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历史是进化的还是循环的？

在近代以前，认为人类历史呈现为不断退化的过程，理想时代是在过去而不是未来，才是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发展观：在西方，把从远古以还的不同时期依次命名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对于远古“三代”的眷顾，而不是对于未来的憧憬，构成了传统乌托邦思想的典型特征。近代以来，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以来，这种观念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启蒙思想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对于作为人类之普遍的、永恒的特质的“理性”能力的无限信念，相信人类自身的理性只要摆脱了专制主义等的束缚，就会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并最终将世界改造、建设成一个自由、富裕、幸福的乐园。社会学的奠基者们深受这种信念的感染和影响，因而，在早期社会学思想家中，历史进化论、文明进步论是主调。孔德的老师圣西门就认为，人类精神进步的最高原则主宰一切，人类本身就是精神进步的工具和媒介，黄金时代不在从前，而在未来，而正在走来的时代必然是工业社会。孔德在这方面的思想和圣西门如出一辙，同样认为，历史的唯一目的就是人类精神（理性、知识）的进步，人类精神的进步必然会经历三个阶段，即神学的或虚构的阶段，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阶段，最后进入实证的或科学的阶段；与精神进步的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社会形态也必将经过三个发展进化阶段，即神学的军事时代，形而上学法学家的时代，最后进入科学的工业社会时代。

当然，在经典社会学家中，最著名的社会进化论者无疑是斯宾塞。斯宾塞之社会进化论的特点在于，从启蒙思想家到孔德，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社会进化（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精神或理性的不断进步，而斯宾塞则将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生物界的进化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受着统一的进化规律的支配。所谓进化就是物质的集结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运动的消散，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由相对不确定的分散的状态演变为相对确定的、凝聚的、异质的状态，无机界、有机界一直到斯宾塞认为是一个特殊有机体的人类社会都是如此。人类社会的进化从量的增长开始，量的增长引起结构的臃肿，为了适应生存，结构的臃肿必然引起整体结构和相应的功能分化，于是各部分从相似的未分化的状态向相异的、分化的状态转变。由于每一部分从事不同的活动，发挥不同的功能，就产生了彼此的依赖，由此产生基于异质性之上的相互配合，也即社会整合。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将结构分化和功能分化结合在一起，进化就是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专门化一方面导致了效率或者说总体适应性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提升了社会各部门的相互依赖，从而加剧了社会的脆弱性。为了避免社会因某一部门的问题而导致各部门相互依赖的整体社会的失调或崩溃，协调各部门关系的社会管理系统也就会越来越复杂。正是主要根据社会管理系统的性质，斯宾塞以西欧社会历史为原型，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两种形态，从前者迈向后者就是社会进化的具体表现。

尽管在对历史进化过程和阶段的具体表述上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像摩尔根、泰勒等都是斯宾塞在人类学者中的同调。事实上，在那个资本主义凯歌行进的时代，进化与进步是那时的时代旋律。但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殖民扩张时代的结束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确立和成熟，潜在具有为殖民主义辩护和反对停留于现状的进化论就变得不再时兴了，代之而起的，特别是在文化人类学中，是在当时潜在地反进化论的功能主义（不过，由于功能主义和进化论共享一个关键的思想即“适应力”，因而，它实际上与进化论并不全然冲突）和文化相对论。一直到20世纪中叶，社会和文化进化的观念才又在L.A．怀特、M.D．塞林斯等学者的推动和努力下重新激活。新进化论与早期进化论的主要区别在于，新进化论将进化理解为人们在利用地球资源创造生活资料方面变得更加有效的过程，也即社会之一般适应力的增长，从而给了社会或文化进化一个更加客观的、可操作的定义。社会的一般适应能力可以依据三个相互联系的标准加以客观地评估：（1）在开发利用环境中的能源方面，其采用的手段的有效性；（2）社会对制约它的环境力量的相对自主程度；（3）支配和取代不发达类型的能力。在对社会进化做出如此理解定义的同时，新进化论又将进化分为“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两类：“文化一般进化是能量转换由少到多，综合水平由低到高，全面适应由弱到强的过程。而特殊进化则是文化沿其多元线发展的、族系的、分化的、历史的过程以及特定文化适应性变异的过程。”“特殊进化”比较有效地回应了文化相对论：“从特殊进化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历史状况下发生的适应变异是不可比的；我们知道针对适应问题以及适应的可用方法来说，每一变异自身都是合情合理的。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甚至有必要囊括适应变异的更多种类，对甲种文化具有选择性优势的，对乙种文化就可能是毁灭性的。同样不能断言，那些被看作一般进化过程中的高级文化，就必定能够比低级的文化更好地适应其自身环境。……当我们着眼于文化进化的特殊方面时，我们是文化相对论者。”但是，特殊进化的相对性只是一个方面。社会或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的重要区别是，文化变异“是可以通过不同种类线间的传播来延展的。相分离的文化传统（不像分离的生物世系群）是通过结合而趋同的。甚至，某些种系，有时在一般进化过程的阶段中（比如后进文化通过借用先进类型的所有成果），可以不按进化的等级秩序，而直接向新的进化阶段跳跃。”也就是说，特殊社会进化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可以作为一般进化进程中的成果而通过文化传播从进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传播到较低的社会，从而使后者跨阶段地进化。社会一般进化的观点对帕森斯等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尽管影响不像社会进化论那样深远，但也绝非完全没有影响的，是历史循环论。在社会学家中，持历史循环论的最著名的代表是帕累托和索罗金。帕累托上承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传统，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解释和理解由人类行为所构成的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有六种与人的本性相联系或对应的（但不是本能本身）、属于人的基本的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剩余物”左右了历史的进程，即“组合的本能”、“集合体的持续性”、“通过外部行为表露情感的需要”、“与社会性相联系的剩余物”、“个人与其附属权利的完整性”、“性剩余物”，而其中前两种“组合的本能”（即人具有在各种不同的事物之间、事物与观念之间等建立各种联系的倾向）和“集合体的持续性”（即维持已经形成的关系、已经形成的集体的倾向）又起着主宰作用，大多数社会行为，都决定于剩余物的组合。帕累托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普通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分化（自然分化），精英又可分为统治精英——即贵族——和非统治精英（社会分化），决定一个社会之性质的是统治精英（贵族）。精英的种类可又分为狐狸型（其身上第一种剩余物比较充沛）和狮子型（第二种剩余物比较充沛）。但是，由于贵族的统治地位并不一定与其自然资质相匹配，即占有统治地位的人并不一定富有充沛的第一和第二种剩余物，而非统治者中又时时在涌现出具有充沛的第一和第二种剩余物的人物，贵族中的庸人和非统治精英的积累必然带来社会冲突，冲突的结果导致非统治精英成为新的贵族，而原先的贵族庸才则遭淘汰，于是历史就成为新旧贵族不断循环的历史。这也就是帕累托之“历史是贵族的墓地”之所谓。

