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关于用方言材料来研究上古音
在本书中，为了解释古汉语的音变现象，我征引了不少现代汉语的方言材料来作为旁证。我们利用现代汉语的方言材料是为了从音理上说明某些被音韵学家们认为是不能通转的语音事实上是可以相通的。我们绝对不能假设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来解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音变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我们现在要对有关问题作一点说明。
我们首先要确认上古汉语有大量的方言存在，有时差别大到彼此不能沟通。如《吕氏春秋·知化》：“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春秋时期的吴国的统治阶级至少是说汉语的[444]，但是吴国的汉语方言和齐国方言彼此不能相通。《颜氏家训·音辞篇》称：“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445]
然而至少在西周以前我国确实有雅言存在。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导论》第三章“方言”也说：“我们所根据的语音史料，是方言还是普通话?在各种同时代的语音史料中，有没有方言的差别?在同时代的诗人用韵中，有没有方言的差别?这些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我曾经把《诗经》的十五国风分别研究过，没有发现方言的痕迹。我曾经把《楚辞》和《诗经》对比，想找出华北方音和荆楚方音的异同。我虽然发现《楚辞》用韵的一些特点，但是也难断定那是方言的特点，还是时代的特点。”王力先生的观察显然是正确的。《诗经》中的十五国风的用韵并没有方言的色彩，而且《诗经》中的雅、颂时代一般早于国风。其用韵特征相当吻合，足证当时确实存在着流行的雅言[446]，或叫作共同语，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这一点完全得到了古文字学上的证明。
例如，王国维《观堂集林》[447]卷八“《周代金石文韵读》序”在盛赞清代古音学之昌盛之后，称：“惟昔人于有周一代韵文，除群经、诸子、《楚辞》外，所见无多。余更搜其见金石刻者，得四十余篇。其时代则自宗周以讫战国之初，其国别如杞、郐、邾、娄、徐、许等，并出国风十五之外，然求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故即王、江二家部目，谱而读之，非徒补诸家古韵书之所未详，亦以证国朝古韵之学之精确无以易也。”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448]初序曰：“国别之器得国三十又二，曰吴、曰越、曰徐、曰楚、曰江、曰黄、曰鄀、曰邓、曰蔡、曰许、曰郑、曰陈、曰宋、曰鄫、曰滕、曰薛、曰邾、曰邿、曰鲁、曰杞、曰纪、曰祝、曰莒、曰齐、曰戴、曰卫、曰燕、曰晋、曰苏、曰虢、曰虞、曰秦。由长江流域溯流而上，于江河之间顺流而下，更由黄河流域溯流而上。地之比邻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北系也。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此其大较也。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而徐多古器，旧文献中每视荆舒为蛮夷化外，足证乃出于周人之敌忾。徐楚均商之同盟，自商之亡即与周为敌国。此于旧史有征。而于宗轴彝铭，凡周室与‘南夷’用兵之事尤几于累代不绝。故徐楚实商文化之嫡系。南北二流实商周之派演。……民族之商周，益以地域之南北，故二系之色彩浑如泾渭之异流。然自春秋而后，氏族畛域渐就混同，文化色彩亦渐趋画一。证诸彝铭，则北自燕晋，南迄徐吴；东自齐邾，西迄秦鄀；构思既见从同，用韵亦复一致。是足征周末之中州确已有‘书同文，行同伦’之实际。未几至嬴秦而一统，势所必然也。”[449]
