并不是龙》[《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年]坚决主张这种玉器不是龙形器。其定名如何与本文的讨论没有实质性关系。

[576]许多文物书籍都有著录，如高大伦等主编《中国文物鉴赏辞典》（漓江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9～10页、王然主编《中国文物大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第640页、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编《中国文物大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577]见余继明编著《夏商周春秋战国玉器》（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所著录。

[578]当然商文化中的玉龙也有很多自己的特色，与红山文化不同，参看孙守道《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文物》1984年第6期）、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四章“东亚史前玉文化中心之一”。

[579]参看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六章“星象考源”第四节、李学勤《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580]我认为也可能是为了辟邪，相当于后来的镇墓兽。因为汉代的铜镜铭文上经常说左龙右虎能辟邪。李学勤《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一文认为：“我们不妨大胆猜想，西水坡45号墓室内的龙、虎图形是象征死者魂升天上，而墓室外人骑龙图形则表示其升天的过程。”李先生引用了一件汉代铜镜铭文作例证：“驾蛟龙，乘浮云，白虎引兮直上天。”李先生的观点也很有道理，可备一说。饶宗颐先生《濮阳龙虎蚌塑图像涵义蠡测》（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一文不主张从天文学上解读濮阳龙虎图的含义，而是从风水的角度予以解释，且对冯时的观点有所批评。饶先生一代大儒，其说值得注意。饶先生还提到：此龙虎图像“必具有以龙虎表示拱卫区穴的意念，故用蠙珠来砌成龙虎之象”。这与我的观点一致。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一篇第三章第140页：“在野蛮人中间，对邪恶的精灵的信仰比对善良的精灵的信仰要普遍得多。”由于对邪恶的精灵的恐惧，辟邪文化就产生了。我国青铜时代的饕餮形象就是为了辟邪，所以形象凶恶；后来的门神和门前石狮子都是为了辟邪；把住宅的大门漆成红颜色也是为了辟邪；佛寺和道观中形象凶怒的护法神手执兵器也是为了辟邪。在我国远古的文化观念中，龙虎都是能够辟邪的动物，东汉以后慢慢发展出了狮子辟邪的文化，六朝时用为镇墓兽的辟邪实际上就是石狮子（光华按，东晋的镇墓兽称为辟邪而不叫狮子，是因为在晋代要避晋景帝司马师的名讳）。

[581]参看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230～232页。三星堆的这个文化现象应该是受到了中原王朝的影响。虽然有很多证据说明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十分开放的文化系统，但我也有理由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主流人群不是远古的汉民族，因为其主要青铜器类型与中原汉民族有明显的不同，例如三星堆文化没有发现青铜鼎、斝等汉民族特有的文化，另外也没有在其青铜器上发现汉字（而商代的中原汉民族已经有完善的汉字系统）。

[582]孙祥星、刘一曼编：《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

[583]不过和《山海经》中的烛龙有些地方似乎有点相近。《山海经》一书中的神话包罗万象，其中有许多本来就不是汉民族固有的神话，而是异民族的文化观念，只不过在战国时代传入汉民族而已。在甲骨文中根本找不出可以和烛龙、母龙相对应的神。

[584]参看拙著《盘古考》[收入庞光华《沉香斋论学文存》（待刊）]。

[585]邓廷良：《嘉戎族源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第24页。

[586]谢继胜：《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西藏研究》1986年第3期，第130～131页。

[587]例如古印度梵文中的神名和古波斯文中的神名比较，二者的神名很多时候还可以和古希腊文中的神名相比较。

[588]藏民族的古传大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产生年代至少在11世纪以后，有的学者认为是12或13世纪的作品，以后在流传中不断在民间加工修订，世代相传。作品中的佛教色彩比较重，显然不能作为探索藏族原始文化的依据。有的学者认为“格萨尔”这一名字也是外族输入的。例如法国著名学者石泰安在其名著《藏族格萨尔王传与说唱艺人研究》一书中推测“格萨尔”一名是古罗马英雄“恺撒”的转音；我认为此说不可轻易忽视。吴均、任乃强等学者都认为“格萨尔”是外来语的藏语译音，而不是藏语固有的名词。虽然各家所还原的原音彼此有不同，但都提示《格萨尔王传》中的神话传说与藏民族的原始文化无关，不能作为汉藏民族同源的证据。

[589]参看李济《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590]贝壳自远古以来就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宗教意义，古印度四大吠陀之一的《阿闼婆吠陀》就有对“贝”的赞歌，具有明显的吉祥意义。今引述一段：“我们借助海贝杀死了鬼怪，战胜了贪婪的魔王。我们借助海贝，战胜了贫病、灾殃。……贝壳是万能的药方，珍珠使我们免于恐慌。来自天，来自海，信度河带来生自金子的贝，海贝珍贵如宝石，可以使人长寿永不衰。”芮传明《贝、珠等物有何巫术——宗教意义》（《千古之谜——世界文化史500疑案·宗教篇》，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一文对“贝”在远古先民中的文化意义作了民俗学上的一些介绍，颇有举例。我们这里引述的吠陀经文就是从此文转述的。我国文化史上的“蚌”一向被认为是能够生珍珠的，这种观念在先秦就有了。而且，蚌壳在我国原始先民的文化意识中肯定具有辟邪的功能。在商代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的蚌器。《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18页称：“商代的蚌器生产仍然属于很重要的行业。无论是早商还是晚商的遗址和墓葬中，都常常发现有大量蚌制品。除一部分生产、生活实用器或少量武器外，蚌最主要的用途是制作各种各样的饰物。工具或用具类蚌器有镰、铲、锯、刀、纺纶、颜料器等。蚌镰是商代最主要的收割工具，其发现数量超过石镰。”西藏昌都县卡若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了三枚海贝装饰品，这是从南亚地区输入的，与仰韶文化无关。

[591]只是这极少数的铜刀是当地铸造的还是从外族输入的尚待深入研究，如果是从外族输入，那就很可能来自中亚的古伊朗地区，而不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我认为马家窑遗址中发现的这把青铜刀很可能是从外地输入的。因为在马家窑遗址及其附近并没有考古发现青铜器作坊以及大量的作为燃料的木炭灰。这就表明该青铜刀不是当地冶炼出来的。在甘肃地区，最早的铜器文化还是要归属于齐家文化。另外，由于在马家窑文化中发现了彩陶文化，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其应该归属于仰韶文化的一个类型。但近年的发掘和研究显示，马家窑文化不仅在年代上要晚于仰韶文化，更重要的是与仰韶文化的器物类型以及其他文化内涵有相当大的不同，也许与仰韶文化有所交流，但明显有独自的文化特征。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以甘肃、青海、宁夏为主要集中地区。我认为马家窑文化不是汉民族的文化，主要应该是藏缅民族的文化系统。证据如下：第一，在其晚期的彩陶上发现有卍字符号，这不是汉语民族所本来就有的。马家窑文化陶器上的符号与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符号有明显的差别，不能认为是出于同一系统。第二，马家窑文化的墓葬类型的重要形式包含了二次葬、侧身屈肢葬和俯身葬，这绝不是远古汉民族的墓葬形式。第三，马家窑文化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汉民族典型的陶器类型如陶鼎和三足器，这显示其不属于汉民族的文化。第四，其分布的主要地区——甘肃、青海、宁夏都是远古时代藏缅民族的主要分布范围，而不是汉民族的主要活动领域。第五，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饰有许多明显的旋涡纹。这样的纹饰不见于仰韶文化的其他类型。因此，我认为马家窑的彩陶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只能用文化交流来解释，而不能解释为文化同源。