俄裔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通过对文明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种一定取向的文化类型盛衰循环的学说。索罗金认为，要理解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关键是了解其文化意识，也即构成社会文化系统之基础的基本世界观。这个基本世界观是由它对终极现实之性质问题（本体论问题）的回答所构成的。在逻辑上，这种回答有三种类型：第一，认为终极现实完全是由我们感官所经验的物质世界所构成；第二，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外的某个领域或某种层次上的存在才构成终极现实，即终极现实是超验的；第三，介于上述两者之间，认为终极现实既包括物质世界，也包括超验世界。与这一本体论性质的问题相关的是关于人性和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问题，涉及人类基本需要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这些需要应当满足的程度，以及满足人的需要应该改变自我（如节欲）还是改变环境等。在此基础上，索罗金区别了三大类文化意识以及在这三大类下的几个小类。（1）理念型文化：认为终极现实是超验的，具体又分为禁欲主义的理念文化和主动的理念文化。（2）感性文化：认为我们用感官体验到的这个物质世界是唯一存在的现实，具体又分为主动的感性文化、被动的感性文化和玩世不恭的感性文化。（3）混合文化：介于理念型和感性文化之间，认为终极现实乃多样性的综合，具理性、感性、超验性多种特征，具体又分为唯心主义文化和假理念文化。索罗金以这些基本文化类型去审视考察西方历史，认为，整个西方历史就是这三种文化类型循环变化的过程。

实际上，历史究竟是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还是不断进化的过程，抑或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研究者观察的视角。你是从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观去观察，还是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去考察，还是从人类社会关系的形态去考察，在不同观察视角下，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实际上，有时，即使同一个人，也往往蕴含几种不同的观察角度。比如圣西门，当他着眼于人类精神（理性）状态的变化时，他是进化、进步论者，而当他着眼于人类社会向前进化的形式或途径时，他又认为，人类历史呈现为在有机时期和批判时期不断交替轮回的过程。

关于历史是进化的还是循环的这个问题，还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如上所述，严格地说，进化（evolution）与进步（progress）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种对历史变迁的客观的、“科学”的表述分析，而后者则包含着更多地主观价值评价，其间的区别，有点类似于“变迁”（change）与“发展”（development）的不同。不过，从社会思想史上看，社会进化论者，特别是早期的社会进化论者，基本上都对这种“进化”持一种或隐晦或明确的肯定的“进步论”价值取向或者说论调。实际上，关于“进化”是不是“进步”，取决于论者自身的价值观，价值观不同，结论也就不同。如果你认为人类具备更大的能力来大规模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好的、值得追求的，那么，这种能力的发展自然就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你对这种价值取向并不认同，那么，这种能力的增长也就未必能称得上是进步。当然，这里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存不存在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也即普世价值，如果存在，那么对于某种“进化”是不是“进步”还是可以得出一致的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