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准备轰炸

要教训日军

灰暗的形势

1941年12月7日，美国珍珠港遭到日本偷袭。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在儿子詹姆斯的搀扶下，走向众议院讲台，满腔愤怒地宣称前一天为国耻日，强烈谴责日本：

昨天，日本政府还对马来亚发动了袭击。

昨天晚上，日军袭击了香港。

昨天晚上，日军袭击了关岛。

昨天晚上，日军袭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天晚上，日本人袭击了威克岛。

今天早晨，日本人袭击了中途岛。

日本迫不及待地要与德意法西斯瓜分世界，实现大日本帝国的美梦，势必要把魔爪越伸越长，与美国在太平洋争霸，展开一系列攻击战。

12月10日，日军攻陷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关岛，麦克米林上校成为俘虏。美国原想在此建立潜艇基地的计划化为泡影。

马里亚纳群岛与夏威夷之间的威克岛，是美军西去菲律宾的中转站，控制这个岛屿，美军的道路就被拦腰斩断。日军攻势凌厉，在1941年12月22日踏上威克岛，美军继关岛之后再次蒙羞。那天，威克岛的“水塔上升起了用白床单做的旗子，早上7时刚过，一名中士手擎一个拖把柄，上面拴了一块白布，德弗罗少校在这名中士的陪同下前去投降，这时岛上还在响的美军扩音器大声播出军乐。有些外围岛屿上的美军，保持海军陆战队的优良传统，拒绝向敌人投降，直到他们的指挥官亲自来到岛上。因此，一直到下午，身着洁白海军军服的梶冈少将，方才能够登上岛屿举行正式的受降仪式。他在仪式上以裕仁天皇的名义给威克岛改名为‘鸟岛’。1500名美国军人和文职人员当了俘虏”。

事隔11天，在1942年的1月2日，日军攻陷马尼拉，充当菲律宾保护人的美军退守巴丹。巴丹难保，远东美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于3月11日逃往澳大利亚。4月9日，巴丹失守，阵地上挂起白旗，金少将乘车去日军司令部，把手枪放在桌子上，7.5万官兵投降，这在美军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7.5万名饥寒交加的俘虏兵，被日军驱赶着在丛林中长途跋涉100多公里前往圣费尔南多战俘营。一路上他们很难得到食物，坚持不住的，不是被弃在路边就是被刺刀挑死。这次可怕的‘巴丹死亡行军’夺去7000多名战俘的生命。”美国总统在2月下令“不许投降”，两个月后这个命令就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澳大利亚岌岌可危。日军以新不列颠为基地，继续向西南和东南前进。他们在新几内亚的莱城和萨拉茅阿建立据点，入侵布干维尔岛，直接威胁澳大利亚的前哨基地莫尔斯比港。所罗门群岛失守后，从夏威夷到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和补给线都成了问题。

这段时间，美军在中太平洋焦头烂额。日军咄咄逼人，“从马绍尔群岛侵入英属吉尔伯特群岛，并继续向南推进，似乎准备通过埃利斯群岛进逼萨摩亚群岛。这种攻势立即使美国忧心忡忡，因为日军的飞机、潜艇和航空母舰将有可能从萨摩亚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运输线，从而使盟军不能将澳大利亚作为发动反攻的重要基地。此外，日本潜艇也在中途岛一带活动，日军有可能通过中途岛再一次发动攻击”。

日军要称霸世界，必然与盟国较量，气势汹汹。

继1941年7月攻占法属印度支那以后，日军在12月8日登上英国属地马来西亚，10日击沉皇家海军的巨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英国首相丘吉尔叹息：“在印度洋或太平洋中，除了正在急速返回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在珍珠港残存的主力外，没有英国或美国的主力舰了。在这广漠的一大片海洋上，日本独霸，而我们则到处都是脆弱和没有防御的。”这种灾难并未结束，日军在圣诞节进军香港，后来又占领和控制泰国。1942年2月14日，日本攻陷新加坡。而一个月前丘吉尔告诉美国人，这座岛屿的堡垒可以经受六个月的包围。实际上围困两周就拱手交出，受辱的程度不亚于威克岛，这种耻辱落在马来亚总司令珀西瓦尔中将身上。

