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简史

温州地处浙江省东南沿海，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之一。据2015年温州市基本侨情调查显示，温州市是浙江省内海外华侨华人最多的城市，共有68.89万人，占34.1%。也就是说在海外的浙江籍华侨华人中，每3个人中就有1个温州人。温州人侨居海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咸平元年（998年），温州人周伫随商船赴高丽经商，成为温州华侨的先驱。移居海外的温州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只有3.5万人，改革开放前也仅5万人，现今的海外温州籍华侨华人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移民的新侨，占总人数的85%以上。温州籍华侨华人在海外呈现“全球分布，地区集聚”的特点，80%左右聚居在欧洲和美国。

《温州华侨史》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温州华侨华人史分为三次高潮期。第一次移民潮始于一战后至1923年。其主要移居地为日本，移居者以永嘉、瑞安等地的山区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主要在日本从事搬运煤炭、修筑铁路等体力劳动和青田石等小商品的贩卖活动。第二次移民潮是从1929年至1937年。由于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温州劳工惨遭日本军民屠杀，大部分幸存者被遣返回国。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温州后，由于对日本怀有巨大恐慌心理以及日本排斥华工的政策日趋严厉，温州人转向赴东南亚和欧洲谋生。在东南亚的温州人中，一部分人从事木工行业，一部分人则在橡胶园、矿山等地做工。去欧洲的温州人以行商为主。因国际形势巨变，日本侵华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此次移民潮的持续时间也不长，很快走向低谷。第三次移民潮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走向世界各国。此次移民潮中的出国人员构成以及出国目的等均不同于之前两次以劳工和小商贩为主的移民潮。继承家业、家族团聚、海外创业、国际婚姻等移民动机占多数。

纵观温州华侨华人史，不难发现，日本因地理位置相近而颇受温州人青睐。温州地区出现的第一次出国热就是涌向日本。另外，近年来随着旅欧温州人的规模和影响力日益增强，温州移民现象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学界掀起了一股旅欧温州人研究热，然而却鲜有学者研究旅日温州人群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日的旅日温州人群体与旅欧温州人群体如此不同？

笔者试将日本的温州籍华侨华人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期（19世纪以前）、繁荣期（20世纪初至1923年）、低迷期（1924年至1977年）和新时期（1978年至今）。

（一）萌芽期（19世纪以前）

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交流。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日本的华侨华人社会开端于16世纪下半叶的长崎开港（1571年）。1635年，德川幕府发布第三次锁国令，禁止日本人出国，同时也禁止外国人来日本进行贸易，唯独中国人与荷兰人例外，并限定长崎为唯一的贸易口岸。到17世纪上半叶，日本的长崎已经形成以“唐四寺”为核心的早期华侨华人社会，主要由贸易商人、船主、船员、僧侣、儒士等组成。浙江人作为当时的华侨华人社会的主要同乡团体——三江帮的重要成员，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形成伊始，就非常活跃。而关于温州人是何时到日本的，并无定说，只能在文献资料中找到些零星记录。

据《温州华侨史》记载，在唐代，温州和日本以文化交往为主，贸易往来次之，从温州运往日本的物品主要是经卷、佛像、佛画、书籍、药品和香料。宋元时期，温州造船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与日本的贸易活动。从元末明初至1632年，倭寇不断侵扰温州沿海长达260多年。进入清朝，由于海禁、迁界等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沿海地区的人们被严禁出海。温州人移居海外被迫中断。

（二）繁荣期（20世纪初至1923年）

到19世纪末为止，移居海外的温州人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个体移民为主，而大规模的集体移民始于一战前后，其主要去向国就是日本。

随着日本经济变动和移民政策的调整，在这一时期温州人在日本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历史变迁进程，笔者又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形成阶段（一战结束以后至1921年）、兴盛阶段（1922年至1923年8月）和衰退阶段（1923年9月以后）。

