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人诗

一、资史以为诗

清代诗人喜以学问入诗，就题材而言，最显目处便是资史以为诗。此时期学者多持“先经史后诗”的观点，注重经史的根底作用。黄宗羲谓“读经史百家则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陈衍谓“求诗文于诗文中，末矣。必当深于经史百家以厚其基，然尤必其人高妙，而后其诗能高妙”，郑梁谓“诗从性情发为诗，耳目所触皆材料。必于经史子集求，犹恐古未尽其妙”。在清代学人眼中，史学是夯实腹笥的最基本之法，亦是诗歌成为妙品的前提，故以史入诗成为一时风尚。

而咏史亦是文学传统题材之一。自班固以《咏史》为名专咏历史人物始，诗人或有感于政治得失，或有得于人生遭际，历代咏史佳作不绝。而乾嘉道时期，文字狱盛行，与汪端生卒年皆相差无几的龚自珍曾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为避祸端，文人骚客只能寄兴于史论之中。受文学传统与现实处境的影响，清代成为咏史诗的又一高峰期，顾炎武、钱谦益、吴伟业、钱大昕、王士祯、龚自珍等文人都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

创作咏史诗需要史学与诗学的双重修养，对习惯于刻红翦绿的女子并非易事，但仍有一群卓荦特异的琼闺之彦、绣阁之姝涉足此领域，如李清照、薛涛、鱼玄机、张玉娘等女子便常评骘史实、臧否人物。此外少数民族女诗人如萧观音、萧瑟瑟的诗作亦曾借古鉴今，钩沉史海，为女性咏史诗增添了不少光彩。清朝，女性咏史诗歌大盛，咏史之作不仅数量激增，且题材更加丰富，形式亦更为宏复。徐德音、柴静仪、包兰瑛、文静玉、席佩兰、袁绶、郭润玉、慕昌溎等人都是咏史能手，所论不乏真知灼见，而其中佼佼者当属钱孟钿、沈善宝。钱孟钿幼习诗书，腹笥颇丰，寄情史典，其《汉通天台铜人歌》《张子房祠》笔力遒劲、议论精警。沈善宝乃一时名媛，才藻富丽，时人李世治称其“吐属风雅，学问渊博，与之谈天下事，衡量古今人物，议论悉中窾要”，所作咏史诗四十六首，无不见解有力，并将史论的天平偏向了女性，足见其女性意识的高昂。

但论闺阁中咏史诗作规模之宏大，见解之透辟，汪端可谓迥出时辈。

汪端虽为闺阁女子，其史学造诣却已高出许多男子。她熟稔历朝史实，曾作《元明逸史》八十卷。陈文述曾举十七史中隐僻事考问，汪端皆能应口答对，许宗彦与其论史，恒为其所绌，汪端因此被许宗彦呼为“端老虎”。梁德绳在为《明三十家诗选》作序时赞其学问成就，认为此诗选亦是史论：

兹集之选，虽曰诗选，实史论也。盖前明三百年，自高帝以马上得天下，草菅文士，成祖以叔攘姪，芟薙忠良，中间奄人权相望尘接踵，又以制义取士，词章古文无真知灼见… …允庄所选以清苍雅正为宗，一扫前后七子门径，于文成、青邱、清江、孟载诸人表章尤力，至于是非得失之故，兴衰治乱之源，尤三致意焉。读是书者不特三百年诗学源流朗若列眉，即三百年之是非得失亦瞭如指掌，选诗若此，可以传矣。

由此可见，历史对于汪端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吟咏题材，更是一门学问，是其逞才使气、展示博学的舞台。这种对历史的痴迷态度，使得汪端明显区别于一般闺阁诗人。

《自然好学斋诗钞》中史论诗所占比例极大，且往往高屋建瓴，表现出汪端惊人的学识与胆识。《妙香室丛话》载“汪小韫女史咏史”“小韫女史读晋史诗”数十联，梁同书称汪端“能杼轴文史，一洗闺阁纤秾之习”，而《两浙輶轩续录》亦曾引孙得祖之言论：

小韫宜人论古之作，持论一轨于正，多足以维持名教，千秋诗史乃属红闺，足令须眉愧死。

“千秋诗史”之语的评价，出自饱学之士之口，可见汪端的诗学、史学造诣已然得到了男性世界的认可。

咏史诗有三种基本范式，一是由班固《咏史》开启的以诗叙史范式，二是左思《咏史》八首引导的借史咏怀范式，三是史论范式。汪端乃学者兼诗人，且她一直努力向男性主流文化标准靠拢，所以其咏史诗往往缺少旖旎感性的女性呓语，而俨然是一位博学谨严的士族文人在评骘历史。受其理性的评论态度影响，其咏史诗作基本为史论诗。

（一）史论诗主题

汪端史论诗共计二百二十五首，蔚为大观。能创作出数量如此之巨的咏史诗，中国女性文学史上除汪端外恐怕再无二人。而因汪端自身即是女性，其咏史诗中吟咏女性人物之作达六十二首，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故将其择出另作探讨。

除却女性外，汪端笔下的吟咏对象仍非常丰富，从战国到清朝，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寒士，汪端都不吝笔墨。现将汪端所咏对象所属朝代及诗歌数量统计如表2-1，以窥汪端对历史的选择。

从表2-1中，我们可以看出汪端更喜咏乱世，对宋元之际、元明之际等易代时期的历史，以及政权更迭频繁的魏晋南北朝历史皆了如指掌。

乱世之中，更易见君王之霸气、隐者之孤傲、将帅之骁勇，也更易见各政权在政策上的得失。汪端咏史诗所取每一素材都有特殊意义，或为表达政见，或为彰显人生价值观。通过对史料的抉剔，汪端构建了一幅格局宏大且具自身烙印的历史画卷。

1．叹百年之功罪，发千秋之是非——汪端政论诗

汪端自幼性耽坟典，博古通今，又精于思辨，对古今之事都有一己之见。其政论诗从对帝王功过的评骘到对国家政策的分析，从成败现象到人事抉择，议论纵横恣肆又精警独到，显示了作为学者的观史眼光，颇有鉴于往事，有志于政道的历史使命感。

（1）为君观

古来论说君王之诗不在少数，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等功过兼具的君王无疑最受人关注。求仙问道、耽淫女色、浪费奢靡、暴虐专制等帝王通病是诗人们讽刺的焦点，而用人唯贤、励精图治、保民安岁的王道亦是诗家褒扬的重心。汪端对为君之道常有评骘，且多含讽喻。其中讽刺君王求仙问道者如《读史杂咏》其九：

徐巿楼船去渺茫，骊山冢树自苍苍。祖龙空慕长生术，太华凌云让玉姜。

汪端将骊山秦始皇陵上蓊郁的树木与徐巿东渡的音信渺茫并举，巨大的对比落差蕴含无限的凄凉荒谬，有力地讽刺了求仙之事的荒诞无稽。此外，《寄题良常山》中“雄图四海为家易，方士三山采药难”等句亦有嘲讽秦始皇之意。

讽刺君王荒淫腐化导致破败者如《读<晋书>杂咏》其三：

一片降旗出石头，君王从此不知愁。雉裘焚后无余事，闲驾羊车内苑游。

此诗意在批判晋武帝司马炎。首句化自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一片降幡出石头”，司马炎早年戎马倥偬，勤于朝政，而有“太康之治”；但灭吴而统一全国后，“君王从此不知愁”，整天沉湎女色，早无当年尊典礼而行事的谨慎。据《晋书》记载，“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而汪端举此典型事例，有力地讽刺了司马炎的逸乐。另外，如《莫愁湖》亦表达出对南朝统治者荒芜朝政的嘲讽，透露了汪端“逸豫亡身”的忧患意识。

在《读<晋书>杂咏》的序言中，汪端基于德和义两方面对晋朝建国者司马炎窃国行为亦进行了嘲讽，称典午一朝“以上承当涂代汉之遗，借禅让以公行篡窃，诸臣始基不正，何有于异日之勋业，况勋业未尽足录乎”。

除对德行有缺的君王进行讽刺之外，汪端亦不拘一格地褒扬了不少功绩卓绝的帝王。这些人物往往壮怀激烈、魄力非常，汪端评石勒之诗便突破一般史论中“五胡乱华”的观点，盛赞石勒具“倚啸东门”的气魄。

以上皆可见汪端对于为君之道的见解，但其立意多因袭前人，少有创建。但对于唐玄宗被囚南内、刘备失荆州、玄武门事变等历史事件，汪端恒有新论。如《论古偶存五首》其三：

蜀道虽难幸不难，锦城花发尽盘桓。仙人鹤背云中下，宫女蛾眉画里看。万马从他出灵武，六龙何事返长安。陇山鹦鹉空传语，南内无人夜更寒。

汪端认为唐玄宗本可在安史之乱后于蜀中终老，与唐肃宗相安无事，但因眷恋故土旧位，引起唐肃宗忌惮才被囚于南内。郑燮感时之作《南内》“南内凄清西内荒，淡云秋树满宫墙。由来百代明天子，不肯将身作上皇”或可算是对汪端遗憾的回复。

《论古偶存五首》其四则讽刺了明太祖朱元璋为人阴鸷独断。诗句“太息韩彭尽零落，藏弓久已坏长城”讥嘲朱元璋为防边忧，全部诛除开国良将的残暴行径，这种做法直接导致靖难之役中竟无人能挡燕王的攻袭，当真是自毁长城。

汪端的有些新解偏于理想化，并不深刻，由此亦可见其毕竟幽居深闺，其史学观与阅历丰富的大家相比，确实有一定距离。

如《论古偶存五首》其二，在玄武门事变上，汪端认为李渊在立李建成为太子后，还封战功卓著的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允许其开天策府，让其得以网罗天下之才，这导致了祸起萧墙的悲剧。但实际上，李建成之魄力远逊于李世民，李渊不识其儿李世民特有奇志，错立太子便已埋下祸根。而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亦是形势所致。但汪端片面地认为玄武门事变是李渊未曾节制李世民的势力所致，则是缺乏对历史的深入了解。

而《论古偶存五首》其一反映出在论孙刘联盟破裂一事上，汪端亦过于感性。

一失荆州汉业休，曹刘兵劫换孙刘。本来借地缘婚媾，何事寒盟启寇仇。鱼浦只今遗石在，蟂矶终古暮潮愁。负心毕竟君王误，莫以疏虞议武侯。

此诗认为，孙刘联盟破裂应归咎于刘备“寒盟”。荆州是刘备一统天下的关键所在，故而“一失荆州汉业休”，而荆州之所以会失，则是因为孙刘之间婚媾不再。刘备别立吴后，以致“寒盟启敌仇”，如果“昭烈既定蜀，遣一介之使迎孙夫人正位中宫，则吴蜀之交固，荆襄之势成，而汉业可复也”，但是刘备称汉中王，却立吴夫人而非孙夫人为汉中王后，所以荆州之失是源于刘备做了负心汉，枉费了孙夫人于蟂矶自杀殉节的一片深情。汪端此诗矛头直指刘备，认为是君王自身误了霸业，而非孔明之过。论说颇有新意，但汪端毕竟居于深闺之中，对世情了解过于理想片面，其推理看似有理，实则漏洞百出。

首先，刘备失荆州，并非因其“寒盟”。《三国志》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乃兵家必争要地。孙刘结成联盟是为抗曹，赤壁之战后，曹军败走，形成三国鼎立之局势，孙刘都有争霸天下的野心，也就有了新的利益冲突，而荆州是东吴“借”给刘备的，从未失去过取回之心，所以荆州被吕蒙夺回根本无关刘备“寒盟”。其次，孙刘联盟破裂也非婚媾不再。联姻不过是利益纠葛的手段而已，孙曹之间就曾多次联姻，孙匡曾取曹操侄女，孙贲之女曾嫁曹彰，而孙刘之间除孙夫人与刘备之外，孙权曾遣使欲和关羽结为儿女亲家，说到底联姻只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毕竟“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朋友”，而汪端并未看透此点。再次，所谓刘备负心一事，汪端稍显感性，因自己为女性而为女子抱不平。孙刘本是政治联姻，而刘备定蜀后，情势已变，吴夫人与刘璋、吴懿的关系密切，对安定蜀中意义重大，又兼有大贵之相，所以刘备立吴夫人为汉中王后是必然。而孙夫人于蟂矶自杀一事也是传说，并无史实依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已证此传说为虚妄，既然二人并无太深感情，强说刘备负心并不妥当。