实则明代的陈第《毛诗古音考》[450]的“自序”已经说过：“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韵与《诗》合，实古音之证也。”陈第《读诗拙言》[451]曰：“古人之书皆有韵，不特诗也。”陈第在此书中考索了先秦的诸子书的用韵，称《老子》《庄子》的用韵“与《毛诗》古音若合符节。故通《诗》之音以读《易》，得十之六；读《离骚》，得十之五；读《易林》《急就》《参同》《太元》诸书与古歌谣皆开卷而得其概，庶几不至于龃龉矣”。江有诰《音学十书》[452]中有“群经韵读”一卷和“先秦韵读”二卷，对先秦的散文作品的用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许翰《攀古小庐全集（上）》[453]有《经韵》卷，中含“《尚书》韵”、“《论语》韵”、“《孟子》韵”、“《左传》韵”、“《左传》韵补遗”、“《孝经》韵”，也是对《诗经》、《楚辞》以外的散文中的用韵进行分析，结果都表明先秦的散文的用韵情况和《诗经》相当吻合，很少有出入[454]。这说明上古确实有雅言音系存在，而且雅言音系的势力和影响颇为广泛。
我们在研究上古音的音系的时候，实际上是研究当时的雅言音系，而不应当把一些明显是方言的语言现象纳入雅言音系来考察，尤其不能把方言中的词汇现象当作音韵现象来看待。否则，上古音的音系就会非常庞杂混乱，丧失音系应有的规范性特征。学者们对此是警惕的。如王力《汉语语音史》卷上第五章“晚唐—五代音系”称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所采用的朱翱反切中“匣母与喻三喻四混合，和现代吴语相符合。这恐怕是方言现象。现在我们依守温字母，把喻三喻四合并为喻母，匣母独立”[455]。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62页在讨论上古音中的宵部的时候说：“从上面的例子看起来韵尾-kw把圆唇成分失去，在一二等里还影响元音，在三四等里似乎不发生什么影响。在一等字里对元音的影响不很一致，《切韵》时代多数是â，尤其是在舌尖音声母之后，在唇音及舌根音声母后面有变â，uo，跟u的，很多字有两读三读的，我们不愿意像高本汉、董同龢两位另外拟不同元音来解释这种不同的演变，只好认为是方言混杂的现象。”[456]
但是，古今方言中特殊的音变现象却不可不注意。我们已经指出过只要是音变就一定不是复辅音的分化。近年来，对于中古以前的古方言的研究有两部专著颇为可观：一是汪启明的《先秦两汉齐语研究》[457]；一是华学诚的《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458]。另外，丁启阵的《秦汉方言》[459]也颇堪参考[460]。同门大师兄赵彤于2006年出版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国楚方言音系》[461]。有的学者利用方言材料来构拟复辅音[462]，我们认为这在方法上和理论上都是讲不通的。古人明确揭示的属于古方言中由于“语讹”等原因产生的音转现象应该是指方言中确实存在的音变现象[463]，清代的训诂学家们往往利用古方言来讲通假。这就表明古方言现象应该是音变现象，而不是复辅音的分化，因为我们已经指出过凡是由复辅音的分化而来的单辅音之间一定不能有通假关系，也就是音变关系。反之，只要能确定是通假关系的两个单辅音，那就一定不会是来自复辅音的分化。这是铁案难移的原则。我们这里举几个古方言中音变的例子。
例一，考《水经注》卷三十一“淯水注”：“洱水又东南流，注于淯水。世谓之肄水。肄、洱声相近，非也。”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464]第2600页有熊会贞的注曰：“会贞按：《广韵》，肄，羊至切。洱，而止切，又仍吏切。是声相近也。……非也二字，驳谓之肄水之说。”这很清楚地表明在六朝方言中日母（洱）与余母（肄）音近可以通转。这是方言中的音变现象，因此凡是日母与余母相通相谐的现象都与复辅音毫不相干[465]。
第二，《水经注》卷二十六“沭水注”：“沭水又南，径东海郡即丘县，故《春秋》之祝丘也。”而“即”是精母，“祝”是章母。这表明上古音的章母（读与端母相近）在中古时有的方言中已经变为精母。这并非孤例。我们在古方言中还可以找到类例。如《礼记·缁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郑玄注云：“‘资’当为‘至’，齐鲁之语，声之误也。‘祁’之言‘是’也，齐西偏之语也。”这里郑玄谈的是方言中的音变。我们在绪论中就指出过郑玄注中的“声之误”都是指古音中的通假现象，有相当一些是古方言中的音变现象。这里的“至”的上古音为章母，为舌音；“资”的上古音为精母，为齿头音，二者本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正如郑玄所说，在汉代以前的齐鲁方言中，“至”与“资”音近可通。郑玄称其为“声之误”，表明在齐鲁方言中，章母可以音变为精母。这与复辅音无关。我们在研究上古音系的时候千万不可忽视方音的存在及其扩散对雅言造成的影响。《方言》卷十：“誺，不知也。”郭璞注：“音癡眩。江东曰‘咨’，此亦如声之转也。”“知”的上古音为端母，中古音为知母，“咨”的上古音和中古音为精母，而郭璞注称上古音为端母的“知”在东晋的江东方言中要读如精母的“咨”。