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目禅源寺：那两个月的秋高气爽

记忆中的西天目

算起来，西天目是第二次去。第一次是十来年前系里组织的活动。那个时候中文系每学年必有一两次全系出动的“游山玩水”，既当集体采风，亦可增进同仁间的交流和情谊，许多学术的碰撞也在不经意间自然完成。今天这样的活动已少了很多，往日那种同仁间聊天、喝茶、郊游、闲逛就能产生的“成果”，就能形成的“对话”，也成为记忆。以至于自打6年前从系里转岗，就常听老师们慨叹，现在系里许多新来的教师都没照过面！他们有的整天在家里蹲，有的整天在天上飞，偶尔见个面的，能喊出对方的姓氏大名就算不错了，基本不奢望互相了解、无间合作。

那年去西天目，记忆中让人震撼的是这座大山的千年古树和山风雾岚。进得山门，一群人一路盘旋上山，急急去探访昭明太子读书编选的地方，探访传说中的大树王，绕过了山脚下那座曾经安顿过一干大学新生和教授的禅源寺。不过那一年，禅源寺应该没有经过修缮。自打1941年4月遭日机轰炸，禅源寺大雄宝殿及东厢建筑被毁，寺院便趋于荒落半个多世纪，至2010年才陆续修缮对外开放，错过也是必然。

抗日重镇禅源寺

而在20世纪30年代，西天目禅源寺曾经是浙西集结民间自治力量和抗日救亡力量的一个重镇。其占地40余亩、禅房500余间的规模足以容纳众多人员与机构。

竺可桢对禅源寺不陌生。1936年7月，竺可桢曾赴西天目禅源寺，为在那里举行的临安、於潜、昌化三县自治推广人员训练班致开幕辞，所以，“七七事变”后，1937年9月21日，在竺校长的主张和坚持下，第一批浙大新生抵达禅源寺，27日即在这里开学上课。

作为浙西抗日救亡的基地，1938年2月，浙江省第一期国民抗日自卫队干部训练班入驻禅源寺；继之各类抗日组织机构纷纷迁入：1939年1月浙西行署迁入禅源寺；3月，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抵达禅源寺，向浙西行署军政人员、政工队员、干训班学员和浙西临时中学师生作团结抗日讲演；同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浙西特委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入驻西天目，推动抗日运动……从此西天目禅源寺也成了日寇妄图费力拔除的眼中钉。1941年4月15日，汉奸放火烧山指引目标，七架日机盘旋禅源寺上空，轮番投弹30多枚，狂炸浙西行署驻地，禅源寺大雄宝殿及东厢建筑被炸，整座依山而建、气势不凡的寺院亦毁之大半。

硕果仅存的地标建筑

2016年初夏的西天目之行弥补了这一缺憾，而且让人倍感欣慰的是，幸亏年轻的时候上过西天目山顶，去过开山老殿，观过千年树王，现在再登千米高山多少有点力不从心。所以这次进山，我们只选了禅源寺一处景点，其余就在山脚游荡了。

禅源寺离西天目山门不远，海拔似也不见升高。竺可桢当年进山的时候带着海拔表，他以杭州大学路校长官邸二层楼为零，测得西天目山门410米，禅源寺只350米。不过空气的清凉通透和漫山苍翠吞吐的负离子，已足以让人沉醉。信步十来分钟，我们已经来到禅源寺明黄色的山门前。

这座八字形坐落的山门还是旧日的模样。1937年10月25日，刚向大一新生作了“大学生的责任”这一演讲，勉励大学生“做社会的砥柱”“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的竺校长便“至禅源寺四周拍照数张”，其中与舒鸿（厚信）、潘承圻合影的场景就复活在眼前。这座山门或也是整个禅源寺硕果仅存的旧有建筑，从早些年游客拍摄的照片里还能看到斑驳的墙体和墙头滋生的杂草。不过现在焕然一新，好像昨天刚新刷的一样。尽管如此，作为地标，它还是满载着往昔的信息。