由此首史论诗可知，汪端对历史的评价重仁义道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子对忠贞爱情的追求，但对历史事件的理想化看法，使其往往忽略了人性的复杂与利益的纠葛，所以也影响了评论的公正性。

汪端饱览史书，虽然史论观点瑕瑜互见，但能独树一帜，亦算可贵。

（2）政策观

汪端崇尚刚烈，表现在其史学观上便是憎恶软弱荒淫而欣赏果敢刚硬，显示出强硬的政治追求。其对君王的评价宗旨如此，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评点亦如是。

汪端异常反感朝廷软弱的形象，对和亲、偏安、附庸他国等国家政策无一好评。其此类史论诗情感激越，见识过人，但亦存在过于感性之弊，缺乏对历史的深入剖析。

其《读史杂咏》其四称：

才见鸾舆出白登，和亲下策岂堪听。尚方剑未诛刘敬，长使单于藐汉廷。

汪端此诗批判了汉朝的和亲政策。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被匈奴困于白登山，依陈平之计才得以逃脱，后派刘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汪端认为正是和亲这种下策，才使得匈奴人长久地藐视汉朝，使汉朝失了国威。对于和亲使者刘敬，汪端更是义愤填膺，恨不得以尚方宝剑诛之。但实际上，和亲政策对新建的汉朝意义非凡，它对汉朝维护边境和平、促进生产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汪端对和亲政策的看法则过于情绪化，不过其对维持国家尊严的一腔热忱仍值得称许。

历史上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最典型者莫过偏居南京的东晋、偏居临安的南宋，汪端遍读史书，曾久居杭州，而其翁陈文述亦曾集金陵地理、遗事及自身所作题咏，编为《秣陵集》。耳濡目染，汪端对朝廷的软弱更是感触尤深。其《南都遗事诗》其一谓：

选舞征歌帝子能，忧危肯抱越王冰。千寻铁锁夸天堑，一角残山占秣陵。名士衣冠沉白马，相公勋业唱春镫。新亭洒泪犹谁见，岂有汾阳佐中兴。

诗歌讽刺东晋帝王不仅软弱无能，安于南京一隅，更无半点忧危之心，妄图依托长江天险，绝万世之忧。在国家已临深渊、已履薄冰的情况下，东晋帝王整日选舞征歌，安于逸乐。天子奢靡庸碌，臣子亦无大志。满朝文武，有感于山河之异的人尚且不多，更何况是有志于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志士呢。汪端亦将这种愤懑延伸到了对于国家栋梁的品评上，如《读<晋书>杂咏》其十八便是讽刺王导的讽刺之诗：

难抗强臣犯阙时，小朝廷局勉支持。漫将王导方诸葛，一表何曾请出师。

王导为东晋丞相，早年便与晋元帝司马睿交厚，曾劝司马睿出镇建邺，后又帮其联络南方士族、安抚南渡官民，对东晋政权的建立与稳定都有汗马功劳。汪端却一反歌功颂德之陈调，认为同是丞相，王导气魄却远远不及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有着“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志向，而王导只会将政权稳定在建邺一隅。汪端并未考虑到东晋政权刚刚建立，当务之急是稳固政权。由此可见，汪端论史虽有新意，但对历史的考量却不够深刻，感性色彩过浓。

此外，汪端还作有评论南宋朝廷之诗，如《题韩蕲王飞来峰建翠微亭拓本》：

清凉居士翠微亭，灵鹫峰巅见勒铭。空有中兴名父子，自甘半壁小朝廷。军甖酒尽苔生垒，战鼓声销月满汀。回首棲霞悲少保，南枝长傍墓门青。

汪端借一代名将韩世忠兵权被解，而只能闲游翠微亭之事，讽刺赵构“自甘半壁小朝廷”。军甖酒尽、城垒生苔、战鼓声销，而这换来的也只不过是巢幕之政权。在对韩世忠的无限怀念中，汪端对南宋小朝廷的不满也就溢于言表了。

此外，对于丧失主权、附庸他国的做法，汪端亦是极其愤恨。如《读史杂咏》其二：

如雪衣冠易水边，漫言匕首竟亡燕。胜他齐建悲松柏，空事秦王四十年。

在对比荆轲刺秦的壮烈和齐国与秦的卑微后，汪端反对依附他国的政治观便已凸显。齐王田建在位四十四年，中秦国远交近攻之计，与赢而不助五国，五国被灭后，田建成了亡国之君，饿死于流放之地。而对荆轲刺秦招致燕国被灭的论断，汪端则不以为意，认为这等悲怆豪壮之举远胜于齐王田建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懦弱示好。

汪端的政策观极其刚烈，考虑到刚烈的政策亦需具有碧血丹心的将士去执行，所以汪端对具刚勇之气能臣的缺失，也心存忧叹。如《读<晋书>杂咏》其二十五：

击楫中流誓壮心，威加石勒息南侵。祖生死后无奇士，天遣神州竟陆沉。

诗歌虽写祖逖，但也寄托了国无奇士而使神州陆沉的慨叹。祖逖为西晋猛将，曾北伐中原，收复黄河以南大片领土。诗歌前两句笔力矫健，十四个字就将祖逖的壮志与功业勾勒出来。西晋末年，祖逖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曾扣楫中流，誓清凶孽，《晋书》载其“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祖逖北伐后，收复大片河山，使得石勒停止南侵。但汪端论说的重点更在后文，祖逖逝后，国无奇士，再无人能力挽狂澜，其收复的领土又被后赵攻陷。汪端对神州陆沉的慨叹无奈而深沉，她痛恨国无能臣，失地得而复失，只能眼看江河日下。而其对君主、将士的责问亦适用于所有苟安政权的君臣。

（3）人才观

第一，“亲贤臣，远小人”的用人观。

汪端的政论诗有不少是事关国家用人之计的，在对这些政策的褒贬态度中，汪端“亲贤臣，远小人”的用人观便彰显出来。《读史杂咏》其七便表达了其遗贤之恨：

汉室恭仁说孝文，盛时遗恨亦难平。赵谈骖乘黄头富，却向长沙谪贾生。

此诗对汉文帝刘恒的用人政策表示了深深的鄙夷。刘恒贵为帝王，却能力行孝道，曾为母亲尝汤药，其事迹被选入《二十四孝》。汪端极重德操，对刘恒无疑尊崇有加，但汪端对他的政治作为却并不一味恭维。刘恒在用人上存在严重失误，任用靠阿谀拍马升迁的无耻小人赵谈、邓通，而贬斥珠明苗秀的贾谊，汪端“亲贤臣，远小人”的人才观便蕴藏于这难平的“遗恨”中了。在《读贾谊传》中，汪端对贾谊的不遇也表示了哀叹：

贾生王佐才，忧时心独苦。一上治安策，廷臣色如土。屏弃长沙迁，寂寞宣室语。日斜鵩鸟来，感慨涕零雨。生不绛灌列，殁竟屈宋侣。肯逐燕雀翔，摧伤黄鹄羽。

贾谊不仅具王佐之才，更有忧时之心，但这样的能臣竟然也与屈原、宋玉一样，抱负落空，实乃君王用人的不足。此外在《屈原宅》中，汪端盛推屈原为千古忠魂，对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遇不无悲慨愤叹，而悲愤情绪背后，其对君王的指责也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汪端亦常作警醒帝王谨防小人的诗篇，如《读<晋书>杂咏》其五：

萁豆相煎叹武皇，荀冯骨朽罪应彰。阿兄此座桃符得，刘曜何能入洛阳。

此诗讨伐了荀勖、冯两位奸臣，亦可算是对君王用人的忠告。桃符为齐王司马攸小字，晋武帝司马炎病重时，朝野中人都倾向立在政治上颇有建树的齐王为下一任君王，但荀勖、冯二人却担忧这会妨碍到自身利益，因而在司马炎面前诽谤司马攸，怂恿皇帝将其逐出朝廷，司马攸因此忧愤而终。后晋朝无人，只能任凭刘曜进攻洛阳，朝廷危如累卵。汪端虽慨叹帝王权位之心甚于兄弟之情，但批判的重点仍是“荀冯骨朽罪应彰”，对于小人的弄权，汪端的认识确实深刻。

第二，客观的人才观。

汪端对于际遇不佳的才士饱含同情，对被历史误解的才士，更是有志为其雪冤。如《读<晋书>杂咏》其九：

万骑勤王靖战尘，终身酒限奉慈亲。长沙忠孝垂青史，折翼天门梦岂真。

此为咏陶侃之作。陶侃为东晋初名将，曾平定陈敏起义、苏峻之乱，为晋朝立下赫赫战功，“在军四十一载，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而其母湛氏乃我国四大贤母之一，曾截发延宾，封坛退鲊，对陶侃极严格。陶侃侍母亦至孝，“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浩等劝更少进，侃凄怀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亲见约，故不敢逾’”。

此等忠孝之士，千古流芳，而《晋书》却有怀疑其忠心之语，载陶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并称陶侃“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汪端认为这种暗示性极强的天子之梦是房玄龄等人的杜撰，中伤了陶侃的忠心。在此问题上，汪端与自己素来赏识的赵翼达成了共识，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认为陶侃“尽心于国，老而弥笃”，早已超然于权势，《晋书》却造一梦让陶侃背负不臣之心。“悖矣！是直谓其素有不臣之心，因一梦而不敢也… …于侃则因一梦而悬坐以无将之罪，岂非褒贬失当乎！”汪端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智慧，她为良将正名雪冤，亦可见她对人才的珍惜。

此外汪端对孙绰的品评亦彰显了其论史的公正，如《读<晋书>杂咏》其十：

斋前楚楚护青松，掷地金声赋笔雄。疏谏迁都真卓识，莫将文士薄兴公。

孙绰好玄言诗，文采横绝一世，其得意之作《天台山赋》，文笔工丽细致，孙绰曾自豪地对范荣期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隆和元年（362），大司马桓温有经纬中国之心，欲移都洛阳。可“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在无人敢言的情况下，孙绰上《谏移都洛阳疏》反对迁都，而引发桓温不悦。《晋书》赞“绰献直论辞，都不慑元子，有匪躬之节，岂徒文雅而已哉”，对孙绰的胆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却称“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汪端感此不实记载，故特举孙绰笔力雄劲、胆量卓绝的实例来斥责刘义庆的浅薄言辞。其论说有理有据，鞭辟入里。

此外，对元明之际的野史传闻，汪端亦有着高度的求是精神，在认真查阅史书后，为许多被传言扭曲了的人物平反，如其咏史文炳之诗：

万宝英名孰可当，雄师早破铁星杨。空乘战舰林仁肇，自坏长城斛律光。绿野云连耕泖水，绣旗风卷下钱塘。梧宫秋冷宵烽逼，应堕藏弓泪数行。

史文炳，又名史椿，乃张士诚手下的一员猛将，屡立战功。《皇明平吴录》记载：“士诚将史椿守淮安，见士诚不足共事，及诸将骄侈，而左丞徐义更加谗毁，遣人赍书诣建康，愿归顺。事觉被杀”。此段记载从根本上认为史文炳不愿与张士诚共事，因此投奔朱元璋，对其忠义亦进行了否定，而汪端认为“《平吴录》所载诬妄失实”，真实的历史应是：史文炳忠勇可嘉，但左丞徐义“忌之，诬以遣人赍书潜诣明祖归顺，士诚惑之，逮文炳至苏，戮于市”。汪端有感于史文炳节义名声的受损，故作诗歌为其一雪沉冤。此诗肯定史文炳的功绩，并在颔联用林仁肇与斛律光两位因谗被害的同类典故来共同证明史文炳的冤屈，以之反击《皇明平吴录》中的记载。同时汪端又征引史文炳先战胜苗帅于泖湖，又战胜其于杭州的史实，肯定史文炳战功卓著，从而佐证其忠心。