[592]参看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要强调的是，不仅青铜器的有无是可以标志汉民族文化与藏缅族文化是否同源的重要证据，而且铜器（铜器和青铜器在考古学上是两个不同的术语）的有无及其产生年代也可以标志汉民族和藏缅民族文化不同源的年代上限。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质地不纯的黄铜片，在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成分不纯的黄铜片。

[593]参看《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3～115页。在二里头的夏代文化中已经出现了大型的专业青铜作坊和青铜器工业中心，并出现了青铜礼器，铸铜技术水平比龙山文化明显提高，已经出现了合范浇注。这是青铜铸造技术显著发展的重要标志。

[594]见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李济先生此文还提到中国上古文化的固有元素还有骨卜和殷代的装饰艺术，这二者都是中国上古文化所特有的因素，可以作为是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的参照指标。另可参看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的有关论述。

[595]参看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址》（《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但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学论文集（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文认为李济之说不可靠。后来唐云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唐云明考古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却批评夏鼐的观点，支持李济的说法，认为夏县西阴村的那半个蚕茧是家蚕，就是仰韶文化时期的遗物，不是后来混入的。唐云明此文的一些论述和注解明显是在刻意反驳夏鼐。唐文还提到一个证据：“在西阴村遗址中还发现了‘既能用之加捻，也能起牵伸作用’的陶、石纺纶，这就为西阴村遗址可能已经有了育蚕织绸业提供了又一证据。”唐云明总结说：“这样，在山西、河北距今5000年以上，有可能已经育蚕织绸了。”文章最后说：“综上所述，正因为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长城以北红山文化时，有了浑厚的基础，到了商代才出现了罗、纨、绮、縠、锦、绣等，不仅有平纹组织，而且还出现了菱花暗文和绚烂的刺绣等，这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此文收集的有关丝绸起源的考古材料比较齐全，似乎可以推倒夏鼐之说。郭郛《从河北省正定南阳庄出土的陶蚕蛹试论我国家蚕的起源问题》（见《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我们的祖先在5500年前，在山西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了蚕的家化。”郭郛也认为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蚕茧是仰韶文化的遗物。

[596]参看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一章“早期纺织”。

[597]另可参看陈文华《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65页、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养蚕的起源和古代的绢》（雄山阁，1979年）、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十一章第一节“丝棉织业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邹逸麟《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章楷《我国蚕业发展概述》（《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科学出版社，1960年）、史念海《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和周匡明《养蚕起源问题研究》（《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598]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年。

[599]在二里头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丝织品，参看《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商代的桑蚕技术已经很发达了，参看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十六章“蚕桑纺织”。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丝绸制品是一件大事，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是夏代的遗址，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说夏代是汉民族的文化和政权，而不是北方的阿尔泰系民族（如匈奴、通古斯族等）的文化。因为丝绸技术向来是汉民族独有的技术，而且蚕桑技术肯定只能出现在农业民族，而不会首先出现在游牧民族。所以二里头文化一定是农业民族的文化，而且一定是汉民族先民的文化。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九“夏禹的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曾经根据《山海经》和《史记·匈奴列传》认为夏民族（如果这个夏民族就是指华夏民族）和匈奴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显然是错误的。既然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汉民族已经出现了蚕桑技术，那么这时候的汉民族和藏民族就肯定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

另外，与汉藏语同源说有密切关系的一种观点是“汉民族西来说”，这种观点曾经在20世纪初很流行，虽然早已被学术界广泛摈弃，但近年来有一些人借尸还魂，我们不打算在本书中详加反驳，只是提醒学界注意早已过时的“汉民族西来说”可能曾经被主张汉藏语同源说的人所利用。

[600]参看丹珠昂奔等主编《藏族大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68页“天绳神话”条，但其中已经融入了印度文化的成分，如已经出现了古印度的大神“梵天”，这当是后世增补进去的，非神话的原始形态。

[601]在佛经中多有关于“天有七日”的观念。如《阿毗达磨藏显宗论》卷十七、《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三三、《阿毗达磨俱舍论》卷十二、《佛祖统纪》卷三十、《杂阿毗昙心论》卷十一、《瑜伽师地论》卷二。类例甚多（皆《大正藏》本）。

[602]从考古发掘的文物类型来看，可以断定大汶口文化是汉民族的文化，与后来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有明显的相通之处，此不详述（例如大汶口文化的大中型墓葬中发现了用玉来陪葬的习俗，这是远古以来的汉民族才有的）。碳十四测定大汶口文化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4200—公元前2500年之间。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张江凯、魏峻《新石器时代考古（三）》（文物出版社，2006年）。

[603]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604]骨卜和龟卜文化的讨论参看王宇信等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20～230页，所评述各家论著比较清晰，且引证较广博，我们不再转述。

[605]如《史记》有专门的《龟策列传》。

[606]王尧、陈践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607]参看王尧、陈践：《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608]谢继胜《藏族的占卜及其演变》（《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3期）一文论及藏族的线卜：“巫师把五股从公羊肩胛骨剪下的羊毛，捻成无色的粗毛线拧在一起，然后给神灵献贡品，祈请神灵。”这只是谈到从公羊的肩胛骨上剪下毛线来作线卜，而没有同时言及用公羊的肩胛骨本身来占卜。这似乎暗示出从公羊的肩胛骨上剪下毛线来作线卜可能要早于用公羊的肩胛骨本身来占卜。

[609]根据周锡银等著《藏族原始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罗桑却季尼玛所著《土观宗派源流》一书告诉我们，这种线卜，早在吐蕃‘上丁二王’的止贡赞普时期，就已从象雄等地随同本教的传入而传入了。……后来本教徒将其称为‘象雄占卜法’，理由就是它是由象雄地区传来的。”

[610][奥地利]内贝斯基著，谢继胜译：《西藏的神灵与鬼怪》，《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611]根据王尧、陈践《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这种羊骨卜时间较早，所问的事，大多是军国大事（也有涉及个人生命和生活的小事），而这些问卜的人，大概都是些大相之类的高官，问卜是通过职业的本教巫师进行的。”也就是说，西藏的羊骨卜是通过职业的本教巫师进行的，确实与本教关系密切。西藏的羊骨卜一直流传到现代。据常霞青《论西藏本教的类属》（《藏族史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骨卜，这种古老的占卜法，直到西藏民主改革以前，仍在流行。……其卜法是：将牛羊的肩胛骨烧灼后，观看胛骨上烧裂的纹理，来断定吉凶。”

[612]收入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613]光华按，指骨卜。

[614]李济先生《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的“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第434页有详细的以时代为纲的《卜骨分布表》。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见同书）也称：“不过说卜骨的发源地位于龙山文化的领域之内，应是有相当可靠性的。”

[615]在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遗址中，考古发掘了少量的彩陶，花纹甚简单。卡若文化遗址的陶器文饰主要是绳纹和刻划纹，陶色有灰、黄、红、黑之分，其中以灰陶和红陶最多，早期红陶较多，晚期灰陶较多。卡若陶器都是夹砂陶，以夹细砂的陶质为多。更重要的是，卡若遗址经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3300—公元前2100年，晚于仰韶文化。然而仰韶文化所反映出的综合文化发展水平却要远远高于卡若文化。这表明西藏的卡若文化绝不是汉民族的仰韶文化的分化或延续，二者是不同源的文化。有的学者如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第二节“西藏高原的早期陶器”认为：“从陶器的器形和彩陶纹饰上看，卡若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与黄河上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应有一定的关联。”这样的关联只能用文化交流和影响来解释，断不可用文化同源来解释。