又如《水经注》卷三十一“滍水注”：“滍水又东，犨水注之，俗谓之秋水，非也。”“犨”的中古音是昌母，“秋”的中古音是清母。从《水经注》此文可知，在六朝时期的方言中，有的昌母可音变为清母[466]。类例如《颜氏家训·书证》[467]：“或问曰：《东宫旧事》何以呼‘鸱尾’为‘祠尾’?答曰：张敝者，吴人，不甚稽古，随宜记注，逐乡俗讹谬，造作书字耳。吴人呼祠祀为鸱祀，故以‘祠’代‘鸱’字。”考“鸱”的上古音和中古音都是昌母脂部，“祠”的上古音和中古音都是邪母之部。此例足证至少在中古的吴方言中，邪母可音变为昌母。同书同篇又称吴人“呼盏为竹简反”。“盏”的中古音是庄母，“竹”的中古音是知母。而在吴方言中，庄母可音变为知母。这些方言中的音变现象绝不能用复辅音来解释。
例三，《水经注》卷三“河水注”：“高奴县，……民俗语讹谓之高楼城也。”“奴”是泥母，“楼”是来母。这是说六朝方言中，泥母可以音变为来母。《水经注》说的“民俗语讹”只能理解为方言中的音变现象。泥母与来母在方言中可以相混，均读为来母，这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极为常见，为方言学常识，无须举证[468]。可是有的音韵学家却利用泥母与来母相通的现象来构拟复辅音声母nl或nr，这是连起码的语言事实都不顾了。这些音韵学者们构拟的nl或nr这样的复辅音，由于是比较明显的错误，所以本书不予以反驳，也不多提及。
例四，《水经注》卷二十四“睢水”条：“睢水又东，径横城北，……杜预曰‘梁国睢阳县南有横亭’。今在睢阳县西南。世谓之‘光城’。盖‘光、横’声相近，习传之非也。”“光”为见母，“横”为匣母，这是见母与匣母能够直接相通的证据，不可用复声母来解释。
例五，《史记·孝文本纪》：“诽谤之木。”《索隐》：“按：《尸子》云‘尧立诽谤之木’。诽音非，亦音沸。韦昭云‘虑政有阙失，使书于木，此尧时然也，后代因以为饰。今宫外桥梁头四植木是也’。郑玄注《礼》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以木贯表柱四出，即今之华表’。崔浩以为木贯表柱四出名‘桓’，陈楚俗‘桓’声近‘和’，又云和表，则‘华’与‘和’又相讹耳。”崔浩指出在中古以前的陈楚之间的方言中，“桓”声近“和”，“桓”的上古音是匣母元部，“和”是匣母歌部，歌、元本为阴阳对转，虽有阴声韵和阳声韵之不同，但在古方言中确实是相近的，是可以彼此发生音变的。另如《广韵·八戈》“何”字注：“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469]，字随音变，遂为何氏，出庐江。”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学者不必求之过深，作出异样的构拟[470]。
例六，本书后面有论及上古音中的照三系字与见系字相通的问题，这与复声母完全无关。在古方言中我们找到了一个铁证可以证明二者确实是属于音变。考《汉书·高帝纪》：“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苏林曰：“脽音谁。”如淳曰：“脽者，河之东岸特堆掘，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余丈。汾阴县治脽之上。后土祠在县西。汾在脽之北，西流与河合。”师古曰：“二说皆是也。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说此临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与葵同，彼乡人呼葵音如谁，故转而为脽字耳，故《汉旧仪》云葵上。”师古明称：“彼乡人呼‘葵’音如‘谁’，故转而为脽字耳。”这表明在古代的方言中，群母的“葵”确实可与禅母的“谁”相通，这是可以确定的古方言中的直接的音变[471]。
例七，据六朝时代王嘉《拾遗记》[472]卷九称：“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里’，与‘侧理’相乱。”按，“陟”的中古音是知母，竹力切；“侧”的中古音是庄母，阻力切。可知，六朝时代的西北方言中已经有“庄知相混”的现象。
例八，《宋书·乐志》称：“晋《俳歌》又云：‘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紵。”按，“绪”的中古音是邪母，“紵”的中古音是澄母，可知六朝时代的吴方言有把邪母读成澄母的现象。
现代方言中音变的例子有时也会出人意料。