此外，汪端还为钱鹤皋正名。钱鹤皋，上海人，有传言称其欲灭张士诚却没成功。而汪端查本事于《姑苏志》及《历朝诗选》后，认为钱鹤皋曾于张士诚被俘后，倾尽家产招募兵士为其报仇，后兵败投水而死，非但不是传言所称欲杀张士诚的宵小之人，而是天地都为之动容的节义之士，故汪端亦特地作诗为其辩白。

对于蒙冤才士，汪端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正名，而对于名不副实的士子，汪端亦对其进行犀利抨击。如评张良之诗：

留候志雪王安耻，狙击能教吕政惊。何事关中佐刘季，竟无奇计庇韩成。

张良作为刘邦的智囊团成员之一，其“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智谋，让世人对其极尽溢美之词。但汪端认为他既然是韩国的后代，志在存韩，那为何没用计谋保住韩王成，而任其被项羽所杀，这样的质疑确有一定意义。

又如评王戎之诗：

玩世诸贤旷达心，醉乡日月共浮沉。如何钻核持筹客，也得高名附竹林。

阮籍、刘伶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态度，让历代崇尚清高、旷逸的文人倾心不已。汪端的心性明显趋于文士化，从此诗前两句便可知汪端对于竹林诸贤玩世旷达、与日月共浮沉的精神期待。而王戎虽聪慧，但《晋书》《世说新语》等对其性好兴利、汲汲功名、善明哲保身的记载颇多，如《晋书》便载王戎“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 “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基于对高逸人格的追求，汪端对王戎的竹林之名表示了质疑，也算一家之论。

由上可知，汪端虽只是一介妇人，但亦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论精神，这无疑极为可贵。

（4）英雄观

汪端除编选明诗挑战男性权威外，她对历史事件的固有论断也常抛出质疑。最明显之处，便是汪端不喜成王败寇的观点，其诗歌对于争霸胜者并不歌功颂德，对败阵者亦不揶揄讽刺，有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英雄观。这样的观点在汪端看待张吴政权时表现得最为突出。

汪端对朱元璋战胜张士诚一事不以为意，反怪其残暴。而对于战败方，她却高歌其贤烈，甚至一反旧论，写作《元明逸史》。陈文述解释其写作因由：“因青邱先生之故，深有憾于明祖之残暴，而感张吴君相之贤为不可及也。谓张吴与明祖并起东南，以力不敌，为明所灭。不能并其体贤下士，保全善类之良法美意而灭之。且曹太妃之贤，楚国公兄弟、验马潘左压之忠，刘夫人、隆安公主、七姬之烈，金姬之脱展尘滓，列代正统所希有也。有升天曹位上清者矣，不可谤也。世人墨守旧说，以成败论人，由未见载籍耳。因节录明史，搜采逸事，以稗官体行之，曰《元明逸史》，凡十八卷。”此外，汪端还特地为张吴政权写作组诗《张吴纪事诗》，为张吴政权中的每一位节烈作诗。这样的一番举动，有意打破“成王败寇”之论，颇有以诗存史之志。可惜，汪端学道后将其《元明逸史》焚毁，唯留《张吴纪事诗》可略窥其志。

其中吟咏潘元绍之诗如：

七宝楼头堕舞裙，粉侯倚剑自临军。赤龙船毁沉寒照，乌鹊桥空散彩云。未必威声逊柴绍，可怜时命谢梅殷。诈降伯约功难就，一死终教报故君。

潘元绍，字仲昭，为张士诚女婿，张视其为心腹，极为倚重。潘元绍颇能折节下士，与陈基、宋克、张羽、陈汝言等文人都有交游。汪端认为潘元绍至元二十七年（1290）九月降明乃是诈降，于劝降张士诚时“密语士诚暂忍数日”，只是遭他人泄密，潘元绍也因此被杀。基于此种认识，汪端特作此诗。诗歌首联是谓潘元绍七姬全节自杀一事，《皇明平吴录》载潘元绍因战事紧急，“召其妾七人，谓曰：‘我受国重寄，脱有不测，宿诫若等宜自引决，毋为人耻。’最少一妾段氏跪即请死，遂入室自缢。六人者，亦皆相继缢死。元绍殓其尸焚之，以骸骨瘗后园”。七姬既殁，潘元绍无后顾之忧便可奋勇杀敌，“倚剑自临军”了。颔联“赤龙船毁沉寒照”则指潘元绍率领赤龙船兵与常遇春奋战，赤龙船尽数被常所烧，可见此战之惨烈。“乌鹊桥空散彩云”谓吴城被破时，元绍妻隆安公主自尽于盘门薪桥。颈联汪端将潘元绍与同为驸马的柴绍、梅殷相比，认为其才干名声不逊柴绍、梅殷，只是时运不济，难以一展宏图罢了。尽管潘元绍未建功立业，又败于朱元璋，但汪端对其仍不吝夸赏之词，认为他以死来报答张士诚的恩遇，与其妻隆安公主、妾七姬可谓一门忠烈，足以名留青史。由此可见，成败压根不能影响汪端的英雄观。

此外，汪端评张士德之诗如：

张王保障重江东，创业原资楚国功。蜀道流人悲李特，秦家壮士哭苻融。海陵空吊沉沙戟，琴水难弯落日弓。遗恨康山同一辙，漫将成败论英雄。

此诗中，汪端认为张吴政权与陈汉政权的失败都使人“遗恨”，这透露出汪端对于朱元璋侥幸得胜的不屑。张士诚虽败，其在汪端心中的英雄形象却丝毫未受影响。汪端“漫将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是高于许多史论家的。而在评钱鹤皋的诗中，汪端亦称“成败天心可奈何，空提一旅鲁阳戈”，为钱鹤皋力挽狂澜而不得感到无奈，朱元璋虽贵为开国君王，但汪端却全然不将其看在眼里。

此外，这种“漫将成败论英雄”的观点还影响到了汪端对于其他诗人的品评，如《自题张吴纪事诗后》其三：

一代铁崖诗史在，论人成败亦堪悲。谁知玳瑁双斑管，曾写昆山楚国碑。

杨维桢曾依附张士诚，并为张士德撰写《楚国公碑》，张士诚曾赠其玳瑁笔，但吴亡后，杨维桢却对张吴政权信口贬斥，而丝毫不提其节义之事。汪端认为杨维桢号称“诗史”，却阿谀权贵，不念旧恩，有违忠厚正直之旨，似乎名不副实。

除对张吴政权的颂扬之外，汪端对于楚汉之争中落败的项羽亦有同情之语。其《题王仲瞿烟霞万古楼诗集后》后两联称：

悲凉燕市交屠狗，落寞淮阴笑带刀。卅二琵琶聊寄愤，莫教误拟《郁轮袍》。

王昙为清代“后三家”之一，潦倒愤郁一生，其诗歌多狂呼悲啸，非醉饮悲歌方能销其九曲孤耿。王昙曾招琵琶伎数人，斗酒牛膏，祭西楚霸王墓；又作诗三首，语含九天狂泻的激愤，对成王败寇之陈说极为不满。而汪端论王昙之诗，着重提及其祭项羽一事，其中亦寄寓着她对楚汉之争的看法。

2．孤臣自抱餐薇志，节士同坚蹈海心——汪端伦理诗

汪端虽居深深庭院，却自幼秉承儒家思想，极其看重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且其胸藏风云之气，好论政道，所以她常以儒家伦理为标准评骘古今人物。

（1）忠臣义士

汪端对忠臣义士极为称赏，而对悲剧式的殉国行为感喟尤深。如因忠义之故，汪端一反“只将成败论英雄”的陈调，贬斥朱元璋的残暴，而极力表彰张吴政权，尤其着力于对张吴被灭时涌现的可歌可泣的英烈事迹进行渲染歌颂，排比成篇，写成气势浩荡的组诗《张吴纪事诗》，堪比诗史。于这些诗中，汪端颂扬了张士德、张士信、俞思齐、俞同佥、钱鹤皋、张宪、潘元绍、史文炳、王逢、陈基、苏昌龄、十龙义士等忠臣义士，同时，也对潘元明、吕珍等少数失节者口诛笔伐。

汪端对于死战不降的义士极其钦赏，如其咏十龙义士之诗：

兵压危城势欲，刀光如雪阵云昏。苔封金甲寒涛骨，沙没雕弧夜雨魂。野哭红颜应抱恨，国殇碧血此埋冤。反戈背主多专阃，市井从来解报恩。

此诗乃是缅怀为助张士诚突围而英勇牺牲的十龙义士。据《皇明平吴录》记载，至正二十七年（1367）夏，张士诚被朱元璋久困平江城，试图突围，但遇到常遇春军队堵截，“士诚兵大败，人马溺死沙盆潭甚众。其有勇胜军，号‘十条龙’，皆仓夫善战者，士诚每厚赐之，令被银铠锦衣，将其众出入阵中，人不能测，一时俱溺死万里桥下”。汪端对十龙义士的牺牲哀恸万分，盛赞其碧血忠心。而其诗末“反戈背主多专阃，市井从来解报恩”的评论亦掷地有声。汪端将在外统军的将帅与地位卑微的市井小民进行对比，认为他们虽身份悬殊，但平民百姓远比利欲熏心的军阀更懂得报恩。此等平民意识，在当时社会无疑是闪耀夺目的。

而对于投降的将士，汪端的讽刺则言语犀利，不留情面。如其咏吕珍、莫天祐之诗：

将略婆楼恐未如，虎侯僄捷不知书。生降可惜吴明彻，远举应惭李左车。壁垒龙山残月在，旌旗乌镇劫灰余。黥彭归汉终遭戮，不殉重瞳壮志虚。

吕、莫二人皆为张士诚手下骁将，但至正二十六年（1366），吕珍被常遇春所败，后降明。《皇明平吴录》载：“五太子及朱暹、吕珍以旧馆降，得兵六万人。”而莫天祐亦在苏州城破后投降于朱元璋。汪端以这二降臣为吟咏对象，意在说明背主弃义并不可取。诗歌在嘲笑二人不学无术之外，还以古今降臣为例，加大对其失节行为的讥讽力度。吴明彻为陈朝将领，后为北周所俘，虽忧愤而亡，但汪端还是为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感到可惜。而李左车本为赵臣，赵被韩信灭后，李左车又辅佐韩信，为其献计献策，这亦是汪端所不取的。“黥彭”指英布与彭越，英布曾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彭越亦曾受齐王田荣赐的将军印信，但此二人皆心怀二志，归附刘邦，最终均遭汉朝屠戮。汪端讥讽这些历史人物，亦是在指责吕珍、莫天祐二人虽曾为张士诚作战龙山、乌镇等地，但他们后来背主弃义，则永无芳名可言。