[616]在学术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仰韶文化相当于我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而有的学者认为黄帝时代的汉语民族和藏语民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看法是错的。因为即使把黄帝时代推到了仰韶文化时期，我们也完全能够从考古学的角度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的汉语民族和藏语民族肯定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因为仰韶时期的彩陶文化及其相关的文化系统在整体上要远远高于时代较晚的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如果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从仰韶文化中分离出去的，那么为什么经过了上千年的发展，其文化水平反而落后于仰韶文化?这无论如何都说不通。而且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处遗址有明显的共通性，这就说明这些遗址是本土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完全从外族文化传入的。其与外族文化的关系只能是影响关系，而不是同源关系。

[6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618]考《史记·大宛列传》：“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珣，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可见在西汉时代，中亚各国还不能自己制造漆器，也没有自己的丝绸产品。

[619]似乎是安特生首先提出鼎是中国固有文化的重要标志，后来的学者如李济先生、雷海宗先生都深信其说，盖已成定论。

[620]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墓葬都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这是汉民族的典型墓葬形式。

[621]据张江凯、魏峻《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称：大汶口文化“在三足器中，除常见釜形、盆形、罐形和盂形鼎外，早期阶段还有相当多的带仰角把的釜形鼎、罐形鼎和壶形鼎，后者实即晚些时候广为流行的陶鬶之祖形”。大汶口文化的器物中，三足器已经很多，这是其很明显的器物类型特征。

[622]参看张江凯《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三章第一节“仰韶文化”。

[623]在大汶口文化的随葬品中发现了猪头、龟甲和獐牙，这样的随葬品完全不见于藏缅语族的墓葬中。而且从墓葬中人的头骨考察，大汶口文化的人群有生前拔牙的习俗，这也不见于藏缅语族的墓葬中。

[624]李济《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称：“龙山文化中的新器形，为若干不同的三足器，即：鼎、斝及圈足器的豆、杯等，这些差不多是在仰韶文化中所没有见过的。”龙山文化的典型三足器还有陶鬶。

[625]战国至汉代出现的铅釉陶鼎和彩绘陶鼎一般是用作明器。

[626]参看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1页。

[627]例如，在黄河流域的汉民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广泛发现了三足器，而新石器时代的华南和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几乎没有三足器发现。只有广西桂林的甑皮岩遗址上层（据学术界估计为公元前5500年左右，下层为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出土文物发现了少量的泥质陶的三足器，而一般陶器绝大多数是夹砂陶，红陶为大宗。由于此地还发现了蹲葬式的人骨架，这与汉民族的埋葬习俗完全不同（而与广西南宁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相似），因此这个遗址不可能是汉民族的史前遗址。那些极少数的三足器只能用文化交流来解释，不能把整个文化遗址解释为史前汉民族文化的分支。

[628]例如有釜形鼎、钵形鼎、罐形鼎、实足鬶、袋足鬶。

[629]良渚文化发现鼎和袋足鬶。考古研究已经表明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关系。

[630]从考古学上看，新石器时代的汉民族文化最多到达了青海东北部和东部地区，是马家窑文化（包括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延伸，此时已经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的时代序列是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发展而来的，后又发展为甘肃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年代据碳十四测年在公元前3300—公元前2050年。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位于青海东部边区，与甘肃接壤，共考古发掘有半山类型的墓葬257座（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柳湾墓地”），其中有合葬墓，合葬的死者都是采用“同棺叠压葬”，即几个死者同置于一棺，上下叠压，实行一次合葬，这绝不是汉民族的丧葬文化；又，在柳湾遗址的半山类型墓葬中完全没有发现三足器和圈足器，有特色的陶器都是平底器。因此，柳湾墓地遗址的主流文化一定是非汉语民族的文化。在时代稍后的柳湾马厂类型文化墓葬发掘有872座（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柳湾墓地”），完整的和可复原的陶器已有一万多件，完全没有三足器；这时的合葬墓也是采用“同棺叠压葬”，明显是前一时代墓葬习俗的延续。但在马厂类型的墓葬中发现了绿松石和海贝，这一定是通过辗转的文化交流得来的，由此可见，至少从柳湾的马厂类型墓葬开始，青海柳湾地区就已经与东部地区的汉民族有文化交流。柳湾遗址到了齐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盉这样的三足器，汉民族文化已经较大规模地进入柳湾了。考古学研究已经表明甘肃齐家文化的东部遗址在年代上要早于西部遗址。柳湾墓地这样的文化年代序列非常清楚地表明乐都柳湾原始的土著文化绝不是汉民族文化，汉文化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进入的。这是文化交流，并非同一原始文化的分流。乐都柳湾地区的原始土著民族应该是羌族。

西汉就在乐都设置破羌县，十六国的后凉在此设乐都郡。“乐都”一名本非汉语，乃是从羌语音译而来。因此，在西汉的汉民族看来，乐都早已是羌族人的地方，只是在西汉正式纳入汉民族中央政府的管辖。又，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画有裸体男性舞蹈纹的彩陶盆绝不是汉民族所造，在柳湾墓地的马厂类型墓葬中发现了一彩陶壶，其外壁雕塑出一裸体人像。在青海同德宗日也出土了陶器盆，盆内绘有两组分别为11人和13人连臂舞蹈的图像（参看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4～75页）。这些都是同一系文化的产物，当是羌民族的远古文化。

在青海的民和县考古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马厂遗址，完全没有三足器，出土的陶器与半山式陶器比较接近，但陶质较粗糙。马厂遗址也不会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详细的讨论和相关文献可参看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第十四章“诸文化族属的探讨”（文物出版社，2002年），文繁不录。

从考古学的时代序列来看，现在学术界公认的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主要趋势是甘肃东部的汉民族文化逐渐向西发展，不断与甘肃中西部以及青海地区的土著文化相融合。汉民族文化到达青海的最西部地区似乎是同德，但从青海的整个地图来看，同德还是处于青海的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汉民族文化似乎没有再向同德以西的青海地区延伸。我们不能把甘肃西部和青海地区的土著文化一概视为汉民族的文化。我现在强烈认为马家窑文化只是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很可能不是汉民族的文化，只是与后者有大量的文化接触和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好不要把马家窑文化看成仰韶文化的一个类型，就叫作马家窑文化。

[631]这一段综述主要参考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严文明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张江凯、魏峻《新石器时代考古》，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632]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都不收录此文，但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收入了“旅獒”篇。

[633]（三国吴）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5页。

[634]《史记·五帝本纪》：“息慎。”《集解》引郑玄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肃慎分布在今长白山北，东滨日本海，西近嫩江，北达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后来的女真族、满族、赫哲族都与之有关联。参看《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中》（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474页“肃慎”条。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381～383页对“肃慎”的考证颇详。

[635]我们在上文的注解中有详细的举证。

[636]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

[637]任乃强先生此文明确说《左传》中的“獒”是驯化了的西藏犬。我在2005年4月25日的“网易科技”上看到有一段关于藏犬“獒”的报道：“獒产于我国西藏和青海，被毛长而厚重，耐寒冷，能在冰雪中安然入睡。性格刚毅，力大凶猛，野性尚存，使人望而生畏。护领地，护食物，善攻击，对陌生人有强烈敌意，但对主人极为亲热，是看家护院、牧马放羊的得力助手。它壮如牛、吼如狮、刚柔兼备，能牧牛羊，能解主人之意，能驱豺狼虎豹。据藏族同胞介绍，一条成年藏獒可以斗败三条恶狼，可以使金钱豹甘拜下风。在西藏被喻为‘天狗’。西方人在认识了藏獒的神奇后，称其为‘东方神犬’。”此文同时附有4副“獒”的照片，样子确实很凶猛。萧兵先生《藏獒》（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一书和萧兵等《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的“考释部分·巫药篇”第六章“神树护卫者”对藏獒文化作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和阐述，收集了不少材料，可以参考。文繁不详引。