西迁之初，竺可桢对这里情有独钟

从竺可桢日记，我们能看到，在西迁之初，竺可桢对西天目可谓情有独钟。总务主任沈思玙（鲁珍）提议迁校西天目禅源寺的第二天，1937年8月23日，竺可桢即派张其昀、张绍忠（荩谋）、王国松（劲夫）、梁庆椿四员大将赶赴禅源寺；26日，又亲偕胡刚复、黄中（君理）、卢守耕（亦秋）、潘承圻等上西天目考察场地、交通和粮食；29日，即果断主张一年级移西天目。在短时间内全力解决了天目山交通、房屋、水电、警卫各类问题后，9月21日，一年级新生第一批出发往西天目，后两批继日抵达；23日，一年级教授朱叔麟、张荫麟等雨中赴天目山。待26日竺可桢再赴西天目，禅源寺已到一年级新生210人，课室中桌椅已制就，教室还有多，第二天就能开课，于是，竺可桢并建议二、三年级也能在双十节前开进西天目。那个时候，他是有多希望将整个浙大安顿进这个清幽隐蔽的山野净地呵。可惜算上借读生，这一学期浙大规模已达633生，而禅源寺“1937年时有百余位僧侣”，寺院空间毕竟有限，实在勉为其难。

进入10月，杭城警报四起，学生上课极少。其时，北大、清华、南开已西迁至长沙，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国立中央大学也借址重庆大学异地开张。诸般风声鹤唳之际，浙大本部最终决定西去建德严州（今梅城）。尽管如此，10月24日，竺可桢还是再携一年级主任朱庭祜（仲翔）、驻天目山临时办公室主任潘承圻等赴西天目，了解到教授们对西天目环境均满意，晚膳后还“赴自修室及寝室巡视一周。自修室即在教室中，每人均有指定之位置，甚至方丈[室]亦坐学生若干人。女生自修室在寝室旁，光线均尚充足”。第二天一早，在寺内有缘堂膳厅作总理纪念周，发表“大学生之责任”这一演讲，以西天目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环境，借古代书院制之熏陶学生品格的特点，培养“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以期其能“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竺校长的训辞总是大处勖勉人，而细处感化人。这番讲话极大地安定了这里宝贵的教学环境。

“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

秋天是西天目最美的季节。大一新生驻留西天目的两个月，正是此地秋高气爽，彩叶纷飞，风景如画的时节。在这座藏之深山、几与世隔绝的“校园”里，师生朝夕相处，亲密无间，融融一堂，通力合作，携手实行教育部主张之导师制，实现“训教合一”，亦造就了无数温情和故事。最羡煞后人的就是，遇上周末，则不论师生专业，不管男女籍贯，“导师与学生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约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极尽享受天时与地利，竺可桢不禁慨叹，“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

冀各教授于授业解惑之余，对学生之思想行为，更予以适当之指导，而师生之关系，亦可更臻密切。其办法系将学生十余人为一组，由一教授负训导之责，课暇或召集谈话，或远足郊游，庶言谈由衷，情意融洽。

念及“导师制”，竺可桢曾在1937年10月25日西天目分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以我个人所晓得实行导师制的，浙江大学要算第一个。”浙大是否第一，或许还需佐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实施导师制，是上世纪30年代民国教育部全力主张的一项举措。在我看来，在校园推行“导师制”，强调“训教合一”，或许是孙中山“训政”思想在教育领域的一个体现。孙氏在1924年手书的《建国大纲》中清晰表述了自己的建国设想，“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如果实施宪政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最高建国理想，则军政，大致是“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的北伐统一阶段；而训政，则是教化民众，使人民得受“四权使用之训练”的宪治筹备阶段，这个时间，大致在北伐结束（1928）、行宪开始（1947）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以，此一阶段国民政府在对外抵御强敌的同时，尤不忘加强“训政”宣传和准备，类似在各行政事业部门和教育机构开展“总理纪念周”，举行“国民精神月会”，倡导“训导制”等，想必都与此有关了。