例一，吾友熊燕博士《客赣方言语音系统的历史层次》[473]第17页指出，在客赣方言中，“遇摄一等在透定母变h的方言里一般读成hu，只有南城、泰和、宜黄等少数方言中发现u前是读成唇齿擦音f的，如‘肚’：宜黄fu、城南fu、泰和fu。除泰和外，都与晓匣母合流”。合口的透定母读为f声母虽然是比较晚近的现象，而且是经过了th→h→f这样的音变过程。然而这样的音变毕竟与复声母无关。现代方言中即使是很奇特的音变现象也不能用复声母来解释。
例二，据陈水润《水东方言的语音特点》[474]的介绍，作为闽南方言中的一支的水东话由于受到壮语的影响，而发生了一些奇特的音变现象。例如，该方言有本为s声母的字读为小舌清塞音q的现象，如“四、三、生、所、扫、赛、梳、审、送、胜、色、塞”等都读q声母。而且q声母在电城方言中与齐齿呼相拼的时候要读为s等声母。这似乎难以从音理上给以合理的解释，但语言事实就是如此，而且绝对与复声母无关。
例三，林伦伦《粤西闽语的音韵特征》[475]指出：“雷州话的疑母字‘我、牛、月、外’等字读[b]声母（除‘我’之外都是合口呼字），可能是[u]介音促成了这种演变。这两种现象都是雷州话独特的语音演变，跟汉语语音史的规律性演变无关。”相信古有复声母的林伦伦也没有认为这样的语音现象是由古代的复辅音分化造成的。我自己推测其音变的过程也许是ŋu→mu[476]→bu[477]（且不考虑其中有的细音成分）[478]。
例四，广东粤方言中存在端母这样的清塞音读零声母的现象。如在台山方言和开平方言中，端母字的“多、大、都”等都读作零声母。据詹伯慧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479]第228页，雅瑶、台山、赤坎三地方言中的端母都读作零声母。不少方言学家挖空心思都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后来，我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上，听香港科技大学张敏教授解释说：“这是因为端母在那些方言中经过了浊化而音变为内爆音
，然后再失落。这是一个典型的弱化音变，而且可能与百越语的底层影响有关。”我大惊，很是佩服张敏教授十分简洁而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难题[480]。
例五，李星辉《湖南永州岚角山土话音系》[481]称疑母的“鱼”和透母的“他”的读音同是ɣ声母（韵母也相同，声调不同），这该怎样解释呢?我认为“他”读ɣ声母不是“他”的读音，而是意思为“他”的“渠”的训读音[482]，本为群母，后发生擦化音变，音转为ɣ是很自然的。现代音韵学者公认上古音的群母本有一二四等，并非仅有三等，这是因为后来群母的一二四等都擦化为舌根浊擦音，在中古音中仅留下了三等音。
例六，据王福堂等《汉语方音字汇》第140和第142页，厦门方言中的以母字“榆、愉、裕、喻”都读lu。而按照厦门方言中的通例，中古音的以母字应读零声母，与云母、影母合流。另外，以母的“锐”字在济南方言、南昌方言和厦门方言中也读l-。据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483]第95页，以母开口的“盐”在湖南南部的宁远方言中读l-声母。同书第96页以母合口的“用”在湖南南部的资兴方言中读l-声母。据张晓勤《宁远平话研究》[484]第96页，宁远平话中的以母大多数读零声母，但少数字如“盐、瑶、野、夜”读l-声母。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485]提到了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一些以母字读l的例子。如厦门方言中的“檐”、建阳方言中的“痒”、益阳方言中的“孕”、温州郊区方言中的“鹞”都读l声母。据曹志耘《严州方言语音特点》[486]的考察，在严州方言中的遂安土话里面，有以母字读l声母的现象，如“拥、用、育”都是l-声母。这该怎样解释呢?曹志耘先生自己没有予以进一步的音理上的探讨。可知以母字在方言中读l并非孤例。这是不是上古音的以母r→l音变呢[487]?如果真是这样的音变，那么厦门方言、宁远方言、严州方言等的某些语音现象就保留了与上古音近似的形态。然而我认为事实绝对不是如此。
这里主要考察严州方言。严州方言中的以母字读l声母应该是非常晚的音变现象，与上古音毫无关系。根据曹志耘此文提供的材料，综合起来看，云母、以母都已经与影母合流，先变成了零声母。再由零声母演变出一个后鼻音声母ŋ[488]；由于“拥、用、育”都是三等韵，有细音介音，从而使得后鼻音声母ŋ向
演变，其后又向n音变（这时细音介音消失）；之后，由于在遂安土话中，n和l声母可以相混，于是再发生了n→l的音变。这就是古音喻母字读l声母的原因和演变过程。可知这是非常晚的音变现象，断然与上古音无关，绝不是r→l这样直接的演变。这个音变的全过程可以码化为
。我们推定这样的音变过程时发现，凡是有这种音变现象的地方，其方言中的泥母几乎都读l-，而且方言中的疑母也有相当一部分要读l-音。如湖南的宁远平话就是如此。