[638]黄侃：《黄侃国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

[639]李学勤：《<尚书孔传>的出现时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第2页。

[640]《淮南子》的“重象狄”就是指翻译。

[641]此据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第278页引录，然而此本有几句注解混入了正文，经正；另可参看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4页，逯钦立辑录此诗的各种版本异文较全。

[642]有的学者更是明确定为公元前528年。

[643]有的学者认为《古越人歌》可以用壮语去解释，参看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郑张尚芳《越人歌的解读》，原文是法文，中译文见《语言研究论丛（第7辑）》（语文出版社，1997年）。另可参看郑张尚芳《句践<维甲>令中之古越语的解读》（《民族语文》1999年第7期）、袁炳昌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3～644页。

[644]因此侗台语和古汉语的关系词与其用同源词来解释，不如用借词来解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帮母端母读为内爆音的现象，方言学者已经公认是受到了古百越语底层的影响。古百越语有内爆音是学者公认的。而上古汉语音系中根本没有内爆音，各家学者的构拟都是如此。所以，我们似乎能够据此认为古汉语和古百越语不是同源的语言。二者之间的关系词属于借词的可能性很大。考《史记·南越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索隐》案：《战国策》云：吴起为楚收扬越。《正义》：夏禹九州本属扬州，故云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隐》案：《本纪》始皇三十三年略陆梁地，以为南海、桂林、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秦始皇派五十万大军平定南越，这五十万人后来并没有回到中原，而是留在了南越，与当地讲古百越语的民族杂居。从此以后的南越统治者和政府高层一直是汉族人。汉武帝大军收复南越后，南越地区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更多。而且后来由于汉文化的强势影响，有很多百越民族被汉化了，其中古百越语的成分必然进入汉语中。因此，我认为汉语和古百越语之间肯定存在大量的借词。我现在甚至认为在吴方言区和海南方言中能够讲内爆音的人群在上古时期根本就不是汉民族人，而是古百越族人，只是在后来的历史中被汉化了，把原来自身固有的内爆音带进了汉语。我认为由于汉文化和汉语在我国历史上的长久优势地位，要把以纯粹汉语方言为母语的帮端二母音变为内爆音是很困难的（据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的考察，海口长流地区的方言还把汉语古音的明母和微母读成内爆音。汉语方言自身恐怕难以发生这样的音变），只能解释为古百越语民族在汉化过程中由于本民族固有语音习惯的影响，才把汉语的帮端二母音变为内爆音。后来也许稍稍扩散到了一些汉语方言中，造成一些特殊音变。但汉语方言中内爆音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壮侗语民族汉化带来的。我希望这个观点能够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果这个观点将来能够得到多学科的进一步证实，那么汉语就不会是与侗台语同源的语言。邢公畹先生《汉台语比较手册》中所揭示的一切关系词材料都是借词，而不是同源词。

[645]现在甚至还有学者参考利用公元11世纪才创造的西夏文来研究和构拟汉语上古音。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不严谨的做法。放下时代性不说，西夏文本身是表意文字，其语音系统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至今都不能被充分还原，西夏语专家彼此的意见颇有分歧。我们怎么能够利用研究得很不成熟的距离汉语上古音2000年之久的所谓西夏语音来构拟汉语上古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汉语上古音的语音特征要符合西夏语的语音特征。然而，有的学者实在走得太远了。我国学者李范文利用西夏文和汉语的对音材料来研究宋代的西北方音，这是比较慎重的操作，与有的人根据西夏文来构拟汉语上古音不可同日而语。孰是孰非，不是一眼即明吗?

[646]李永宪：《西藏的原始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647]参看此书第一章第二节“西藏原始艺术与西藏原始文化”。

[648]另外在我国的广西地区也考古发现了手斧。

[649]我们可举一个旁证：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岩波书店，1999年）一书中的《关于<日语的起源>的论争》批评了日本著名学者大野晋关于日语和朝鲜语同源的一些论述。大野晋认为日语和朝鲜语有同源关系，二者在距今2300年以前发生了分离。服部四郎坚决反对此说，他认为：如果认定日语和朝鲜语的原始共同语是在距今2300年前，那么这种原始共同语距离奈良时代的上古日语只有1200年，距离中古朝鲜语只有1800年。在二者分离后如此短的时间里，二者的差异已经非常大，以至于二者的亲属关系极难证明。因此他认为大野晋的推论几乎是不可能成立的。服部四郎还认为如果日语和朝鲜语真的是同源的，那么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二者已经发生分离的可能性很大，远远比大野晋估计的年代要早。而且由于在奈良时代的上古日语中，只有少数的日语词汇与朝鲜语很相似，其他大多数与朝鲜语没有对应关系的上古日语词汇是怎样来的呢?服部四郎认为那一定是在远古时代有重要的底层事件发生。他有一个提法值得注意：日语和朝鲜语在语言年代学上的距离不会少于4000年。如果远古日语是从南朝鲜（现韩国）南部地区进入日本的北九州，那么现在的朝鲜语并不是从当初留在南朝鲜（现韩国）南部的远古朝鲜语直接发展而来的。这中间一定发生过语言更替。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意见。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第339页还谈到日语和阿伊努语是否同源的问题，他认为即使真能证明二者同源，二者的分离为不同的语言也恐在近万年以前。光华按，日本学者金田一京助、服部四郎都不相信日语和阿伊努语同源，而安田德太郎认为二者是同源的。服部四郎这里的论述值得参考。假设日语和朝鲜语有同源关系，那么二者分离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一般学者设想的年代，距离上古日语至少三四千年，上古日语和朝鲜语只有极少数的词汇有对应关系，大多数的上古日语词与朝鲜语词汇之间没有发现对应关系。日语和阿伊努语同是处于日本的两种语言，二者在远古时代关系密切，但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同源关系，实在不容易确定。即使有亲属关系，二者的分离也在近万年前。我现在对服部四郎先生当年的感受和想法非常能够理解。我们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如果要证明汉藏语同源，那么首先一定要尽可能研究清楚远古汉语和远古藏语各自的词汇系统，尤其是基本词汇系统，看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系统上的对应关系，尤其要注意那些没有对应关系的基本词汇该怎样解释。日本学者在研究日语和其他语言的亲属关系时，所采用的方法和学者之间所进行的讨论对于我国学者的汉藏语系研究是很有参考作用的。

[650]这篇报道还有一些描述和推断，例如提到了我国上古神话中的著名神话西王母的问题。然而我认为那些推断不大靠得住，古文献中的神话不是纯粹的考古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略去未引述。

[651]我根据民族史认为也不可能是印欧语系民族或阿尔泰语系民族。

[652]人类学家颜訚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对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居民遗骨作过研究，认为其与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在体质上存在不同。

[653]汉藏语系的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发生影响的时间相当早，最早似乎见于我国留学欧洲的学者。如陈寅恪《与妹书》：“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此信发表于1923年的《学衡》，见《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光华按，陈寅恪先生此处行文混淆了语言和文字，实则最多只能说汉语和藏语有可能同源，属于同一语系，却不能说中文和藏文是同一系]。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取》中已经说过：“又如西藏、缅甸、罗等语，实在和汉语出于一语族，将来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取资于这些语言中的印证处至多。”此文发表于1928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然而陈寅恪和傅斯年都不是汉藏诸语言的专家（虽然陈寅恪先生博通多种语言），在当时似乎不具备对汉藏语系观点进行批评的条件。

