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离乡背土——老华侨华人家族口述历史

第一章 家庭团聚之路

如绪论中所述，早期的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兴起于一战之后，鼎盛于1922年，在1923年的屠杀华工事件之后走向衰退。大批温州籍劳工或在关东大地震后的屠杀事件中被杀害，或被遣送回国，仅有少数温州人留在日本继续谋生，他们多为在日本各地经营小本生意的行商贩。而在温州地区，幸存者们所描述的大屠杀的惨况给周围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恐惧，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很少有人东渡日本。因此，2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可以被称为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史的低迷期。直至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和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温州地区才再度掀起出国日本热。

在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史的低迷期内，温州地区和日本之间的人员往来非常少，特别是1930年以后，相继发生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以及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日关系的急速恶化，引发了大批旅日华侨华人的回国高潮。很多在日本的温州籍老华侨华人也在这股回国潮中携妻带子回到温州。随着中日战事的激化，政治局势日益严峻，回到国内的温州人很难再重新去往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相关部门对审批归侨、侨眷的出国控制比较严格，因此出国人数不是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的近30年间，全国范围内共批准公民因私出国21万人次，平均每年0.7万人次。据《温州华侨史》记载：1950—1978年，经批准，以合法途径出国的人员中，文成县有462人，瑞安市丽岙镇有209人，永嘉县七都乡（今改为镇）有928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是经由香港、澳门出国的。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温州地区的海外移民有着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移民者以有海外关系的归侨和侨眷等为主。第二，出国动机多以继承家业为主。第三，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本，在移居国仍旧以从事餐饮业和小规模贸易活动居多。本章第一节所提及的旅日华侨潘宝吉正是以继承父亲在日本的产业为由，于1964年去往日本，从经营餐饮业起步发家致富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并出台了一系列侨务政策，放宽了对公民的出入境限制。1978年，国务院批准执行《关于放宽和改进归侨、侨眷出境审批的意见》，规定凡申请理由正当，前往国家允许入境，均可予以批准。1982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家人事局、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公安部联合签发了《关于归侨、侨眷职工出境探亲待遇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明文规定：“凡符合国家规定探亲条件和出境条件的归侨、侨眷职工，申请出境探亲，如前往国家和地区不拒绝或不限制我国公民入境，各地公安部门应尽快审批。”这一文件的颁布，极大地推动了侨乡广大归侨和侨眷出国探亲的积极性。

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上述一系列便民政策，原则上公民的因私出国被解禁了，但实际上从1979年至1985年出国人员的出国原因仍然以家族团聚和公费留学为主，因私出国依然受到严格控制。1979年到1985年的7年间，共批准公民因私出国35万人次，平均每年5万人次。随着1985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的颁布，相关部门在放宽出境条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全国各地引发了新一轮的移民潮。在这样的政策缓和的大背景下，温州地区也同样掀起了出国热，1982—1983年，温州市受理申请出国5469人，批准发放护照4508人，1984—1994年经温州市公安局批准发放护照人数高达71048人，年均达6000人以上（表1-1）。

表1-1 温州市公安局批准发放护照人数统计表（1984—1994年）

资料来源：温州华侨华人研究所．温州华侨史．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104.

如前所述，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在20世纪初迎来短暂的繁荣期后，随着中日两国关系恶化以及在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下，温州和日本之间的人员往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即便如此，仍然有少数温州人赴日继承产业，续写着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的历史。在日本温州籍老华侨华人家族中比较有名的有静冈县的潘氏家族、东京都的潘氏家族、长野县的林氏家族、新潟县的徐氏家族等。其第一代移民大多是于20世纪20年代赴日谋生，从杂工做起，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开设中国餐馆，在日本落地生根。在这些移民家族中，潘氏家族的影响力最为显著，他们不仅为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日两国友好事业奉献了力量。