但是我对上海方言表示“我们”的自称代词是“阿拉”一词的分析却与这一节的论述有所不同。“阿拉”的“阿”是接头词，关键是“拉”的本字是什么?上海方言为什么有这样的自称代词?其实自称代词“阿拉”来自宁波方言，要读带喉塞音的入声，这个入声是后起的。但“拉”成为自称代词的词干却有非常古老的来源。我认为这个“拉”来自上古汉语的以母自称代词“余、予”。对于上古音的以母，李方桂认为是流音r，本书认可这个构拟。而r音转为l是很自然的。由于以母至少在东汉时代就已经有零声母音[489]，因此宁波方言中的自称代词词干的“拉”应该产生在东汉以前，甚至先秦。“余”不仅可以表示单数的“我”[490]，而且可以表示复数的“我们”，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如此。考《左传·闵公二年》：“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这里的“余”是指“国人”，必是复数。接头词“阿”是后来附上去的，其作为接头词的时间也出现得很早[491]。
例七，曹志耘《严州方言语音特点》[492]还提到一个严州方言的语音特点，在建德地区的土话中，全浊声母清化后是去声送气，平上入都不送气。这简直是绝无仅有的。我也无法解释现象这样的例外音变。
例八，在普通话中，人称代词的复数主要是通过在单数词“我”“你”“他”后附加“们”来实现，广州话中的人称代词一般在其单数形式之后加词尾“哋”[493]来表示复数，但是广东台山方言的复数多采用奇特的屈折变化，尤其以韵母和声调的屈折音变最为常见，第一人称采用变调，第二、第三人称则采用变韵兼变调。例如：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台城和端芬方言中第二、第三人称代词的复数音变呢?我苦思良久，现在初步认为第二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是“ni”（你）+“若”，合音而成，合音的原理近似反切；第三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是“k‘ui”（佢或渠）+“若”，合音而成。“若”在古汉语中本来可以表示“你、他”的单数和复数，在台山方言中前面加“你”或“佢”是为了区分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同时采用了合音词的形式。我觉得这个解释可以成立，但尚待深考。
例九，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494]第3页所收的“闽方言十八点声母对照表”，船母的“蛇”在建瓯方言和松溪方言中读零声母，在建阳方言中读ɦ-声母。据王福堂等《汉语方音字汇》[495]第266页，“船”在建瓯方言中读y声母。同书第298页，中古音为船母合口三等的“顺”在湖南双峰话中读ɣyεn。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读音。我认为可以解释为中古音的船母常常与禅母相混，有
的音变，再由于合口介音的影响，于是发生了
的音变，这是辅音后化产生的音变。类似的辅音后化音变如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496]第111页所举的湖南双峰话的禅母的“寿”“常”读舌根浊擦音ɣ，则必定是经过了
的辅音后化音变。另外，在温州方言和建瓯方言中也有部分禅母字读ɦ的现象，不再详举。据李如龙《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建阳市方言志》所收的“同音字表”，“绍、邵”读ɦ声母，这也是辅音后化音变[497]。这个辅音后化音变的原理还可以解释方言中的一些奇特的音变。方言学家已经注意到客赣方言、闽方言、晋方言中都存在一些合口的“生、书、船、禅”等读f声母的现象。一般音韵学家解释说这是合口介音造成的特殊音变。我从前也认为如此，但仔细考察起来发现没有这么简单。现在先列举临汾方言中的一些材料：
生：耍、所、刷、闩、拴、双（白读音）、霜
书：书、输、舒、叔（白读音）、束、鼠、水
船：赎、顺、唇
禅：淑、属、署、熟、蜀、殊（白读音）、谁、薯
在客家方言中也有很多同样的例子[498]。据曹志耘《严州方言语音特点》[499]的考察，严州方言中的“船、顺、训、血”这些合口三四等字，在淳安读s声母，在建德、寿昌读ɕ声母，在遂安读f声母。我认为这是一种条件音变[500]。我现在对这些特殊音变的解释是：其中浊塞擦音的船母一定与禅母合流同读