[654]参看黄长著《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西伯利亚诸语言”条。

[655]英国学者拉尔夫·伊利斯《埃及禁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提到詹姆斯·霍切《新王国与第三中间期古埃及语中的闪米特语》一书，此书收录了古代埃及语中的古希伯来语词汇大约500个。可惜，我没能读到詹姆斯·霍切此书。但拉尔夫·伊利斯有完全相反的推测，他认为这些古埃及语和古希伯来语之间的关系词不是靠古埃及语借了古希伯来语的词汇，而本来就是埃及固有的词汇，借入了古希伯来语。因为古希伯来人曾经在古埃及生活了数百年。我自己赞成拉尔夫·伊利斯的观点。另外，据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六章“最古埃及国家”第150～151页论述古埃及语：“某些历史学家想证明埃及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起源于亚细亚闪族的企图，是不正确的。有些历史伪造者试图硬把古代埃及文化包括到‘雅利安—诺尔底种族’的圈子里去，指出埃及头盖骨和‘雅利安—亚细亚系’的头盖骨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些说法更不正确，并且是毫无根据的。只可以说古代埃及人同相邻的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部落有某些文化上的相互关系。而当个别的亚洲部落潜入或侵入埃及的时候，这些相互关系便稍稍地加强了。在历史时期内常常有这样的侵入发生，但是在极古时期里却没有任何确实的资料足以证明有这样的亚洲部落的大规模侵入。这样看来，古代埃及人是从极其遥远的史前时期就居住在尼罗河流域和三角洲地带的民族。早在原始公社制度时期便已产生的古埃及语在整个奴隶制时代仍然存在。古埃及语的基本词汇和某些特色一直保存到公元后头几个世纪封建制度发生的时候，甚至还要晚些。古埃及语和其他一切语言一样，它是许多世代的产物，在这许多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练起来。古埃及语和各种古闪族语（腓尼基语、阿卡德语、亚述语和希伯来语）的某些接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埃及对西亚细亚各国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联系所引起的相互影响。古埃及语和外国侵略者（希克索斯、利比亚人、埃提奥庇亚人等，他们曾在公元前2000年—1000年中间突入埃及）的语言的融合，结局总是使古埃及语取得胜利的。融合的时候通常都是其中某一种成为胜利者，保存自己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继续按其内部发展的规律发展着。”这一段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语言之间的交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基本观点不是从同源的角度，而是从语言融合的角度去解释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古代的埃及语言虽然与古闪族语（腓尼基语、阿卡德语、亚述语和希伯来语）存在某些接近之处，但这些接近之处并不是由语言的同源造成的。我们因此要谨慎地谈论汉语和藏语是否同源的问题，绝不能把汉藏语同源当作一个无可争议的大前提来作为研究汉语上古音的根据。

[656]郭沫若：《考古论集》，《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科学出版社，2003年。

[657]龚煌城甚至把公元11世纪才创立的西夏文字也牵扯进来支持他的汉语上古音构拟，这在出发点上就已经错误，二者的时代性相差太远，而且由于西夏文字自身是表意文字，读音要经过研究才能大致构拟，关于这一点学者之间的意见颇多分歧，我们不能拿不确定的构拟来作为学术推论的基础。重要的是，有些人想当然地把西夏语和汉语看作同源的语言，这个大前提是有问题的，西夏国虽然民族主体是党项族，但党项族中有许多不同的部族，其来源并不单一，民族语言很复杂。比如唐代的党项族中就有拓跋部，其著名首领有拓跋赤辞，唐初臣服于吐谷浑，与吐谷浑主慕容伏允结为姻亲，后在唐朝名将李靖的攻击下归附唐朝，其孙拓跋守寂后来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拓跋族是发源于东北亚鲜卑族的一支，语言属于西伯利亚语系，断然与汉语不同源，但在唐朝初年就已经是党项族的一支了，可见党项族的语言构成很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与汉语同源。党项族的拓跋部是党项羌八部之一，实力最强，其部族首领在唐朝受中央政府赐姓“李”，在宋朝受赐姓“赵”。元昊建立西夏国后，改姓嵬名氏，自称出于鲜卑帝胄。因此，唐宋时代的党项族语言中应该混有鲜卑语的成分，这显然与汉语不同源。如果这些拓跋部都早已完全被汉化而说纯粹的汉语，那么他们就更容易融入汉民族，而不容易融入党项族。再加上党项族和后来的西夏国与周边民族都有广泛的交流，其关系词应当认定为借词，而不是同源词。类似的旁证如《中亚文明史（第5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第45页论及浩罕：“汗国人口由乌兹别克斯坦人、塔吉克斯坦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构成，他们又可以细分成许多部落和氏族。乌兹别克人包括那些在巴布尔时代（大约1500年）已经说突厥语的人，塔吉克人中同样也包括说波斯语的萨尔特人。……浩罕汗国的特征是在许多城市和乡村中，种族不同和语言各异的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可知，一个民族完全可能包含不同语言的种族。我国唐宋时代的党项族就是如此。

[658]就连力主汉藏语同源的俞敏在《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一文中也承认汉藏同源的理论有循环论证的弱点。

[659]严学宭《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71～72页也称：“不过，划清本民族固有词和外来借词的界限，目前尚没有准则可遵循。像汉藏系各民族语言同出一源，而又比邻而居，其语言间必多互为借用、互为影响。借入之后，又多服从本民族的语音结构规律，掩盖了原有的特征，宛如一家人一样，很难辨别谁是客人、谁是主人。如壮语中的古老汉语借词，都鱼目混珠了。”这真是经验之谈。

[660]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5～56页论述：“又自列国内乱、诸侯兼并下引起一现象，则为戎狄横行。当时中国本为一种华、夷杂处之局。旧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远居四裔，而诸夏在中原；此观念殊不可恃。当时盖为一种华、夷杂处的局面。……而此局面自始而然，亦并非自周王室东迁，四裔异族乃始交侵而入中国。”钱穆此节引证了一些上古文献，文繁不录。

[661]如同取代苏美尔文化的阿卡德文化反而远远低于苏美尔文化，推翻西罗马的野蛮人文化远远低于古罗马文化，征服宋朝的蒙古人文化远远低于汉人，征服明朝的满族人的文化也远远低于汉人。

[662]光华按，西方部分学者毫无根据地怀疑夏朝的存在是不应该的。

[663]光华按，汉民族长期与异民族杂处而夷化，这种现象在中古时期还有很多，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多次提及这个问题。

[664]袁珂《山海经校注》未注意到《史记集解》所录的异文。

[665]光华按，《说文》此条大概是本于《逸周书·王会篇》。

[666]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667]（清）陈立：《公羊义疏》，《清人注疏十三经》本，中华书局，1998年，第514页。

[668]后收入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

[669]（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670]不过《剑桥中国秦汉史》在行文上是采用间接叙述的方式，不怎么引述经典原文。这未必是优点，正如《隋书·潘徽传》所言：“过伤浅局，全无引据。”

[671]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672]刘迎胜：《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的语言交往》，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七）》，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

[673]参看高火《古代西亚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0～51页和朱伯雄主编《世界经典美术鉴赏辞典》（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22页。但罗世平主编、李建群著《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称这件乌尔的镶嵌画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

[674]顾森编著：《中国汉画图典》，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年。

[67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676]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677]新浪新闻网同日予以转载。本文的有关引述是从新浪网上拷贝下来的，特此声明。我转录这段材料的时间就是2006年11月17日。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没有在《考古》、《文物》等学术期刊出现相关的介绍和研究。

[678]《左传》中多次言及晋国和戎狄民族之间的战争，另参看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二编第四章“齐桓晋文之霸业”一节。