1．形成阶段（一战结束以后至1921年）

一战期间，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得以迅猛发展，工厂和企业普遍缺乏劳动力。而此时的温州地区，由于战乱和苛捐杂税，民众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瓯海、瑞安等地的部分山区，由于可耕地面积极少，当地的山农大多以种植番薯为生。据《温州华侨史》记载，瓯海区老归侨陈崇帆说：“我去日本谋生之前，全家十几口，仅有两亩山田与1000株番薯藤园，终年劳作，不得温饱。”当得知日本有赚钱机会时，这些穷苦的温州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生计，纷纷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日本，除了中日经济差距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日本政府根据相互主义原则，自1918年起对中国人入境实施免持护照或国籍证明的政策。1918年1月24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内务省令第一号《有关外国人入国的规定》。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日本人进入中国境内免除其出示护照或者国籍证明，因此日本政府根据相互主义原则，在该省令中明确规定给予进入日本境内的中国人同样的待遇。该规定的出台，为中国人东渡日本提供了政策层面的便利性和可行性。据笔者采访的一位旅日温州老华侨回忆：“我爷爷来日本那时和现在不一样，不需要护照。只要和在日本的人联系上，买张船票就能过来了。”

其二，相比去欧洲而言，赴日费用不高，且相对安全。当时从中国到日本的船票约为10至15银元，仅为去欧洲的船票的5%，一般民众都负担得起。一位旅日归侨说：“当年东渡日本谋生，旅费并不高，只要卖两分半山田或者一头牛就够用。”另外，航行途中的安全性也是需要考虑的要素之一，正如一位旅日老华侨的孙子回忆：“在我爷爷那个年代，比起去欧洲，来日本更安全。”在那个以轮船为主要长途交通工具的年代，航海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温州人首选地理位置近、航程时间短的日本作为其谋生地。

其三，赴日中介服务业兴盛。由于市场需要，上海和温州地区出现了专门将温州人送至日本的“包客”。在上海，一般是通过商店或旅馆店员，宣传在日本行商如何能赚钱，募集到大批赴日卖雨伞等日用品的温州人。包客在包办一切赴日手续的同时，收取不菲的费用。“上海至门司的三等船票为10块半银元，但是应征者每人必须支付14银元，其中的3块半为手续费。”为了招募劳工，一些日本工头和中国工头联手直接在温州设立劳工招募点进行招工。他们夸大宣传，说在日本有大量工作机会，待遇优厚，以此召集了大批劳工。但是由于日本的移民政策不允许非熟练劳动力入境，所以这些包客让劳工佯装成小商贩混入日本境内，与此同时收取昂贵的费用。

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温州山区农民和手工业者怀着各自的“日本梦”踏上东渡之路，在异国他乡开始了他们的奋斗史。

2．兴盛阶段（1922年至1923年8月）

温州人主要从门司、大阪、神户、横滨、名古屋等港口上岸，其总人数在1922年达到顶峰。据《晨报》数据显示，1922年旅日温州劳工和小商贩多达5000余人，而当时的旅日中国人总数仅为16936人。由此可见，旅日温州人总数约占旅日中国人总数的30%，成为举足轻重的一大移民群体。由于日本学术界将华工排除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之外，所以，旅日中国人总数很有可能并未将温州劳工的人数包含在内。倘若如此，那么1922年在日中国人总数应为21936人左右，温州劳工和小商贩所占比例虽降至20%左右，但依旧是个不小的数字。

这个时期赴日的温州人多以青壮年男子为主。《共济》中附有一张老妇人照片，底下注明：“华工中本无女子，此老妇因寻儿子只身来日，其冒险精神大可表彰。”可见，在那个年代携带家眷出国者几乎没有。

温州人主要作为劳工和小商贩在日本谋生。小商贩大多贩卖雨伞、青田石等浙南特产小商品。其中有些人因所卖商品销路不好，改卖六神丸、人参糖、樟脑丸、草鞋、钱包以及自来水笔等。他们大多是采取提篮叫卖的形式，分散在日本各地，在长崎、门司、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甚至是北海道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最兴盛的时候，其人数多达3500人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小商贩和劳工的职业划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许多小商贩由于生意好，到日本后商品很快就售罄，在等待商品从中国运来的时候，也会加入劳工队伍。或者有些人经商不利，干脆从事体力劳动，糊口谋生。所以，华工中有一部分是由小商贩转变而来的。