2月15日18点40分，珀西瓦尔等四人斜扛着白旗和英国国旗，来到日军司令部前，日本记者一哄而上，抢拍这一镜头。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递过文件，强调只接受无条件投降。稍后，山下突然提高嗓门，用军刀敲击地板，厉声提问是否接受所有条件。珀西瓦尔想推迟回答，山下威胁，不马上答复就立即攻城。这时日军的重炮向英军阵地轰击，震耳欲聋。珀西瓦尔脸色发青，要求与伦敦联系一下。山下声音变粗，反问他是不是远东军的指挥官，珀西瓦尔只好答应当天23时停火。日方出言，要英军指挥官和总督留下，作为人质，确保停火的实施，珀西瓦尔脸色突变，面部不断抽搐。山下又作色问道，全面投降行还是不行。话音刚落，军刀再次“咚咚”敲击地板，伴以大炮隆隆，炮弹在会场上空呼啸而过。珀西瓦尔一笔一笔签完字，日军宣传班的尾高中佐高叫起来：“驻马来亚日军宣布：马来亚日军于2月15日下午7点50分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

日军长驱直入，在婆罗洲、苏门答腊、帝汶岛横冲直撞，荷兰军队两眼发愣，9.8万人投降。3月8日，爪哇沦陷，同时英军退出仰光，日军的铁蹄大步踏入。4月上旬，日本海军大举西犯，闯入印度洋。驻扎马来西亚的海军进攻孟加拉湾后，11日返航。南云忠一指挥五艘航空母舰与四艘快速战列舰，还有一批巡洋舰、驱逐舰以及油轮，于5日轰炸斯里兰卡的科伦坡，6日攻击亭可马里，粉碎早有准备的英军，击沉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多艘。日军达到预期目标，于13日通过马六甲海峡，返回各自的军港。印度洋上的海战，英国损失舰船11.6万吨，连招架的能力都没有，以避其锋芒为上策。

太阳旗到处飘扬，太平洋正在变成日本湖，印度洋在它的淫威下发抖。

跳出奇计

盟国在受辱，美国人担忧局势会每况愈下，心底如铅灌注，沉重难堪。盟国领导层决心回击日军的挑战，遏制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挽回败局，振奋民心，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动权。

罗斯福总统指示军方要轰炸日本本土，把战争引向侵略者本身。他一再垂询进展情况，见方案没有很快出台，内心总是焦虑不安。1942年1月10日，他重申打击日本的主张。1月26日，他询问用重型轰炸机从蒙古轰炸的可行性。28日，他再次过问这件事，敦促尽快实施。

经过珍珠港的打击后，美国海军力量严重削弱，跨过太平洋轰炸日本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什么方法最恰当，一直萦绕在军方决策者的心头。

就在1月10日，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从总统办公室出来。他吃过晚饭钻进办公室，听到敲门声，见潜艇助手弗兰西斯·洛上校走进来。金与总统相见后，总是将备忘录交给助手，一起策划轰炸日本的大计。

“有什么事？”金抬头问。

“我到诺克福港去检查‘大黄蜂’号上的工作，看见机场上画出航空母舰的甲板，让飞行员在短距离内练习起飞。”

“噢，那是习飞的常事。”金有点纳闷，想必洛不会说无聊话。

“假如陆军的飞机能在那样短的距离内起飞，”洛继续往下说，“为什么不能把陆基飞机搬上航空母舰，去轰炸日本？”

金在椅子上向后一靠，没有作声，洛感到不安，等待三言两语的否定。金抬头往上看看。

“洛，”他深沉地说，“是个好主意，你去跟邓肯讨论一下，告诉他必须向我汇报。”

唐纳德·邓肯上校是金的飞行助手，有着多年海军飞行和舰队指挥的经历。洛立即打电话给他，要求第二天上午在办公室见面。第二天是星期日，通常金会让他的参谋人员休息，邓肯猜必定有要事商量。

第二天，两人在海军办公大楼相会。

“你想以航空母舰为基地打击东京吗？”洛开口发问。

邓肯眨眨眼：“当然，那是件容易的事。舰载飞机具有960公里的航程⋯⋯”

“我不是说海军的飞机，”洛打断他的话，“我要讲的是陆军的飞机，可以远航，携带更有威力的炸弹。”

“好主意。”邓肯脱口而出。

邓肯问动用什么航空母舰，洛耸耸肩，称自己是航空母舰的外行，舰上可能适应中型轰炸机，需要3200多公里的航程，不知舰上能够安置多少飞机，深入到日本多近，特遣队的规模应该多大。邓肯告诉他，陆基飞机如果能够在航空母舰上起飞，却无法降落，但返航时可以在航空母舰旁坠落，救起机组人员。这一方案具有相当大的风险，航空母舰送走轰炸机后，在原地等待返航，处于日本陆基飞机的航程内。轰炸机到达日本，日本会侦获特遣队的位置，派出大批陆基飞机轰炸，后果不堪设想。策划人几经推敲，决定轰炸机队直向大陆，不再回头，保全特遣队。