[679]参看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680]考《史记·张仪列传》：“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同篇又曰：“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则先秦的蜀地一定有许多的藏缅语民族杂居。

[681]光华按，黄懿陆的《滇国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白狼歌》研究”和黄懿陆《滇国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2～334页所附《白狼歌》的“壮语翻译表”，都认为《白狼歌》的原文是古壮语，而不是古羌语，并且将汉译的《白狼歌》与从壮语译出的《白狼歌》进行了比对。然而黄懿陆先生的现代语翻译与《后汉书》的《白狼歌》古汉语翻译在意思上出入比较大，让人怀疑《白狼歌》的原文很可能不是古壮语（虽然黄懿陆先生解释说那是因为古汉语的翻译采用了意译，然而纵然是意译也不该在意思上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据我们上面征引的文献来看，《白狼歌》的原文应该是古羌语。如方国瑜在《么些民族考》一文中就主张《白狼歌》的夷语原文是古羌文。马学良、戴庆厦《<白狼歌>研究》（《民族语文》1982年第5期）一文在讨论《白狼歌》同现代藏缅语族中的哪个语言最近的问题时说：“我们同意彝语说、纳西语说，即认为白狼语同彝语支语言比较接近。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就是白狼语同缅语支语言（包括缅语、载瓦语、阿昌语等）也比较接近，而且在语音上似乎比同彝语支语言更为接近。……总之，我们认为白狼语同缅语支、彝语支比较接近，可能属于古代缅语支、彝语支的一种语言。”马学良、戴庆厦的这篇文章考证绵密，功力深厚，值得重视。而彝语支语言正是由古羌语发展而来的。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民族语言学者的进一步考证，现在不可下定论。还可参看马学良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白狼王歌”条和同书《语言文字卷》“白狼王歌”条，马学良认为该歌的原文是藏缅语。戴庆厦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书海出版社，1998年）第61～63页对《白狼歌》的研究概况及相关文献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682]何光岳：《汉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683]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34年。

[684]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685]要注意的是赫梯语和古代的希腊语、拉丁语也有很大的区别。

[686]近年来，有的学者主张印欧语系的分离在距今8000年以前，比汉藏语系的分离要早，此说臆测成分太多，根本不能证实。即使根据这个观点，印欧语系在8000年前分化后直到现在还能比较清晰地确认其语系的源流，其同源词比较明显。而汉语和藏语分化的时间比印欧语分化的时间要晚，而其同源性已经难以证明，所有的关系词都难以确定是否同源词。这就说明不能轻易用印欧语系的方法来分析汉语和藏语的关系。

[687]值得注意的是刘广和教授的导师是俞敏先生。俞敏先生平生深信汉藏语系的假说，费了不少的力气去寻找汉藏语同源词。而刘广和一向不谈论和讨论汉藏语是否同源的问题。我认为这并非刘广和背离师门，而是刘广和先生治学比较严谨，不肯轻言未经证实的假说。在与刘先生的几次接触和交谈中，我亲身感受到刘先生在学问上确实很慎重。但刘先生在“汉藏对音”条中没有提及李方桂、周季文的汉藏对音研究（与汉藏语同源词无关），这似乎是遗漏。

[688]美国学者斯宾塞·韦尔斯《出非洲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提及：“更有意思的是，在印欧语系所有的语言中，都有大量的关于马和车轮的词汇，表明使用古印欧语的人群已经把马驯化为交通工具了。”同书第137页：“很有可能，少数讲印欧语的入侵者，最终使本土的伊朗人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伦福儒将这一过程称为‘精英支配’，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组织才能，使那些讲印欧语的草原骑手对当地古老的文明实行文化霸权。在战争中使用马是他们获得优势的关键因素，用马驾驶战车，或把马当作坐骑，战车和骑兵这两大草原生活的发明，保证了讲印欧语的游牧人在与步兵团作战时具有明显的优势。在随后的3000年里，使用马的军队一直都具有较大的优势。”《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马”条称：“家马约于4500年前在亚洲驯化，品种繁多。”马似乎是最早在亚洲被驯化的（下面还有说）。我们可举印欧语中最早的赫梯语和赫梯语民族为例加以考察。学术界公认赫梯语是印欧语中最原始的一支。但学术界已经公认赫梯人在公元前14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铁了（其时是我国的商代，赫梯人使用铁器的年代远在汉民族以前，汉民族是在春秋时期才使用铁器的，晚于赫梯人七八百年），其使用青铜器更远在铁器以前。另外，赫梯人是最早使用马拉战车的民族，早于古巴比伦人，古巴比伦人本来是用牛拉战车，而不是马。古巴比伦人在公元前16世纪开始使用马拉战车，这是从赫梯人那里学来的。赫梯人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迁入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并对当地土著的哈梯人进行了武力征服。在公元前19世纪左右，赫梯人建立了多部落联合体的奴隶制小国（这时候的赫梯人肯定有了完善的青铜兵器和工具，否则奴隶制政权难以建立和维持），军事力量较强，商业贸易很繁荣。公元前1650年左右，赫梯人进入古王国时期，公元前1595年征服了巴比伦国，但并没有直接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14世纪能够与古埃及新王国第18王朝分庭抗礼的西亚古国只有赫梯。在公元前14或13世纪，赫梯人制定了《赫梯法典》，并改造了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从而创制了自己的楔形文字。这些事实反映出讲原始印欧语的民族确实在其民族分化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赫梯人在西迁小亚细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马拉战车和青铜兵器。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84页有一插图是刻有战车图像的赫梯浮雕，明显是马拉战车。同书第374页称赫梯人的冶金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可以使用比较完善的青铜工具，例如青铜镰刀。此书对古代赫梯历史文化的叙述比较详细，虽出版较早，但至今没有他书可以替代（此书将“赫梯”翻译为“喜特”，今一概改用“赫梯”）。此书记载了赫梯人对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国家的战争，并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足见其金属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日本学者岸本通夫等人所撰《古代东方》（河出书房新社，2004年）第275页、第295页也附有赫梯马拉战车的浮雕图像。此书对古代赫梯人的马和战车特别关注，一开始使用马拉战车的人不是赫梯人，而是另一支讲印欧语的部族所建立的米坦尼国（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印欧语民族，其普通国民有不少是西亚土著），马拉战车技术是由米坦尼传入埃及和赫梯。而且根据此书第269～271页的介绍，在考古发现的用赫梯语写成的文书中出现了“米坦尼国的驯马师机库里说”这样的字句。可知印欧语民族掌握驯马术和马拉战车技术一定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据《中亚文明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一卷第275～276页的论述，原始印度伊朗人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经发展了牧马业，这是原始印度伊朗人的社会经济史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特征是掌握了骑马术，这使得原始印度伊朗人得以发展游牧的养马业，并组织起庞大的骑兵”。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则考古学研究，是说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原始先民可能是最早掌握驯马术的人群。2006年10月30日的“新浪科技”上有一篇《考古发现哈萨克斯坦人是最早驯马者》，今录全文如下：新浪科技讯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从一个5600年历史的马场遗迹的土壤中发现的证据显示，古代哈萨克斯坦的波泰人（Botai）可能便是人类历史上最早驯服野马的人。但波泰人在骑马的同时可能也吃马肉和挤马奶。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马场是一个考古遗址的组成部分，被称为“Krasnyi Yar”。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桑德拉·奥尔森（Sandra Olsen）博士表示，这里曾是黄铜时代波泰人居住的一个很大的村落。奥尔森博士领导的小组多年来一直从事野马驯化的研究。在本周费城举行的美国地质协会会议上，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地质学家罗斯玛丽·卡普（Rosemary Capo）副教授，向与会科学家呈现了有关野马驯化的一些土壤证据。史密森尼学会专门研究动植物驯化起源的考古学家梅林达·泽德尔表示：“我们真的不了解马在驯化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泽德尔根据对古代粪便的研究推测马骨骼的变化。她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直接方式验证到底是什么人最早驯服了野马。出于这些原因的考虑，泽德尔和她的同事将研究重点放在寻找相对不那么直接的证据上面。泽德尔在提到会议上的土壤证据时说：“我们已经有了一种书写野马驯化史的方式，而且是全新的。这就好像是大侦探佩里·梅森在破案一样，利用间接证据查找事情的源头。”土壤证据来源于用标杆围起的圆形区域。研究人员发现马场内外的土壤存在差别：马场内土壤中所含磷的数量最高是外部土壤的10倍，但是氮的浓度较低。其中的原因是可以推测出来的——外部土壤中富含马粪。而相比之下，现代马的粪便中却含有丰富的磷、钾和氮，其中氮是最容易渗入地下水或者蒸发到空气中的。对土壤进行分析的卡普表示，从另一方面来说，磷可以因为钙和铁的缘故而保留在土壤中。“高含量的磷也显示出人类居住的迹象。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与其他地球化学信号一同存在的，但我们并没有在马场土壤样本中发现相关的证据。”土壤样本中发现的高浓度的纳——可以从尿液中提取——提醒了奥尔森。他表示，只要对长期存在于土壤样本中的窗体顶部、窗体底部脂肪分子进行检测，便可得出野马驯化的确凿证据。相关分析工作已在安排之中。波泰人究竟对野马做了什么呢?奥尔森说，他们可能把野马当作食物或者牲畜群，也可能利用马奶酿造富含维生素的中度酒精饮料——马奶酒。直到现在，马奶酒仍是哈萨克斯坦人钟爱的饮品。

