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吸烟行为的社会认知实验研究(实验二)

一、问题的提出

吸烟行为是一种对自身健康有不良影响的社会不赞许行为。吸烟行为往往被社会公众看作一种污染环境、危害他人、不健康的行为方式，它总是和肺癌、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我国大约有3.2亿的吸烟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近1/4。尽管从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戒烟做了各种努力，对吸烟的危害也极尽宣传，但仍有众多的烟民吸烟不止，屡戒屡败。据一项研究显示，美国成人吸烟者占23.5%，其中，70%的人都想戒烟，而依靠自身毅力成功戒烟者不足5%。

吸烟成瘾的物质基础是尼古丁依赖这种观点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尼古丁替代疗法戒烟的远期(1年以上)戒烟率只有20%左右，除了可能存在的尼古丁导致的生化因素外(如烟雾中的一氧化碳等)，社会环境及易感个体中诸多社会因素对于吸烟的流行及戒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吸烟者对心理意向、手口活动以及社交需要的依赖也是影响戒烟效果的重要因素。以每日吸烟20支的吸烟者为例说明，他在一支一支吸烟的过程中，同时向大脑输送尼古丁的信号，还体验到香烟包装的视觉效应、香烟所散发出气味的嗅觉效应，以及每年大约70000次香烟擦过喉咙的感觉。一旦戒烟后，他们将不知自己的手和口在此时会做什么，而这也是唤起他们对香烟心理渴求的重要原因之一。杨廷忠和陈定湾(2004)的一项关于戒烟失败诱惑情境的研究显示，戒烟者在戒烟期间所受的诱惑情境，依次为社交、饭后、压力、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而导致戒烟失败的诱惑情境，依次为社交、正性情绪、负性情绪、独处和饭后，戒烟期间的诱惑和导致戒烟失败的情境基本一致。

吸烟行为与吸毒行为有很多相似之处，突出表现在戒断的困难程度上。吸烟行为作为一种社会不赞许行为，不仅对个体本身的生理健康会产生消极影响，也会对周围人群产生消极影响，尤其是很多公众场所明确标示“禁止吸烟”的字样。但是，吸烟者为什么在明知对自己身体健康有害的情况下，还会一直持有这些社会不赞许行为呢？是该类行为人群对自己这种行为的社会认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本实验从个体对吸烟行为的内隐和外显态度的社会认知层面上，研究和探讨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对这种社会不赞许行为的社会认知特点，以期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二、实验方法

1．实验被试

随机选取有吸烟行为的大学本科生共计60人。参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世界卫生组织(WH O)推荐的吸烟标准，尝试吸烟为只要吸过一口烟；每周吸烟为每周吸烟1支以上，持续或累计3个月以上；每日吸烟为每天至少吸烟1支以上；偶尔吸烟为平均每周吸烟少于1次；以前吸烟是指至调查之日已连续3个月以上未吸。在实验中，以每周吸烟和每日吸烟为标准选取了吸烟组的被试。最后，完成全部实验调查的有效被试为38名，全部为男生，平均年龄(22.07±2.29)岁；同时，选取大学本科生60人为对照组，男女生各半，全部为不吸烟被试，平均年龄(20.68±1.157)岁，最后完成全部实验的有效被试为51人。所有被试视力正常，均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2．实验设计

采用2×2实验设计：被试类型(吸烟者VS非吸烟者)×词汇类型(相容VS不相容)。

对于吸烟者，与吸烟者相关的词汇将作为目标靶词汇。其中，被试类型为被试间变量，词汇类型为被试内变量，被试的实际选择和选择倾向作为因变量。

3．实验程序

吸烟组和非吸烟组被试分别完成吸烟行为态度问卷和吸烟行为的IAT内隐测验；吸烟者还要完成吸烟行为频率调查问卷。

内隐态度的测量采用内隐联想测验，测验中的IAT程序运用美国Inquisit专业心理软件公司的IAT专业软件编制，经过汉化和修订后用于本研究，所有测验结果由计算机自动记录。

其中，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和吸烟行为频率指标的测量采用问卷形式进行，内隐态度的测量在计算机上完成。一半被试先完成外显问卷测量后进行IAT测验，另一半被试则相反，以此平衡顺序效应。

4．测验工具

(1)吸烟行为的内隐态度测量

本研究参照Greenwald和Farnham(2000)以及蔡华俭(2003)的研究来设计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内隐态度。测验中通过采用开放式问卷和词频分析的方法选出与吸烟行为联系最紧密的概念词，作为吸烟行为的目标词；选出人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概念词作为非目标词(见附录D)。