而大部分去日本的温州人是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工。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日本城市化发展，铁路、港口、电信、水利等工程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为华工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他们从事的工种主要为挑煤工、挖土工、工厂工和杂工等。除了能吃苦耐劳之外，低廉的工资也是温州劳工容易获得工作机会的原因之一。1922年至1923年，华工的日工资约为2日元，比日本劳动者低20%至30%。比如，挑煤工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点至晚上5点，日工资为1日元70—80钱至3日元40—50钱不等。仅在东京一处，从事挑煤的华工人数多时达900人。挖土工的日工资为2日元，被中国工头扣去70—80钱，实际所得为1日元20—30钱。工厂工一般在铁工厂、玻璃工厂、镀金工厂、铅笔工厂和自来水笔工厂等处工作，其人数在300人以上，月工资为40—50日元。另外，失业者或者无固定职业者，会去从事拉车、修路等不固定的工作，统称为杂工，人数不多。

劳工主要分布在东京、神奈川、名古屋、兵库等地方。而且在各个城市中，他们又多群居在工地附近的贫民窟。比如在东京，他们主要聚居在南千住町、三河岛町和大岛町等地。其居住环境非常恶劣，往往是10—15人挤在一间屋里，一天的房费加其他费用为0.15—0.18日元。

旅日华工群体规模的不断壮大，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就是和日本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日本从1920年起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2年以后，日本国内的兵工厂、造船厂等纷纷出现了大量失业者。许多日本劳动者将失业或者害怕失业的情绪转向了华工。他们认为，正是华工以低廉的工资，夺取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因此，日本各地相继爆发了多起日本劳动者和华工的冲突事件。比如，1922年10月，东京隅田川沿岸的300余名搬运工聚集到警视厅外事课请愿，要求遣返他们的竞争者华工；1923年5月，东京本所深川的工头对他所负责地区的工厂提出要求，要求工厂不要雇佣华工来搬运煤炭；1923年7月，在千叶县北总铁道株式会社从事铺设铁路轨道工作的日本劳动者集体发起了驱逐华工的运动等。

虽然华工也是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和当时主流的华侨华人社会处于一种互不干涉的平行状态，被置于边缘地位。而在整个日本社会，他们又生存在职业构造的最底层，不时面临着来自周围的歧视和排斥。因此，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孤立无援的华工便成了替罪羔羊，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犯，急需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团组织为其维权。但是华工们每天为了生计而奔波，遇到不公平待遇多采取忍气吞声的方式息事宁人。加之华工文化水平不高，在组织社会运动方面毫无经验，因此迟迟没有组建任何社团。所幸，华工的处境引起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注意。以王希天、王兆澄等人为代表的留学生为了改善华工的困难处境，竞相奔走，于1922年在东京设立了“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并在京都、大阪和名古屋设立分会，积极地开展对外交涉，保护华工华商权益。至此，旅日温州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团体。

3．衰退阶段（1923年9月以后）

温州人从一战后开始东渡日本，其人数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加之1922年在旅日中国留学生的帮助下，加入了以维护华工华商权益为目的的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一个规模巨大的温州人社群在日本已然形成。但是，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关东大地震，给旅日温州人社群带来了重创。据统计，地震前在横滨的中国人大约有4600名，在东京的中国人大约有4500名。地震后，横滨的中国人中死亡和去向不明者达到2000多人，大部分幸存者逃难到京都和大阪。而在东京的中国人却祸不单行，除了蒙受天灾之外，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惨烈的人祸。日本军民趁地震后的混乱，对华工进行了集体屠杀。受害者中绝大部分正是来自温州地区的劳工。当时的温州旅沪同乡会向中国外交部提交的《日人惨杀温处侨胞调查表》详细记载了受害者的姓名、年龄、出生地以及被害情况。在这场大屠杀中，遇难的温处籍华工多达700多名。

从1923年9月中旬开始，大地震的幸存者被陆续送回中国。据1923年11月1日的统计，到10月底为止，被送回的商人和劳工为3677名，学生以及其他身份者为454名，合计为4131人。随着大批中国人的回国，1923年在日中国人总数也随之剧减到12843人。由此可见，曾作为旅日华侨华人社会的一大组成部分的温州籍华工华商社群，在关东大地震之后，或遭杀害，或被遣返，以1923年10月为限瞬间瓦解。

（三）低迷期（1924年至1977年）

笔者根据所掌握的现有史料，尚未发现1923年的屠杀劳工事件之后，有温州人大规模移民日本的记录。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不仅与大屠杀所造成的恐慌心理有关，更重要的是日本排华政策的强化。

