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论

1．社会学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曾说：“倘若文化的自我概念经过剧烈的震荡，尤其是文化里法定的、权威的和被普遍接受的自我概念经历过剧烈的震荡，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学思想就获得了绝好的发展机遇。……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敏锐的人才可能超越自我概念的断言去思考问题，才可能去拷问权威。……倘若我们把社会学思想视为尼采所谓的‘怀疑的艺术’，我们离社会学的实质就不远了。”也就是说，如果长期地生活在单一不变的环境、秩序中，人们就会视这种环境、秩序下的一切为理所当然，从而变得不敏感而熟视无睹，而新的、不同的世界则产生新的刺激，新的刺激产生新的体验，体验在多数人、多数情况下固然会被纷至沓来的其他刺激所冲散，但也必然会在有些人那里转化为认识、理解和把握这种体验、这种体验所由产生的生活、生活于其中的新的世界的努力，从而引发出对于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世界的思考、探索和研究。如果说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由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所导致的西方人与空间上的“他者”的遭遇的话，那么，社会学的产生，则主要得益于他们与时间上的“他者”、即对立于传统社会的现代世界的遭遇。也许，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可以通过各种精细入微的考察和分析来证明现代世界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这种、那种的联系，这样、那样的连续性，但是，从总体上看，现代世界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深刻而巨大的差别，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经说：如果一个古希腊人神奇地穿越时空来到1750年的英格兰，他或她会发现许多东西似曾相识；然而，如果这个希腊人在此后两个世纪才降临英格兰，就会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因为他或她在那里能够识别和理解的东西少之又少。诺斯的这番话形象而生动地向我们说明了西方社会自18世纪中叶以后所经历的脱胎换骨般的变革。同样地，对于这种脱胎换骨般的变革的产生，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可以通过各种精细入微的考察和分析来揭示出这种、那种非常具体的影响因子，但是，也同样地，从总体上说，彼此交织、相互促进的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产业革命以及包含启蒙运动在内而又绵延数世纪的思想文化革命的共同作用决定性地影响了这种变革的发生。正是这交织推进的三大革命，共同导致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中宗教的衰败和理性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取代神学世界观，导致了工业社会的诞生、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阶级结构、社会连接纽带、社会交往方式等的变化，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导致了身份和政治的平等化、民主化，文化的大众化、多样化，社会的个体化、全球化……一言以蔽之，导致了现代世界的诞生。面对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产生的那个新的、并且处于持续不断的自我变革和自我拓展之中的现代世界，不仅诺斯所虚构的那个跨越时空而来的古希腊人会感到惊愕莫名，而且实际地生活于其中、真切地感受着这种持续不断的变化的人们的神经和心灵，也经受着强烈的刺激和冲击，从而，作为“怀疑的艺术”的社会学，于此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气候。从总体上讲，社会学，是对由上述三大革命所催生的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知识反应，自其诞生之日起，现代性问题就是它的基本主题。

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知识反应，社会学的探讨和思索无疑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但必须注意的是，社会学这种现代性话语对于现代性的探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话语截然不同。包含在启蒙思想中的现代性方案，代表的是以对人类历史之全面的、无限的、必然的“进步”的坚定信念为基础的一种价值理想，寄托着对自由、平等、民主、富裕、幸福的未来社会的希望和憧憬。在启蒙思想家们挥洒笔墨、驰骋想象时，现代世界主要还只停留在蓝图上，而不是经验现实。但社会学的研究与思考不同。虽然不能说社会学家们与启蒙哲学的思想和价值完全没有关联，这种关联当然有，但是，从总体上讲，在他们这里，现代性已不再代表一种要追求的价值，而是需要加以客观地考察分析的现实经验性问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作为经验现实的现代性与作为价值目标的现代性之间的区别，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学思维与启蒙思想以及传统哲学之运思方式的重大区别，社会学思维首先是一种明确区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评价、描述性法则和规范性法则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