静冈县的潘氏家族的第一代移民潘进法，是1922年赴日谋生的老华侨。他从大阪上岸后，经历了从打杂工、贩卖雨伞到开肉店、小食堂、拉面店的艰苦而成功的创业道路。在那个年代，“两头家”的婚姻现象在久居海外的华侨中非常普遍。潘进法到了日本以后，在仙台与日本女子结婚，养育了2个女儿。在他年逾古稀的时候，子承父业的中国传统思想在他脑海里越来越强烈，他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儿子潘宝吉（与中国妻子所生）能来日本继承家业。于是潘宝吉经由香港于1964年来到静冈县沼津市。最初潘宝吉只是在父亲的餐馆里帮忙，1969年他创办了“中商材料会社”，经营中国材料。1977年，潘宝吉接手父亲的餐馆，并将商号改名为“有限会社万来轩总本店”。潘宝吉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热心于侨社公益。他于1967年开始相继担任静冈县华侨总会理事、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多年。随着赴日温州人的增多，在他的号召下于1985年4月在横滨市成立“留日温州同乡会筹备会”,1987年4月在川崎市正式成立“留日温州同乡会”。潘宝吉被推选为会长，一直连任至2004年。潘宝吉不仅为侨团工作东奔西走，任劳任怨，同时他也十分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为了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1982年9月，他和其他华侨向静冈县的日本友人积极介绍家乡建设情况，促成浙江省与静冈县结成姐妹省县。至今为止，静冈县成功地接收了浙江省技术研修生5期，共207名；并于1996年接收了温州市赴日研修生85名。此外，潘宝吉还为促成浙江省水产企业单位170名人员赴日学习水产技术做了大量工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潘宝吉的赴日开启了其在中国的家族成员的链条式移民。潘宝吉的妻子和子女也相继于1974年和1977年前往日本。潘宝吉的弟弟潘宝元一家也于20世纪70年代末陆续移居日本。现在潘氏家族的大多数成员均定居于日本。本章的第一节至第三节正是笔者对静冈县的潘氏家族成员进行的访谈。

长野县的林氏家族在日本的侨界也颇有名气。其第一代移民林恒吉先于1920年赴朝鲜谋生，1922年转至日本，先后开设中餐馆、煤炭店等。1973年，林恒吉之子林叶通（1939年出生，温州市瓯海区人）抵达日本时，其父的中国饭店已经严重亏损。林叶通重振父业，生意兴隆。次年又开设了分店，取名“上海轩饭店”。林叶通来日后，一直热心于长野县当地的华侨社团活动。1987年被推选为长野县华侨总会会长以来，他为团结旅日华侨、促进中日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2006年10月4日，林叶通在长野市民医院病逝，享年67岁。

本章的第四节正是笔者对林叶通次子林洪金的采访。

此外，和静冈县的潘氏家族有着亲戚关系的东京都潘氏家族，同样比较成功地融入了日本主流社会。潘岩法于1923年东渡日本，以贩卖雨伞为生。同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他回忆说地震后在神奈川县的川崎市，“黄天，黄天（温州话：救命的意思）”的喊叫声不绝于耳。地震后，潘岩法随着大批温州人一起被遣送回国。事态平息后，因对大地震以及地震后的屠杀事件心有余悸，温州地区再度去往日本的人很少，但不是完全没有。有些温州人因在日本有产业等，于1924年开始又陆陆续续去往日本。潘岩法就是其中一员，他于1926年再次东渡日本，次年到其堂叔潘红光的面店里当服务员。1928年，他独立创业，在静冈县田方郡大仁町开了家小面馆。1930年他与日本女子结婚，先后生育了五男一女。1945年冬，潘岩法将面馆从大仁町迁到东京。1949年，他开始经营旅馆业，生意兴隆。作为“留日华侨浙江同乡会”的发起人之一，潘岩法历任理事、副会长、会长（1980—1988年）、顾问。潘岩法在热心同乡侨团事业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其他在日华侨华人社团的活动。他同时兼任了东京华侨总会理事、顾问等职。潘岩法虽身在海外，却时刻关心祖国建设和家乡公益事业。1977年，潘岩法率领由浙江同乡会的43名成员组成的访中团，回到家乡和祖国各地探亲参观，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多次在温州捐资修桥铺路，和其他国家的温籍侨胞一起奔走呼吁创办温州华侨中学，被聘为温州华侨中学名誉校长。

潘岩法之子潘桂华和父亲一样，热心于服务华侨华人社会。1941年，潘桂华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融合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他，在用一腔热血回报祖国的同时，也积极为日本当地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担任了日本全国旅馆业环境卫生同业组合联合会会长、日本食品卫生协会会长、全国生活卫生同业组合中央会理事长、日本温州同乡会顾问等职。2007年，日本政府为了表彰潘桂华在环保、卫生、旅游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授予他“蓝绶褒章”。获得这种荣誉的华侨可谓屈指可数。日本温州同乡会的陈今胜会长说，潘桂华获得的荣誉不仅提高了在日温州人的知名度，也提高了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力。