洛对邓肯强调，如果他的设想可行，将把计划报告金上将。

邓肯找到一间空房，把自己关在里面，向陆军询问中型轰炸机的大小、着陆速度、航程、装载能力，查阅海军资料，了解航空母舰的类型、进入日本的最佳天气。

在一系列飞机中，马丁B-26需要的起飞距离太长，道格拉斯B-23机翼太宽，北美B-25是唯一选择。

这种飞机，由加利福尼亚州的北美航空公司于1938年设计，时速和装载量都不能满足航空部队的需要。次年重新设计，命名为B-25米切尔，表示对早期倡议者的敬重。新的机种有明显的改进，机身长16米，两翼端间21米，载重1088公斤，最高时速达518公里，1940年8月19日进行首航。战时共生产980架，部分供盟国使用，苏联人十分喜爱，曾要求定购。

B-25飞机载货起飞需420米长的跑道，减轻重量，加上航空母舰的速度以及风力的推动，跑道可以缩短三分之一；3200多公里的航程，附加油箱后也能够达到。

航空母舰选中“大黄蜂”号。它的排水量为25000吨，长247米，宽25米，吃水6.7米，容纳舰载飞机100架，水手2200名。1940年下水，次年编队服役，运送杜立特轰炸队后，参加了中途岛海战和所罗门群岛战役。1942年10月，被日本鱼雷机击中，又遭受敌机的自杀性撞击，27日，另两艘日本驱逐舰将它击沉。

“大黄蜂”号上面可安排16架B-25飞机，时速25节，配备巡洋舰、驱逐舰和油轮，驶近日本500公里处返航。飞机完成轰炸后到中国或苏联降落。轰炸机的航程有限，需要舰队大胆深入，但越深入，舰队越危险；飞机带上更多的油，重量相应增加，就要减少炸弹，势必影响轰炸效果，这组矛盾有待解决。

经过五天的研究，邓肯理出思路，写满30页纸，全部一手抄写，没让打字员帮忙，生怕秘密泄露。他邀上洛一起去见金。金读完手稿，沉思一番，要他们去见陆军航空部队司令亨利·H．阿诺德将军，如果他赞同就请他与金联系。

1月17日，两人向阿诺德呈上自己的作品。阿诺德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立即与金磋商，决定各自负责一方面的工作。邓肯操办海军的有关事宜。陆军应有人主持改装飞机和训练人员的事务，这个人必须具备丰富的飞行经验，深谙飞机构造，这只有杜立特能够胜任。

杜立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在军队长期服役后进入壳牌石油公司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返回部队。1941年12月底，阿诺德将他作为参谋人员安置在身边。确定打击日本的方案以后，他叫来杜立特，问他哪种飞机可以在152米内起飞，带上907公斤炸弹，飞行3200多公里。

杜立特要求用一两天时间思考，然后汇报。他的分析与邓肯差不多，提出B-23和B-25两种机型，但都必须改装。阿诺德进一步说明，供起飞的空间宽度不超过20米，杜立特马上选定B-25。阿诺德将陆军方面的有关事务交给他，吩咐他与邓肯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准备工作。

1月中旬，三架B-25飞机前往诺福克港，在附属机场进行了30次训练，其间一架飞机损坏。2月2日清晨，在邓肯的关照下，两架B-25飞机被吊上“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装上炸弹等物，每架重14058公斤，准备在152米以内的甲板上起飞。下午，劲风横扫甲板，时速80公里，约翰·E．菲兹吉拉德以每小时37公里的速度冲刺，升向空中。起飞前他担心右翼会碰上舰桥，很幸运，勉强掠过。詹姆斯·F．麦克锡也呼啸上天，追赶前面的飞机。他俩都不知起飞的实质，以后也没有加入训练队。

为收集气象资料，邓肯指派中途岛的一艘潜艇深入日本海域，观测气温、压力、风向、风速、天穹和可见度。从掌握的情况分析，时间越早越有利，4月末以后，天气不断转坏，影响轰炸。最后确定4月19日舰上时间16时第一架起飞，两小时后第二架离舰，天黑以前所有飞机出发。以第一架飞机轰炸引起的大火为标志，在晚间实施轰炸，20日天亮后抵达衢州降落。加油后立即飞往重庆，组入美国的第10航空队，帮助中国人民抗战。