首先来看大屠杀后的恐慌心理。日本学者仁木富美子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深入旅日华工的祖籍地走访幸存者。在被问到为何后来不再有人去日本做工时，幸存华工告诉她：“在那件事情之后，太可怕了，所以大家都不敢去日本了。”经历过大屠杀的华工幸存者是九死一生才得以回国，所以很难想象他们自己以及同乡人还有勇气再次去往日本做工。

其次再看日本政府如何在政策层面加强排华力度，杜绝华工入境。1924年4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的一份报告书中介绍了日本各地政府判定华工禁止入境的一系列基准。其中的大部分判定依据偏指温州人，比如：依据一，出生地和入境后的去往地。根据以往的经验，温州人中体力劳动者为多，入境后去往大阪市冈町、东京三河岛町、名古屋御器所町等处的人多为劳工。依据二，外貌着装。体力劳动者一般体格比较健壮，肤色为浅黄或者黝黑，头发不干净。依据三，学历智力。劳工多为文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即使佯装成商人，也不具备任何商业知识。依据四，携带物品。劳工一般会随身携带他们在日本生活所需的简易日用品，以及劳动工具。

从以上规定可以窥见，大地震后，日本各地均加强了限制华工入境的力度。因此，赴日的温州人也随之日益减少。特别是1927年的昭和金融恐慌和1930年的昭和恐慌后，日本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劳动力的需求骤减。而中日政局也发生动荡，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引发大批旅日华侨华人回国避难。随着中日关系恶化，日本于1939年公布了内务省令第六号《关于外国人的入境、滞留以及遣返》，严格限制中国人入境。因此，从1923年9月至20世纪30年代，赴日的温州人越来越少，他们转向去东南亚和欧洲等地谋生。从1930年到1939年为止，移居日本的温州人仅为48人，而去往东南亚的为346人，去往欧洲的为246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日本政府在1952年与台湾当局签署了《日华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直至1972年中日两国在北京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才结束了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为止的近30年间，温州地区出国人数骤然减少，从大陆出国的仅数千人。虽然在国内外政治形势风云变幻的背景下，温州人出国受到种种限制，但依旧有不少人经由澳门、香港等地的非正式途径走出国门。笔者在对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的采访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例。

潘进法于1922年和众多的同乡一起东渡日本。他先是从大阪上岸，在大阪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为了生计，潘进法一路贩卖雨伞、布料等，到了仙台。在仙台，他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之后，潘进法继续在日本各地行商，过着漂泊的生活。直到后来他到了静冈，决定在那里定居下来。潘进法为什么选择定居静冈，他的孙子潘鸿江回忆说：“静冈这里的天气跟温州差不多，是很温暖的一个地方。静冈是日本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大概原因是这个吧。还有水好喝，主要是水。”

就这样，潘进法携着日本妻子在静冈定居了下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国内食物供给紧缺，而在日本的联合国、中立国以及无国籍的外国人，却能享受到食物特别配给制度（Special Food Rations for Foreign Nationals）。所以，潘进法一家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再加上做小商贩时所积累的资金，夫妻俩开了一家肉店。1947年，潘进法关掉肉店，转向经营拉面店。

潘进法和日本妻子只养育了2个女儿。随着岁月的流逝，拉面店该由谁来继承这个问题开始困扰着年事日高的潘进法。潘进法和当时众多的老华侨拥有同样的传统观念——希望自己的家业由儿子来继承。其实潘进法出国前在温州已有家室，并养育了3个儿子、1个女儿。由于大儿子在很小的时候，被洪水冲走，不幸遇难，所以潘进法希望把老二潘宝吉接到日本来继承家业。但是战后，中国和日本并没有建立任何外交关系，所以，潘宝吉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去日本。

潘进法在温州的家人都住在温州市的华侨新村。华侨新村里的住户均为和世界各地有着各种联系的华侨家眷。在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的年代里，帮助潘宝吉出国去日本的，正是住在华侨新村里的一个香港人。

据潘鸿江回忆：“那时候，香港的温州人很多的嘛。是谁我忘记了，我们那个华侨新村里有一个香港的，很有名的人，是个老板，都是他帮忙的。”就这样，潘宝吉在这个香港人的帮助下，于1962年只身去了香港。在香港等待了1年多，潘宝吉终于拿到了香港护照，于1964年5月成功地到了日本。到日本后，潘宝吉继承了他父亲的拉面店。

