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人生路上的求索者

楚藩在自己新著的散文随笔集行将付梓之际，嘱我为之作序。以我的疏浅，接受如此重托，有点不自量力。这是大实话，决非客套或所谓的“谦虚”。半个多世纪前我初出校门，被分配到杭州二中任教，与先于我两年来到该校的楚藩同事。他毕业于中文系，攻读研究生的方向是中国古代文论；而我毕业于外语系，学的是俄语，彼此的专业形同风马牛，业务上也几乎没有交集，按理说我们成为知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偏巧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所喜好，读过几篇这方面的文字，虽然仅及皮毛，但使我们两人的交往多了一些话题，我更从与他的闲聊中时有获益。天长日久，我们成了知交。当然，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共同话题只是促使我们彼此接近的因素，意气相投更是重要原因。不过就业务而论，我无论如何是不敢望其项背的。如今面对挚友的真诚嘱托，实有却之不恭之感，尽管明知力不从心，还是不得不勉为其难。

与他以往出版的学术专著不同，这部新著是他近年撰写的散文、随笔的结集，其内容包括游记，记述自己平生的经历和身边人、事的散文，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家生平事迹及其作品赏析和中西文化比较的学术性散文，以及探索国家发展之路的随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楚国三闾大夫的这句话既是回响在楚藩耳际的警句，也是贯穿本书的线索。通观全书，我看到了一个在探索真理的漫漫人生路上孜孜以求，勤于学习和思考的书生形象。楚藩出身农家，早岁因家贫几至失学，后幸得家乡一位剃头师傅五斗米的资助而踏上求学之途，自小学直至获得研究生学历，就业后从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次第晋升为高校中文系教授，一路走来不乏坎坷蹭蹬、风雨艰辛。正是这样的经历促发了他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的珍惜，在知恩感恩的同时心怀对弱者的同情与关爱，在观察风云变幻的世事时局的同时思索人生和探求真理。这些，在这本文集里随处可见。

在早年的交往中，我得知楚藩经常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是茫茫尘世中的一介书生如何把握自我，既不随波逐流，甘于沉沦，又能冲破环境的局限特立独行，实现自身价值，实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他时不时地约我到西湖边较为宁静的去处促膝长谈，吐露心曲，每每向我提出一个我们俩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向何处去？国家向何处去？举国斯文扫地，“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占压倒优势的舆论，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前途未卜，面对如此境况，上面这些难以求解的问题对他的折磨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他当上了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按世俗的看法，他“高升”了，“前途未可限量”。然而他不脱书生本色，念念不忘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专业，繁琐的行政事务又使他陷入了新的困惑，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令他苦恼不堪。继而他又调往杭师院任教，并先后被委以中文系和学校的领导职务。这反而加深了他的苦恼，因为某些人梦寐以求、津津乐道的“仕途”，对他来说实有强人所难的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借用清人朱彝尊《水龙吟·谒张子房祠》的句子形容楚藩“被当官”时的心情：“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都未是，平生意。”显然，那些别人以为炙手可热的职务并非他的追求，所以最后他决意辞去一切行政职务，专心搞他的学术去了。他这才恢复到一介书生的本色，得以继续“上下而求索”。于是有了近年陆续出版的学术专著和现在这本散文随笔集。

旅居美国以后，他以劳动所得积蓄了一点资财，加上平素的辛劳中练就的体魄，具备了一定条件去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夙愿，于是迈开双腿周游列国，放眼世界。他的游记并不像一般观光客那样限于记述目光所及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更有对足迹所履之地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的探究与考察，这就超脱了常人“到此一游”的俗套，符合作者平生夙愿的本意，也是他漫漫人生路上求索的一部分。经过“文革”期间关于“国家向何处去”的苦思，在目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后，楚藩开始更加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从政治、经济、法制等不同层面设想社会的走向，憧憬未来。从他有关这个主题的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一个认真的知识分子所继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尽管那些文章的论点尚属见仁见智，但是那颗拳拳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其余有关个人经历和身边人事的散文，以及与文化有关的学术性散文，既表现了作者天真善良的本性，也反映了他的学术涵养，都是很值得一读的，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楚藩年届八旬高龄，犹如伏枥老骥，以千里之志，在人生途上继续奋进，不辍思考，这种精神令我敬佩。他的这本集子当作为许多同龄人的镜子，也是对我这个不思进取的庸人的鞭策。是以为序。

沈念驹于西溪陋室

2015年深秋