中国战场的配合

赶修机场

在确定以航空母舰为载体轰炸日本的前后，美国军方还考虑过利用中国基地轰炸日本的方案。中国方面审时度势，在浙江的衢州和丽水、江西的玉山和吉安、福建的建瓯修建机场，让盟机从东南地区起飞，实施对日本的打击。

衢州机场位于城市的东南，1933年开始修建，第二年扩建。淞沪战役爆发，衢州机场的地位突现出来。跑道加筑，掘地1.7米，底层垫巨石，中层夹卵石，上层铺碎石，表面盖沙土。以后又有扩建，每遇敌情紧张，就急征民工破坏。

1941年，奉航空委员会的命令，编为全国第13总站。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抗日的行列，将派空军到中国来作战，浙江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于轰炸日本。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来到衢州，召集一次专员县长会议，宣布要扩建衢州飞机场，必须能容纳50架重型轰炸机的起飞降落。还要“以机场为中心，四周设防甚密，内外布置，建筑壕堑，征工征木”，“自沿江及江外五里、十五里、二十五里，为四环，配置兵丁器械甚厚，并张两翼于南北山中”。为防止日军从东面进攻，摧毁机场，还必须加强外线工事，延伸到金华、兰溪、义乌、诸暨。工程浩大，所需20厘米直径的大木360万根、毛竹90万根，时间定在六个月内完成，违限要以贻误军事论处。各专员县长一听，都觉得有些为难，唯恐不能如期如数办到，大家面面相觑，不敢答应。黄绍竑也感到为难，含泪对他们说：“我们负地方责任，固然有我们的困难，但军队方面的困难，比我们还要厉害，上官的命令要怎么办，流血牺牲，就是他们最后的责任，我们及人民不过是劳些心，劳些力，流些汗，贡献一部分的时间与一部分的材料而已。我知道这事的困难，但我们只得照这样办。”一省之长已经表态，专员县长不得不立下军令状，全力以赴。

用料的要求高，数量多，不是邻近几个县所能解决的，务必远近全部发动。北到遂安、淳安、建德、桐庐，东到武义、永康、缙云，南到遂昌、松阳。远的路程数百公里，水道用船运，山地靠人扛。开化县人口10万，分配到的木料10万株，人均一株，都要运到衢州。

当时大雪封山，正要准备过旧历年。“各县动员了全县丁壮，开山伐木，随伐随运，几十万人冒风顶雪，踏着坚冰形成人流，向衢州涌来。有的县长、县党部书记在大雪纷飞、泥泞载道的环境中与老百姓一起背木头。寿昌县县长林希岳，背木头跌倒受伤，久治不愈。民工之冻伤、跌伤、淹死者，日有所闻。”江山县雪滑跌死三人，受伤数十人。

淳安县县长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淳安民众的爱国热情很高。无数的农民爬上大雪覆盖的山上砍下大木头，有的用船载，沿新安江转入婺江向衢州去；有的只好肩抬步行，翻山越岭，由遂安方向直送衢州。农民们自带玉米馃番薯作干粮，领队的插上标明乡镇的小旗子，一路上高唱山歌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我与一个毕业于伦敦大学的英国军官，在威坪附近山脚，看到挂着‘唐村乡’小旗的运木队向南走去，他们要走四五百里路才能到达衢州。那个英国军官竖起大拇指，用不准确的中国话对我讲：‘中国不会亡！’我觉得他被我国民众的爱国热忱感动了，当即问他：‘你这个结论怎么得来的？’他用英语说：‘你们中国人用这种原始的方式，长途运送巨木，是多么坚强啊！胜利一定属于你们！'”

运到衢州的材料还要经过军队的验收，尺寸不到又得重新换过，或是两根算一根，因此实际数目不止360万根。当时的乡下百姓，哪里有国际公用的米尺，只知道“鲁班尺”之类的旧尺，20厘米究竟多长，他们心里没底，不知要枉费多少气力。政府付给他们的报酬只不过200多万元，而地方人民的损失，恐怕要在这20倍以上。

黄绍竑感慨万千：“450万根木竹，数目是何等惊人？衢州城的人口，不过4万多，然堆在城区附近的竹木，就比它的人口数多出10倍以上。我到那里去巡视，只见竹木，少见人头，真不胜其沉痛与悲感哩！”