由此可见，在中日两国无邦交的年代里，虽然有种种障碍，温州人移民日本的路径并没有完全断绝。虽然人数不多，但依旧有温州人途经香港等地移居日本。

（四）新时期（1978年至今）

随着1972年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长期被关闭的国门终于再次打开，温州地区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出国热，历久不衰，到今日依旧延续着。据2015年温州市侨情调查数据统计，温州有海外华侨68.89万人，其中文成县最多，有168598人，瑞安市159964人，鹿城区120760人，瓯海区119757人，永嘉县65808人，乐清市25890人，龙湾区11090人，苍南县8336人，平阳县6767人，洞头县（现洞头区）903人，泰顺县576人。温州市的归侨、侨眷、港澳同胞眷属340584人，归国留学人员和海外留学人员以及海外留学人员眷属共有37990人。

温州籍华侨华人主要集聚于意大利、法国、荷兰和美国等国家，呈现“全球分布，地区集聚”的空间分布特点。虽然比起欧美各国来，日本不再是温州人的主要移居地，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赴日留学、工作、创业的温州人源源不断。现今，在日温州人大部分聚居在东京、横滨等地，主要从事餐饮、外贸等行业。以下从中日间友好交流事业、在日温州人社团等方面来概观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的现状。

1．温州和日本两市的友好交流事业

温州和日本的石卷市及吴市是友好城市、友好港口。

1984年10月23日，温州市和日本宫城县石卷市缔结为友好城市。从1984年至1988年，两市政府间每年都进行友好互访，从1989年开始隔年互访。除了政府间的定期互访之外，两市人民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交流活动，如缔结海鲜产品和农产品的贸易协定，开展中小学生交流会、乒乓球大赛等国际交流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研修生派遣项目的推行。温州市从1991年开始每年向日本派遣水产加工技术研修生，总人数合计1200多人。这些研修生大多在契约期满后回到了国内，也有一部分人重新去日本留学、探亲、工作等。

1986年，温州市和日本广岛县吴市开始进行友好交流，同年10月设立了“吴·温州经济交流协会”,1987年3月成立了“温州·吴经济技术交流协会”，开展了派遣研修生、中日两国高中生交流等活动（表绪论-1）。2001年5月3日，在温州市正式缔结了两市的友好港口协定。

其实早在两国缔结友好港口协定之前的1974年，吴市就已经开始接收第一批来自温州的研修生。至2000年的最后一批为止，一共9期，累计186人。2001年友好港口协定签订后，温州市和吴市共同企划了一系列项目，但是还没有任何进展。2001年以后的友好交流活动主要以两市政府间的互访和初高中生的交流活动为主。

2．日本的温州籍华侨华人团体

到2016年，在日本比较活跃的温州籍华侨华人团体是“日本温州同乡会”（以下简称“同乡会”）和“日本温州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

日本温州同乡会成立于1985年（当时为“留日温州同乡会筹备会”）。20世纪80年代，在日温州人并不是很多，为了加强在日温州同胞间的沟通联络，潘宝吉、陈一夫、陈今胜等老华侨齐心协力在横滨创办了同乡会（图绪论-1）。潘宝吉担任第一届会长。因他德高望重，乐于奉献，积极努力地为家乡和侨团做了许多工作，获得了温州人的信任，从1985年至2004年连任四届会长。2004年同乡会改选，陈今胜被全体同乡会成员一致推举为第五届会长。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批温州人陆续来日本求学、就业，陈今胜会长积极吸收新移民入会，将同乡会建设成以老华侨华人为基础、新华侨华人为主力、新老团结的侨团。另外，同乡会不仅仅局限于温州人，更是欢迎关心温州的友好人士入会。陈今胜邀请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西口敏宏教授担任同乡会特别顾问。西口教授在日本的报刊上分析了温州经济成功的原因，大大提高了温州人在日本以及世界上的知名度。

随着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为了促进在日温州籍商人的合作交流，日本温州总商会于2000年5月7日在横滨应运而生（图绪论-2）。余建华被推选为第一届会长，连任三届。2006年，总商会改选吴晓斌为第四届会长；2009年8月，林立被推举为第五届会长至今。总商会以爱国爱乡、互帮互助、团结同胞、维护侨胞权益为宗旨，致力于促进在日温州籍经商者之间的交流，增进中日两国经贸团体的商务交流。商会荟萃了近十几年来的温州籍新华侨华人企业家，具有年轻化、知识化和实业化的特征。