目标词：尼古丁，烟圈，烟盒，烟蒂，烟味，烟卷；

非目标词：奥运会，世界杯，游泳，NBA，网球，MP3。

测验中使用的属性词主要采用在以往内隐态度研究中常用的属性形容词，主要包括：

积极属性词：喜欢的，高雅的，愉悦的，健康的，幸福的，洒脱的，美好的，积极的，明智的，有益的，吸引人的，褒扬的；

消极属性词：厌恶的，庸俗的，懊恼的，不健康的，痛苦的，压抑的，丑恶的，消极的，愚蠢的，有害的，受排斥的，批评的。

(2)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测量

吸烟行为外显态度的测量采用问卷形式进行。由内隐态度测验中使用的积极和消极属性词构建而成的关于吸烟行为的两极对偶词表(见附录E)，要求被试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自身的符合程度给出评价。评分方式采用7点评分制，由左向右方在各点的含义分别为：①非常讨厌；②比较讨厌；③不太讨厌；④不确定；⑤有点喜欢；⑥比较喜欢；⑦非常喜欢。对吸烟行为外显态度问卷记分后，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对吸烟的态度越积极。

例如：

您对吸烟行为的态度：

厌恶的 －3——√－2——－1——0——+1——+2——+3 喜欢的

外显态度的测量量表中共有24个对偶词，与内隐态度测量中使用的属性词相同。

(3)吸烟行为的行为频率问卷

吸烟行为频率的测量采用行为频率问卷进行测量。研究者自行编制的相关行为频率测试题目，旨在考察吸烟行为持有者发生该类行为的频率(见附录F)。要求被试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自身的符合程度给出行为频率的评估。

三、实验结果

1．实验结果的预处理

对于内隐联想测验IAT的数据预处理如下：

首先根据Greenwald等建立的计分规则，将反应时大于3000ms的测验结果以3000ms计，小于300ms的测验结果以300ms计，对错误率超过20%的测验结果予以删除，剩余的为有效被试。

然后，对不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时与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时求平均值，两者之差即内隐效应指标。其中，不相容条件下吸烟行为目标词与积极属性词为一类，而相容条件下则是吸烟行为目标词与消极属性词为一类。吸烟行为的内隐效应为不相容条件下与相容条件下反应时的两者之差，即内隐效应越明显，被试对吸烟行为的内隐态度就越消极。为了完成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对两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做对数转换，再以转换后的结果为基础获得内隐态度指标。

2．吸烟行为持有者对吸烟行为的内隐态度、外显态度的特点

(1)吸烟者在相容条件与不相容条件下对吸烟行为分类判断的反应时

吸烟者在相容条件与不相容条件下对吸烟行为分类判断的反应时如图5.5和表5.5所示。

由图5.5和表5.5的结果可见，无论是被试反应时的原始分数还是对数转换后的分数，将吸烟目标词与消极属性词归为一类即进行相容归类时，反应时短，反应快；而在将吸烟目标词与积极属性词归为一类即进行不相容归类时，反应时长，反应慢。对两者进行配对样本的t 检验的结果表明，吸烟行为的内隐效应极其显著(原始分数t＝6.828, df＝37, p＝0.000；转换分数t＝8.321, df＝37, p＝0.000)。这一结果说明被试都倾向于将吸烟行为目标词与消极属性词归为一类，吸烟行为目标词所激活的内隐态度普遍是消极的。

(2)吸烟者对吸烟行为的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平均数、标准差与相关分析

对吸烟行为持有者，统计其对吸烟行为的内隐态度、外显态度及其与吸烟行为频率的相关系数，结果如表5.6所示。

由表5.6的结果可见，吸烟者对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的相关系数非常低(r＝0.031)。从外显态度来看，平均总分M＝45.710，其均值＝3.809，已经接近于理论中间值M＝48，均值＝4。由此可见，吸烟组的被试对于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是模糊和不确定的。他们对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内隐态度与吸烟行为之间的相关都比较低，均未达到显著水平(r＝0.120, r＝－0.124)。这也表明，吸烟者对吸烟的外显态度与吸烟行为的频率有一定的正相关，对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越积极、越喜欢，则吸烟行为发生的频率就越高；而吸烟者的内隐态度与吸烟行为的频率有一定的负相关，即对吸烟行为的内隐态度越消极、越不喜欢，则吸烟行为发生的频率就越低。由此得出，吸烟者对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内隐态度对吸烟行为的发生频率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预测作用。

3．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对吸烟行为的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比较

(1)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在相容条件与不相容条件下对吸烟行为分类判断反应时的比较

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在相容条件下与不相容条件下对吸烟行为分类判断的反应时如图5.6、图5.7和表5.7所示。

由表5.7的结果可见，吸烟组和非吸烟组被试的不相容反应时均显著高于相容反应时，即两组被试吸烟态度的内隐效应均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t＝6.828, p＝0.000; t＝11.041, p＝0.000)。从吸烟组与非吸烟组的相容反应时比较的结果可见，吸烟组的相容反应时显著高于非吸烟组(t＝3.475, p＝0.001)，即吸烟组的被试在完成将吸烟行为目标词与消极情绪体验的联结时，所需要的反应时显著长于非吸烟组被试；其中，吸烟组被试在完成吸烟行为目标词与积极情绪体验联结时需要的反应时，即不相容反应时也显著高于非吸烟组(t＝2.328, p＝0.022)。