在建筑工地上，民工自备炊具，抬石头，平整场地，日夜赶修。人工经常在2万以上，最紧张时达到4万。敌机经常轰炸，民工躲到水沟树下，飞机一去马上钻出施工。有时警报终日不解除，只好晚上点起大光灯或火炬，通宵加班。敌机加紧轰炸，晚上也来投弹，干扰施工。有一次，50多个民工躲在一个壕沟里，被炸死40余人。工地住宿卫生条件差，民工疲劳加疾病，时有死亡。施工受到极大影响，进展缓慢。

城东南的峥嵘山上，天主教堂建有钟楼，高耸醒目，数里外也能看清。原设有红绿信号灯，作为空军升降的标志，敌机来袭，反而成为轰炸目标，不得不拆除。附近房屋的白墙，一律涂成黑色；行人往来，禁穿红白衣裳。军人必须穿土黄色、绿色，民众着深蓝色、浅灰色，大量服装需要改色，染料价格飞涨。

衢州机场和周边工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按时完成，黄绍竑称为“伟大的人力”。

机场“可供重型轰炸机降落之用，跑道1600米，两端各有消除区长100米，起落地带宽150米，道面宽60米，厚80厘米，基层压实密度CBR90%。道面分三层施工，切块石灌黄泥浆，铺碎石压实，再用碎石级配黄泥土，用铁板制成圆形压路机，内浇灌熔铅，使重达160吨，由120名工人反复拖控压实。另有穿越树林60米宽隐蔽线，可将飞机落地后立刻驰入隐蔽线，可在机堡内作维护之需”。

衢州机场以南的丽水机场，初建于1934年9月，几度复建的情形与衢州机场相近，跑道规模同是七八百米长。

衢州机场以西的江西省玉山机场，编为空军第28站，隶属衢州总站。它位于县城东北三公里的五里洋。1939年动工，“面积约300亩，民国二十六至二十七年下半年扩建至1944亩。场中有碎石跑道、土保险道、飞机隐蔽线、油库、营房等设施”。美国对日宣战后，“玉山机场为了适应盟国空军使用的要求，又进行了一次修建，跑道延长到1500公尺（米）；系碎石结构，强度可胜任盟国空军普通作战飞机起落。并在直线跑道两端构筑了两条土保险道，东北端长100公尺（米），西南端长220公尺（米）。机场东北有油库1座，西南侧边为营区，面积有49.7市亩，建有营房10幢”。县城南面的塔山上配备高射炮，但火力有限。

玉山机场西面数百公里的吉安机场，位于城区西北郊，1930年初建，次年3月完工。1933年在南郊另辟机场，实际面积1278亩。“1936年11月，在机场西面再征地58.5亩，建成一座容量为126立方米的油库。1938年3月，又扩建石砾跑道1200米。”杜立特机队行动以前，机场又一次整修拓展。

建瓯机场筑在县城西门外的大洲上，1933年完工，“纵长约1000公尺（米），横宽300多公尺（米），约占地400亩”。小型机场难有作为，1942年加紧充实，增强太平洋战争的攻势。

中国方面尽最大努力，发动民众，在短期内赶筑机场，等待盟机的使用，满足盟国的需要。

应急措施

中国的东南地区离日本较远，不如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近。“在计划的初期，杜立特希望能与苏联协商，接受以租赁形式移交的部分B-25飞机。如果国务院能够使莫斯科确信这是个好主意，杜立特就会在轰炸以后将他的飞机交送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飞行距离缩短，不需要涉及中国或不得不安排无线电设备，所以问题会大大简化。但是苏联不会同意，在日本人的眼中，接受轰炸日本后的飞机，就是参与战争行动。他们在西线为生存而浴血奋战，不愿在东线与歇斯底里的日军冒交战的危险。”

降落地只能选取中国，中国方面必须做好迎接美机的准备。

美国派遣克莱顿·比塞尔上校到重庆，担任史迪威的空军助手，负责接受飞机降落和加油设备的专门事务。1942年1月31日，他派出老式的C-39运输机，去检查各机场，不幸飞机坠毁，任务没有完成。2月12日，他让两位美国飞行员驾驶中国的柯蒂斯鹰式战斗机，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两架飞机却在恶劣的天气中失事，飞行员死亡，无线电设备损毁。

3月16日，阿诺德要求史迪威将军报告五个机场炸弹和燃油的准备情况，两天后又拍发加急电报。史迪威回答在印度加尔各答有120号燃油5000加仑，用5加仑的铁罐储存，还有100辛烷油2.1万加仑，正在请有关方面运往中国。