林立作为总商会的创办人之一，回忆说：

当时全世界的温州人都在成立总商会，思考在当地怎么做生意。我想在日本也成立一个我们自己的会。因为以前有个同乡会，但是同乡会那时候还是在静冈的，也不怎么有活动，毕竟是老华侨潘宝吉在做的，我们也没怎么跟他们打交道。我们这一批都是最近20年过来日本的，算是新侨，新侨想在日本打下天地，包括我自己那时候也是从零开始的，同时总商会也是从零开始的。我的公司和总商会是同时起步的，我想能不能改变温州人在日本的生存方式。因为那时候（2000年左右）在日本的温州人，做生意的不是很多，以开料理店为主，做贸易不多，这几年就多起来了……我一来日本（1999年11月）就开始操作了。我一来就有这个想法，我们这20多个人大致想法一致，觉得挺不错的一个想法。真正的筹备工作也就半年时间吧，联系一些温州人，了解一下在日本的温州人在哪些行业以及他们的生存方式。那时候我们跑了很多地方，长野、静冈、东京这边的一些老华侨也都去跑了。因为我们需要一些人脉，所以需要跑很多地方。在这当中也认识了很多温州人，然后他们加入我们的理事会。

总商会成立后，分别成立了东京支部、横滨支部、静冈支部和长野支部，并定期发行会刊《日本温州总商会会员通信》（现已停刊）（图绪论-3），为会员提供总商会的事务活动情况、会员的事业奋斗状况、温州和中国国内快讯及商会与外界团体的往来消息。

2004年，总商会应温州市政府聘请，成为温州市政府开放办“在日温州招商引资联络处”。2008年，应温州市政府聘请，又成为“日本温州投资促进联络处”。作为市政府的在日商务窗口，总商会充分利用一切资源，为家乡温州在日本招商引资做出了巨大贡献。

日本温州总商会经过10多年的共同努力和健康发展，在中日社会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

除了上述的两个社团，在日本的温州人还成立了“日本温州妇女联合会”。该会于2005年4月在热海成立，成立伊始有会员70余人，以东京和横滨地区的温州籍妇女为主。徐琼丹担任第一届会长，蔡向宁任常务副会长。该会的成立旨在增进日本温州籍妇女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友谊，更好地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同时为促进中日交流，为祖国和家乡的经济发展及公益事业做出贡献。近年来由于会长回国发展，该会的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3．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的现状

虽然关于日本的温州籍工商英才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但目前尚无关于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的统计数据，因而对于他们的出国路径、就学就业、在移居国的融入状况等仍然不得而知。为了把握在日温州人的状况，只能从零开始调查。

笔者于2010年和2011年，根据年龄、职业、赴日时期等条件，筛选了52名在日温州人进行问卷调查。

（1）年龄、性别

此次调查的温州人为39名男性，13名女性，合计52名。30岁以上的人占八成以上（表绪论-2）。

（2）赴日时期

从表绪论-3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温州人赴日时期以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和21世纪头5年为高峰。1978年及以前去日本的仅占3.8%，几乎都是抱着家族团聚的动机出国的。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虽然赴日人数有所增加，但是不明显。90年代受自费留学潮的影响，温州地区出国人数激增。2000年以后，除了留学热潮的持续以外，IT技术人员也加入到出国的队伍中。

（3）移居形式

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有一直定居日本的，也有通过日本去往第三国的，还有在中日两国间来回走动的。本次调查的温州人移居形式如表绪论-4所示，71.2%的温州人去了日本以后就定居在那里。而来回奔走于中日两国间的温州人为28.8%，他们大多为贸易商人，为了兼顾在中日两国的生意，两头行走。

（4）在日本的居住地分布

日本法务省对在日中国人的统计数据只详细到省级，所以无法知道有多少人来自温州，他们居住在哪里。但是可以尝试通过浙江省的总体情况把握温州人的大致状况。根据日本法务省2011年所公布的统计数据，在日本的浙江人总数为13753人，其中住在东京都的人数最多，有3282人，神奈川县排第二，有1096人，再次是大阪府888人，埼玉县783人。排名前十的都道府县里，四成以上居住在关东地区（表绪论-5）。在本次的温州人调查中也观察到同样的趋势。52名温州人中，56%居住在东京都，13%居住在神奈川县，7%居住在埼玉县，6%居住在静冈县。