(2)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平均数、标准差的比较

从表5.8的结果可见，吸烟组与非吸烟组在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上有显著的差异，吸烟组被试对吸烟行为的外显积极性态度显著高于非吸烟组(t＝7.088, p＝0.000)。而吸烟组与非吸烟组被试对吸烟行为的内隐态度上则没有显著的差异(t＝0.063, p＝0.338)。吸烟组和非吸烟组的被试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相关均较低(r＝0.031; r＝－0.127)。其中，吸烟组被试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相关几乎为零，而非吸烟组被试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相关程度较低。这种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相关程度较低的结果与蔡华俭和Greenwald等的研究结果相似，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本研究用IAT测量内隐态度的效度良好。

四、分析与讨论

本书关于吸烟行为持有者对吸烟行为态度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对吸烟行为内隐态度的IAT效应都是非常显著的。这说明所有的被试都倾向于将吸烟行为目标词与消极属性词归为一类，吸烟行为目标词所激活的内隐态度普遍是消极的。从这个结果可以发现，即使是吸烟者本人对吸烟行为内心的态度也是消极的。而从对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测量的结果发现，吸烟者对吸烟行为外显态度的总分平均值(M＝45.7105)接近于外显态度的中间值(M＝48)。外显态度的均值分数为M＝3.8092，在态度效价值(理论中间值为M＝4)上处于不确定的中间位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吸烟行为持有者本人对于吸烟行为在外显态度层面上是持有模棱两可的矛盾态度的，而在内隐态度的层面上则对吸烟行为持有消极的情感体验，是不太喜欢的。这一结果说明，吸烟者在内隐的情感体验层面上并不喜欢吸烟，而对于吸烟行为在外显态度上处于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们可能对吸烟的危害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则对吸烟的社会效应比较喜欢和看重，这一研究发现也许对吸烟成瘾的干预和治疗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从非吸烟者对吸烟行为外显和内隐态度的相关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弱(r＝－0.127)，这从侧面验证了本研究所采用的内隐态度IAT测验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从吸烟行为持有者对吸烟行为的外显和内隐态度的相关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几乎为零(r＝0.031)，这也说明吸烟者对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是独立的两个方面。从吸烟态度与吸烟行为频率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吸烟者的外显态度与实际的吸烟行为频率之间的相关不显著(r＝0.120)，而内隐态度与实际的吸烟行为之间的相关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r＝－0.124)。这说明，吸烟者本人所报告的对于吸烟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对于实际的吸烟行为都仅有较低程度的预测力。也就是说，就吸烟者而言，在外显层面上和无意识层面上对吸烟行为本身的认知评价不完全相同，甚至有可能存在冲突和矛盾，而这也许正是他们难于完全戒除烟瘾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对吸烟行为的内隐态度IAT效应来看，两者的内隐态度均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也就是说，无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对于吸烟行为本身的内隐态度都是消极的。而从吸烟组与非吸烟组的相容反应时比较的结果可见，吸烟组在相容反应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高于非吸烟组，即吸烟组被试在完成吸烟行为目标词与消极情绪体验的联结时，需要的反应时显著高于非吸烟组。而吸烟组被试在完成吸烟行为目标词与积极情绪体验的联结时，需要的反应时也略高于非吸烟组。这说明，与非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在面对吸烟情景时产生消极体验联想的时间更长，而与积极情绪联结时需要的时间也略长于非吸烟者。可见，吸烟者在面对烟瘾的诱惑时，虽然总体上是不喜欢吸烟的，但是更容易联想起吸烟所带来的好处，联想起积极情感体验比联想起消极体验的时间略长，这也说明“烟瘾”仅存在于意识层面对吸烟好处的回忆，无意识层面的“心瘾”并不像毒品那样严重。

从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对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来看，吸烟者对吸烟行为的积极态度显著高于非吸烟者。也就是说，对吸烟危害的认可与反感情绪，吸烟者显著低于非吸烟组，还存在一些复杂的矛盾情感。而从内隐态度的IAT效应来看，两者之间则没有显著的差异，无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对吸烟行为在内隐态度上都是消极的。

根据以上结果，我们构建了吸烟行为持有者对实际吸烟行为预测的内隐、外显态度与吸烟行为的关系图，如图5.8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吸烟行为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关系不大；吸烟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对实际吸烟行为均有一定的影响，两者对吸烟行为的影响大小是基本相当的。

五、结论

从吸烟行为的研究结果可见，吸烟行为持有者与非持有者在吸烟行为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上均持有反对倾向。但是，吸烟者对于吸烟行为在外显层面上的积极态度显著高于非吸烟者，处于不确定的中立态度水平上；而在内隐层面上，吸烟行为的持有者与非持有者的反对态度程度基本一致，但是反对的程度不高。对于吸烟行为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都与实际吸烟行为的频率之间存在较低的相关。由此可见，本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双重态度模型中的态度分离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