3月29日，史迪威电告阿诺德，时间紧迫，秘密难保，建议使用中国的燃油，代替从印度运送的油料。他提醒阿诺德，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只有桂林和衢州机场能适应重型轰炸机。蒋介石不同意使用玉山和丽水机场，除非经过美国军官的检查。阿诺德在回电中告知，飞机将在4月20日到达，改时一定会另行通知。

阿诺德在2月2日要求重庆准备好无线电设施，频率定在200～1600千赫。到4月5日为止，“据报，除玉山外，其他四个机场都准备好充分的无线电设施，供归航使用。4月6日，阿诺德命令‘57’用作辨认数码”。18日，杜立特飞临衢州机场上空前数小时，“重庆发出电报，通知准备接受友好的美国机群，但是电码混淆，难以译出，中国机场没有一位指挥官知晓杜立特和他的袭击者正在途中”。“杜立特后来了解到，中国机场已经收到他的请求给予‘定位’的电波，电波急得发疯似的，但是他们以为来自日本飞机，命令熄灭灯火”，以免遭受轰炸。当时的中国第86军连长李天祥驻守衢州，准备在浙赣战役中阻击日军，他在《回忆一九四二年浙赣战役》文中提到，美机经过上空，机场“放出空袭紧急警报，实行灯火管制”。

为防备情况发生变化，飞机有可能在夜间降落，机场配备了大灯，显示方位，四周装上小灯，指示界线，便于识别。

中国方面考虑到美国飞行员语言不通，从重庆派出一些大学毕业的年轻空军军官，到衢州机场担任翻译。

这次行动具有极度的机密性，只有少数人明了内幕，海军的金、尼米兹、邓肯和洛，陆军的马歇尔、阿诺德和杜立特进行策划和准备，才真正掌握内情。秘密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甚至总统罗斯福也不知底细，阿诺德在1月28日给总统的答词中，解释蒙古不可利用，甘肃倒是非常有效的“航空母舰”，中国愿意提供东亚基地，却没有涉及杜立特轰炸队。

美方决定不告诉重庆的任何人，包括史迪威在内。他在离开美国前，只知模糊的方案，根本不了解细节，连飞机从哪里到中国都是未知数。

蒋介石没有获得具体的行动方案，感到美方对自己不信任，又考虑到难以抵挡日军大规模的疯狂报复，到3月28日仍不愿意提供基地。4月11日，他要求比塞尔通知马歇尔，希望把行动推迟到5月底，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做好准备，阻止日军对衢州的进攻。第二天马歇尔告知无法撤回成命，申明机队将永远置于史迪威的控制之下。13日，阿诺德电告重庆，行动不能中止。16日，阿诺德重申计划不能改变。18日，马歇尔给重庆拍发最后一份电报，指出神秘的天气将会影响特殊行动。

特殊行动的策划者同样没有向陈纳德透露内情，他一无所知。获悉杜立特机队失事后，他十分痛惜，不免牢骚满腹，责怪“比塞尔做事总是显得很神秘，以致我无法推测到他下一步要干什么。他不同中国空军负责人及我商量，结果当杜立特轰炸机群被迫改变计划，在夜晚恶劣气候条件下飞抵中国上空的时候，中国东部庞大的预警网居然没办法同他们取得联系，也无法为不熟悉地形的飞行员导航。如果让我事先得到通知，便只需将一个志愿队的地面无线电指挥站与中国东部的预警网联结起来，就可指挥大部分飞行员顺利降落在友军的机场。然而他们却全部在黑暗中撞毁或跳伞逃生”。

特殊行动策划书决定，在飞机接近中国时通知中方情报机构，严守时点，避免情报落入日军手中，过早通知会对行动产生致命影响。

杜立特在6月5日向陆军航空部队司令汇报称，我们需要在起飞时立即告知中方，但航母保持默音，不让日军获取无线电信息。重庆知道我们有行动，却没有得到美国官方的通知，衢州机场听到我们的机声，拉响空袭警报，关闭着陆灯，加上恶劣的天气，没有可能在目标地降落。

地方史专家庄月江从台湾移居衢州的戴铭允处获悉，第13航空总站站长陈又超与戴很熟，交谈时陈曾说，机场听到不同于日军的飞机声，但没有接到命令不能擅自开放机场。第二天受令布置接应，听到飞机声，迎来的却是日机的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