光华按，哈萨克斯坦正是远古时代的印欧语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中亚地区早在5600年之前就已经有了驯马文化。这个时期的驯马民族也一定拥有了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一般而言，似乎一个民族的青铜文化的发生要早于其驯马术的掌握。埃及、苏美尔、印度、中国都是如此。只是藏族似乎是例外，前面已论及西藏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用马来殉葬的习俗，这是西藏以北的异民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不是西藏自身文化发展的结果）。除赫梯人和米坦尼国的例子以外，印欧语民族南下后之所以能够征服古印度的土著文明，就是因为当时的印欧语民族使用了先进的青铜兵器和马拉战车，最终消灭了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和摩亨佐达罗文明。这从远古印度的神话可以得到证明。远古雅利安人的宗教经典《梨俱吠陀》中的主神是因陀罗，他就是乘在名马哈里所拉的战车上，挥动兵器金刚杵（vajra），率领众神进攻敌人（关于因陀罗的神话可参看魏庆征《古代印度神话》，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21页）。因陀罗的神话确实显示出印欧人在攻占北印度（学者们估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以前已经懂得利用青铜兵器和马拉战车。据《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269页：“根据最近的研究，马的最早驯养是在乌克兰南部，时当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可能还更早一些。马的驯养和两轮马车、四轮马车的发明，对于原始印度—伊朗人的发展和扩散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他们通过畜马而更好地发展其经济；另一方面，他们获得了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史无前例迁徙的手段。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入侵其邻近地区，例如在青铜时代攻打了东匈牙利平原。”同书同章第268页还提到：东印欧语群和西印欧语群有共同的农业词汇，这似乎表明原始印欧语在发生分离的时候已经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了。这时候的印欧语民族肯定早已有了高度的文明，其语言虽然通常称作原始印欧语，但绝不是原始形态的语言，其语言的基本特质已经确立，从古印度高度复杂的梵文文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根据J.P.Mallory和D.Q.Adams编撰《印欧语系文化百科全书》（伦敦和芝加哥，1997年）一书中对原始印欧语民族青铜文化论述作了一些介绍。例如第79页，在安纳托利亚，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出现了箭头。此书类似的例子和材料非常多，难以逐一详录。

我们附带言及一个问题：我国春秋时代交侵中华的周边夷狄民族应该不是印欧语民族。据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二编第四章“齐桓晋文之霸业”第61页称：“僖（公）二十七年，晋人作三行以御狄。”钱穆以小字自注：“此在胜城濮后，以狄皆步卒，便于山险，故晋亦编练步军也。”如果果真如此，则春秋时代晋国周边的异民族军队是步兵，不是骑兵或车兵，那就不会是印欧语民族的军队。这个问题牵涉甚广，尚待深考。

[689]裘锡圭《文字学概要》认为那些陶器上的符号不是文字，这是对的。我在本书的后记也从新的角度提出了证据，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字必然是发生在其拥有青铜文明之后，在青铜文明之前不可能有文字。

[690]从甲骨文和金文来看，在商代肯定有了汉语的标准语。西周时代的汉语标准语已经很完善了。甲骨刻辞和钟鼎铭文都有明显的规律和比较固定的格式。其书写形式虽然不是很固定，但也有规律可循。

[691]产生了处置句中的“把”字句，有关的综述可参看蒋绍愚、曹广顺主编《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十一章“处置式”，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第四节，袁宾等主编《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上册）》第三编第四章，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语法部分第六章。这是一个在北方话中广泛使用的句型，但在现在的吴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中都没有发现处置式的“把”字句，而是主要是用“将”来表示处置。苏州方言、江苏泰兴方言和建瓯方言用“拿”。潮州方言除了用“将”，还用“对”。厦门方言和福州方言除了用“将”，还用“共”。温州方言用“逮”。而处置式的“将”字句在东晋时代已经见于南朝人的文献（如干宝《搜神记》等文献以及汉译佛经），在口语中肯定产生得更早，而且在北方话中同样流行；而处置式的“把”字句产生于中唐或稍前的北方文献（如寒山诗），一千多年来北方方言的这种“把”字句一直没能够渗透到南方的吴粤闽方言中。因此，吴粤闽方言用“将”作处置式是沿袭了至少从东晋六朝以来的传统，这只能表明吴、粤、闽方言在北方话产生“把”字句之前就已经独立存在了，距今至少1200年以上，甚至可能在距今1600年以上。而北方方言也绝不用“拿、共、对”这样的词来作处置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南方方言产生“拿、共、对”这样的词来作处置式的时候，已经是与北方方言分离之后了。如果细心考察，我们也许还能发现其他的线索以表明吴、粤、闽方言从北方通语中分化出来的时间。

[692]当然，中国历史上长期的中央集权政治、不断的移民运动、共同的书面语（文言文）、科举制度等都促进了各方言间的接触。

[693]因为青铜器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而且还初具规模。参看《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115页。

[694]我现在进而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在判定一个语系是否成立和其包含的语族范围的问题上，这个语系的原始语民族的文化装备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指标。如果两种语言的分离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甚至旧石器时代以前就开始了，那么它们只能算作不同源的语言，而不能作为同一个语系的语言；只有在青铜器时代才分化的语言才能看作同源的语言，才能划在一个语系之内。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才分化的语言可能情况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要根据两种语言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研究，因为两种尚未成熟的同源语言一旦分化之后，有许多非语言的其他因素会影响语言演变的速度和方向，所以我们不能作明确的论断。而拥有青铜文明的民族的语言显然已经比较完善和定型了，其后分化的痕迹比较容易考察。汉语民族和藏语民族既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不是一个民族，已经是不同的人群，那么汉语和藏语就不能看作同源的语言，汉藏语系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二者之间的关系词肯定是借词，而不是语言学上的同源词。所以学者们找出的关系词再多也不能证明汉藏语同源。希望我的这个假设能够推动汉藏诸语言的新研究。

