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述评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海默提出垄断优势理论以来，先后有英国学者邓宁、美国学者弗农等管理学家、国际商务专家不断地对企业跨国经济理论的研究进行深化，但在2003年之前，企业跨国经营在经济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2003年，美国青年经济学家Marc Melitz基于DS研究框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研究企业跨国经营的新理论，在全世界引起震惊，这一突破性的理论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新新贸易理论。在这一理论中，Melitz用企业异质性解释了跨国公司经营的路线和选择的方式，他认为企业跨国经营的基本路线为，先国内经营，再出口，最后进行跨国投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排序为，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选择国外投资方式，次高的企业选择出口，再次的企业进行国内经营，最差效率的企业将会退出市场。

以外向型经济为特色的宁波经济则是表现出与其研究完全相反的结论，宁波大多数企业在规模和生产效率都比较低的情况下选择出口，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一定实力的时候才转向国内市场。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宁波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发展模式，当前的理论界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Melitz的研究结论对于西方国家是适用的，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适用性。研究宁波这一特定的现象对于补充和完善当前新新贸易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当前文献的研究来看，关于企业跨国经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跨国经营的绩效评价、动因及影响因素

企业跨国经营的绩效直接反映了企业国际化竞争力，代表了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而企业国际化竞争力往往与企业跨国经营的动因及影响因素密不可分。因此，本部分重点介绍企业跨国经营的绩效评价、动因及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成果。

（一）跨国经营的内涵及绩效评价

早期学者探讨了企业跨国经营的内涵及基本要素，认为跨国经营是国内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子公司或分支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所展开的跨国界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跨国经营要满足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强调企业对海外资产的控制权，或对其经营管理施加有效影响；二是在母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展开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Dunning,1996; Buckley et al.,2007；鲁桐，2003；李梅，柳士昌，2012；杨校美，张诚，2014）。

基于波特竞争力模型，Hamel、Prahalad（1983）, Andersson等（1997, 2002），以及国内学者王建华、王方华（2002），金碚（2003），赵世磊（2011），李珮璘（2015）等研究了跨国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并构建了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测度模型。上述学者大多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方法，主要从跨国公司跨国化（国际化）、市场规模、经营效率等方面综合评价企业国际竞争力。Welch、Luostarine（1988）及Sullivan（1994）提出多维度复合指标测度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绩效。也有一些学者关注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主要观点为线性关系（Tallman et al.,1996; Bausch et al.,2007；王福胜等，2009）、N形关系（Contractor et al.,2003）、U形关系（Ruigrok et al., 2003；鲁慧玲，2008）、S形关系（Lu et al.,2004；杨一尘，余颖，2008; Nielsen, 2010）等。

（二）跨国经营的动因

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比，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往往规模较小，先进高端技术短缺，资源相对简单。这些因素使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制度环境不健全、市场效率低下的本国市场开展经营时面临困难（Denis et al.,2002;Cheung et al.,2012）。因此，学者从企业特定因素（Luo, Tung,2007）、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因素（Witt, Lewin,2007; Kolstad, Wiig,2012）、资源禀赋（Chen et al.,2012）及企业市场（行业）关联（Rugman, Verbeke,2007）等内外因素阐释了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动因。

Bausch、Krist（2007）对德国和新西兰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拥有丰富熟练劳动力的东道国能显著吸引德国跨国公司对其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丰富的熟练劳动力对新西兰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却没有显著的影响。Elango等（2013）基于美国1992—2000年的数据研究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市场规模、劳动力市场的成熟程度、东道国市场成本等因素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考虑的主要因素。

而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国外有些学者从中国特殊的政策环境分析得出了不同的观点。Buckley等（2007）着眼于中国国内完善的资本市场所带来的低成本资金优势、特殊的华人社会网络所带来的所有权优势以及政府对于经济的强力控制等制度性因素。Morck等（2008）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国有企业获得了巨额的国内资金支持，但政府对这些企业的高度控制导致了企业决策者缺乏理性投资和合理分红的经济动机。

（三）跨国经营的影响因素

目前，对企业跨国经营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更多停留在对外部宏观环境的分析上，如鲁桐（2000）、刘志彪（2007）以及邱斌、叶龙凤、孙少勤（2012）等。其中一部分文献侧重于从区位选择的视角，主要选取包括东道国工资水平、研发水平、基础设施、制度质量、市场规模等因素，研究企业“走出去”的影响（Morck et al.,2008；陈继勇，雷欣，黄开琢，2010）。Elango等（2013）研究了美国在泛太平洋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发现东道国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具有显著的影响。Kolstad、Wiig（2012），在区分技术拥有型和技术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对技术拥有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影响，而对技术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却不显著。