此外，汪端还曾作诗指责潘元明、李伯昇投降朱元璋，谓“荣辱总殊同堕节，千秋青史二臣看”。

除张吴政权外，汪端也将笔触伸向了其他政权。如汪端评论元末将士吴讷之诗：

寮开七客记论文，束发从戎报国恩。越峤终军空壮志，汉家温序有归魂。黄山暮雨沉旗影，白岭秋苔认血痕。大节睢阳原不愧，落花啼鸟阵云昏。

吴讷，字克敏，安徽休宁人，元末人。其少时曾学兵法，习骑射，后经待制郑玉及杨维桢推荐，成为建德路判官。汪端诗歌开篇即援引杨维桢七客寮的典故，引出吴讷走上保家卫国之路的际遇因由。颔联紧接着用两位出使外地却不得善终的志士事典来渲染吴讷报国之路的惨壮。诗中所提及的终军，为西汉外交官，曾请求出使南越以说服南越王臣服汉朝，并许下“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的豪语，可惜后被南越王杀死。温序，为东汉护羌校尉，出巡襄武时被隗嚣部将苟宇所执，拒不投降，以死全节，死后曾托梦言“久客思乡里”。诗歌颈联则顺着这样的凄凉情感道出吴讷此次出征的结局是战败自刎，《新元史》记载：“巡逻至界首白际岭，战败，引刀自刎，年仅二十七。”吴讷不负杨维桢信赖，果如张巡般英勇就义，死前以指血题诗于石壁，“怪石有痕龙已去，落花无主鸟空啼”，后引刀自刎，汪端也化用此诗意象绘其牺牲时天地无光的场景。全诗结构谨严，以杨维桢为线索，在悲剧氛围中祭奠了这位碧血丹心的烈性男儿。

此外汪端还赞赏了死守睢阳的张巡：

宿将潼关尽弃兵，江淮保障在儒生。空仓雀鼠充军实，落日风尘听笛声。杀妾臧洪同义烈，上书李翰表忠贞。南雷共殉孤城没，曾否君王识姓名。

此诗颂扬张巡坚守睢阳。安史之乱时，安庆绪部下攻打睢阳，张巡在内无粮草、外无救援的情况下，坚守睢阳，后寡不敌众，城破被害。此事见于《旧唐书》，汪端此诗也大致是对此事的叙述。“宿将潼关尽弃兵，江淮保障在儒生”是张巡守城的背景，潼关乃保卫长安的关键，哥舒翰镇守此处，可其领导的二十万大军却被叛军所败，潼关失守，李唐危在旦夕。至德二年（757），安庆绪部下尹子奇率精兵攻打睢阳这个江淮屏障，而张巡就是在此情况下保卫江淮半壁江山。颔、颈两联是谓此次战役的艰苦。当时城中粮尽，军士不仅吃雀鼠，更易子而食，在此情况下，张巡效法汉代臧洪，“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军心由此安定，至城破之时，“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这次战役死伤无数，可于君王而言，这些烈士仅是一些陌生的卫国符号。汪端感其功绩，故为其谱写了这首忠贞之歌。

汪端赞赏忠义，是其儒家道德感使然，但有时汪端对节义却过于执着，如此诗在论张巡杀妾、众兵食人这个问题时，仍用李翰之言来证明张巡食人终是为守城之故，不违忠贞。把忠烈作为道德评判的唯一标准，而无怜悯之心，在人道关怀上，汪端的这种忠义颂歌是值得商榷的。

（2）民族英雄

柳亚子曾在《女雄谈屑》中列举了明清的英雄女儿，如湖南女子某氏、秦淮女子宋蕙湘、吴中女子赵雪华、云南女子杨娥等，而汪端这位清中期的闺阁诗人也被柳亚子划入了“女雄”行列，柳亚子赞其《南屏吊张忠烈公煌言墓》“民族之思，溢于言表，呜呼，我中国女子，能通文义者鲜，苟能笔墨，又无不困厄于呻花吟月之范围以终，如汪端者，岂堪多覩耶”，《国民日日报》对此也有类似的评价。试看汪端《南屏吊张忠烈公煌言墓》：

穷岛猿声啸远林，滃州兵气结秋阴。孤臣自抱餐薇志，节士同坚蹈海心。就义江头寒浪急，遗坟湖畔暝烟深。青山落日留残墨，何异东皋浩气吟。

张煌言，号苍水，浙江鄞县（现宁波市鄞州区）人，视关公为人生偶像，以忠义自持，有保国济民之志。张煌言以抗清扶明为己任，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斗争中，曾拒绝清朝政府的诱降，最后因内外交困，被清廷所执，就义于杭州。汪端这首凭吊之作写得沉郁悲壮，让人心生慨叹。

诗歌开篇便讲述张煌言在抗清斗争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隐居舟山附近的荒岛即悬岙岛上，并养视力极好的白猿，以监视往来船只。汪端赞颂张煌言具餐薇之志。“餐薇”典出《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为商末孤竹君之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因这份不屈的精神，二人成了中国古典文化中气骨的符号。而跟随张煌言坚持抗清的义士，亦有着沉海明志的决心。清季洪炳文心忧天下，提倡民族气节，曾与柳亚子等一起组织南社，其戏剧《悬岙猿》便引用了汪端“孤臣自抱餐薇志，节士同坚蹈海心”之句来赞扬这群视死如归的烈士。诗末，汪端将张煌言就义前所赋《绝命诗》与南明抗清英雄瞿式耜的《浩气吟》相提并论，一来称赏其诗才，二来则扩大了气节的涵盖面，表达出对张、瞿这样一群民族英雄的敬佩。汪端作为清朝之人，却敢言前朝抗清之事，诗歌立意本身就颇具胆量。

另外，汪端还有咏具民族气节的南宋文人谢枋得之诗，如《谢文节公古琴歌》：

西山薇，不可采。西山梓，今犹在。断纹斑驳苔花侵，中有孤臣泪如海。信州保障募义兵，孝忠既死无干城。定知携琴建阳市，危弦促柱皆商声。是时粤中犹正朔，残局支持有张陆。君王蹈海臣不从，应望厓山抱琴哭。一弹冬青引，再弹朱鸟歌。赵家更无干净地，高山流水悲如何。却聘书成照青史，□胜余生萧寺死。壁间曾读曹娥碑，吾岂不如弱女子。呜呼，国亡不死非男儿，十年隐忍欲有为。庸奴天祐漫饶舌，此志惟有焦桐知。文山玉带生，皋羽竹如意。此琴后出五百秋，一样乾坤留正气。

此诗的吟咏对象是南宋遗民谢枋得。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曾组织义军抗元，信州失守后隐居闽中，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被元帝强行召至大都，次年于大都绝食而亡。《宋史》论曰：“谢枋得嵚崎以全臣节，皆宋末之卓然者也。”而汪端此诗巧妙地借谢枋得的古琴来见证其气骨，将这位战而隐，隐而以死全节的忠臣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

针对他人对谢枋得人格的质疑，汪端在诗中为谢枋得进行了详尽的辩护，其一是谢枋得为何兵败而归隐，其二是谢枋得为何国亡而不死节。针对第一个问题，汪端认为谢枋得逃往闽中，于建阳卖卜教书度日，是由于其在保卫江东时，信州不守，损兵折将，尤其是此战中张孝忠中流矢而死，猛将不复。谢枋得虽曾毁家纾难，组织义军以保卫饶、信、抚三州，但此时“孝忠既死无干城”，再无抵抗之力，所以避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此时粤中尚有张世杰、陆秀夫两位大臣控制局势，境况似未到不得已的地步。

至于第二个问题，汪端认为在陆秀夫携主自沉后，谢枋得隐居不死，是欲有所作为。正如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提及自己于元军中受辱时，“分当引绝，然而隐忍以行，将以有为也”。在大厦将倾之时，爱国志士都捐躯赴国难，然死易生难，他们留着未死之躯，只为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面对元朝的多次诱降，谢枋得写下《却聘书》，其中“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见他早已视死如归。后来谢枋得诟骂奸佞，慷慨赴死，虽不是战死沙场，但同样气节可歌。篇末汪端以琴喻人，将谢枋得之古琴与文天祥之玉带生、谢翱之竹如意并论，正是称誉此三人的浩然正气。

此外，汪端有赞赏民族英雄文天祥之诗如《文信国》：

小楼冀北卧三年，正气长留天地间。沧海君臣冤魄冷，空阬将士血花斑。何劳生祭王炎午，尚有同心谢叠山。柴市捐躯本无恨，黄冠肯望故乡还？

文天祥乃宋末抗元英雄，其作品若《正气歌》《过零丁洋》浩然慷慨，正气凛然。汪端此诗跌宕有致，围绕文天祥的碧血丹心，再现其英烈事迹，抨击那些恶意中伤者，将这位民族英雄的形象刻画得饱满生动。

（3）遗民文人

汪端除对为国死战的忠勇之士进行表彰外，不忘一群虽手无缚鸡之力却坚守国家大义的人，那便是遗民文人群。文人柔弱性懦，但在家国危亡之际，他们亦能展现铮铮铁骨。在历代遗民群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元末遗民。

元末闲淡超逸的文人很多，如高启、杨维桢、王冕，以及顾瑛的玉山雅会文人集团等。因为政治动荡，仕途不顺，他们被排挤于政治边缘，便生出旁观者心态，归于隐逸。汪端所作《元遗臣诗》提到了戴良、王冕、吴讷、伯颜、王翰、徐舫、郑玉、顾瑛、张昱、丁鹤年、钱惟善、周砥等遗民文人。现以王冕、伯颜为例，试以点带面分析元明易代之际的文人气节。汪端赞王冕之诗如下：

不染昆明劫外尘，梅花屋下画梅人。煮来怪石云生袂，踏遍层峰雪满身。箧里诗篇天宝乱，坟边山水永和春。军门杖策人休信，夏统何曾是晋臣。

王冕，字元章，自号煮石山农，天才纵逸，为诗为画都著称一时，而不拘名利。朱元璋授王冕官职，王冕一夕以病死。宋濂曾记载其逸事：“著作郎李孝先欲荐之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在四海风波未起之时，王冕审时度势，料定天下必将大乱，遂“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袐不使人观，更深人寂，辄挑灯朗讽”。汪端此诗称赏王冕高启，绝迹尘俗，隐居梅花屋遗世独立的情怀，表达出对其煮石问雪，留得清气满乾坤的隐居生活的艳羡。“煮来怪石云生袂，踏遍层峰雪满身”一联读来顿使人心胆澄澈，心生出世之想。“坟边山水永和春”谓王冕死后葬于山阴兰亭之侧，逸魂得享茂林修竹、流觞曲水之雅趣。似王冕这般遗世高人，非事关民间疾苦，断不会出仕朱元璋。她以王冕在朱元璋授官时骤殂之事为例，认为王冕“不忘故国，完节以终，实未尝仕明，《保越录》所言为明祖军前画策，尤不足信也”，并将其与会稽隐者夏统并举，钦服他们木人石心的高洁人格。虽然汪端认定王冕誓忠元朝一事还有待商榷，但其对王冕绝尘拔俗的超逸品性与绝不仕明的铮铮铁骨的赞赏却并不为过。

另如咏元末诗人伯颜：

七歌直继文山烈，公是元臣第一流。已见婴城同许远，终看和药唤朱游。匡庐山色丁年泪，彭蠡江声丙舍愁。却羡子英归故主，翠华朔漠侍毡裘。

伯颜，字子中，祖先为西域人。元亡后，伯颜变更姓名，成为道士，遁迹江湖。汪端此诗一改其先述后议的咏史风格，而开门见山地称赞“七歌直继文山烈，公是元臣第一流”，先用许远守城与朱游和药的典故来渲染伯颜自裁的哀戚气氛，后用蔡子英得归故主一事来对比伯颜孤身漂泊的凄凉，可见伯颜其人及其所作《七哀诗》都强烈地触动了汪端。汪端在诗歌自注中称伯颜“先世有墓庐在彭蠡之涯，遂卜居进贤北山，自创竹屋三间，闭户著书，屏绝人事”，后明太祖听闻伯颜名声想要招他入朝为官，伯颜“尝赍鸩自随，久之事浸解，乃还乡里”。此后，明太祖又派使者以礼相聘，伯颜无奈，于是具牲醴，“为歌七章，哭其祖父师友，饮鸩而死”。现选《七哀诗》其中二首，以感其泣血锥心之痛：