[695]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畲语”条和《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中册》2242页“畲族”条。畲族的来源有不同说法，约分四说：第一，与瑶族同源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第二，古越人后裔（光华按，此说最不可靠）；第三，由我国古代南蛮的一支发展而来；第四，与春秋战国时的徐夷有渊源关系。隋唐时代泛称为蛮僚。宋代才被汉民族称为“畲”。南宋的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漳州谕畲》开始有“畲民”的称呼。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吴楚椿有《畲民考》。

[696]参看《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中册》第2242页“畲田”条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畲族”条。

[697]参看丹珠昂奔等主编《藏族大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68～769页的“天葬”、“天葬师”、“天葬台”等条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天葬”条。但解说最详尽的是“百度百科”：天葬，就是将死者的尸体喂鹫鹰。鹫鹰食后飞上天空，藏族则认为死者顺利升天。天葬在天葬场举行，各地有固定地点。人死后，停尸数日，请喇嘛念经择日送葬。出殡一般很早，有专人将尸体送至天葬师首先焚香供神，鹫见烟火而聚集在天葬场周围。天葬师随即将尸体衣服剥去，按一定程序肢解尸体，肉骨剥离。骨头用石头捣碎，并拌以糌粑，肉切成小块放置一旁。最后用哨声呼来鹫，按骨、肉顺序来喂食，直到吞食净尽。天葬是藏地古老而独特的风俗习惯，也是大部分西藏人采用的丧葬方法。藏族的丧葬形式是经历了历史变化的，据藏文史籍记载，在远古的“七天墀”之时，诸王死时是“握天绳升天”，“如虹散失，无有尸骸”。这种情况同藏族当时的认识有关，当时藏族认为其祖先来自天上，人死后归天。藏语称天葬为“杜垂杰哇”，意为“关（尸）到葬场”；又称“恰多”，意为“喂鹫鹰”。“恰”是一种专门食尸肉秃鹰，谓之“哈桂”。据此可知这种“天葬”亦可谓之“鸟葬”。天葬习俗始于何时，未见具体而确切的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后，对于西藏丧葬习俗的影响很大，在佛教中“布施”是信众奉行的准则，布施有多种，舍身也是一种布施，据敦煌发现的《要行舍身经》中载，即劝人于死后分割血肉，布施尸陀林（葬尸场）中。在汉地隋以前已有此风俗。这种风俗对于共同信奉佛教的藏族或许是殊途同归。在佛教故事中也有“尸毗王以身施鸽”及“摩诃萨埵投身饲虎”的佛经故事，宣扬“菩萨布施，不惜生命”等。

藏族较为普遍的一种葬俗，亦称“鸟葬”，用于一般的农牧民和普通人。藏族佛教信徒们认为，天葬寄托着一种升上“天堂”的愿望。每个地区都有天葬场地，即天葬场，有专人（天葬师）从事此业。人死后把尸体卷曲起来，把头屈于膝部，合成坐的姿势，用白色藏被包裹，放置于门后右侧的土台上，请喇嘛诵超度经。择吉日由背尸人将尸体背到天葬台，先点“桑”烟引来秃鹫，喇嘛诵经完毕，由天葬师处理尸体。然后，群鹫应声飞至，争相啄食，以食尽最为吉祥，说明死者没有罪孽，灵魂已安然升天。如未被食净，则要将剩余部分拣起焚化，同时念经超度。藏族人认为，天葬台周围山上的秃鹫，除吃人尸体外，不伤害任何小动物，是“神鸟”。天葬仪式一般在清晨举行。死者家属在天亮前，要把尸体送到天葬台，太阳徐徐升起，天葬仪式开始。未经允许，最好不要去观看。

天葬是藏族人民最能接受、也是藏区最普遍的一种葬俗。依据西藏古墓遗址推断，天葬可能起源于公元7世纪以后，有学者认为，这种丧葬形式是由直贡噶举所创立的。公元1179年，直贡巴仁钦贝在墨竹工卡县直贡地方建造了直贡替寺，并在当时推行和完善了天葬制度。

关于天葬，藏传佛教认为，点燃桑烟是铺上五彩路，恭请空行母到天葬台，尸体作为供品，敬献诸神，祈祷赎去逝者在世时的罪孽，请诸神把其灵魂带到天界。据说，如此葬法是效仿释迦牟尼“舍身饲虎”的行为，所以西藏至今仍流行天葬。

光华按，以上“百度百科”的解释很详细，但这种解释认为天葬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才产生的，也就是在佛教进入西藏以后才出现，这却未必。因为佛教的丧葬传统是火葬和水葬，而不是天葬。虽然在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等国家和地区的藏族中也有天葬的习俗，但在古印度的佛教文化中却没有天葬文化。要注意的是，在公元前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也实行天葬。古代波斯的天葬与西藏的天葬之间是否有同源关系，尚待学者的深入研究，我自己暂时不能确切回答。而西藏天葬的起源与印度的佛教无关，则无可置疑。我相信西藏的天葬一定起源于佛教入藏以前。

[698]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

[699]班弨《论汉语中的台语底层》（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第三节“《尔雅》中的台语底层词”认定《尔雅》中一共有50个词汇以古台语为底层。由于作者否认汉台语同源，因此认定这些汉语词汇是古台语的借词。我对此的意见是：一、作者所举出50个关系词，其中的语音对应关系有相当一部分不可信，不是真正的关系词；二、有一小部分可能是关系词，但不能认为是上古汉语借自古台语，而是相反，是古台语借自上古汉语。因为汉民族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就有了文字，在商代除了甲骨文和金文外，还有别的书写工具如简册等。考《尚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可知商朝人已经“有册有典”。甚至夏朝都有了简册，所以其文又曰：“夏迪简在王庭。”“迪简”的意思是“法书”，是记载法制的简册。而古台语民族根本没有文字，借词只能口耳相传，没有典籍传播方便。由于汉民族文化长时期的优势地位，其典籍广泛传播，古台语民族在学习汉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借入了少许词汇（汉民族借入古印度的梵语词汇主要是通过佛经翻译，可知典籍是输入借词的最好方式）；当然更多的是在与汉民族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学习的，不一定要通过学习古典。汉民族在民间也许通过文化交流可以借入一些异民族的词汇，但最初一般是通过某些汉语方言借入（西汉杨雄《方言》中收入异民族的借词较多），最初只是方言词汇，不够典雅，因此不容易很快直接进入汉文化的经典中去。即使采风官有意收集，也是最早进入民歌。由于先秦的楚文化包容了不少南方的异民族，包括壮侗语系民族，因此楚系典籍更容易出现古台语的借词（我颇疑心《庄子》中有侗台语的借词，尚待深考）。

[700]在印欧语比较语言学中有显著的例子。例如古印度的梵语和古伊朗的上古亚利安语之间的同源词的对应关系非常明显，如在古老的神名方面的对应关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可参看高楠顺次郎、木村贤泰所撰《印度哲学宗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10页对二者之间的同源关系词的论述。据《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266页：“在上古时代，阿维斯陀语与早期梵语（即吠陀梵语）是如此的接近，以至于我们可以利用二者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将阿维斯陀语句子逐词逐音地转换成早期梵语。”

[701]美国学者劳费尔就研究过藏语中的借词问题。

[702]合元音，只有单元音，其重要根据就是古藏语没有复合元音。然而深通藏语的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中就认为有复合元音。李方桂的做法是对的。我们不能根据古藏语没有复合元音就认定上古汉语也没有复合元音。我认为上古汉语存在复合元音，以后有机会再作详论。

[703]借用《宋书·谢灵运传论》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