国立浙江大学也不例外。尤其竺校长前任、心理学家郭任远，即以推行训导制过于刻板、过于教条、过于“物质主义”而遭师生“弹劾”。也由此，竺可桢的导师制训育思想，几乎是在反思郭任远训导制之缺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融入了他对传统书院制和哈佛导师制的借鉴，更富人文关怀，更具感化和教育的功能。于是，世外桃源般的西天目禅源寺自然成了导师制最理想的实验场所。

虽然这里的办学十分短暂，条件也比杭州艰苦，所吃菜蔬须采自杭州，鱼虾、水果亦不出，但西天目得天独厚的教学环境还是在这批大一新生的脑海里留下了磨不灭的记忆。浙大农艺系1941届校友蔡致谟在《随校西迁记——从杭州到湄潭》、史地系1941届校友谢觉民在《天目山杂忆》中这样描述西天目师生的一部分学习与生活：

校车把我们送到西天目山山麓，再步行约一小时的山路，看到一片红色围墙，掩映于苍松翠柏间，门前红墙上高高地写着“禅源寺”三个大字，从侧边山门进去，又是一排石级，约七十余级，拾级而上，只见殿宇轩敞，房屋数百间。禅源寺是浙江著名古刹，有和尚百余人，虽然增加了我们百余个大学生，宿舍、教室、膳厅、阴雨操场全有了，倒也不觉得挤。饮水是山涧清流，可是没有电灯，后来从杭州搬来了一架发电机，自行发电，但灯盏太多，光线暗淡，训导处为顾全同学目力，晚上在教室里增点汽油灯，以供自修。我们的教室是庙里新建的一座楼房，名“拾翠楼”，四面回廊，凭栏远眺，可以看到山上松柏耸天，满山青翠，山腰里烟雾纷纭，听啾啁鸟语，铮淙泉声，颇有超尘出俗之感。每当空闲的日子，我们结伴爬升“仙顶”，游遍了山上各名胜古迹。仙顶是西天目山的最高峰，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建有开山老祖的佛殿。禅源寺后不远，有几间小房子，据说是昭明太子读书处。

当时的浙大学生与和尚共处庙内，大家虽然都觉得好奇，倒也相安无事。当时在庙内空地，浙大设有体育设施双杠、单杠，为体操课之用。男女都穿运动衣裤上课。女生上着短衣，印有“浙大”两字，下着灯笼裤，在双杠或单杠上下翻转运动，十分醒目而美观。禅源寺有一大厅，白天为学生的食堂，晚间则作为自修读书之用。有一间新建教室，四面均有窗，明亮清爽，取名为“拾翠楼”，十分雅致。

走进一个大时代

走进寺院望去，能发现整个禅源寺大殿、佛堂基本都是新建的，宏伟且华丽。它占地应该有所减缩，建筑格局也偏于紧凑，但总体数量和单体体量都不小，行走其间，或可想象当年二百余名大一新生、先修班学员和各科教授在这里上课、研习的喧闹场景。尽管蔡致谟、谢觉民们学习、生活过的痕迹已经被战火和岁月抹平，现在人们已无法指认哪间是有缘堂，哪间是拾翠楼，哪间是教室，哪间是饭厅，哪间是宿舍，哪间是礼堂，但80年前年轻学子们的欢声笑语却似依然回旋在楼宇山峦间。

可惜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秋天将尽冬日来临，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江南。为保留学术种子计，在南京陷落、杭州沦亡前夕，西天目师生陆续撤出禅源寺，与浙大本部人马汇合一起，经建德梅城继续向西流亡。

我们的行李交总务课押运，女同学和教授坐船，男同学则由军训教官率领，荷枪背弹，行军南下。那时正是十二月天气，温和宜人，我们穿着藏青呢新制服，整队而走，服装鲜明，步伐整齐，引起沿路居民，驻足而望。行军到桐庐，才搭上小汽轮，南下建德。

或许，在那种紧张、亢奋和颠沛流离的艰辛中，没有人能意识到，他们将走进一个伟大的时代，创造一所伟大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