另一部分文献的研究是从母国视角出发，主要关注母国制度质量和政策支持等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Cheung et al.,2012；杨丽丽，赵进，2009；冀相豹，2014; Powell,2014）。Yam等（2011）将比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及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及比较优势之间呈现正向关系。此外，还有少量研究文献是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特有的双边制度联系，解读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Buckley et al.,2007；阎大颖等，2009；陈岩等，2012；杨校美，张诚，2014）。

二、跨国经营的模式及经济效应相关研究

（一）跨国经营的模式研究

Geringer、Hebert（1991）认为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一个企业成功地将该企业的业务活动以及企业的营运活动扩张至海外市场的方式。后续相关的研究表明进入模式是指企业权衡其运作状况以及诸多外部环境变量等条件之后所做出的方式抉择。Makino等（2004）则将这一恰当的方式抉择阐述成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也即企业在将其工业技术、产品、人员技能、管理经验以及其他自有资源移至国外市场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当然这一制度安排是有时间限制的，由于伴随着企业所在行业的经验的增加，企业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也有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大多数研究都采取了3～5年的时间长度。Shaner、Maznevski（2011）指出，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包含两个层面的战略决策：制造和营销活动的区位及它们的股权模式（零股权、合资和全资）。市场进入模式即企业以独资或者与其他企业合资的方式在东道国进行产品的生产或销售进而安排其产品市场的战略结构。

李国学（2013）就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与途径进行研究，将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划分为主动防御型、主动依附型、政府主导型、产业集群型这四种投资模式。罗伟、葛顺奇（2013）将中国资源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划分为基于资本优势的资源诱发型模式、基于资源—技术—管理优势的诱发型模式、基于资本优势的资本—技术—管理诱发型模式和基于资本—技术优势的资本—技术—管理诱发型模式。阎大颖（2013）对国家特定优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模式与产业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自然资源、战略资源、廉价劳动力是影响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模式选择的三大因素，服务业、制造业、资源开发等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几大产业模式。周茂、陆毅、陈丽丽（2015）认为，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并购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增加；母国企业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减弱会削弱高生产率企业对并购模式的选择效应。

（二）跨国经营模式选择的因素研究

不同的进入模式体现了不同的控制、承诺以及风险水平。通过对国际贸易、产业组织以及市场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学者们发现，对于不同的进入模式，有很多因素会对其产生影响。新新贸易理论的典型代表Grossman、Helpman建立了一个内生性模型来分析企业最优国际化战略，分析各种最优国际化战略的选择行为。陆亚东、孙金云（2013,2014）基于新兴国家跨国公司的视角，提出了互联、杠杆化和学习的跨国经营模式及路径。国内学者裴长洪、樊瑛（2010），唐晓华、徐雷（2011），胡平、温春龙、潘迪波（2013）等从资源、制度等内外变量角度，分析了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影响因素及跨国经营优势的提升机制。

（三）跨国经营的经济效应研究

关于跨国经营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效应三个方面。有关跨国经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观点认为，跨国经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投资国生产效率的提高。Kogut、Chang最早研究跨国经营的技术寻求动机，提出获取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重要动因。Almeida、Phene（2004）研究表明跨国经营均获得了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观点认为，跨国经营逆向技术效应会因为国别差异而出现不同的效应。Palmatier等（2007）通过对不同国家跨国经营实证研究，发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国别差异的存在。

产业结构效应研究方面，日本知名学者Ozawa从边际产业跨国转移、动态比较优势互补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的视角深入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Stahl、Voigt（2008），以及霍忻（2014）也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就业效应研究方面，柴庆春、胡添雨（2012）在综合比较替代效应与产出效应以及比较外向型企业就业增长状况与非外向型企业就业增长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这种影响是积极的。王胜、田涛、谢润德（2014）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总量产生了替代效应，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就业结构的优化，同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国内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国际收支、人力资本、市场化进程等因素实现的，通常具有双重作用。董有德、孟醒（2014）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在地区上存在差异：“一线城市”及沿边省份呈微弱负相关，而其他省份为正相关。

三、研究述评

上述研究成果展示了国内外学者在不同角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见解，为本论文对宁波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分析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参考。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跨国公司经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经营的影响因素、进入模式等方面，多数研究主要分析面上跨国经营问题，而对企业层面的研究，尤其是案例研究较少。现有国外研究无论是企业国际化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无论是探索不同国际化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还是研究不同进入模式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现有文献基本上把目光聚焦在发达国家的企业身上，基本都是基于对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企业的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成果，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而且现有研究多集中在企业的外因，对内因的研究比较缺乏，尤其缺乏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样本研究。

对照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外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较为深入与成熟，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更甚，而我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理论描述较多，有待进一步具体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绝大多数是建立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所以，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上，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并需要进一步结合国内企业和我国国情的特点，落实研究，更好地为企业与政府服务。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宁波作为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其跨国经营与理论预期并不完全一致，通过典型案例来研究宁波的跨国经营能够补充现有跨国经营理论；同时，也能够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为宁波跨国经营政策制定提供战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