有客有客何累累，国破家亡无所归。荒村独树一茅屋，终夜泣血知者谁？燕云茫茫几万里，羽翮铩尽孤飞迟。呜呼我生兮乱中遘，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后。

我母我母何不辰，腹我鞠我徒辛勤。母兮淑善宜寿考，儿不良兮负母身。肴维新兮酒既醇，我母式享无悲辛。呜呼母兮母兮无远适，相会黄泉在今夕。

丁鹤年与伯颜际遇类似，其祖先亦是西域人，“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亡国后亦归隐山川，饮泣赋诗，其诗缠绵悱恻，兴亡之感令人神伤。汪端对其不仕他朝的高义亦颇为尊崇，盛赞其“高踪不受青城箭，湘水云孤自在飞”。

而对其他时代的遗民，汪端也常有钦服之语，如其赞谢翱之诗《读谢皋羽集》：

许剑酬知己，文山识此才。黄龙蹈东海，朱鸟哭西台。抱骨荒陵感，携琴故国回。井中心史在，一样逸民哀。

谢翱，字皋羽，南宋遗民，“福安三贤”之一，曾跟随文天祥抗击元军，二人交好。文天祥就义后，谢翱于严子陵钓台西台哭祭，写下了大量悼念之作。其逝后，亦葬于严子陵钓台南。其墓前修有许剑亭，意与文天祥为生死知己，汪端首联即谓此事。而“黄龙蹈东海”是谓陆秀夫携主自沉于海，“朱鸟哭西台”则指文天祥殉国，《登西台恸哭记》中称“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莫归来兮关塞黑。化为朱鸟兮有咮焉食？’歌阕，竹石俱碎”。汪端诗歌前两联赞谢翱的知己之情、国家之义，并浸染着遗民的深哀巨恸。后两联，汪端则旁征博引，连用唐珏、汪元量、郑思肖三位遗民的典故，谱写了一曲末代所有遗民的哀歌。

此外，汪端还有咏赵子固之诗如“讬根无地东风里，更有遗民郑所南”，咏汪水云之诗如“援琴定续冬青引，忍问梅花几度开”，等等，都饱含着对于遗民高义的赞赏。

（二）女性史论诗主题

汪端咏史诗对历代女性着墨颇多，数量达六十二首，所咏对象既有以柳絮之才名世者如朱淑真、柳依依，又有以女德扬名者似张吴殉难诸女子，亦有以赫赫战功惊动世人者如梁红玉、秦良玉。作为女性，汪端对女性价值极其重视。但遗憾的是，受时代桎梏，汪端往往执着于女性节烈，故其女性意识难以进一步发展。

男子有“三不朽”之论，谓“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才次有立言”，叶绍袁则称“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而汪端在彰显女子价值时，并不在意女子之色而更在意其所创功绩，在整体标准上显示出了男性化的趋向，即树立了立德、立功、立才的价值准则。本文试从立德、立功、立才三方面对汪端所咏对象进行分析阐释。

1．立德

汪端乃大家闺秀，未出阁时曾由姨母梁德绳教导女德。梁德绳的妇德备受时人称赞，陈文述称其为“闺秀中龙门”，阮元为其作《梁恭人传》，称其“虽出于簪缨贵族而不骄不侈，能以礼法自持，许氏族亦盛恭人上事姑章，下襄夫子，九族之人无闲言”。梁德绳作为汪端妇德的引路人，曾于《小韫甥女于归吴门，以其爱诗，为吟五百八十字送之，即书明湖饮饯图后》一诗中情深意切地叮嘱汪端践行女德——“尚须勤妇职，才名非所据。结帨示成人，著代行降阼。寒温奉席衽，甘滑调匕箸。纫缀夜镫迟，盥栉晨鸡曙。使令宜敬承，意旨戒轻忤。所贵睦上下，但莫惑婢妪”。在良好的女教环境中，汪端因“不妒之美”“关雎樛木”等妇行而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汪端后嫠居，一生女德无失，深受时人尊敬。

在自身经历的感染下，汪端对历代具备女德的女性极力表彰，对女德有失的女子时有讥讽之语。

汪端对于贞烈女子大肆宣扬，以现代眼光看来，自是思想落后，但当时正处封建礼教的回光返照之际，世人对于孝烈的推崇已经到了白热化地步。清廷明确了奖励制度来倡导孝烈之风，顺治七年（1650），清廷规定凡寡妇守节者，给银建坊如例，此事标志清朝旌表制度的建立。在此风气下，清时期殉夫、守节的人数激增。此外，许多大臣文人都编写“敬丈夫、孝父母、守闺门、理中馈、恤婢妾”的女训之书，如《内则衍义》《女教经传通纂》《妇学》等，汪端周围亦有许多女子编写女箴、女诫，如阮元之女阮季兰为《列女传》补图，汪远孙妻梁端作《列女传校注》等。

汪端作为当时之人，难以脱离当时的思想枷锁，加上她自己也有节孝美誉，故更是热衷表彰历代品行高洁的女子。

因汪端诗集中有许多诗歌并未标明吟咏对象所处的时代，如《孙节母诗》《吉孝女诗》《程孝女诗》《许烈妇诗》等，不知其是咏史还是论时事，故不列入探讨范围。而通过对已知时代的咏史诗歌的分析，则可发现汪端对女德的称颂主要集中于贞烈忠义。

汪端有深厚的元明历史情结，她熟稔元明历史，曾撰写小说《元明逸史》八十卷，对于贞烈女子的表彰也集中于元末明初张吴诸妃嫔宫女。元末明初之时，张士诚雄踞江浙，自立为吴王，而后败于朱元璋。兵临城下之时，刘夫人率领诸女眷登齐云楼，自焚以保节，《皇明平吴录》记载“士诚见兵败，谓其妻刘曰：‘吾败且死矣，若曹何为？’刘氏曰：‘君勿忧，妾必不负君。’乃积薪齐云楼下。及城破，驱其群妾侍女登楼，促其自尽，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遂自经死”。针对此事，汪端有专咏曹太妃、刘夫人、隆安公主、七姬、金姬、钱莲仙、刘节妇的诗歌九首，以及《齐云楼址吊张吴殉难诸妃嫔宫女》一首，后者具体如下：

肯学朝天堕马妆，灰飞罗绮志冰霜。铜仙泪下春难驻，玉女星明夜有光。芳蕙馆深鸾隐雾，锦帆舟缓蝶寻香。阿圆老作邯郸妇，应话深宫一断肠。

此诗是针对所有殉难妃嫔宫女而作，全诗诗眼在“志冰霜”三字，意为赞赏众女子不惧火焚之痛，而毅然奔赴黄泉。“铜仙泪下”乃出自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一句，其本诗为“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此典饱含亡国之恸，其运用使得众节烈女子的自焚行为不仅仅是保个人贞操，更有着在国破家亡之际，忠于国家的大节大义。

而在具体吟咏对象上，汪端对刘夫人的表彰情绪最为激昂：

无复珠镫璧月圆，深宫金翠尽飞烟。愤王西楚姬先殉，霸主前秦后最贤。烈性难凋霜里柏，丹心应化火中莲。阇妃空抱沉湘志，恨血啼鹃亦可怜。

刘夫人在这次集体自焚保节的事件中无疑起着领袖作用，所以必然也是汪端最关注的对象。汪端钦服刘夫人之德，谓其“烈性难凋霜里柏，丹心应化火中莲”，经霜之柏，不减繁茂，历火之莲，更添圣洁，汪端将刘夫人的烈性、丹心比作此二物，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而在彰显刘夫人贞烈的同时，汪端还引用了虞姬、毛皇后、阇妃三人的典故，正反烘托出刘夫人的义烈。全诗旁征博引，纵横跌宕，熔浓烈的情感与丰厚的史典为一炉，情理并茂地赞扬了刘夫人的冰霜之志，确实震撼人心。

对于其他殉节女子，汪端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谓隆安公主“神弦故里还祠庙，千载贞魂俪国殇”，赞七姬“碧玉忍忘乔补阙，绿珠甘殉石齐奴。一门儿女英雄在，烟树齐云噪晚乌”，称赏钱莲仙“艳魄金贞兼死孝，从来奇节在沧桑”。而对于截发毁容、以死保节的刘节妇，汪端更赞其“望夫山峡青陵蜨，双节清风浊世无”。在这些激昂的言语背后，汪端对于张吴殉节女子的敬重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除集中对张吴诸女子进行缅怀外，汪端对于孝烈的赞赏亦散布全集。如《张丽华祠》称张丽华“婵娟甘为黄奴死，终古清溪绕曲墀”，《读逐鹿记吊陈友谅妃桑氏》赞桑氏“贞魂长榜桃花庙，肯逐云容出地游”，《读十国春秋吊前蜀昭仪李舜弦》谓李舜弦“君王才逊黄奴俊，殉国蛾眉似丽华”“贞魂碧玉悲同殉，零落银钩更可怜”等，诸如此类者，不胜枚举。由此可见，汪端对女性贞烈忠义的推崇之心已非常炽烈。

颇有意思的是，汪端有多篇吟咏柳如是忠义节气的诗歌。柳如是以文辞名世，但汪端对柳如是气节的称赏却远超对其才学的赏识。如《题河东君小像》：

红粉成灰证四禅，衣冠妹喜掌书仙。耦耕花落沧桑后，半野芸香劫火前。不羡张秾膺紫诰，岂输葛嫩殉黄泉。玉儿完节东阳愧，末路才人亦可怜。

汪端此诗在对比中将柳如是的忠义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先将其与同是歌妓身份的张秾、葛嫩娘对比，在“不羡”张秾与“岂输”葛嫩娘的强烈反差中，表明柳如是气节高尚，有着不重个人生死荣辱而胸怀天下的气魄。而后又对比了柳如是投水殉国与钱谦益惧死降清的不同选择，发出了“末路才人亦可怜”的感叹，对柳如是的怜惜之情跃然纸上。

而汪端在《题蘼芜香影图后》中更是用组诗形式集中表达了对柳如是傲骨的赞赏。其一言“缟袂偷生殊阿纪，玉颜殉主有清娱。尚书若解捐簪黻，应共垂竿老尚湖”，将殉主的柳如是与偷生的钱谦益进行鲜明对比，讽刺男子气骨反不如女子。其二言“地下未忘家国恨，月明还共七姬游”，展开想象，让柳如是之魂与元末明初的贞烈女子们一起游于月明之夜，以表现柳如是的烈骨贞魂与家国之恨。其三言“慷慨独君完大节，苍凉有冢傍遥岑”再次激扬了柳如是的节义。

除了咏叹上述历史已有定论的女子外，汪端的笔触还涉猎了历史的空白之处。以《读臧荣绪<晋书>咏梁兰璧》为例：

省识梁嬴是大家，莹姿冰雪气云霞。已从凤阙迟宫漏，肯逐羊车听塞笳。锄到芳兰原有种，碎来良璧始无瑕。不知何似琅琊女，簪遍人间白奈花。

“梁皇后，讳兰璧，安定人也。祖鸿季，仪同三司。父芬，司徒。后初为豫章王妃，怀帝即位，为皇后。永嘉中，没胡贼。”汪端认为梁皇后并不是“没胡贼”，而是殉节而亡，并在诗歌序言中对此进行了论证。汪端由同时期愍怀太子妃被石勒掳掠至孟津，骂贼投水而死之事，不见于正史而见于他书，猜想梁兰璧同太子妃一样也以身殉国，只是未被正史记载。同时，汪端又以刘聪赐刘殷孙女给晋怀帝为室一事来佐证此时晋怀帝已无皇后，并以此证明梁兰璧在永嘉之乱中已殉节而死。从史实到推测，由实到虚，汪端的贞烈之心打破了史书话语的框制而独游天地，以证自己所想，亦是令人叹服。