（5）职业构成

52名温州人来日本前的职业构成为学生最多，占40.4%，公司职员25.0%，厨师7.7%，个体户3.8%（表绪论-6）。来日本以后，随着居留年数的增加，原来的留学生或进入公司工作，或自主创业，温州人的职业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体户占51.9%，公司职员占23.1%（表绪论-7）。其中个体户以开中餐馆者居多。

（6）社交

从表绪论-8可以看出，温州人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和同乡的交往最多，占40.4%，其次是日本朋友占25.0%，同乡以外的中国人占23.1%。同乡和亲戚合起来高达59.6%，可见在日温州人的社交圈以温州人为主。但是在访谈中也遇到很多在日温州人为了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跳出温州人圈子，积极地和日本人交往的事例。

（7）国籍

52名调查对象中，取得日本国籍的仅有15.4%，已经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有19.2%，保留中国国籍的占八成以上（表绪论-9）。

对于在日本的中国人来说，比起加入日本国籍，他们更加倾向于取得日本的永久居留权而保留中国国籍。这种趋势在本次的温州人调查中也得到了验证。随着在日本的生活日趋稳定，是获得永久居留权还是加入日本国籍，自然而然要提上议事日程。取得日本国籍的优势是可以免签去很多国家，在日本买房、办公司等方面也会比较便利；但是也有劣势，那就是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如果要在中国长期待着，还需要申请签证。因此，温州人比较倾向于保留中国国籍。关于不拿日本国籍的理由，他们是这样说的，“将来打算回国，所以明年我打算先申请‘永住’”，“待到10年，我就申请‘永住’。我不想‘归化’，因为‘归化’必须放弃中国国籍，我不喜欢这样”。

（8）对在日本生活的评价

把对在日本生活的评价分成五个等级进行调查，结果回答“普通”的人最多，占36.5%。细听他们的感想，有人说：“日本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一开始很喜欢日本，但是长时间在这里，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压抑。”也有人说：“比起在中国来要辛苦点。看不到职业上的上升空间。”此外在日本感到幸福和很幸福的各占25.0%和19.2%。就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说的，“在日本生活，精神上很轻松。日本非常安全，孩子就算很晚回家也不用担心”，日本生活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吸引了很多温州人。（表绪论-10）

现在，日本依据《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1951年制定，后经多次修改，最新改定版为2014年6月18日的法律74号），赋予入境的外国人27种在留资格，根据不同的在留资格规定外国人在日本国内的活动内容和居留期限。按照外国人能否在日本就业，又可将这27种在留资格细归纳为四大类。（为便于后文引用和分析，此处保留日语汉字）

①可以就业的在留资格种类：外交、公用、教授、芸術、宗教、報道、高度専門職、経営·管理、法律·会計業務、医療、研究、教育、技術·人文知識·国際業務、企業内転職、興行、技能、技能実習；

②不允许就业的在留资格种类：文化活動、短期滞在、留学、研修、家族滞在；

③能否就业取决于指定的活动内容的在留资格种类：特定活動；

④就业无限制的在留资格种类：永住者、日本人の配偶者等、永住者の配偶者等、定住者。

其中温州人移居日本主要持有的在留资格有：高度専門職、経営·管理、技術·人文知識·国際業務、企業内転職、技能、技能実習、留学、研修、永住者、日本人の配偶者等、永住者の配偶者等、定住者。

本书就是在上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为了更深入剖析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的内部构成，根据在留资格的不同，有代表性地选取了各个行业的在日温州人进行了深入访谈，用他们自己的声音记录他们在日本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本书的内容大致分为两大部分。“上编 离乡背土”，着重讲述老华侨华人的家族史，记录了因继承家业而赴日的潘氏家族和林氏家族的团聚之路，分享了日裔中国人融入日本社会的心路历程。“下编 落叶归根抑或落地生根”，聚焦于新华侨华人群体，以行业为主线，分述了研修生、就学生、留学生、IT技术人员、餐饮业从业者、商人等不同职业从事者的奋斗历程，并从温州籍侨领的访谈中，了解了日本温州籍侨团的发展过程和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