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更替,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面临两性关系的问题,性别问题是社会学研究与关注的核心命题之一,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一般都把性别研究看作是整个社会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西方学术界,“社会性别”已经和“阶级”“种族”一样成为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分析范畴,在人文社科领域被广泛运用。而“社会性别”“阶级”以及“种族”也是传播研究的一个论述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media and gender studies)成为当今传播研究批判学派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女性主义者积极参与行动和学理研究的核心概念。本书属于传播研究领域的“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范畴。将从社会性别视角去研究中国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最终探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性别平等状况,并寻求女性发展之路。
本书的理论意义和价值表现在:一是从社会性别的崭新视角研究传播媒介,不仅丰富了性别研究理论,也开辟了传播研究的前沿领域。本书对新中国60年来的不同时期主导的社会性别理论进行了一番梳理,如从第一时期(1949~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主导,到第二时期(1978~1992年)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涌入及传统性别观念抬头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冲击,以及第三时期(1993~2008年)社会性别理论引入中国后的多元观念并行的文化景观等。本书将厘清各历史阶段主流社会性别话语所塑造的女性性别气质,进而运用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导性别理论分析媒介所建构的女性形象,并探讨女性媒介形象呈现背后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和作用,通过女性媒介形象深入分析当时的性别平等状况,从而指出造成性别不平等现象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原因;二是从媒介再现女性刻板形象的角度审思女性问题,不仅深化和拓展了性别研究理论,还在传播研究方面为“媒介与社会性别”领域的学理研究做出了努力,例如,指出媒介不应是再现女性刻板形象的场域,而应该是承担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共识的传播机构。此外,本书将分析并提出:在转型期中国,以往占主导地位的妇女解放理论亟需补充新鲜血液,需借鉴新的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并加以本土化改造和整合。
本书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性别问题,直面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性别平等问题及妇女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首先,探讨性别平等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解之题。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胡锦涛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两性和谐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页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谱写的,女性获得解放的同时,男性也从狭隘的男权主义中解放出来。如今,历史和人类认识已达到这样的拐点:“从‘天赋人权’到‘男女平等’,逐渐演变成一股越来越大、越来越汹涌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社会性别平等成为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首次将“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写入报告,这说明男女平等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表达了党和政府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社会决策主流的强烈意愿。在新媒体传播中,性别平等问题如果能够从实质上得到真正、彻底解决,则无疑将大大促进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实现。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学术界对中国社会性别发展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研究,提供决策咨询、理论支撑和道德辩护。社会学研究也将男女平等观念视为现代人的重要社会指标之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男女两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地位越平等,关系越协调,共同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越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探索现代女性自我发展、探讨两性和谐共处之路。
其次,探讨性别平等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之需。在计划经济时期,女性就业由国家负责统包统配,妇女从旧社会对男性的依附转化为对国家对社会的依附。进入市场经济后,大量女工下岗,“女人回家”呼声、女大学生就业难、女性从政难等问题层出不穷。而在中国,一向是高就业率与低工资并举的状况,就一般城市家庭的生活水准而言,如果没有妻子的收入往往是难以维持一般水平的,由此许多妇女在失业下岗之后又遭遇婚姻危机。可见,当劳动的性别分工失去了国家的主导力量来平衡时,女性的弱势地位就明显化。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又出现了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现象。这一切有违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过程缺失性别视角的所谓公平竞争使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市场经济的物质效益取向与腐朽的性别文化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把女性物质化、商品化的倾向,这都给女性生存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因此,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性平等和女性问题,分析其形成的社会、历史等因素,探讨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将有助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第三,探讨性别平等问题是全球化的必然课题。不管中国男女平等的实际状况如何,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毕竟是一向重视妇女问题,强调男女平等,从法律上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广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权利,并将之付诸实践。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还将男女平等纳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这些都表明了中国政府坚持男女平等、促进妇女发展的决心和态度。然而,现实社会中的男女平等距离理想状态相距甚远,这不仅是中国的现象,也是全球性的现象。据有关调查:女性的工作时间是全球工作时间的67%;女性的收入只占全球总收入的10%;女性占世界文盲总数的2/3;女性只拥有世界上1%的财富;近六成的女企业家要照顾家庭成员;1/3以上的女企业家要从事全部家务劳动;50%以上的女企业家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0小时以上。由此,性别平等问题已为全球各国所关注。从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世妇会)开始,经过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第二次世妇会)和内罗毕的“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第三次世妇会),直到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妇会,对两性平等问题都十分关注。先后提出,要“采取一切适当和特别措施改变男子和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传统任务,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实现男女充分的平等”。随着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融入全球性的经济网络。而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女性素质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因此,探讨性别平等问题,关注女性健康发展,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美国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曾说过:“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传播学研究表明,大众传播媒介是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和判断,并进而通过制约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跨入21世纪的今天,各种大众媒介已深度介入现代社会,它们采用日常化策略的文化实践方式,制约着被包裹在各种媒介信息环境中的现代人的认知和行为,对社会环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明确地将媒体文化的影响与性别联系起来,发现媒体文化灌输给我们“什么意味着男人或女人的典范。从报纸到音乐电视,媒体塑造着我们对于性别的理解。通过向我们展示有关女性、男性及其关系的形象,媒体暗示我们,作为男人和女人,我们个体的形象应该如何。”因此,大众媒介对性别形象的建构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性别观念。在当今男权中心的社会,大众媒介的立场大都建立在男性的知识与经验之上的,媒介中充斥着性别不平等现象。在商业文化、消费主义冲击下,媒介新闻报道出现了女性角色失位及媚俗化趋势,大大降低了大众传媒中新闻的质量并严重影响了媒体的权威性地位,而多数大众媒体尚未自觉地树立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曾有学者指出:就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而言,存在“全社会的有组织的沉默”,因此,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终极关怀,在于提示媒介霸权的结构和过程,帮助受众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寻求人类真正的平等与解放,这一研究领域既不是工具知识的学理阐释,也不是学院派书斋里的苦思冥想,它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现状密切关联。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继承了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的妇女解放思想,就如何做好妇联工作、推进妇女事业发展,以及促进男女平等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论断。其主要内涵为: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指导,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引领,以注重家庭建设为核心,以重视妇女权益和男女平等问题为方向,以进行互联网下中国妇联组织工作建设为辅助,及以促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妇女与世界妇女解放发展为目标。习近平关于妇女发展的相关论述内涵丰富、逻辑清晰、任务明确,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也是新时代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思想指南。
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事业也迎来了“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在“新时代”,习近平重申了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视,重视保障妇女权益等问题,持续推进作为群团组织的妇联组织改革。习近平关于妇女发展的相关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妇女事业发展领域的具体运用。新时代广大妇女依然肩负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存在;妇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峻;针对妇女的暴力事件仍有发生;如何为妇女创造更平等和安全的发展环境?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党和政府、妇联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开启妇女事业新征程,开创新局面,实现妇女自由全面发展,男女更加平等,社会更加和谐。
本书致力于探讨媒介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生活中性别平等的关系,致力于思考大众媒介如何改进两性关系以推进社会性别平等。因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具有建立理论大厦、改善政策、促进公众觉悟、推进性别平等多种功能,在大多数人缺少社会性别敏感的状况下,本书具有特别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