，然后发生后化音变而成ɦ/ɣ，再清化为h/x，从而与晓母合流或者代替原来的晓母合口音（因为原本的晓母合口音可能已经演变成了f），接着由于合口介音的影响而发生唇齿化音变而成f[501]；生母字ʃ和书母字ɕ也是经过了ʃ/ɕ→h/x（合口）→f的音变过程。我这样解释是考虑到了在现代方言中有的船禅母字有读ɦ/ɣ的现象。我们必须把这些特殊音变综合起来考虑[502]。至于船母的“蛇”在建瓯方言和松溪方言读零声母，“船”在建瓯方言中读y声母，这在音理上就很容易解释了。我很明确地认为，这是因为闽方言中的船禅母字先读ɦ/ɣ，然后失落声母，从而音变为零声母。在闽方言中，匣母失落辅音而变为零声母的现象是很常见的，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503]第11页“论闽方言的一致性”所举例证甚多。
例十，在湖南的某些方言（如娄底）中，中古音为并母开口二等的“爬”读luo或lua，在湖南双峰话中，“爬”读lo[504]。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古有复声母bl的证据。我认为这与复声母没有关系。读为luo或lua的“爬”应该是“挪”的训读，与任何音变都无关。在娄底方言中，来母和泥母洪音不分，都读l声母，“挪”是泥母洪音，在娄底方言中要读l声母，音正是luo。因此，我认为“爬”读luo或lua的本字是“挪”，无关音变[505]。
例十一，在合肥方言中，日母字一般读卷舌音的ʐ声母，这是当地方言正常的读音。但有些影母字和个别疑母字也读卷舌音ʐ声母，如“案、按、安、藕”[506]，从而与日母同音。这样的特殊音变似乎不好解释。那个别疑母字肯定是先音变成零声母，与影母音合流，然后演变为ʐ声母，有可能是零声母
这样的音变过程。这个音变解释应无可疑。可资比较的是，广东惠州与增城的方言中存在影母字和以母字读z-声母的现象，这些字在大埔方言中是读ʐ声母[507]。
前辈学者对古代方言中的音变现象本来已有精辟的论述，这是反驳利用方言来构拟复辅音的有力证据。我们这里姑且引用黄侃先生《声韵略说·论音之变迁由于地者》[508]中的一段议论为旁证，其他学者的论述不再详细引述。
黄侃《论音之变迁由于地者》
往者輶轩之使，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良以列土树疆，水土殊则，声音异习，俗变则名言分；虽王者同文，而自然之声，不能以力变也。《汉书·地理志》云：“民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淮南王书》云：“清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凡此皆音由地异之明文也。今观扬氏《殊言》所载方国之语，大氐一声转变而别制字形；其同字形者，又往往异其发音。故《淮南书》“元泽”注曰：“元，读如常山人谓伯为元（黄侃自注：原作穴）之元。”《汉书》名“昧蔡”，服注：“蔡读楚言蔡。”《说文》：“蕃，沛人言若虘。”《释名》：“风，豫、司、兖、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汜也；青、徐，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此皆一字随地异读之例。如其依音造字，便成二文矣。汉世方音歧出，观诸书注家所引可明。然昔人对于方言，有仿效与讥诃二途。仿效者，如卫出公之效夷言，吴夫差云好冠来，《孟子》所云置之庄狱是也。讥诃者，如子路之喭，夫子病之；
舌之音，孟子斥之。以仿效之故，方言往往易于转化；以讥诃之故，令人言语向慕正音，而其质终有不可变者存也。大抵地域之分，南北为其大介。昔《荀子》屡以楚、夏对言；至《方言》多载南楚之语；《楚辞》一篇，纯乎楚声；《文心雕龙》载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至永嘉之乱，中原入夷，逖彼东南，遂为正朔；自尔南土之音，转为雅正；虽方言俚语，尚有楚风（黄侃自注：《宋书》谓高祖累叶江南，楚言未变；此文明言江南音正，楚者特其方语）。以视北朝人士，音辞鄙陋者，抑又有间矣。《经典释文·序录》云：“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沈浊。”《切韵序》云：“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颜氏家训·音辞》所载南土殊音，往往至今存在。至云“岐山当读为奇，江南音祗，江陵陷没，此音遂被关中”；今则举国读音，奇、祗无别。其他如戌、庶，如、儒，紫、姊，洽、狎，举、矩，北音混同，今则或同或异；攻、工，北音有异，今复尽同。又如《匡谬正俗》及《一切经音义》所载各地殊音，在今无悉同者。要之，因地殊音之理，终古不易也。又何怪今日北音之入声似去，吾楚之浊声上、去无别哉。[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