此外，汪端又以甘作匈奴人刘曜姬妾的晋惠帝皇后羊献容为例，用反讽的语气称“肯逐羊车听塞笳”，以从反面彰显梁兰璧的“莹姿冰雪”。而颈联写芳兰被锄却种留人间，良璧已碎仍不妨其质无瑕，将梁兰璧的“兰”与“璧”妥帖地嵌入了诗句之中，除了使得诗歌在形式上更加流转多变外，更有了梁兰璧虽玉碎香消，但其高洁的美名却万古流芳的深层意蕴。在此，汪端的志趣与诗艺均得到了体现。

除正面表彰女子节烈之外，汪端亦有反面讽刺女子失节的诗歌。如她对身陷敌营，却未能以死全节的花蕊夫人与蔡文姬便颇有微词。这两位女子是有名的才女，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诗句慷慨激昂地指斥男子气骨的卑微，并申述自身境遇的无可奈何，赢得了无数人对她的谅解。而蔡文姬被掳，境遇凄惨，其《胡笳十八拍》哀恸动人。虽然她失身于匈奴左贤王，但世人对她更多的是同情。对于这两位因命途多舛而失节的才女，汪端却多有讥讽。

汪端咏花蕊夫人之诗谓：“摩诃池上万花开，百首宫词绝世才。可惜当年艰一死，题诗甘入宋宫来。”汪端虽认可花蕊夫人的诗歌造诣，称其具“绝世才”，但对后蜀被灭孟昶身亡后，花蕊夫人委身于宋太祖之事却耿耿于怀，认为花蕊夫人贪生怕死，毫无骨气。与之相比，汪端在《花蕊夫人小影无逸女士仿十洲本也》中却盛赞了花蕊夫人之婢女袁茝，诗曰“红泪深宫拜杜鹃，绿云高髻绾朝天。宝儿玉貌能完节，剑阁青山葬翠钿”，并自注“夫人侍儿袁茝，蜀亡不肯入宋，自投剑阁崖下死，见《薛香闻集》。”汪端不惜笔墨来赞颂一个地位卑微的婢女，对才情横溢的花蕊夫人却语含讥诮，二者对比，可见汪端在意女德甚于女才，其所谓“慧业非难立品难”便是此意。

而其诗“一恸天荒地老时，江流浩浩藏蛾眉。平生不诵胡笳曲，三复巴陵节妇诗”，更用巴陵节妇来嘲讽蔡文姬失贞。该诗虽说立场独特，但语过尖酸，有失女子柔善之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汪端女性意识的发展。

2．立功

泱泱华夏曾涌现出无数杰出的女性，其中既有在闺阁之内以操行感世者，亦不乏在沙场上扬名者。其中，商朝的妇好便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女将军，而南北朝时期的冼夫人、北宋佘太君领导的杨门女将、南宋击鼓抗金兵的梁红玉、于崖山与元兵激战的陈碧娘等，亦都是名垂千古的女子。至于明清之际“露宿饥餐誓不辞，饮将鲜血带胭脂”的秦良玉，文武双全的沈云英，以及弯弓射贼宁武城的刘夫人，则对清代女性的影响更深。

虽然汪端的活动空间主要是在内院之中，但她却仍喜在广阔的疆场上寻找巾帼的身姿。她在对女性立功价值加以赞颂弘扬的同时，也表达着自己的鸿鹄之志。其笔下曾赞誉的忠勇女子有梁红玉、沈云英、秦良玉、荀灌、柳如是等，其中犹对秦良玉着墨最多。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宣抚使马千乘，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写入正史将相列传的女子。《明史》评价秦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由于其形象光辉，后代缅怀诗文繁多。其奇功伟绩特别能引起同样胸怀壮烈的女子的共鸣，清末女豪秋瑾便有多首诗词赞颂秦良玉，如《题芝龛记》:“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秦良玉不仅智勇无双，更是忠义绝伦，在张献忠攻袭蜀地之后，曾慷慨陈言“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余年事逆贼哉”，后接受隆武政权的封号及官印，希望能扶明抗清。故重视气节的汪端对其激赏之诗尤多，如其在《题秦良玉画像》中就感慨了秦良玉的赫赫功勋。其一曰：

盛鬋丰容百战身，生绡省识洗夫人。兵传白桿弓刀肃，捷奏红厓草木春。燕额谁能回日月，娥眉惜未画麒麟。凤凰山色青如黛，曾与平阳玉帐邻。

秦良玉曾率领白杆兵攻克红崖墩、观音寺等关隘，屡立奇功，汪端便选择这最典型的战绩来概括秦良玉的戎马生涯。崇祯帝曾于平台召见秦良玉，并题诗嘉许，诗歌其二有“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其四更称“凭将箕帚扫妖奴，一派歌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麟阁”即麒麟阁，汉宣帝下命将霍光、张安世等十一位功臣的画像放于未央宫麒麟阁上，以表扬其功绩。而崇祯皇帝的诗歌似是许诺若能重拾河山，便授予秦良玉头等功臣的身份。但由于无“燕额”可助，秦良主单凭“娥眉”之力，终究挡不住历史趋势。此诗篇首将秦良玉与历史上有名的巾帼英雄冼夫人并论，篇末又佐以平阳公主的伟业，使得秦良玉形象丰满，诗歌也谨严浑融。

而《题秦良玉画像》其四，则刻画了秦良玉年老时的形象，除对其功业的称赏外，更有了家国之悲。

桃花叱拨老征鞍，廿载烽尘战血斑。已见国殇悲弟姪，那堪劫火惨河山。英雄儿女传青史，鼓角风云动玉颜。石砫他年合祠庙，灵旗时飏白云间。

崇祯皇帝赞秦良玉诗中有“桃花马上请长缨”句，汪端借用崇祯诗句以遥想秦良玉风姿。“桃花”指秦良玉，此时她虽已年迈却仍身骑骏马、叱咤风云。几十年戎马倥偬，虽然其弟秦民屏、侄子秦拱明都战死沙场，但她却并未因之胆怯退缩。河山破败，秦良玉已失小家，“那堪劫火惨河山”，展现了秦良玉的民族大义，其不顾个人安危而誓死保卫全国百姓的广阔胸襟，比之男子，自是不逊。汪端能将秦良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无畏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亦算是异世知音。

此外，其赞梁红玉之诗如《梅庄园吊梁红玉》：

战鼓江声冷暮烟，种花偕隐老湖边。翠微亭上看秋月，闲话金山破敌年。

梁红玉乃韩世忠之妻，封安国夫人、护国夫人，为南宋抗金女英雄。明张四维将二人故事写成的《双烈记》，至今广为流传。梁红玉极具智谋，善于鼓舞军心，曾“亲织薄为屋，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以巾帼，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故人人奋厉”。智谋之外，梁红玉亦极其勇武，在黄天荡战役中曾亲执桴鼓，与韩世忠一起领导军队阻击金兵于长江南岸达48天，《宋史》载“（黄天荡）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而此诗开篇，汪端便叹服于梁红玉在这次大战中击鼓指挥的飒爽英姿，心中莫不艳羡。韩世忠曾上疏为岳飞辩白，并面诘秦桧，但感于颓势难挽，便辞官归隐，于西子湖畔建翠微亭纪念屈死的岳飞。“闲话金山破敌年”一句别有深意，梁红玉、韩世忠本是领军之才，可国家偏安一隅，他们无法上疆场反击金兵，只能种花偕隐、听风看月，闲话当年的英勇，这其中的讥讽不言而喻。所以汪端在梁红玉身上不仅寄托了自己立功报国的伟大志向，亦寓含着自己对政治的褒贬态度。

除秦良玉、梁红玉两位奇女子外，汪端还赞赏了“突围救援”的荀灌，其诗曰：“景猷儒雅江东重，儿女英雄世亦雄。七岁奇儿思杀贼，十三娇女解重围。”另外，汪端亦有赞沈云英等人的诗篇。

对于这群叱咤疆场的女子，汪端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而在这些赞美的诗歌中，亦可窥得汪端跃跃欲试的报国之心。

3．立才

汪端极敏慧，对女子之才亦非常珍视。恰其翁陈文述喜为才女修墓立祠，如在琴河为柳如是、吴绡修墓，在梁溪为卞玉京修墓，在吴门为胜玉、紫玉修墓，在钱塘为冯小青、菊香修墓，这为汪端的才女吟咏提供了素材。

在对女性的咏叹中，汪端一反平时的理性、客观，倾注了许多个人情感，使得其相关诗歌充满感性色彩，饱含着她对才女价值的认可及对才女处境的思考。

分析汪端笔下的众多女性，可见其对于才女的评判标准不只囿于诗艺，凡擅琴棋书画、具胆识卓见者，都受汪端的极力推拔。汪端搜罗才女亦不拘一格，从宫廷贵妇到小家碧玉，从贞女烈妇至章台之柳，搜罗方式从古书史料到故迹旧居，只要有才者，汪端便纳入笔端，不吝赞誉。其诗集卷四中便有多首怀古诗歌，皆是于杭州某地怀想此处名人而作，体例类似于陈文述《西泠仙咏》，所怀咏才女有蒨桃、朱淑真、曹妙清、冯小青、杨云友、黄皆令等，其中《段家桥访黄皆令故居》：

小桥杨柳蘸晴波，离隐诗成屋补萝。春雨画兰凭翠褎，晚山妆阁碾香螺。游踪鹫岭花开雪，归梦鸳湖水漾罗。载笔朱门感迟暮，扫眉才子似君多。

此诗所吟咏的对象是天涯寒女黄媛介。黄媛介，字皆令，浙江秀水人，家道中落后漂泊无依，靠卖文鬻画、当闺塾师维持生计。其诗潇洒高逸，享有盛誉，《清代闺阁诗人征略》《闺阁词钞》等多有夸赞之语。钱谦益称：“今天下诗文衰熸，奎壁间光气黮然，草衣道人与吾家河东君，清文丽句，秀出西泠六桥之间，马塍之西，鸳湖之畔，舒月波而绘烟雨，则有黄媛介皆令。”

汪端此诗描绘了黄皆令于断桥之上以丹青书写来补家用之事，并提及了黄媛介与祁氏家族之间的交往，“扫眉才子似君多”即汪端对商景兰、朱德蓉、祁德琼等人的赞赏。

另外，如《南山第一桥访元女士曹妙清故居》乃咏曹妙清之作：

一曲琼箫夜月秋，美人家近蕅花洲。湖光侵晓开妆镜，空翠如烟入画楼。梅影山亭闲放鹤，苹香水曲静盟鸥。丽英不嫁金峰隐，兰蕙才名未许俦。

曹妙清，“号雪斋，钱塘民家女，居湖曲，姿仪秀彻，辞对清华”，与杨维桢有诗文往来，尝和杨维桢竹枝词云“美人绝似董娇娆，家住南山第一桥。不肯随人过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箫”，颇有高古之气。曹妙清亦通音律、擅书法，侍母至孝，年三十不嫁，是一代才女、孝女。汪端此诗熔写景、抒情、论说为一炉，颇有韵致。汪端遥想曹妙清居苏堤高姿，胜揽湖光山色，尽得江山之助。而“闲放鹤”“静盟鸥”乃谓曹妙清旨趣超逸，与鹤携飞、与鸥同翔，翩然世外之姿跃然纸上。

此外，在《翁大人得隙地于孤山，为菊香、小青两女士修墓，并建兰因馆，其上为夕阳花影楼，楼左为绿阴西阁，以祀小青，右为秋芳阁，以祀菊香，先是为明女士杨云友修墓于智果寺，因以祔祀遍征海内题咏裒为<兰因集>，端亦赋四律》（以下简称《四律》）中，汪端对杨云友、菊香、冯小青都极其赞赏，谓菊香“遗址误寻高菊礀，前身应是谢芳姿”，称小青“焚余诗草返生香，遗集真应号断肠”，赞杨云友“又见杨娃小印红，容华才笔丽惊鸿”。