上述的几大家族，因其子孙依旧保留着中国文化，积极参与侨团事务，所以其家族的事迹流传至今。但是更多的早期赴日的温州人，其子女出生成长在日本，完全融入了日本社会，逐渐远离了华侨华人圈。笔者虽多处打听，依旧对其后代的事迹不得而知，仅从文献资料中找到些零星的记载。

林三渔（1902—1987），青田县仁庄乡（现改为镇）罗溪村人。林三渔出生在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其哥哥林泽鱼于1914年东渡日本做工，几年后返乡种田。为了谋生，林三渔16岁时也跟随乡人东渡日本。先是在码头做挑煤、扛钢板等苦力活，偶尔打点零杂工。后来他进入了一家皮革作坊当杂工，深得老板赏识。1923年的大地震和屠杀华工事件中，林三渔幸免于难。1935年，林三渔与日本女子结婚。1945年，积累了一定资金的林三渔在东京的台东区开了家中餐馆，生意非常兴旺。为了扩大事业，他又用多年的积蓄投资开办游乐场，成为旅日华侨中的知名实业家。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他还非常热心侨团工作。1961年9月，林三渔首次应邀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廖承志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他在日本漂泊40余年后第一次回国，自此之后他就频频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1968年7月18日，留日华侨浙江同乡会在东京举办创立大会，德高望重的林三渔被推选为第一届会长。在中日建交前困难重重的政治环境下，他带领同乡会团结旅日浙江籍人士，为促进中日友好做出了巨大贡献。林三渔还经常回国，带头捐资兴学为家乡做贡献。20世纪60年代，他为青田华侨中学、温州华侨中学、罗溪小学等几十所中小学捐赠办学经费和学习用品等。70年代，他捐资兴建山口至汤洋公路、仁庄至大安的乡村道路、罗溪水电站，又先后资助山口、下陈、阮洋、仁庄、罗溪等地修建六座桥梁和四座凉亭。80年代，他先后资助兴建浙江省华侨大楼、青田华侨饭店，捐资重建谢桥亭、青田中学三渔礼堂等。为了奖励教师和学生勤教勤学，他分别在青田中学、温州大学、丽水师范专科学校（现改名丽水学院）、罗溪爱国小学设立奖学金，并为上海师范大学提供建造实验基地的资金等。据统计，林三渔从1961年至1987年间为祖国的公益事业无私捐资总达200多万元（1987年价）。林三渔一生侨居日本，1987年11月，因病在东京溘然长逝。

王仕福（1901—1985）出生于青田县仁庄乡冯垟村，家中有11个兄弟。他作为长子，为了改变生活困苦的家境，1922年跟随乡人离开故乡，东渡日本做工。次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他被强制送回中国。回到家乡后，生活依旧贫穷，因此他再次萌生了赴日谋生的想法。1926年，王仕福重赴日本，在东京的深川滨园町（现改名为东京都江东区盐滨）落脚，在附近的木材厂做工。随后他到深川滨园町一家中国人经营的荞麦面店打工，结识了日本妻子登美。1928年，两人结婚后，一起在一家日本人经营的小服装厂工作。夫妻俩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第二年开了拉面店“五十番”（位于东京都墨田区）。夫妻俩辛勤劳动，把长子王铁城培养成医生，次子王贞治培养成著名的棒球运动员。王仕福一生侨居日本，虽仅回家乡六次，却每次都慷慨解囊，对家乡进行了各种捐赠。1978年，心怀落叶归根想法的王仕福在家乡冯垟村的山上建造了生前墓“王公墓”，其墓石上除了自己的名字外还有长子和次子的名字。虽然王仕福一心想回到故乡，但因种种缘由最终没能落叶归根，1985年8月他在东京逝世，被安葬在东京高尾山附近的东京灵园里，享年84岁。

徐昌星（1907—？）,1907年出生于温州藤桥南雅乡天桥村。1924年徐昌星赴日谋生，先后在长崎、东京等地做杂工、拉米车。1933年开设小餐馆，1937年迁居至新潟县开设“福来亭中华料理”。1973—1988年，徐昌星任新潟县华侨总会会长。他非常热心家乡温州的教育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为天桥小学、南雅中学、温州华侨中学、温州大学捐资办学，并投资与瓯海区合办瓯昌饭店等。1979年，他的儿子徐胜二又在新潟县开设“杭州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