在才艺之外，汪端也格外赏识女子的胆识卓见。其《读<晋书>杂咏》“又见凤仪宝殿新，六刘分占六宫春。丽华姽婳堪倾国，一疏能全直谏臣”便赞赏了十六国时期前赵昭武帝刘聪皇后——刘娥。

刘娥，字丽华，为伪太保刘殷的女儿，性喜读书，每论经义，则理趣超远。《资治通鉴》记载：“拜殷二女英、娥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上；又纳殷女孙四人皆为贵人，位次贵妃。”刘氏满门，可谓恩宠绝伦，后来刘聪又立刘娥为皇后，并为其修建皇仪殿，故汪端诗言“又见凤仪宝殿新，六刘分占六宫春”。而汪端又赞刘娥不仅姽婳倾国，更能智全谏臣，则是谓刘娥保全陈元达一事。《晋书》记载，廷尉陈元达曾直谏刘聪不可为刘娥营造新殿，刘聪因此大怒，欲斩陈元达。而刘娥在后堂听得此事后，命令左右停刑，而上疏一封，称赞陈元达的忠勇直谏，劝刘聪重赏忠臣，并言营殿之事劳民伤财，实不可为，愿以死来阻止刘聪成为昏君。难得刘娥既通文墨，又深明大义，一封奏疏文辞恳切、句句在理，刘聪不由赞其“外辅如公（陈元达），内辅如此后，朕无忧矣”。值得一提的是，刘娥的父亲刘殷素来惧怕刘聪喜怒无常，不敢直谏，但刘娥作为女子，却具冒死进谏的胆识，难怪汪端对刘娥的才华与卓识赞赏不已。

在《红拂图》中，汪端对于红拂女慧眼识英雄之举也进行了颂扬：“如月横波玉立身，能知国士在风尘。蛾眉卓识同千古，只有投金濑畔人。”“投金濑畔人”是指史贞女，她曾浣纱于濑水边，救助了饥饿的伍子胥，后又自沉为伍子胥行迹保密，汪端认为史贞女与红拂女都是“能知国士在风尘”的奇女子。

颇值得留意的是，汪端对才女的名声亦极珍视。《四律》对李渔《意中缘》一剧戏说董其昌与杨云友婚嫁故事表示了极大的反感，认为其“轻薄姻缘说意中”。类似的还有《叶琼章自写双美图》对尤侗轻薄言语的批判。清初诗人尤侗极喜叶小鸾，其《西堂全集》有涉及叶小鸾的诗歌多篇，如《和叶小鸾梦中作》，其杂剧《钧天乐》中寒簧（叶小鸾）便是沈白（尤侗自我写照）的未婚妻，沈白在人间经历不公正待遇，而寒簧也因此悲恸身亡，后两人在天庭成婚。但汪端对尤侗殊无好感，称其“语多轻薄，文人口孽又过临川”。可见汪端对于才女的名誉甚是珍视，他人对才女稍有戏谑，汪端便义愤填膺地予以反击。

针对女子命薄的情况，汪端常带着浓厚的哀伤情绪，对当时社会流行的“才命相妨”之说进行了反思。“所谓才女薄命是指女子有文学天赋和创作才华，但生命短暂，年轻时夭折；或所嫁之人不识其才，郁郁寡欢；或早寡生活困苦。”对此问题，后文将有专章论析。

二、以金石入诗

汪端所处乾嘉道时期，考据之风盛行，金石学研究达到鼎盛，许多鸿儒硕学都尚此学，钱大昕有《金陵时刻记》，阮元有《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孙星衍有《京畿金石考》等。这些学者的广泛参与，共同推进了金石学之盛。而清代学人诗的一大特点便是以金石考据等专门之学入诗，“考据之学，后备于前，金石之出，今胜于古。海云鼎籀，纪事西樵；杜陵铜檠，征歌石笏。钟彝奇字，敷以长言；碑碣荒文，发为韵语。肴核《坟》《典》，粉泽《苍》《凡》。并足证经，亦资补史”，翁方纲、钱谦益、朱彝尊、钱大昕等人皆有金石入诗之作。

汪端身处闺中，不似男子能“手披丛篁斩榛棘，残碑断碣搜秋坟”，但她亦能敏锐地发现周围世界发掘金石的情况，并将其纳入笔端，反映出闺阁中亦以金石怡情佐性的雅趣。这类诗歌往往以歌行的方式写来，雄奇奔放、恣肆淋漓，比其他诗作更具气势，情感亦更深厚，拓宽了女性诗歌创作的范围。但与男子的校勘、考订不同，汪端对金石的关注点在于物件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其相关诗歌多以鉴赏与感怀为主。此类创作体现了汪端学人、诗人身份的统一。

（一）以金石文物入诗

乾嘉道常有金石文物出土，汪端喜以此类事物入诗，下面试分析其中两首。如《铜雀瓦砚歌》：

丛中月堕霜飞野，一片清漳和月泻。雕楹翠幌已如尘，犹胜当年魏宫瓦。魏宫今日怜摧颓，魏宫昔日高崔嵬。分香遗恨销不得，儿女吊古思铜台。铜台春画永鳞鳞，万瓦朝晖映卢女。明妆侍武皇，魏国山河澹。春影铜台秋月明，琉璃碧瓦凉烟生。词人华屋夜开宴，应刘徐阮才纵横。岂知松槚悲风起，繐帐凄清秋似水。横槊空传江上诗，吹笙已散台前伎。河山感慨悲填膺，繁华转眼消春冰。不知埋骨是何地，墓田寂寞悲西陵。空余断甓霜华白，玉匣犹堪伴吟席。写道吴宫蜀道诗，三分割据空筹策。摩挲古物凝苍烟，苔花浣字东汉年。君不见，贞姬艳血化为碧，琅嬛更有□ □ □。

铜雀瓦砚乃我国名砚之一，因用魏宫铜雀台之瓦制成，故有此名。古来以铜雀瓦砚为吟咏对象的诗歌较多，如刘克庄的《铜雀瓦砚歌一首谢林法曹》、高似孙的《铜雀砚歌》、唐之淳的《铜雀瓦砚歌》等，汪端的公公陈文述亦有咏铜雀瓦砚之作。汪端此诗慷慨悲凉，在全面对比曹魏的盛衰后，抒发了繁华易逝的感慨。全诗由物及史，通过铜雀瓦砚而联想其所经历的辉煌与败落。“魏宫今日怜摧颓，魏宫昔日高崔嵬”的强烈对比与曹操临终分香卖履遗令一事奠定了此文的兴亡基调。

魏国全盛之时，宫殿万瓦鳞鳞，春日花鸟之疏影、秋夜玉轮之流光也无一不被这片屋瓦所记录，这样夸张的描写突出了魏宫的广袤与华美。此外，魏国山河一片清宁，宫中妃嫔都明妆以待曹操临幸。至于文坛，则有如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俊杰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一时才彦都汇集，可谓人才济济。汪端通过对华美的宫廷、祥和的宫内外景象与人才盛况的描写，极力铺陈了魏国的繁华。

在这等盛况之下，汪端却笔锋突转，“岂知松槚悲风起，繐帐凄清秋似水”是谓国事生变，好景不复。光阴流转，曹操横槊赋诗的豪气早已不再，《短歌行》之谓“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求贤之思亦不复存。曹操甚至因害怕他人掘其坟墓，而布置疑冢七十二处，西陵墓穴都未必是其尸骨安放之处。往昔崔巍的魏国宫殿如今只有断壁残瓦，当年欲霸天下的雄心已随风逝去。面对这样的巨变，汪端不禁发出“河山感慨悲填膺，繁华转眼消春冰”的兴亡之叹。

在这等兴亡感叹后，汪端对魏国清亡时的贞烈女子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钦服她们在时代纷争中做出的牺牲，特地在诗歌中为其留名，以免她们被历史尘埃所掩藏。

潘德舆谓：“长篇波澜贵层叠，尤贵陡变；贵陡变，尤贵自在。”而汪端此篇结构纵横跌宕，盛衰对比，层次分明，句式上语意贯通，有顶真格，摆脱了长篇论事呆滞之弊，且其下笔雄奇，确有波澜跌宕之感。

又如《玉带还山诗》：

坡公解带珍名迹，晋公还带传名德。山留带镇说文襄，带以图传重方伯。君不见，前明湘水文襄公，跻身通显由奇童。边功略同李卫国，相业不让姚元崇。缓带轻裘古良将，锦袍玉带天人样。闲居再起平寘鐇，指顾擒渠气何壮。当时宏恭石显权，纵横谈笑能使内患平。以奄攻奄信奇策，纷纷苛论皆书生。公籍巴陵寓京口，苍翠焦山落杯酒。看山留带是何年，或在功成散发林泉后。山深寺古四百年，带乎几作银杯羽化随飞烟。枯木堂云晓吞吐，水精庵月宵婵娟。安定名家燕许笔，露冕余闲访林樾。搜奇重返楚人弓，传世应同魏公笏。伯鸾祠建皋桥边，沧浪水上新吟传。爱才怀古动遐慕，不徒文采追前贤。文襄功业非草草，永陵首辅如君少。楚中三杰持论公，遗带犹存洵堪宝。海门日涌惊涛来，新图雪壁秋云开。雌黄艺苑尽无谓，思贤留迹谁似公襟怀。

汪端诗歌序言中所称“玉带”本为杨一清古物，后“茝林方伯得之润州都天寺，仍归山中，媵以图记，遍征和诗”。汪端此篇便是其所作和诗。

诗歌由物及人，充分利用长篇歌行气势纵横、格局阔大的特点，逞足笔力，洋洋洒洒地道出杨一清的丰功伟绩。

杨一清明朝重臣，乃楚中三杰之一，官至内阁首辅。汪端在述其伟业之先，就亮出对杨一清“边功略同李卫国，相业不让姚元崇”的看法，并形容其气质堪比天人，为全诗奠定了颂扬的基调。尔后汪端用恣意昂扬的笔调述其平定寘鐇之乱威武神勇，“指顾擒渠气何壮”，就如宏恭石显权一般具“纵横谈笑能使内患平”的气魄。汪端此处未论战争如何激烈，只是效仿苏轼“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写法，将“指顾”的气定神闲与擒得贼首的勇武进行对比，更显杨一清智勇双全。

汪端对此段历史亦做了艺术化的处理。《明史》记载“安化王寘鐇反。诏起一清总制军务，与总兵官神英西讨，中官张永监其军。未至，一清故部将仇钺已捕执之”，可知安化王是被杨一清部将仇钺擒得，汪端认为此事乃杨一清“指顾”之功，即其无须亲临战场，亦能遥远控敌，这在另一层面上再次肯定了杨一清的骁勇。后来杨一清受钱宁、江彬等人诋毁，请辞归乡，悠游林泉，与镇江焦山寺和尚交好。在“功成散发林泉后”，杨一清仍心系朝廷，曾与南巡的明武宗在府中乐饮两昼夜、赋诗赓和以十数，并进谏武宗取消江浙之行，“苍翠焦山落杯酒”便谓此事。通过这两个典型事例，可见杨一清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心忧黎庶。

此诗议事精警，行文紧凑，笔力劲挺，确为上乘之作。

（二）以金石铭文入诗

汪端诗歌中亦有多篇是针对金石铭文而发，其诗篇在形式上多附有序言，以解释器物由来。譬如《题<瘗琴铭>后》：

春深鹤市蘼芜绿，香冢千秋瘗寒玉。松声谡谡月明中，犹作天风海涛曲。雨冷烟凄夕复晨，居人耕野得贞珉。艳名此日空留石，仙蜕何年已化云。玉人家傍吴趋里，姑射丰神谢纨绮。合与清卿署小名，芳怀澹似胥江水。花气濛濛扑画阑，秦筝赵瑟厌频弹。爱他太古琴声静，当作同心女伴看。刍尼早接银潢渡，彦先才擅南金誉。百子帏中却扇诗，七香车畔和婚赋。作埽修蛾宝镜开，琉璃砚匣九雏钗。桂华都荔房中乐，珍重携将缘绮来。墨会灵箫饶韵事，椒铭菊颂俱明丽。鬓影春风尽日看，长卿偏解丝桐意。茶烟风里弄清商，飒飒秋声玉指凉。弹到云深烟水碧，夜明簾外即潇湘。垂杨含露缃桃笑，璧月团圞双影照。岂料关雎静好音，竟成别鹄凄凉操。翠水微波绛节迎，红蕖霜下落无声。绮窗芳树韦公叹，荩匣金钗元相情。人去楼空暮云碧，七条弦上芳尘积。更有金泥一卷经，银钩香冷乌丝格。草长红心葬翠蛾，子荆撰诔痛如何。兰亭玉匣同归去，锦瑟华年付逝波。碑阴亲勒珍珠字，人天相见知心契。回首唐家显庆年，苏台花月悲遗事。真娘墓上落红飞，紫玉坟边夕照微。一样吴门埋玉地，桂旗兰佩武邱西。

汪端在《题<瘗琴铭>后》序言中记载，“嘉庆初，吴门人掘地得古冢”，内有一石碑如图2-1所示，上刻铭文，大意是讲述伉俪情深，妻亡后，丈夫将妻子所爱之琴殉葬，铭文末曰“文生不逢辰兮，人物弃捐。音徽不远兮，南山之巅。铭幽表淑兮，有待他年”。此碑文乃是顾升（今人皆作颜升，而清人文集中记载皆为“顾升”）所书，落款日期为显庆三年（658）八月一日，故可知石碑乃唐高宗显庆年间之物，距汪端已千余年。

此诗开篇先简单交代了琴铭的背景：某姑苏人在春耕时获得此琴，但琴及墓主不知“何年已化云”，只留铭文记载着这段千年之情。诗歌从第八句开始，根据铭文将这段悲情娓娓道来。汪端先展示了女主人公“明姿耀玉、慧性旋珠”的外貌品质，用《庄子》中姑射神人的冰肌玉骨来比拟女主人公不落尘俗的风姿，盛赞其品性高逸，胸怀有如胥江之水般澄澈，正合其“清卿”之名。而此女子气质娴静，雅好画兰，在众乐器中“癖嗜丝桐”，独爱古琴的琮琮清音。此外，她也如唐山夫人般颇有诗才，二十四岁时嫁与具顾彦先之才的丈夫后，二人诗琴为乐，“寝食与并，好合弥徵”。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女子因难产而亡，男子则形影相吊，泪眼看弦积尘，悲伤难名，在深哀巨恸中写下诔文，将琴与满腔心事随葬墓中，期盼“人天相见知心契”，在天上再续前缘。如此凄婉的故事，读来使人不禁潸然泪下。汪端认为这样一段深情绵邈的花月遗事，与名妓真娘、吴王夫差小女紫玉的悲伤爱情一样，虽皆埋葬于苏州城下，但也都成了千古传奇。

汪端此诗并无其一贯气势纵横的议论，而是饱含深情地娓娓道来。而深究诗意，可以发现诗歌中有着汪端与陈裴之生活的影子，透露出汪端对于美好爱情的追求与珍视。写作此首咏史诗时，汪端与陈裴之感情正笃，在此诗写成后不久，汪端便有《丙子孟陬上旬与小云夜坐以澄怀堂集自然好学斋诗互相商榷偶成二律》“花落琴床春展卷，香温箫局夜谈诗。班昭续史他年志，伏胜传经往事悲。流俗何须矜月旦，与君得失寸心知”之句，展示的正是志同道合、两情相悦的二人一起切磋琴艺，同赏诗文的文人化的闺房之乐。此外如《冬夜次小云韵》中“迟眠倚箫局，艺苑共君论”之句，展现的亦是文人之趣。

在古琴铭文中，记载二人生活场景的只有“春花芬而奏薰风，秋月皎而操流水”一句，并不关乎诗艺，汪端在《题<瘗琴铭>后》中却明显地加入了自己的生活经验，所谓“百子帏中却扇诗，七香车畔和婚赋”“桂华都荔房中乐，珍重重携将绿绮”“来墨会灵箫饶韵，事椒铭菊颂俱明”之类的诗文之趣都是汪端附加上去的。这样一来，二人不仅感情甚笃，其诗才亦是相匹配的。故不论是汪端自身情况，还是她在此诗中所展示的夫妻诗琴之乐，都脱离了女性操持家务、传宗接代的传统，而展示出其对同声相应的夫妻关系的追求。

实际上，此时期的才女大都有着对才子才女理想爱情的追求。广东才女黎静卿“年长择偶不嫁，读翁山哭华姜之作，而意有慕焉。惟自重其才又爱才，而郁郁以病”，精诚所至，最终得与屈大均成为夫妻。而汪端周围亦有不少理想的文人夫妻典型，如席佩兰与孙原湘、屈秉筠与赵子梁等，他们都是因学识而互相欣赏，有着和谐、平等、有如师友的夫妻关系。汪端对此篇铭文的引申，展示出闺房诗文琴曲之乐，从深层次来讲，这亦流露出汪端不甘女子附庸男性，而欲追求精神独立的思想，其强烈的女性意识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此外，汪端的《秦沟粉黛砖砚歌》亦是有感于金石铭文而作。诗歌序言及诗曰：

泾邑某氏藏古砚，澄泥也，红白青翠，斑驳错落若珠玑，上有建业文房印，余忠宣铭注，以为秦阿房宫沟，宫人倾粉泽脂水所成，洵异物也，纪之以诗。

南唐砚山不可见，人间犹胜南唐砚。香姜铜雀久销沉，幻出秦宫云一片。六国蛾眉竞晓妆，歌台舞殿起阿房。星荧明镜骊山远，涨腻凝脂渭水香。四围错落珠玑细，粉晕斑斑黛痕翠。临波想见卷衣人，玉姜艳逸文馨丽。深锁长门卅六年，鱼膏银海閟重泉。御沟空照秦时月，春水流花冷暮烟。楚人一炬悲焦土，留得残砖碧苔古。建业文房好护持，钟山小隐风流主。金缕应填绝妙词，新声曾谱恨来迟。红罗亭榭瑶光殿，知付娥皇付保仪。一行题跋忠宣笔，昆刀细划龙山雪。早春独殿赋梅花，不碍广平心似铁。何处香花识旧墩，百年流转到清门。松烟寒滴蟾蜍泪，兰篆红销蜥蜴魂。秦台未到吹箫处，秦山尚有宫人墓。澄心堂纸玉管毫，夜灯还写《阿房赋》。

汪端此诗分咏了三事，而以兴亡之感贯之。第一事是有感于阿房宫之盛衰。因古砚上铭注此砚“红白青翠，斑驳错落若珠玑”是由阿房宫中女子所弃胭脂水粉染成的，故而汪端对阿房宫有所感慨。其所咏阿房宫之诗句基本化自杜牧《阿房宫赋》，但也有所取舍。她在感叹朝代兴废之外，重在谈妃嫔媵嫱之盛，因有众多的女子，才会“涨腻凝脂渭水香”，古砚才能“粉晕斑斑黛痕深”，让史实有落脚点。而诗歌第二事是鉴于古砚上有建业文房印，汪端由此而感叹李煜。汪端虽然对李煜护砚之功非常认可，但对其沉醉于瑶光殿大周后、黄保仪的温柔乡中，好写艳词、靡废风流而不问国事的行为，常有讥讽之语。第三事是古砚有余忠宣铭注，汪端因此遥想了余忠宣作铭文时的场景。汪端所咏的这三段历史通过一方古砚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又给古砚注入了深厚的兴亡之感，蕴含着逸豫亡国、当以史为鉴的深意。

三、抨击宋学

汪端与其他闺阁文人区别最显著之处，在于她对学术动态的敏感，而这对一个深居闺阁之内的女子来说是何其不易！

乾嘉学术界有汉宋之争，汉学与宋学乃是清代的两个经学派别。汉学即考据学，又称朴学，“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于乾嘉时成为清代显学。而宋学在清代特指程朱一派的理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居统治地位。乾嘉时期，两派囿于门户之见，曾展开激烈的争斗。宋学攻击汉学流于琐碎，无关国计民生。如程晋芳称“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姚鼐更是指责汉学为异道，谓：“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则相率而竞于考证训诂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诋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汉学则攻击宋学空谈义理，并批判程朱之“理”违背圣人之道，其本质乃是“以理杀人”。章学诚谓“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江藩谓“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

汪端亦加入了汉学与宋学的争辩。从其好以史学、金石入诗，便可知汪端的学术信仰属汉学一派，对宋学，她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讨伐。如其在议论明朝大礼议一事时，便对宋学的不近人情之理进行了否定。

礼缘义起兼情制，根本原从孝弟生。宋代濮王贻口实，明之兴国更纷争。上书新进方希宠，拜杖诸臣尽市名。扫尽鄙儒删曲说，不教妄论任纵横。

大礼议事件是发生于明嘉靖帝时期的一次长达三年的争论。嘉靖帝朱厚熜本为兴献王朱佑杬之次子，因明武宗朱厚照无子，故皇位由其继承，而他在商议其父兴献王称号的问题上与杨廷和等朝臣发生了巨大的分歧。对于此事，汪端支持朱厚熜。她认为“礼缘义起兼情制，根本原从孝弟生”，所以朱厚熜认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乃合人伦之理。“嘉靖之欲考兴献称宗称帝，此亦大孝，尊亲之义，即仕者贻封本生父母之心，虽天子之礼不得下侪于士大夫，然天子之情实未尝有异于士大夫也。”汪端指出天子尊亲之心与一般士子无异，而“礼缘情制”，杨廷和等人不应当抬出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例子来迫使幼年嘉靖违背人伦。理学是宋明两代的主流学术思想，汪端在此事上认为是理学导致了“诸臣之不学无术”，并进一步提出宋代程颐所写《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乃程朱理学之毒，可明人还将其作为行事标准，这是理学“流毒于明”。在支持嘉靖坚持人伦情义之外，汪端认为“明人学无根柢，平日不读书，不知讲求典礼，又不知世务，墨守宋儒之糟粕，坚持不近人情之理障”，故她要求“扫尽鄙儒删曲说，不教妄论任纵横”。清代文坛整体重学术，极力批判明代文坛的空疏不学，汪端此论亦是随时代批评之风。

而在《题吴江杨雪湖高士像》中，汪端亦有批判宋学的思想流露。诗曰：

节比朱晖更苦辛，桂林瘴雨暗烽尘。田横五百英雄士，不是儒冠讲学人。

杨萟，字硕甫，号雪湖，幼受道法，瞿式耜殉国后，杨雪湖收其遗骸，并保护其子，隐居山林以终。汪端认为杨雪湖如此高义之士，却“遇仙而不遇濂洛之儒，是可笑也”。而其仗义养孤与不仕二朝的高义行为，与入新朝的学理之人有云泥之别。这批贰臣如此贪生怕死，争先恐后地入新朝为官，连田横手下集体殉节的蛮武勇士都不如。汪端从节义视角批判否定了宋学的传统。

清朝批判理学者颇多，黄宗羲反对程朱理学的“天下公共之理”，认为君臣之伦当居父子、兄弟、夫妇之伦后，批判理学“藏天下于筐箧”的封建君主专制礼法，戴震谓“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从有欲则有为的角度批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而袁枚则直言理学“尊性而黜情”, “非君子之言”。

汪端一介女流，终日居于内闱之中，却能精准地把握学术的时代脉搏，并能支持人伦情义，对程朱理学加以抨击，实在颇具学识与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